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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現象論文:中國研究的規范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的悖論現象

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正處于一場規范認識的危機之中。這里指的不僅是以往學術界的各種模式。所謂規范認識指的是那些為各種模式和理論，包括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已成為不言自明的信念。這種規范信念對我們研究的影響遠大于那些明確標榜的模式和理論。它們才是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u）1970年《科學認識革命的結構》中的"規范認識（paradigm）"一詞的真正含意。近數十年累積的實證研究動搖了這些信念，導致了當前的規范認識危機。這一危機的發生使大家感到現有理論體系的不足并非通過對立理論間的爭論就能解決。大家有一種需要新的不同的東西的感覺，但尚未明確地說出需要什么樣的新東西。

我們應該系統地估量這一危機，并試圖探求新的認識。我們不需要倒退到純粹的考據，或次要問題的探討，或"純科學"的技術手段，或極少數人所熱衷的政治爭論。相反，我們應該把當前的危機看作是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觀點的極好機會。

本文先粗略地回顧中國和西方幾代人的學術研究，說明近四十年來學術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和理論體系。盡管不同輩份、以及大洋兩岸存在著種種差異，但各方應用的主要的理論體系實際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這些信念一般被認為是不言自明的，無須討論也不受人注意。學術界的爭鳴一般都圍繞著各理論體系間的不同點，而不去顧及共同點。然而，數十年累積的實證研究實際上已揭示出一系列的與這些信念相悖的現象。規范信念認為不可并存的現象屢屢同時出現。實證研究所發現的悖論現象實際上已經對以往的規范信念提出全面的挑戰。本文將列舉一些悖論現象，進而分析這些現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規范信念，并探討如何研究由此產生的新問題的方法。本文無意對以往所有的研究作一綜合評述，相反，討論將限于若干最有代表性的論著，目的在于說明我個人的看法。

規范認識的危機

一、中國的學術研究

當代中國的史學研究在五十年代開始時認為歷代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是基本上沒有變化的。主導的模式是"封建主義"，即與進步的近代資本主義相對立的停滯的舊中國。這一模式的基礎是斯大林"五種生產方式"的公式，即歷史發展必須經過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五個階段。

在"封建主義"的模式下，研究中國歷代王朝史的學者主要研究封建階級關系，即封建統治階級通過地租、稅收和高利貸形式榨取農民生產者的"剩余價值"。他們的研究成果見于編集了大量記載這些剝削關系的資料集。（李文治，1957；章有義，1957；嚴中平等，1955）一些學者亦將封建經濟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他們認為中國這一生產方式的特點是家庭農業與小手工業的結合，即"男耕女織"。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結合得異常緊密的生產方式，阻礙了手工業從家庭中分離出去而形成集鎮作坊，并最終阻礙了資本主義發展。他們收集了種種證據，證明"自然經濟"在明清時期占優勢，并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1

早在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者的非難。這些學者認為，明清時期決非是停滯的，而充滿著資本主義預兆的種種變遷，與西方國家的經歷類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業擴展的資料，對當時的商品經濟作出系統估計，以證明國內市場的形成，認為這標志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另外的研究側重于封建生產關系的松弛和衰落（尤其是土地租佃關系）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尤其是雇傭勞動關系）。2

"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最初提出者并未關注到經濟發展，他們認為一時闡明了商品化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隨著80年代改革時的意識形態由"生產關系"轉而重視"生產力"（包括技術、資源利用、生產率等等），新一代學者轉向直接探討經濟發展。他們的主要代表尤其強調長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種和肥料的應用（李伯重， 1985a, 1985b,1984）。

"資本主義萌芽論"雖然成功地沖擊了"封建王朝因襲不變"的舊觀點，但無論在老一代學者還是八十年代培養出來的新一代學者之中，它均未能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在西歐歷史上，由于十九世紀出現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把這之前的三、四個世紀稱作資本主義萌芽或向資本主義過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國的十九世紀并無資本主義發展，有什么道理把這之前的時期稱作資本主義萌芽呢？再者，經濟的相對落后使中國受害于帝國主義。鑒于這一事實，把明清時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國到底有什么意義？

"資本主義萌芽論"學派企圖從西方入侵打斷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為由來解釋這個問題。于是，把十九世紀中國經濟的落后歸罪于帝國主義，而不是自身的停滯趨勢。這一說法雖很符合反帝情緒，卻難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經濟影響直到十九世紀末仍是很有限的，而中國經濟自數百年前的所謂"萌芽"以來卻未顯示出自己發展資本主義的動向。十九世紀中國經濟落后的事實重新證明了先前的封建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經濟至少是部分正確的。

"封建主義論"和"資本主義萌芽論"的相持不下使中國的青年學者對兩者都抱有懷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輩們的這些模式。有的全盤搬來西方的一個又一個的時髦方法，進一步擴大了代溝，這一情況本身就反映了中國學術界的規范認識危機。

二、西方的學術研究

西方的學術研究雖然比較多樣化，它的主要內容卻出人意外地與中國的研究相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學術界同樣持有傳統中國在本質上是無變化的觀點。當然，這里不再是"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論的"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的對立模式。研究的重點不是"封建"中國的階級關系，而是"傳統"制度與意識形態。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人口對停滯經濟的壓力。3 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國在與西方接觸之前是停滯的，或僅在"傳統范圍"內變化，這與中國同行的見解基本一致。

如果清代在本質上是無變化的，那推動質變的力量只能來自外部，因而簡單地歸結為"西方的沖擊"與"中國的反應"（費正清，1958；費正清等，1965）。 在這個"哈佛學派"倡導的"沖擊--反應"模式之下，一些重要的著作闡述了西方在中國的出現及中國反應（芮瑪麗，1957；費惟愷，1958）。但是這一觀點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到挑戰；先是政治性的攻擊，"西方的沖擊"被認為是為帝國主義和美國干涉越南辯護，4繼而在史實上受到論證明清之際發生重大變化的學者的批評。

后一傾向在近年來形成一個新概念，中國在受到西方影響前數百年的時期被稱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歐發生的那樣。與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論"一樣，這一觀點的出發點是明清經濟的大規范商品化。有的學者更進而把這一觀點延伸到社會、政治領域中（羅維，1984，1989；韓素瑞與羅斯基，1987）。

就像"資本主義萌芽論"學者那樣，"近代早期論"學者動搖了過去的"傳統中國論"及其派生的"沖擊--反應"模式。他們的實證性批評比激進學者對費正清的政治批評有效。然而，就像"資本主義萌芽論"一樣，這個新的理論也因同樣的原因而難以被普遍接受。如果自十七、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后半葉的中國那么像近代早期的西方，為什么在隨后的世紀中中國的變遷這么不同？我們如何看待帝國主義和二十世紀的革命？一個可能的論點是帝國主義促進了以前就已在內部產生的早期近代化。但是真是那樣的話，又如何看待共產主義革命的發生，難道它只是對近代化的一種偏離？另一個可能的論點是帝國主義使中國脫離了近代化的正常途徑而導致了革命。目前"近代早期論"的學者尚未提出一個在邏輯上與他們的論點一致的關于帝國主義與中國革命的有說服力的觀點。

學術界于是陷入了當前的理論困境："停滯的傳統的中國"的舊觀念及其派生的"沖擊--反應"模式已不再具有影響力，而"近代早期中國"的新觀念尚不足以成為支配性的模式。其間，中國史研究領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華帝國晚期"來稱呼明清時期，盡管此詞過分強調了皇權在中國歷史整體中的作用。

三、兩個理論

中國學術的主要模式源自馬克思的古典理論。"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范疇均出自馬克思對西歐，尤其是對英國的分析。資本主義萌芽論則是中國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國在帝國主義入侵之前是單純的封建社會，那么就必須肯定西方帝國主義為中國帶來了近代化，但這是任何愛國的中國人所不能接受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公式解決了這一問題：在西方帝國主義到來之前，中國已開始了自己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西方帝國主義打斷了這一進程，使中國淪為"半殖民主義"。如此，資本主義萌芽模式協調了斯大林的五種生產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寧的帝國主義學說）和基于民族立場的反帝情緒。

在另一方面，盡管沒有普遍的認可，也很少明白的表示，西方學術的主導模式主要得自兩個理論：先是馬爾薩斯，后是亞當·斯密。一開始，停滯的"傳統中國"被看作是一個其資源受到馬爾薩斯式的人口壓力困擾的社會。這一看法是建立在傳統中國是前商品化的社會的假設之上的。后來，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實得到證明，馬爾薩斯式的觀點便受到亞當·斯密理論的詰難。

斯密的設想是由市場推動的資本主義發展。自由貿易會促進專業化、競爭、更新、高效率，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積累的發展。在城鄉商品交換的推動下，城鄉會進入螺旋形的現代化發展。（亞當·斯密，1775-1776）。這一設想相當程度地在英國得到體現，從而賦于其有力的史實依據。這一設想也得到了現代經濟學界論說的支持：它們多以抽象、簡單化了的斯密理論出發。

明清時期果真出現了斯密所想象的那種發展，便不會存在人口過剩的問題。勞動力會像其他生產要素一樣根據自由競爭市場的邏輯而達到最合理的使用。這樣，馬爾薩斯理論便為斯密理論取代而形成了"近代早期"模式。

中國與西方學者爭論的焦點首先是中國經濟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階級關系還是人口壓力。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經濟中的資本形成受到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阻礙，封建統治階級盤剝直接生產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并用于自己的奢侈消費而不投資于生產。西方學者則認為資本的形成是為人口壓力所阻礙，人口壓力減少了消費之余的剩余。5爭論也涉及了究竟是通過社會革命，還是通過人口控制（以及其他改革）來使中國擺脫落后，走向近代化。

然而，在"近代早期中國"模式向"傳統中國"模式的挑戰中，以及"資本主義萌芽"模式對"封建主義"模式的批評中，爭論的焦點轉移了。在反對"傳統中國"和封建"自然經濟"模式時，"近代早期論"與"資本主義萌芽論"是站在同一邊的。問題的焦點變為：明清經濟到底是已經呈現出近代早期發展（或資本主義萌芽）的高度整合的市場經濟，還是仍然處于前商品化時期的、本質上停滯的，處于人口壓力重負下的經濟？

至于帝國主義問題，中國的"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萌芽"兩個模式當然都強調帝國主義的破壞性作用。"封建主義"學派強調帝國主義如何使封建剝削關系進一步惡化，而"資本主義萌芽"學派突出了帝國主義如何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

在西方，首先是用"沖擊--反應"模式出來反駁上述觀點。例如有的學者爭辯說，中國"近代化的失敗"的原因不在于西方的破壞性沖擊，而在于中國傳統的頑固存在（芮瑪麗，1957；費惟愷，1958）。隨后，有的學者轉用斯密的模式：隨著西方影響而來的國際貿易和外國投資的擴展是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如果中國經濟的近代化失敗，其原因不是西方的影響太強，而是太弱，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鄧伯格，1975；墨菲，1977）。

這一觀點最后歸結為新近的公式，它直截了當地以"市場"代替了舊有的"西方沖擊"。不象"帝國主義"概念帶有種種政治現實和含意，"市場"可以被視作純粹是良好的客觀現象：只要市場得以運行，它會賦予中國像西方那樣的發展。這個"真理"見證于種種"事實"：國際市場刺激了中國的工農業發展，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市場的沖擊不像以往研究所講的那樣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實際上深入到中國的農村和內地，帶來了廣泛的發展。6照這一觀點來講，中國的不幸在于市場推動的發展被戰爭、災荒和共產主義革命等畸變所打斷。

四、一個規范認識

盡管中國與西方的學術研究有著種種不同，但兩者明顯有許多共同點。認為中國歷史基本上無變化的一代學者均受到強調中國傳統本身有著明顯變化的一代學者的挑戰。中國經濟是個前商品化的、本質上停滯的經濟的主張，受到了認為中國經濟是高度商品化、蓬勃發展的經濟的主張的挑戰。兩個學術派別均把停滯與前商品化經濟相聯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國的"封建主義論"學派之所以認為封建經濟是停滯的，是因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論"學派一樣，他們也認為商品化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與此類似，西方"傳統中國論"學派認為明清經濟基本上沒有商品化。例如何炳棣1959年的人口著作基本上無視商品化，珀金斯1969年對明清農業的研究也把低水平商品化作為一貫前提。而威廉·羅1984、1989年的著作以"近代早期"模式對過去的著作提出挑戰，則從種種蓬勃商品化的證據出發。

商品化會導致近代化的構想是貫穿"封建主義論"與"資本主義萌芽論"模式，"傳統中國論"與"近代早期中國論"模式的規范信念的一個例證。它貫穿了大洋兩岸學術界的兩代人，也貫穿了斯密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

這樣的信念一般不為學者討論。學術界所注意的主要是不同理論、模式間的爭論方面。于是我們爭論明清商品化的程度、或是帝國主義和階級革命的是非功過。然而我們不去注意那些共同的認識，認為那是再明白不過的了，乃致無須再加以討論。

正是這樣的信念，我稱之為規范信念。當前學術界往往過分簡單地把規范認識這一詞等同于有影響的模式。這一用法其實抹煞了這個概念的分析力量。若用于存在著眾多模式的社會科學領域，尤其如此。本文把規范認識性的信念定義為不同的或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不言自明的信念。這樣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達的模式和理論來，有著更廣泛、更微妙的影響。它們的影響不僅在于引導我們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于是，我所指的規范認識的危機并非針對某一理論或模式，并非針對學術界的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針對中國模式或西方的學術研究。把當前中國史研究中的危機解釋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認為只發生在中國并意味著斯密理論戰勝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誤解了這個危機的真實含意。當兩個理論體系長期地各以對方來為自己下定義時，一方的危機便足以提醒我們去考慮是否是雙方的共同危機。當前的規范認識危機要從兩代人和兩種表面對立的模式和理論體系的共同危機的角度來理解。

五、多重悖論現象

我認為在過去實證研究積累的基礎上所證明的一系列悖論現象已經使我們領域的規范信念瀕于分崩的邊緣。悖論現象指的是，那些被現有的規范信念認定有此無彼的對立現象在事實上的同時出現。悖論現象對那些信念的挑戰首先在于相悖現象各方的存在的確實性。例如：商品化和經濟不發展這對相悖的現象確實并存。在更深的層次，悖論現象則對既有的因果觀念提出懷疑：商品化是否必定會導致經濟發展？明清時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與糊口農業長期持續的事實，反悖于"資本主義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國"模式的斷言，也反悖于"自然經濟"和"傳統中國"模式的認定，這一對悖論現象向為所有模式共同認可的"商品化必然導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規范信念發難。

但是，實證研究揭示出的悖論現象與它們否定的規范信念一般沒有在論著中清晰地披露出來。學者們通常不會討論未訴諸文字的潛意識信念，即使想討論的人，也可能由于認為道理過于明顯，而覺得不必加以討論。于是這些實際上已為事實所否定的規范信念繼續影響人們的思想，盡管許多人已久有懷疑之心。本文的一個主要意圖，就是列舉一系列實證研究已經披露的悖論現象，進而揭示被這些現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信念。

沒有發展的商品化

一、實證研究揭示的悖論現象

明清時期蓬勃的商品化已是無可懷疑的事實。在1350至1850年的五個世紀中，幾乎所有的中國農民都改穿棉布了。這反映了商品化的一個最大的組成部分：棉花經濟的發展及伴隨而來的地區內部和地區之間的貿易。棉產品的交易也意味著糧食商品化的擴展，出現了棉作區與糧作區之間的商品交換和棉農與糧食剩余產品的交換。隨著這樣的發展，尤其是在長江三角洲出現了相當多的為棉、糧提供加工和交換服務的商業市鎮。把明清時期說成是前商品化顯然是不對的（吳承明，1985）。

然而，我們也注意到盡管有五個世紀蓬勃的商品化，農民的生產仍停留在糊口水平。無論生產跟上人口增長水平（珀金斯，1969），或是落后于人口增長水平（何炳棣，1959；艾爾溫，1973），農村中沒有發生近代式的經濟發展是毋庸置疑的。

同樣，類似資本主義關系的雇傭勞動的出現也無疑問。當時已出現了不少農村雇傭勞動，包括長工和短工。土地租佃關系也在松弛下來，分成租的舊方式讓位于定額租，實物租讓位于貨幣租。這些變化進一步肯定了農村經濟的商品化（李文治等，1983）。

然而，我們知道，在當時的農業中幾乎沒有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式生產。許多長工、短工只是為一般農戶雇傭，以補充家庭勞動力的不足。在全國各地，包括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小農家庭農業仍占壓倒的地位。同時，少數使用雇傭勞動的大農場比起小農戶來并未獲得更高的畝產量（黃宗智，1985，1990）。

簡言之，商品化蓬勃發展與小農生產停留于糊口水平兩個現象的同時發生是悖論現象。這就對馬克思與斯密理論的共同認識--商品化與近代化有著必然聯系--提出了疑問。馬克思與斯密的理論主要基于英國的實際狀況。在世界其余的多數地區，近代化發展來自其他因素（如政權的中堅領導作用）與商品化的結合，并遲于英國。純粹由市場推動的經濟發展的模式是基于英國的經驗，它被后來建立的許多經濟分析模式作為前提，但不應混同于世界其他區的歷史真實。

與"市場推動經濟發展"理論相聯系，人們認為在近代化的過程中，產量與勞動生產率會同步發展。在斯密和馬克思所熟悉的英國確實如此，他們因此均沒有把產量與勞動生產率加以區分、并沒有考慮沒有（勞動生產率）發展的（產量）增長的可能。

以往的研究已揭示明清時期的情況正是如此。這一時期產量的增長一方面來自耕地面積的擴大，擴大了將近四倍；另一方面來自畝產量的增加，通過提高復種指數及對某些作物增加肥料與人工投入（珀金斯，1969）。然而，盡管"資本主義萌芽論"學者致力于論證經濟發展，到今日為止尚無人能夠證實單位工作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提高的只是土地的生產率，主要由于勞動力投入的增加。單位工作日的收益仍是如此之低，小農生產仍處于糊口水平，而中國人口的大部分仍束縛于糧食的生產。

區分增長與發展對理解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史至關重要。盡管有著引人注目的產量增長，缺乏勞動生產率的發展乃是中國大多數人直至本世紀八十年代仍困于僅足糊口的食物的生產的原因（珀金斯和優素福，1984）。與之對比，美國的勞動生產率發展，使其百分之四的人口就能滿足其他所有人的食品供應。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義，但它并未在明清時期出現。

斯密和馬克思的另一個共同信念是近代經濟發展必然是一個工農業連同發展、城鄉一起近代化的過程。這又是根據英國的經驗而來。他們均沒有考慮到沒有鄉村發展的城市工業化的可能。

然而，沒有鄉村發展的城市工業化正是十九世紀后期以來中國的經歷。當時中國的工業發展是沒有疑問的。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投資近代機器工礦業和交通運輸的資本每年以高于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上海、天津、無錫、青島、漢口和廣州等城市的興起便是這一進程的例證。小城鎮也有了蓬勃發展，特別是長江三角洲，甚至城鎮中的小手工作坊也有了增長。7

這些發展發生在商品化的加速過程中。這過程的首要內容是小農家庭植棉、紡紗、織布三位一體的崩潰。機制紗，先是洋紗后也包括國產的機紗，大量取代了土紗。棉農出售棉花給紗廠，而小農織戶買回機紗織土布。這導致了鄉村貿易的大量擴增（吳承明，1984； 徐新吾，1990；黃宗智，1990）。

不過，我們同時也知道中國經濟中的新資本主義部分從未達到國民經濟總產出的百分之十。當時也出現了傳統手工業的衰敗，尤其是手工紡紗，并因此導致長江三角洲不少市鎮的衰亡，乃至完全湮廢。最重要的是，即使在相對繁榮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農民的收入仍處于僅夠糊口的水平，隨著三十年代的衰退就更陷于困境。中國鄉村人口的大多數仍束縛于土地，從事僅夠糊口的食物生產，經濟發展主要是在城市，鄉村仍然是不發展的。8

二、悖事實的爭辯

我們如何解釋這些悖論現象呢？我們當然可以無視上述為史實證明的悖論現象，而繼續堅持這樣或那樣的古典理論。過去的一個辦法是用悖事實的爭辯抹去其間的矛盾。于是，主張資本主義萌芽論的中國學者就講：如果西方帝國主義沒有入侵中國，明清的資本主義萌芽會導致城鄉的質變性的資本主義化。這樣，質變性的資本主義化事實上未曾發生就無關緊要了。這種悖事實爭辯的要點在于申明它所認為是應有的歷史現象，而無視歷史真實。

新斯密學派的美國學者也以同樣的方式明確地或含蓄地講：如果沒有戰爭和革命，二十世紀初葉中國鄉村由市場推動的發展會導致質變性的鄉村近代化（邁爾斯，1970；羅斯基，1989；布蘭特，1989）。照此邏輯，中國鄉村并未近代化的歷史真實無關緊要。歷史真實成了理論的犧牲品。

類似的論點也運用到對西方如何影響中國的評價。于是西方影響和積極方面被中國學者抹去了：如果沒有帝國主義，中國會發展得更快。9同樣，西方影響的消極方面被新斯密派的西方學者抹去了：如果西方影響更強一點，鄉村的貧困就不會再持續下去了；或者，如果沒有西方的影響，那里會更貧困（侯繼明，1965；艾爾溫，1973；鄧伯格，1975）。

這樣的悖事實爭辯往往伴隨著另外兩種推理。一是封建制或舊傳統必然會讓位于市場推動的資本主義發展或近代化。即使事實上并未發生這樣的情形，它應該會發生，或是遲早必定會發生。另一推理是一種因素（如商品化）出現，其他有關因素（資本主義發展和近代化）也必然出現。如若不然，它遲早必定會發生。很明顯，這樣的論點不僅是違背事實的，而且是結論先行和簡縮化的。一個堅持歷史發展是沿著必然的、直線的路線，而另一個把復雜的現象簡縮為只含有單一成分的部分。

我們需要做的是從實際的悖論現象出發，尋求能夠解釋這些現象的概念，而不是憑借悖事實邏輯來否認歷史現象。學術探討應由史實到理論，而不是從理論出發，再把歷史削足適履。時至今日，我們應當把兩個古典理論與其共享的規范信念造成的認識桎梏放置一邊了。

三、過密型增長與過密型商品化

這里我簡短地回顧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說明我想提倡的途徑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書中，我面對矛盾的歷史現象，首先企圖通過肯定兩代學者和兩個古典理論各有的部分道理，來尋求一條調和的途徑。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歷史的悖論現象向以往兩代學者和兩種理論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規范信念提出了挑戰。這使我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我們如何來解釋諸如蓬勃的商品化與糊口農業長期并存的悖論現象，以及沒有發展的增長的悖論現象，或是城市工業化與鄉村不發展并存的悖論現象？

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過程本身的內容。我們習慣地認為農業商品化是由經營式農場主的牟利活動推動的。這是來自斯密和與馬克思熟悉的英國經驗。我們認為中國也應一樣。于是，斯密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研究均企圖找出經營有方的富裕農民。然而事實是，這類情況在清代僅占商品化過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況是商品化來自人口對土地的壓力，田場面積的縮減使農民趨于過密化，10即以單位勞動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換取單位面積勞動力投入的增加。長江三角洲的過密化主要通過擴大經濟作物經營的形式進行，尤其是植棉與棉紡織手工業。棉花經濟增加了勞動力的投入，比起單一糧食作物來增加了單位土地面積的產值，然而單位工作日收益卻是下降的。這是一種應付人口壓力下的維持生計的策略，而非為了追求最高利潤的資本主義式的策略。它不會帶來資本積累。這樣的主要由人口壓力推動的過密型的商品化，必須區分于推動近展的質變性的商品化。11

這里有必要指出，過密型商品化可能通過充分地利用家庭勞動力而帶來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過每個勞動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數而帶來每個勞動力較高的年收入。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單位工作日生產率和收益的發展，后者通常唯有通過勞動組織的改良、技術的進步或更多的單位勞動力資本投入才可能實現。換句話說，過密化解釋了沒有發展的增長這一悖論現象。

與發展不同，過密化所可能帶來的增長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勞動力能夠承擔附加勞動的天數，而通過資本化（即增加單位勞動力的資本投入）來提高每個勞動力的生產率則不受到這樣的局限。更進一步，生產越是過密化，就越是難于把勞動力抽出而走通過資本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勞動力必須尋求另外的就業機會。

應該明確，即便沒有其他質變性的變化，過密型商品化也可成為市場與城鎮發展的基礎，就象明清時期發生的那樣。小農的棉花和桑蠶生產提供了這些商品貿易的基礎，進而影響糧食經濟。這樣的貿易與附屬的加工成了新城鎮的支柱，并進而推動了文化領域的新現象。然而盡管如此，農民的糊口經濟依然持續。

換句話說，我們企圖找到的解釋歷史上悖論現象的答案隱藏于商品化過程自身的特性之中。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發生。商品化有著不同的形式和動力，產生著不同的變化。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堅持講中國的經驗必然是、或應該是與英國的經驗一樣，而需要去認清中國的不同動力和邏輯，其結果是與那些基于英國經驗的理論模式相悖的現象。

我采用了類似的方法來分析帝國主義。我不認為世界市場必然有利于中國經濟，或帝國主義只是有害于中國。我試圖去找出歷史真實，并說明帝國主義所引起的積極與消極作用同時并存的悖論現象。西方的沖擊導致了由外國企業和國內城市企業組成的近代經濟部門與過密化的鄉村經濟部門相聯接。例如在國際化了的蠶絲經濟中，相對資本密集的機器織綢由美國和法國的工廠承擔，它們依靠資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國繅絲工業提供生絲，而中國繅絲工業又靠過密化的小農家庭生產提供蠶繭。整個體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農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農民婦女的養蠶。在棉花經濟中也有類似的邏輯。外國工廠承擔大多數相對資本密集的織布，中國紗廠承擔相對節省資本的紡紗，而中國農民承擔勞動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國主義、中國工業和過密化的小農聯成了一個整合的體系。

三、過密型增長與過密型商品化

這里我簡短地回顧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說明我想提倡的途徑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書中，我面對矛盾的歷史現象，首先企圖通過肯定兩代學者和兩個古典理論各有的部分道理，來尋求一條調和的途徑。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歷史的悖論現象向以往兩代學者和兩種理論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規范信念提出了挑戰。這使我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我們如何來解釋諸如蓬勃的商品化與糊口農業長期并存的悖論現象，以及沒有發展的增長的悖論現象，或是城市工業化與鄉村不發展并存的悖論現象？

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過程本身的內容。我們習慣地認為農業商品化是由經營式農場主的牟利活動推動的。這是來自斯密和與馬克思熟悉的英國經驗。我們認為中國也應一樣。于是，斯密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研究均企圖找出經營有方的富裕農民。然而事實是，這類情況在清代僅占商品化過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況是商品化來自人口對土地的壓力，田場面積的縮減使農民趨于過密化，10即以單位勞動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換取單位面積勞動力投入的增加。長江三角洲的過密化主要通過擴大經濟作物經營的形式進行，尤其是植棉與棉紡織手工業。棉花經濟增加了勞動力的投入，比起單一糧食作物來增加了單位土地面積的產值，然而單位工作日收益卻是下降的。這是一種應付人口壓力下的維持生計的策略，而非為了追求最高利潤的資本主義式的策略。它不會帶來資本積累。這樣的主要由人口壓力推動的過密型的商品化，必須區分于推動近展的質變性的商品化。11

這里有必要指出，過密型商品化可能通過充分地利用家庭勞動力而帶來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過每個勞動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數而帶來每個勞動力較高的年收入。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單位工作日生產率和收益的發展，后者通常唯有通過勞動組織的改良、技術的進步或更多的單位勞動力資本投入才可能實現。換句話說，過密化解釋了沒有發展的增長這一悖論現象。

與發展不同，過密化所可能帶來的增長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勞動力能夠承擔附加勞動的天數，而通過資本化（即增加單位勞動力的資本投入）來提高每個勞動力的生產率則不受到這樣的局限。更進一步，生產越是過密化，就越是難于把勞動力抽出而走通過資本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勞動力必須尋求另外的就業機會。

應該明確，即便沒有其他質變性的變化，過密型商品化也可成為市場與城鎮發展的基礎，就象明清時期發生的那樣。小農的棉花和桑蠶生產提供了這些商品貿易的基礎，進而影響糧食經濟。這樣的貿易與附屬的加工成了新城鎮的支柱，并進而推動了文化領域的新現象。然而盡管如此，農民的糊口經濟依然持續。

換句話說，我們企圖找到的解釋歷史上悖論現象的答案隱藏于商品化過程自身的特性之中。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發生。商品化有著不同的形式和動力，產生著不同的變化。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堅持講中國的經驗必然是、或應該是與英國的經驗一樣，而需要去認清中國的不同動力和邏輯，其結果是與那些基于英國經驗的理論模式相悖的現象。

我采用了類似的方法來分析帝國主義。我不認為世界市場必然有利于中國經濟，或帝國主義只是有害于中國。我試圖去找出歷史真實，并說明帝國主義所引起的積極與消極作用同時并存的悖論現象。西方的沖擊導致了由外國企業和國內城市企業組成的近代經濟部門與過密化的鄉村經濟部門相聯接。例如在國際化了的蠶絲經濟中，相對資本密集的機器織綢由美國和法國的工廠承擔，它們依靠資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國繅絲工業提供生絲，而中國繅絲工業又靠過密化的小農家庭生產提供蠶繭。整個體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農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農民婦女的養蠶。在棉花經濟中也有類似的邏輯。外國工廠承擔大多數相對資本密集的織布，中國紗廠承擔相對節省資本的紡紗，而中國農民承擔勞動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國主義、中國工業和過密化的小農聯成了一個整合的體系。

四、微觀的社會研究

從方法的角度來看，微觀的社會研究特別有助于擺脫既有的規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觀或量的分析，很難免套用既有理論和信念。然而，緊密的微觀層面的信息，尤其是從人類學方法研究得來的第一手資料和感性認識，使我們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規范認識的想法，使我們有可能把平日的認識方法--從既有概念到實證--顛過倒來，認識到悖論的事實。

基于同樣的原因，地方史研究也是有用的方法。在對一種因素或一組因素的宏觀研究中，我們很難對不同因素間的假定聯系提出本質性的疑問。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檢閱了一個特定地區的"全部歷史"，從而有可能對不同的因素間的關系提出新鮮的問題，避免把某一歷史過程中發生的一些聯系套用到另一歷史過程中去。在我自己的經歷之中，源自第三世界的分析概念比基于西方經歷的模式有用。我自己關于過密化的概念就得益于蔡雅諾夫(a·v·chayanov)和吉爾茨（clifford geertz）的模式，它們都是基于對非西方社會的微觀研究的。

最后，我認為鑒定悖論現象是設計要研究的問題的好方法。既有的理論體系之間的爭論和共同信念，可以幫助我們去認識悖論現象。一旦認清了悖論現象，以及它所否定的規范信念，我們便可能對假定的因果關系提出懷疑。例如商品化的性質會不會不同于我們以往的估計？近代化的動力會不會只限于商品化？這些問題引導我們去注意未發現的聯系，也啟發了可能解釋這些悖論現象的新概念。 其他的悖論現象

下面我打算進而廣泛地考察一些為以往學術研究?魘鏡幕?謔抵さ你B巰窒蟆N也蛔急付怨?サ難?跫右勻?嫻淖?觶??淮蛩閭致垡恍乇鵡芩得魑侍獾難芯俊N業奶致勱?饕??杏謖飫鎪??岢?難芯糠較頡U餼筒豢殺苊獾睪鍪恿誦磯嘌д呶?黃憑贍J膠脫罷倚巒揪端?鞒齙墓畢住?br>

一、分散的自然經濟與整合的市場

大洋兩岸的學者近年來在運用微觀經濟學方法探討中國歷史上作了一些努力。過去的研究主要是宏觀經濟的研究，新的研究從總產出轉向市場、價格和企業、家庭抉擇等被忽略的方面。12

新的研究成功地證實了明清經濟中市場的整合趨勢。在稻米、棉花、茶葉等商品交換中無疑存在著"民族市場"。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各地區間商品流通的路線，并估計出大概的流通量。此外，可以證明不同的地區之間價格同步波動。在民國期間，上述趨勢的加速擴展，中國的市場進一步連接于國際市場。

然而，我們還知道明清期間的棉紡織生產并不在城鎮作坊進行，而是在小農家庭中進行，與農耕相結合（徐新吾,1981；吳承明，1990：258-332）。不僅如此，小農生產的大部分仍直接滿足家庭消費。最新的系統研究表明，直至本世紀二十年代，小農為家庭消費的生產仍超過為市場的生產（吳承明，1990：18-19）。換句話說，鄉村經濟相當程度地仍處于"自然經濟"狀態。

進而，要素市場的運行尚處于種種約束之下，離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的理想模式很遠。土地轉移同時受到習俗和法律的約束，必須讓鄰近田塊的親友優先購買。同時，在廣泛使用的典賣交易方式之中，賣主幾乎擁有無限期的贖回權（楊國禎，1988）。雇傭交易中講究私人關系和中間人，從而限制了勞動力市場的空間范圍。村內親友間的貸款（無論個人貸款還是合會），講究感情和禮尚往來，而未形成脫離人際關系的信貸市場邏輯。小農借貸反映了糊口經濟中的為生存而借款的邏輯，月利高達百分之二至三，遠高于任何盈利企業所能承擔的利率（費孝通，1939；黃宗智，1990）。

我們當然可以再一次陷入以往的論爭。新斯密學派會堅持說，根據某些商品價格同步變化的事實，他們理想中的整體化市場經濟的其他因素也肯定同時存在：在中國小農經濟中，充分競爭的，教科書式的要素市場如同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中一樣存在，小農就像資本主義企業家一樣，在市場上為尋求最大利潤而作出經濟抉擇（舒爾茨，1964；布蘭特，1989）。有些人更從這樣的簡縮性推理出發，進一步得出鄉村質變性的近代化必然會由這樣的市場發展而來的武斷結論。按照他們悖事實的邏輯，他們不在乎歷史真實不是如此，同樣可以堅持要不是戰爭和革命打斷這一進程，遲早會有這樣的發展。

與此對照，"自然經濟"論學者會堅持封建經濟只可能是"自然經濟"。在正常的歷史進程中，資本主義和完全整合的市場會發展起來，但這種可能性被帝國主義排除了，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的勾結阻礙了這一進程。要是西方沒有入侵，情況就會不同了。這樣，我們又回到了老一套基本政治意識的爭論。

"經濟二元論"（侯繼明，1963；墨菲，1977）把純競爭性的要素市場模式與自然經濟模式合并為一個具有兩個不同部門的經濟體系模式。但這個模式貢獻有限，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兩個部門實際上是緊密相聯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影響到每家每戶的棉花經濟。把兩種經濟想象為分隔的部門是沒有道理的。

這三種模式沒有一種能勾劃出近幾個世紀來市場在中國經濟中運行的實際情況。在這個論題上，就像在中國社會經濟史和其他論題上一樣，我們面臨著概念上的困境，這正反映了當前規范認識危機的一個部分。打破這一困境所需的第一步是改變過去的由理論到史實的做法，而立足于實證研究。面對分散的"自然經濟"與整合市場并存的悖論現象，我們如何解釋這兩者的同時出現和長期并存呢？還有，我們如何解釋不帶近展的整合市場的形式過程呢？我認為，作為第一步，我們可考慮商品化有不同的動力，從而導致不同的結果。這一設想也可延伸到市場是否按照既定模式運行的問題。一個特別值得探討的對象是商行，處于傳統的和近代的市場體系的交接點，可以啟發我們兩種體系是如何運行的，以及它們如何相互滲透和不滲透。

二、沒有公民權力發展的公眾領域擴張

美國的清史研究者的另一個新的重要研究是關于公眾社會團體的擴張，尤其是在長江三角洲，諸如會館、行會、書院、善堂、義倉等諸如此類的組織，均有了擴展。這樣的非官方的公眾團體的興起使人聯想到哈伯馬斯研究的關于近代早期歐洲的"公眾領域"的概念，并把這一概念運用到明末清初的研究之中。13表面看來，兩個歷史過程似乎十分相似。

然而，借用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的詞語和定義會帶來無意的結論先行和簡縮化。在西歐歷史上，哈伯馬斯研究的"公眾領域"(public sphere)是對民主起源的探討（以及隨后的"結構轉型"）。他所涉及的不僅是公眾領域和私人領域間的不同，而且更是兩者在國家政權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對立面中的地位。就他來講，公眾領域與私人領域，國家政權與公民社會這兩組概念是相互滲透的。事實上，正是這兩組概念的交替使用加強了他"公眾領域"概念的分析力。從民主起源的角度來看，人們生活中公眾領域的擴展只屬次要，關鍵在于與其同步擴展的公民權力。我們必須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來理解哈伯馬斯的"公民社會中的公眾領域" (哈伯馬斯,1989) 。

近代城市社會生活中公眾領域持續擴張，但這一擴張并不一定為公民權力的發展相伴隨。事實上，我們可以設想公眾領域是一塊近代國家政權與公民社會爭奪的地盤。在民主國家的近代史上，公眾社會成功地占領了公眾領域，而在非民主國家中則正好相反。革命后中國的政權對公眾領域的全面控制便可以說明這個區別。

由此，哈伯馬斯的要領如果用于中國，它所突出的應不是類似西歐的公眾領域與公民政權的同時發展，而是兩者的分割。當然，在中國隨著城鎮發展和城市生活中村社生活方式的解體，公眾領域有了擴張（我們只要考慮一下城鄉日常生活的不同：鄉村居民與家庭成員、親戚、村鄰有較密切聯系，而與外界較少聯系；而城鎮居民對親友保持一定距離，但與近鄰之外的外界有交往）。然而，中國不象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歐，城鎮并不處于政權的控制范圍之外，城鎮的發展并不意味市民政治權力的發展。在1600--1700至1840--1895年間的中國，市民公眾團體確實有了相當的擴張，但并沒有相應的獨立于國家政權的公民權力的發展。不帶公民權力發展的公眾領域擴張的悖論現象，進而提出了問題：推動明清與近代早期西方公眾團體擴展的動力究竟有何異同？

三、沒有自由主義的規范主義法制

當前美國研究中國的又一熱門是法制史。老一代研究者指出中國的司法體制中沒有司法獨立和人權保障。司法當局只是行政當局的一部分，法律主要意味著懲罰，為了維護官方統治思想和社會秩序，因此，在民法方面幾乎毫無建樹（瞿同祖，1961；范·德·斯帕倫科爾，1977，伯弟和莫里斯，1967）。與當時中國研究的總體情況一樣，他們的研究注重中國歷代王朝與近代西方的不同之處。

晚一輩的學者則強調中國的法制傳統的規范性和合理性。事實上，司法并非訴諸專橫的懲罰和拷問，而具有一定的作證程序，即使按今天的司法標準來看也是行之有效的。同時，這個制度系統地、合理地處理了民事糾紛。14這批學者幾乎與"近代早期論"學者是在同一時期糾正前輩的偏向。

兩代學者運用的不同分析框架響應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工具主義（"卡地"法）和規范主義（理性法）的一對對立概念（馬克斯·韋伯，1954）。對一個來講，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法律服從于統治者的意志和愿望。而對另一個來講，法律基于規范化的、正式成文的原則，并導向司法的專業化、標準化和獨立化--這些特性被馬克斯·韋伯認為是近代的理性主義的表現。

兩種不同的情景在比較法學家羅伯托·安格爾1976年的著作與他的批評者威廉·阿爾弗德1986年的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安格爾，1976；阿爾弗德，1984）。 對安格爾來說，中國代表了不具備近代自由主義法律和保護個人人權的法制傳統。對阿爾弗德來說，安格爾對中國法律的看法正反映了前一代學者西方本位主義態度的錯誤。

我認為兩種觀點均有部分道理。我們不能否認中國的王朝法律已經高度規范化，而且相對地系統化和獨立化。但我們又無法否認中國的王朝法律仍受到行政干預，尤其是來自皇權的干預（孔斐力，1990）。直至民國時期和西方影響的到來，它并沒有向保護人權的自由主義發展。規范主義和自由主義在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歐是得到結合的。中國的明清時期并非如此。

爭論的雙方若只堅持自己一方更為精確、重要，結果將會像關于明清時期是"傳統的"還是"近代早期的"、是"封建的"還是"資本主義萌芽的"爭論一樣。我們的研究出發點應是已經證實了的悖論現象，沒有自由主義的規范主義的法制。

我們需要去探討這個法制的實際執行情況，尤其是關于民事糾紛的案件。15當然，清代的刑法與民法之間并無明確分界。這表明民事司法缺乏明確的劃分和獨立的領域，與近代的自由主義傳統的法律不同。但是，清律明確載有相當多的具體的、有關民事的正式條文（諸如關于繼承、婚姻、離婚、土地買賣和債務的條文）。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大量案件記錄現已可見到。這些記錄所載有的微觀性信息，使我們可能詳細地探討一系列問題。例如，就一個地方行政官而言，民事案件的審理占多大比重？他在何種程度上根據法律條文來處理案件，或專斷地根據個人意志來處理案件？從普通人民的角度來看，在何種程度上，以及出自何種目的而求諸訴訟？在解決民事糾紛的過程中，司法系統與當地社團的調解如何相互關聯？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以給我們一個較堅實的基礎來分析中國和西方法制傳統的異同。

四、中國革命中的結構與抉擇

過去對中國革命的研究在結構和抉擇的關系問題上劃分成不同的營壘。中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是直截了當的：長期的結構變化導致階級矛盾尖銳化，尤其是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系，而中國共產黨是被剝削農民的組織代表。結構變遷與人為抉擇的因素在共產黨領導的階級革命中匯合成同一個運動(,1927,1939;李文治,1957;章有義,1957)。

這一觀點與社會經濟長期變遷的研究是相互呼應的。"封建主義論"學派強調封建生產關系下地主與佃農之間沖突的中心地位。帝國主義加劇了階級矛盾，從而引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階級革命。"資本主義萌芽"論學派盡管強調帝國主義如何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充分發展，對于革命的結構性基礎得出的是同樣的結論：封建自然經濟的階級關系仍占統治地位，從而確定了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保守的美國學者的觀點則相反：結構性的變化與人為抉擇在中國革命中是相背的。在本世紀50年代的冷戰高潮時期，最保守的學者甚至堅持中國革命僅僅是莫斯科控制和操縱的少數陰謀家的產物（邁爾克與泰勒，1956）。其后，保守的主流觀點演變成強調共產黨組織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動力。農民的階級斗爭只不過是革命宣傳機構虛構出來的，真正重要的只是高度集中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工作。

這一觀點也得到研究社會經濟長期變遷的學者支持。"停滯的傳統中國論"強調人口壓力是近代中國不幸的源由，而新斯密派則強調市場促進發展的作用。無論哪種觀點均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階級革命是與結構性變化的趨勢相背的：人口壓力要求控制生育或其他改革，市場推動的發展要求資本主義，兩者均不要求革命。

兩套觀點顯然各有可取之處。沒有人會否認共產黨比國民常遠遠獲得人民的擁護，而人民的支持對內戰的結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中國北方的戰役中尤其如此。同時，我們也無法否認列寧主義型共產黨組織在民主的一面之外，還有集中的一面。解放后中國農民在相當程度上仍舊是共產黨高度集中的政權所統治的對象，而不是理論中所說的那樣。

在六七十年代美國政治氣氛下，學者們極難擺脫政治影響而說明上述兩點事實。試圖論證中國革命的群眾基礎的著作常牽帶著整套階級革命的論說（薩爾頓，1971）。而關于共產黨組織重要性的討論則帶著一整套保守的觀點（霍夫海恩斯，1977）。 即使小心地避開政治爭論的學者也無法避免受到政治攻擊。于是，費正清被雷蒙·邁爾斯和托馬斯·梅則格攻擊為傳播"革命范例"，"他的政治觀點迎合了北京的歷史觀點，阻礙了許多美國學者公平、清醒地分析兩個中國政府"（邁爾斯與梅則格，1980：88）。

研究這一領域的大多數學者其實并不相信上述兩種觀點的任何一種。頭腦清醒的學者則冷靜地從事于實證研究，以期建立有說服力的分析。（例如陳永發，1986）然而，迄今未有人提出能夠得到廣泛承認的新的解釋。

我認為要使這一領域的研究進一步發展，關鍵在于突破過去關于長期結構變遷與革命之間關系的規范認識。結構變遷不一定導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革命，而有著其他的可能性。我本人已提出了過密型商品化的看法。在這個過程中，階級矛盾并沒有尖銳化，農民并沒有分化為資本主義農場主和雇農。商品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增強了小農家庭和村莊社團再生產的能力。

另一個關于長期結構變遷的不同看法的例子是：太平天國起義后的一百年中，江南地區最突出的結構性變遷是地主勢力的衰落，其導因是政府的壓力、稅收的提高和租額的徘徊不上。土地租佃制未必像正統的革命模式估計的那樣，必定要被佃農積極的階級革命所摧毀。它也可能只是在長期的結構性變遷下自然崩潰，未必通過農民的革命行動，至少在長江下游地區是如此（白凱，即將出版）。

此外，我們需要把結構與抉擇的關系看作既非完全相應又非完全相背的。我們的選擇不必限于美國保守派認為的沒有人民支持的黨或中國共產黨的階級革命浪潮的兩種觀點。真正的問題是：結構與抉擇如何相互作用？

把結構和抉擇看作既分開又相互作用是一個重要進步。這使我們把二者間的聯系看作是一過程，而不是預定的結論。在裴宜理關于淮北地區革命運動的研究中（裴宜理，1980）， 長期的生態不穩定和共產黨的組織活動兩個因素得到暫時的協調，體現在共產黨利用農村的自衛組織（聯莊會）。在詹姆斯·斯科特的"道義經濟"模式中(斯科特,1976;馬克斯,1984)，傳統的村社一貫尊重其成員的道義性"生存權"（例如歉收時地主應減租）。在革命過程中，黨組織和農民在重建被商品經濟和近代政權摧毀的道義經濟上找到共同點。再舉一個例子，周錫瑞對義和團的研究表明(周錫瑞,1987)， 農民文化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農民思想和行動上的傾向。

要真得出新的觀點和分析，突破過去幾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我們需要大量與以往不同的資料。中國研究革命史的學者主要局限于組織史（黨史），部分原因是缺乏它種性質的資料，極少有關于革命運動真正接觸到鄉村社會時發生狀況的資料。16然而，我們現在有可能通過地方檔案和當事人（他們的人數正在迅速減少）的回憶獲得能夠解決問題的微觀層面的資料。有的美國學者已在積極從事這樣的研究。[27]

當代史

當代史的研究同樣為上述兩套理論所左右。革命源于階級斗爭的分析延伸到當代便成為“社會主義”模式。根據這一觀點，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中國勞動人民的組織，社會主義革命是中國社會長期結構變遷的應有產物。革命后的政權與中國社會是相應的整體。作為對立美國保守派的觀點，革命全由共產黨組織制造的，延伸至解放后的中國便成為“極權主義”模式。17根據這一模式，黨政機器通過對人民的極權主義來進行統治。政權與社會是對立的，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應有產物。

至于農村變遷，社會主義模式預言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會克服小農生產的弱點而導向經濟的現代化，同時可以避免資本主義不平等的弊端。資本主義模式則預言集體所有制會因缺乏存在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場內的刺激而受挫，集中計劃會導致過分的官僚控制，社會主義經濟會陷入效率低下。

中國的決策層自身也長期就此問題爭論，而反映在“”期間所提的“兩條道路的斗爭”中。隨著官方農村政策的每一次轉向，這個或那個模式就被用來為政策變化作解釋。于是“”和“”期間強調平等和集體化的成就，而后的調整時期和“”后的改革期間則重視市場和物質刺激。

這一爭論在某種程度上也進入了西方的學術界。一些學者更同情“毛主義者”，而另一些則贊成劉少奇和八十年代的改革者。而兩模式最虔誠的信奉者則從抽象的觀點批評中國的政策：如指責毛政策下國家機器仍然凌駕于勞動人民之上（利比特，1987），或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市場經濟發展仍然受到過分抑制（杰弗遜與羅斯基，待刊稿）。

隨著八十年代中國放棄集體化農業，新斯密學派認為在改革中看到了對自己信念的認可。就他們而言，中國轉向市場經濟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崩潰和資本主義的勝利；改革意味著中國經濟在幾十年失常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后，最后回到了市場推動發展的正確途徑。如果問題仍舊存在，那只是因為改革還不徹底，還沒有實行徹底的私有制和價格放開，也就是資本主義。

我認為中國近幾十年歷史給我們的真正教訓是兩種理論共同的錯誤。就相對解放前中國的研究一樣，當代中國的研究也為兩種理論、一個共同的規范認識所左右。學術界的爭論主要集中于兩種理論間的不同點，但它們共享的規范信念實際上具有更大的影響。

這里規范信念仍指那些兩種理論共同認可的地方，雙方均認為明確得無需加以討論的地方。在這樣的一些認識中，雙方均認為城市工業化與鄉村發展、產量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發生，形成同一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不管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

雙方認可的另兩個規范信念也影響到我們如何看待解放后的中國。由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模式均來自西方及蘇聯的經驗，它們都沒有考慮到人口過剩的問題。兩種估計均認為隨著現代經濟發展，不管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人口問題會輕而易舉地克服。雙方均未考慮已經高度過密化的農業，單位面積的產量已經如此之高，已無可能再大規模提高。兩者均認為產量可能無限提高。兩者都沒有去注意在一個過密化的鄉村經濟中，工副業生產對于小農的生存是何等重要。兩者均認為鄉村生產基本上僅是種植業生產。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模式通常都認為自己是對方之外的唯一選擇。受這一規范信念影響的人很多，包括對兩種模式本身都持懷疑態度的學者在內。在這個規范信念的影響下，鄉村發展要么走資本主義道路，要么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可能走兩者的混合，或第三、四條道路。

一、集體化時期的城市發展與鄉村過密化

城市工業化與鄉村過密化并存的悖論現象在解放后的中國比起解放前的中國來甚至更為明顯。以往的研究清楚地論證了工業發展與農業變化間的巨大差別：在1952年至1979年間，工業產出以11%的年速度增長，共增長了十九倍；而農業產出年增長速度僅2.3%，略高于人口的增長速度（珀金斯和優素福，1984）。這一工業發展與農業不發展的悖論現象直接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模式關于城市與鄉村同步發展的預言相抵觸。

當然，鄉村集體化賦予了中國農業以個體小農無法提供的基本建設的組織條件。通過這樣的建設，本來可能提高勞動生產率。然而人口的壓力和政府政策迫使對單位土地面積投入越來越多的勞動，迫使其邊際報酬遞減。最后，鄉村產出雖然提高了三倍，投入的勞動力卻擴增了三到四倍——通過全面動員婦女參加農業勞動，增加每年的工作日以及鄉村人口的近倍增加。這造成了單位工作日報酬的遞減，亦即是鄉村生產沒有（勞動生產率）發展的（產出）增長。

集體化農場與解放前小農家庭農場一樣具有某些基本的組織性特點。不同于使用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農場，它們的勞動力來源是固定的，不能根據需要加以調節。也不同于資本主義農場，它們都是一個集消費和生產為一體的單位，而非單純生產的單位。于是，它們有可能為消費需要而高度過密化，而無視單位勞動的收益。此外，解放后的政府政策進一步強化了過密傾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在勞動力富裕的中國增加勞動投入遠比增加資本投入便宜。另外，政府的稅收和征購與總產出掛鉤，不涉及社員的單位工作日收入。其結局是我稱之為集體制下的過密化，是中國鄉村幾個世紀來過密化趨勢的繼續。

二、八十年代的鄉村工副業

對照之下，八十年代出現了大好的鄉村發展。鄉村總產值（可比價格）在1980至1989年間猛增2.5倍，遠遠超過15%的人口增長（《中國統計年鑒》，1990：333、335、56-57、258、263）。隨著這一躍進，出現了中國鄉村幾個世紀以來的第一次真正的發展，表現在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工作日受益的提高和糊口水準之上的相當的剩余。

我們如何看待這一進步？一些研究者忽視人口壓力和認為鄉村生產主要是種植業，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種植業產出上，指望市場和利潤刺激會像資本主義模式預言的那樣帶來大幅度的增長（倪與蘇，1990）。種植業產出在1979至1984年間確實曾以平均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長（《中國統計年鑒》，1990：335）。這一事實更促成直觀的期望。事實上，中國改革的設計者們自己也把種植業生產看作鄉村發展的標志，并自信地預言可能以同樣幅度繼續提高（發展研究所：1985）。從1985年開始，增長實際上已經停止。但是新斯密學派成員一度繼續堅持他們的看法，并以有悖事實的邏輯聲稱：只要中國領導人不半途而廢（近而實行私有化和價格完全放開），還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事后看來，種植業生產在最初的躍升后停滯并不令人奇怪。在中國這樣高密度的和過密化的農業經濟中，單位面積產量早已達到了很高水平。除了在后進地區因為中國化肥工業的成熟而得以更多地使用化肥外，其他地區早已使用了易于應用的現入。在土地沒有這樣密集使用的美國或蘇聯，大幅度的增長是可能的，但指望中國如此是沒有道理的。

在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種植業，到底應該以資本主義還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進行的問題上，很少有人關注到鄉村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工業與“副業”（包括手工業、畜牧業、漁業、林業）。18在生產資料分配的市場化和政府政策的鼓勵下，鄉村兩級組織積極開創新的企業。工業的增長尤為驚人，自1980年至1989年間增加了五倍，遠遠超過種植業的0.3倍。到八十年代末，鄉村工業已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一半以上，而副業占了另外的五分之一。19

這些部門對農業社會總產出增長2.5倍的貢獻遠遠超過了種植業生產(比例約為9:1)。到1988年，九千萬鄉村勞動力在農業外就業（《中國統計年鑒》，1990：400，329）這一變化使數百年來第一次有可能在中國的某些地區移出種植業生產中過分擁擠的勞動力，出現了反過密化。通過減少參與分配的勞動力，反過密化帶來了作物生產中單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連同來自新工業和副業的收入，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區第一次創造了真正的發展和相對繁榮。

最后，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當作僅有的可能選擇的規范信念，使許多學者忽略了八十年展的實質內容。其中占最重要的比例是市場化了的集體企業（《中國農業年鑒》，1989：345-346）。它們是兩種生產方式的混合體，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式運行機制的混合產物，既非純資本主義亦非純社會主義。我們今日不應再固執于兩個簡單的舊模式中的任何一個。

三、沒有“公民社會”的市場化

在城市中，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的市場化，伴隨著中國政治生活的開放和民間社團的相應興起。這些發展使一些美國學者用“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概念來形容改革時期的政治變化（懷特，1990）。這個概念指出政權與社會間權力關系的問題，比起以往的極權主義模式來是種進步，因為后者簡單地把政權對社會的全盤控制不加分析地作為前提。

然而，就像使用“公眾領域”（public sphere）去描述明清時期一樣，“公民社會”也容易使我們混同西方與中國的經歷。在西歐近代早期的歷史上和最近的東歐歷史上，民主政治的發展（尤其是從國家政權獨立出來的民權和公民個人的人權）伴隨著自由市場的發展。“公民社會”包含著各種關系的復合體：伴隨著早期資本主義發展而興起的市民團體，以及民主政治體制的開端。因此，使用這個名詞而不去明確注意中國的不同之處，會造成相同的復合體也在中國出現的錯覺。

這一提法對八十年代的中國來講，就像對清代一樣不適當。它夸大了八十年代市場交易和市民團體擴張的民主含義，也進而夸大了1989年春天安門廣場示威者的公民權力組織基礎。它重復了過去一些人的習慣，用簡縮化和結論先行的推理，把西方的理想模式套到中國頭上：如果一個復合體的一兩種因素出現了，那整個復合體必然會，或馬上會出現。

我們應當離開源自西方經驗的模式，從沒有民主發展的市場化和沒有民主政治發展的市民團體興起的悖論現象出發。八十年代中國的市場化非常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經驗，而市民團體也同樣出自不同于西方的動力。如這些不同能得以分析，將有助于理解市場化帶給中國的可能不同的社會、政治含意。

四、一條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外的道路

當然有人會繼續堅持單一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模式，并運用這樣或那樣的舊有的簡縮化、結論先行或有悖事實的邏輯。根據那樣的推理，市場的出現預示著資本主義的其他部分，如私有制和民主的接踵而來。要是其他部分沒有出現，它們至少是應該出現。至此，只差一小步就到了有悖事實的結論：只要中國領導人不頑固地拒絕放棄社會主義和轉向資本主義，預想中的發展必然會到來。

中國反對改革的保守人士使用同樣的邏輯得出相反的結論。隨著市場化，資本主義的其他不好因素必然會接踵而來：階級分化、資本主義剝削、社會犯罪、諸如此類。因此，必須堅決擁護徹底的社會主義，來反對資本主義萌芽。改革遇到的一些挫折，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化還不夠，而是過了頭。要是計劃經濟、集體經濟沒有因改革而被削弱，情況會好的多。

時至今日，我們應把這些爭論擱置一邊了。中國農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經歷了六個世紀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但仍未得到發展，人口的絕大多數仍束縛于糊口水平的種植業生產。中國農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經濟組織，會面臨比以前更大的問題：人口增加了兩倍，來自化肥，電泵和機耕等現代化投入的易實現的進步已經都有了，很難想象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發揮它的魔力。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集體化途徑也應放棄了。在這一途徑下，農作物產出確實上升很快，但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工作日報酬是停滯的。農村人口的大多數停留在僅敷糊口的生活水準。堅持這一途徑與退回五十年代前一樣，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出路到底何在？學術研究的第一步應是解釋為什么鄉村經濟在八十年代得到蓬勃發展，而在擁有自由市場、私有財產的1350至1950年以及計劃經濟的集體化的五十至七十年代都沒有這種發展？為什么鄉村集體所有制與市場化經濟的悖論性混合體卻推動了充滿活力的鄉村工業化？

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突出點是鄉村起了很大作用。鄉村曾是共產黨組織和革命根據地的所在地。通過五十年代的集體化，村、鄉變成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的基本單位。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來的極嚴格的戶籍制度，使村、鄉下屬的人員長期穩定。接著，村、鄉又成了水利、公共衛生和教育等大規模運動的基本組織單位，在這些過程中擴大了它們的行政機器。這些變化給予這些組織在農村變遷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別于一般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最后，在八十年代擴大自主權和市場刺激的雙重激勵下，它們成為農村工業化的基礎單位。它們在中國農村發展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中國出現的這一歷史真實是否代表了一條新的農村現代化的道路，一條既不符合社會主義，也不符合資本主義單一模式的道路？

當前的中國史研究中的規范認識危機是全世界歷史理論危機的一個部分，這一世界性的歷史理論危機是隨著冷戰的結束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尖銳對立的終結而出現的。這一局面給了我們一個特殊的機會去突破過去的觀念束縛，參加到尋求新理論體系的共同努力中。我們的中國史領域長期借用源自西方經驗的模式，試圖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把中國歷史套入斯密和馬克思的古典理論。我們現在的目標應立足于建立中國研究自己的理論體系，并非是退回到舊漢學的排外和孤立狀態，而是以創造性的方式把中國的經驗與世界其他部分聯系起來。

經濟現象論文:簡論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斂財現象的法律經濟學

［摘 要］自2003年教育部實行陽光招生以來,全國各地因高考成績不理想而沒有考上心儀大學的學生家長屢屢被騙,金額巨大。本文嘗試通過法律經濟學分析,找出這一現象得以形成的原因,從而進一步討論如何有效預防和控制此類現象的發生。

［關鍵詞］陽光招生；法律經濟學分析；招生中介；斂財

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斂財現象,是“陽光工程”下的黑暗地帶,破壞了正常高考招生秩序,對社會的危害極大。本文嘗試通過經濟學分析,找出這一現象得以形成的原因,從而進一步討論如何有效預防和控制此類現象的發生。

1 法律經濟學視角下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斂財現象的成本與收益分析

法律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法律問題的新興、邊緣、復合學科,它是用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的知識,運用實證和規范的分析方法來研究法律制度,考察人的行為在規則、制度或法律面前如何進行選擇和如何制定出規則從而使人的行為更經濟的一門科學。

法律經濟學運用理性選擇模型重構了犯罪理論。這一理論最重要的因素是假設罪犯是理性的人而不是心理有疾病或失常的人,對他們來說,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即人在決定是否犯罪時,會權衡和比較犯罪的收益與刑事審判施加的預期懲罰。特別是經濟犯罪,行為人對其即將投入的行為成本和可能獲得的收益會進行詳細的權衡和比較,一旦收益高于成本,將選擇實施其犯罪行為。因此,犯罪事實上是可以進行理性分析的。

1.1 對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斂財現象的成本分析

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犯罪成本有著不同的含義。從國家角度來說,犯罪成本是指國家立法機關將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行為而予以禁止所付出的代價。從社會角度來說,犯罪成本是指犯罪行為給社會所造成的直接損失。從犯罪分子或潛在的犯罪分子角度來看,犯罪成本是指行為人因實施犯罪或將要實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價。本文主要是從犯罪分子角度來論述經濟犯罪產生的成本,即個人成本。從前面論述的經濟犯罪的概念和特點可知,如果一項經濟犯罪行為發生,那犯罪嫌疑人必然是認為其收益高出其投入的成本。法律經濟學家認為“由于犯罪對他的預期收益大于其預期成本,所以某些人才實施犯罪行為”。經濟犯罪的預期成本是指犯罪分子實施經濟犯罪的全部支出,包括現實的支出和未來可能的支出兩部分。現實的支出可以稱為顯性成本,這種成本是可以直接衡量的,是直接計入每次經濟犯罪的成本的,也被稱為經濟犯罪的機會成本。所謂機會成本是指作出某一種決策而不作出另一種決策時所放棄的東西。就實質而言,一項決策的機會成本是另一種可得到的最好決策的價值。它包括經濟犯罪分子為了實施犯罪行為而支出的直接現金成本和為了實施犯罪而放棄正常的經營活動而可以獲取的收益。未來可能的支出也可稱為隱性的成本,這種成本是不確定發生的,它也許永遠都不會發生,這種成本對于連續犯則需要采用分攤的方法來納入成本的計量,對于一次犯則可直接計入。這兩種成本在每個單獨的經濟犯罪中都必然要發生。由于隱性成本的或然性,即或者發生，或者不發生,或者在經濟犯罪一次后立即發生,或者多次之后才發生,或者永遠不發生,使得這種成本就變成了刑罰處罰的預期成本。隱性成本在經濟犯罪的總成本所占比重完全取決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偏好,如果實施經濟犯罪的當事人是一個風險愛好者,他可能將這類成本視為很低,甚至認為根本不存在,那他就有可能毫無顧忌地犯罪；相反,如果當事人是個相對的保守主義者,那他在犯罪之前肯定會進行充分地考慮。

高考招生中介的手段有:①杜撰出“小計劃”、“內部指標”、“預科生”、“計劃外指標”、“點招”等名目,惡意利用親戚朋友之間的信任進行詐騙；②偽造高校收款憑證、錄取通知書和轉學通知書；③故意混淆、夸大就學性質。在發放錄取通知書或幫忙時,向考生和家長稱可以解決統招本、專科,索取巨額中介費、好處費、贊助費,實則用不需要考試成績的自考班、網絡生等來糊弄考生和家長；④利用網絡黑客對高校招生網站進行攻擊,非法篡改考生招錄信息,騙取家長信任,達到詐騙目的。

一方面,這些欺騙手段成本低廉,顯性成本無非就是印刷幾張假收款憑證和錄取或轉學通知書等；另一方面,這些欺騙手段非常隱秘,利用家長們想走不正當途徑達到為子女升學目的的心理,在詐騙的過程中可以要求家長們必須保密,否則就威脅辦不成事,即使事情敗露,大部分家長知道自己上當受騙了,由于事件本身不光彩而不會選擇以報警的方式來處理。目前,家長即使報警,大部分情況下因為沒有充分的證據以及破案成本高而難以對中介采取法律措施,所以高考招生中介無須冒很大的風險,其隱性成本比較低廉或者可以認為根本不存在,促使這些中介年復一年以此謀取錢財。

1.2 對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斂財現象的效益分析

犯罪收益則是指犯罪人通過其犯罪所獲得的利益和某種滿足,也就是說犯罪人通過犯罪活動而得到的某種非法利益。

一個理性人之所以選擇一種行為,是因為他的預期收入會高于其預期的成本。與其他犯罪的成本相比較,經濟犯罪的收益就比較明晰和簡單了,因為經濟犯罪不同于其他種類的犯罪,其他犯罪行為往往帶有比較牽強或者難以用具體數字來衡量的成本和收益,比如故意殺人罪,犯罪分子投入的成本可能比較好量化,是可以計算的,但他的收益——殺了人,則是難以計算出精確的數字的,所以收益與成本的比較就可能變得缺乏精確的依據了。而經濟犯罪則不然,經濟犯罪的收益是為了獲取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最為直接的追求就是為了獲取經濟上的好處,是金錢獲得性犯罪的典型代表,這種經濟上的追求比較單一,也比較好計算,是非常容易用數字來量化的。高考招生中介“招生”的收益是典型的經濟犯罪收益,中介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經濟上的好處,一經查出,其案值都是巨大的,動輒就是百萬元、千萬元,甚至上億元,而且案件涉及面廣,受害隊伍龐大。僅長沙市一個招生中介就“招收”了全國各地上百名高考落榜生,斂財上千萬元；武漢市一名學生家長,為了給孩子“弄”到一個全日制本科學籍,先后花了128萬元依然沒有解決其學籍問題。招生中介的這些收益比他們從事其他正當職業獲得的收益要高出許多,這也正是高考招生中介斂財現象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2 法律經濟學視角下高考招生中介“招生”斂財現象的預防與控制

犯罪行為應該受到懲罰,因為犯罪是對財產和生命的威脅,即便是潛在的犯罪行為,受害者所遭到的侵害是零,也會在公眾中造成恐懼和其他危害。因此,對犯罪行為的懲罰是必要的,懲罰是為了威懾。隨著預期懲罰的增加,犯罪的成本增加了,犯罪的數量就會減少,因為更高的預期懲罰威懾了犯罪。犯罪越少,花費在逮捕和懲罰犯罪者的成本就越低。如果減少犯罪的重要性超過每個犯罪的增加的成本,增加預期懲罰就會減少執法和刑罰的總成本。一種有著更高的刑罰和由此帶來的更少的犯罪的制度比另一種有著更低的刑罰但更多的犯罪的制度更經濟。如果阻止下一個犯罪的追加成本是負數,這樣我們就不僅威懾了所有沒有效率的犯罪,而且也有效地威懾了一些有效率的犯罪。

現階段,高考招生中介犯罪的收益遠高于成本。因此,只有提高其預期成本,在國家機器有效運轉的情況下使其隱性成本成為真實的成本支出,才有可能打擊這類犯罪的高發態勢,構建正常高招秩序。

經濟現象論文:試論鎮域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現象 基于 繆爾達爾 赫希曼 模型視角

摘要：樂清市是浙江省縣域經濟發展的典型代表之一。以民營經濟為主導的塊狀經濟和政府主導下的城鎮化極大地推動了樂清市鎮域經濟的發展，也使鎮域經濟發展出現非均衡現象。以樂清市鎮域經濟發展為研究對象，以“繆爾達爾—赫希曼”模式為理論視角，探索、解釋樂清市鎮域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與現實表現，尋求縣域經濟發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適道路。

關鍵詞：鎮域經濟發展；“繆爾達爾—赫希曼”；模型；樂清市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市憑借區位優勢，走上了民營經濟發展之路，形成了小型化、多元化、產品特色鮮明的區域塊狀經濟，有學者稱之“一鄉一品”、“一村一品”現象，而這種塊狀經濟的承載體主要是鎮級區域。所謂鎮級區域（以下簡稱鎮域）是指以行政區劃確定的鄉鎮級別的地理空間，包括了建制鎮和鄉。縣級區域是由鎮級區域組合而成。探索鎮域經濟發展規律，對發展鎮域經濟、縮小鎮域區際差距，實現縣域經濟的均衡發展有重要意義。

樂清市是“溫州模式”的發祥地之一，位列全國縣市百強，是浙江省縣域經濟發展的典型代表之一。當前，樂清市鎮域經濟發展呈現非均衡發展現象，研究其發生規律，對樂清市鎮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和縣域經濟的最終均衡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圖以樂清市鎮域經濟為研究對象，以“繆爾達爾—赫希曼”模式為理論視角，探索鎮域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尋求縣域經濟發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適道路。

樂清市地處浙江東南沿海，甌江口北岸。西北為雁蕩山山脈，東南為海積平原。地勢自西北向東南傾斜，陸地面積1 174平方公里，①海域面積270平方公里，現轄31個鄉鎮。2009年全市生產總值418.6億元，工業總產值1 087.92億元，財政總收入58.9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 143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2 268元，2010年，在第十屆全國縣域經濟競爭力百強縣市排名中，樂清市名列第十五位。

一、問題提出：鎮域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現象

樂清市自1992年進行鄉鎮撤并工作、1993年撤縣設市以來，鎮域經濟在民營經濟和城鎮化的支撐下，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有些區域依靠自身要素積累或產業集群，發展成為產業特色鮮明的專業鎮，而有些區域由于區位因素呈現出相對的衰落景象，鎮級區域發展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和差異擴大現象。

（一）鎮域工業經濟的非均衡發展

樂清以工業立市，②根據樂清市統計年鑒，1993年第二產業在國內在產總值的比重為58.4%，2009年第二產業的比重上升到60.4%。鎮域工業經濟的發展程度直接反映了各鄉鎮的經濟狀況。當前，鎮域工業經濟出現明顯的分化現象。2009年，各鄉鎮工業總產值均值為362 639萬元，高于均值的鄉鎮有7個，比例為22.58%；低于均值的有24個，所占的比例為77.42%（見下頁表1）；其中，工業總產值超過54億元的鄉鎮有4個，占12.9%，低于18億元的鄉鎮有21個，占68.74%。2009年鄉鎮工業生產總值排位前四位為是柳市鎮、北白象鎮、樂成鎮和虹橋鎮，工業產值分別是375.6億元、182.3億元、129.6億元、82.3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70.9%，相比其他鄉鎮，工業經濟聚集明顯。在南片區域中，2009年縣西8個鄉鎮③ 的工業總產值絕對數為754.5億元，占全市總額的69.47%，如果再加上樂成鎮，比例將達到81.42%。南片區域工農產值均值是中片區域的5.89倍，是北部區域的28.83倍（見表2），南片、中片、北片差距明顯。因此，樂清市鎮域經濟發展表現出明顯的“塔”型結構。處于頂端位置是柳市鎮，次之是3大集鎮，再次之是7個鄉鎮，最下層的是21個鄉鎮；從空間分布看，鎮域經濟發展呈現“縣西高于縣東”特征，整體呈“南強北弱”格局。

（二）鎮域產業特色的非均衡分布

塊狀經濟是樂清縣域經濟發展的表現形式之一。在樂清縣域經濟的發展過程，活躍的民營經濟使各鄉鎮經濟特色進行了分化，形成獨特的塊狀經濟和專業市場發展模式。這種“森林”化而非“獨木”的經濟集群大大促進了樂清企業在國內外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其吸引力越來越強，使更多的同類企業加入到塊狀經濟中來，形成了一種良性的發展態勢。目前，樂清構建了以電器、電子、建工鉆頭、休閑服裝、機械儀表、精密模具、造船工業等為主導產業的工業體系（見表3）。柳市的電器、虹橋的電子，芙蓉的鉆頭、樂成的頭盔摩配、虹橋和清江的精密模具、北白象和磐石的服裝以及黃華和七里港的造船工業，在全國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三）鎮域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從戶籍登記看，樂清市鄉鎮人口規模等級普遍不高，分布細碎，集中度不高，但鎮域之間差距也是比較明顯。2009年，各鄉鎮人口平均數為39 512人，高于均值的鄉鎮個數為7個，占22.5%（見表4）。其中，人口超過10萬的鄉鎮有4個，分別是樂成鎮159 552人，柳市鎮108 107人，北白象鎮105 779人，虹橋鎮103 799人；人口在4萬～10萬之間的鄉鎮有3個，所占比例為9.68%；人口在2萬～4萬的鄉鎮有15個，占48.39%；人口在2萬人以下的鄉鎮有9個，占29.03%，其中人口最少是福溪鄉6 327人。

2008年，四大集鎮① 集聚了477 237人，以12.9%個數比例集中了全市總人口的38.96%。如果考慮外來流動人口的集聚和市內其他區域居民離鄉居住但不變更戶籍的現象，那么，四大集鎮的人口集中度將更高。據統計，2009年全市外來流動人口567 837人，其中四大集鎮聚集了417 238人，占全市73%（見表6）。另據保守估計，樂清市山老區人員外出人口約占當地人口的一半，其中有相當部分人群居住在四大集鎮。

（四）鎮域城鎮化進程的非均衡推進

在城鎮地理空間分布上，小城鎮② 分布非常集中。全市鄉鎮分布密度為2.63個/百平方公里，其中建制鎮的分布密度為1.78個/百平方公里。三塊平原面積為330平方公里，占市域總面積的28.1%，集中了21個建制鎮中的17個，平原地區建制鎮分布密度為5.15個/百平方公里；樂成、柳市、北白象、虹橋四大集鎮，均位于南部與中部的平原地區。在城市建設用地規模上，鎮域間分布不均，樂鹽片、柳象片城市建設用地規模在2005年為31.6平方公里，約占全市的79.4%。表6表明，作為縣域行政中心，樂鹽片人均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為105.13平方米，遠高于柳象片和虹橋片，但均在國家標準上限120平方米以內（見表6），而柳象片與虹橋片城市化進程尚待進一步推進。在小城鎮的城市化質量方面，樂清市與溫州市內其他縣市相比有著不小的差距，“樂清人”對我市的城鎮化建設普遍感到不滿。近年來，雖然樂清市各級政府非常努力，但成效有限，城鎮的發展呈現“村村像城鎮，鎮鎮像農村”的景象。

二、理論綜述：“繆爾達爾—赫希曼” 模型③

繆爾達爾和赫希曼對區域不平衡增長的分析有某些相似之處，一些學者將兩者理論稱為“繆爾達爾—赫希曼”模型（高大偉、仵雁鵬，2005）。

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認為，經濟發展過程在空間上不是同時發生和均勻擴散的，而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一旦這些地區由于某種最初契機，獲得增長過程中早期優勢(初始優勢)，就會比其他區域超前發展。由于集聚經濟的存在，優勢區域會因市場作用而持續累積地加速增長，并同時產生兩種相反效應：一是回流（吸收）效應，表現為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受收益差異吸引而由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的現象，結果造成落后地區的衰退，區域差距擴大。二是擴散效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出現一定程度的從發達地區又流向落后地區的現象。但由于市場機制的作用回流效應總是遠大于擴散效應，“市場力所起的作用是趨向于增加而不是減少區域差異”。由于循環積累因果的作用使經濟在空間上出現了“地理二元經濟”結構：即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不發達地區同時存在。怎樣才能限制地區差異的擴大?繆爾達爾認為，必須依靠政府干預。政府應通過不平行衡發展戰略，優先發展那些有競爭優勢的地區，然后通過這些地區的擴散效應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同時為了防范積累性因果循環帶來的地區差距擴大，政府應制定相應的刺激措施幫助不發達地區發展經濟（林元旦，2004）。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赫希曼在其代表作《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倡導把非均衡戰略看做經濟發展的最佳方式。赫希曼認為，經濟增長不會同時出現在所有地區，而一旦出現在某處，在巨大的集聚經濟效應作用下，要素將向該地區集聚，使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加速，最終形成具有較高收入水平的核心區。與核心區相對應，周邊和落后地區稱為邊緣區。經濟增長產生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同時存在，同時起作用（鐘有林、李霽友，2009）。赫希曼強調了市場作用和區域經濟發展內在規律的作用，在其分析中認識到，某些非地方性的增長效應可能是消極的，在地理空間的“極”內，經濟增長的累積集中將首先加大地區間的經濟差異。他確信，長期的地理滲透效應（擴散效應）將足以減少這種差異。然而，赫希曼對滲透效應（擴散效應）能減少地區差異的樂觀估計是建立在依靠國家干預的基礎上的。赫希曼認為，發展都是通過經濟中的主導部門的成長帶動其他部門的成長。要研究如何把有限的資源分配于最有生產潛力即聯系效應最大的產業中，通過這些產業的優先發展來解決經濟發展的瓶頸，并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盧正惠，2003）。

綜上所述，繆爾達爾和赫希曼都強調市場作用、經濟發展內在規律對區域差異變動的影響。這種區域差異的變動是通過極化效應（回波效應）和擴散效應（涓滴效應）展開的（見圖1）。在市場機制和經濟發展內在規律的作用下，這兩種方向相反的效應是同時存在且同時發生作用的，其結果表示為兩效應的合力，區域差距呈擴大或縮小變化。在早期，極化效應可能大于擴散效應，表現為發達地區對落后地區要素的吸引而使落后地區的要素向發達地區流動，結果為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差異進一步擴大；在后期，擴散效應可能

大于極化效應，表現為要素從發達地區向落后地區回流，結果為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差異逐漸減少（見圖2）。同時，繆爾達爾和赫希曼都主張政府的積極干預，通過政府干預，或累積發達區域優勢擴大區域差距，或刺激落后區域發展縮小區域差距。

因此，區域差異的變動一般受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性、市場作用和政府干預三種力量的影響，是三者綜合作用的結果，片面強調哪方面的作用，都是不恰當的（鐘有林、李霽友，2009）。

三、實證分析

考察樂清市縣域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狀，我們發現“繆爾達爾—赫希曼”模型或許可以解釋鎮域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現象。

（一）“初始優勢”的出現，形成“最初的出發點”

按照繆爾達爾和赫希曼的說法，經濟發展總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獲得“初始優勢”。在市場力量和經濟發展內在規律的作用下，“敢于天下先”的樂清人在計劃經濟的堅冰中產生了“最初的出發點”，形成了“初始優勢”，經市場作用和經濟集聚開始了樂清市縣域經濟的起飛。從產業看，這些“初始優勢”有小五金、小電器、小塑件、糧食加工和服裝皮革等行業。① 1977年之前，全國“”，許多全民和大集體企業停工停產，市場上一些產品供不應求，給社隊企業提供了一個發展機遇。樂清全縣陸續辦起采石場、蠣灰廠、修建社、鞋業社、成衣社，逐步發展小五金、小電器、小塑件、糧食加工和服裝皮革等行業。從區域看，“最初的出發點”有柳市、北白象、湖頭、茗東等鄉鎮。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農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批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原來有一定工業基礎的柳市、北白象、湖頭、茗東等鄉鎮，率先出現了從事低壓電器等生產的家庭工業和聯戶工業，然后遍及虹橋等區域。接著，村及村以下的城鎮合作和個體工業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最終在20世紀80年代形成了柳市片區的低壓電器、虹橋片區的電子元器件等在全國小有名氣的產銷基地。

（二）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的發揮，使鎮域經濟發展差異表現迥異

按照“繆爾達爾—赫希曼”模型，發達區域與落后區域的差異變化是通過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展開的。在樂清市鎮域經濟中，四大集鎮與南片區域可視為兩個層次的發達區域，而四大集鎮以外的鎮級區域和北片區域可以視為落后區域。考察樂清市縣域經濟的發展過程，有跡象表明這種區域間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正在發揮作用。盡管當前樂清縣域經濟可能受更發達區域的吸引而使要素如勞動力和資本向縣域外流出，但也存在對縣域外其他區域的極化效應。①這使縣域受其他區域的影響與縣域內鎮域間的影響交織在一起，難以準確衡量。在縣域內，極化效應表現為要素向發達區域的集聚。一是鎮域間人口的流動。據估計，樂清市山老區近一半的人口外出，一些人流出縣域，一些流入了四大集鎮；從1993—2009年，樂清市鎮域人口除福溪鄉減少約300人外，其余各鄉鎮均有普遍增長，增長率高于全市的鄉鎮有11個（包括了四大集鎮），其中樂成鎮增長率最高，2009年比1993年增長了29.27%，而同期全市人口增長率僅18.81%，在計劃生育嚴格控制的情況下，鎮域人口的高速增長反映了人口的區際遷移；“大荊保姆”、“大荊人”等品牌在四大集鎮的造就，反映了落后區域人口外流的程度；在城鄉交通網絡進一步完善的基礎，交通壓力（特別是周未）的連年擴大，在側面證明了鎮域交流不斷擴大的現實。二是鎮域間的資本流動。區域外人員在四大集鎮的購房行為，盡管有些是投資行為，但也形成了部分居住的事實，這是資金向四大集鎮集聚的一種現象；企業在不同工業園區，特別是在以中心工業園區、大橋工業園區、經濟開發區、西溪工業園區為代表的四大集鎮的集聚，反映的也是一種資本在區際的轉移。在擴散效應上，表現為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由發達區域向落后區域的轉移。康順畜牧、康盛農場、巨科枇杷基地、瑞興水果、綠鐵皮楓斗等工商資本、技術在第一產業的投入②以及熱火朝天的新農村建設、農家樂等展示了擴散效應的印跡。

在極化效應與擴散應的作用下，鎮域經濟發展差距或擴大或縮小：首先，從全局看，鎮域經濟發展差距在不斷擴大。四大集鎮經20世紀80年代的發酵，得到持續累積地加速增長。四大集鎮工業總產值從1993年的23.5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769.8億元，增長了32.69倍，遠超過全市的同期發展速度（21.75倍），四大集鎮工業總產值集中度從1993年的47%增加到2009年的71%，見證了其極化效應和其他區域發展的相對衰弱（見表7）。2009年南片的工業總產值在全市的份額，較1993年提高了8個百分點，中片與北片分別減少了7個百分點和1個百分點，南、中、北片的差距擴大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片的極化效應（見表8）。

其次，從局部看，鎮域經濟發展差距有縮小的跡象。在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柳市鎮與北白象鎮，出現了經濟空間與地理空間的融合，并對周圍的六大鄉鎮（白石鎮、象陽鎮、翁洋鎮、黃華鎮、七里港鎮、磐石鎮）產生了有利或不利的影響。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柳白區域和周邊區域均獲得了極大發展。柳白區域工業生產總值從1993年的14.4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557.8億元，增長了38.7倍；周邊六大鄉鎮的工業生產總值從1993年的12.9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196.7億元，增長了15.2倍；表9表明，兩者之間差距從1993年的1.11∶1擴大到1999年3.68∶1，之后又縮小到2008年2.72∶1，似乎說明2000年之前極化效應要大于擴散效應，之后擴散效應則大于極化效應。柳白區域與周邊區域的六個鄉鎮的工業產值的平均差系數的變化也佐證了這一點。虹橋鎮對周邊的影響也與柳白區域相類似，差距也經歷了從增加到縮小的過程（見表10）。大荊鎮從城鎮規劃看為北部區域的中心，盡管北部區域也存在居民居住向大荊鎮集中現象，但其經濟發展水平與定位不相符。

（三）政府干預，發達區域與落后區域均受激勵

對于發展鎮域經濟，中央、浙江省、溫州市、樂清市各級政府都歷來非常重視。黨中央的各種與三農問題相關的重要文件，屢屢依形勢為促進農村區域發展提出了各種政策。各級政府在貫徹中央文件的過程提出了適合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具體措施。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鎮域經濟的發展。

1.從體制轉變看，樂清市鎮域經濟發展得益于市場經濟的較早發育。20世紀80年代初，經歷1982年的經濟整肅運動后，隨著政策的松綁，個私經濟限制的放寬、“股份合作制” ① 的出現，城鄉個體、股份合作和村辦企業成為工業經濟的主導成份。1990年的質量危機② 和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使樂清市民營經濟走上了健康的快車道。 從產業發展看，樂清市鎮域經濟發展得益于工業園區的創建。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樂清市各鄉鎮紛紛組建工業園區，使小型化、多元化的塊狀經濟在樂清得到了充分的發展。1993年以后，樂清沿104國道線，建立了63個工業園和一個省級經濟開發區，使之形成一條“工業走廊”，推動了區域塊狀經濟向集約化方向發展。從2000年開始，樂清又對各類工業園資源進行整合、調整、撤并，集中力量建設樂清經濟開發區和樂清工業園區兩個省級開發區、7個產業功能區。表11反映了樂清市縣域工業園區的分布情況。近年來，傳統產業、塊狀經濟的轉型升級提上了日程，其又將進一步推鎮域經濟發展。 從城鎮發展看，樂清市鎮域經濟發展得益于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多年來，各級政府紛紛出臺各種政策推進城市化進程，以城鎮化帶動區域經濟發展。1994年11月，浙江省提出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1995年國家體改委批準溫州市龍港鎮（蒼南）為首批全國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鎮，隨后柳市鎮（樂清）等三個鄉鎮被列入國家級試點鎮。1999年溫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溫州市城鎮體系發展規劃》，推進小城鎮發展。之后，浙江省各級政府把小城鎮綜合改革的重點引向中心鎮的培育壯大上，通過進一步提高城鎮人口、產業集聚功能，增強城鎮功能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2007年4月浙江省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中心鎮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見》，在選取的第一批141個省級中心鎮中溫州市占據15席，其中包括了樂清市的虹橋鎮、柳市鎮。2009年6月，溫州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推進強鎮擴權改革的意見》，柳市鎮位列其中。歷年來，樂清市政府堅決貫徹上級部門的有關政策，并出臺相應的具體措施。根據樂清的資源稟賦和發展形勢，樂清市在縣域發展戰略上從20世紀90年代“三廊一港”向“三軸三區、三線并進”，“一心領先、三組并進；兩帶融合，三群競發”，“一心兩翼”依次演進。1998年樂清市出臺了《樂清市城鎮體系規劃》，2003年制定了《樂清市城市總體規劃》，并根據上級的有關決定，對虹橋鎮、柳市鎮等鄉鎮進行強鎮擴權式改革，2007年修訂了《樂清市城市總體規劃》。2009年，樂清市出臺了《柳市鎮強鎮擴權改革實施方案》，對柳市鎮進行了“鎮級市”試點。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的集聚，其推動了四大集鎮等中心鎮的發展，但政策上的區別對待使中心鎮的發展得不到更大支持。

綜上所述，樂清市縣域經濟的發展還處于鎮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階段；市場經濟體制的發育，促進了鎮域經濟的極大發展；政府的干預特別是政策支持或地方政府的競爭行為激勵了鎮域經濟。

四、結語與展望

本文以“繆爾達爾—赫希曼”模式為理論視角，探索鎮域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在樂清市縣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鎮域經濟發展并不均衡，其中市場經濟的先發優勢促進了地區經濟的極大發展，而地方政府的干預行為激勵了地區經濟的發展。誠然，均衡是非均衡這一發展過程的最終要求，但“只有經過非均衡發展過程，才能達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空間均衡”（曾菊新，1996）。在樂清市縣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首先是要經歷非均衡，然后才是追求高水平、高質量的空間均衡。在這個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遵守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強化政府在不同發展時期的干預作用。

經濟現象論文:我國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滯后現象剖析

2004-2009年的數據，運用偏離值指標，對我國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高等教育發展規模之間的偏離程度進行了測算。得出的結論為：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總體上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規模，政府努力程度總體上不及經濟欠發達地區，其產生的負效應不僅嚴重影響我國高等教育強國和經濟轉型目標的實現，而且制約了本地區高等教育和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關鍵詞：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偏離值

我國2010年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第三條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進人人力資源強國行列的總體戰略目標。在此基礎上，對高等教育提出了具體的目標要求：高等教育大眾化水平進一步提高，毛入學率達到40％；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達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數比2009年翻一番。我國高等教育要實現上述目標，離不開與其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教育經費做基礎和保障。在我國目前高等教育投資體制下，高校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各級政府投入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但是我國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長期存在投入不足的問題，學者們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成果的主流觀點認為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優于經濟欠發達地區，該結論主要是基于各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量的比較，并未考慮其相對性，如果同時考慮各地區高等教育發展規模、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發達地區所享受的各種優先發展的優惠政策等因素，本文認為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水平和政府努力程度總體上不僅滯后于其經濟發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規模，而且滯后于經濟欠發達地區。

一、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滯后的狀況

以我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為觀察樣本，以“經濟排名”表示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以“規模排名”表示各地區高等教育發展規模的大小，以“投入排名”表示各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水平，上述排名的計算公式如下：經濟排名=[(gdp占全國的比重排名+人均gdp排名)÷2]的排名

規模排名=高等教育在校生數占全國的比重排名

投入排名=[(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占gdp的比重排名+高等教育預算內經費投入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排名+普通高等學校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排名)÷3]的排名

運用“排名”來體現高等教育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比較直觀，而且可以清楚了解各地區在全國的地位。上述公式中涉及的各項指標的排名皆取各指標2004-2009年平均值的排名。由于高等教育方面的最新統計年鑒尚無2010年的數據，所以本文最新數據的截止年份為200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數來源于《中國教育統計年鑒》；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預算內教育經費投入、普通高等學校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等數據來源于《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各地區的gdp、年末總人口數等數據來源于《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

將各地區2004-2009年的“經濟排名(表中用a1表示)”和“規模排名(表中用a：表示)”分別與“投入排名(表中用a3表示)”相減，得出各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與高等教育發展規模之間的偏離值。

表中數值為正，表明經濟發展水平或高等教育規模滯后于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水平，且正值越大，程度越強；數值為負，表明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或高等教育規模，且負值越小，程度越強。表1投入與經濟偏離值和投入與規模偏離值中都有17個地區數值大于等于零，14個地區數值為負，表明我國有45.2％的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規模。

本文主要研究經濟發達地區的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狀況，關于經濟發達地區的界定至今并無統一標準，世界銀行是按人均國民收入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組的。考慮到地區經濟總量對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有重要影響，同時也能體現地區經濟總體實力，本文在測算經濟排名時同時考慮了gdp占全國比重與人均gdp兩個指標。根據發達、中等、落后的-“三分法”，將經濟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地區，本文取排名前11位的地區定義為經濟發達地區，其他地區籠統定義為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發

達地區按排名先后依次為江蘇、廣東、上海、浙江、山東、北京、遼寧、河北、河南、福建、天津，上述地區投入與經濟偏離值分別為6、12、1、　10、-17、5、-3、-23、-21、0、8，其中7個地區偏離值為負，表明經濟發達地區中63,6％的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且滯后程度嚴重，如廣東、浙江、山東、河北和河南的偏離值的絕對值皆高于10。河北和河南高于20。上述經濟發達地區投入與規模偏離值分別為6、-10、14、-3、-20、8、-1、24、-25、9、19。其中6個地區偏離值為負，表明經濟發達地區中54.5％的地區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滯后于高等教育發展規模，滯后程度較嚴重的地區是河北、河南、山東和廣東。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欠發達地區中35％的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40％的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滯后于高等教育發展規模，該比例遠低于經濟發達地區。表明相對于經濟發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規模而言，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水平和政府努力程度總體上不及經濟欠發達地區。

從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的各項指標來看，經濟發達地區中，有63.6％的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占gdp比重(表中用b，表示)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6.4％的地區高等教育預算內經費投入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表中用b2表示)和普通高等學校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表中用b，表示)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山東、河北、河南，各項指標皆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經濟不夠發達的陜西、湖北等省份。

二、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滯后產生的負效應

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滯后，不僅對其他地區有不良的示范作用，嚴重影響我國高等教育強國目標的實現，而且對本地區高等教育和經濟發展都會帶來負效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抑制了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

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不足，致使高等教育出現大量問題：眾多高校背負著高額銀行貸款，辦學負擔沉重；為了追求規模經濟，各高校極力擴大辦學規模，造成校均學生規模過大，生師比過高，專業結構不合理，人才培養質量堪憂；師資隊伍建設滯后，科研條件難以保證，高校服務社會的職能不能充分發揮。 全國各地區都不同程度存在，但在經濟發達地區表現得格外嚴重，這與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較快有直接關系。2009年，11個經濟發達地區的普通高校研究生、本專科生在校生數占全國的比重總計達50.86％。大多數地區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并未同時伴隨著人財物等保障要素投入的等比例增加。2009年，經濟發達地區中63.6％的地區普通高校研究生、本專科生在校生數與專任教師的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數，河南、廣東、河北、山東、浙江等地區居全國前列，而經濟欠發達地區這一比例為45％；54.5％的地區普通高校科技成果數量及應用①的排名落后于其規模排名，經濟欠發達地區這一比例為30％：45.5％的地區普通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排名落后于其規模排名，經濟欠發達地區這一比例為40％。說明我國大多數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在總體上仍處于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模式。

2.制約了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潛力

如果以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高技術產業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表示經濟發展質量，以每萬人口擁有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數、技術市場交易額表示經濟發展潛力。其中，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0》；高技術產業產值來源于《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技術市場交易額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分析結果顯示，2009年，經濟發達地區中63.6％的地區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5.5％的地區高技術產業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6.4％的地區每萬人口擁有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5.5％的地區技術市場交易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大多數的經濟發達地區仍然屬于初級要素驅動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創新驅動型增長方式轉變的任務依然艱巨。這種狀況的形成有多種原因，但與高等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抑制了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彭歡歡，徐盈(2010)研究認為，地區經濟增長對高等教育的長期彈性是0.967，從長期來看，高等教育作為科技進步的主要推動力、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方式，其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當顯著的。呂艷，胡娟

(2010)研究認為，一個區域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對該區域的創新水平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兩者的相關系數高到0.949，高等教育對區域創新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人才培養、知識產出、實際創新活動的參與三個方面。

三、改變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滯后的對策

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辦學規模占據了我國的半壁江山，其高等教育發展質量直接影響教育強國和經濟轉型目標的實現，所以，盡快改變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滯后的局面至關重要。可喜的是各地區為了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大財政教育投入的意見》(國發[2011]22號)的精神，相繼出臺了各種加大投入的政策和措施，但是高等教育強國的實現不是一蹴而就的，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的長期穩定增長還要依賴于有力的長效機制。

1.降低高等教育經費對財政性經費的依存度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經費對財政性經費的依存度達到50％左右，政府財政負擔沉重，難以長期滿足高等教育不斷增長的需求。國家應快速推進高等教育多元化辦學模式，不僅可以融獲更多的高等教育經費，還可以建立高等教育優勝劣汰的公平競爭機制。

2.改進和完善高等教育財政管理體制

我國高等教育實行的是中央和省級政府兩級管理、以省級政府為主的辦學與管理體制。中央部屬高校的經費主要由中央財政負擔，地方所屬高校的經費主要由地方財政負擔。“211”和“985”學校還可以另外獲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提供的專項建設經費，這類學校大都屬于部屬高校。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地方政府財政性經費投入缺乏強制性約束，以至于地方所屬高校的教育經費投入與中央部屬高校相差懸殊。2009年，中央部屬普通高校校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投入是地方所屬普通高校的12.6倍，山東、福建、浙江等地區相差更大，山東為25.6倍，福建為19.2倍，浙江為19.0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央部屬高校多的地區，其教育經費的投入就比中央部屬高校少的地區充足，例如，北京和上海等。這種高等教育經費財政管理體制和擇優重點發展的策略。其歷史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如果長期維持下去，其“馬太效應”會越來越嚴重，達到一定程度后，資源配置效率反而會下降。國家應建立和加強公平的競爭秩序和激勵機制，使各類高校的能動性和積極性得以充分發揮。

3.進一步完善并嚴格執行高等教育經費保障法規

目前，國家沒有專門針對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投入的明確的強制性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政府教育財政撥款”包括各級各類教育，并非針對高等教育。《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條規定：“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依照教育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保證國家興辦的高等教育的經費逐步增長。”未明確規定高等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是否應當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而且也未明確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對地方政府難以形成強制性的約束力。

我國應進一步完善并嚴格執行高等教育經費保障法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投入和條件保障一章中。應明確規定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高等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應當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并且在附則一章中明確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具體規定可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五十一條。在完善相關法律的基礎上，嚴格執法，實行問責制，確保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4.完善政府政績考核指標體系

經濟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滯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對高等教育重視程度不夠。一是緣于政府政績考核的重點是經濟而非教育的體制。我國長期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方針，最能體現政府績效的顯性指標就是gdp，每一任地方政府在其任期內都會本著經濟利益最大化、最快化的原則，將資金投放到經濟建設中去。而對需要長期投資且見效遲滯的高等教育的投資熱情不足。二是緣于地方政府搭人才資源便車的心理。由各地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等高級人才，畢業后留在本地工作的比例是不確定的，地方政府認為自己投資培養的人才卻不能為本地區服務是很不劃算的，而將培養人才的投入轉化為引進人才的投入則相對比較現實，由此影響了地方政府對高等教育投資的積極性。各地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這種心理，經濟發達地區也不例外。

聯合國在每年公布的(《人類發展報告》)中了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該指數目前由三部分構成：預期壽命、教育年限、生活水平。生活水平(人均收入)反映的是地區經濟實力，教育年限反映的是發展潛力，預期壽命反映的是社會成效。用hdi替代原來的僅以gdp指標來衡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政府政績，更加科學合理。我國在政府績效考核體系中應借鑒聯合國的精神，將各級政府對教育法規的執行情況的指標納入，以保證高等教育經費的法定增長得以充分實現。

經濟現象論文:解讀俄羅斯經濟現象

俄羅斯經濟成歐洲亮點

2003年，是俄羅斯經濟的又一個豐收年，這是繼擺脫199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之后，國民經濟連續第5個年頭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創了近3年來的增長新高。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就，相對于低迷的歐洲，俄羅斯經濟成了歐洲經濟名副其實的一個亮點。

數字或許是枯燥的，但卻是一面鏡子。2003年俄國內總產值達到13．3萬億盧布，合4652億美元（人均3200美元），同比增長達到7．3％。

工業生產增長提速。2003年工業生產增長7．3％，也創下三年來的新高，而2002年只增長了3．7％。1999－2001年俄工業累計增長了約27％，其中，增長較快的如機械工業增長50．8％，石化工業增長49．5％，輕工業增長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紙漿增長32．1％，黑色冶金工業增長34．9％，有色工業增長33．1％，建材工業31．5％，食品增長28．5％。農業形勢出現明顯好轉，2001年俄羅斯糧食產量破了蘇聯時期的記錄并再次成了糧食出口大國，自上個世紀20年代以后，俄羅斯第一次出現了富余的飼料糧，從而有利于食品工業發展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

投資信心明顯增強。企業經營狀況明顯好轉，2003年1－8月俄聯邦企業實現的按美元計算的利潤增長了60％。2003年，俄固定資產增長率達11．2％，是近年最高的，2002年僅為2．6％，表明俄羅斯企業家已經開始對生產部門大量投資。資本外流明顯減少，據官方統計，2003年，外逃資本僅為29億美元，遠低于近10年年均200多億美元外逃的規模，同時，出現了部分外逃資本回流的現象。

國家預算盈余猛增。近年俄羅斯一直奉行非赤字預算政策，從2001年以來一直保持預算順差，2002年達到49億美元，迄止到2003年1月1日累計預算贏余達66億美元，而2003年一年內預算贏余又增加了74．5億美元，節余全部進入國家穩定基金，為償還外債提供了有利條件。

外債減少，黃金外匯儲備增長迅猛。2003年，俄羅斯在支付了173億美元外債之后，由年初的478億美元增加到年底的720多億美元。俄外債總額從高峰時的1600億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億美元，這樣，2003年額外債占其gdp的比例已經下降到27％，遠低于國際上60％的警界線標準，比歐盟成員國所顯示的期望值還低一半。卡西亞諾夫總理在2003年秋天指出，如果條件合適，現在俄羅斯可以提早歸還外債。

進出口快速增長。2003年俄外貿總額首次達到2092億美元，同比增長24．3％，順差近600億美元。

盧布對外幣升值。12年來首次出現盧布不跌反升的現象，僅2003年盧布對美元匯率升值就達18．9％，盧布實際增值5．3％。俄羅斯居民多年來一直拼命將盧布兌換成美元以保值的時代走到盡頭了。普京總統支持盧布堅挺并成為國際上可完全自由兌換貨幣，號召老百姓將盧布存入銀行。2003年俄羅斯證券市場增長了54％，超過西歐所有證券市場的增長速度。

投資經營環境大為改善。鑒于俄羅斯經濟狀況的明顯好轉，2003年10月標準普爾一次對俄羅斯主權信譽等級提高了2個級別，將由適合投機級提高到適合投資級。從2002年美國、歐盟分別正式承認俄羅斯為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國權威的a．t．科爾尼咨詢公司所作的世界最具投資吸引力國家排名中俄羅斯由2002年的第17位飚升到2003年的第8位，無不說明俄羅斯經營環境在實實在在地改善。西方商界不僅開始議論“俄羅斯經濟現象”，而且，正在尋找機會進入俄羅斯這一世界新興投資熱土。可口可樂、肯德基、ikea、lg、三星等紛紛擴大對俄的投資。2003年俄羅斯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達65億美元，同比增幅超過60％。

居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隨著經濟復蘇，工業部門就業率在逐步提高，失業率逐年下降，2000年為10．5％，2001年為9％，2002年為7．6％，2003年下降到約6％。2003年居民實際收入增長13．5％，在2002年9．9％的基礎上再提高3個多百分點，增幅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退休金也增長7％。以前拖欠工資和退休金的情況已經杜絕，居民消費快速提升，如在2003年一年內俄羅斯手機銷量就增長了50％。通貨膨脹率從上年的15．1％下降到12％，預計2004年將下降到10％以下。自信和尊嚴重新回到俄羅斯人中間，俄羅斯人在最近10多年里第一次重新感覺到“終于松了一口氣”。根據俄羅斯民意調查機構的詢問結果，70％以上的接受詢問者認為近年國家形勢好轉，生活水平明顯提高，“明天會更好”取代了過去多年來一直壓在人們心頭的恐懼感和擔憂感。

經濟快速增長緣由何在？

俄羅斯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何在？許多人會說是國際市場石油價格幫了俄羅斯的忙。確實，石油價格上漲，2003年國際石油均價達到28美元左右／桶，超過了俄羅斯預算的核算基礎價位，使得俄羅斯預算贏余大大增加。石油價格提高對于作為石油出口大國的俄羅斯無疑是個重要因素，但絕對不是主要因素。實際上，石油高價格對gdp的增長貢獻程度大約只有20％略強。

2004年1月俄政府總理卡西亞諾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國際市場石油價格提高對俄羅斯2003年gdp的增長貢獻度大約只有1．5個百分點，不到gdp實際增長率的1／4。俄羅斯雖然還依賴于國際行情，但不像其他產油國那樣強烈，而且，這種依賴會不斷減弱。只有當油價低于15美元／桶時才會對俄經濟造成重創。加工工業快速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很大，加工部門對gdp的貢獻率從2002年的8％提高到了2003年的10％。他認為，加工工業中的進口帶動了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實際上，俄羅斯從2002年才開始重視加工部門的作用。俄聯邦政府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阿·庫德林也認為，俄取得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得益于選擇了正確的經濟發展道路和有利的形勢。良好的內部因素比良好的外部因素更為重要、影響更大。

2003年的趨勢表明俄羅斯將“建立新的健康的經濟基礎，而不是扭曲的經濟”。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國民經濟預測研究所所長維克多·伊萬特爾也認為，俄羅斯擺脫了經濟下滑的特殊時期，經濟開始高速增長，這種增長的原因并非在于較高的石油價格，即使石油價格維持在較高水平上，也無法預期這種增長。這說明俄羅斯經濟信用體系已經建立，信用平穩的國內形勢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對商業和居民都很重要，繼續保持這一發展環境尤為重要。

俄法律體系的逐步完善為促進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環境。稅收政策經過多次改革，2003年俄稅負水平被認為是歐洲最低的。2004年1月1日起開始取消5％的銷售稅，增值稅率從20％降低到18％，這將進一步刺激生產與投資。同時，開始實施新的海關稅法，其特點在于精簡、統一、高效和信息化，國際人士認為，新海關法的實施表明俄羅斯躋身于世界前10個高水平海關法國家之列。2003年俄海關不僅獲得了國際海關組織副主席的席位，而且，還得到世界銀行組織用于俄海關現代化信息系統的1．4億美元貸款。同時，為了加快加入世貿組織步伐，俄已經完善了數以千計的法律，并將繼續抓緊建立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規，2004年還將討論通過關于實施金融結算國際標準的法律等，以加快國內法律與國際的接軌。

此外，俄羅斯企業制度改革深化、節能和創新活動增強、投資積極性提升、居民消費信心的增強、中小企業發展提速、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等等，都對經濟增長產生更深層的影響。

問題與前景

盡管俄羅斯近5年經濟走出了低谷，強勁復蘇，但并不意味著轉軌結束和各種矛盾的解決以及市場經濟的自動建立，種種積淀下來及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產生的問題仍然需要努力加以消除，以實現俄羅斯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

繼續調整經濟結構。逐步消除產業部門之間的不平衡，如石油天然氣及與冶金采掘相關的一些加工部門發展快，而其他部門發展慢，如輕工業的恢復緩慢，其占gdp的比重從蘇聯解體時的10％下降到目前的1．5％。大企業特別是寡頭壟斷企業發展一枝獨秀，中小企業發展慢，實際上俄羅斯經濟中缺乏完整的中等企業這一層次，小企業的發展也不盡如人意，如俄小企業數量及就業人數近年一直在低位徘徊，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只有20％，小企業發育不良，不利于市場經濟的完善、增加勞動就業和居民收入。

其次，改善商品出口結構。除了軍工產品外，俄出口商品中高技術產品很少，不到1％，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占居主導的狀況沒有得到改善，不利于提高國際分工水平，受制于國際市場行情，降低了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俄羅斯將加大出口商品結構調整力度，努力增加高技術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提高附加值。

建立投資激勵機制。擴大吸引外資以及鼓勵內資投入到不僅僅是熟悉的利潤高的能源部門，還有運輸工具、設備制造和高技術領域，對于俄羅斯經濟復蘇和持續發展非常重要。英國愛丁堡大學馬克·謝菲與波爾·海阿教授在《巨大的變化：俄羅斯復歸世界經濟舞臺》的報告中指出，俄羅斯對外國投資開放并全力發展工業生產的某些部門，以便提高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是俄經濟健康發展的最有效途徑。俄1999年通過的新外資法主要是給外商提供國民待遇并著重保護，而缺乏優惠與獎勵制度。

繼續改善法律環境，加快入世步伐。從1993年開始，俄羅斯入世談判已經進入第11個年頭，目前主要的障礙在于農業補貼政策上的差距、俄羅斯國內外市場能源價格扯平、過渡期安排、服務市場的準入等。由于處身于世貿組織之外，俄羅斯每年因受到商品出口歧視與制裁的損失達到20多億美元。同時，長期游離于最大的國際貿易組織之外，也不利于擴大與其他國家的經貿合作。

盡管存在著一些困難和不確定性因素，俄羅斯近5年的經濟調整和增長以及改革繼續深化加上其所擁有的各種資源與增長潛力，都將為俄羅斯經濟實現持續增長打下良好的基礎。正如普京最近所表示的，俄羅斯已經具備了大規模地建設現代的和強大的經濟并最終建成有競爭力國家的一切條件，俄羅斯在2000年提出的gdp在10年內翻一番的任務將完全“可以實現”。

按照最新人口統計預期、資本積累和生產率增長模型估算，高盛公司預計，bric（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英文首字母簡稱）四國是在未來40年經濟發展最快的新興市場國家，作為bric四個新興市場經濟體之一的俄羅斯將在2020年前超過意大利、2025年前超過法國和英國、2030年前超過德國。雖然到2050年從總體上bric的經濟總量超過g6（法國、德國、意大利、美國、英國和日本），從人均水平看，差距仍然較大，只有俄羅斯能趕上g6的中低水平。如果一切順利，那么，普京2003年5月所提出的“在可預見的未來，俄羅斯應當在世界上真正強大的、經濟先進的和有影響的國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標就不會是遙不可及的了。

經濟現象論文:“陜西現象”的經濟地理學解析

摘　要：“陜西現象”是近年來陜西省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不協調的現象。該現象經陜西省統計局總統計師楊永善先生在《陜西日報》理論版上披露后，立即引起了廣大干部、群眾和眾多學者的密切關注。已有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該現象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讀，從區域結構的維度分析，并就如何遏制并逐步消除這一現象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

關鍵詞：“陜西現象”；區域結構；輕工業；城鎮化

一、引人深思的“陜西現象”

“陜西現象”主要有十個方面的表現：高新科技與比較滯后的經濟并存；先進的文化與保守的思想觀念并存；蓬勃發展的高等教育與落后的基礎教育并存；經濟發達的關中與貧窮的陜北、陜南并存；實力雄厚的國防工業與薄弱的中小企業并存；大量引進人才與某方面又浪費人才并存；一些實事虛干與某些虛事又實干并存；千方百計招商引資與屢屢發生閉門宰客并存；部分高收入階層與廣大城鄉居民的低收入并存；全國綜合競爭評價中，知識化和網絡化的高名次與經濟發展指標的低名次并存。

在《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2002年)中，陜西省的區域創新能力平均得分28．75，居全國第十位，僅次于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各省市，居于中西部首位。在全國科技進步監測及綜合評價中，陜西省的總排名是第十位，同樣高居中西部首位，但其人均gdp卻遠遠落在東部各發達省市之后，也落在中西部很多省區之后。2003年，陜西省的人均gdp僅為6480元，大約是浙江省的1／3，在全國31省、市、區(不包括港、澳、臺)中排在第26位。

二、從區域結構看“陜西現象”

“陜西現象”的產生，既有歷史原因和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和其他諸多方面的原因。

(一)從區域產業結構看“陜西現象”

這里，我們僅討論第二產業的內部結構。因為我國大部分地區正處于工業化階段，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主體。2000年，陜西省工業總產值為1184．58億元。其中，輕工業總產值為350．23億元，占工業總產值的29．6％；重工業總產值為834．35億元，占工業總產值的70．4％。2003年，陜西省工業總產值為1851．5億元。其中，輕工業總產值為4 239．3億元，占工業總產值的23．2％，比2000年下降了6．4個百分點；重工業總產值為1422．2億元，占工業總產值的76．8％(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可見，重工業比重過大，輕工業落后且比例持續下滑，是陜西省產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陜西現象”的形成過程中，輕工業的落后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首先，輕工業發展的滯后，使陜西的“三農”問題日趨嚴重。輕工業以農副產品為加工對象，其發展滯后致使農副產品缺乏深層次的加工，產品附加值低。一方面，農民出售初級農產品，獲益較少；另一方面，缺乏農產品加工企業，農民無法在加工過程中受益。這既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影響農副產品的商品化和社會化。其次，進入門檻低的輕工業發展的滯后，又導致了個體經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滯后問題。陜西省國有和集體工業的比例明顯高于全國、東部、西部的平均水平，而股份制經濟成分和外商投資比例很低(表1)。非公有制經濟在解決農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沒有輕工業的充分發展，也會抑制對重工業產品的有效需求，從而對重工業的發展產生制約作用，輕工業的滯后拖了進一步工業化的后腿。

重工業的發展在增加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的作用遠沒有輕工業那么大，盡管其發展可以促進區域發展，但更多地表現在“富區”上，而不是表現在“富民”上。尤其是國防工業(在陜西省的工業結構上有突出地位)，由于其屬于“條條”管理體系，所以，對于地方社會經濟(“塊塊”經濟)的貢獻很小。陜西省科技力量雄厚的國防工業主要集中在中央駐陜單位，是由中央各部門設置和配備的，不是為陜西省的經濟發展而專門設置的；且大部分都是采用遷建式“移民”的方法搬來的，而不是在陜西省的經濟建設中培養起來的。這些嵌入的產業與當地傳統產業沒有融合在一起。各自循環，形成典型的二元結構，沒有使現代產業變成帶動地區經濟的增長極。

總之，輕重工業比例失調，是陜西省廣大居民收入偏少、生活水平偏低主要原因，也是全省經濟落后的重要原因，同時，又是陜西省產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二)從空間結構看“陜西現象”

1．城市空間發展不平衡

從全省看，陜西省的社會經濟活動高度集中在關中隴海鐵路沿線。2003年，gdp排在前五位的城市中，有四個(西安、咸陽、寶雞和渭南)在隴海鐵路沿線，而陜南、陜北地區中心城市數量不足，經濟實力不強(表3)。

2．城市規模等級結構不合理

城市規模等級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口規模等級結構不合理。2003年，第一大城市西安的人口為510．26萬，第二大城市咸陽僅為94．57萬(資料來源：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城市首位度為5．4，大大超過正常值2，高于我國其他大多數省區(表2)。從表2可看出，經濟較發達的省區城市首位度都在正常值2左右。陜西省大城市畸形發展、中小城市發展緩慢的直接后果就是縣域經濟的落后。截至2004年9月，陜西只有3個縣級市，而江蘇有27個，山東有31個，廣東有23個。

二是經濟規模等級結構不合理——西安的經濟規模遠遠大于其他地級市(表3)。2003年，西安的gdp為858．52，是第二位城市寶雞的5．47倍，占十地級市gdp總和的62．62％，占全省gdp的35．79％；而北部的榆林和南部的商洛分別僅占十地級市gdp總和的1．56％和1．00％，僅占全省gdp的0．89％和0．57％。

其他中小城市由于經濟規模較小，不能有效地擔負起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重任，這使廣大小城鎮及農村居民處于較為貧困的境地。

最后，應該指出的是，人口、經濟活動在西安這個大城市高度集中，必然導致其他資源要素的高度集中，如教育資源、科技資源、人力資源等，從而使得“陜西現象”進一步加劇。

三、對策和建議

(一)調整產業結構

1．“補課”

陜西省的工業化沒有經過輕工業的充分發展，直接跨入重工業階段。這顯然有異于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的演變規律。

區域工業化過程一般要經歷三個階段：重工業化過程、深加工化過程和技術集約化過程。區域工業化的首選是輕工業，因為其投資少，建設周期短，見效快，吸收勞動力多，且原材料可以直接從傳統產業中獲取。輕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則需要重工業為其提供先進的技術和裝備。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工業品的需求會由一般日用消費品轉向耐

用消費品，這將為制造業的發展創造廣闊的市場。促使重工業化過程開始逐步進行。

在我國，通過大力發展輕工業促使本省經濟騰飛的例子為數不少，最成功的當屬浙江省。2000年，其輕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54．1％(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輕工業的蓬勃發展在其經濟增長中作用突出，浙江省的縣域經濟全國聞名，它們在產業選擇上基本以輕工業為主，以專業化和集群化發展為特色，如諸暨市的“襪業之鄉”、嵊州的“領帶城”、上虞市崧下鎮的“傘具之鄉”等，都在全國占有突出地位，其成功經驗值得借鑒。

總之，要先“補”上輕工業發展滯后這一課，千方百計地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方能有效地加快小城鎮及農村的經濟發展，縮小城鄉差別，活躍非公有制經濟。激活全省經濟的發展。

2．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陜西省的科技力量優勢十分明顯，當前主要任務是要想方設法地充分發揮這些優勢，使其盡快轉化為第一生產力。轉化為新的經濟優勢，進而產生出巨大的經濟效益。目前，要重點發展陜西高新區，以提升其產業競爭力，并帶動其他地區傳統重化工業的技術改造。

(二)調整空間結構

今后陜西省城市發展的主要目標應是建立完整的規模等級和結構合理的城市體系，逐步改變城市空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一方面要控制西安與其他城市之間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另一方面要逐步打造地區性中心城市，使之發展壯大并成為所在區域的增長極，從而推動區域經濟的全面發展。

要實現上述目標，必須大力推進城鎮化，以優化城鄉結構，促進區域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

第一，要加強地方性中心城市建設，完善城市體系。首先，將寶雞建設成陜西西部的中心城市。其次，將延安、榆林、安康和漢中建成所在地區的中心城市。

第二，要加快縣城和重點鎮建設。一是要促進社會經濟要素向縣城和重點鎮集中，使其成為縣域經濟、科教和文衛中心；二是要實施重點鎮建設計劃；三是要建立一批省和地級市的鄉鎮企業小區。

第三，要優化區域布局，加強城鎮群的建設。在關中隴海線沿線的中部建設西安都市圈，西部建設以寶雞為中心的城市群；在陜南沿江一線的東段建設以安康市為中心的東部城群，西段建設以漢中市為中心的西部城鎮群；在陜北西包鐵路沿線的南部建設以延安為中心的南部城鎮帶，北部建設以榆林為中心的北部城市帶。

四、結語

“陜西現象”嚴重地制約了陜西省社會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向前發展，是陜西省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巨大障礙。通過合理的產業結構調整，可使廣大居民收入有較快地增長，人們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貧困問題得到基本解決；通過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可增強企業的競爭力，保持經濟活力，促進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通過合理的空間結構調整，可發揮大城市的帶動作用，加快落后地區的發展。

經濟現象論文:淺議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中的貧困化增長現象

[摘要]貧困化增長在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中是一個屢見不鮮的現象，對國家的福利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在我國，隨著雙語教學的深入開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現了貧困化增長的問題。本文以《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為研究對象，剖析了在實踐教學中的貧困化增長現象，并提出了適當的調整建議。[關鍵詞]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貧困化增長淺議《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中的“貧困化增長”現象蔣蘭陵（揚州大學經濟學院）自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雙語教學已經在普通高校中走過了十多個春秋，在教學要求、方法、內容等方面都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以《國際經濟學》的雙語教學為例，筆者發現，近幾年來在雙語教學中不自覺地出現了一種“貧困化增長”的現象。

一、貧困化增長的理論分析

（一）貧困化增長的含義美國經濟學家薩爾瓦多的《國際經濟學》（第8版）現在已經被許多高校作為《國際經濟學》雙語課程的教材，在該書第七章———經濟增長與國際貿易中，說明了貧困化增長（immiserizing growth）出現的原因。貧困化增長也稱為“不幸的增長”，由經濟學家杰格迪什·巴格瓦蒂提出，主要是指即使福利效應自身可增加國家福利，貿易條件也有可能下降很多，以至于使國家福利出現凈下降。

（二）貧困化增長出現的主要原因根據巴格瓦蒂的觀點，出現貧困化增長現象的原因與貿易條件的惡化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增長使得一國的出口在貿易條件不變下大大增加；如果該國是一個大國，那么出口的增加過大會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若這種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非常低，則會導致該國的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再加上該國對貿易的依賴程度很強，以至于貿易條件的惡化引起國家福利的減少，從而出現了出口越多越窮的奇特現象。（三）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化增長”國際經濟學理論中提到的貧困化增長問題，主要容易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就中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其對外貿易增長迅速。據統計，2005年中國的貿易總額達到1.4221萬億美元，是1980年的78.5倍，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然而，伴隨著不斷擴大的貿易規模，貿易條件呈現出不斷惡化的趨勢。據測算，與1995年相比，2004年貿易條件下降了近35％。國內有不少學者對中國貿易條件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研究結論就是貿易條件呈現出總體惡化的趨勢，而貿易條件的惡化導致貧困化增長現象的產生。貧困化增長現象不僅出現在了中國的貿易領域，更有甚者，在中國的教育方面也越來越明顯。

二、《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中的貧困化增長現象

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大學雙語教學試點，其規模逐漸擴大，涉獵的領域也越來越寬泛，但是隨著雙語教學的不斷成熟，其教學質量、教學效果并沒有與其規模成正比，相反教學質量正不自覺地陷入“貧困化”陷阱。

（一）雙語教學的“三多”現象

1．開設課程的種類越來越多在開展雙語教學的初期，各大院校都處于試點階段，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以國際貿易專業為例，最早開始的就是《國際經濟學》，而且試點階段維持了三至五年。21世紀以來，為了與經濟全球化相適應，有目的地培養新世紀創新人才，雙語教學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國際貿易專業由原來的一門《國際經濟學》不斷拓展至四至五門雙語課程。一方面，由原來的一門專業課擴展到多門專業課，如增加了《國際營銷》、《國際商法》、《國際金融》等；另一方面，由專業課延伸至基礎課程，如將原來的《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也改成了雙語課程。

2．教學對象的人數越來越多在《國際經濟學》的雙語教學中，早期只是一個試點，面對的是與國外大學聯合辦學的學生，這些學生具備較高的英語水平，也有一定的中文經濟學基礎。但是現在，接受《國際經濟學》雙語授課的學生人數已經成幾何系數增加，除了合作辦學的之外，國際貿教材與教法研究.

經濟現象論文:從幾起案件論新經濟形勢下貪腐現象的新特點及對策

摘要：改革開放50年，中國的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這個速度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僅僅三十年的時間，中國完成了從農業到工業再到信息化的轉變。伴隨著這種轉變，各種矛盾和問題也呈現了紛繁復雜和急劇變化的趨勢。特別是本世紀以來，社會各界尤其對貪污腐敗的討錢之聲越來越高，作為檢察機關查辦的貪污腐敗案件的也越來越多，這一方面說明民眾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度很高，已經成為了一個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的打擊力度也越來越大，是對檢察機關工作的肯定，同時也是鞭策。這就要求我們要研究新的經濟形勢下貪腐現象的新的特點，同時制訂出新的對策。

關鍵詞：貪腐現象；經濟形勢；案件

先看幾起案件。

第一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區沙頭街道辦事處的報帳員張麗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間以篡改單據等手法貪污單位現金886萬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原副院長肖云良因貪污、受賄共計152萬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8年。并處沒收24萬元個人財產。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陜西省旬陽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原會計曾詩平利用職務之便套取合作醫療基金61萬余元被旬陽縣法院以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第二組。

內蒙古赤峰市原市長徐國元任職6年斂財3200萬元，月均44.44萬元；北京市海淀區原區長周良洛受賄1600多萬；山西臨汾副市長苗元禮受賄7000萬元；據檢察機關和法院查明，重慶巫山區原交通局局長晏大彬任職6年貪污2226萬，陜西省高速集團原董事長陳雙全受賄1700多萬，晉煤集團原供應處處長孫水有2000多萬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南寧市政管理局原局長受賄2600余萬元，山西貧困縣縣長崔保紅五年斂財近1000萬，廣西貴港市委秘書長高二剛夫妻貪污千萬元。

第三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規劃局主管土地規劃管理及審批的副局長陳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級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司法機關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職期間，先后收受江蘇南通金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等11家單位賄賂130萬。而逸11家單位無一例外全是房地產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的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原副主任盧錦洪被起訴。同月，浙江省臺州市路橋區副書記鄭敏華因在任開發區經濟發展總公司副總經理期間憑借主管單位基建項目的權力收受房地產商、工頭賄賂20萬被起訴，貴州省遵義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蔣永因在任市總工會主席期間收受開發商賄賂58萬被判刑11年；貴州省環保局原機關黨委書記王茂敏因在任普安縣領導期間收受普安青山電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開發商賄賂101萬元獲刑10年；貴州金苑集團股份公司原監事會主席何卿華因在任省電力建設第一工程公司經理期間為土地開發商攬接項目受賄436萬元獲刑14年。

第四組。

山東省泰安市岱岳區建設局局長周廣玉在泰安市是個派頭很大的人。他自己擁有18家公司，領域涉及房地產、典當、工程監理、擔保、制藥等五大行業。所以他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我公司掙的錢已蠻夠我花的了，公家的錢、單位的錢我不會用一分。但就是這么個“廉政模范”突然被檢察機關查明受賄691萬、貪污31萬、挪用公款1100萬元，并因此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有報道說在鄭州市須水鎮西崗區經濟適用房被開發商建別墅、上海閔行區梅隴鎮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見到政府官員的影子。鄭州開發商大股東的丈夫曾是鄭州國土局的領導，二股東的丈夫是項目所在區的警察；上海開發商的股東有許多是當地政府的官員，甚至是負責房地產事宜的官員。(據新華網)

以上四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內發生的。最遠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從中我們可以至少梳理總結出當前新的經濟形勢下出現的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點、新動向。

一是從貪腐對象年齡和職權上看，低職低齡化趨勢明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紀最初的幾年，“49”、“59”現象突出，一些將要離開領導崗位的人為了自己有一個“幸福寬裕的晚年”在“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指導下，大肆貪污索賄，結果晚節不保。但從以上案件我們可以看出，沒有級別的單位報帳員在短短四年間貪污800多萬時僅有31歲，股級干部曾詩平幾個月把61萬元裝進腰包時剛過完36歲生日，夢想著自己成為“億萬富豪”的科級局長周廣玉也僅僅48歲。

二是從貪腐數額上看越來越大。1933年根據當時臨時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的《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26號訓令，貪污500元的蘇區中央政府科長謝步升被槍斃。1983年1月，廣東省海豐縣縣委書記王仲被執行死刑，他貪污了6.9萬元。2000年，成克杰貪污受賄2000萬被判死刑。從此在司法機關查辦的案件中涉及到千萬以上的就司空見慣了。有人說，現在的貪官已進入“千萬級時代”，話雖有點絕，但也是事實。據中新網報道，遼寧省撫順市順城區國土局局長蔣亞平甚至貪污斂財過億，從而使自己成為當前全國貪污最多，職別最低的貪官“冠軍”。

三是從貪腐行為發生的領域來看，不僅原來的“重災區”如房地產開發、道路工程建設、土地管理等領域繼續保持“強勁勢頭”外，在其他領域也呈多發態勢。著名學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設、土地管理領域發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長了61.3％。不僅如此，“傳統上，人們都只關注政府和公共權力的腐敗，而近些年，腐敗已經在非政府公共部門，包括高校和醫療系統，私營部門(市場及企業領域)以及社會各個領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項目中的腐敗行為也有增無減，比如教育、新農合、勞動保障等等”。以上的幾起案件也明顯地印證了這個觀點。如果說“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敗”，是一種坊間傳說的話，有關網上的“房地產、教育、醫療的嚴重腐敗已是壓在人民群眾頭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說法就該引起我們的注意了。

四是從貪腐手法上看，越來越隱蔽。改革開放初期“雙軌制”的實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之間鉆空子的掮客，經濟領域的腐敗也因此而產生。上世紀末在反腐領域產生了一個新的名詞叫“權力尋租”，起因就是國家全面實行了市場經濟，在傳統產品價格方面沒有了“簽字權”的各級審批者們紛紛轉變了自己的態度，但“傍大款”沒有流行多長時間就成了過街的老鼠。身為當時岱岳區房產局局長的周廣玉就是“先知先覺”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產開發公司，此后一口氣成立了18個公司。他把貪污受賄來的資金投入到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為依托“拓展”公司業務(鳳凰網09年6月2日)。

無論有人說這是“洗錢”的一種方式，還是鄭州別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閔行區倒塌樓房背后的影子都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新動向。至于那些區縣委書記的車補問題引起的民憤是制度的問題還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讓事實說話吧。

有鑒如此，在當前新的經濟形勢下我認為反貪腐工作重點要在不同層面上做好一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層面抓好監督制度的建設。“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這是在現代經濟社會被證明了真理。無論是單位的報帳員還是身居中央的國級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監督，就會為所欲為。在市場經濟體制內，“資本的目的就是尋找最大的利潤”(馬克思語)，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孫立平教授認為“當今社會生活的復雜化使得許過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變得蒼白無力，其結果就是權力失控。所謂權力失控，既是權力成為一種外部無法約束，內部也無法約束的力量”。類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頭街道辦事處報帳員張麗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點審計就好了”的哀嘆雖有點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對官員的日常監督納入到正常的軌道上來，這種“受埋怨”的詞會少聽到一些。具體的就是應盡快出臺公職人員個人財產公開申報制度，因為“任何貪官污吏要貪贓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會變成家庭財產”(王明高《科學制度反腐》)，在這個制度中特別需強調的是公開的廣泛性，不能僅僅限于本單位或者本部門甚至讓辦公室填好了規定的表格直接送“有關部門存檔”了事。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網上調侃的“你們假裝申報，我們認真審查”的尷尬。

二是在司法檢察層面上首先要加大對腐敗分子的處罰、追逃和贓款贓物的追繳力度，不讓腐敗分子在經濟、政治、社會上得到任何好處，通過讓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敗的高成本、高風臉，以支持長期的反腐敗的長期進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偵破力度。“擒賊先擒王”，一個地方每破獲一個大案要案，就可震動、教育一大批人，社會效果也會很好。第三是注意總結查辦案件的工作經驗，尤其要注意案件線索的收集整理，不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檢察、群眾的來信來訪，網上的消息也應認真甄別。有條件的地方不妨成立專門的案件研究室，對檢察工作的對象、領域、信包的收集重點研究，給領導決策提供必要的依據。

三是在社會層面上，傳統媒體、網絡應發揮自己的優勢，發揮監督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應該首先走在前面，不僅要倡導“領導干部應習慣在輿論監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訂制度，讓民間反腐有一個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網絡為平臺的民間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價的優勢開辟了反腐新渠道，但這種形式也暴露了許多問題，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護。有關專家指出，給民間反腐一個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國下一階段反腐斗爭一個躲不開的重要命題。

經濟現象論文: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顯現的“滯脹”現象分析及其矯治方略新探

根據相關數據(主要是指反映通脹程度、失業程度和經濟增速下滑程度的數據)顯示，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已經顯現出“滯漲”現象。國際金融危機向經濟危機的深化，正在嚴重地推進和加劇我國經濟的“滯漲”。這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提出了新的難題。我們必須正視這一客觀事實，及時研究破解對策。本文運用中國特色分享經濟機制原理，從革新微觀經濟組織內生機制入手，以全新的視角提出了應對“滯漲”的對策。

關鍵詞：滯脹；中國經濟；分享經濟機制；難題破解

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當我國學術界正在爭論中國是否還存在通貨膨脹問題的時候，“滯漲”已在悄悄地毫不客氣地向我們走來。人們看到，持續上漲的通脹率、失業率和經濟增速下滑以至局部經濟出現衰退，使人們不得不回顧一下“滯漲”這個詞。

所謂“滯漲”，是“停滯通脹”(stagflation)的簡稱，指國民經濟出現的通貨膨脹和經濟下滑交織并存的狀態。在通常情況下，經濟危機或蕭條階段，失業增加，物價下跌；經濟繁榮階段，失業減少，物價上漲。但20世紀7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種新現象：一方面是經濟增長緩慢或停滯，及由此引起大量失業；另一方面，是通貨膨脹加劇，物價持續上升。特別是1973－1975年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危機中，在生產大量縮減、失業猛增的同時，通貨膨脹率仍普遍高于10％。(用國際上的標準來看，超過10％即屬于惡性通脹)。這兩方面的狀況同時并存，使國家在采取干預經濟的措施時顧此失彼，進退維谷，無所適從。當時幾個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遇到過這種情況。

目前，我國也遇到了這種情況。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從防止經濟過熱、控制基建規模，一下又轉回到用4萬億投資來保持經濟升溫，重新上馬大規模基建，使本已過剩的差能再度增加。在乘數效應很小的情況下，擴大內需增加就業的效應是短期的，而造成的產能卻又要加劇生產過剩。國家應當著重于用適當投資創造長期就業機會，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職工工資，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用以提高廣大群眾的有支付能力的生活需求，從而盡快啟動內需的拉動作用。

一、宏觀經濟運行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9.7％，尤其是十六大以來，年平均增長率在10％以上，據國家統計局顯示，2006年為11.6％，2007年更是達到了11.9％，經濟實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但是，在看到經濟發展取得的非凡成就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嚴重存在的一些問題，更不能對這些問題掉以輕心，否則將會給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帶來較大的風險隱患。

(一)宏觀經濟失衡嚴重

經濟失衡是目前中國經濟運行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而經濟結構失衡則更為突出，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1、總需求結構失衡。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偏弱、投資和凈出口需求偏高。眾所周知，總需求的各個構成部分對gdp增長的貢獻是不同的。研究顯示，居民消費、政府支出和投資分別增長1個百分點，可以分別帶動gdp增長1.05、0.51和0.44個百分點，而凈出口的增長率對中國長期gdp的影響不顯著。這說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是最有效的。但是，近年來我國的居民消費率卻在不斷下降，經濟增長主要靠高積累、高投資和高出口來支撐。這種增長模式加劇了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消費與積累之間的矛盾，最終導致總量失衡，損害了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

2、產品結構失衡。高端產品、適銷對路產品的產量不足，低端產品嚴重過剩；高污染、高耗能的產品和一些低附加值的產品仍占很高的比例；產品種類單一，產業鏈條短。以房地產業為例，中小戶型、經濟適用型的住房比例太低，豪華型、大戶型供應量卻嚴重過剩，普通老百姓買不起豪華型、大戶型的房子，而買得起的中低檔房市場供應又不足，使得占中國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的購房需求得不到滿足。這種不合理的產品供求結構會直接導致房地產業的不健康發展。

3、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目前中國最突出的結構問題是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都與此有關。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居民所得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的比重大幅下降，政府所得的占比大幅上升；資本所得不斷上升，勞動所得不斷下降。收入分配結構的傾斜，會造成投資增長快、消費啟動難的格局，帶來投資和消費結構的失衡。同時，收入較低的人群相對集中在農村和中西部地區，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也就意味著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的擴大，進而影響到國民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也和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目標相悖。

(二)“滯脹”現象日益凸現

“滯脹”，在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中，特指經濟停滯與高通貨膨脹及失業同時存在的經濟現象。通俗地說就是指物價上升，失業增加，但經濟停滯不前的一種經濟現象。在一國經濟中，一般情況下通貨膨脹必然伴隨著經濟過熱、過快。通貨緊縮必然伴隨著經濟蕭條，在運用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等手段對這兩種經濟現象進行調控時，目標很容易確定，政策組合選擇非常明確。經濟中最為可怕的現象是出現“滯脹”，它是相互反向的經濟現象交織在一起的不正常情況，無論貨幣手段還是財政手段的決策都非常難，用任一政策組合調控都會出現顧此失彼的現象。目前中國滯脹現象正逐步顯現。

1、已由結構性通脹上升到全面通脹

目前，通貨膨脹局面已經形成。我國2008年的實際通脹率應是10％左右，也就是說，已出現嚴重的通脹局面。所謂通貨膨脹，就是物價總水平持續不斷地上漲。所謂物價總水平上漲，不是看個別或部分商品價格上漲，而是指工業品和農產品，消費品和服務費用全面上漲；所謂持續不斷地上漲，不是短時間上漲，或偶爾上漲又很快下跌了，而是指較長時間上漲。經濟學中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指標來判斷通貨膨脹狀況。從2007年1月到2008年5月，cpi已持續上升了16個月(各月的cpi是：2.2，2.7，3.3，3.0，3.4，4.4，5.6，6.5，6.2，6.5，6.9，6.5，7.1，8.1，8.3，8.5％)；雖然2008年6、7月份有所回落，但仍分別在7.7％和7.1％的高位上。上漲的幅度，從2007年8月至年底已連續11個月在6％以上。2008年一季度達到8％。而物價已由年初的結構性上漲逐步蔓延到全面通貨膨脹。

一方面是全國工業品出廠價格(ppi)持續高漲，同比漲幅趨高不下。從2007年10月份的3，2％持續攀升到2008年7月份的10％，漲幅達到了兩位數，是1996年以來的最高漲幅。并且從2008年3月份開始連續5個月都在8％的高位平臺上遞增。

ppi反映的是工業品進入流通領域的最初價格，是制定工業品批發價格和零售價格的基礎。cpi反映的是居民購買消費品的價格。一般認為，ppi是cpi的先行指標，ppi對cpi存在一定的影響，兩者呈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雖然在實際經濟活動中，ppi對cpi的價格傳導存在一定的時滯，但如果ppi上漲，經過一定的滯后期之后，cpi也會出現上漲。ppi可以通過食品價格、能源價格和其他消費品價格向cpi傳導。但由于ppi與cpi的構成不同，其傳導路徑并不總是有效，ppi與cpi在短期內出現背離是有可能的。這也是目前所表現出來的ppi出現越來越大的剪刀差的原因。但從長期看，二者的走勢應該是一致的。所以，ppi會通過傳導機制縮短與cpi的剪力差，拉高cpi，加速通貨膨脹，并非一些學者所認為的ppi不會向cpi傳導。

實際上，當前已經出現了明顯的通脹。不但cpi上去了，ppi也上去了。ppi從2007年10月份開始上揚，比2007年9月份上漲了3.2％，到2008年4月份已上漲到8.1％。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已傳導下去，必將加劇下游商品漲價，加大通脹的預期。2008年以來通脹率已超過了8％，而目前的銀行存款利率為4.17％，出現了約4％的負利率，這是非常危險的信號。根據歷史經驗，當銀行存款利率變為負數之后，不久將出現通脹率的加速上升。負利率的出現意味著人為地刺激通脹率上升。加息是穩定居民通脹預期的有力手段。負利率對社會強勢集團有利，而對廣大居民有害。因為通過負利率會使廣大普通居民的存款貶值，貶值部分的貨幣流入了強勢集團的手中去了，從而加劇貧富差距。令人不解的是，2008年央行多次降低貸款利率以救樓市，但對廣大工薪階層的存款則一次也不加息，是居民存款負利率愈來愈大。金融當局對存款拒不加息，放任負利率猛增，客觀上為通脹以至滯漲推波助瀾。

另一方面是更為全面的通脹指標gdp平減指數漲幅屢創新高：從2007年全年的5.2％上升到2008年一季度的8.3％，再進一步上升到二季度的8.9％。這意味著通脹已不僅僅局限于cpi中的豬肉等食品領域，而是逐漸向非食品領域蔓延。

2、經濟已出現明顯的衰退跡象

我國目前所面臨的經濟下滑威脅已經超過通脹威脅。2007年gdp增長率為11.9％，而2008年上半年為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個百分點。筆者認為，這一態勢會繼續延續下去，且還會進一步地向下滑行。不可否認，為抑制通貨膨脹而采取的各項政策手段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這也是經濟出現下滑的信號。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十幾年的快速增長，主要受益于出口和投資增長，但是，我們目前轉而出現了有效投資降低、消費長勁不足和出口增長明顯下降的局面。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8年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4.6％，比上年同期增長0.9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5.9％，增長0.6個百分點。從宏觀數據上看，這種投資增長還算平穩。如果扣除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同季度高達8.6％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一季度實際投資增長速度則只有16％，說明有效投資是下降的。根據有關研究表明，每當投資增長速度低于20％時，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比較慢——明顯低于其潛在的增長能力。因為我們的投資拉動主要體現在對資源的竭澤而漁式的開采利用。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深入貫徹，能源、資源拉動經濟的力量必然減弱，投資也將會下降，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這樣，經濟增長的希望落到了居民消費上。但縱觀歷年的消費率：1978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62.1％，“六五”期間平均為66.2％，“七五”期間為63.4％，“八五”期間為58.7％，“九32”期間為59.4％。2000年至2006年我國最終消費率分別為61.1％、59.8％、58.6％、55，5％、53％和52，1％、36.4％。國家統計局尚未發表2007年數據，據專家估計可能小于36％，說明了最終消費率呈現出明顯的逐年降低趨勢，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降低。2007年以來，人民幣升值和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因素，帶來出口商品成本上升。美國次貸危機造成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已經開始明顯減弱，導致出口增速放緩，并已使我國一些出口企業不堪重負，有些已經轉產或者關門大吉。中國實際出口量的增速已由去年的24％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13％；與此相伴隨，中國的貿易順差今年前兩個月也出現了大幅度縮減。去年月均貿易順差額在220億美元左右，但是今年前兩個月平均只有140億美元，其中2月份只有85.5億美元。這是自2003年以來出口月度增長的最低點。種種跡象表明，我國經濟已經出現明顯下滑。經濟增長下滑會引發諸多問題，如企業破產，銀行壞賬，失業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失業問題。2008年失業率同比增加幅度不小，出現了大學生、碩士博士生就業難，為歷史之最。

3、失業愈來愈嚴重

2008年上半年，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員835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但這一數字并不能反映我國真正的失業率。因為這僅是登記在冊的失業人數，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登記的“在崗職工”，沒有正式登記的就沒算入失業率之內，并且1.5億多農村富裕勞動力也不在此統計數字之內。還存在一些隱蔽性失業，一些企業效益低下而輪崗的失業人員，下崗職工，等等。如果把所有這些失業群體都考慮進去，那么中國的總失業率將遠不止4.0％。另外，由于資金短缺、需求減緩、成本上升等原因，全國2008年上半年有6.7萬家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倒閉，超過2000萬工人被解雇。浙江省2008年上半年有上萬家企業出現虧損，還有少數企業“變臉”轉產，有的甚至轉向另一行業，很多大型企業也都面臨升級轉型的壓力。而這都會造成結構性失業的進一步延伸，也都會導致失業人數的急劇增加，進一步嚴重制約中國經濟的增長。

2009年我國將新增就業人口2400萬人，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原本用于出口的大批產品出口受阻，導致企業大批量倒閉、停產，由此將帶來大約2500萬人失業。據有關專家估計，2009年我國失業率可能達14％，這是十分危險的。特別是數千萬失去工作的農民工，其流動性大、群體規模大，將成為目前最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三)居民消費動力不足

消費率的高低和走向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后勁是否長足。本世紀以來，中國國民經濟的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持續走低，我國目前的消費動力存在嚴重不足。

1、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使居民消費率走低。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國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比例會有此消彼長的變化。特別是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參照國際上通常的發展經驗，國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應該是逐步縮小才合理，但在中國則恰恰相反，不是縮小而是呈進一步向政府傾斜的趨勢。統計數據顯示，政府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14.9％上升到2005年的17.3％。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則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5年的49.55％。另外，2006、2007年政府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1.7％、24％，遠高于同期gdp增速，但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速則與同期gdp增速大體接近。由此推斷，最近兩年政府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擴大趨勢，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的格局并沒有改變，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分配的比例仍然嚴重不合理。

2、勞動力工資低下導致勞動力再生產萎縮。盡管工資制度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最合適的制度，但僅就工資制度而言，目前卻也不能在我們的大部分企事業單位完全貫徹執行。很多企業都未能實行最低工資制，且我國工資增長速度遠低于gdp的增長速度，工資在gdp中的比例呈明顯下降趨勢。1980年工資在gdp中的比例為17.1％，2002年下降為12.5％，到2006年的時候下降到11.7％。這一占比別說與美國的50％難以相比，就連同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印度也以30％遙遙領先于我們。就是說，我國勞動力工資水平實際上處于世界最低國家之列。

勞動力工資低下造成了作為國民主體的勞動者的實際購買力相對下降，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長期不足。再加上我國的醫療、養老、教育等體制的不完善，以及工資漲幅不及物價上升水平，導致大多數勞動者在強大壓力下超負荷工作，腦力和體力透支并處于亞健康狀態，最終導致勞動力再生產萎縮。

3、未來預期導致人們消費意向低下。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傾斜，政府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支出的滯后，將導致居民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上升。再加上物價水平上漲嚴重以及政府在社會公共服務方面的缺位，導致居民不得不自行考慮醫療、養老、教育等諸多方面的支出，從而極大地強化了居民的儲蓄動機，壓抑了居民消費的欲望，進而阻礙了居民消費水平的合理提升。

(四)必須要以全新思路解決“滯漲”問題

上述宏觀經濟中存在的問題紛繁復雜，卻又存在著緊密聯系，往往一個失衡與另一個失衡互為因果。滯脹會引起消費動力不足，而為解決消費動力不足的問題而采取的擴張性政策又會進一步加劇通貨膨脹。而且不排除中國未來會出現高通長期化趨勢，不能不引起必須高度重視矯治“滯漲”問題。因此，解決這些問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需要我們有更高的智慧和更強的調節手段，既要抓住問題的主要矛盾，又要解決好各種現象之間的矛盾聯系，按照以人為本、利益分享的原則，用適合于中國國情的分享經濟機制解決宏觀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二、中國特色分享經濟微觀組織的內生機制

微觀經濟組織運行是宏觀經濟運行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的主要載體和動力源。宏觀經濟的健康運行最終要依托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協調運作。中國特色分享微觀經濟組織內生有多種機制，宏觀經濟的各種問題最終要通過這些內生機制的綜合作用來解決。企業擺脫政府的工資制，轉而實行凈收入分成制并切實實施，便會自動產生下列機制。

(一)動力機制

1、收入增長動力。按照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公式w=c+n；n=n1+n2+n3，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同舟共濟、水漲船高、同向增減。國家和企業收入多了，個人收入也多；個人收人多了，國家、企業收入更多，沒有矛盾。個人收入的不斷增長，不會成為減少國家收入的威脅，反而成為國家收入和企業集體收入增長的原因。由此所形成的企業動力機制可以描述為下述良性循環：個人收入不斷增長，企業動力不斷增加、生產不斷發展，國家、企業、勞動者個人三者利益不斷增加，又造成個人收入增長……，并由此產生乘數效應，放大增長量。個人收入不斷增長，不僅是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手段，而且由于提高個人生活消費水平，使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有利于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從而提高工作質量。從長遠看，個人收入增長是勞動者全面發展的物質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

2、技術進步動力。企業的技術進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企業的技術裝備的進步；另一方面是企業職工技術素質的提高。企業實行了凈收入分成制，就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種促進企業投入資金，更新設備的硬約束，使企業的技術裝備隨著生產的運行而不斷進步；另一方面，由于企業職工的個人勞動收入與其技術水平的高低緊密相關，技術水平主要決定職工的勞動收入，以“價值系數”來體現。職工的技術水平高，則價值系數就大，按勞動實績考核后應得的勞動收入乘以價值系數最后所得的職工個人勞動收入就多，反之則相反。因此，實行凈收入分成制，就使每個職工從主觀上意識到技術素質的重要性，并促使他們主動地去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這樣，就形成了促使職工整體提高技術水平的強大動力，從而為企業的發展注入了生機與活力。

3、激勵動力。企業實行凈收入分成制，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形成了一個利益整體，共同的目標是使企業獲得更多的凈收入，企業獲得了更多的凈收入，則國家以稅收的形式多得一部分，企業多留一部分，職工個人多拿一部分，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格局。因此，實行凈收入分成制的企業的職工具有極大的生產積極性，勞動熱情得到充分發揮。由此可見，實行凈收入分成制的分享經濟具有內在的激勵動力。

4、增量積累動力。實行凈收入分成制，企業本身可以按一定比例在企業凈收入中獲得企業收入，企業再從企業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生產發展和技術改造，追加企業的資金投入，擴大企業的生產規模。由于企業收入是按一定的比例在企業凈收入中分成所得，因而是一種固定的硬約束，使企業用于發展生產的資金可以隨著企業生產經營的運行自行地增長，達到增量積累的目的。從而可有效地克服企業行為短期化問題，破除了企業經營資金不足，發展困難的瓶頸。

(二)調整機制

1、市場調節機制。企業實行了凈收入分成制，則以銷售收入作為第一級經營目標，廢除了以前的產值、產量指標，從而形成了自主經營企業的市場導向機制。具體地說，現在企業為了爭取更多的銷售收入，必須做好以下幾個方面：一要按照市場的要求變化安排產品生產，以需定產，事先必須做好市場預測和市場決策；二是要保證產品的質量以及花色品種，使產品適銷對路；三是要使產品盡量賣出去，變成貨幣，最低限度地減少產成品的積壓；四是企業要學會市場定價，以有利的市場價格銷售；五是要減少未收的應收貨款，盡量避免呆帳的發生，及時回籠周轉資金，加速企業的資金循環。企業只有做好了以上五個方面，才能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企業為了獲得最大限度的銷售收入，不得不廢除以前追求的“產值”、“產量”等指標，更加明確了只有被市場承認的勞動才是有效的勞動這一概念，使企業的職工更加關心市場，關心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是否能在市場競爭中得到廣大消費者的認可和接受。只有通過市場交換使企業生產的產品轉化為貨幣，實現為企業的銷售收入，才達到了企業的第一級經營目標。企業的銷售收入(貨幣)扣除物耗成本(c)，就得到企業的凈收入，達到企業第二級經營目標。凈收入取代利潤，成為企業經營的中心指標。

2、結構自我調整。實行凈收入分成制的企業，由于以追求更多的銷售收入為第一級經營目標，產品必須及時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當市場需求發生了變化以后，企業就會主動地調整產品結構。在技術自我進步機制形成的條件下，企業就會通過不斷開發新產品來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對那些屬于夕陽產業的企業，當企業的產品結構不能適應市場變化和國家產業政策時，就會自我調整企業的產品結構。在自我積累機制的支持下，企業可以有實力“脫胎換骨”，全面更換裝備，或與其他企業聯營，或收購其他企業，達到以新的企業結構自立于市場的目的，在競爭中生存并發展。

(三)約束機制

1、生產資料費用約束。企業實行了凈收入分成制，則以凈收入作為第二級經營目標。以凈收入取代了以往的利潤作為企業生產的目的與動機，成為了企業經濟效益的指標和經營活動的中心。企業要獲得更多的凈收入，從公式w=c+n中分析得出：一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產量，從而增加凈收入；二是降低物耗成本從而節約生產資料費用。凈收入在量上與w成正比，與c成反比，可以從源頭上制約生產資料的浪費，從而形成一種使企業增產與節約相互推進的經濟運行機制。

2、形成消費約束。實行凈收入分成制，企業職工的個人消費基金是通過凈收入的二次分配取得。第一，職工個人的收入只占凈收入的一個事先確定的比率，這個比率遠遠小于1；第二，職工個人獲得的收入是在凈收入扣除國家和企業的收入之后才取得的；第三，個人勞動收入與個人勞動支出和企業的勞動效益直接掛鉤。從這三點可以看出個人收入的獲得和增長：一、不會超過企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二、不會擠占國家收入和企業收入，防止了所謂“工資侵蝕利潤”或“利潤侵蝕工資”現象的出現。由此可以得出：實行凈收入分成制，一方面可以有效、合理地控制住個人消費基金的增長，消除了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微觀基礎；另一方而由于個人消費基金的增長與企業經濟效益、勞動生產率增長呈同步變化，從而為宏觀經濟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動態平衡提供了良好的微觀基礎。

3、通過分享比率的事先確定，有效地約束和規范了政府的分配行為。可以徹底擺脫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自利行為(向政府自身傾斜)，擴大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

(四)協調機制

企業通過實行凈收入分成，將企業的凈收人按一定的比率劃分為國家收入、企業收入和個人收入三個部分，理順了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協調了三者的利益關系，克服了原來舊體制下的利益對立的關系。這是因為在原有的分配體制下，工資和利潤始終是對立的，若提高職工的工資，則增加了人工費用，從而增加了成本，進而在同等產量下則減少了利潤，從而少交了國家。通過實行凈收入分成制，按照事先確定的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合理的分成比例，三方各得其所，利益共享，風險共擔，規范了三者的經濟行為，減少了三者之間互相爭利益的“內耗”，協調了三者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了發展生產更大的合力。

(五)冗員排斥機制

實行凈收入分成制的企業，廢除了傳統的工資制，職工的個人收入是通過參與企業的凈收入分配形成的。企業的凈收人先通過一次分配形成了職工收入的總額，然后再通過對勞動者個人的勞動績效的考核將整個總額分解到個人。因此，個人勞動收入的大小，與個人勞動實績成正比，與參加凈收入二次分配的人數成反比。也就是說，某一期間企業全部職工勞動收入總額是既定的，參加分配己的人數愈多，個人分到的凈收入則愈少；反之，情況則相反。因此，凈收入分成制具有自動排除冗員的機制。它可以優化勞動組合，消除隱蔽性失業。

(六)競爭力提升機制

一方面，實行凈收入分成制的企業一般都行使產品質量否決權。職工生產的產品，如果出現質量不合格，有次品就降低實績得分，有廢品非但不計得分，而且要倒扣原材料費用。這樣，使質量與個人利益直接聯系起來。產品質量取決于各方面工作質量的保證程度。質量否決權通過經濟責任制施行，與個人收入掛鉤，獎優罰劣，有力地增強了職工的質量意識，保證了產品等級率不斷提高，從而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自動調整機制使得企業按市場導向以需定產，使產品適銷對路，減少了無謂的產品積壓所造成的生產成本的增加，便可以較低的銷售價格出售產品，從而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可見，凈收入分成制是一種競爭力自動提升的機制。

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的這六種內生機制是自發形成的，是內在聯系的，是一個嚴密的整體。一種機制發揮作用并不會影響另一種機制的正常運行，相反還會放大另一種機制的作用效果。它們之間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比如：一方面，通過動力提升機制，企業更新了技術裝備，提升了職工技術素質，從而提高了產品質量，減低了生產成本，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企業的競爭力提升了，產品的銷售量增加了，則會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凈收入。通過二次分配，企業獲得更多的自有積累資金，職工獲得更多的收入，則可以再次更新技術裝備，加強職工技術素質培訓，提升職工技術素質，職工的積極性進一步得到增強，又為企業提供了更加大的動力，從而放大了動力機制的效應。

三、通過利益分享機制有效抵御“滯脹”而矯治宏觀失衡

(一)我國解決宏觀經濟失衡問題的經驗教訓及啟示

首先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實行的宏觀經濟政策作簡單疏理。

我國是在經濟低速運行、改革徘徊不前的狀態下進人20世紀90年代的。為了抑制當時經濟加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經濟效率不高、經濟結構失衡、經濟秩序混亂、通貨膨脹加劇等問題而采取的財政、信貸雙緊措施，使通脹率從1988年的18.5％，降至1990年的2.1％，相應地gdp增長率從1988年的11.3％降至1990年的3.8％，可以說這次治理整頓是以降低經濟增長和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的。雖然特別注意了總體協調，并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在具體操作上，存在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沖突的不協調問題。如在調控實施上，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與部門之間的行為的不一致性，影響和削弱了宏觀調控的整體效果。

20世紀90年代前期，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地位的確立及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國民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步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并于1993年上半年經濟再度出現過熱。國家在實現總量平衡的基礎上，分階段實行了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并產生了明顯的作用。持續三年的高通貨膨脹漲幅終于回落。但其政策的影響力作為治理嚴重通貨膨脹的一種直接代價和慣性作用對新一輪宏觀調控產生了不利影響。同時，產生了一個經濟增長遲緩和失業超過正常范圍的過渡時期。更為嚴重的是，當通貨緊縮跡象在我國開始出現時，由于存在認識時滯和決策時滯，調控的目標和措施仍然是針對通貨膨脹而不是通貨緊縮，未能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及時調整。這種滯后性反應，使通貨緊縮不僅未能制止，反而明顯加重。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經濟運行和發展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的關系開始由供給短缺型向需求不足型轉化，經濟機制開始由資源約束型向需求約束型轉化。與此相適應，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發生了重大轉折，由原來實行的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轉到以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為主，并配套以穩健的貨幣政策。但是，由于國民經濟中長期累積的深層次問題，在新的形勢下表現出的總需求不足、失業問題趨于嚴重、生產能力明顯過剩、物價持續走低等新的特點，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

自2001年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后，為防止經濟過熱，政府又先后啟動了兩輪宏觀調控。一是2003－2004年的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堅持穩健偏緊。另一是2006年下半年至今的宏觀調控，仍然延續了2003年以來的緊縮調控，只不過緊縮力度要遠遠大于前一輪，以實現“雙防”，即：防經濟過熱、防通貨膨脹。而近期調控目標又轉變為“一保一防”，即保增長、防通脹。充分說明了我們的宏觀調控政策是左右搖擺的，效果不確定性。原因在于只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而沒有認識到應當從微觀經濟組織行為人手，深入到國民經濟細胞內生機制，去尋找反“滯漲”的治本之策。而分享經濟機制正是“滯漲”的克星。

根據以上我國歷次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可以看出：單純依靠這些政策手段來調控經濟是不能完美解決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克服通貨膨脹不能一味地“緊”，那樣會造成經濟衰退和失業，刺激經濟、增加就業不能一味地“放”，否則會造成通貨膨脹。所以，我們要改弦更張，從微觀經濟組織的各種內在機制人手，從源頭上解決宏觀經濟失衡問題。

(二)運用分享經濟機制抵御“滯脹”的機理分析

“滯漲”是我國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失衡的主要問題。可以通過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的微觀經濟組織的各種內生機制的相互促進、互相制約作用有效抵御滯脹，從而達到宏觀矯治的目的。

首先，分享經濟機制的天然功能，便是治理通貨膨脹。我們國家的通貨膨脹是復合型的通貨膨脹，兼有需求拉動型、成本推進型和結構性通貨膨脹形式的特點，以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為主。而分享機制則有消除或減弱這三種類型的通貨膨脹的功能。一是通過側重于調動人力資源的潛能，不增加資金投入而能增加有效供給，同時控制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有效需求增長，從而克服需求拉動型膨脹；二是實行企業凈收入分成制以后，由于成本只是c，工資不再計入成本，工資和獎金等的增長不會推動成本價格的上升而導致價格上升。物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并下降，從而可有效地削弱成本推進型膨脹；三足弱化了工資的剛性，抑制收入攀比機制，從而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結構性通貨膨脹的基礎；四是分享經濟機制將漲價的好處分解給國家、企業與職工，削弱了企業競相提價的渴望，有利于穩定出廠價格；五是凈收入分成制強化了財務約束關系，有利于克服企業預算約束軟化傾向，從而遏制通貨膨脹。

其次，分享經濟機制可以提高經濟效率，抑制經濟滑坡，抵御失業。傳統經濟學認為，在經濟均衡的條件下，工資制度是在各種不同的職業需要中合理配置勞動力的理想工具。這時候不考慮將來可能發生的經濟衰退。如果經濟狀況基本上是健康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資制度可以發揮自動調節勞動力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是自然發生和自動完成的，不需要運用行政手段去完成。但是，如果整個經濟出現衰退，當總需求萎縮時，工資制度作為刺激勞動力自動有效流動的手段就會發生故障。剛性工資的直接后果就會迫使廠商在維持規定價格的情況下解雇工人，引起失業率增加，產量下降，職工生活水平惡化；另一方面，工資制還會加深衰退，放大負效應，直至經濟衰退陷入主要生產要素利用不足的惡性循環。例如，經濟衰退和經濟收縮的首要原因是投資減少，投資減少造成低就業，失業率增大。低就業引起低消費，低消費又造成總需求減少，總需求減少促使廠商的生產量下降，產量下降又反過來加劇了低就業，造成了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分享經濟機制會通過利益刺激促進經濟效率提高。按比例分享企業凈收入，使職工可以從其生產的每一個產品上看到自己的應得收益，極大地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于職工收入不僅與其勞動貢獻掛鉤，而且與企業經營成果掛起鉤來，就促進職工從自身利益的角度關心企業的經營成果和企業發展，這就會增強職工的責任心和主人翁意識，增強職工的效率意識、質量意識、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對于降低產品成本、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徹底克服企業的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都會起有力的促進作用。

另外，分享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理順了分配關系，實現了二次按勞分配。凈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現行工資制度下不能實現按勞分配的障礙，按照兼顧國家、企業、勞動者個人利益的原則，按照一定的比例將企業凈收入合理分配。因為是自主經營企業，職工和企業的積極性得到提高，經濟效率得到提升，從而可以創造更高的凈收入。這樣，國家通過分稅制獲得了更多的稅收，企業通過企業基金的積累獲得了更長足的發展，而個人則由于分得了更多的勞動收入而提高了生活水平，在初次分配中就實現了效率與公平的兼顧和統一。再加上分享經濟的消費約束機制，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縮小，這從根本上解決了經濟結構失衡中收入分配結構失衡這一突出問題。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特色分享經濟可以有效地抵御“滯脹”，并且從分析過程中可以看出，分享經濟其實是在通過有效抵御“滯脹”而矯治宏觀經濟失衡。分享經濟的這種內生機制可以避免單獨使用宏觀調控政策手段組合所帶來的各種效果的相互抵消或削弱作用，是緩解以至消除我們經常面臨的宏觀失衡難題的有效武器。

為了應對我國可能出現的長期性“滯漲”，建議改變矯治“滯漲”的思路：第一，不應只靠宏觀調控政策組合的實施，更應著重立足于微觀經濟組織的機制效應；第二，對于微觀經濟組織，不是側重于產權制度變革的效應，而是著重于初次分配領域將工資制改為凈收入分享制，用分享經濟機制的綜合效應對付價格上漲、失業率上升和經濟下滑三方面的問題。這是一種矯治“滯漲”的治本之策。為此，我們建議在深化體制改革近期計劃中列入一項新的計劃——全社會推行企業凈收入分成制經濟模式，以取代原有的工資制經濟模式，方可有效地從根本上消除通脹、高失業率和經濟衰退，實現無“滯漲”的經濟發展。

四、刺激和擴大國內有效消費需求推動經濟發展

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消費，更確切地說，是經濟發展離不開國內有效消費需求的推動。沒有消費需求，生產就沒有目的和動力，社會再生產運動便會停止。而且，作為擴大再生產源的積累基金，其數量也是由消費狀況決定的，因為積累屬于剩余勞動范疇，人們首先滿足消費的最低需求(生存資料)才可能積累；同時消費也是不斷擴大的，積累所支持的擴大再生產要以不斷擴大的消費為目的和市場根基。如果從正決定關系上說，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那么從反決定關系上也可以說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尤其是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下，經常是消費需求決定生產供給。而積累一般又取決于消費的滿足程度。如果以壓低消費去擴大積累，在短期能維持低級循環的正常運動，長此以往則會比例失調，造成市場萎縮、產品積壓、經濟蕭條，釀成經濟危機。所以說有了消費需求，生產就有動力，經濟才能發展。

(一)有效消費需求是較其他需求更為強勁的經濟發展推進器

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的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都是推進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但消費需求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更強。原因有三：

1、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目的是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社會主義不是為生產而生產，生產本身不是目的。消費是經濟的原動力，消費通過滿足人的多種需求，對人的生存和發展有著決定性的重要作用。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就是增加人民的消費，消費的增長可以引起生產熱情的提高、生產力的提高，它對經濟發展起積極的推動作用。

2、長期以來，在拉動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本應成為經濟增長主導因素的消費需求，顯得動力不足，拉動經濟增長長期以來主要依靠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這兩大主要因素。一般地說，在一國經濟的總需求中，消費需求占2／3左右，在部分國家占70％以上。在我國，長期以來消費需求在總需求中的比重為50％多一點，有些年份低于50％。如前所述，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使人民消費率走低，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工資低造成勞動力再生產萎縮，有著較高邊際消費傾向的低收入者無法增加消費，邊際消費傾向較低的高收入者則不斷增加投資，進而導致消費率一再走低，投資率居高不下。這些都導致我國的有效消費需求不足，阻礙了經濟的健康發展。

3、從擴大內需這一角度來看，擴大消費需求是重中之重。因為擴大內需的重點包括擴大投資需求和擴大消費需求。與此對應，擴大內需的手段就有激發社會投資和啟動消費需求可供選擇。但擴大消費需求是重點。理由有兩個：一方面，近些年來國家采取增加投資、促進消費的政策措施，拉動了經濟增長。但卻出現了一種經濟總量增長大、效益增長小的怪圈。這是因為過度增加投資會加大供求矛盾，導致效益增長滯后。另一方面，擴大消費需求是平衡總需求、提高經濟效益的根本途徑。因為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投資需求是中間需求，它是從消費需求派生出來的。實現消費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最后和最有決定意義的環節。無論是物質產品還是服務，都只要進入消費，才能最終實現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所以說，只有保持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才能從根本上擴大內需。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曾經開展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大討論，進一步認識到了消費的重要性，調整了發展思路。我們一再強調，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是擴大消費需求，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應當看到，我國的消費品市場開始出現擴大的趨勢，這是個很好的苗頭。但是，從整體上看，我國消費需求不足與弱化的趨勢還沒有根本扭轉，著力刺激和擴大國內有效消費需求，仍然是保證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正確選擇。

(二)有效消費需求不足的癥結在于消費者的積極性尚未充分調動

我國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根據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采取了諸如減稅、降息、增加轉移支付等各種措施擴大內需，刺激需求。但到目前為止，有效消費需求不足這個頑癥仍沒有解決。主要是因為沒有找到刺激有效消費需求的“穴位”，即沒有找到有效消費需求不足的癥結在哪里。筆者認為，有效消費需求不足的癥結在于未能充分調動消費者的積極性。

1、作為經濟原動力的消費者未被擺到正確的位置。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和新起點，是經濟的原動力，但從本質上講，在整個大循環經濟鏈條中，消費者，即勞動者，才是經濟的原動力。因為達到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一切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目的都是為了勞動者的消費。勞動者是真正的投資者，最終的投資者，應該共享社會發展成果。雖然我們一直進行著企業自主權改革，要放權讓利，一直喊著要充分發揮職工的主人翁地位作用，但我們目前所實行的工資制、利潤制仍然未實現工人支配生產資料，并未真正把消費者擺到應有的主人翁地位其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發揮。

2、現階段我國消費者面『臨著每況愈下的境地。我們目前的狀況是，隨著經濟的發展，cdp的快速增長，占絕大多數的普通消費者和中低收入階層人群的生活狀況在某些方面并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中，勞動和社會保障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步伐，消費預期降低，消費動力不足現象日益嚴重。一些人溫飽問題是解決了，即將達到小康水平，但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壓力也在逐漸加大，教育、醫療、住房這三座新的大山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沒有貨幣支付能力，沒時間消費，沒精力消費。經濟收入過低困擾著他們，從而導致消費者的積極性不高，最終引致有效消費需求動力不足。還有一些農民工和工人的工資太低，根本沒能力消費。他們的工資絕大部分用來供子女上學、補貼家用，而自己整天是饅頭咸菜，導致嚴重的營養不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w.fogel)研究證明，北歐的長期經濟增長有一半以上應歸功于其人群的體格發育改善。體格的良好發育使腦發育增加，免疫功能增強，疾病減少和壽命延長，這為經濟發展創造了基本條件。而對亞洲幾個國家的數據分析，由于營養不良造成了巨大的勞動生產率損失。

因此，使國民收入分配向廣大人民群眾傾斜，充分調動消費者，尤其是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消費者的積極性才是刺激和擴大國內有效消費需求、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最有效途徑。

(三)分享經濟機制調動消費者積極性、刺激有效消費需求的內在機理分析

國民生產總值分配的總原則，就是要正確處理好國家、企業、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合理分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合理分配具有兩層含義，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調動經濟活動參與者的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對公平，保證每個社會成員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過大。

我國以往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等基于主流經濟學觀點的原則指導下，經濟取得了長足的增長，但也導致了收入分配結構失衡。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越來越多，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針對這一問題，國家政策及措施或學術界公認的解決思路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即通過稅收、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方式，或者通過企業家捐款給窮人，或者通過“三農”政策傾斜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但從我們目前對此問題的解決程度及效果來看，這種方法是不理想的。只有另辟捷徑采取有效措施扭轉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這種嚴重失衡局面，才能調動全體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刺激國內有效消費需求，中國經濟的發展才會有后勁。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說明了我國已經開始關注初次分配中的問題并著手解決。

中國特色分享經濟在初次分配中實行以凈收入分成制為主的分配形式，達到了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縮小了收入分配差距，促進了收入分配公平，理順了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三者各得其所；企業是自主企業，擁有了自主權，樹立了企業職工的主人翁地位；自主聯合勞動制度使得勞動者真正成為了生產資料的主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勞動收入。個人收入持續增長，充分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從而刺激和擴大了有效消費需求。

首先，利益分享經濟可以實現國民收入在國家、企業、個人三者之間的合理分配。根據分享經濟的利益協調機制，凈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現行工資制度下不能實現按勞分配的障礙，按照兼顧國家、企業、勞動者個人利益的原則，按照一定的比例把企業的凈收入(n)按一定的比率劃分為國家收入(n1)、企業收入(n2)和個人收入(n3)三個部分，將企業凈收入合理分配，三者各得其所，理順了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同時，也克服了國民收入向政府傾斜的弊端，能夠刺激消費，提高消費率，同時也能夠實現投資、積累和消費之間的相對平衡。

其次，利益分享經濟可以樹立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刺激和擴大有效消費需求。一方面，從分享經濟的動力、調整及約束等機制可以看出，自主企業通過所獲得的積累基金放大收入效應，更新技術裝備，調整產品結構，從而為消費者提供適銷對路的產品，滿足市場對消費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自主企業實行的是自主聯合勞動，勞動者是主人，通過產權分享，對生產要素具有絕對的支配權，不僅現實地占有生產資料，參加生產，而且管理生產。這樣，勞動者的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發揮，可以為企業創造更高的效益，獲得更多的凈收入。從而可以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促進經濟的增長。

這樣，國家通過分稅制獲得更高的收入，企業通過企業基金的積累保證了更長期的發展，而個人，尤其是普通居民，即占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則由于分得了更多的個人收入而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多了，才有了消費的動力與能力，才會有更高的消費追求，才能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同時也才能刺激有效消費需求的增長。

經濟現象論文:勞動經濟學視角下的大學生失業現象分析

【摘 要】近幾年大學生失業問題日益嚴重，這對人力資源總體短缺的我國來說，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大學生就業問題已越來越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本文從失業理論以及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對大學生失業現象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大學生失業 失業理論 勞動力市場 分割理論

一、引言

根據教育部提供的數據，2002年7月，全國共有9398萬畢業生落實了工作單位，待就業51.2萬人，一次性就業率約為65%。2003年，一次就業率為50%，共有106萬人未就業。大學生失業現象愈演愈烈。

對于社會來講，大學生失業是一種嚴重的人力資源浪費，這種浪費會使我國的實際增長率遠遠低于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另外，大學生失業還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不安定因素。研究和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已迫在眉睫。

二、大學生失業現象概念的界定

大學生失業是一般失業中特殊的一種,它的特殊性表現為：年齡大多在20～23歲之間，他們精力充沛、思維活躍，接受新生事物快，創造力強，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本，是社會的精英。按照國際勞工局的定義失業是指有勞動能力并愿意就業的勞動者找不到作的一種社會現象。而大學生失業可界定為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勞動力處于不得其用的一種狀態。

大學生“新失業群體”是指受過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長并獲得社會公認的學歷文憑，但在就業過程中因主觀或客觀原因沒有獲得滿意的工作崗位或者害怕進人激烈的就業市場退出就業或處于游動就業狀態的特殊群體。相對于其他失業人群，大學生“新失業群體”具有獨特的特點：與城鎮下崗職工相比，他們往往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工作經驗;與中學畢業的待業青年相比，他們不愿從事純體力勞動;就業失敗使他們頗具叛逆性，加上生活空間漂泊不定，極易產生報復社會的行為。大學生失業并不是說大學生連保證基本生存的工作都找不到,而是說他們的初次就業時間拖延,初次就業率降低,預期收入與現實收入之間的差距擴大。與其他弱勢群體不同的是，他們擁有學習能力強的優勢。實際上，大學生失業問題只是一種人才的相對過剩，是在某些領域、某些地域的分布不平衡。

三、失業理論與大學生失業

在當代經濟學界,大部分經濟學家比較接受的失業類型為摩擦性失業、技術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季節性失業、周期性失業和隱形失業六種失業類型。而筆者認為大學生失業多是一種自愿失業、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而顯性失業和非自愿失業的少。

1.結構性失業

對于大學生而言，以結構性失業為主。結構性失業主要是由于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等)發生了變化，現有勞動力的知識、專業技能、觀念、區域分布等不適應這種變化，與市場需求不匹配而引發的失業，失業的時間較長，通常在6個月以上。其最顯著特點是由于勞動力供需錯位導致的職位空缺與失業并存。對于大學生群體而言，結構性失業主要包括專業結構性失業、層次結構性失業、區域結構性失業和觀念結構性失業。

（1）專業結構性失業

專業結構性失業主要指高等教育專業結構的調整滯后于職業崗位的變化，使得培養的人才職業技能不能適應新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導致某些專業的大學生供大于求，而另一些行業對大學生的需求大于供給。

（2）層次結構性失業

層次結構性失業主要指高等教育培養模式趨同，培養的人才不能滿足社會多樣化的需求，在工作崗位有限的情況下，造成高層次人才對低層次的職位排擠，導致學歷層次越低，失業率越高。

（3）區域結構性失業

區域結構性失業是指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差異，盡管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人才過剩,畢業生還拼命往大城市里擠，小城市、內陸地區和西部地區，尤其是邊遠地區和基層單位人才相對短缺，結果形成了欠發達地區人才緊缺，發達地區人才過剩的局面。

（4）觀念結構性失業

觀念結構性失業是指大學生的就業觀念不正確，普遍存在對工資期望值過高，希望在相對穩定的國家機關、各類事業單位和收入相對較好的三資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就業，由于對崗位的期望值脫離實際而造成的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大企業人才相對過剩的結構性失業。

2.摩擦性失業

摩擦性失業指在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充分的條件下,求職者為獲得自認為滿意的職業而不斷地進入勞動力市場進行職業搜尋的現象。大學生工作找尋過程是大學生和用人單位相互搜尋過程。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不成熟、不完善，尚未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下，信息尋和傳遞是需要較高的成本的。供求雙方只能在有限的成本和有限的知識條件下進行搜尋。而這種獲取和傳遞信息的效率之低下，直接影響供求雙方的有效匹配。通常情況下，大學生對用人單位的發展空間、工資待遇、地理位置、工作環境等等有自己的期望，用人單位對大學生的學習成績、專業技能、個人素質等也有一定的要求，由于雙方信息不對稱，導致大學生沒有用人單位接收的情況。

3.自愿性失業

自愿性失業是指大學生中的一部分人，他們愿意工作，具備勞動能力，并且擁有工作機會但是對已有的工作機會不滿意，于是寧愿暫時選擇失業而繼續尋找工作的現象。從大學生選擇市場的角度看，一些大學生認為就業崗位不適應自我實現的要求，以及認為報酬低或感覺就業崗位與文憑價值不相符，也會放棄馬上就業，而選擇自愿失業。

四、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與大學生失業

1.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

皮奧利和多林格提出的二院勞動力市場理論認為，勞動力不是完全競爭和統一的，它被分割為兩大塊：一級勞動力市場和二級勞動力市場（即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兩個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和工資決定各有其特點。主要勞動力市場主要是一些國企外企等的大公司、事業單位、政府機關等，其工資高，福利豐厚，條件優越，晉升靠資歷，發展機會多，就業有保障；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工作工資低，福利較少，培訓和晉升機會少，工作條件差，易被解雇。

由于主要勞動力市場實行高于市場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資，當經濟處于穩態時會存在持久的非自愿事業。盡管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工資仍高于失業者的工資，但普遍認為次要勞動力市場勞動力是低技能勞動者。現論認為，高技能勞動者一旦在一級勞動力市場失業，他寧愿保持失業狀態等待在一級市場重新就業，也不愿意到二級市場企業就業，這同樣可以解釋大學生失業的現象：失業的大學生寧愿留在主要勞動力市場等待就業，成為自愿失業者，也不愿意到工資低、福利差、晉升機會少的次要勞動力市場就業。

另外，由于在主要勞動力市場同人力資本理論所預計的相似，而次要勞動力市場上工資水平較低，并且接受高等教育者是按照人力資本理論預計其收入水平的，因此如果未達到預期的薪金，大學生就可能成為自愿失業者。

2.城鄉分割

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是中國勞動力市場歷時最長的一種分割形式，即分為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這兩個勞動力市場是分割的,由于受戶籍制度和現行人事制度等的束縛,勞動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在我國，農村的社會經濟狀況遠遠低于城市，所以農村勞動力市場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收入水平。相比之下，城市的就業機會以及發展機會比農村勞動力市場多，就業環境也比農村好，這主要是由于城鄉經濟及文化發展不平衡引起的。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各種信息資源豐富，公共服務設施齊備，能夠便捷地享受現代社會文明成果，生活質量高，而在農村勞動力市場中，難以充分享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在這種差異下，城市大學畢業生更愿意選擇留在城市不愿意去農村，農村生源的大學畢業生為擺脫貧困也不愿意回到農村。

除了經濟因素、環境因素，使大學生選擇城市不愿意到農村的重要原因是戶籍制度。從勞動就業的角度看，戶籍制度限制了暢想勞動力的流動，使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社會福利等諸多方面享受的權利和待遇存在很大的差異。戶籍制度嚴格限制了大學生的自由流動，大學生一旦選擇小城鎮及農村市場，以后要回到大中城市市場就會很難，要付出很高的工作轉換成本，這些成本包括工作接受成本、工作離開成本以及與原單位的交易成本。

綜上因素，大學畢業生即使難以在大中城市就業，也寧愿選擇自愿性失業也不到小城鎮和農村就業。由于在大中城市從事學用不結合、層次不對應工作也比在小城市和農村從事學用結合、層次對應工作的收入高,加之在大中城市工作可以得到的福利待遇、生活條件、發展機會都比在小城市和農村好，更會促使一部分畢業生產生寧愿暫時失業也不在小城市和農村就業的心理，從而增加高等學校畢業生失業人數。

3.地區分割

地區分割，即不同地區存在不同的勞動力市場，不同地區居民個人之間的收入存在差距，不同地區之間勞動力缺乏流動性和開放性。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選擇漸進式道路，東部地區率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較快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得東西部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拉開了距離。在近幾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率中，東部地區占65%以上，西部地區僅占15%左右。在全國人均創造國內生產總值中，東部地區超過平均數4成以上，西部地區只有平均數的一半左右。

一般而言，大學生在進入勞動力市場前對其工作都有一個心理預期，包括工資水平、工作環境、發展前景及企業實力等，如果就業城市所提供的崗位能夠滿足大學生的心理預期，就選擇在該城市就業。而沿海地區等大城市提供的就業崗位比西部地區更能滿足大學生的心理預期，所以大學生寧愿留在大城市失業也不愿意去西部就業。

由《2004－2005年湖北省就業與再就業發展研究報告》之“大學畢業生就業地區選擇的調查”來看，大學畢業生就業地區的選擇最多的是沿海地區，其次則是深圳、上海、北京三大城市，這些地區就業競爭都比較激烈；而西部地區則是最少人選擇的就業地區，甚至有些西部地區要不到所需人才。由此造成的東西部區域性分割的勞動力市場。

五、結論

導致大學畢業生失業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高校的原因也有大學生個人就業觀念的原因，對此我們應該做更加客觀全面的分析，正確地看待大學生失業現象。政府應深化體制改革，完善勞動力市場，降低勞動力流動成本；大學生應轉變就業觀念；高校應指導畢業生把握好擇業期望值與社會需求的結合點，從而降低大學生失業率，發揮教育的經濟功能，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經濟現象論文:淺析我國“二元經濟”現象的稅制原因

內容提要：“二元經濟”是存在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這種現象不僅是歷史原因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背景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能否根本改變二元經濟結構，取決于是否改革傳統制度安排，形成一個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結構。本文著重對造成我國“二元經濟”現象的稅制原因進行了分析，以求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稅制改革提供一個合理的制度背景。

一、何謂“二元經濟”

“二元性”（duality）是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一個著名概括。二元結構最初是針對社會形態提出來的，此后人們關注的焦點轉移到經濟二元結構上，研究了技術的、金融的、勞動的和資本的市場二元結構。更有人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組織上、制度上無處不在的二元結構。因此“二元經濟”（dual economy）已不再是一個單數的范疇，而是一個涵蓋極廣、反映發展中國家多層次制度結構特征的復數范疇了。

“社會二元主義”、“二元社會”的概念最早是由荷蘭社會科學家波克提出的，這種“二元性”體現為傳統社會與現代化社會之間社會文化的差異。后由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發展，將發展中國家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銳對立的現象稱之為“二元經濟”。在他的開創性工作的激勵下，又有許多發展經濟學家圍繞發展中國家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二元結構展開了豐富的研究，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上的一些本質缺陷及其對發展途徑的影響。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也同樣呈現出“二元經濟”現象，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的“二元性”日趨突出。雖然我國存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但制度上的不完善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消除“二元經濟”現象的瓶頸。在現行稅制上，則體現為稅收調控機制的不完善與稅收公平原則的不完全體現上。這就需要我們從制度設計入手，尋找原因并進行優化。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能的重新界定

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生活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體制由政府主導型轉向市場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經濟運行機制由政府行政干預為主轉為市場機制為主。政府與市場的職能界定逐漸清晰，政府的職能逐步分離為以政治權力為依托的社會管理職能和以全民資產所有權為依托的國有資產管理職能（兩者的區別具體見表1）。

另外，實現社會公平是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基本目標之一，也是保證一個政府有效性、合法性的重要條件之一。特別是對于目前正處于轉軌階段的我國來說，公平實現問題關系到下一步深化改革能否順利進行。我國是一個曾經以平均主義為基礎的政權體制，若放任不平等持續擴大，則其合法性將受到影響；同時國際經驗證明，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趨于緩慢，而我國的發展經歷也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這一趨勢。

三、“二元經濟”現象及稅制成因分析

經濟二元現象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在他的“二元經濟論”中提出的，并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重視和進一步發展。劉易斯將發展中國家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銳對立的現象稱為“二元經濟”。我國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快速發展，在經濟實力明顯增強的同時，二元經濟現象也隨之顯現出來，這有其形成的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及歷史等原因。但若探究稅收制度方面的原因，則與稅收公平原則未能完全體現、稅收調控職能不健全有關。

（一）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在法律形式上不對等

我國憲法第五十六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卻沒有相應地對公民作為納稅人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作出明確規定。這可能是由于我國的法律是直接由義務本位轉到社會本位，而其中缺少權利本位階段有關，造成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在法律形式上不對等。

另外，在公共財政體制下，稅收的性質也有了新的變化。例如關于稅收的“新三性”之說，認為在公共財政體制下，稅收是一種典型的公共行為，應具有“法律性、相對有償性、公共性”①。雖然這有待于我們作進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要求在法律條文形式上對納稅人權利和義務給予肯定，這對于稅制的完善、納稅意識的增強都將起到積極作用。

（二）稅收的收入分配調節功能不突出

近年來，在我國出現的個人收入及財富不均現象已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衡量收入分配不均的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16增大到1998年的0.403，我國經濟目前正處在劉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經濟結構狀況。在收入差距方面，主要呈現3個方面特征：（1）城鎮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2）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3）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擴大②。造成個人收入方面不平等現象的原因，與我國改革計劃經濟時期以“高積累、低消費”為特征的單一按勞分配方式，實行以向個人傾斜為特征、以按勞分配為主與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分配方式有關。

在我國居民的個人收入有了明顯提高的同時，稅收制度調節方面卻相對滯后，缺乏相應的調控力度，對個人收入的大體公平和合理梯度沒有實現全國調節。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和財富再分配的主要稅種有個人所得稅、車船稅、房產稅和土地增值稅，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稅收體系還很不健全，遺產稅和贈與稅、社會保障稅和資本利得稅還未開征。即使從現有的幾個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稅種的功能來看，也主要是以籌集財政收入為主③，稅收的社會政策職能與經濟調控職能發揮不明顯。而且在現行稅種的設置方面也亟待完善，如個人所得稅還是采用分類所得稅制模式，費用扣除方面未能很好體現稅收公平原則。

筆者認為，收入差距只是經濟發展落后的表面特征，其根源是制度缺陷，即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失靈”。雖然我們對于從“計劃至關重要”到“市場至關重要”已獲得普遍共識，但對于“制度至關重要”的認識卻不是那么普及，這就需要我們不斷深化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的認識。

（三）稅收優惠與稅收受益原則相背離

稅收受益原則是指按照納稅人從政府公共支出中獲得收益程度的大小來分擔稅收。我國的現實國情則是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時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較低，而且從所處的國際環境看，由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國際經濟舊秩序仍未打破，國內外客觀因素都要求我們在發展中采取適度的速度型發展模式，由此就需要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來配合經濟發展，特別是在吸引資金、提高競爭力上對優先發展的地區和企業給予優惠。在改革開放初期，一些過渡性稅收優惠措施在保證新老稅制平穩過渡、促進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和吸引外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和范圍的不斷擴大，這些階段性措施的局限性也日益顯現出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些行業性、地區性“分利集團”的形成（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相對發達的省份宏觀稅負相對較低，除廣東省為11.50%外，其余都低于10%；相反，中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的省份，宏觀稅負卻相對較高，如寧夏為11.77%，新疆為10.51%，出現了納稅能力與經濟實力不相一致、“受益多者少繳稅，受益少者多繳稅”的現象。可見，稅收制度設計上的某些不合理因素是加劇我國地區間二元經濟現象的原因之一。若不打破已經出現的地區間利益分配的二元現象，無疑會加大下一步改革的成本，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

（四）稅收負擔與企業經濟實力不符

稅收作為分配范疇，是國家憑借其政治權力參與并調節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種手段，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主要來源于社會總產品中的m和v部分。由于現行稅制不完善及征收管理水平相對落后，造成稅收在橫向公平上調節不足。特別是在轉軌時期，我國國有企業仍處于困境，但其稅負仍然十分沉重，與其對全國gdp的貢獻率極不相符（見表3、表4）。

表3、表4數據顯示，公有制企業一直承擔著我國稅收收入的主要份額，而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稅收貢獻近年來雖有所提高，但仍與其對全國gdp貢獻能力極不相符。這雖然與我國目前稅收征管水平相對落后有關，但現行稅制不完善應是主要原因。從表3來看，目前稅制并未很好地體現支付能力原則，造成公有制企業稅負重、非公有制企業稅負輕的二元經濟狀況，這對于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勢必造成一定的消極影響。

（五）地方稅制不健全造成的“費擠稅”現象嚴重

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中央與地方在財政收入上討價還價的局面，但仍然存在事權與財權不統一的問題。地方稅制在1994年稅制改革中未作大的調整，基本上沿襲了過去的稅收制度；地方政府對本地區的稅收沒有獨立的稅權，各種地方稅稅目、稅基、稅率的最后決定權仍屬于中央；目前我國的轉移支付制度還十分不完善；再加上過去我國為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采取的“放權讓利”政策等諸多因素，造成今天費與稅“二分天下”的格局，并且“費擠稅”現象日趨嚴重，已經對我國的財政分配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非稅收入擴大對我國稅收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1）侵蝕稅基，分散政府可支配財力，影響政府職能的履行，削弱政府宏觀調控能力；（2）加重納稅人的負擔，特別是經濟不發達、稅收收入相對少的地區，地方政府為了自身的支出需要，會加大費的征收，對該地區產生惡性影響。而造成收費惡性膨脹的原因，一是由于地方財政困難，收費已經成為當地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二是由于中央與地方分配關系沖突，在中央與地方的數次利益博弈中，地方總是處于不利地位。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雖然理順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但實際上使得地方手中所擁有的財力再一次縮減，這無疑加劇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的“二元經濟”現象確實存在其制度原因。稅收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之一，一個設計科學、合理和有彈性的稅收制度，對于消除我國發展中出現的“二元經濟”現象，合理地處理各種矛盾，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目標，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經濟現象論文:對我國經濟“過熱”現象的分析

前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固定資產投資迅速增長，生產資料價格高位運行，消費物價指數逐步回升，局部地區和個別行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投資熱。究竟如何認識這一經濟形勢，是一個事關全局的重要問題。事實上，前一段出現的經濟“過熱”現象，是經濟增長從低位增長格局向中位增長格局轉換過程中的暫時失衡，由于主要的瓶頸因素有望在近期內緩解，新的均衡逐漸在形成中并將在近幾個月內完成，未來出現全面經濟過熱和典型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并不大。從中長期來看，存在從中位增長格局向低位增長格局轉變的可能性。因此，當前宏觀經濟政策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對過熱與否的判斷與應對，而是對政策目標進行新的權衡和排序，處理好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和物價穩定之間的關系.與此同時，還需要在短期可能的偏熱和中長期不確定性因素可能導致的意外緊縮之間進行權衡和選擇。

2003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來，我國金融機構貸款增長加快，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大幅度提高，生產資料價格持續高位運行，能源、原材料供應和交通運輸進一步緊張，消費物價水平較大幅度回升。進入2004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固定資產投資繼續快速增長。據有關機構初步測算，2004年第一季度gdp為2.71萬億元，同比增長9.8%。金融機構各項貸款增長速度為20.7%，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率為19.1%，狹義貨幣m1增長率為20.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8799億元，增長43.0%。東、中、西部地區分別增長47.8%、53.2%和52.3%。生產資料銷售在連續兩年兩位數增長的基礎上，2004年第一季度上漲23.8%。300種監測的生產資料中，熱銷的增加到112個，而滯銷的減少為1個。生產資料價格總水平上升14.8%，其中，鋼材固定資產投資在2003年增長速度接近100%的基礎上，2004年第一季度增長107%，鋼材價格上漲了42.3%。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2.8%，漲幅比去年同期上升2.3個百分點。商品零售價格同比上漲1.4%。工業品出廠價同比上漲3.7%。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同比上漲7.5%。從短期來看，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經濟過熱。

為了全面認識和把握當前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和未來趨勢，需要從長期趨勢比較的角度來觀察。目前來看，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的幾個主要指標基本處于1990年—2002年以來的平均水平的一定區間內。2004年第一季度，狹義貨幣供應量m1增長率低于平均水平2個百分點，廣義貨幣供應量m：增長率也低于平均水平。貸款增長雖然略高于平均水平，但需要考慮近年來股市低迷、債券市場有限、直接融資比例下降的背景。消費物價指數cpi雖然同比上升比較快，但與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相比，還是比較溫和，屬中位的。gdp增長率雖然略高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但如果考慮到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機制方面發生的變化，有潛在經濟增長的基本背景，增長了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觀察1990年—2002年gdp增長率的變化規律，大致上可劃分為低中高三種情形，分別對應的gdp增長率區間為6—8%、9—11%和12—14%。1992年—1994年受經濟過熱的驅動，基本上是在高位增長區間運行。1995年—1997年實施經濟軟著陸以來，基本上在中位增長區間運行。1998年—2002年受前期緊縮慣性和東亞金融危機的雙重影響，基本上是在低位增長區間運行。事實上，我國經濟長期處于低位增長運行是不太正常的，特別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機制方面已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形成了改制中的國有及國有控持股企業、個體私營企業等民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等三個具有體制、技術和市場優勢的有力支撐，經濟潛在增長水平也已有所提高，我國是有條件、有基礎出現比較高的經濟增長態勢的，或者說經濟增長略高于一個時期以來的平均水平是完全可能并正常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出現的局部“過熱”并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總體經濟過熱，而只是經濟增長從低位增長格局向中位增長格局轉換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暫時失衡現象。

在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的指標中，明顯偏離平均水平的是投資增長。1990年—2002年，我國投資增長率平均為20.18%，而2004年第一季度投資增長了43%，為平均水平的2倍。這似乎成為一些專家認定我國經濟已過熱的主要依據。客觀認識當前的投資增長狀況，同樣需要看到長期趨勢。我國“六五”時期投資平均增長19.4%，“七五”時期投資平均增長16.5%，“八五”時期投資平均增長36.9%，而“九五”時期投資平均增長只有11.2%，僅為1990年—2002年平均水平的50%。由于整個“九五”時期投資偏低，所以國家曾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啟動民間投資的政策，也正是因為“九五”時期投資偏低，在同期比較的統計方法中，從技術上放大了目前投資增長的真實程度。2003年下半年以來的投資增長帶有一定的恢復性質，2004年第一季度的投資增長速度雖接近于1992年的水平，但由于我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基礎和機制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且已有針對性地進行了宏觀調控，從中長期來看，不可能持續下去并導致總量意義上的過熱。因此，現在真正的問題，不是研究有沒有或會不會過熱，而是看制約當前經濟增長的瓶頸因素可否在短期內得以解決。

從當前經濟出現的一些變化來看，一些領先性的指標，如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趨勢已經放緩，鋼材價格已開始回落，建筑材料價格開始走低，板材價格趨于穩定，供給與需求已在新的價格水平上基本趨于均衡。建設中的電廠將相繼在6個月左右投入生產，電力緊張的格局有望得到明顯緩解。由于電廠的投產必然帶動煤炭的需求增加，因此，煤炭似乎是瓶頸所在。不難看出，煤炭問題不在生產而在于運輸。有專家估計，由于限載因素致使煤炭價格上升大約3—4倍。估計在安全有所保障的情況下，限載問題可能將有所松動，加之運輸方面的合理調配，煤炭供應問題將有所緩解，不大可能出現新的緊張因素。因此，只要政策操作松緊得當，經濟形成全面過熱的可能性不大。

由于經濟運行翹尾因素和新漲價因素的雙重影響，有專家預計，今年的物價上漲幅度將有可能超過年初預期的3%。所以，宏觀經濟政策面臨如何客觀地認識年初3%的預期調控目標問題。事實上，3%的物價上漲幅度既不是貨幣政策的目標，也不是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因此，并不是硬性約束。就貨幣政策和整個宏觀經濟政策在物價方面的目標而言，多數發達國家基本上是cpi在1—3%之間，美國為2—4%。我國作為發展中和轉軌中國家，存在一定的自然物價上漲率或自然通貨膨脹率，正常的物價變化區間應該設定在2—4%甚至2—5%之間，也就是說，即使超過3%的物價上漲也是正常并可以承受的。現階段在我國就業狀況極不樂觀、增加就業比較困難的情況下，保持比較高水平的經濟增長，顯然是有利于增加就業的。因此，宏觀經濟政策或許已到了從經濟增長和低物價優先向經濟增長和就業優先、物價基本穩定目標過渡的時候了。

從中長期來看，由于存在可預見和不可預見的不確定性，當前以及今后幾年，宏觀經濟形勢不僅受國內的投資、消費以及城市化進程加快、老工業基地改造啟動等內部經濟因素，以及進出口、外商投資及其他國際因素影響，而且一些目前還沒有納入我國政策視野和宏觀經濟分析框架的不確定事件及其進展也有可能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目前，關于宏觀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抬頭的預期，大部分是建立在對歷史趨勢認識和展望基礎上的適應性預期。從未來發展因素對經濟發展與增長的影響角度來看，單有適應性預期是不夠的，還需要有理性預期。宏觀經濟形勢不僅要受適應性預期的影響，而且要受“理性”預期的影響。在當前及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演化可能取決于歷史軌跡的推動和未來趨勢的引導兩個方面因素的對比。因此，至少在2004年—2008年的時間區間內，把一些目前還沒有引起高度重視的重大不確定性事件納入分析，加強對未來不確定性事件及其影響的理性預期是十分必要的。考慮到未來3—5年存在可能導致經濟增長與發展滑坡的重大不確定性因素，不但不大可能出現經濟全面和較長時間的過熱，反而有可能導致從目前的中位增長格局向低位增長格局復歸的壓力和可能。在此背景下，宏觀經濟政策決策需要權衡和選擇的，不僅包括對政策目標進行新的權衡和排序，而且還需在短期可能的暫時偏熱和中長期不確定性可能導致的緊縮之間進行權衡和選擇。問題不僅僅是有沒有或會不會全面過熱，而是在未來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前瞻性地考慮當前需要有什么樣的增長格局。或許，在可以承受的情況下，目前出現的短期失衡甚至過熱，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為將來的減速或滑坡提前進行儲備和應對的客觀需要。

經濟現象論文:世界經濟失衡現象透析

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國際分工格局變化以及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困難，世界經濟失衡現象將會在一定時期內存在，這成為我們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經濟失衡是一種動態均衡，世界經濟將在失衡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經濟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國經常項目的巨額逆差。2000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為4160億美元，2004年擴大為6659億美元，2005年達到8065億美元。二是亞洲國家和地區經常項目大量順差，尤其是對美貿易順差。2000年亞洲國家和地區經常項目順差為2057億美元，2004年擴大為2487億美元，2005年達到3557億美元。對于這一問題，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分析：從微觀方面看，經常項目差額主要表現為貿易差額；從宏觀方面看，經常項目差額等于儲蓄與投資的缺口。

美國經常項目巨額赤字的原因。美國經濟主要靠消費拉動，近年來這一傾向被不斷強化。20世紀80年代，美國消費占gdp的比重為67％，2005年達到72％。與此相對應，美國儲蓄率急劇下降。1995年美國個人儲蓄率為4％—5％左右，2004年下降為0．2％，2005年為負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全美儲蓄率下降是造成經常項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過度消費、儲蓄不足，美國必須吸收國外儲蓄以維持本國經濟增長，從而形成巨大的經常項目赤字。

亞洲國家和地區經常項目大量順差的原因。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抑制了國內的消費需求，形成了過高儲蓄和巨額經常項目順差。而且，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不少亞洲國家和地區一方面采取了謹慎的國際資本管理戰略，從國際資本市場的凈借款者轉為凈放貸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國內投資支出，并通過高利率吸引國內儲蓄，從而使其儲蓄大大超過投資。

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及其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生產要素跨國流動的趨勢進一步加強，從而改變了傳統的國際分工方式，即從主要使用本國生產要素進行生產并出口，發展為某些生產要素在一些國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產的新格局，表現為跨國外包發展和全球供應鏈延長。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使世界各國對其比較優勢進行了重組，勞動密集型生產和服務通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包括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美國等發達國家主要向國際市場提供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會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和新的出口優勢。但這兩個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開發需要一個過程，表現為技術創新周期。這樣，各國比較優勢的顯現，包括新的出口和就業機會的出現就具有不同步性。當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比較優勢體現出來而美國的比較優勢還未充分體現出來時，或者當美國的比較優勢體現出來而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比較優勢還未充分體現出來時，就會出現雙方的貿易差額或經常項目差額。

失衡將在一定時期內存在

引起世界經濟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通過宏觀政策調整，可以將經常項目差額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但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從表面上看，可以通過利率政策調整一國的儲蓄率，但實際上，無論是美國提高儲蓄率還是亞洲國家和地區降低儲蓄率，都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因為儲蓄率不僅與利率水平有關，還涉及一國經濟和文化傳統，以及人口的年齡結構和勞動生產率水平等。

利用匯率調整也許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貶值（其他貨幣相對美元升值），就可能減少美國經常項目赤字。但美元相對于歐元、日元等主要貨幣貶值相對容易，相對于亞洲國家和地區貨幣貶值則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它遠遠超過了宏觀經濟政策操作所能達到的范圍。即使亞洲國家和地區貨幣匯率能夠自由浮動，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單個亞洲國家或地區的貨幣升值只會改變美國進口商對進口地的選擇，不會改變整個亞洲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亞洲的高儲蓄傳統和消費習慣。第三，亞洲國家和地區需要貿易順差。對于那些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國家和地區來說，較快的出口增長意味著較高的經濟增長；對于那些飽受亞洲金融危機之苦的國家和地區來說，較高的出口增長率意味著較大的外匯儲備規模。從某種意義上講，亞洲國家和地區的這種“順差饑渴”和“外匯儲備偏好”，可能會伴隨其整個趕超過程的始終。

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整和經濟制度改革（包括匯率制度改革），雖然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可以將世界經濟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內，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機，從而為解決這一問題贏得時間。

就財政政策來說，經濟學界基本達成了以下共識：美國要降低經常項目逆差，首先應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抑制需求的過快增長，減少進口。有關數據表明，美國已經有所行動。在2005財年中，美國財政預算赤字下降為3186億美元，為2002年以來最少的一年。

從貨幣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來，美聯儲持續17次提高基準利率，目前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已經上升到5．25％。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過度消費。

在亞洲方面，亞洲國家和地區經濟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匯率制度的靈活性有所增強。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正在進一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擴大內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歐洲經濟持續低迷，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順差主要由美國市場吸收，表現為美國經常項目赤字。隨著日本和歐洲經濟復蘇，這個問題將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種動態均衡

從理論上講，不平衡是絕對的、常態的，平衡是相對的、暫時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時間都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一些國家的國際收支赤字必然同時表現為另外一些國家的國際收支盈余。

從現實出發，就美國與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關系看，失衡是比較嚴重的。但在短期內，由于這種失衡表現為動態均衡，因而呈現出一種相對的可持續性：第一，在國際分工新格局中，美國相對充裕的資本和技術與亞洲國家相對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的組合，能夠充分發揮各方比較優勢，是一種較為現實的選擇。第二，亞洲國家和地區以債券的形式積累了對美國的債權；美國以直接投資的形式積累了對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債權。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國與亞洲國家和地區金融市場效率的差異（美國的金融市場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場之一）。隨著亞洲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完善，這一失衡會自動得到糾正。第三，近年來出現的跨國外包與供應鏈延長是世界經濟適應全球化趨勢的必然結果，它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生產率，增加了公司利潤，發揮了各方的比較優勢。因此，2001年以來，包括美國及亞洲國家和地區在內的整個世界經濟基本實現了較低通脹率下的較快增長。

目前的世界經濟失衡表現為“雙循環”：一方面，為了實現趕超戰略、為了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為了積累外匯儲備，亞洲國家和地區通過各種方式提高出口增長率，形成了巨額的經常項目順差，美國經常項目出現了巨額赤字；另一方面，為了追求較高的資產收益率、為了保持儲備資產安全（包括維持美元匯率穩定，避免儲備資產損失），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資金又回流到美國市場，彌補了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維持了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2004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為6659億美元，當年資本凈流入為8218億美元。正是由于美國金融市場吸收了亞洲國家和地區經常項目的順差，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資金回流彌補了美國經常項目的缺口，使國際金融市場達到了一種動態均衡，從而使世界經濟在失衡中保持了較快增長。

經濟現象論文:議在市場經濟條件個體經營戶的經營及衰落現象

摘要：個體戶作為中國社會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和改革開放時期對中國市場的培育、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初中期到現在，個體戶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本文針對這種現象對縣的個體戶進行實證研究，研究表明縣政府的權力經營讓個體戶不堪重負，他們的經營受到了負面影響；與此同時，縣惡劣的市場環境也是使個體戶利潤空間縮小的關鍵性因素之一。過分依賴財政收入的政府和不利的市場環境導致了個體戶的衰落。

關鍵詞：個體戶；政策環境；市場環境

個體戶作為中國社會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和改革開放時期對中國市場的培育、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初中期到現在，個體戶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歷史和現實的情況證明，政府和市場是影響中國個體戶興盛與衰落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對個體戶發展變遷的分析和研究也必須沿著政府政策和市場環境兩條主線進行下去，這樣才能把握住研究的核心。為了彌補社會學界對個體戶經驗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湘中縣為例，通過個案分析從社會學的角度對個體戶近二十年的發展變遷進行系統的實證研究，試圖從制度和市場的雙重角度出發來對縣個體戶的變遷進行研究分析，以了解影響個體戶經營的深層次原因。

一、政府權力經營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階段，經濟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心和核心任務，各級政府開始把經濟發展作為核心工作目標，其中，GDP的增加則成為考核地方政府部門、官員業績的核心標準。這種體制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在某些方面束縛了政府的手腳，暗中轉移了政府的部分工作職能，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政府職能范圍的不恰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1．政府部門的尷尬處境與權力經營由于財政計劃過高、“分稅制”分紅和稅種、費用種類過多等財政體制方面的一些問題，縣政府不斷地在公益部門和營利部門的尷尬處境中矛盾著，但為了部門利益又不得不想法設法地積極尋找“稅源”以完成財政計劃，政府的工作職能也因此而悄然地發生著變化。迫于政績考核的需要，也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虛報的GDP值增長財政任務加重地方稅收任務加重第二年虛報GDP值繼續攀高財政任務更為繁重地方稅收任務更為加劇第三年虛報GDP值再攀高……在縣政府下達的必須完成年度財政計劃的行政命令的壓力下，各部門深知完成任務并非易事。但任務是“死”的，各職能部門既不能偷、也不能搶，就只能是各施其法、各顯神通了。作為政府部門，也許缺錢、缺人，但唯一不缺的就是“權力”，有權好辦事。只要能“經營”權力，就能利用權力生財，維持部門生存，保障部門利益。

比如，2003年《新交通法》的頒布本意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公共交通安全，嚴懲違法、違章行為，從而達到減少交通事故發生的目的。由于超載是引發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且超載行為屢禁不止，因此《新交通法》加大了對超載行為的懲罰力度，目的是希望以此來對超載行為有所約束。然而，在縣，對超載的嚴懲卻成了交警部門抓收入、抓效益的良方。他們運用對超載的處罰權來增加部門收入、完成或超額完成年度財政計劃。這樣一來，處罰超載以維護公共安全的目的被扭曲。被訪談的6名司機向筆者反映，他們因超載被罰款后從未被強制原地卸貨，而是可以載著超載的貨物繼續行使。并且據他們講，憑著罰款單通常可以“安全”超載1個月，在這1個月內只要出示本月已經被罰過的罰款單，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再罰。事實上，超載處罰單在縣已成為車主花錢買的“包月免罪金牌”。只是能否真正包月還得看運氣，如果哪天碰上“嚴打”或者“運動”等“倒霉事”了，就算帶上“免罪金牌”也照樣被罰。實際上，目前縣對超載的處罰并未起到預想中的維護公共安全的作用，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交警部門創利、創收的手段。對超載的處罰除了讓縣個體車主損失錢財、給職能部門創收外，難以起到教育與監督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不僅誤導個體車主，而且使干群矛盾激化。

政府部門“經營”權力也使得個體車主、個體汽車修理行的負擔加重。在訪談中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尤其在最近幾年，稅費每年的增長幅度較大，在年營業額中的比例持續攀升，讓他們不堪重負，有些老板因此不得不退出汽車修理行業。并且，在調查中筆者了解到，有時候縣政府在完不成年度財政任務的情況下，個體戶還必須繳納“預收稅”（即今年繳納明年上半年的稅，先支付后開店）以填補政府的財政空缺。過重的稅費與不合理的收費給個體汽車修理行的經營帶來了負面影響，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他們的經營積極性，而且還阻礙了他們擴大再投資的行為。

2．政府官員的權力經營政府官員作為掌控權力的主體，完全有能力將權力資源變形為市場競爭者所亟需的社會網絡資源，只要準確地掌握了權力信息，競爭者便擁有了重要的社會資本。對縣的調查了解到，政府某些官員為了獲得私利，也在運用權力資源進行官商勾結，從中獲得私有財產。

一是中飽私囊。政府職能部門的不少基層執法人員存在著收費、罰款不開票的現象。這一方面是由于權力在基層執法人員手中的靈活度太大，如他們可以決定收費和罰款的具體金額的多少，只要不超出核定范圍即可。由于我國核定的收費和罰款的范圍跨度太大，有些項目甚至有幾十元到幾千元的跨度，這樣一來，就給基層執法人員提供了權力經營的方便，收費與罰款的主觀性與不規范性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積極有效的監督機制。這就是說基層執法人員到底收費、罰款與否，開票與否，收費、罰款的具體金額究竟是多少等問題很難查證，人為操作的可能性太大，沒有積極有效的制度和規范來約束與監督。這樣一來，個體戶的錢被收上去了，但錢是否能全部進入縣財政卻是無法保障的。

收費與罰款的金額進入了公共賬目還是中飽私囊了，無從查證。這樣的運行體制很難保證官員的公正不阿、秉公執法，反而會滋長腐敗之風。

二是將權力變形為社會網絡資源。

隨著市場轉型的深化，縣的個體汽車修理行如雨后春筍遍地開花，彼此之間的競爭也日趨激烈。1992年，為了更好地規范個體汽車修理行市場，國家有關部門將修理行劃分為一類維修企業、二類維修企業與三類維修企業，劃分標準是根據修理行規模大小、技工人數的多少、檢驗人員的數量等指標進行歸類。縣也根據此標準將該縣的個體維修企業進行了劃分。由于該縣的生產力欠發達，該縣并沒有一類維修企業，只有二、三類的個體維修企業，但并沒有完全符合標準的二類維修企業。這樣，在縣，個體汽車修理行一旦被評上二類維修企業就意味著可以享受某些特殊資源與特殊利益。為了能被評上二類維修企業，縣個體汽車修理行想方設法地“找關系”、“拉關系”，通過親戚、朋友、老鄉等關系去與相關政府部門官員“建立網絡關系”和“維持網絡關系”。許多政府部門官員則利用他們擁有的權力資源，并將其轉化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因為只要他們開開金口、打個招呼，就能給個體汽車修理行解決許多頭疼的事情，而官員也會因此得到回報，如禮金、回扣、禮品、名牌煙酒等。就這樣，縣某些官員玩弄著權力經營的游戲，樂此不疲。

二、市場環境的影響縣經濟的整體衰退和個體車主、個體汽車修理行的供大于求所引起的市場競爭加劇是縣惡化市場環境的兩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他們的存在導致了個體汽車修理行階層的向下流動和個體車主在夾縫中求生存的艱難處境。

1．市場環境惡化導致個體汽車修理行階層向下流動改革開放初期至80年代末，縣個體汽車修理行階層曾經是風光無限，但90年代以后生意愈作愈艱難，利潤空間不斷縮小。惡劣的市場環境導致縣個體汽車修理行的從業者向下流動，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行業優勢消失殆盡，經濟地位下降。個體汽車修理行的經濟收益與勞動付出之間的比例在不斷下降。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C談到：現在一個月能搞2、3個大修就很不錯了，而且因為開的店多了，大修本來是要收700、800元的，但是大家都把價格壓的很低，400元就給修。90年代中期以前，1年總是能存個1萬塊錢，現在根本存不到錢。同時，相比較而言，其他行業的經濟收益與勞動付出的比值在不斷上升，甚至是那些在技術要求、勞動投入、資金投入等方面比修理行業要求低的行業，其經濟收益與勞動付出的比值也逐漸與修理行業持平甚至更高一些。

第二，個體汽車修理行從業者社會地位下降，生活水平降低。調查發現，縣個體汽車修理行從業者不僅經濟地位下降，社會地位也在下降。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D談到：以前還說修理工還有門技術，能賺錢，別人還瞧得起。現在修理工是最下賤、最讓人瞧不起的職業，可能就比挖煤的好一些。并且，無論是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還是個體車主（“外人”），都對汽車修理目前的職業地位的評價較低，而且雙方有一個共同點便是他們對汽車修理行業過去的社會地位評價較高。可以看出，汽車修理行業的社會地位是下降的。不僅如此，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評價也甚低。盡管事實并非如此，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他們有極大的不滿與失落情緒，這種落差讓他們難以接受。

第三，個體汽車修理行吸收社會剩余勞動力的功能逐漸弱化。在改革開放初期到90年代初，縣個體汽車修理行頗具行業優勢，想學徒的人趨之若鶩，還得想方設法地托親戚關系、朋友關系才有機會進入。由于個體汽車修理行需要的徒弟數量較多，吸收剩余勞動力的功能也是比較強大的。然而，近年來，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現在徒弟難招，數量少，勞動力的缺乏成為他們在經營中遇到的困難之一。這主要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第一，個體戶的行業優勢喪失，利潤空間越來越小。第二，計劃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實是學徒人數減少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隨著市場轉型的深化，中國市場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從而給社會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多樣的就職選擇，許多青壯年勞力被輸出到廣東、北京等大城市打工，月凈收入不比一般的縣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低。可以看出，隨著市場轉型的深化，中國市場的職業種類呈多樣化趨勢，人們的就業選擇面也不斷拓寬，汽車修理在縣失去了以往的行業、利潤與聲望優勢，成為了冷門職業，個體汽車修理行吸收社會剩余勞動力的功能不斷弱化。

2．個體車主在夾縫中求生存在同一市場環境下生存的個體車主也面臨著類似的境況。上世紀80年代，正是縣個體車主從零散的個體發展到社會群體的一個起點時期。那時候的個體車主雖然表面上看來是“開車的”，但實則是“擁有社會稀缺資源的”、“富裕的”、“令人羨慕的”職業。由于當時社會物質缺乏、物流不便捷、交通運輸落后，擁有汽車的個體車主們甚至有與政府部門進行互換資源的可能性。然而，時過境遷，個體車主已失去了以往的行業優勢，收入逐年下降，職業地位逐步向下流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以往支持個體車主形成與發展的外在結構性因素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市場壓力與制度壓力像兩塊巨大的夾板將個體車主夾在夾縫之中。

第一，制度的壓力與市場的壓力讓個體車主左右為難。

2003年10月審議通過的《新交通法》，主要是突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以保護交通參與者人身安全和切身利益為出發點，同時也明確了政府各部門的職責。然而，縣的個體車主卻為《新交通法》的實施而傷透腦筋，尤其是新法規中對超載懲罰力度的加大，讓縣個體車主難以承受。但他們又迫于市場競爭的壓力而不得不違反法律、法規，冒著生命危險與被罰款的風險，開著超過荷載量100％、甚至1000％的貨車早出晚歸，企圖逃離制度的網絡。制度的壓力與市場的壓力讓縣個體車主在夾縫中喘不過氣來，遵守制度還是維持生存的兩難選擇讓個體車主處于矛盾之中，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矛盾之一：超載還是不超？按《新交通法》的規定，超載是違法的，然而，現實卻是市場給出的運輸價格僅夠成本（油費、汽車維修費、養路費、稅費等）開支，幾乎無利可圖。在筆者的調查中，無論是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還是個體車主均反映：不超載就無法生存，就算超載了，一般的個體車主一月也只有凈利1000元左右。這個凈利是冒著生命危險所賺來的。任何一個車主都明白超載會引發安全事故，他們因超載而喪命的朋友不在少數，但是他們卻不得不為了生存而鋌而走險。在第一個矛盾中，他們選擇了超載。

矛盾之二：買報廢車、組裝車還是二手車、新車？報廢車、組裝車帶來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嚴重威脅車主的生命安全，引發交通安全事故。為了維護公共安全，近年來政府著力打擊報廢車、組裝車市場，而且對于非法販賣報廢車的違法個人和組織采取非常嚴厲的懲罰措施，輕者罰款、重則坐牢。然而，報廢車卻屢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市場剛性需求的存在。對于大部分不富裕的縣個體車主來說，盡管開報廢車、組裝車是很不安全的，但是很合算。第一，報廢車便宜，對于手頭上只能拿出1、2萬元的車主來說，這是比較合適的；第二，買報廢車易于收回成本，因為開貨車本來就得冒較大的風險，花4－8萬元去買輛二手車是否能收回成本是很難預料的，尤其是在縣經濟萎靡與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第三，報廢車萬一被政府沒收了，如果積極疏通關系，一般還是能把車要回來。因此，對報廢車的剛性需求和部分政府官員的以權謀私導致了根除“黑車”的可能性比較渺茫。在第二個矛盾中，個體車主選擇了違規購買報廢車與組裝車。

矛盾之二：按規定對汽車進行安全檢查還是渾水摸魚？為了保障交通安全，《新交通法》規定汽車每個季度都必須在二類維修企業作一次二保檢修，檢修合格后方能拿到由二類維修企業出具的二保單，4張二保單決定了汽車是否有參加年檢的資格。然而，在縣，由于交通部門對二保單的管理存有紕漏，這便為個體車主提供了渾水摸魚的可乘之機。

實則，二保單作為汽車檢修的合格證應該是由公共部門來統一頒發，而不能由營利性的維修企業來提供。就如同企業的營業執照、合格證書一樣應該由政府職能部門進行審核后頒發，否則，就會像縣的二保單一樣成為市場流通的交換物，非但沒有起到應有的價值，反而會攪亂公共秩序、阻礙職能部門的管理。正是由于二保單的市場可流通性，縣個體車主抓住這個漏洞，盡量地節省成本，部分具有安全意識的個體車主會堅持每個季度在三類維修企業作一次二保，然后在二類維修企業購買二保單，還有部分個體車主干脆省去了檢修的步驟，直接購買二保單以應付檢查。在第三個矛盾中，他們選擇了渾水摸魚。

第二，個體車主在市場與制度的矛盾中尋求平衡。在對市場壓力與制度壓力的選擇上，個體車主只能服從市場，求得生存，然而，制度規章的存在對他們的結構性約束是不容忽視的。如何在這一對矛盾中尋求一個平衡點是他們極力追求的目標。

在具體做法上，縣個體車主每天在政府部門上班前、下班后的時間段內工作，也就是早上6點之前，晚上8點以后。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白天貨車一般都是在修理店修車、補胎或是停放在自家門前，個體車主則在玩牌、睡覺、喝酒。一到晚上，大家便乘著夜色開車出門裝貨，直到深夜，早上如果起得夠早，在清晨4點鐘左右，你就可以看到呼嘯而過的超載大貨車在馬路上疾馳。個體車主們就是這樣在市場壓力與制度壓力的矛盾中尋求平衡點的。他們既不可能完全不顧及規章制度的約束，白天也出門運輸賺錢；也不可能完全遵循規章制度辦事，那樣他們就難以生存，他們試圖逃離出制度的天羅地網，尋求制度網絡所覆蓋不到的時空地帶與空白點，頑強“抵抗”日趨嚴峻的市場壓力與制度壓力。

然而，作為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地對縣個體車主的行為睜只眼閉只眼，他們每個月會偶爾在非正常上班時間段內（早6點前、晚8點后）在某條私人車經常路過的街道堵車。

由于時間是不確定的，不少個體車主也因此落入了法網。但李莉＞＞＞政府與市場：個體戶興衰的生存影響因素46是一旦有個體車主得知了內部消息，馬上就會向其他個體車主奔走相告，讓他們當天不要出去裝貨，有“險情”。盡管個體車主們迫于市場壓力彼此間的競爭比較劇烈，然而，在對“外”方面他們卻是異常團結的。他們就像是抗戰時期的游擊隊，左打一槍、右放一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個體車主們面對市場競爭與政府制度的雙重壓力“在排斥中團結、在團結中排斥”。

三、結論與討論

第一，政府權力經營和惡劣市場環境的合力對縣個體車主、個體汽車修理行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政府的權力經營導致他們的稅費加重、罰款過多，加上不定期的“關系費用”支出使他們的經營成本不斷“攀升”，不堪重負；而市場環境的惡化則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經營，造成了利潤空間的縮小。政府權力經營和惡劣市場環境合力下的個體戶面臨著成本不斷上升、市場競爭不斷升級的境況，利潤在下滑，他們在遭遇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困境。

第二，越是貧困的地區，個體戶的發展就越艱難。一方面，越是貧窮落后的地區，政府財政收入就越多地依賴于稅收、費收，政府壓給經營者的稅費負擔就越重，經營者無法承受壓力自然落荒而逃，這反過來不利于該地區的脫貧。另一方面，越是貧苦地區，市場就越缺乏活力，如何調動市場活力在中國主要是依靠政府，當政府把精力大部分投入到如何加稅的心思中，就鮮有精力去思考如何搞活經濟、搞活市場了，貧困地區便更難摘掉貧困的帽子。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縣工業一垮，政府的財政收入就開始告急，如何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是政府日思夜想的問題，要收入就只能找個體戶要，但個體戶財力有限，那就只能多設置費用、多罰款來進行創收。然而，政府創收了，個體戶就垮了，個體戶作為私營企業的過渡階段發展不起來，縣私營企業隊伍自然難以壯大，繼而會反過來影響縣經濟的發展。而與此同時，與縣同屬一個地級市的Y縣，其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以商業為主，Y縣政府采取著截然不同的做法――積極減免個體戶、私營企業的稅費，鼓勵經營、鼓勵投資，Y縣個體戶發展蓬勃，形勢一片大好。這便提出了一些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貧困地區的政府該如何擺脫對稅費的依賴，真正將搞活市場作為其工作的核心？政府應該如何真正給個體戶創造發展的空間和環境，讓他們的創業活力來帶動市場和地方經濟的發展？第三，個體戶的衰退是市場競爭的必然還是人為地“監管過嚴”，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如果是前者，這意味著個體戶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現階段個體戶“縮水”現象便是他們走向消亡的過渡階段；但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著政府對個體戶的“監管”不但沒有起到積極有效的作用，反而阻礙了個體戶的發展，逆市場潮流而行。本文認為，縣個體戶的衰落是市場競爭和政府“監管過嚴”共同作用的結果。很明顯，某些行業的個體戶由于資本少、投資小、技術含量低，沒有能力加入到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來，易遭市場淘汰，隨著市場轉型的深入，不少行業的個體戶被市場的洪流所湮沒。但是，大部分集中在第三產業的個體戶卻依然為市場所需，其中有些甚至還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得更為緊俏。事實上，在中國尚未完全開發的西部地區，個體戶有著廣袤的發展空間，因此，個體戶的“縮水”只能部分歸因于市場，還有相當部分原因則應歸咎到政府的“監管過嚴”。“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沉重的稅費負擔、缺位的創業服務等，是抑制創業活力的關鍵因素，勢必會影響個體戶的發展壯大，因此政府對個體戶的影響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王石川，2006）。

新的歷史時刻給個體戶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制度和市場要求。弱小無助、主要由來自社會底層人群構成、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積極扶持和良好市場環境才能生存的個體戶能否適應新時代的要求？政府應該對個體戶放任自流還是重新扶持？個體戶將來的路在何方？他們能否度過這艱難的時刻？這一切也許需要時間來回答，讓我們拭目以待。

經濟現象論文:新經濟形勢下貪腐現象特點及對策研究論文

摘要：改革開放50年，中國的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這個速度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僅僅三十年的時間，中國完成了從農業到工業再到信息化的轉變。伴隨著這種轉變，各種矛盾和問題也呈現了紛繁復雜和急劇變化的趨勢。特別是本世紀以來，社會各界尤其對貪污腐敗的討錢之聲越來越高，作為檢察機關查辦的貪污腐敗案件的也越來越多，這一方面說明民眾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度很高，已經成為了一個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的打擊力度也越來越大，是對檢察機關工作的肯定，同時也是鞭策。這就要求我們要研究新的經濟形勢下貪腐現象的新的特點，同時制訂出新的對策。

關鍵詞：貪腐現象；經濟形勢；案件

先看幾起案件。

第一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區沙頭街道辦事處的報帳員張麗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間以篡改單據等手法貪污單位現金886萬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原副院長肖云良因貪污、受賄共計152萬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8年。并處沒收24萬元個人財產。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陜西省旬陽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原會計曾詩平利用職務之便套取合作醫療基金61萬余元被旬陽縣法院以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第二組。

內蒙古赤峰市原市長徐國元任職6年斂財3200萬元，月均44.44萬元；北京市海淀區原區長周良洛受賄1600多萬；山西臨汾副市長苗元禮受賄7000萬元；據檢察機關和法院查明，重慶巫山區原交通局局長晏大彬任職6年貪污2226萬，陜西省高速集團原董事長陳雙全受賄1700多萬，晉煤集團原供應處處長孫水有2000多萬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南寧市政管理局原局長受賄2600余萬元，山西貧困縣縣長崔保紅五年斂財近1000萬，廣西貴港市委秘書長高二剛夫妻貪污千萬元。

第三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規劃局主管土地規劃管理及審批的副局長陳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級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司法機關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職期間，先后收受江蘇南通金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等11家單位賄賂130萬。而逸11家單位無一例外全是房地產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的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原副主任盧錦洪被起訴。同月，浙江省臺州市路橋區副書記鄭敏華因在任開發區經濟發展總公司副總經理期間憑借主管單位基建項目的權力收受房地產商、工頭賄賂20萬被起訴，貴州省遵義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蔣永因在任市總工會主席期間收受開發商賄賂58萬被判刑11年；貴州省環保局原機關黨委書記王茂敏因在任普安縣領導期間收受普安青山電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開發商賄賂101萬元獲刑10年；貴州金苑集團股份公司原監事會主席何卿華因在任省電力建設第一工程公司經理期間為土地開發商攬接項目受賄436萬元獲刑14年。

第四組。

山東省泰安市岱岳區建設局局長周廣玉在泰安市是個派頭很大的人。他自己擁有18家公司，領域涉及房地產、典當、工程監理、擔保、制藥等五大行業。所以他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我公司掙的錢已蠻夠我花的了，公家的錢、單位的錢我不會用一分。但就是這么個“廉政模范”突然被檢察機關查明受賄691萬、貪污31萬、挪用公款1100萬元，并因此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有報道說在鄭州市須水鎮西崗區經濟適用房被開發商建別墅、上海閔行區梅隴鎮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見到政府官員的影子。鄭州開發商大股東的丈夫曾是鄭州國土局的領導，二股東的丈夫是項目所在區的警察；上海開發商的股東有許多是當地政府的官員，甚至是負責房地產事宜的官員。(據新華網)

以上四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內發生的。最遠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從中我們可以至少梳理總結出當前新的經濟形勢下出現的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點、新動向。

一是從貪腐對象年齡和職權上看，低職低齡化趨勢明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紀最初的幾年，“49”、“59”現象突出，一些將要離開領導崗位的人為了自己有一個“幸福寬裕的晚年”在“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指導下，大肆貪污索賄，結果晚節不保。但從以上案件我們可以看出，沒有級別的單位報帳員在短短四年間貪污800多萬時僅有31歲，股級干部曾詩平幾個月把61萬元裝進腰包時剛過完36歲生日，夢想著自己成為“億萬富豪”的科級局長周廣玉也僅僅48歲。

二是從貪腐數額上看越來越大。1933年根據當時臨時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的《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26號訓令，貪污500元的蘇區中央政府科長謝步升被槍斃。1983年1月，廣東省海豐縣縣委書記王仲被執行死刑，他貪污了6.9萬元。2000年，成克杰貪污受賄2000萬被判死刑。從此在司法機關查辦的案件中涉及到千萬以上的就司空見慣了。有人說，現在的貪官已進入“千萬級時代”，話雖有點絕，但也是事實。據中新網報道，遼寧省撫順市順城區國土局局長蔣亞平甚至貪污斂財過億，從而使自己成為當前全國貪污最多，職別最低的貪官“冠軍”。

三是從貪腐行為發生的領域來看，不僅原來的“重災區”如房地產開發、道路工程建設、土地管理等領域繼續保持“強勁勢頭”外，在其他領域也呈多發態勢。著名學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設、土地管理領域發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長了61.3％。不僅如此，“傳統上，人們都只關注政府和公共權力的腐敗，而近些年，腐敗已經在非政府公共部門，包括高校和醫療系統，私營部門(市場及企業領域)以及社會各個領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項目中的腐敗行為也有增無減，比如教育、新農合、勞動保障等等”。以上的幾起案件也明顯地印證了這個觀點。如果說“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敗”，是一種坊間傳說的話，有關網上的“房地產、教育、醫療的嚴重腐敗已是壓在人民群眾頭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說法就該引起我們的注意了。

四是從貪腐手法上看，越來越隱蔽。改革開放初期“雙軌制”的實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之間鉆空子的掮客，經濟領域的腐敗也因此而產生。上世紀末在反腐領域產生了一個新的名詞叫“權力尋租”，起因就是國家全面實行了市場經濟，在傳統產品價格方面沒有了“簽字權”的各級審批者們紛紛轉變了自己的態度，但“傍大款”沒有流行多長時間就成了過街的老鼠。身為當時岱岳區房產局局長的周廣玉就是“先知先覺”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產開發公司，此后一口氣成立了18個公司。他把貪污受賄來的資金投入到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為依托“拓展”公司業務(鳳凰網09年6月2日)。無論有人說這是“洗錢”的一種方式，還是鄭州別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閔行區倒塌樓房背后的影子都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新動向。至于那些區縣委書記的車補問題引起的民憤是制度的問題還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讓事實說話吧。

有鑒如此，在當前新的經濟形勢下我認為反貪腐工作重點要在不同層面上做好一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層面抓好監督制度的建設。“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這是在現代經濟社會被證明了真理。無論是單位的報帳員還是身居中央的國級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監督，就會為所欲為。在市場經濟體制內，“資本的目的就是尋找最大的利潤”(馬克思語)，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孫立平教授認為“當今社會生活的復雜化使得許過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變得蒼白無力，其結果就是權力失控。所謂權力失控，既是權力成為一種外部無法約束，內部也無法約束的力量”。類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頭街道辦事處報帳員張麗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點審計就好了”的哀嘆雖有點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對官員的日常監督納入到正常的軌道上來，這種“受埋怨”的詞會少聽到一些。具體的就是應盡快出臺公職人員個人財產公開申報制度，因為“任何貪官污吏要貪贓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會變成家庭財產”(王明高《科學制度反腐》)，在這個制度中特別需強調的是公開的廣泛性，不能僅僅限于本單位或者本部門甚至讓辦公室填好了規定的表格直接送“有關部門存檔”了事。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網上調侃的“你們假裝申報，我們認真審查”的尷尬。

二是在司法檢察層面上首先要加大對腐敗分子的處罰、追逃和贓款贓物的追繳力度，不讓腐敗分子在經濟、政治、社會上得到任何好處，通過讓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敗的高成本、高風臉，以支持長期的反腐敗的長期進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偵破力度。“擒賊先擒王”，一個地方每破獲一個大案要案，就可震動、教育一大批人，社會效果也會很好。第三是注意總結查辦案件的工作經驗，尤其要注意案件線索的收集整理，不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檢察、群眾的來信來訪，網上的消息也應認真甄別。有條件的地方不妨成立專門的案件研究室，對檢察工作的對象、領域、信包的收集重點研究，給領導決策提供必要的依據。

三是在社會層面上，傳統媒體、網絡應發揮自己的優勢，發揮監督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應該首先走在前面，不僅要倡導“領導干部應習慣在輿論監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訂制度，讓民間反腐有一個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網絡為平臺的民間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價的優勢開辟了反腐新渠道，但這種形式也暴露了許多問題，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護。有關專家指出，給民間反腐一個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國下一階段反腐斗爭一個躲不開的重要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