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政治經濟學論文:政治經濟學教育思想的探討

眾所周知，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信息的創造、加工、傳播與應用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三項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學將對我國今后的各項事業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為此，高校應培養大量有創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適應當前及未來新形勢的需要已是當務之急。面對當前的新形勢，本人根據多年從事政治經濟教學的體會，總結了幾點經驗，但愿能對同行有所啟發。

確立要培養學生能力的教學理念。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要圍繞以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和創新能力為中心這個宗旨，此種理念現已為大眾所接受。但在實際的操作中，無論是在中、小學還是在大學，又因升學率高低的評價的客觀存在，最終還是陷入了人人厭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應對的應試教育中。先前人們還不認為大學有升學的壓力，但現在大學分明在評價各個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為這所大學教學水平高低的衡量標準之一。這就給我們的高校培養創造性思維和創新能力的人才帶來一定的壓力。基于學生要參加各種考試（包括考研），我們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確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試的需要上，為考概念而講概念，為考原理而講原理。這樣做的結果，學生可以理解教師的煞費苦心，卻提不起學習興趣，更少去關注教材以外的經濟現象。更讓我們做教師感到迷惑的是反復講解的許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學生們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試自然是只有死記硬背了。經過與學生的廣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從而認識到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舉的經典為教學內容，要從經典中援引思想資源，但也不應忽略現實問題。不斷發展的現實生活，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新問題，帶著這些問題去重新審視經典，自然會使學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獲取新的思想資源。有些現實問題，只要善于發現，加以提煉，就會引發出學生學習、研究的話題，甚至會激發大學生們早一些走向學術領域。這樣既有利于學生理解原有理論體系，又豐富了學生們的思想，提高了學習興趣。反之，把教學內容僅局限于純而又純、玄而又玄的經典中，于學生、教師、社會，均無益處。因而教學中改革傳統的經典闡釋的教學觀念，著重于培養學生的理解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應成為當前政治經濟教學的基本理念。

選擇能啟發學生思維的教學模式。長期以來，我們的大學教學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復習舊課，列出1、2、3幾個概念或問題，然后是導入新課，板書要講的章、節等內容，并在相當程度上很注意“板書”這一教學環節。多年的教學經驗使我感到板書固然很重要，但也時常覺得普遍為大家所接受的條理清晰、重點難點突出的板書對大學生的思維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啟發思考作用的同時，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許多概念、原理還沒等教師在黑板上寫完，學生馬上就會產生這樣的意識：高中時學過了，誰不知道。其后的教學活動我們可以想象會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認為在教學中教師要著重從現實經濟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課堂教學中來，通過介紹、分析、講解，啟發、調動、吸引學生思考，并在學生積極思考的過程中，把他們原來有所接觸但實際并未掌握好的經典概念予以生動的解釋。在這個前提下再板書必要的綱目，我覺得比為板書而板書更能引起學生的注意。

傳統的教學以傳播經典文化知識為主，教師是教學活動的絕對主體，學生往往是教學活動的受動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師就講什么；教師講什么，學生就聽什么；教師怎么講，學生就怎么聽。在這樣的教育模式下，學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還會讓學生覺得所學的東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問題又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織的復合體，教材中所列經典只是豐富的文化知識中相對凝固了的部分，是對以往生活的總結與升華。而現實生活又是經典得以不斷更新、充實、發展的動力和源泉，并且現實問題又極有可能成為經典問題。我們的教學的確不應只在經典上“討飯吃”，而是應該拓展視野，把現實也納入對象范疇。

布置能引發學生學習、思考的作業題。學生的學習觀念的先進、正確、合理與否，也應主要由現實生活來引導。教師及家長的說教、干預，遠不如現實的說服力強。為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擴大學生學習的自主權，我在布置作業方面和學生取得了共識：一是看教材，因為教師在講課的過程中，肯定會對教材內容的多寡進行增、刪或順序的前后進行調整等方面的處理，學生只有通過閱讀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關內容的練習思考題，一定內容的練習題可以采取名詞解釋的形式，可以采取簡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來思考、回答，使學生在學習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學生興趣的“摘抄”。我要求學生每周摘抄能說明一定問題的、可長可短的經濟文章，若能予以簡短評論則更好。本以為學生會認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寫的“摘抄”作業，學生會反感，沒想到卻成了最為學生所歡迎的作業。學生普遍認為，通過這種作業形式，他們開始關注經濟生活、經濟現象，他們學習經濟理論、經濟知識的興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這種作業形式，他們必須閱讀大量相關的報紙、雜志、書籍。結果學生們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必須搞懂，又感到再學習教材時也很容易理解了。通過“摘抄”作業，我認識到學生的興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關鍵在引導；學生思考問題的能力并不弱，關鍵在培養；學生學習積極性、主動性也很高，關鍵在調動。

提高教師自身綜合素質。當今大學生，面對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世界市場的形成，面對知識經濟的到來，面對新事物不斷產生，親歷了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的巨大變化，社會的經濟體制構成及其運作等經濟形態的重大調整，世人的價值體系及市場觀念、經營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轉折，難免會產生思想的沖突與困惑。而學生們的思想困惑則需要教師進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積極的對策。這就要求我們的教師要認清形勢，結合各種學習工具、手段、方法，不斷學習新的經濟理論，不斷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養，不斷探索適應改革開放的教學方法，以高度的責任感和嚴謹的教學態度爭取做學生的良師益友。從而引導學生積極探討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這樣既加深了他們對所學理論的理解，又提高了他們的審美情趣，進而引導他們加快知識積累的節奏

政治經濟學論文:論新政治經濟學的中國之“道”

在中國,大多數糾纏著我們的經濟問題乃至社會問題,都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是常識,不是新知。

不過,新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內涵很廣,乃是指集體選擇或公共選擇,套用孫中山先生的話來說,“政治”就是“眾人之事”。當代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集中于研究個體決策問題,例如顧客如何消費、勞動者如何找工作、廠商如何定價、如何確定產量等等。與此相對,研究在個體選擇之上的公共選擇或社會選擇的學問,則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

所謂“中國問題”

梁漱溟先生曾說,他畢生思考兩個重大問題,即“中國問題”與“人生問題”。這兩個問題糾纏在一起,在他長達95年的人生歷程中揮之不去。所謂“中國問題”,大致而言,包含著如下幾層含義:如何認識傳統中國;如何分析當代中國;如何探討中國的轉型路徑。

汪丁丁的這部講義,同樣是他多年對“中國問題”深沉思索的一個總結。從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學開設“立憲經濟學”討論班,講授布坎南的憲政經濟學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為“新政治經濟學”討論班,主題年年更新,內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學生連續數年選修或旁聽,變成這門課的“忠實聽眾”與“熱心聊友”,并因此收獲巨大。經過了八年的氤氳醞釀,如今這本厚重的講義終于面世,對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國問題的學人而言,無疑是件極大的幸事。

在書中,作者特別強調對“中國社會基本問題”的深入思考。所謂基本問題,就是“真實社會情境內發生并長期糾纏著多數中國人,且揮之而不能去的議題”(見該書第八講附錄)。很顯然,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經歷的種種困擾,例如醫療、教育、養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來的壓迫感。這些問題,無論是經濟層面的還是社會層面的,并不是靠學習莊子的逍遙自在,或頓悟圣賢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獨自解決。

個體的善良與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賴于普遍層面上的社會正義的實現。故而,作者反復強調,盡管表面上看千頭萬緒,但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正義”問題。而在經濟學的語境中,正義與效率又有著不可分割的互動關系,因此,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在中國思考正義、效率與公共選擇”。

我們很難用一兩句簡單的話概括整本書的論點,僅就筆者的閱讀而言,這本書的思路是:新政治經濟學的界定方式多種多樣,但“效率+正義”是最為貼切的路徑;在正義理論領域,我們固然應當關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偉大學說,但同樣要研究可以落實到生活中的正義感;任何正義或效率的目標,都需要一個社會過程加以實現;為了達致正義,政治民主是必經之路,但民主并不能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礎上,需要超越個人偏狹口味的公共理性作為支撐;東方的思想傳統,并不缺乏支撐這種公共理性的實踐智慧;于是,中國的轉型問題,在文化層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體行動層面上,則需要“探尋可以達成共識的公共政策及其表達方式”。

此書并不是一部公共選擇或社會選擇的標準學院派教科書,而是帶有特殊抉擇的中國語境下的講稿。

于是,我們在這本書里所能讀到的,不僅僅是揭橥“正義是社會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羅爾斯,創立公共選擇和憲政經濟學的布坎南,主張“發展的目的是擴展每個人的自由”的阿馬蒂亞·森,還包括了弗蘭克·奈特、漢娜·阿倫特、錢穆、張君勱、余英時和梁漱溟等諸多思想巨擘,跨越從政治哲學到國學的諸多領域,還涉及腦科學與行為經濟學。

總之,這是一個以“效率+正義”為核心的、宏大寬廣而又相互關聯的理論譜系,為了便于聽課學生和讀者理解其思路,作者親自繪制了六張大型思維導圖,蠅頭細字,五色紛呈,極臻精美,理論概念之間的連結關系以箭頭標示出來,頗方便學人理解內容,擴展思維。

返本開新

《新政治經濟學講義》的導言與各章寫得都很長,鋪墊得甚至有點考驗讀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和求解正義問題的艱難,便應當承認“停下來思考”的重要。

這本書也許在當代同類著作中極為少見,既深入探討與中國相關的政治經濟問題,又能使人平心靜氣閱讀。這也許與它的學術風格有關。和很多著名學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個鋒芒畢露的辯論家,而是一個深刻復雜的思想者,其氣質更接近哲學家。他喜歡把自己的思想過程用文字和語言呈現出來,不憚于表露思索過程中的徘徊與困惑。誠如法學家博登海默所說,“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的臉,變幻無常。”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則認為,所謂公平只是個人利益的偽裝,“只存在于觀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學家羅爾斯甚至用畢生精力來研究“作為公平的正義”問題。

作者顯然認識到了這種艱難。在書中,他反復陳說求解基本問題的難度——復雜的涌現秩序一旦被邏輯地表達,其內在的新穎性就歸于消失;基本問題,由于包含著一種以上相互沖突的有效思路,無法模式化地、一勞永逸地解決。作者的處理方式是:通過不斷討論和互動,以求脫離單一視角的束縛。

于是,我們在書中讀到了大量機智有趣的師生討論和對話,也看到了回歸一般思想史的努力——這是在與古人對話。通過這些對話,讀者也許不能得到處理釣魚島問題的妙法,整治暴力拆遷野蠻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對策,卻終究可以有若干更廣泛的啟發。一個深入思考現實問題的人,不僅僅要連接上中國問題的“地氣”,接續上宏大深刻的思想傳統,也許是更為重要的事。

我們也許可以說:新政治經濟學的“新”,并不是“新潮”“新異”“新奇”的“新”,而是相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新”,是“返本開新”之新。

政治經濟學論文:試析政治經濟學問題研究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它來自于現實,同時又應該能解釋和服務于現實。但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如何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解釋現實,現行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存在著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實,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像其它任何理論一樣都是不斷發展的理論,馬克思沒有,也不可能提供解決一切問題的現成答案。列寧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只是總的指導原理”,“因此我們愿意在我們的報紙上登載有關的理論問題的文章,請全體同志來公開討論爭論之點”“鐾于此,筆者對政治經濟學的一些重要問題和觀點談點個人的認識。

1.價值理論:是堅持勞動價值一元論還是堅持以知識、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生產要素價值多元論?

馬克思通過勞動價值理論揭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立的經濟根源,指出了“剝奪剝奪者”的合理性。于是,勞動價值一元論被政治經濟學教材看作科學的不可動搖的價值理論,甚至把勞動價值一元論作為衡量其它價值理論是否科學的標準,徹底否定生產要素價值論。有人認為,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得出“兩個必然”的理論依據,似乎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就否定了“兩個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勞動價值論才有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才有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不是的。勞動價值論只是用于解釋兩大階級對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原因的一種理論,沒有勞動價值論,資本主義的發展仍然要遵照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規律。所以,不必擔心不堅持勞動價值一元論就會產生否認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合理性的情況。

其次,馬克思是不是勞動價值一元論者?不是的。他除了認為勞動創造價值外,還認為管理、科學等也創造價值。馬克思認為:“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是作為勞動的管理者和指揮者出現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資本家在生產過程本身中起著積極作用。這種與剝削相結合的勞動當然就與雇傭工人的勞動一樣,是一種加入產品價值的勞動”。孰是說不僅工人的勞動創造價值,資本家、經理的管理也創造價值。馬克思還認為,隨著生產社會化不斷提高,商品從直接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的共同產品。在“總體工人”剩余價值生產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腦工作,有的人當經理、工程師、工藝師等等,有的人當監工,有的人當直接的體力勞動者”。進一步說明了不僅工人和資本家創造價值,知識、技術等也在創造價值。這是馬克思清楚表明的觀點。

第三,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生產要素價值論者,但每個人所強調的重點不同。馬克思則特別強調勞動,而把管理、科學技術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創造價值的不變資本。但任何人卻不能以此作為徹底否定勞動價值論的理由。上世紀8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一書中主張用知識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法國的加羅迪也在《抉擇》中強調技術在價值創造中的決定性作用,主張拋棄勞動價值論,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但這些否定勞動價值論的現象也間接說明,在創造價值的各生產要素中,它們的地位和作用已發生了變化,勞動已不起決定作用,而讓位于科學、技術等。特別是我們已承認的知識經濟的出現,更說明了這種變化。在工業經濟時代是以資本、勞動為核心和主體的生產要素創造價值。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是以知識、科技等為核心和主體的生產要素創造價值。在落后國家人們的勞動小時比發達國家多得多的情況下,為什么創造價值的能力卻比發達國家小得多呢?用人們所熟知的勞動價值論是解釋不清的。同樣,單用知識或科技價值來解釋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識或科技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是不科學的,正確的做法是堅持以知識、科技為主體的生產要素價值論取代以資本、勞動為主體的生產要素價值論。

2.失業: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人口規律。還是市場經濟共有的人口規律?

現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馬克思的觀點認為:失業(相對人口過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人口規律”。這樣的觀點顯然與現實完全不符。我國不是也存在著大量失業人員嗎?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是以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為例證,具有普遍性。馬克思說:“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的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因為“工業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侶此,首先下面這個結論應該是成立的,即馬克思關于失業是資本主義特有人口規律的觀點,應該理解為是市場經濟的一般人口規律;其次,馬克思不可能預測到現實的社會主義還存在市場經濟;第三,由于我們現在才搞市場經濟,失業現象相對于歷史上的英國來說只能是“未來的景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因此,失業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人口規律,它是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的共有現象,與社會制度無關,資本主義存在,社會主義也存在。這種分析方法同樣也適用于分析兩極分化、經濟危機等。

3.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還是市場經濟的共有現象?

現有的教材認為,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規律表現為,在資產階級這一極是財富的積累,涌現出掌握著巨大資本的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同時,在無產階級這一極,則是失業和貧困的積累,是無產階級的貧困化。也就是說貧富兩極分化。這是不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我認為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大家都認為鄧小平正確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這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兩極分化”本身意味著,鄧小平承認在我們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之前,客觀上存在著“兩極分化”,否則也就用不著消除了。其實,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體現著市場經濟必然產生“兩極分化”的道理。客觀的發展邏輯是:市場經濟發展導致兩極分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引起生產集中和生產的社會化,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兩極分化和生產力發展相互促進,互為因果,發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也可以說,“兩極分化”是最終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條件,這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過程。

4.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有現象,還是市場經濟共有的正常生理現象?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還是積極作用大于消極影響?

現有的教材都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有現象。它根源于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矛盾表現為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生產的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并且認為,只要存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經濟危機的爆發就不可避免。經濟危機是資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癥。對經濟危機的這種看法不符合實際。

首先,所謂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表現,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也存在。從總體上說我國經濟是社會化生產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為主

體,個體、私營、外資經濟與之并存的多種所有制結構,不存在一個獨一無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適合社會化生產的代表全體人民占有生產成果的按比例進行生產的利益主體,因此與生產社會化相對應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種形式。局部占有與私人占有同時并存。生產社會化與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這一矛盾的兩方面的表現在我國同樣也是存在的。這些矛盾不及時處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會發生經濟危機。總之,生產社會性與生產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現,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應該理解為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場經濟存在,這個矛盾及其表現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著發生經濟危機的現實性,與社會制度無關。不能把經濟危機看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特有的現象,更不能看作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它是市場經濟擴大再生產、臺階式發展的重要環節。 其次,我們應徹底改變消極看待經濟危機的觀點。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條件”是商品生產。否定了商品生產,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場危機”。“論證不可能有危機的辦法就是,忘記或者否定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前提——產品作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或資本主義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或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準確點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那么,經濟危機實際上就是商品經濟的伴侶,是市場經濟的一種正常的生理現象,是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的必然邏輯。因此,消滅了經濟危機,也就等于消滅了市場經濟本身。

經濟危機對市場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積極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強制恢復市場經濟已失去的平衡,使生產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規模的發展;促使生產和資本集中,促使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從而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實行計劃生產,優化資源合理配置。當然經濟危機也有消極作用,比如引起資本的破壞;工人失業增加,生活貧困等。但是,從歷史發展來看積極作用大于消極作用,否認了這一點現代資本主義和現代市場經濟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礎。不過既然有消極的影響,那么也就必須引起重視,目的只在于減輕“痛苦”,而不是消滅,也不可能消滅。經濟危機帶來的“痛苦”,是市場經濟積極作用的副產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現象可能給你帶來煩惱和不安一樣,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總之,教科書必須從正常生理現象的角度來分析和揭示經濟危機的問題。如果一味地否認或批判,那么一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現了這種“生理現象”,人們將不知所措,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5.勞動力商品: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的現象,還是市場經濟的共有現象?

現有的教材大都認為勞動力商品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馬克思指出:勞動力成為商品有兩個條件,一是勞動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賣勞動力;二是勞動者一無所有,沒有生產資料,也沒有生活資料。我國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人們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因此,有人認為現實的中國勞動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這種觀點。首先,我認為馬克思講的兩個條件只適合自由資本主義。但誰也不會否認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的勞動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馬克思講的兩個條件呢?不符合。盡管勞動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過雇傭形式發生了變化,二戰后特別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企業一改過去定期雇傭制為終身雇傭制。其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無所有的勞動者,不僅工作日大大力縮短,而且更重要的是還擁有財產,擁有在我們看來還是一種理想的超過小康水平的生活條件。其實馬克思關于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已不復存在。那么,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是什么?不能也不應該自由資本主義一種條件,壟斷資本主義又是一種條件,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應該是相同的。實事求是地講,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都是市場經濟。勞動力始終是市場經濟中一種重要的接受市場調節的可以流動的生產要素。只要有市場經濟存在,不管工人雇傭形式是采取定期雇傭制還是終身雇傭制,也不管工人有無形式上的財產,他只要靠不斷出賣勞動力來維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發展,勞動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說,市場經濟是工人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這種分析也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勞動力商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內容。有人認為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勞動力商品,就意味著否認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圖在否定勞動力商品的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馬克思有一段話,很值得我們思考。馬克思指出:只有勞動力是商品,“商品生產才普遍化,才成為普遍的生產形式,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但也只有這時,它才發揮自己的全部潛力。說雇傭勞動的介入使商品生產變得不純,那就等于說,商品生產要保持純粹,它就不該發展”。馬克思明確指出了勞動力成為商品和雇傭勞動的存在對發展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發達的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的決定意義。被馬克思否認的市場經濟我們現在還搞,作為市場經濟組成部分的勞動力商品我們要加以否定,搞“純粹”的市場經濟,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經濟學論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中的定位

試圖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政治經濟學的體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個問題。這里姑且作個嘗試吧。

政治經濟學作為理論經濟學的統稱，涵蓋了經濟學所有的理論分支。如果我們試圖給經濟學的發展繪制一副脈路圖的話，我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見圖1-1 ）

無論從學說史的角度考察，還是從理論體系來考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是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在我繪制的脈路圖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要包括：馬克思和列寧階段的批判主義經濟學和指導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計劃經濟學。

在理論體系中，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時并列發展的還有西方的另外兩個學派：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和李斯特的古典歷史學派，前者在20世紀30年代分裂為以哈耶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和以凱恩斯為首的（國家干預）福利經濟學，這兩個學派的關于長期關于國家干預和自由競爭的爭論在60年代左右被薩繆爾森經過調節和整合而納入新福利經濟學的體系，號稱“新古典綜合派”，并以當代主流經濟學自居。

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冷戰降溫，社會主義國家先后開始進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尤其是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之后，經濟改革和由計劃向市場的轉型對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市場和資本問題，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實踐的發展要求理論的發展，以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眾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開始圍繞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問題展開了討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計劃經濟學之后，獲得一個理論發展的春天，逐漸形成了以研究社會主義改革和轉型為主題的轉型/過渡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論文:我國教育財政問題的政治經濟學解釋

我國教育財政存在一些長期未得到解決的問題，本文試圖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對此做些解釋。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釋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財政撥款提供的教育服務能完全滿足居民的教育需求。這種充足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從兩個方面去判斷：一是財政撥款能否基本保證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稱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標的實現，如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二是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或地區比較，財政支出的教育經費是否偏低。長期以來，我國法律規定應該免費的義務教育必須依靠收取學費（雜費）來維持，還有大量兒童因為交不起學費和書本費而失學。2003年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為3.28%，遠遠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的2000年財政性教育經費達到GNP4%的目標，也遠遠低于與我國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顯然，我國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為什么我國政府教育投入長期不足？我國的公共財政決策機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長期以來，我國財政經費的分配是政府主導的。雖然近年來人大代表開始關注財政資金的分配，但由于財政部門提交給人大代表的預算草案非常簡略[1]，受信息、時間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對預算草案做實質性的改變。財政預算的編制和調整事實上是由政府決定的。政府作為統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數所決定。在我國政府的效用函數中，財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穩定、經濟增長、官員們的經濟租金、居民的滿意度等為收益。政治穩定、經濟增長是各級政府的優先事項，也是官員升遷的主要考核內容，關乎主政官員的仕途。另外，用于經濟增長方面的支出能產生大量的經濟租金，為官員們提供了很多尋租機會。教育支出雖然對社會經濟發展有長期的促進作用，會增加居民的滿意度，但短期內對于政治穩定、經濟增長沒有顯著作用，所產生的經濟租金也遠遠小于經濟增長方面的支出。特別是，居民的滿意度對地方政府官員的升遷沒有很大影響，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數中作用很小。我國的教育財政責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在政府主導的財政經費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員為幾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級決定升遷的政治結構中，對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數量的財政支出，教育支出產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穩定、經濟增長等方面的支出。盡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進社會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沒有人可以保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會有激勵去履行那些增進制度安排供給的政策，以達到使作為整體的社會財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無法對財政資金分配施加影響，政府效用函數偏離社會福利函數，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所指出的，雖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聲音一般會導致分配到教育部門的資源不足，而且貧窮居民更難享用到這不足的教育資源[3]。

二、教育財政嚴重失衡的解釋

教育財政嚴重失衡也是我國長期存在的問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學校之間、學生之間的教育財政資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見。

地區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為主、分級負責的教育財政體制。基礎教育經費長期由縣及以下政府和農民負擔，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財政能力和農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較有效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時，必然導致教育經費的巨大差異。

城鄉差距屬于地區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與地方負責的教育財政體制相關，因為農村教育的責任主要由縣、鄉負責，城市教育的責任主要由市、區負責，農村地區的縣、鄉與城市的市、區之間財力的巨大差異必然導致教育經費的差異。另一方面，我國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上對農村的歧視性政策，如不承擔農村學校建設的責任，也是造成教育資源城鄉差距的重要原因。

學校之間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區學校之間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區域學校之間的差異。前者是上述地區差異、城鄉差異的表現。同一區域學校之間的差異在城市表現突出，即同一個城市、甚至同一個城區，辦學條件差異巨大的薄弱學校、一般學校、重點和示范學校并存。學校之間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長期實行的非均衡發展政策。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重點學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學校和一流大學建設，實際都是政府主動選擇的。重點學校制度在早期對提升我國的教育水平、特別是教育質量起了積極作用，但在教育發展有了相當基礎的今天，它所產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別是教育腐敗的負面效果已經遠遠大于其積極作用。重點學校制度之所以今天還能延續，是因為它能給重點學校和政府官員帶來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學校和政府官員尋租、設租的結果。

學生之間的差距既產生于上述幾個方面，也產生于居民家庭財富和收入之間的巨大差異。我國居民財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條件非常好的私立學校，可以通過支付大額擇校費上公立重點學校或示范學校，甚至可以出國留學。同時，大量少年兒童由于支付不起學費、書本費和其他學校收費，又得不到必要的經濟資助而失學。我國的義務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確規定政府要資助貧困學生就學，但立法后近20年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貧困學生資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級政府互相推諉，無人承擔責任[4]。

我國教育財政的巨大差異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還是公共選擇機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見能對政府的形成和官員的任用有決定性的影響，落后地區、農村地區、弱勢人群的眾多人口所產生的力量，將會改變我國的教育財政體制、改變對農村居民的歧視性政策、改變重點學校制度、改變對資助貧困學生的推諉狀況，最重要的是將會大大改變政府的效用函數，教育資源的分配將是另外一種狀況。

三、學校亂收費久禁不止的解釋

雖然有人有不同觀點，但筆者認為學校亂收費是事實。學校亂收費的事實可以從近幾年居民價格投訴中教育收費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證。目前幾乎沒有人能確切知道學校有多少收費項目，以及什么項目是合理收費什么項目是不合理收費，這從另一方面說明學校亂收費是事實。

學校亂收費問題在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突出。筆者見到的中央政府關于制止亂收費的文件是1991年原國家教育委員會的《關于堅決制止中小學亂收費的規定》。此后各級政府幾乎年年發文制止學校亂收費，但13年過去了，學校亂收費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

對于學校亂收費有很多解釋，如政府撥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權部門的攤派、合理收費的界限不清、學校違反國家法規政策等等。政府撥款不足是學校亂收費的重要原因，對政府撥款不足我們已經做了解釋。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權部門的攤派、合理收費界限不清、以及學校違反國家法規政策等現象為什么能長期存在？筆者認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國學校的治理結構存在缺陷。

學校治理結構是有法律或實際效力的學校利益相關人的權利與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結構。學校的直接利益相關人主要有學生及家長、學校所在社區居民、教職工、校長、政府（理論上代表社會）或其他出資人、校友等，其中學生與家長、教職工、政府是學校最核心的利益相關者。我國目前還沒有學校法，只是在義務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師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條款涉及到各利益相關人的權利和利益問題，沒有系統的學校治理結構的規定。我國現行的公立學校本質上是政府建立的一個公共服務機構，雖然法律規定有些學校可以取得法人資格，但其經濟責任，如學校債務最終是由政府承擔的。在我國現行的學校治理結構中，校長（或書記，下同）是學校的最高決策者。校長由政府任免，校長代表政府管理學校，政府與校長構成典型的委托關系。這種委托關系加上學校依賴政府的財政資金，較好的維護了政府在學校的利益。校長在學校的運行中主要依靠教職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長本人的收入與教職工收入直接相關，在校長的任免過程中，政府有時會征詢教職工的意見，因此教職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校長的權力，校長的利益與教職工密切相關。校長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會自覺維護教職工的利益。當然，在政府的利益與教職工的利益發生沖突時，校長會根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進行權衡取舍。與政府和教職工不同，學生及家長的利益在學校的治理結構中沒有保護機制。

學生及家長與公立學校的關系從本原意義上是納稅人與政府的關系，在法律和現實中是公共服務消費者與公共服務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在中小學階段，作為公共服務消費者的學生及家長，在接受公立學校的教育服務時，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學校去，沒有選擇余地，公立學校事實上是特定行政區域內生產公共教育服務的壟斷者。雖然學生及家長可以選擇到民辦學校或區域外的公立學校就學，但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在公立學校的治理結構中，學生及家長對校長的任免、教職工的聘用和薪酬沒有影響，在學校的決策中沒有發言權。面對居于壟斷地位且無法對其施加影響的學校，學生及家長的利益自然難以得到保障。

具體到學校收亂費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舉辦學校的政府實際不想禁止，二是決定學校收費的治理結構不當。教育法規定，學校要“遵照國家有關規定收取費用并公開收費項目”。學校亂收費，包括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學校收取了國家（政府）沒有規定且學生及家長不愿意交納的費用，二是超過國家規定的標準收費。其中第一方面的問題更為普遍和嚴重。

舉辦學校的政府實際上不想禁止亂收費，是因為該級政府沒有為學校提供必要的資金，如果真要禁止亂收費，一些學校就無法維持正常的運轉，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學校亂收費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認的。西安音樂學院向2004年錄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萬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樂學院院長為收費辯解道：“現在一直要求學校擴招，但經費一點也不增加，你說這個學校應該怎么辦？”，“除了教職員工的工資外，每年陜西省給西安音樂學院的經費是300萬元。”該院的一位副院長指出，政府300萬元的撥款只夠半年的水電費。不算基建投入, 學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萬元才能過日子[5]。中小學這種情況更為普遍。雖然中央政府年年發出制止學校亂收費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發文件的形式執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應付輿論和公眾的一種姿態，屬于格斯頓所分析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級政府采取行動查處學校亂收費，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門主導，而教育部門對學校亂收費承擔領導責任，查學校亂收費相當于查自己，當然不愿意查，也不會有很大效果。

決定學校收費的治理結構不當，是指長期以來學校做出除國家規定以外的收費決策，或者提高國家規定的收費標準時，學生及家長沒有知情權和決策權。教育法等有關法律對學校收取國家規定以外的費用如何決策沒有明確的規定，現實中普遍由校長決策。在學生及家長對其沒有制約能力的情況下，校長為了學校運轉和教職工及個人的利益，自然傾向多收費。如果在學校的治理結構中安排學生及家長的權利保障機制，比如在學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學生收費等與學生利益相關的事項的決策時，必須征得學生或家長的同意，結果將會大大不同。學生及家長評估收費決策時，會比較收費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選擇。如果學生及家長覺得某些項目值得交費，將會同意學校收費。由學生及家長同意的收費，就不能看成是亂收費。這樣，學校收費只有兩類，一類是國家規定的收費，一類是學生及家長同意的收費，亂收費就在源頭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學校亂收費的治本之策是學校治理結構的改革。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公立學校改革中，通過學校治理結構的調整，建立家長有很大決策權的學校管理委員會（School Council）作為學校的最高決策機構，據此保護學生及家長的利益，已經取得了顯著效果[7]。

總之，我國長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財政問題不能僅僅從經濟學或管理學角度去解釋，用公共選擇、政府和學校治理的政治經濟學去分析可能會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釋。

政治經濟學論文:全球化的未來與中國的命運——人民幣匯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近來國際上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境內甚至出現數百億美元的游資意在趁機謀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國政府官員感到空前的壓力。雖然中國政府已經屢次明確表示在近期內人民幣不會升值，這次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顯示的中國經濟面臨的國際環境的深刻變化卻值得引起國人足夠的重視。去年以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顯示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已經到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階段。中國在未來的十年里將面臨一系列的來自國際政治經濟的挑戰，其嚴重程度，特別是回應這些挑戰的困難與復雜程度很可能會遠遠超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面臨的與國家安全保障有關的挑戰。隨著中國日益成為世界工廠和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目的地，中國經濟與其它國家經濟的利益沖突必將日益增加。在這個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里可以想象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在制定本國的匯率政策，金融，財政，貿易，競爭，甚至勞動政策時都會面臨日益增長的國際壓力。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中國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對他國有重大影響。他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會施加各種壓力以影響中國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中國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強調主權就可以把這些壓力打發走。從現在開始，中國必須開始將自己在未來十年里的國際金融政策做通盤的前瞻性考慮，必須搞清楚本國在人民幣升值，浮動匯率與開放資本賬戶等根本性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是結構性風險還是制度性風險？

最近國內很多關于人民幣升值的文章列舉了升值對中國經濟可能有的負面影響，但是大多數文章側重結構性的影響，關注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以及就業的影響以及人民幣升值導致泡沫經濟的可能性。本文則強調中國面臨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風險。結構的變化有時通過政策的逆轉可以挽回，而制度變化的逆轉將十分困難。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匯率政策直接影響如何界定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關系。我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遠遠不是人民幣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政治經濟的連鎖反應。這種連鎖反應十分有可能導致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在以金融擴張為特征的現階段全球化的條件下，浮動匯率加上開放資本賬戶將不僅使中國經濟失去支撐其成長的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1]而且還要失去大量的外資。更為嚴重的是一個根本不適應浮動匯率與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內經濟體制將失去與國際金融風險之間的緩沖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風險日益增加的現行國際經濟環境中。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將受到弗來明—蒙代爾三維悖論的更大困擾。與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視協調輕視監控為特征的中國的經濟管理模式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國際金融環境中很難抵御泡沫經濟的出現。在現有中國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的條件下，泡沫經濟的破滅很容易導致較大的政治動蕩。因此在討論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向時，不應該頭疼醫頭腳痛醫腳地討論是否升值，而是應該具有前瞻式地將關于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的立場一并考慮。等到升值以后外國人再打上門來要求中國采用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時，恐怕一切都為時太晚了。

全球化與國際金融秩序

中國在未來的十年里將面臨一毓的來自國際政治經濟的挑戰。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一國貨幣的匯率反映的是該國經濟制度與國際經濟秩序的相互關系。

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國經濟隨著改革與開放已經與國際市場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要討論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向，我們必須認清現在的國際金融秩序與全球化的關系。國際經濟秩序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是支撐戰后發達國家經濟成長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的直接后果是發達國家的匯率由固定匯率轉向浮動匯率。浮動匯率的采用又直接導致了發達國家主導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動了戰后經濟全球化過程以生產與貿易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一階段向以金融與財政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二階段過渡。金融擴張又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的出現。簡言之，目前的國際金融秩序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秩序。

在時下關于全球化的討論中，人們經常把經濟的全球化看成是一個結構性過程，一個越來越多的生產要素，如資本，商品，技術，甚至勞動力，跨國流動的過程。論戰雙方更是傾向用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作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測量指標。從這個指標的變化來看，人類歷史已經經歷了兩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發生于1870-1913年。在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經達到百分之十四。但是這個比率從1914年隨著金本位的崩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開始下降。經歷了1929-1933年期間的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在1953年到達谷底——百分之六，并從此開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達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達到百分之十五。[2]拒絕全球化論點的人們認為如今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時候高出多少。而主張全球化論點的人們則強調，如今的這個比率已經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實，全球化也是一個制度轉型的過程，因為兩次全球化大潮的漲落均伴隨著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換言之，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化在二十世紀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的升降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為止的兩次全球化的大潮實際上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以十九世紀的英國霸權與二十世紀的美國霸權為基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更迭下由擴張走向停滯再到危機然后再周而復始的過程。[3]于1870-1913年期間發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國霸權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種雙邊及多邊貿易關稅協定為重要的制度性基礎。當時的英格蘭銀行通過利率影響國內外黃金的流動。倫敦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以及國際上對英鎊與其它貨幣之間通過黃金自由兌換的固定匯率的信心保證了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4]與此同時，1860年英法之間簽訂的考登—雪佛來協定不僅導致了兩國之間的互降關稅，而且還促使法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以及德國關稅同盟簽訂關稅協定。[5]在這樣一種國際金融與貿易體制的支持下，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臺。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開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轉。

1922年主要發達國家達成協議恢復金本位。英國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幾個發達國家包括日本追隨英國但很快以失敗告終。在1931-1945年期間，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國際金融的秩序。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后賠償，以及各強國采取的短識的貿易政策極大地破壞了國際貿易秩序，并導致保護主義的到處橫行。各強國在“生命線理論”的旗幟下大肆爭奪市場與原材料，由此產生的利益沖突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6]結果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鑒于沉痛的歷史教訓，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第二次大戰后建立了以布雷頓森林體制為基礎的國際金融秩序和以關稅貿易總協定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在布雷頓森林體制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采用固定匯率。只有當一國國際收支發生嚴重失衡的時侯才能調整匯率。[7]在關稅貿易總協定體制下，每一個會員國必須把在與任何其它國家談判時做出的關于關稅的承諾適用于所有會員國。這一貿易體制也不鼓勵會員國撤銷自己做出的承諾，因為當一國單方面增加關稅時會受到其他會員國的報復。[8]以布雷頓森林體制為基礎的國際金融秩序和以關稅貿易總協定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有力地支撐了以生產與貿易的擴張為代表的戰后全球化的第一階段。

七十年代初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始于布雷頓森林體制在所謂的特里芬悖論的作用下垮臺。特里芬悖論以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布雷頓森林體制中隱藏著一個重要的內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關鍵貨幣。美國的盟國在布雷頓森林體制與關稅貿易總協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們的貨幣與美元之間長期偏低的匯率，向美國大舉出口它們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國作為關鍵貨幣國必須維持世界各國對美元的信心，而無法通過調整匯率來減少它的日益增長的對外貿易逆差。美國作為關鍵貨幣國固然享有種種好處。由于美元是各國外匯儲備、交易和政府干預匯率時的工具，它給于美國很大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美國在制定其外交政策與管理本國經濟時也不需要考慮國際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國以美元貶值為手段來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的話，它很快就會被其它國家的將自身貨幣進一步貶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預言除非各國找出其它途徑來解決這個矛盾，否則布雷頓森林體制遲早會垮臺。[9]由于日本堅決反對日元升值，美國總統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的掛鉤。同時使美元貶值并向進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關稅。由此開始了以政府間談判來決定美元與德國馬克以及日元匯率的史密斯索尼安體制。該體制只維持了短短的兩年。從1973年開始，主要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均采用了浮動匯率。

當發達國家紛紛撤銷對資本自由流動的限制后，戰后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就進入以金融與財政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二階段。在布雷頓森林體制下，國際貨幣市場的交易基本上是為國際貿易服務的。1973年國際外匯交易額與國際貿易額之比為二比一。當時全球每日外匯交易量（一個資本流動的重要指標）為一百億到二百億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國際外匯交易不再以為國際貿易服務為主要目的，國際外匯貿易本身成為資本攫取巨額利潤的重要途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國際外匯交易額與國際貿易額之比已經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漲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匯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億到二百億美元暴漲到1995年的一萬二千六百億。[10]英國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林芝（Susan Strange ）稱這種新型的國際金融秩序為“賭場資本主義”。在這種賭場資本主義經濟中，金融資本可以通過跨國界的流動制造謀利的機會，以金融投機攫取巨額利潤。這就是為什么在過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國際金融市場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為此目的服務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擴張與危機

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匯率政策直接影響如何界定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關系。當巨額資本受利潤原則的驅使隨著匯率或利率的變動在各國間流動時，賭場資本主義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機。

米爾斯·卡勒爾（Miles Kahler）曾經指出，實際上自從十九世紀以來資本流動一直在發展中的經濟里先制造繁榮再把它們推向崩潰。這幾乎是一條規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經歷了南部錐體地區的危機，發展中國家于1982年經歷了債務危機，墨西哥于1995年，亞洲國家于1997-1998年，俄國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發金融危機。[13]這種金融危機并不只限于發展中國家。危機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簡單。在資本可以跨國之間自由流動的條件下，金融資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國的匯率或利率的急劇變動來創造利潤。當大量的資本同時涌向一國時，該國經濟突然出現大量的需求，這就必然刺激供給的擴大。該國經濟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同樣的道理，當大量的資本同時從一國撤退時，該國經濟的需求突然急劇減少，這就必然導致供給的萎縮。該國經濟必然出現經濟危機。雖然中國目前尚未開放資本賬戶，已經有數百億美元的國際游資受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的影響進入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家已經在發出經濟過熱的警告。不難想象如果中國實現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國家一致要求人民幣升值時將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中國。

不要以為金融危機只在發展中國家出現。事實上，在以金融擴張為標志的戰后全球化的第二階段，發達國家也不能幸免。雖然發達國家的危機與發展中國家的危機表現形式不同，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賭場資本主義在世界經濟的頭號強國美國和第二號強國日本參與制造了現代經濟史上最大的兩個經濟泡沫。

日本的泡沫經濟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已經出現兩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兩次泡沫經濟的出現有幾點共同的特征。第一，在這兩次泡沫中，日本企業都把龐大的資本用于股票市場上的金融投機。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間，日本的企業，包括銀行，生命保險公司，信托銀行，在股票市場上投入了一萬二千億日元。這一年的1月，在東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業的平均投資回報率為百分之十五點四一。到了十二月，這個回報率竄升到百分之二十八點二八，遠遠高于同時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場平均投資回報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東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為四點一四億股。到了1987年，這個數字上升到九點四六億股。在1987年底，東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總值已達三百四十六兆日元，與日本同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相同，比美國股票市場上市股票總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兩個泡沫中，日本企業都卷入瘋狂的土地投機。在1973年，日本企業在房地產投機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東京圈的住宅用土地價格在1973年上漲百分之三十三點三，在1974年又上漲百分之三十四點七。根據1972年5月發表的一項調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間，有九十五人的收入來自房地產投機。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機也成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島國日本的全部土地價值已經高達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為同期美國全部土地價值的二點九倍。[14]中國經濟能夠在他國經濟遭遇困境時不倒，恰恰是因為有一個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保護。

美國的泡沫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現。商業周刊的首席經濟學家麥克爾·曼德爾（Michael 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國股市崩盤前夜出版的即將到來的互聯網蕭條一書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產業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歷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與技術革新相結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經濟發展。19世紀下半葉的鐵路的建設需要巨額的資金。當時美國經濟每年的產出只有130億美元左右。而美國鐵路的總投資就高達100億美元。為了向這樣巨大的項目融資，在紐約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全國股票債券市場，第一批經營債券業務的銀團和第一批現資銀行。現代的金融市場從全美各地和歐洲各國籌集到鐵路建設需要的巨額資金。二十世紀初汽車制造業的誕生與發展離不開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國生產了3100萬輛汽車。而當時全美國只有3000萬個家庭。美國汽車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費者信貸制度的誕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國不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車，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機，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塵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機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革命與風險投資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過去，經濟學家往往對風險投資不屑一顧。因為在1988年全美的風險投資只有50億美元，而當年全美的研究開發投資總額高達1340億美元。這種局面在九十年代為之——變。到了199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已高達480億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國股市的牛市即將結束時，風險投資已經達年平均900億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風險投資已經占美國研究開發經費總額的三分之一。[15]在歷史上現代股票債券市場十分成功地為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如鐵路，電力，供水，煤氣，電話，以及其他大型產業融資。這些產業均有穩定的現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實物資產。相反，銀行與資本市場很難為從事技術革新的小公司融資，因為向這些完全沒有過去經營紀錄的創業公司融資的風險太大而它們成功的幾率又太小。風險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為什么風險投資到了九十年代一顯身手呢？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結果。

前邊說過，浮動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機的泛濫。在賭場資本主義的形態中，如何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獲得最大的利潤成為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革命則為實踐這個原則提供了絕好的機會。技術革命意味著相關的技術同時出現。

這些技術的商品化極大地改變人們的生活因而有著極為廣闊的新市場。這種前景使得投資風險成為次要的考慮。同時，技術革命帶來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風險投資不僅取得高回報而且可以比較容易地從它們的投資中脫身。技術革命與金融革命結合的結果是即使經濟成長加速也使經濟危機加深。這就是美國經濟在九十年代為什么空前繁榮而在二十一世紀初經歷了已達四年之久的經濟困境。

全球化的未來與中國的命運

主張中國與國際經濟秩序全面接軌的人們可能樂觀地認為全球化是一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金融領域采取浮動匯率與開放資本賬戶是中國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表明固定匯率的脆弱性。我們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與國際接軌。一國的經濟只有向國際市場全面開放并通過國際競爭的洗禮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況且，中國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經積累了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已經在數個周邊國家成為事實上的硬通貨。中國也已經建立起強大的外匯儲備。隨著中國向世界工廠的地位邁進，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肯定要進一步上升，早晚要成為世界上的主要貨幣之一。為了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的金融大國之一，人民幣應該盡早向浮動匯率的方向發展。中國也應該盡早開放資本賬戶。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是全球化過程是完全可以逆轉的。事實上，在討論資本主義長程運動的文獻中有兩種周期理論對我們理解全球化的未來走向有重要的啟示。一個是美國社會學家吉瓦尼·阿里奇關于霸權周期的理論。阿里奇指出，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經濟在每個霸權支撐的國際經濟秩序下均經歷了資本積累的周期。在每個周期里，當經歷了一次主要的生產與貿易的擴張后，過度積累的資本以及國與國之間對流動資本的競爭均導致金融與財政的擴張。而金融與財政的擴張遲早會導致一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規模的危機。在這種危機中，舊的霸權與它所支持的國際經濟秩序垮臺，新的霸權與它所支持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在資本主義史上，這種周期在荷蘭霸權，英國霸權，以及戰后的美國霸權下均出現過。[16]另一個是卡爾·普蘭尼關于資本主義經濟長程運動推動力的論述。受兩個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動。這兩個力量一個是關于社會保護的努力，一個是關于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紀的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最后導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保護社會的努力則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以及美國型新經濟秩序（the New Deal）的興起。[17]普蘭尼的觀點也可以用來分析戰后資本主義的長程運動。從普蘭尼的觀點看來，七十年代初發生的變化具有更為深刻的意義。它代表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長程運動中由保護社會轉向釋放市場力量這一重要的轉折。在這個新自由主義大旗下的保守主義革命中，各國政府紛紛實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緩和法規（deregulation）。這些政策導致了對發達國家的工資與就業的全球性擠壓（slobal squeeze）。“[18]結果，經濟不平等日益加劇，各社會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中國政府靠自己人為的政策為中國經濟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

雖然這兩種觀點側重點不同，但是他們正好構成了我們理解現階段全球化過程對資本主義經濟影響的互為表里的兩個側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資本可以跨國界地自由流動。

另一方面，由于這種流動成為可能，在利潤原則的驅動下，發達國家的工資與就業必然面臨著越來越大的下向壓力。這兩種趨勢日益增強的相互作用必然帶來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動。而經濟結構的變化又必然帶來重大的政治后果。當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之前發達國家的國內政治就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使全球化的過程緩和地逆轉。例如，美國已經有幾個州通過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機會轉移海外。但也可能人們仍然篤信全球化有一個光明的未來，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們推向一個危機的深淵，重復二十世紀前葉的歷史。

我們無法斷言目前發達國家面臨的經濟困境意味著國際經濟秩序已經到了危機的前夜。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在以金融擴張為特征的戰后全球化的第二階段中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不穩定性日益增加，導致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危機并出現全球化過程自身的逆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這種局面下如果開放資本賬戶與實行浮動匯率等于是將各國在1929-1933年大蕭條后建立起來的防范危機的安全機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機真的到來，中國將深受其害。

也許有人認為中國的國情特殊，1997年許多亞洲國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機，只有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在過去的幾年里，發達國家都遭遇了經濟困境。中國不是也沒事兒嗎？中國經濟能夠在他國經濟遭遇困境時不倒，恰恰是因為有一個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保護。在關于亞洲金融危機的討論中，中國由于沒有開放資本賬戶而幸免于難幾乎是國際上的共識。由于人民幣與美元之間基本固定的匯率，中國的出口在萬馬齊喑時表現優越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實際上，不僅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與全球化緊密相關，而且整個中國的近現代史都離不開全球化兩次大潮的影響。在幾個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關鍵時點，全球化的潮漲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國的走向。中國的近現代史有著明確的與他國歷史經驗的同時代性。始于十九世紀末終于二十世紀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國霸權的支撐下實現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開之前，霸權國英國的觸角就已經通過兩次鴉片戰爭伸到中國。1871-1913年期間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亞洲的表現形式是西方列強打上門來要求通商。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面臨的艱巨任務是如何改造遠遠不能適應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國內制度以回應西方國家的挑戰。日本成功地進行了明治維新并加入了帝國主義的陣營。

中國則在數次改革的嘗試中失敗并在幾次反侵略戰爭中成為戰敗國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轉意味著賴以調整西方工業化國家之間經濟利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土崩瓦解。這導致西方列強之間爭奪市場與原料的沖突日益加劇并以戰爭的形式來解決。

這種帝國主義性質的爭奪直接導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當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轉將工業化國家一步步推向大蕭條時，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美國新政式的自由主義成為人類社會回應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的三種不同形式。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仍然代表著這三種選擇之一。法西斯主義隨著二戰的結束而成為歷史。在戰后的頭二十年里，其他兩種選擇仍然在互相競爭。這兩種不同的回應全球化逆轉的制度性選擇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當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秩序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開始出現問題時，社會主義國家也開始了脫計劃經濟的過程。中國在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變化帶來的機會。七十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標志著全球化由以生產與貿易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一階段進入以金融與財政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二階段。在全球化第二階段中，發達國家先后實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釋放出來的流動資本是中國得以吸引外資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現全球化的逆轉，中國以今天與世界經濟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響。而在那天來臨時，中國是否已經采用浮動匯率和開放了資本賬戶將對所受影響的程度有直接的決定性作用。

結論

在上次資本主義全球化逆轉的過程中，發達國家開始在本國經濟體制中建立各種風險防范機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和英國更是主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與限制資本自由流動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風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戰后資本主義全球化開始進入第二階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資本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以各種形式的流動。這種流動固然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機遇。但是與此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浮動匯率與資本跨國自由流動極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機。而這種投機伴隨著巨大的風險。中國到目前為止之所以能夠避免金融危機并維持不斷的經濟成長，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謂的“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存在。換言之，中國政府靠自己人為的政策為中國經濟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

如果中國在這方面做出重大調整向發達國家的匯率政策看齊則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國際金融環境要發生重大的變化。中國必須準備承擔與浮動匯率和限制資本流動相連的風險。（作者單位：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政治經濟學論文:全球視野下的國家與市場——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理論概述

摘　要: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一個新興學科領域,它的研究焦點是全球范圍內的國家與市場關系。本文以方法論為標準對西方主要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的歸類與評介,評述了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和世界體系論以及歷史主義下的考克斯與斯特蘭奇的理論的內容和特點。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經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跨國的經濟活動要受到其他主權國家的政治結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基歐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政治經濟學論文:試析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關 鍵 詞】帝國主義理論/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國際經濟問題

【 正 文】

一、帝國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觀點嗎?

國際政治經濟學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而興起，“這次更多的是關　心作為整體的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不完全是亞當·斯密當年的某個國家的經濟進步。”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這次興起，克服了國際政治學和國際經濟學的分離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局限于一國之內的研究模式。這些研究見于理查德·庫柏的《相互依　存的經濟學》(1968)、金德爾伯格的《權力與政治：國際政治的經濟學和國際經濟的政　治學》(1970)、蘇珊·斯特蘭奇的《相互忽視的國際經濟學和國際關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這些研究中，羅伯特·吉爾平是將國際經濟學和國際政治學結合起來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者，都不能忽視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20世紀60年代興　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在國　際政治經濟學上的普遍觀點。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這樣分析的。　他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存在重商主義(或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種觀點　。他對其中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闡述，主要見于《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1975)和《美國　權力和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政治經濟學》(1981)中。

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吉爾平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的觀點做　了綜合評述。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被三條不可抗拒的規律所支配，“第一　個規律，即不平衡規律，是對薩伊定律的一個否定。第二條是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一條　規律。……這是一條資本集中(或積累)規律。”“資本主義的第三條規律是利潤率下降　規律。”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只限于西歐，是一種封閉經濟。然而1870-1914年，“　資本主義已逐漸變成一種活躍的技術性的向全球擴展的開放系統。”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啟發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作家列寧認為，“資本主義通過海外　帝國主義擴張，已逃避了其三條基本運動規律的制約。……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的確在使　世界向前發展，但這種發展是不穩定的。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也不一樣，各個　國家的實力發展不均衡最終將導致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國際政治動亂。”作者提出了馬克　思在這個問題上與列寧的分歧，“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資本主義衰落的原因　是經濟性的；資本主義將由于經濟因素而導致滅亡，因為無產階級會不甘貧困而起來反　抗。馬克思進而還指出了這出戲的主角是社會各階級。但是，列寧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換成了一種政治的批判，實際上的主角已經變成了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的競爭性的重　商主義民族國家。”吉爾平認為，“由于布爾什維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列寧關于資本主　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理論盡管受到馬克思主義其他繼承人的不斷挑戰，終于成為國際政治　經濟學中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理論。”據此，吉爾平把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作為馬克　思主義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般觀點。

在《美國權力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中，吉爾平認為，“動力學　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變革理論。它強調了關于生　產方式變化以及其對既定階級沖突的影響朝向不平衡發展的趨勢。當這些趨勢不能被容　納時，社會政治體制便通過巨變而打破。戰爭與革命被作為經濟過程的一個構成部分。　”“第二種觀點——馬克思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共同持有的——認為每一個相互依賴的　國際經濟在本質上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或等級制的體系。這種帝國或壟斷的權力組織商業　、貨幣和投資關系以促進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吉爾平對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觀點的評述可以概括為：國際關系過程中，經濟因　素是國際關系的動力源泉，它決定政治發展；這種理論在馬克思那里體現為，經濟生活　中的各個階級推動了社會變革的實現；這種理論在列寧那里體現為，國際關系中的各個　民族國家之間經濟利益的斗爭導致國際戰爭，這種戰爭又成為國內社會變革的導火索和　推動力。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都把國際關系看作一種“帝國主義的或者等級制的體　系”。

顯然，吉爾平側重強調“戰爭與革命”在經濟過程中的作用，這與其對國際經濟活動　的政治框架的強調是一致的。他是把馬克思主義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大　發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側重分析短期內國際關系的演變及其決定因素，從而把帝　國主義理論這一特殊觀點作為馬克思主義一貫的和主要的觀點。吉爾平認為，“隨著資　本主義性質的演變及其他的歷史發展，馬克思主義也一直在發展著。”不幸的是，　吉爾平背離了自己的這句話。實際上，這種理解廣泛存在于西文學者甚至馬克思主義學　者中。我們不禁要問，帝國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觀點嗎?

二、帝國主義理論的特殊性和馬克思觀點的普遍性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認為，國際經濟活動是國內利潤率下降的結果，它具體表現為各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殖民地的斗爭，這種斗爭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內階級斗　爭的導火索，從而導致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也造成了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　運動。然而，帝國主義理論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釋成為世界主　流的和平與發展趨勢。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是對二十世紀初國際壟斷資本及其代表發達國家政府國際行為進　行分析的結果。這個時期的資本及其政治表現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　衡規律(必須指出，在任何生產方式下都存在這個規律，而不僅僅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下。)引起了國際秩序的混亂，伴隨著發達國家政府的世界擴張，資本開始進行全球　掠奪，這樣就產生了列寧提到的帝國主義現象。當然，這并非排除了資本對帝國主義行　為的責任，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不會改變，但是卻會受到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制約和促　進。在國際秩序相對穩定的時期，列寧所指出的帝國主義現象相對隱蔽和微弱，而且各　發達國家政府會在斗爭中學會如何保護共同利益，這就是不要在帝國主義行為中共同滅　亡。因此就很難普遍發生列寧所謂的無產階級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進行革命的現象　。而且，戰后的福利國家實踐更是破壞了列寧的假設。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義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現在所謂的“不要頑固　不化”，所謂的“進行不受原始理論束縛的創新”，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過時　了”等等觀點，都是在否認回到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與此相應，這些觀點的鼓吹　者們根本不屑于去尋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據這種忽視理論根源的作法，我　們稱這些鼓吹者為者。可悲之處正在于此，這些者們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原始思想為何物，另一方面卻在極力否認回到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爾斯·巴羅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紀　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并沒有充分接觸馬克思的著作。”無論是否馬克思主義者，對于　自己根本沒有理解的東西極力否認對其進行理解的必要性，這種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意義的追尋迫使我們必須從馬克思那里尋求起點。

吉爾平在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論述國際經濟問題時，列舉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　》中的觀點。顯然，吉爾平沒有讀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寫成的《共產黨宣言》，或者　讀過但忽略了其中與此相關的內容，所以才導致他僅僅把恩格斯對德國統一市場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為他們對國際經濟問題的看法。即便吉爾平后來提到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并　將其與馬克思的理論相比較時，也僅僅是指出馬克思觀點中階級力量被列寧觀點中國家　力量代替的事實，并沒有提到《共產黨宣言》所表達的國際經濟發展理論。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時代正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從西歐發展到西歐以外世界的過　渡階段。歷史時代這種過渡性質并沒有阻礙馬克思對未來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預測，　然而馬克思興趣的焦點限制了其對這個方面的深入探討。《共產黨宣言》的內容明顯體　現了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該書中只是在論述資產階級問題的時候略帶了資本主義　全球擴張的趨勢。這是馬克思對國際經濟問題的最早和較為詳細的論述，雖然他在《資　本論》寫作計劃中提到了“國際經濟”問題，但是由于他的興趣焦點在工人階級的地位　以及為改變這種地位而進行的斗爭方面，加之由于身體健康原因，他對于國際經濟問題　的論述就只能成為一個未實現的計劃。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　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　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資產階級，由于一　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頑強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　；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此外，馬克思還在《資本論》中寫道，“問題本身并不　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　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　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這些觀點與其《德意志意識形　態》中體現的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的唯物主　義觀點是一致的，前者只不過是后者一般觀點在國際范圍內的體現。所以，我認為這里　的觀點代表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經濟問題的原始觀點，這里的觀點應該作為具有普遍　意義的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經濟問題觀點。

今天看來，雖然不大可能出現考茨基所謂的超帝國主義，然而隨著發達國家以及發展　中國家政府之間協調意識的增強和協調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寧提到的帝國主義戰爭以及　利用帝國主義戰爭進行的國內革命是可能的。歐洲聯盟(EU)、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等國際經濟區域性經濟政治合作組織的興起證明了這一點。雖然這些組織內部也會出現　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也許今后仍會出現由于貿易保護主義而發生的國際經濟爭端以及　由此而來的國際政治爭端，但目前國際經濟自由化的趨勢卻是走著一條相反的路。

三、經濟全球化中馬克思觀點的啟發

經濟全球化作為當代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已經得到大量關注和認可。經濟全球化是　當代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現象，對此同樣存在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三　種觀點，顯然經濟自由主義占上風。這不僅體現在學術研究領域，而且體現在發達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政府制定政策過程中。“進入90年代以后，國際投資領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進程進一步加快。從1991—1994年，在全球所發生的373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國家　法律與規定變化中，有368個即占98.7%的變化朝著更加自由化的方向發展。”[9]這種　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當今的國際經濟秩序是由發達國家主宰的，國際經濟在貿易、投　資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發達國家經濟利益的。發達國家的學者為本國政策辯護　，這些經濟理論通過發展中國家學者的學習和傳播在發展中國家扎根成長。

這里一個頗為嚴肅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學者和政府對崇尚經濟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經　濟學及其相應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機中已有前車之鑒。所以，根據本國利益研究國際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　而不盲從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

馬克思關于國際經濟問題的觀點包括：價值的創造、分配和轉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了價值的創造過程以及價值在工人、　企業家、資本家、地主等之間的分配過程；這種價值創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種封閉經濟中　進行的。至于國際范圍的價值創造和轉移，馬克思沒有來得及研究，二十世紀的A.伊曼　紐爾、安德烈·岡德·弗蘭克、保羅·斯威齊和保羅·巴蘭等深入研究了這個問題，結　論認為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確存在著價值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的情況，但這些　研究并沒有否認發展中國家也從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一定利益。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問題，馬克思的觀點不再贅述。二十世紀出現了一種“進化論馬克　思主義”，以拉克勞(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為代表，力圖回復經典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進化論為　依據，認為“任何社會的發展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應該說，這種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認為，“馬克思是最勇敢的預言家，他所預見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證實，但是他肯定沒有料到，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25年以后，資本主義從　來沒有象今天這樣繁榮，他也不曾料到社會主義革命會在最不發達的國家獲得成功。”　[10]事實上，這些情況在今天看來正好印證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預言。尤其　是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帶給人們的思考，在生產力沒有充分發展以前，必須在一定范圍　內借助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大力發展生產力，為新社會的出現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中　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尤其是通過加入WTO而進一步加入國際經濟循環的舉措，都體現了　借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生產力的思想。實際上，馬克思對國際經濟問題的這種觀點　并沒有否認經濟自由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的觀點，而是根據技術決定論　肯定了這種觀點。問題在于，馬克思不認為這種狀況是人類最完美的經濟形式，而僅僅　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階段；但是經濟自由主義卻認為這種經濟狀況是人類的最完美　的經濟形式。

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歷史背景下，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馬克思的國際經濟問題的觀　點：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并促進了資源優化配置。第二，在發展中國家和　發達國家之間發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價值轉移。第三，發展中國家通過技術、市場等途徑　可以接受并改造發達國家的生產方式為己所用，從而推進本國現代化進程。

馬克思繼承了亞當·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論，只是側重于國內一般分析。在國際　經濟理論方面，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要素稟賦理論，把分工理論推廣到國際經濟活動中　。二戰以來，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推動作用證明了這些論斷的正　確性。

然而，經濟全球化對國際經濟總量增加的促進作用，不能掩蓋其對商品價值在國家之　間轉移的推動作用。根據馬克思創立的勞動價值理論，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國公司在發展　中國家投資生產的原因。這些在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以更高的價格出售　，其銷售收入除了補償勞動力價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價值。國際貿易中，發達國　家力圖壓低發展中國家農副產品和礦產品等初級產品的價格，而極力抬高本國工業制成　品的價格，以此盤剝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借以在國際市場上實現價值的重新分配和轉　移。

如果說上述兩點都是發達國家從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利最大的話，那么經濟全球化對發　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推動則使得發展中國家從中獲得了長遠利益，雖然也伴隨著某種　社會痛苦。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新的技術和需求，同時也帶來了資　本主義生產方式，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但是，由于發達國家企業在國際金融　市場上的主導地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有時非常困難。盡管如此，發達國家　的學者和政府還是對此抱有一定擔心，他們擔心跨國公司把本國的先進科技擴散到發展　中國家，從而失運河相對于這些國家的技術優勢。(Robert Gilpin，1975)同時，在這　些發展中國家內部，如何分配由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創造的更多的價　值，也成為一個問題。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原有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權力結構　的存在，價值分配有利于強者和富者，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特權消費社會和廣大貧　困階層并存，或者是政權當局不能有效推進現代化，或者是出現嚴重的社會動亂。

瓊·羅賓遜(J.Robinson)說：“世界情況在開始好轉以前肯定還要惡化下去。”[11]　我們也可以說，世界情況在惡化下去的時候，就在醞釀著好轉的動力。所以，在當代經　濟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馬克思對國際經濟問題的觀點，必須抱著發展的眼光，與時俱進。

政治經濟學論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兼評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定義

【內容提要】政治經濟學涉及的對象是物質生產。在馬克思已經嚴格區分了物質生產一般和物質生產所采取的特殊社會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產關系淹沒在生產力合理組織中，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今天應主要放在生產一般和社會市場經濟一般上，那在理論上就是一種倒退了。要講“選擇”，必須包括兩個方面的選擇，即資源在不同人們之間的分配和資源在各類不同生產之間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關 鍵 詞】物質生產/生產力/生產關系/選擇

【 正 文 】

在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實現這一目標，在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前提下，發展社會生產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與此相聯系的，掌握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對生產力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

但發展生產力和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并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也不是單純的運行問題。因為物質生產包括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系。生產力和一般市場經濟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下發展和運行，離開一定的生產關系，物質生產就不會發生，生產力只有在適應它的性質的生產關系下才能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強調實行經濟體制改革，提出改革是發展的動力，就是希望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推動經濟的發展。

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闡述的許多重大經濟理論，都屬于社會生產關系的調整和改革方面的問題。譬如，國有經濟、公有制經濟和其他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和國有企業改革中涉及的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企業內部管理者、科學技術人員與直接生產者的關系，還有部門、行業之間，三種產業之間的關系以及分配關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產關系。

顯然，必須有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研究這些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以更自覺地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這門學科就是政治經濟學。

一、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什么的

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與其他學科相區別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對象是物質生產。但是在研究物質生產的內容和目的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就發生了分歧。馬克思認為生產總是社會的生產，離開社會的單個人的生產是不可能存在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卻把單個孤立的獵人和漁夫作為出發點，這是不符合真實的歷史實際的，只能是一種虛構，是魯濱遜一類的故事。

因此，說到生產，總是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人類社會是經歷了極不相同的發展階段的，有奴隸社會生產、封建社會生產、資本主義生產。所以，我們所要研究的物質生產只能是某一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生產。不處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抽象的生產一般，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寫道：“我要在本書研究的， 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這里明確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質生產一般的自然規律，而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規律。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特點恰恰是把生產看作是與歷史無關的永恒的自然規律，混淆生產一般同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實際上他們是在生產一般的掩蓋下，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乘機作為一般自然規律偷偷地塞進來，引導人們把資本主義看作是絕對合理的、永恒的。在這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經濟學怎樣研究物質生產

正確理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必須對物質生產有正確的認識。物質生產必須包含兩個方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生產力是指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者、勞動資料諸要素的總體，以及這些要素的結合方式，后者馬克思把它稱作生產方式或生產技術方式，這里包括勞動者之間的聯合方式，對生產過程的組織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學和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在當前的發展階段上，科學技術已成為第一生產力，它對生產的發展往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生產力的擴大現在都是從 科學技術的創新開始的。生產力反映著人與自然的關系。

生產關系是指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相互關系，它包括三個方面：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生產成果的交換關系和分配關系。生產關系反映著人與人的社會關系。

馬克思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3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講物質生產必然包含著物質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系兩個方面。

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證關系來看，生產力一般表現為起主要的決定作用，生產力的發展決定著生產關系的發展，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同時，在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我們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時候，其深層的意思就是說沒有生產關系與之相適應的變革，生產力已經不可能向前發展。這說明生產力的發展是絲毫也離不開生產關系的作用的。

在物質生產中，社會生產關系是生產力和生產技術方式變革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沒有新的生產關系的產生，也不會有新的生產方式的變革。例如，在15世紀到16世紀期間，出現了協作、工場手工業，以后發展為機器大工業等這些新生產技術方式，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新的生產方式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才能產生和發展。事情是很明顯的，如果不掃除封建制度的障礙，不使廣大農民擺脫對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不使廣大小農和小手工業者破產，成為無產者，不把貨幣和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里，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規模的社會化的勞動方式是建立不起來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當作一個統一體來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動關系，才能科學地揭示物質生產和整個經濟的運動和發展規律。

馬克思極為重視生產力特別是生產工具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把它看成是“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講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時，馬克思反對把政治經濟學變為研究物質生產一般的學問，他一再強調政治經濟學不是技術學、工藝學，而是研究生產所采取的社會形式，即社會生產關系的科學。他對生產力、生產（技術）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說明它怎樣影響著生產關系的變化和生產關系的變革對它發生怎樣的影響時，才引入考察的范圍。

馬克思極端厭煩那些脫離特殊的社會形式而只對物質生產一般作抽象論述的庸俗經濟學者們。馬克思為此批判一位俄國經濟學家說：“因為施托爾希不是歷史地考察物質生產本身，他把物質生產當作一般的物質財富的生產來考察，而不是當作這種生產的一定的、歷史地發展的和特殊的形式來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這樣。如果不能在思維中把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生產技術方式區分開來，不能從物質生產中剝離出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包括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當然更談不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已經極嚴格地區分了物質生產一般和物質生產所采取的特殊社會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產關系淹沒在生產力合理組織中，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今天應主要放在生產一般和社會市場經濟一般上，那在理論上就是一種倒退了。

馬克思把社會生產關系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開辟了揭示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新天地，使人們有可能自覺地按照客觀規律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有在與生產力的緊密聯系中對社會生產關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經濟運動規律，這當然有助于人類自覺地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這一科學思想，必將大大加快社會的進步，使全人類受益。恩格斯曾說過，馬克思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人類歷史因他的存在而縮短了。這一評價得到歷史的印證，也得到了全世界無偏見的學術界的認可。在本世紀末的1999年，英國廣播公司（BBC）于9月舉行了一次網上選舉“千年”最偉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動，馬克思列在愛因斯坦、牛頓、達爾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選為千年最偉大的思想家。

三、資產階級經濟學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由英國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的杰出代表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奠定基礎的。他們把政治經濟學看作是研究如何增進國民財富和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凡是影響和破壞國民財富增長和生產發展的，他們都反對，凡是有利于資本主義生產力增長的，他們都勇敢地加以維護。他們確信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最能推動財富增長的。 由于他們生活的時期還屬于階級斗爭尚不發展的時期，這時還允許這些資產階級的代表無顧忌地科學地涉及資本主義社會各方面經濟關系并進行客觀研究。他們創立了勞動價值理論，并在此基礎上揭示出各個階級之間利益上的矛盾和沖突。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頁。）

隨后一個時期，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奪得統治地位，階級斗爭也采取日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脅的性質。這時要求資產階級客觀地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運動和發展已不可能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就敲響了。問題已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一直發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進物質生產的發展、效率的提高以獲得最大的利潤。

這樣，政治經濟學從斯密、李嘉圖以來向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著，一是馬克思恩格斯，他們批判地繼承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古典學派的科學方面，即勞動價值理論和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體系的內部結構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指出了它的發展趨勢和歷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穆勒開始，經過馬歇爾、凱恩斯到當代的薩繆爾森，是研究財富生產一般的自然規律和現代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穆勒1848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是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走向庸俗化和教科書化的時期的標志。因為這個時期資產階級與工人隊級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資本主義經濟雖尚未爆發重大危機，但社會問題已相當嚴重，批判資本主義弊病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也相當流行了。穆勒為維護資本主義的利益，企圖把這兩種對立的利益加以調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產、分配、交換這樣的順序安排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圖開創的研究社會生產關系的政治經濟學轉為研究物質生產一般，把生產關系撇開了，把生產看作是決定于一般的自然規律，與社會形式無關。他把生產與分配割裂開來，認為生產決定于一般自然規律，與社會經濟關系無關，分配不是由生產決定的，而是由社會法律和習慣決定的。從穆勒開始的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一直支配著以后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

當代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合著的《經濟學》（第12版）中對經濟學是研究什么的是這樣表述的：“經濟學是研究人和社會如何進行選擇，來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資源以便生產各種商品，并在現在或將來把商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或集團以供消費之用。”這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書的觀點。從他們對經濟學是研究什么的規定來看，與19世紀的約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從內容上看，基本上屬于生產一般或市場經濟一般，都是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特殊性隱蔽起來。

我們看一看西方經濟學所規定的研究對象“如何選擇”問題。這種說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屬于物質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的如何選擇上，而回避了資源在人們之間分配的“選擇”，即生產資料的歸屬問題；而這個方面同樣是物質生產得以發生的根本前提，沒有這個方面，物質生產就像一只缺腿的螞蚱，是跳不起來的。沒有生產要素在人們之間一定的分配這個前提，資源在各類生產間的配置是不能實現的，也就不會有物質生產。

例如，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經濟學》中提出的選擇：“為什么曾經被用來種莊稼的土地又用來造工廠？為什么在僅僅幾十年間，用來造馬車的資源又用來生產汽車？為什么自動機床代替了鐵匠？”（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1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這些問題在作者看來只是一個成千上萬個消費者、工人、發明家、管理人員和政府官員的決定是如何交織在一起決定著稀缺資源的使用，這里涉及的只是市場機制是如何實現這種選擇的，政府在這種選擇中又起哪些作用。這些都是屬于市場經濟一般的問題，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這些“選擇”在什么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夠發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種莊稼的土地改變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規模生產的工廠，必須以這種資源在不同人們之間一定的分配為前提，即剝奪小生產者的一切生產資料，一邊是少數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貨幣，一邊是失去所有生產資料的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勞動者。而他們對此都諱莫如深。

因此，要講“選擇”，必須包括兩個方面的選擇，即資源在不同人們之間的分配和資源在各類不同生產之間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屬于人們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或者稱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屬于生產一般的自然規律，或市場經濟一般運行規律。

從二者的關系來說，一般地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 決定資源配置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方式。例如，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決定了生產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潤和超額利潤，這就決定了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資源配置就是通過價格圍繞生產價格上下波動來實現的，以服從于資本主義生產根本目的的實現。正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造成了與小私有制商品經濟不同的運行狀態。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決定了它從事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欲望大大增強，同時社會化的大規模生產又使這種積累的加速增長成為可能。正是這種關系一方面使得生產無政府狀態造成的破壞加劇，另一方面使得廣大工人群眾收入的增長受到嚴重遏制，從而造成國民經濟不良的運行狀態：失業、生產過剩危機、勞資對立、通貨膨脹、貧富懸殊，等等。撇開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研究，導致其不良運行狀態的根本原因就難以得到科學說明，這樣的經濟學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現實意義

社會生產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大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包括深層的、中間層次的和表層的關系。例如，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來說，剩余價值生產是深層的核心關系，利潤和平均利潤屬于中間層次的關系，它是深層本質關系的外部表現，商品關系則是整個生產關系體系的表層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一切關系都表現為一種商品關系，一切聯系都借助市場聯系起來。

社會生產關系還表現在再生產過程中的各個環節中，有直接生產過程中的關系、分配關系、交換關系、消費關系等。社會生產關系還包括生產部門、商業部門、金融部門、農業部門等等之間的關系。社會生產關系的所有這些方面的總體形成生產關系的總和，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社會生產關系既然在生產和社會發展中有著這樣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經濟學仍然應當遵循《資本論》指出的研究方向。這不僅對深入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對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也具有指導意義。把握住研究對象將會引導我們努力深入探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深層本質關系，揭示本質關系又是怎樣地采取了外部表現形式，并和最表層的市場經濟如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弄清這些關系，將使我們能夠更自覺地依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互相推動的辯證關系，按照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不斷調整人們之間的生產關系，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推動社會生產力更迅速地發展，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而奮斗。

一些人可能沒有很好地研讀《資本論》，從它出版的年代上來否定它的意義，說它是一百多年前寫的著作，因而已經過時了。實際上這樣說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無知。年代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因為《資本論》并不是要提出解決現實問題的現成答案。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對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他們的理論，強調他們只是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斯密是18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他的《國富論》是在1776年發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仍然為今天的現代西方經濟學主流派奉為圭臬，堅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學派還在繼續探討它發揮作用的新領域。可見，問題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學真理。簡單地用這種“年代法”來否定《資本論》基本理論的指導作用，是在誤導青年人，懂得科學的人是不會認可這種說法的。

有人說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產關系，而忽視了資源配置問題，因而缺乏現實意義，這是極大的誤解，認真讀過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會有這種看法的。資源在各種生產之間的配置是生產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條件，把物質生產作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當然要重視資源配置。但是馬克思把它看成一個普通常識，他曾說每一個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但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不同的是，馬克思緊密地結合資源配置這一物質內容揭示其得以實現的資本主義形式，而西方經濟學卻拋開它的資本主義形式，只把它作為自然規律和一般市場規律來研究，這等于閹割了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的靈魂。這也就決定了現代西方經濟學除了提出一些資本運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運行狀態的方法及其對策外，在理論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樹。

政治經濟學論文:席勒-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領袖

[內容提要]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領袖席勒，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其著作啟發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見解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響了世界各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學者，也影響了傳播政治學研究本身。

[關鍵詞] 傳播政治經濟學 批判領袖 席勒

剛出版的《電視與新媒介》(Television &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紀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經濟學家赫伯特·席勒的專輯，里面登載了16位活躍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回憶席勒的文章，包括趙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歲。《紐約時報》刊登了訃告，這是主流報刊關于席勒的最長消息。

雖然傳播政治經濟學泰斗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W．Smythe)在學術理論的原創性方面更有建樹，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眾傳播與美帝國》(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響甚大，特別是，這本著作極大地影響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傳播觀點和政策。如果說，斯麥茲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論盲點的話，席勒則以厚重的判將這些思想發揚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邁茲年輕10多歲。席勒也像斯邁茲—樣，受到美國和全球政治經濟的影響，從而發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學術觀點。

席勒出生于紐約丁人階級家庭，他在大蕭條中渡過了中學和大學時代。當時，他的父親長期——長達10年之久——失業，家庭沒有固定收入，生活相當貧困。不過，由于20世紀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氣氛，紐約市向工人階級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費教育，使他得以進入紐約的城市大學。雖然席勒更喜歡文學一些，但山于生計的考慮，他選擇了經濟學，以便畢業后更容易找到工作。這種選擇是大蕭條的產物。大蕭條使他產生了強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經濟中必定有著根本性的錯誤。30年代羅斯福政府對美國經濟的研究為學術界提供了寶詳盡的政治經濟學知識，各界專家對大蕭條的種種政治經濟分析所展示的具體、系統的證據，使席勒了解了美國企業的權力結構及其權力的具體實施。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席勒在軍隊服役，爾后加入了美國在德國的軍政府。這一經歷尤為重要。在德國，席勒見證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在極短的時間內經歷的強迫性轉型過程；也看到了西德經濟的迅速復興。而這種迅速復興，正是東西德分裂和反共產主義的副產品。在美國軍政府實施重建西德政治經濟的所有這些活動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終的階級意識，例如，西方盟軍寧愿任用前納粹人員，也不愿意左翼人士進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計的壓力，席勒邊工作，邊學習。為了維持家庭，他同時在兩所學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獲得紐約大學的博士學位，此時他已經40出頭。但與大學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和工作經驗，發展了他獨立思考的習慣和社會批評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論文的內容，是對戰后美國援外活動進行的政治經濟分析。此后他開始得到伊利諾伊大學不定期的客座教職。他對經濟資源的研究興趣使他開始注意廣播頻率作為自然資源的問題。雖然他一直在企業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麥茲所在的傳播研究所和斯麥茲本人的注意。結果，當斯邁茲離開美國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麥茲傳播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

1969年，席勒發表了《大眾傳播與美帝國》一書，引起了學術界廣泛的關注和來自學校內保守勢力的極大壓力。這本書最初山書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類似復印本(后再版)。伊利諾伊大學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書中批評美國的觀點，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諱地反對越南戰爭的政治立場和態度。但此書產生的知名度卻使席勒獲得了圣地亞哥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當時，在美國風云激蕩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進的學生和年輕的教師強烈要求校方聘請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國家說話并且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轉到加州這所著名的學校。他在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麥茲的命運一樣，席勒也受到美國主流學術界的排擠。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觀點，并一直是保守主義壓制的犧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連續多年工資沒有得到提高，還被剝奪了其他一些機會。他在校園中被視為異類。雖然席勒在激進的學生中呼聲很高，被視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卻相當孤立，他獨往獨來。美國學術界沒有公開的檢查制度和來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學者受到的訓練使他們了解什么樣的課題是保險和易于獲得經費的。他們也知道，什么樣的學術網絡更利于自己在社會中的生存和發展。席勒從未得到過任何像樣的研究贊助或者學術經贊，他也從不申請。他說，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請經費的做法；而只是因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計算機運算和處理程序，他只是獨自寫作。

他到處旅行，作各種講演。他的旅贊是由邀請者提供的，而邀請者中幾乎沒有他的研究對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講者。

席勒從不害怕面對權力講出真話，面對圍攻他不妥協。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敵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發表了許多著作，界定美國大眾傳播媒介的種種政治經濟特征，對世界范圍批判思路的發展影響廣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書——《人眾傳播與美帝國}。此書揭露了一般傳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實：自從2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和軍方便一直積極支持電子工業的巨頭，使其獲得利潤豐厚的經濟合同和有利的頻率資源；國家與媒介在推動其本國資本進行全球經濟擴張中也竭盡全力，從而揭示了大眾媒介與美國政府、軍事工業構成聯合體，共同控制美國社會的傳播實質。通過對傳播這種獨具慧眼的分析，國家便處于資本主義社會互相聯系的結構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終將傳播研究置于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書《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爾森公司、《讀者文摘》雜志和(國家地理》雜志關于公司合并和跨國化的文件資料，持續、系統地批判了“信息社會”的思想，因為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產業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傳播與文化統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對文化帝國主義的見解，以及他對智利阿連德政府建立不同于傳統資本主義管理方式的觀察結果。這是“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幾十年來，美國有意識地將它的“正確政治”標準強加給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銷“信息自由流通”的觀點。

信息、傳播、文化產業，是席勒學術研究堅持始終而不變的興趣所在。他的第四本書——《誰知道呢：在財富500強時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書——《信息和危機經濟》(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轉向信息控制的問題。席勒檢驗了信息和傳播系統對跨國資本總體活動的重要意義，解除了信息技術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術是社會構造的產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國公司是信息產業的主要推動者，因為信息產業幫助跨國公司消滅了地理距離。特別是在《信息和危機經濟》一書中，他提出，這種系統有助于克服發達資本主義的持續性積累危機，危及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和經濟主權。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達》(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從學術流派發展的趨勢探討廠文化產業的問題，并對當今社會“頭腦的商業化和工業化”表示憂慮。席勒的第七本書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國社會危機》(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與積極推動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芬蘭政治批判學者諾頓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編了《國家主權與國際傳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這本書中，他們搜集了對建立世界傳播新秩序大辯論的各種主要觀點。在轉向對信息經濟的批判將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對國際傳播轉型的長期興趣，又與另兩名學者合作出版了《希望與白忙：美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書，該書記錄了聯合國救科文組織呼吁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壽終正寢。1993年，他與諾頓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編出版了《超越國家土權》(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書，探討的仍然是跨國傳播與國家主權之間的關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書名為《生活在頭號國家：一位美帝同批評者的回憶》(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這本書對他一生的思想作了總結。

席勒的后繼者認為，總的說來，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強的理論重載，而是充滿經驗信息的激情闡述。他專注于對傳播結構和政策的分析，很少關注方法論的爭論，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他認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勢群體一邊，改變不公正的社會，而不是維護那種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談到研究思路的選擇時，他說，“如果一個人非常幸運，足以對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領域作出選擇，或者至少擁有小小的選擇機動的話，那么，對我來說，就將試著做那種可以為改變世界作出貢獻的中肯而切題的研究。”⑤

三、活動

席勒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并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譯為世界上各種主要的文字，并傳遍全球之外，他還對各地、全美國和世界范圍的官方和非政府組織機構發表他對文化和信息的見解。他的著作啟發、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見解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

席勒在批判學者集中的國際大眾傳播研究會是領袖人物。他影響了世界各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學者，也影響了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學影響了許多學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學者，也是一位寬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園里長期處于不自由的環境，在課堂上他給予學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一位已經成為著名政治經濟學者的學生說，席勒是一位令人難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潑，不做作，極富吸引力。聽他講課，很少有人不被打動。⑦

席勒總是與學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對后輩和學生充滿了關心和愛護——他是少有的幾乎每信必復，并且給年輕學生和陌生讀者回復長信的著名學者。當一位上海學生給席勒寫信，談她在閱讀(信息和危機經濟》一書遇到問題時，席勒熱情地回信解釋。 席勒一生訪問過許多國家，包括第三世界國家。月枝在其名為《赫伯特·席勒，美國的媒介和中國的民主》⑧的回憶文章中提到席勒對中國的興趣，以及未能訪問中國的遺憾。事實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訴我，席勒非常愿意來中國訪問，并與我探討過能否促成對席勒的邀請。她說，席勒年紀已經很大了，身體也不太好，如果不趕快，可能就來不及了。此話不幸而言中，令人遺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和傳播學者所處的環境，對他們在困難的條件下獲得的成就表示欽佩。盡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樣，對中國傳播學者熱烈擁抱主流美國傳播研究方法和中國大眾追隨美國商業文化價值觀的現狀表示憂慮。但同時，她認為，中國學者積極采納美國主流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有其撥亂反正的重要意義，是對以“”為代表的過分反美主義和完全忽略科學語匯的反彈。她也相信，傳播政治經濟學會成為中國獨立思考的傳播學人越來越重要的知識來源，席勒會在中國得到認識的。

席勒去世后，ucsD創建了一種“赫伯特·席勒紀念獎學金”，只授予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學生。最近得知，首位獲得這個獎學金的是來自中國的學生。

席勒是一位有爭議的理論家。他被貼上標簽，染上嚇人的色彩，成為許多主流學者回避的人物。人們對席勒有不少批評，有人批評他的左派立場，有人批評他的激進理論。除了攻擊之外，有的批評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評不無道理。后來，作為美帝國的主要批評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認了全球資本主義的變化，包括美國優勢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響而言，在世界上，到處都打有濃重的美國痕跡。前蘇聯的解體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驚，但直到去世，席勒堅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立場，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過知識分子，包括批判學者們對社會的深刻剖析，一點一滴地改變著社會的認識和思想。我認為，席勒們縱然不能完全改造這個世界，但他們的批判卻開闊了知識辯論的領域，使人們的思想更關注弱勢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會朝更進步的方向稍稍移動了一點。

政治經濟學論文:關于現階段我國道德尺度差異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論文關健詞:宗法禮教 價值瞬間性 主體性人格

論文摘要:轉型經濟國家的轉型期間社會存在著巨大的不德定性，多元文化與多元制度安排的交織與沖突使社會道德與價值尺度顯得異常復雜。法治、貴任意識的加強與“人情”、特權思想盛行相并存;集體主義合作精神與個人主義金錢意識相并存。道德觀念的復雜性是由于我國現階段存在三種不同尺度的道德模式之間相互矛盾與相互滲透的結果.本文試圖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在揭示三種道德尺度經濟根源的同時，關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成員道德行為的歷史性提升與道德警示。

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應該選擇怎樣的道德尺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公民應該具備怎樣的思想和道德標準，是關系我國社會主義事業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我國在轉型期同時存在著對人身的依附、對物的依賴和對人的尊重三種道德尺度，并且三者之間相互交織表現得異常復雜，嚴重干擾著我國公民人格確立和社會價值判斷。因此，對我國現階段三種道德尺度的差異性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尺度一:所謂人身依附的道德尺度是指社會成員之間以其宗法聯系和等級關系的家長式權威作為社會行為規范的道德標準。對人身的依附反映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類最初對自然法則的認知與控制。它主要表現為尊從權威和重義輕利，這種道德現狀和我國封建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國傳統文化的注意力在對人的血親等級、本末第次的關注中，大眾追求一種重義輕利脫離事功的消極清淡。君主的需要和利益才是最高標準。以少數權威意志和利益作為社會成員交往行為的依據是與自然經濟時期低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相一致的道德標準，它是人類對自然界權威直接依賴的反映。

自然經濟時期人類生產周期是由動植物的生長周期決定，人們從事生產的區域是由自然資源分布決定;男耕女織的社會分工是由人的自然生理現象決定。這種“天人合一”結構中，勞動者個體能力在強大自然力面前是極其渺小的，他們只能作為群體結構中的依附部分存在。等級權威和見利思義的道德尺度自然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交往行為的惟一尺度。

小生產的經濟關系說明商品經濟還未成為社會的主要經濟形式，人們還不能以商品的價值手段組織社會生產和社會交往，這是人身依附道德觀產生的經濟根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標志著我國在組織社會生產和交往手段上的徹底變革，勞動者個體不再以尊從權威意志作為公眾行為的標準，而是以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經濟交往的尺度。它意味著中國長期以來在組織社會生產和社會交往中主觀性、隨意性和盲目性的減少，客觀性、科學性和明確性的加強。平等獨立，開拓進取，以法代情的現代社會風尚也必將隨之形成。但仍然有相當數量的社會成員對舊道德標準抱有情感上的依戀，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人類血緣關系的誘惑。人情是人性中的重要內容，但是，人性中的人情內涵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進步而不斷豐富和發展的。自然經濟時期的人情內涵是以生命的血親模式為核心、君臣關系、主仆關系和朋友關系都被限定在父母兄弟式的權威范圍。“父母在上，兄長在先”原則是人情交往關系的永恒原則。以商品交換為代表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確立了勞動者個體獨立的經濟地位以及平等競爭的新型人情內涵，在上下級關系、朋友關系和家庭成員之間舊有的血親模式被揚棄。獨立平等和尊重他人勞動的主體人格構成現代文明的新型主體間關系。

但傳統道德關系對于剛跨人市場經濟不久的中國百姓來說仍然具有影響，它畢竟反映的是人類最初和最直接易懂的情感。應該警惕的是一些人將這種傳統“人情”關系和金錢關系結合起來，津津樂道地去結成裙帶關系或者建立稱兄道弟式的關系網，它必將對社會法治建設和正常經濟秩序產生極大的隱蔽式破壞作用。

其次，“人的原始豐富性”的誘惑。這是馬克思對自然經濟時期人的行為特點進行的概括。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低下決定人們對自然界的直接依賴，這種直接性使人們產生對自然界原本存在的日月星辰、草木魚蟲以及人的自然生命現象的崇拜和依戀，并且仿照自然物消極被動的非主體特點作為自己生產和生活的模式。節奏緩慢、保守平穩的田園詩般的追求成為這一時期人們生活的特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以人類創造的商品價值、價格、貨幣作為經濟生活的內容。社會生產和交往中的社會自然性被社會的經濟性所替代。人們創造商品的無限豐富性打破了對有限自然物模仿的“原始的豐富性”，為人類行為方式的發展提供更廣闊的領域。大膽創新、講究效益已成為現代人的行為特點。實際上，人的“原始豐富性”隱藏著一種缺乏竟爭意識和進取精神的隋性，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活極不相容的。

最后，舊體制溫情的誘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動搖了舊體制中少數人的主觀意志在社會生產和交往中的權威地位，為勞動者獨立與平等提供客觀的經濟基礎。但是，“物的關系”即商品的經濟關系取代自然經濟中“人的關系”，更容易被誤解為對人自身的關注被物的豐富性所替代，而留戀舊體制中有限的人的地位。“為什么人會依賴物呢?顯然，僅僅是因為這種物是人們相互間的物化關系，是物化的交換價值，而交換價值無非是人們相互間生產活動的關系。”身依附關系被商品的物化關系所替代是人類生產方式進步的表現，它展示了勞動者個體通過自己創造的物完成了對血親服從和等級統治的否定與超越，對人創造物的服從標志著人對自然物的獨立與自由的獲得。

道德尺度二:所謂對“物的依賴關系無非是與外表上獨立的個人相對應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與這些個人相對而言的獨立化的他們相互間的生產關系”。對物的依賴反映人類對社會經濟規律的認識與操縱。物的依賴關系是交換經濟時期人與人之間生產關系的客觀反映，它是指市場經濟中商品交換規律的關系。商品的經濟獨立性打破了血緣和等級關系的非經濟約束，社會成員個性需求的實現必須以商品交換為前提。社會關系中這種對物的依賴是對人身依附的進步，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使我國勞動者個體的道德及價值尺度發生根本性變革:

第一，商品的價值尺度賦予社會成員獨立平等的道德內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成員必須獨立地完成社會及他人需要的勞動產品，才能從社會和他人那里換回自己的需要。人們憑借商品的權力建立起自立、自主、自為的主體地位，他們只有將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通過勞動編織進自己的產品，通過市場交換才能夠得以實現。交換中任何非經濟強權都無法替代商品生產者的意志。因此，強調個性獨立，自尊自愛，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賦予社會成員道德內涵的基本內容。

第二，商品的交換原則賦予社會成員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識。商品是為了交換而進行生產的勞動產品，這種生產的他人性決定每個具有自我意識和個人目的的社會成員必須為社會和他人特殊的個性需求服務。市場交換原則制約著每個社會成員必須尊重和關心他人特殊的個性需求。關心社會，尊重他人就等于關心和尊重自己。任何輕視社會和他人利益的行為最終都會使自己的利益受到傷害。這種經濟關系會很快教會人們拒絕權威盲從以及放棄傲慢無禮，迅速建立主體間平等、尊重、互利的社會行為規范。

第三，商品競爭的天性賦予社會成員銳意進取的道德風貌。市場經濟的內在機制促使每個社會成員盡可能發揮自己的技能水平，努力改進生產技術，降低勞動成本，使自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平均勞動時間，才能保證自己商品價值的實現，任何非經濟的等級權威和“人情關系”都無法替代生產者在勞動過程中體力和腦力勞動的支出。市場竟爭的無情迫使社會成員必須自我克服人性中的懶惰習性，只有保持積極進取的精神才能不斷實現自身特殊的個性需要和目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徹底動搖了傳統道德和計劃經濟時期長期養成的被動等待、求同保守行為的經濟基礎。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是為了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它取代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單純資本增值為目的的生產，這是兩種制度的根本區別。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必須完成商品價值向貨幣形式轉換后才具備現實的經濟意義。當貨幣取代商品價值的權力后，人錢易位便擁有了異化的可能性空間，貨幣作為商品價值的等價物取代了人的主體地位，人變成了金錢的奴隸。拜金主義現象并不是交換經濟的邏輯必然，它是由商品向貨幣轉換中的兩次矛盾沖突時人的盲目性造成的:

首先，拜金主義產生于貨幣對商品使用價值普遍替代的環節。貨幣的萬能作用是商品生產者與他人交換勞動產品時，必須以貨幣作為商品價值的等價物，只有消除了一切自然形式的商品，才可能在流通中取得獨立地位，才能克服物物交換的各種限定，使交換更加普遍和公正。“貨幣在一方面促使商品的價值脫離使用價值中使市場交換獲得生命;另一方面，貨幣能夠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對象同其它任何即使與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對象相交換。”貨幣這種將一切事物的性質進行普遍替代和混淆作用是人物易位、人錢易位等拜金主義產生的根源。貨幣的替代作用雖然能制造人的價值和貨幣形式分離的假象，但是，人的創造能力和商品的被創造屬性不可能隨著貨幣的替代而產生絲毫改變。人們完全可以通過理性自覺認清這種假象，在行為中克服盲目性。

其次，拜金主義產生于貨幣對商品價值普遍超越的環節。“貨幣代表商品價值是一種消極的轉瞬即逝的形式”。當商品交換貨幣時，“商品的價值規定會在商品實現時消失;當貨幣交換商品時，它的價值作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單純形式上的媒介注定要消失”。貨幣無論代表價值實體還是代表價值形式都具有瞬間性。但貨幣存在意義在于它必須立刻打破其瞬間性，才能在流通中既保存價值本身，又“通過和工人交換占有了勞動本身;勞動成了資本的一個要素”。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同時擁有了“增值”的可能。貨幣本身并不能創造物質財富，貨幣的增值來源于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單純以追求資本增值為目的社會行為只能加劇商品經濟內在矛盾的尖銳化，破壞市場經濟的協調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建設就是要幫助人們自覺消除商品活動中人的盲目性，建立人的社會主體性人格。

道德尺度三:所謂對人的尊重為尺度的道德觀是以消除商品交換過程中人的盲目性為前提，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相一致原則。對人的尊重反映人類對社會人的全面發展規律的理解與支配。建立以尊重物的創造者本身為基礎的社會行為規范，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一，超越經濟人限定，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經濟人是亞當·斯密提出來的，它是指人具有天生的利己心，這一本性與市場中追求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相一致。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由歷史的具體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決定。人性中君子不茍言利的道德標準是自然經濟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決定的，極端個人主義道德觀則是市場經濟交換關系中制度缺陷產生的，表現為一種消極被動的受經濟法則制約的非主體性人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創造一種不僅能夠控制和把握社會經濟規律，同時要建立適合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人的規律的制度安排，消除交換經濟中單純經濟制約時主體人的無奈。正如人類從來就沒有滿足被動接受自然規律制約，而是不斷探索，創立自然科學為人類服務。自然科學打破了自然界對人的限定，社會人的科學就是要打破商品的經濟法則對人的全面發展關系的限定，克服經濟人在市場交換關系中的異化，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變成符合人類科學發展的有序的生產活動。

第二，緩解市場失靈破壞，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市場經濟由于交換而產生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對立關系是市場經濟發生風險與危機的根源。提高經濟效益，協調市場關系是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在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交換中，國家宏觀調節政策最終會被各種利益的對立關系所左右，巨型跨國公司由于資源爭奪的對立關系所展開的國際競爭，最終是以社會巨大浪費為代價換取部分企業的有限利潤。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由于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全新的個人、集體和國家三者之間的協調關系，為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的最佳配置提供可能性，為企業營造高起點的平等競爭環境和提供高效快速發展市場經濟的客觀機制。

第三，減輕人力資源浪費，促進經濟低成本發展。資本主義在追求資本最大增值的市場動機驅使下必然發生人與金錢易位的現象。西方對人力資本的關注目的也僅僅是將人作為資本增值工具。商品和金錢對人所形成的壓力破壞了人類對勞動能力提高的自覺性，而是將金錢的積累視為人生的目標和價值實現。人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壓抑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最大浪費。因此，對人的尊重實際上是對創造物質財富的勞動者和勞動能力的尊重，人的勞動能力開發必然帶來巨大的社會效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前提條件。

面對我國現階段多元道德尺度現狀，我們必須弘揚社會主義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并且在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宣傳中把握好對三種道德尺度的不同態度:

首先，消除宗法禮教關系的道德約束。迷戀“人情”關系，受制于等級特權、輕利重義是一種與現代化社會主義建設相違背的舊道德。以人的等級權威為核心建立起來的舊道德，由于受其自然經濟的制約，人性的內涵的欠缺是有待完善和提高的。特別是其中等、靠、要的思想只能增添人的惰性。韓國政府所謂重建儒學，是想通過儒家的道德觀整治腐敗。對此，除了公眾表示冷漠外，并沒有起到醫治韓國病的作用。封建傳統道德中的消極因素和拜金主義的結合，人情和金錢交易，特權和金錢的腐敗現象大量滋生勢必造成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嚴重破壞。因此，要替惕對傳統文化宜傳中的誤區，是當前理論宜傳中值得注意的問題。

其次，揚棄以物的依賴為尺度的道德觀。市場交換的經濟形式說明人類生產和生活已經突破直接依靠自然界的有限恩賜獲得滿足的限定，開始享受自身不斷創造的無限豐富的物的屬性。這種生產力式極大地拓寬了人的社會內涵，為人類道德的不斷豐富和完善提供現實可能性。但是，貨幣作為交換的必要手段，它無差別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換的屬性是產生用金錢代替一切的拜金主義根源。這種資產階級道德觀忽視人的能力提高和全面發展，為滑向腐化墮落的道德深淵提供通道。因此，我們應該堅決批判和抵制拜金主義和個人主義，在接受現代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

最后樹立對物的創造者人的尊重的道德標準。對人的尊重和對人身依附的兩種道德觀，雖然都體現對人的關心，但后者更多體現的是人類早期對人的有限自然性的迷戀，而前者則體現對具有豐富創造能力的勞動者的尊重，同時它也清算了人在創造物過程中人錢易位的現象，把人的勞動創造力的發展和完善作為人類行為的道德和價值準則。這種道德尺度弘揚的是對社會主體人的薄重，體現對官僚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抵制，弘揚的是集體主義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體現的是對金錢至上和個人主義的批判。它鼓勵全體社會成員在對自身能力充分而自由發展的同時，為社會多做貢獻，這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社會成員應該具備的社會道德觀。

政治經濟學論文:創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第五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確定了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目標。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創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有其特殊的政治經濟學含義。中國和東盟國家存在地緣上的親和力和經濟優勢的互補，建立一種自由貿易區形式的區域分工協作機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這種協作機制的建立必將對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與東盟的相對脆弱性

當今的世界經濟在加速全球化的進程中，也在不斷地走向區域化。歐盟（European Union）的一體化進程和歐洲單一貨幣區的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成功運作都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成功例證。而作為當今世界三大制造業中心之一的東亞地區經濟區域化的進程卻比較緩慢，這與東亞地區經濟的發展速度和潛力是不相稱的，也使得東亞地區在與北美及歐盟的競爭中處于相對劣勢。

成立于1967年的東盟（ASEAN）擁有10個成員國，是目前東亞地區最大的以政治、經濟合作為主的區域集團。客觀地講，東盟的建立和存在促進了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也增大了東盟各成員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權重。東盟作為東亞地區唯一的聯系相對緊密的區域性組織，盡管成員國不少，但與北美和歐盟相比，不僅總量微不足道，其質量上的差距則更是相去甚遠。東盟的差距集中體現為這個區域組織內生的脆弱性，或者說是一種先天不足。這種內生的脆弱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上存在巨大差異

在東盟的10個成員國中，既有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又有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上存在巨大差異。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而越、老、緬、柬四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不到400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約70倍，遠遠高于歐盟內部16倍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內部30倍的差距水平。東盟國家內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極大地限制了各成員國相互協調經濟政策的余地，和歐盟相比，這是東盟的一大劣勢。

2、經濟、貿易結構的雷同化

地緣上的親和力與經濟優勢的互補是區域經濟實現整合的兩大先決條件，其中區域內部成員國經濟優勢的非均質分布決定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的大小，而東盟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方面并不具備明顯的互補性。東盟內部的新興工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是憑借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導向戰略，到了20世紀80-90年代，又轉換為以下游的電子信息產品出口為主，東盟國家在國內經濟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上呈現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東盟、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內部出口貿易額及在其總出口額中的比重分別為819.29億美元，占22.2％；5811.62億美元，占54.6％；13763.14億美元，占62.6％。從這兩個角度來衡量，與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比，東盟都尚處在一個較低的發展階段。這也就證明，經濟和貿易結構的雷同化極大地限制了東盟內部各成員國貿易創造效應的發揮。

3、內部市場的狹小和對外部市場的依賴

東盟10國的總人口為5.3億，199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約為7370億美元，經濟總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屬于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內部市場潛力較小，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嚴重。20世紀70-80年代，東盟國家主要是為日本生產下游的電子產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賴日本市場；到了9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衰退和美國新經濟的興起，東盟國家的出口又開始嚴重依賴美國的市場。內部市場的狹小限制了東盟未來的發展空間，而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則嚴重削弱了東盟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區發生市場萎縮和劇烈價格波動，就會對集團內各成員國國內經濟的穩定構成巨大威脅，增加了未來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

4、內部缺少核心的經濟力量和協調機制

區域性經濟組織并不需要明文規定組織內部的核心經濟力量，但從歐盟和北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區域性經濟集團內部在客觀上需要有核心的經濟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無疑問，美國執自由貿易區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正是因為美國的全力注資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機沒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國家。在歐盟的范例中，德國和法國是兩個核心。區域內核心國家的職能在于承擔區域組織的重大責任，起到協調成員國政策、穩定區域內部經濟的職能。而東盟國家中則沒有一個愿意而且有能力擔當領導國家的責任，中堅力量的缺乏降低了東盟各成員國之間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中，東盟各國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競相貶值本國貨幣而全然不顧整體的利益，結果造成危機在各個國家中迅速蔓延，損失慘重，東盟內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應對機制的弊端暴露無遺。

二、東亞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動與創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東亞經濟之所以能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復蘇，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動。美國在電子信息產品方面需求的強勁增加使東亞各國迅速擺脫了金融危機的困擾，但同時也產生了兩個不利的因素：一是使東亞經濟更加依賴于美國市場；二是亞洲經濟危機中暴露出來的東盟國家產業結構單一化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糾正，勞動密集型產業科技投入不足、生產率低下的弊病并沒有根除，美國新經濟造成的強勁需求和亞洲經濟的迅速復蘇只是暫時地把東盟國家的深層次經濟問題掩蓋了起來。2000年下半年以來，美國的國內需求趨于疲軟，經常項目逆差開始逐漸減少，其消極影響也開始波及到東盟國家。“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隨著美國和全球經濟陷入衰退，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也發生了變化。

1、美國經濟的衰退及其東亞戰略的調整

美國布什政府上臺之初，把中國視為一個具有威脅的潛在對手，顯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對華政策態勢。而“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使中美兩國重新找到了戰略合作的平臺，美國意識到中國是亞太地區和世界范圍內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穩定力量。基于這種認識，美國新政府在對華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幾屆政府的路徑上去。美國歷來就在東亞政治經濟事務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東盟一些國家中有很強的影響力。因此，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就為中國在該區域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較大的空間。

2、日本經濟的弱勢及其局限性

日本經濟在20世紀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應地帶動了東亞其他經濟體的經濟發展。作為世界第二，亞洲第一的經濟大國，日本本應當也希望能在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發揮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這一愿望在實踐上卻不具備基本條件。首先從經濟狀況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之后，經濟長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經濟總量雖然很大（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為4.4萬億美元，超過東盟10國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總和），但從整體上看卻是弱勢，日本沒有能力吸納東盟國家過剩的生產能力，更無法整合和帶動整個東亞經濟的發展。從經濟政策上看，鑒于自身經濟結構的特點，日本長期實施以鄰為壑的政策，視東亞國家為自己的競爭對手，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非但沒有對東盟國家提供幫助，反而大幅度貶值日元，加劇了惡性的競爭性貨幣貶值，加重了金融危機的程度，全然沒有承擔起與其經濟大國地位相稱的穩定地區經濟的責任，受到東亞各國和世界輿論的批評。近幾年伴隨著國內經濟的頹勢，日本的貿易保護主義越發嚴重，不久前頻頻發生的中日兩國貿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貶值便是日本保護主義傾向抬頭的明證。從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認并深刻反省其戰爭罪行，反而不斷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戰爭歷史，國內政治右傾化的趨勢明顯，這使東亞國家加強了對日本的戒心，而且影響日本在地區事務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由于在較短的歷史時期內難以改變現行制度安排，也就決定了日本難以擺脫經濟、政治上的困境，從而也就很難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發揮主導作用。

3、東盟的窘境及對華戰略的調整

東盟國家雖然在文化上和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東盟國家歷史上一直對中國心存芥蒂，有些國家甚至長期執行反華的政策，他們擔心中國的強大會在經濟、軍事上給他們造成威脅。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頂住了巨大的壓力，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并給予遭受危機的東盟國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承擔了超強的國際責任和負擔，受到了國際輿論的廣泛贊譽，也贏得了東盟各國的信任，樹立了中國以及人民幣在東亞地區的威信。“9.11”事件發生后，政治上東盟國家意識到中國是維護東亞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力量，經濟上東盟國家逐漸看清楚，中國絕不僅僅是他們的競爭對手，更多的還是一種合作共榮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中，搭上“中國經濟的快車”，能夠走出經濟衰退的陰影。在這種大的背景下，東盟各國出于自身的經濟利益，紛紛調整戰略，把發展與中國的經貿合作放在舉足輕重的位置。

4、中國經濟的強勢及入世對東亞經濟格局的影響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一直保持強勁增長的勢頭，從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達到9.6％（根據《2001中國統計年鑒》計算得出），堪稱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又一奇跡。2001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達5098億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經濟衰退的陰影籠罩下，中國取得了7.3％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外匯儲備達到2122億美元。在亞洲，中國經濟的強勢和日本經濟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島國經濟及“亞洲四小龍”的限制型經濟相比，中國是一個大國經濟，市場價格主要是內生決定的，經濟發展更多的是依靠國內龐大的市場和不斷成長的需求，這就更預示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將對東亞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從整個世界的角度來看，中國入世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地理大發現，世界“發現”了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億美元的新市場，而且這個市場還是一個處在發展中的、增長速度最快的、未來潛力最大的“績優市場”。因此，從東盟國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促進中國東盟之間的貿易和投資，甚至建立共同市場，意味著東盟國家將獲得中國相當的市場份額，在搶灘中國的進程中取得先機。從中國的角度看，作為一個貿易大國，中國沒有參加任何一個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一直置身于經濟區域化、集團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沒有一個區域性的貿易組織為依托，即使加入世貿組織這個多邊的貿易體系，中國在處理與他國的貿易糾紛中也將處于不利的地位。因此無論是從進一步擴大開放，還是從融入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參與國際競爭的角度看，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進行區域內的分工合作，對中國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產及中國與東盟的經濟互補性

1、“雁行模式”的破產要求東亞地區建立新的區域產業分工體系

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與小島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詞曾經形象地描述了20世紀60-80年代東亞經濟內部產業分工與轉移的動態關系。該模式中，技術先進、資金雄厚的日本居于東亞經濟發展的雁頭地位，主要從事技術開發并進行產業轉移：“亞洲四小龍”具有一定的資金技術積累，重點發展資本密集型工業，是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身；作為雁尾的東盟具有廉價勞動力與豐富的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一般認為，該模式較好地解釋了80年代以前東亞經濟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來，“雁行模式”受到了東亞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嚴重挑戰。首先，該模式的理論基礎是靜態的比較優勢，強調產業分工的固定化，勢必不能滿足東盟及曾經處在雁陣模式邊緣的中國趕超日本等發達國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已經無力再擔當雁頭的角色，如何進一步把日本的比較劣勢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在調整和轉換日本經濟結構的同時促進整個東亞經濟結構的升級，是日本經濟乃至整個東亞經濟面臨的大難題；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東亞各國（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國市場為導向的出口導向戰略的成功。隨著冷戰的結束，東亞的安全戰略價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來，美國的新經濟周期開始從創新高頻階段向成本競爭階段轉換，經濟增長開始減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國際大環境不復存在。

90年代后期，東亞地區作為世界范圍內的新興制造業中心，產值已占全球制造業產值的1／3，與北美和歐洲并駕齊驅。“雁行模式”的破產及外部環境的變化使東亞各國和地區亟待建立一個區域內部的自我穩定發展機制來替代對美國市場的高度依賴，以便實現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特別是對于內部市場狹小的東盟而言，尋找穩定的、縱深的地區大市場更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在東亞地區建立一種新的區域分工協作機制，是東盟國家擺脫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國與東盟貿易結構的互補性

前面曾經提過，經濟優勢（比較優勢）越是不均衡分布，產業結構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員國之間開展貿易得到的好處就越多。20世紀的90年代，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額增加的速度非常快。東盟成為中國繼日本、美國、歐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貿易伙伴，占中國對外商品貿易的份額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國也成為東盟的第六大貿易伙伴，東盟各國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國和東盟國家在比較優勢分布方面都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見長的，產業結構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產品也具有較高的相關性。但如果對產品進行細分，仍然會發現產品的互補性。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的統計表明，中國與東盟在貿易結構上具有明顯的互補性，這也是雙方進一步擴大貿易的重要基礎。中國與東盟貿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具有明顯互補性的商品，它們主要以資源稟賦的差異為基礎，約占雙方貿易額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東盟具有優勢的商品，這些商品反映了東盟多數國家森林、礦藏和熱帶作物等自然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它們約占中國從東盟進口額的42％。另一部分是中國具有優勢的商品，主要是金屬及其制品、紡織品服裝與鞋類、蔬菜及加工食品。車輛等，它們約占中國對東盟出口額的38％。第二類是互補不明顯的商品，也占到雙邊貿易的一半。比如電子信息產品在雙方出口產品結構中都占據相當的權重，從表面上看具有很強的競爭性。而在2000-2001年，中國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產生了對電子配件產品的巨大需求，中國從東盟進口的電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長率達到30％。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國與東盟之間尚未建立一種密切的產業分工，目前雙邊貿易的基礎還是一般性的資源互補，它仍將是今后中國與東盟發展貿易關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雙方高層次產業分工協作框架的確定，雙邊的貿易、投資會大幅度增長，從而有效拉動各自國內的經濟增長。據專家組的估測，東盟國家對中國的出口可以增長14％，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出口可增長55％，雙方的國內生產總值將分別增長0.9和0.3個百分點；還有可能形成雙方在某些戰略產業方面的聯合發展優勢，最有希望的是信息產業、以天然植物藥為基礎的現代生物制藥產業、金融服務業和旅游業等，這都將極大地提高中國和東盟的區域競爭力。三是由于經濟結構某些方面的近似性，雙方在合作的過程中也會伴隨著激烈的競爭，但可以樂觀地預測，隨著雙方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規模經濟效應、競爭刺激效應和投資刺激效應將同時生效，最終有利于雙方經濟的有效整合。

四、結語

目前中國和東盟10國擁有17億人口，2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1.23萬億美元外貿額（2000年統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總體的經濟和貿易規模還會進一步擴大，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將與歐洲和北美并駕齊驅，中國在未來東亞經濟區域組織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將日益重要。

政治經濟學論文:對政治經濟學中若干問題的認識

摘要:生產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基本問題。根據馬克思經濟學說并結合現代經濟學的新發展，可以認為:劃分社會歷史階段的標志是社會生產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資本的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并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地產生否定資本的因素。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將導致占有的社會化。社會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生產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釋人類社會現階段的發展邏輯以及預見人類社會的未來，是馬克思主義者、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本文試圖以唯物史觀為基本方法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與西方經濟學中的科學成分結合起來，重新概述政治經濟學中的若干基本理論觀點，從而使人們對現實和未來的認識更科學一些。

1．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這個社會的獨特的生產方式。一定的生產方式的運行就形成了相應的社會經濟形態。因此，劃分人類社會歷史階段的標志是社會的生產方式，而不是所有權在法律上的歸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共產主義社會都是以生產方式的不同來區別的。

馬克思以后的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改變了生產關系就改變了生產方式，從而改變了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后以為只要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權以及其它社會關系，就認為進入了社會主義，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其實，只有社會生產過程才是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的統一。從物質變換這一物質運動的角度考察生產過程得到生產方式的特征；從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這一角度考察生產過程就得到生產關系的表征。當然，由于生產總是人類社會的生產，因此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是無法割裂的，一定的生產關系從根本上來講又由生產方式所決定。無法割裂并不意味著生產方式包含著生產關系。

2．資本的生產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資本的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產生出否定資本的因素，這些因素正是未來共產主義的生產力因素。共產主義生產力因素只可能從資本的生產方式中產生，不可能從封建的小農生產方式中產生。在當代資本的生產方式中，共產主義的生產力因素表現在:

1） 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人類生活的社會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產生了對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為滿足這些需求，政府作為經濟組織為社會生產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政府生產公共物品和服務時所占有的生產資料雖然仍具有資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資本的實質或性質。它們的存在不以剩余價值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生產是對資本生產方式的否定。

2） 在資本的生產方式越發達的地方，資本的生產力水平越高，勞動相對于資本而言在生產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級的腦力勞動正逐步資本化。它們在生產過程中使資本物品(生產資料)處于從屬的地位，傳統的資本吸納雇傭勞動的要素結合方式正在逐漸瓦解。當然，腦力勞動的資本化還只是少量的局部現象。當生產資料相對于人類勞動只是一種被支配的物質時，資本的生產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腦力勞動資本化現象正是否定資本生產方式的共產主義生產力因素。

3） 信息作為要素進入生產過程也在否定著資本的主導地位。在資本的生產方式的早期階段，信息僅僅是生產的外部環境。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各生產層次、各生產環節的相聯結必須依賴于信息的傳遞和處理，而且隨著信息收集和處理能力的革命性飛躍(計算機技術的運用)，物質資料的生產越來越表現為信息處理的結果。這就使得表現為資本的生產資料在生產中的作用降低，當生產力發展到社會生產完全由信息支配時，資本也就消亡了。可見信息收集和處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產主義生產力因素。中國加快發展市場經濟與馬克思所預見的人類發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指生產過程中人對物質資料的占有方式，這是所有制的物質內容；第二層含義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關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產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產關系的特征。脫離占有方式的所有權的歸屬形式的變化不能認為是所有制的改變。決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決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對象的物質屬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權的法律規定。馬克思以后的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論影響把所有制僅僅看作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歸屬形式，從而把所有制完全納入生產關系范疇，由此導致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中一些重大謬誤。

4.在資本的生產方式這一歷史階段中，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而導致了占有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生產社會化程度可由生產空間的維數來刻劃，生產空間的維數越大其社會化程度越高。占有社會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間的維數來刻劃。由于占有空間是生產空間在某一時刻的橫截面，因此，生產空間是在占有空間的基礎上增加一個時間維，從而生產空間僅比占有空間高一維，或者說占有空間僅比生產空間低一維。若生產空間是n維，則占有空間就是n-1維。當生產空間的維數n越來越大時，占有空間的維數n-1也越來越大，并且隨著n越來越大時，生產空間和占有空間的特征差異將相對縮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早期階段，生產社會化程度極大的低于當今工業社會中的生產社會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資本的私人占有，生產空間和占有空間的維數都處于較低水平，這時占有空間與生產空間的特征差異尤其明顯，并表現出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在人們之間的生產關系上的表現就是“由資本形成的一般的社會權力和資本家個人對這些社會生產條件擁有的私人權力之間的矛盾”。馬克思還推論這種矛盾“發展得越來越尖銳，并且包含著這種關系的解體，因為它同時包含著生產條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會的生產條件的轉化。這種轉化是由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發展和實現這種發展的方式所決定的”。即生產社會化將導致占有社會化，這一推論正被歷史證明著。

5.社會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一方面，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從歷史沿襲的私人占有(其組織形式主要是單人業主制和合伙制企業)逐漸發展出資本的社會占有形式——公司制企業。馬克思當年就預見到了這一變化的趨勢，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種社會資本，是對私人資本的揚棄，是生產資料由私人占有向社會占有轉變的過渡形式。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的一百年以來，股份公司已經成為資本生產方式中的基本組織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對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是遵循社會發展規律的結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各工業化國家的政府作為經濟組織進入生產過程，不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生產上對生產資料進行直接的社會占有，而且對各種私人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運作進行規范——這些規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還是國家組織中的立法機構制定的——使得這些資本的占有具有社會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會性。因此，當今工業化國家的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已經基本上或主要表現為社會占有的形式。當然，這種社會占有仍然處于私人財產的范疇內，但是，生產資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權已經由于這些規范而逐漸模糊并逐漸脫離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活動，其作用已日益表現出減弱的趨勢。

6．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對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關系是財產權即所有權，而隨著對物的占有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對物的社會占有所形成的關系就是現代產權。因此，現代產權關系與歷史的所有權關系已有很大差異。從歷史的所有權概念已不能推導出現代產權概念。西方經濟學家對現代產權概念的定義也尚未統一，而是各自從不同角度去定義產權概念的。有的從信息不對稱理論出發，有的從不完備合同理論出發，有的從外部不經濟性出發，等等，都可以引出產權概念。但這些定義都只是對產權運作表象所進行的描述，尚未從本質上規范。因此，如果我們把產權概念定義為占有社會化的法的關系，前述各種不同的產權概念就都統一起來了。

政治經濟學論文:試析波德里亞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

論文關鍵詞：霍克海默　文化批判　啟蒙　批判功能

論文摘要：以往人們關注的是霍克海默對資本主義的文化批判，其實他所闡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價值的東西。西方文明啟蒙的后果是用理性這種新的統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統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啟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啟蒙，即對啟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這種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業”的出現。文化工業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與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認同的被奴役的異化者，要找回和發揚這種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實現新的啟蒙。霍克海默通過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辯證的否定。

一、霍克海默論文明啟蒙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1973年)的文化批判理論是對西方文明啟蒙的反思和批判開始的。何謂啟蒙?霍克海默開篇就說:“從進步思想最廣泛的意義來看，歷來啟蒙的目的都是使人們擺脫恐懼，成為主人。啟蒙就是使人們從恐懼、神話、宗教的統治和支配下擺脫出來，用理性代替迷信，用人性代替神性，從而確立人類對自然、社會、精神的支配權。但是，啟蒙卻由于其內在的自身邏輯而走向它的反面，蛻變成了一種新的迷信神話。啟蒙、理性成為工具性理性，“神話變成了啟蒙，自然界變成了單純的客觀實在。”“管理萬物的精神與創造萬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與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權，是主人，具有指揮權。首先，啟蒙推翻了中世紀宗教所追求的創造萬物的神，人們以為從此可以從神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了，但是，前面驅逐了創造萬物的神，緊隨其后的是另一個神取而代之，這就是管理萬物的神。這個神是人。人推翻了神，結果人自己變成了一個“與神相像的人”。人是這個世界的中心，他是這個世界的至高無上的又具有支配定在的所謂具有主權的主人。人性本應替代神性，從神的統治和支配下解放出來，成為具有獨立個性、獨立人格而不受那個至高無上的神所奴役。但是，結果卻相反，人推翻了神以后，人并未從奴役下完全解放出來。人雖然不再受神的統治，但人在推翻神的過程中，自己把自己上升為統治這個社會最高的主宰萬物的主人。這就構成了現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它成為現代法西斯主義繁衍和孽生的根源。其次，在中世紀是神、信仰、盲從支配一切，啟蒙喚醒了人們的主體意識，理性代替神的信仰與非理性的盲從。但是理性把神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盲從，從神壇上驅逐出神的殿堂以后，理性自己登上了神壇。理性鏟除了人類的迷信，人們對理性推崇備至，理性自身成為人類新的迷信。理性就是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接受審判和裁定。理性倒退成工具性的理性，結果出現了一個工具性的與人相異的異化世界。理性統治取代了中世紀的神，而非理性的思潮對理性的這種統治的反抗，正如理性反對神性時那樣，它恰好說明理性的統治已是一個使人無法忍受的像上帝一樣的神。

文藝復興以后，現代大工業發展起來了。它像魔術的咒符，把沉睡在中世紀的神自然喚醒，神奇地變成了人的財富—工廠林立，大都市從廢墟中崛起，商品琳瑯滿目。但是，大工業發展并未給人們帶來多大好處。這邊財富堆積如山，那邊卻是餓俘遍地。工人制造了機器，機器反過來奴役工人。大都市一方面成了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卻是窮人的地獄。商品、貨幣本來是人們生產出來用來交換的產品，但是，“自從自由交換結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經濟性質，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質，這種偶像崇拜的性質一成不變地滲人了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昔日，人們拜倒在偶像化了的神面前，現在卻相反，人們卻拜倒在商品貨幣的腳下，不僅商品已經失去了全部的經濟特征，它只具有拜物教特征，而且拜物教的影響已擴大到了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啟蒙的實質，就是要求從兩種可能性中選擇一種，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選擇對生產的統治權。這種選擇并非真正的選擇，它仍然是以一種對統治權的選擇代替另一種統治權的選擇，因此，選擇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統治權的產生。如人與自然，要么是自然統治人，要么是人統治自然。這就是說，一種舊的統治推翻了，一種新的統治取而代之，它不是人與自然的平等和諧，而是用一種新的統治去代替舊的統治。所以，“隨著資產階級商品經濟的發展，神話中朦朧的地平線被推論出來的理性的陽光照亮了，在強烈的陽光照耀下，新野蠻狀態的種子得到了發展壯大。啟蒙理應帶來自由、文明和進步，但是，恰好相反，啟蒙是用“新的野蠻狀態”代替舊的野蠻狀態，并且在強烈的陽光照耀下，這種野蠻狀態的神還在發展壯大。人性在這種狀況下已經變成了非人性的狀況，它正像《奧德賽》中奧德修斯和他的船員在海上偶遇海妖塞壬的故事。為了抗拒海妖塞壬那誘人的歌聲，他自己不得不讓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桿上。他既反對自己死亡，又反對自己幸福;既反對自己欲望增長，又反對拒絕本身的享受。這就等于啟蒙越是給當代社會帶來了財富、權力和知識的增長，它越是堅決拒絕去享受財富，去掌握權力、知識，等等。一切都因為啟蒙而走向了倒退，由舊的極權走向新的極權，由舊的統治奴役變成新的統治奴役。啟蒙就是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自我摧殘和自我毀滅，這就是啟蒙的辯證法。

霍克海默深刻地揭露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啟蒙所帶來的理性至上和科學技術統治的負面影響。現代工業技術所帶來的異化、工具性，這是其消極因素。但是，近代資本主義與封建社會相比，啟蒙的偉大意義則是不容否認的。啟蒙最突出的劃時代性的意義，就是為推翻封建神權統治制造了輿論準備。毫無疑問，啟蒙具有解放思想、強化人們的主體意識的偉大意義。啟蒙推翻了中世紀神權的統治，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了障礙。啟蒙思想家適應資產階級利益的需要，針對宗教神權統治和封建社會的專制統治，提出了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要求。啟蒙的負面影響的確存在，但這不是啟蒙的罪過，而是以一定利益為基礎的時代局限帶來的。盡管時代進步了，而啟蒙對那個時代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否認。如果以現代人的標準為標準而完全否認歷史，也就不會再有歷史。歷史不是虛無的，歷史應是客觀的事實。

二、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把對啟蒙的批判提升到可以解決一切經濟、知識、政治、理性、宗教等間題的總機關，其意義不在于從舊的啟蒙引出新的啟蒙。他認為，舊的啟蒙是文藝復興文化的啟蒙，新的啟蒙就是對新的理性和技術統治的文化批判。因此，對啟蒙的否定旨在從否定中生發出新的否定，這種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業”的出現。文化工業即是“欺騙群眾的啟蒙精神”。何謂“欺騙”?欺騙群眾的啟蒙精神有哪些?欺騙群眾的啟蒙帶來了什么樣的后果呢?

(一)文化工業的“欺騙”。文化本來是人類歷經數千年實踐活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文化從廣義來看，可分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大多數情況下，應是狹義的，即指精神產品，指宣傳、教育、科學、文學、藝術、衛生、體育、宗教、道德等。尤其是從人類使用文字、語言符號等開始，文化就是人類智慧和勞動痕跡的精神產品。文化與人類發展是同步的，人類從那里開始，文化也就從那里發端，人類在生產物質生活資料時也就生產了人類社會的文化。文化的產生與人類實踐活動不可分離，但文化畢竟是人的文化。人類除了需要吃穿住這些生活資料之外，為什么還需要文化?這是因為人類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有著本質的區別。動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自然的，而人類的需要除了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更為重要的是間接的、社會的需要。間接的需要除了以需要為根據提出要求之外，還有一種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利益。因為它有利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因而才有需要;不利于人類生存和發展，人們就會把這種需要逐漸從狹隘的需要中驅逐出去。比如原始社會的人食人會導致人類的自我殘殺和毀滅，它是不人道的。人道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就產生了。還有威脅人類正常生存等犯罪現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非人道的，對犯罪懲罰無疑是人道的，它維護了人類正常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文化本質上應是根源于人類的需要和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同樣是戰爭，為什么有的要受到法律的懲罰，有的卻會受到贊揚呢?因為戰爭被分為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正義的戰爭要褒獎，非正義的戰爭引起人類生靈涂炭，是不人道的，它引起的后果應予以追究。但什么是非正義的，什么是正義的呢?在這里，它不只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個階級概念，因為不同階級對戰爭就有不同的標準。可見，階級利益與文化相互關聯。霍克海默看到了這一點，即認識到文化與階級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把文化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聯系起來。他認為，在現代科學技術統治下，文化成為一種工業。廣播事業依賴于發電工業，電影事業依賴于銀行，“電影、收音機，書報雜志等是一個系統”。“從宏觀和微觀上所表現出來的統一性，說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東西與特殊的東西之間的虛假的一致性。在壟斷下的所有的群眾文化都是一致的，它們的結構都是由工廠生產出來的框架結構，這一點已開始明顯地表現出來”。文化成為了一種像“工廠生產的框架結構”，因而，出現所謂“文化工業”。這種文化工業與“工廠生產的框架結構”同樣成為了工業。“從利益方來看，人們是樂意把文化工業解釋為工藝學的。千百萬人參與了文化工業強制性的再生產過程，而這種再生產過程，又總是在無數的地方為滿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標準的產品。文化本應是藝術性，它的本質是創新。不同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區別開來，就在于不同民族創造了屬于自己民族的新文化。這種文化由于其特質只能模仿，無法等同。不同歷史時期由于不同的科學技術水平而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巴比倫文化、華夏文化，等等。但是，文化工業制造的產品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它不能創新，而是高度的“一致”，因為它把政治和經濟結為一體。“技術上的合理性，就是統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為了適應統治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的需要而產生，它充當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喉舌和傳聲筒。文化的合理就是為了統治上的合理性。統治者從其統治的目的出發，把文化模式變為統治的工具，為其統治上的合理性服務，為其政治、經濟的利益服務。啟蒙的文化工業發展到今天，不再是群眾所需要的那種啟蒙精神，而變成了欺騙群眾的啟蒙精神。

(二)文化工業改變了啟蒙的本來意義，取消了文化的反叛精神。啟蒙本來的意義是對中世紀封建專制和一切違反人道人性的宗教精神統治的反叛。因為，中世紀的文化就是神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在這種神的文化中，只有神的意志而缺乏人的自我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神的關照下才是可能的。人的自主、自由、自覺的本性，人的獨立個性，在神的統治下都成為了無關緊要的東西。啟蒙的意義就在于它的反叛性。啟蒙用人性反叛了神的意志，用資產階級文化反叛神的文化，但這些只是一種虛假的反叛。因為由啟蒙喚醒的文化工業，取消了文化的反叛性質。文化本應是對現實的反叛，從而使文化創新。但是，文化工業完全違背了文化的初衷，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個性，使一個人等同于另一個人，最后每個人都成為一個模式的人。文化本應培養人們的創造能力，但文化工業卻反其道而行之，成為了每個人個性的抑制者。文化應激發人們的想象和自發性，但現在卻使人們的想象漸漸萎縮。文化工業用一些陳詞濫調、固定的模式來消除人們的創新能力，用一些無聊的毫無意義的流行的作品來占用人們金子般的時間，致使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文化工業品的影響。“文化工業的每一個運動，都不可避免地把人們再現為整個社會所需要塑造出來的那種樣子。機械工業生產出來的是物的產品，文化工業卻不同，它生產的是人，塑造的也是人。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不是具有個性的人，而是為“整個社會所需要塑造出來的那種樣子”的人。這種文化不再是反叛(批評或批判)現實的文化。工業文化成為失去反叛性質的模式文化。霍克海默對文化工業帶來與啟蒙本來意義相悖的結果進行深刻而尖銳的批判，這是正確的。因為，文化本來的意義是創新，而反叛(批判)則是創新的起點，反叛也是創新的動力。文化就是在反叛中不斷創新和不斷發展的。創新是文化的靈魂，反叛則是創新的杠桿和動力。沒有反叛，創新就不會有動力。但是，反叛也并非代替一切，因為文化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即文化的繼承性。只有繼承才有發展，因此，如果把反叛看成高于一切的東西，就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繼承性，這也是十分錯誤的。

(三)文化工業的虛假性帶來的后果是畫餅充饑。文化工業利用電影、電視、廣告、報紙等媒體，制造一些虛假信息，不斷地向人們許諾、欺騙，把人們推向了虛假性的陷阱。例如消費，“文化工業通過不斷地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它不斷地改變享樂的活動和裝演，但這種許諾并沒有得到實際的兌現，僅僅是讓顧客畫餅充饑而已。文化工業不斷地向人們揮舞橄欖枝，用許愿、承諾來欺騙顧客，使顧客目不暇接、暈頭轉向，墮入云里霧里，但最后一無所獲。在自由時代，文化工業揭露封建專制的落后、腐敗、頹唐，鞭撻封建專制野蠻、扼殺人性、違反人道的行徑，喚醒人民的反封建意識，吹響了向封建社會進攻的號角，動員社會可以動員的力量，從而使資產階級在封建統治下爭得一塊又一塊地盤，把封建神權從他們的寶座上拉了下來，動搖了封建神權統治的基礎，然后又在上層建筑領域建立了資本主義政權。但是，現代“與自由時代不同，工業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樣，對資本主義發泄憤怒，但不能從根本上威脅資本主義制度。這就是工業化文化的全部實質。文化工業也在發牢騷，面對現實社會，抱怨倍增，對當代資本主義，奮筆疾書。但是，這些都是隔靴搔癢，不能觸及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要害，不能從根本上威脅資本主義制度。在霍克海默看來，這就是“工業文化的實質”。這是因為文化工業這種“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憤怒”，僅僅只是表面的，它只觸及資本主義的皮毛，而不會傷其筋骨。尤其是文化工業對資本主義發泄憤怒，與它對日常生活的態度相互矛盾。文化工業把日常生活與資本主義制度對立起來，它只詛咒資本主義制度，而把日常生活美化如天堂一般，這樣一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詛咒變成了毫無意義的牢騷。這樣，享樂是一切，一切在享樂中沉淪，一切在享樂中度過。文化工業就是這樣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而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認同的被奴役的異化者。按霍克海默的意見，找回和發揚這種反叛性，就是實現新的啟蒙的途徑。

霍克海默關于文化工業反啟蒙的性質，也就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弊病。霍克海默在批判文化時，實際上也是對文明的批判。霍克海默在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中，由于缺乏嚴格的界定，導致了在批判文化時也對整個文明的否認和批判，這就是霍克海默的失誤。

三、文化批判功能及其啟示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論究竟有什么積極意義?一般認為，那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其實，這是片面的。在我看來，霍克海默對資本主義理性至上和科學技術統治的批判，僅僅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論的一個方面，而他所闡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他文化批判中最有價值的東西。霍克海默就是從文化批判功能開始，逐漸展開對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批判的。在他看來，文化批判是走出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統治，走向新的文化建設的總機關和動力。當然，文化批判的功能再強大，也不可能擺脫文化工業在資本主義的統治。但是，文化批判對文化建設的作用，尤其在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卻是不容忽視的。

在霍克海默看來，文化批判的功能就是辯證的否定。法蘭克福學派把否定辯證法看作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精神。在他們看來，事物不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他們的理論中，否定是絕對的否定，因為有了肯定就沒有否定。阿多爾諾說:“被否定的東西直到消失之時都是否定的。這是和黑格爾的徹底決裂。在霍克海默看來，文化批判功能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否定被當作是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可以拯救資本主義文化危機的總機關，這當然是片面的。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應是辯證的否定。從文化建設的過程來看，文化批判的作用就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這里，肯定本身就包含否定。任何文化在最初階段，首先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現，這就是繼承。但任何肯定都包含了否定，而否定就是揚棄。文化揚棄了自己的有限性而保留了其積極的合理方面，文化就進入了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個周期，這就是發展和創新。文化建設就是通過文化批判，不斷地從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波浪式地上升和前進的。因此，沒有文化批判，就沒有辯證否定，就不會有文化的發展。但是，把否定看作是絕對的否定，這就抹殺了文化的繼承性，必將導致文化的虛無主義。盡管如此，霍克海默所論述的文化批判功能對我國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文化批判的本質是創新。霍克海默認為，文化是對現實的反叛，文化的實質就是創新。霍克海默把文化批判同現實絕對對立，旨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僅此而已。其實，文化與現實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從同一性來看，任何優秀的文化都產生于現實，又服務現實;都產生于社會的日常生活，又服務于社會的日常生活，這是一致的。但文化與現實又有非同一性，因為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當現實生活向前發展時，文化甚至還徘徊在舊時代的基地上停滯不前。文化批判的實質就是創新，通過文化批判使舊文化從它的基地中走出來，創造一種適應新時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創新不是重復，也不是雷同。創新就是使文化的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黑格爾在論述哲學史的批判功能時認為，哲學史的實質是“通過哲學史本身去證明哲學知識的無用”，哲學是在批判中發展的。他說:“一種新的哲學出現了。這哲學斷言所有別的哲學都是毫無價值的。誠然，每一個哲學出現時，都自詡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學不僅是被駁倒了，而且它們的缺點也被補救了，正確的哲學最后被發現了。黑格爾是對的，哲學史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文化就是通過文化批判不斷地發現和創新。沒有文化批判，就沒有文化前進和發展。古希臘的文化發展是這樣，我國先秦文化發展也是這樣，沒有先秦諸子百家的文化批判，就沒有先秦文化的繁榮。德國古典哲學更是如此，沒有以馬克思為代表的青年黑格爾派的文化批判，就不可能產生馬克思主義。甚至可以說，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才出現了一批在當時并不起眼的，但在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如杜林、施特勞斯、鮑威爾、施蒂納、費爾巴哈，等等。所以，沒有文化批判，就不可能有文化創新和大師級的文化名人出現。文化的繼承主要是指文化的同一性。繼承如果沒有批判，那就是重復和雷同。繼承和繁榮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當然是必要的，但是當前主要缺少的還是文化批評。時期，學術批判政治化，批判成了打倒一切的代名詞。但是，現在卻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肯定太多，批評太少。即便是文化垃圾，也很少有人出來清掃。其實，批評和批判，決不是打倒一切，正當的文化批評和學術爭論，是一種更為重要的研究。如康德在世界學術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他對人類知識的研究和審視，尤其是對歐洲近代哲學唯理論和經驗論的批判。他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可見，頌揚和批評，批判和繼承，肯定和否定，是促進文化繁榮的兩種動力。

(二)當前文化繁榮的主要推動力是文化批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文化批判功能愈益突現出來。由于市場經濟是一柄雙刃劍，因而，適應市場經濟需要而產生的文化，必然也是雙向的，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適應市場平等自由交換而產生的平等自由正義等觀念，它是文化建設中正面的東西。但是，市場經濟也對文化帶來負面的影響，那就是功利化、媚俗化、平面化和邊緣化等傾向的產生。因而，文化批判的作用愈益重要了。文化批判一方面應像園丁一樣，細心呵護那些適應市場經濟而產生的正面的文化觀念，另一方面，文化批判要毫不留情地掃除那些污染環境的垃圾。霍克海默把文化工業的反面消極影響揭露出來了，對這些東西進行否定，當然是絕對必要的，但是，他由此在批判文化工業時卻否認了一切文化，這就等于否認了文明。肯定文明不是不要文化批判，如果沒有文化批判，那就分不清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什么是財寶，什么是垃圾，那就沒有文明的發展。當前應對那些以文化的名義為幌子的偽氣功、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動進行批判和打擊。總之，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和諧社會進程中，我們務必弘揚優秀文化，加強文化建設，而我國的文化建設能否健康發展，有待于有效的文化批判。

政治經濟學論文:對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思考與建議

摘要：政治經濟學是財經類高校一門重要的基礎理論課程。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政治經濟學面臨被邊緣化的傾向。作為高校政治經濟學教師對此深感憂慮。本文對政治經濟學課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作了分析。并從教學指導思想、編寫一本體系合理內容精煉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政治經濟學立足課堂教學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學質量的思考與建議。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 教學改革 建議

政治經濟學是財經類高校一門重要的基礎理論課程。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政治經濟學面臨被邊緣化的傾向。作為高校政治經濟學教師對此深感憂慮。本文是筆者在政治經濟學教學實踐中遇到問題提出的看法與觀點，作為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思考與建議。

一、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當前，各種版本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多達上百種。教材內容和體系改革的主要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目前我們使用的是由逄錦聚等主編的面向21世紀政治經濟學教材（第四版），這一教材雖然經過了多次修改，但在內容和體系上依然有不妥之處。

1、目前使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存在的問題。首先從教材的內容來看，本教材的內容共有21章。這本教材的編寫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種模式組合為一體。其內容的組合既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理論，也有現代西方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這些理論的大綜合。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時間分別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教材字數均在50多萬字。教材的特點：內容廣泛。從這一特點的積極效用看，它不失為一本或者說更適宜做為高校教師備課的參考用書和學生自學教材。但目前，這一教材的授課對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學生，其內容就顯得龐雜，缺少應有的精練。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數據過于陳舊，比如教材第126頁表8-1“美國制造業的剩余價值率（1929年-1985年）”、教材第173頁表11-1“1977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重要經濟部門的生產中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這些數據不能反映這一經濟現象的現實。這與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這樣的命題不相適應。

其次從教材體系結構來看，第一篇是：“政治經濟學一般理論”有七章；第二篇是：“資本主義經濟”有6章；第三篇是：“社會主義經濟”有8章。這種體系構架中，第一篇“政治經濟學一般理論”，其內容主要由馬克思《資本論》一部分理論，有列寧《帝國主義論》一部分理論和西方經濟學一部分理論，還有編書者自選編輯的其它內容，共同合成。這種由合成的第一篇“政治經濟學一般理論，” 使有些章與章之間缺少理論承上啟下的內在必然性。例如第一篇“政治經濟學一般理論”中的第一章第四節與導論中的研究對象的內容有重復。第五章“社會資本再生產和市場實現”向第六章“信用制度與虛擬資本”之間的過渡，難以看出兩章理論之間內在的邏輯聯系。第六章“信用制度與虛擬資本”向第七章“競爭與壟斷”的過渡，以及第二篇“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第九章“資本主義分配”向第十章“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企業”這兩章內容上的關聯程度不緊密。這種前后秩序安排顯得生硬。第十二章“經濟全球化和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關系”與第十三章“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和發展趨勢”也屬于這種問題。另外第二篇“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及其對經濟的干預” 這一章內容與第一篇“政治經濟學一般理論”中的第七章“竟爭與壟斷”有些內容具有重復性。以上是筆者認為教材體系安排上和內容編選上存在不夠合理的方面。

總之，本教材在體系架構上的承上啟下理論內在邏輯關系不緊密，在使用過程中感覺整個教材章與章的編排在理論上的銜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教學效果。

2、社會上對政治經濟學在現代經濟學中地位的片面認識給政治經濟學教學帶來的不利影響。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上個世紀60年代以后的較長一段時間里，我國高校是做為政治經濟學教材之用的。隨我國著改革開放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已經不再作為教科書了。而以《資本論》為主線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現代經濟學的地位，目前在經濟學界有許多爭議。其中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是：把《資本論》與前蘇聯有關計劃經濟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理論等同起來，認為它是一種只研究價值和計劃經濟,不研究財富和市場經濟的傳統經濟學，而西方經濟學則是專門研究財富和市場經濟的現代經濟學。由于我們中國現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場經濟中的財富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所以我們需要使用西方經濟學的一種范式或話語體系，并發展這種現代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代和中國都無關，它的一套話語體系應該完全放棄不用。這種說法雖然不符合事實，也不利于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但這種觀點有一定社會群體。這種意識在學生中有影響，從而產生一種傾向，認為以馬克思《資本論》為標志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是一種說教。百年后的今天這些理論基本過時，難以解釋現實。這種傾向和思想給教與學增加了難度。

3、研究對象、層次和方法方面的原因。首先，當今世界，經濟學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大對立的理論體系。這兩大理論體系的研究對象和層次以及運用的主要方法都有著重大的差別。西方經濟學側重經濟運行和對經濟現象的表層描述和分析，運用的主要是邊際分析、實證分析、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以及主觀心理因素等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偏重于對經濟關系本質的分析，它研究物與物關系背后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研究經濟問題的本質規定，揭示社會發展規律。運用的主要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方法或方法論上的區別，這與它們對待資本主義的不同態度有關。馬克思研究經濟學的目的在于尋找資本主義社會不合理現象背后的經濟根源，而要證明這一點，在邏輯上就必須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只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階段，是人類社會歷史演進中的一個特殊的社會形態。而這樣的邏輯只包含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觀之中。馬克思正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分析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規律，并得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具有歷史性的結論。西方經濟學家一直對資本主義抱有特殊的價值取向，即把資本主義看作是永恒的、理想的社會制度。在這種價值取向下，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研究資源配置問題并與之相關的市場機制。一些學者和學生認為西方經濟學總結了市場經濟的一些管理經驗、甚至個別論點有其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與現實經濟問題有著結合，有些理論有一定的實用性，西方經濟學研究的這些表層的經濟問題，容易被接受。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事物和經濟現象的本質，研究物與物關系背后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維能力， 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學生在學習中會有畏難情緒。

其次，政治經濟學以上大課的教學形式影響師生學術思想的溝通和理論探討的互動，使課堂難以有序的組織和管理，因而課堂教學主要采用灌輸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教學效果。

4、教師原因。教師是教學的主導。教學內容篩選，教學方法的選擇都取決于教師。在教學方法上，政治經濟學教學一般從基本概念范疇出發，通過邏輯推理演繹出一套經濟學原理，然后圍繞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體事例加以分析和證明。這種教學雖然能反映出教師的良好理論素養，但從另一方面證明，這種教學使教師把備課、教學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疇的界定和邏輯推理上，追求理論體系的邏輯性、完整性，在課堂教學中就理論本身深入探討和充分的理論聯系實際顯得有些欠缺。這種教學使教學效果打了折扣。

二、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學質量的建議

1、確立正確的教學指導思想。在教學中使學生真正明確學習政治經濟學的意義，消除學生錯誤觀念，幫助學生解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的不正確認識，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針對現實問題予以說明和解釋實際，以理服人。

2、編寫一本體系合理內容精煉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政治經濟學教材體系架構存在的問題不是調整所能解決的，對已成型的體系框架在其范圍內進行調整，我們做過這樣的嘗試，其結果不能令人滿意。所以，在原有架構上的調整或變動難以取得好的教學效果。從長計議，教材需要重新編寫。筆者認為，編寫一本《政治經濟學》教材，體系架構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一部分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概論，一部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這本教材的編寫特點是把具有相對獨立的不同理論分為不同的篇章，各個不同的理論相互之間基本不嫁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這部分主要按《資本論》體系編寫，因此，理論不會有什么問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概論”參考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編寫。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這一部分以我國為主，編寫我國改革開放前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這三部分后兩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編寫注意兩點：一是，章與章之間的銜接有其內在的理論邏輯關系和必然性，框架體系合理。二是，寫作內容貫徹少而精的原則。全書字數控制在35萬字以內。

3、政治經濟學立足課堂教學。堅持灌輸原則，講究灌輸藝術。這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抓住重點、剖析難點、解答疑點。第二，加強案例教學增強學生的感性認識和實踐能力，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吸引力與實效性。第三，采取對比法教學，更新對比角度。例如，對同一個經濟現象和經濟范疇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層次，價格范疇，西方經濟學根據供給和需求及各自的彈性，描述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把價格界定為價值的貨幣表現，價格運動表現價值規律的作用，價格與價值既有量的背離，也有質的背離，這就從經濟學原理上深刻闡明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化的東西雖然沒有價值但卻會有價格的現實，而西方經濟學在這一問題上只看經濟現象，卻永遠不會發現價格背后隱藏的深層次理論，更不無法懂得它們兩者之間的關系；資源配置，西方經濟學強調帕累托最優，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把它界定為社會勞動在各個部門的分配，資源配置的效率標準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節約；對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疇，西方經濟學把它看作要素報酬的形式，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看到了這是各要素的報酬形式，同時看到了這種報酬后面的源泉是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在不同要素所有權主體那里量的分割形式；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其理論體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據此他得出了資本主義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資本主義不能實現充分就業，這一結論的正確性在于凱恩斯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所認為的市場是萬能的和能自動充分實現就業觀點，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所以出現有效需求不足，從而不能實現充分就業，關鍵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資本主義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回避了這個關鍵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找到了病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個理論體系有著重大的差異，他們都依據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層次作經濟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既采取了對比法教學方法，又更新了對比角度。這種從經濟現象和理論本身進行比較和對比，角度發生了變化，會引發學生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興趣。學生在這種對比中自然會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第四，理論聯系實際是教學的核心與精髓。政治經濟學是理論性很強的一門課程，但這門課程理論聯系實際的空間又非常廣闊。經濟學不能是黑板經濟學，如果這樣學生聽著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這門課。理論聯系實際則不然，用政治經濟學理論說明當前國內外經濟問題的熱點焦點，從而使政治經濟學面對經濟發展的現實具有強有力的說服力和解釋力，長此以往，一定能夠提高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積極性和情趣。貫徹始終的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法，便潛移默化為學生們的學習方法。從而提高了他們思考與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這個過程中，教師的傳道、授業、解惑的作用自然發揮其中。第五，加強教師對政治經濟學多媒體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體軟件的制作水平。多媒體的課件制作，不是電子教案。多媒體的課件制作要有理論性和藝術性，適應教學內容的需要，還要有一定的背景資料。這是多媒體課件制作的必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