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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論文:節水型社會建設的經濟學分析

摘要:本文從資源的稀缺性出發,提出了“豐水”地區優化水資源配置的必要性,進而指出“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重要意義;然后,通過對生產函數的描述,直觀反映了“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過程與效果;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建議。供都江堰灌區等“豐水”地區參考。

關鍵詞:豐水 節水型 社會建設 經濟學

目前,全社會對于水資源形勢和節約用水的認識正在不斷提高,然而在“豐水”地區是否應建設節水型社會的問題上,人們卻仍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對于“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有的人不關心,有的人不支持,甚至還有的人只把它作為要項目、要資金的“口號”……“豐水”地區為什么要建設節水型社會,如何建設節水型社會?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本文試圖運用經濟學方法分析“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必要性和動力等問題,推進人們對“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認識。

一、資源稀缺性與“豐水”地區優化水資源配置

水作為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其總量與可利用量是十分有限的。隨著自然環境的變化,人類生產、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用水資源(下稱水資源)已經變得越來越稀缺。對水資源稀缺性的認識決定了我們必須要對水資源進行優化配置。

水資源的稀缺是長期的、全局的、絕對的,水資源的豐沛是短期的、局部的、相對的。個別地區雖然習慣上被稱為“豐水地區”,但并不意味著其可以利用的水資源是無限的。第一,“豐水”是相對的,它只是相對于其它地區“不缺水”,也就是說該地區可能是“相對缺水”。(“豐水”是一個大家廣泛使用卻沒有嚴格界定的術語,水文學在多年平均徑流量的基礎上提出了豐水年(期)、平水年(期)和枯水年(期)的概念,現實中,人們約定俗成地把長江流域以南稱為“豐水”地區,這是相對而言的。筆者認為是否“豐水”應視水資源的供需兩方面而定,同時這是一個具有動態性質的概念);第二,該地區水資源在時空分布上極可能是不平衡的,例如四川省水資源就具有時空分布不均的特性;第三,水資源形勢正在由“豐水”向“缺水”轉化,這不僅包括自然條件的變化,用水需求量的提高,還包括人為污染造成可用水資源量的減少;第四,如果水成為商品,那么該地區對水商品的供給將是有限的。

因此,就“豐水”地區而言,雖然在某些情況下無用水之憂,但并不等于水資源不稀缺。既然水資源稀缺,那么就有必要優化配置。這里的優化既包括局部的優化,也包括全局的優化。局部的優化指在“豐水”地區內的不同地方和時期之間優化水資源配置。全局的優化則是指在“豐水”和缺水地區之間實現水資源優化配置。

二、優化水資源配置與“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

建設“節水型社會”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在此之前,人們首先提出的是“節約用水”。作為“缺水”的應對之策,其目的主要是節約水資源用量。隨著對水資源形勢和經濟社會發展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建設節水型社會”作為一項重大戰略,提上了議事日程。

“節水型社會”充分地體現了優化水資源配置的思想。節約水資源用量只是節水型社會建設的淺層特征,而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實現用水效益的最大化,促進水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最終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才是節水型社會建設的根本目標。

“節水型社會”是實現水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戰略措施。傳統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動節水的做法,手段單一,管理體系不健全,公眾參與程度不夠,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節水型社會”通過建立以水權、水市場理論為基礎的水資源管理體制,形成以經濟手段為主的節水機制,能夠提高全社會的自覺節水意識,把節水工作貫穿于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產生活的全過程,從根本上改變節水乏力的狀況。

“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是其優化水資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首先,就局部優化而言,“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勢在必行。由于“相對缺水”的存在、水資源在季節分配上的不平衡、“豐水”向“缺水”轉化的動態性,“豐水”地區同樣面臨著節約用水、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進經濟、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任務。那種認為“我們這里不會缺水,沒必要建設節水型社會”的觀點是一種短視的行為。

其次,就全局優化而言,節水型社會建設是“豐水”地區優化水資源配置的動力和保障。全局的優化并不必然帶來局部的優化。局部的邊際成本和收益不等于全局的邊際成本和收益,“豐水”地區就沒有自覺、自愿節約用水的動力。初始水權的確立和水市場的建立,使節約出來的水轉化為商品,轉化為經濟效益,從而使“豐水”地區的邊際成本和收益與全局的邊際成本和收益趨于一致,為“豐水”地區節水提供了動力,同時也保護了“豐水”地區節水的積極性。

三、“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經濟學描述

為了對“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情況進行直觀的反映,筆者將“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經濟效果描繪如下。

(一)靜態的初始生產曲線

設靜態下全社會初始生產函數為F(X),其中F(X)代表產量,X代表水資源用量。

一般情況下,圖中橫軸代表水資源用量,縱軸代表產量。生產函數曲線BAC代表了在一定的生產水平下,水資源用量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BA段邊際產量遞增,隨著水資源用量的增加,產量逐漸增加;水資源用量達到A,產量達到最大;AC段邊際產量遞減,隨著水資源用量的繼續增加,產量逐漸減少。由于AC段中,水資源用量是可控的(用多少水,由人決定,用多了,可以把用水量減下去,洪澇災害除外),故用虛線表示。

(二)缺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描述

假設缺水地區生產函數與全社會相同,水資源用量受到水資源量的限制,最大水資源量為d,那么其產量只能達到D點,無法達到A點。該地區通過建設節水型社會,提高了水資源利用效率,改變了初始的生產函數,則形成了新的曲線B‘A’C‘。

該社會通過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生產函數變為F‘(X),生產函數曲線改變為B’A‘C’,從而在可用水資源量為d時,實現了比過去D點高得多的產量D‘。我們把BAC向B’A‘C’的轉變視為節水型社會建設的過程。

可從我國的現實中找到例證。1991年以來,我國耕地平均每年因干旱受災減產糧食280億公斤,城市、工業缺水60億立方米,影響工業產值2300億元。由于缺水,我國的生產函數曲線達不到最優點A.與此同時,我國萬元GDP用水量2002年為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這說明我們完全有可能改善生產函數,在缺水的情況下,通過建設節水型社會,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實現高得多的GDP.

(三)“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描述

以都江堰市為“豐水”地區代表,在現有的用水水平或者說生產函數下,可用水資源量有時為d(不妨設為最小值),小于最佳需求量a,有時為e(不妨設為最大值),大于最佳需求量a.在后一種情況下,為了達到經濟效益的最大值,都江堰市放棄了多余水量,故其產量在D和A之間變動。

都江堰市建立節水型社會也可能會出現兩種不同的效果。

建立了如缺水地區的生產函數,通過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益和效率,實現在較少的可用水資源量X下的較高產量F‘(X),如:在d下的產量D’。這時,一方面,實現了較高的產量F‘(X),(F’(X)屬于[D‘,A’]);另一方面,節省了水資源e-X((e-X)屬于[0,e-d]),進入水市場,帶來了直接經濟效益(未考慮初始水權界定限制)。

另建立了新的生產函數,通過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實現在較多的可用水資源量X下的較高的產量F‘(X)。這時,一方面,實現了較高的產量F’(X) (F‘(X) 屬于[D’,

E])‘;另一方面,節省了水資源e-X ((e-X ) 屬于[0,e-d]),進入水市場,帶來了直接經濟效益(未考慮初始水權界定限制)。

總之,促使生產函數優化的過程就是“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過程。雖然這個過程漫長而復雜,需要應對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以及帶來的各種風險,但是描述,我們可以看到,“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的經濟效益是顯而易見的。

四、推進“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的對策思考

上面的分析對生產函數進行了簡化,以直接地描述節水型社會的過程。實際上產量不僅是用水量的函數,更是其它多個自變量的函數F(X1,X2,X3,X4,X5…),我們可以把X1、X2、X3、X4、X5分別定義為水資源用量、勞動力素質(包括用水意識)、生產技術(包括用水技術)、生產結構(包括用水結構)、經濟體制(包括管水體制)等。生產函數之所以能夠變化,是眾多自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優化生產函數,建設節水型社會也必須從以上眾多因素入手。

當前,推進“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首先要提高“豐水”地區政府、企業、公眾對水資源形勢的認識,充分認識水資源的稀缺性,克服“我們不缺水,不需要節水”的片面觀念,增強人們對“豐水”地區建設節水型社會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

其次,進一步完善已有的工作手段,改進節約用水工作,提升用水技術和生產結構。制定好流域水資源規劃、產業結構調整規劃,加大節約用水投入,加強水資源項目建設,實施總量控制定額管理,推行計劃用水超計劃累進加價制度、推廣應用節水技術和器具、實施節水三同時四到位等,充分利用現有的法律、經濟、行政手段優化水資源配置。

第三,加大制度創新力度,加快節水型社會建設,建立以水權、水市場理論為基礎的水資源管理體制,形成以經濟手段為主的節水機制,解決“豐水”地區節水型社會建設成本收益不對稱的問題,從根本上建立“豐水”地區優化水資源配置的長效機制。在水權、水市場制度建立之前,建議國家考慮對“豐水”地區節水、調水區調水給予適當的轉移支付。

第四,建立健全專職節水工作機構和投入機制,加大節水行業的科研和培訓力度,培養高素質的管理隊伍,加快節水型社會的建設步伐,提高節水型社會建設的管理水平和質量。

經濟學論文:有關計量經濟學的國民經濟論文

一、影響因素分析

安徽省作為中部振興大軍中的中堅力量,其經濟結構有著不可或缺的代表性,我們搜集到2000-2010年安徽省的部分經濟數據,并據此對安徽省的經濟結構進行分析。

1.人均GDP:它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人均GDP指標越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一個地區越發發達,它的人均GDP就越高。

2.農業:眾所周知,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一個國家的農業越發達,它的經濟也就越發達,并且安徽是農業大省,農業的發展狀況更加影響到經濟的發展水平。

3.工業:工業是一個地區興盛的標志,一個地區工業越發達,文明程度就越高,因此工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提升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4.運輸業:運輸業就像是經濟發展的加速器,它使得各個地區的資源得以融合,促進了資源利用的效率,加快了經濟的發展速度,并且在運輸業發展的今天,它給國民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貢獻更是不可忽視。

5.旅游業:旅游業是一個新興產業,它作為第三產業的重要代表,作為經濟發展的新興行業,其發展程度也反映了一個地區的發展水平,所以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同樣不可小視。

二、回歸結果分析

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可決系數為0.9999,修正的可決系數為0.9998,說明模型對樣本擬合得非常好。F統計量為18232.79,或其概率值P=0.0000,說明在顯著性水平0.05下回歸方程在整體上是顯著的,模型對人均GDP的解釋程度幾乎接近99.9%,。T統計量除了X1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均大于2,說明另外三個因素對模型影響顯著。結果顯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農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0.5991元;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工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2.5484元;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運輸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2.9083元;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旅游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0.4075元。

三、計量經濟學檢驗

1.多重共線性檢驗。可以看出每兩個簡單相關系數均大于0.8,說明模型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可決系數為0.9999,修正的可決系數為0.9998,說明模型對樣本擬合得非常好。F統計量為22115.46,或其概率值P=0.0000,說明在顯著性水平0.05下回歸方程在整體上是顯著的,模型對人均GDP的解釋程度幾乎接近99.9%,T統計量各個因素均大于2,說明每個因素因素對模型影響顯著。

2.異方差性檢驗。通過White檢驗檢驗模型,得出nR^2的值為9.9376且P(nR^2)>0.05,說明模型不存在異方差。

3.自相關性檢驗。通過布羅斯-戈費雷或拉格朗日乘數檢驗,可以看出模型不存在自相關。

四、總結

最終模型為:Y=1012.6200+2.6382X2+3.0338X3+0.4557X4結果顯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工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2.6382元;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運輸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3.0338元;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旅游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0.4557元。

五、政策建議

由計量經濟學建模過程及結果可以看出,農業對于人均GDP的增長可以忽略,工業,運輸業,旅游業對人均GDP的影響比較顯著,我們應當大力發展這三個產業。鑒于安徽省自身的區域優勢和資源優勢,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建立以馬鞍山,蕪湖,銅陵等省內工業城市為首的工業特區,發揮其臨近長江,靠近南京等重要二線甚至一線城市的的優勢,緊跟長三角城市經濟帶的政策領導,以及高效地利用地理資源,政府可以投入重資打造長江中下游城市工業區(園),開發高新技術,不斷促進工業高速高效地前進。

2.皖北有個交通運輸業的重市-蚌埠,號稱是火車皮拉出來的城市,其地勢平坦,并且又有交通運輸樞紐的歷史,只是近些年發展有些緩慢甚至停滯。政府可以投入資金,大力發展一蚌埠為首的皖北交通運輸特區,興修鐵路,并提供一些便利支持和幫扶政策,加速皖北的興起。并打通與北上廣的交通脈絡,加速省內外的交流,帶動安徽省的經濟向又好又快的方向發展。

3.安徽還有很多的旅游資源,比如黃山,天柱山,九華山等等,政府應當出資,好好利用這些自然資源發展旅游業,并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與騰飛。比如為相關的旅游項目提供政策支持,為相關的自然資源保護提供資金支持,大力宣傳省內的旅游景點等等,讓旅游業成為帶動省內經濟高速發展的支柱產業,并使其成為循環產業,向著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經濟學論文:經濟學視野下企業人力資源開發問題研究

摘 要:人力資源開發是企業的一種投資行為,能為企業發展提供所需的專門人才,同時也會產生開發風險,由于它是一項長期而系統的工程,必須根據企業的發展戰略確定好人才開發規劃,優化制度建設,提高執行效果,從而有效地降低開發風險。

關鍵詞:人力資源 投資風險 規劃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企業人力資源開發是一個投資與收益比例關系問題,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投資時將面對一系列的風險,當然企業在人力資源上的投資是為了獲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時將最大限度的評估投資的風險和回報,然后采取相應措施降低風險,爭取利潤的最大化。

一、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風險

人力資源開發對于企業而言也是一種投資,市場經濟條件下既然是一種投資就必然會有一系列的風險,總的來看企業人力資源開發過程中的風險主要是員工流失和開發低效或無效。

(一)核心員工流失

企業人力資源開發出現的最大的風險后果就是核心員工、骨干員工的流失,這些員工的離職帶走了企業發展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術,特別是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離職往往伴隨的是企業中一個精英團隊地流失,同時由于崗位的空缺,會影響到企業生產與經營活動的正常進行;也會對士氣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使生產效率降低,并導致員工不配合企業后續的人力資源安排,對于一些掌握了企業技術、客戶等資料的核心員工,他們的流失將對企業的市場競爭帶來更大的威脅。

(二)開發低效或無效

人力資源開發的目的是實現員工綜合素質的提高,為企業的發展提供相應的員工是一個企業與員工雙贏的過程。企業人力資源開發沒有實現預期目標,或者是員工的知識與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開發的轉化不到位,員工未將其獲得的知識與技能服務于企業,都會會產生經濟、時間、市場資源等方面的損失。企業沒有獲得相應知識與技能要求的員工,原計劃的工作會隨之受到影響,導致的直接經濟損失可以通過開發成本測算出來,而間接的經濟損失和其他方面的損失則無法準確計量,但可以通過開發前后員工的工作態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業生產經營的指標的變化進行間接反映。

二、企業人力資源開發風險的成因

(一)外部環境的風險

由于人力資源開發周期較長,而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是快速變化的,且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企業在制定及實施人力資源開發方案過程中,始終會面臨著政策的規范與管理、面臨著知識與技術的更新變革、面臨著行業的變化調整、面臨著人才的競爭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如果企業沒有認真研究外部環境的變化情況,并以此為依據及時調整人力資源開發策略,就會導致開發滯后或開發不對路,造成重大損失。

(二)零開發的風險

零開發是指企業對員工的職業培訓和開發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許多企業僅僅是對員工組織了崗前培訓,而不考慮員工上崗后的培訓和開發,有一些企業家往往將開發成本轉嫁給社會和員工個人,對員工進行一種掠奪性的使用,僅僅是對其支付勞動報酬,不考慮員工的職業發展,人員結構的優化,更多的是傾向于從外部人才市場聘請,員工的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應的工作效率會直接受到影響,員工職業危機感加強,對企業的認同感減弱,形成了不穩定的因素。這種零開發觀念指導的管理行為很難為企業提供相應的人力資源保障。

(三)人力資源規劃不當

沒有制定人力資源開發規劃的企業,員工的開發是一項非常規性的工作,呈現出臨時性、簡單化的特點,由此,人力資源配置會進入一種非常規的局面,在解決人才供求缺口問題時捉襟見肘,不利于企業積極、靈活地應對內外部環境的變化。人才開發規劃中存在的較普遍的問題是開發的盲目性、開發內容不夠全面、缺乏系統性,對實際工作沒有什么指導意義。目前大多數的企業都存在著重培訓輕開發、重眼前輕長遠的問題,開發手段單一,缺乏整體的開發部署,導致員工的職業方向不夠明晰;在選擇開發項目時,沒有充分考慮技術條件、經營環境的變化、目的性不明確,開發的知識與技能不適應企業發展的需要。

相對于零開發的風險,企業人力資源開發中另一種極端的做法是認為開發是萬能的,管理者急功近利,希望通過一兩次的開發項目就能獲得一支精英隊伍,能夠一勞永逸,在做規劃時沒有考慮企業實際發展階段的需要、開發對象的具體情況等因素,開發目標好高騖遠、不切實際,完全由管理者一廂情愿的強制推行,這樣會使員工面臨較大的壓力,且產生一定的抵觸心理,因此效果不會很理想。

(四)人力資源開發的執行不力

在開發項目實施的全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影響到項目的落實,如工作時間、個人時間與開發時間的矛盾;開發創新與抵制變革之間的沖突;其它環境和條件的變化等。如果上述問題在項目執行時沒有進行充分的考慮,在項目執行時沒有給予及時的調整,就會影響到項目正常進程,使整個工作偏離預期的開發目標,導致開發低效或無效。執行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是規劃與執行之間的協調與控制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執行人員的工作態度、專業技能等方面未達到相關要求。

(五)缺乏內部成長通道

人力資源開發除了提高員工的知識與技能,還要明晰員工的職業發展目標,這樣能夠有效地激發員工自我超越的潛能,經過開發知識與技能得以提高,員工會自覺主動地向更專、更精的領域去學習與探索,會產生更高層次的追求。相應地也會需要更多的提高綜合素質的機會和施展才能的舞臺,希望自身的價值在薪酬待遇、工作職位、工作條件等方面獲得認可,如果管理者不關注員工變化了的需求,企業內沒有明晰的職業發展規劃,員工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自我追求受到壓抑,在較長時間的失望過后,其產生的結果或者是辭職轉而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或者是員工意志消沉,喪失了追求個人理想的執著,喪失了對工作的熱情,使前期的開發效果歸于零。這樣的結果亦會對其他員工產生一個示范效應,使他們對企業的人力資源開發持懷疑態度,對企業的人力資源政策產生不滿,后期的開發工作會更難開展。

三、企業人力資源開發風險的防范措施

(一)制定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規劃

一個好的規劃應該目標明確、系統完整,可以動態調整。開發的目標要明確指向企業戰略發展的方向,為企業的發展預先儲備專業人員;系統完整則要考慮開發內容、時間上的要求,從內容上來說要根據企業發展規劃的需要有計劃地進行職業技能開發,時間上對一名員工的培養要結合他本人的職業生涯規劃,進行長期的開發,在職業發展的不同階段,為其提供

有針對性的開發項目;動態調控意味著管理者要密切注意企業經營環境、技術環境、人才供求、開發對象等主要因素的變化情況,對開發項目的目標、內容、步驟、對象等方面進行調整,保證開發效果。

(二)簽訂保證企業權益人力資源開發合同

確定好開發對象后,企業要與之簽訂開發合同。合同條款一般包括開發內容、形式、時間及企業與員工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等,為防止員工專業技能提高后另謀高就,合同中要注明開發后的員工應在企業服務的時間、違約后的經濟責任,對員工產生紀律和經濟方面的雙重約束,假使員工離職,企業還可獲得一定的經濟賠償,減少企業的投資損失。開發合同中一個重要的條款就是競業禁止條款,如果在員工的聘任合同中未進行有關規定,則在開發合同中,一定要和掌握了商業秘密的核心員工簽訂競業禁止的內容以保障企業的權益,在發生核心員工離職、侵犯到企業的商業秘密時可通過法律手段進行保護。

(三)注重人才儲備

管理者要提前做好人才儲備的工作,這樣可以有效防止員工流失后出現的崗位空缺導致工作出現混亂的局面。在企業內部組建工作團隊,避免出現個人控制某個工作項目的狀況,工作就不會因為個人的離開而出現中斷;除了團隊建設還應該注意人才的梯隊建設,以師徒的“傳、幫、帶”方式形成同一崗位的儲備人才,當第一梯隊人員離開時,后續梯隊的人員能夠迅速補充上來,保證工作能夠順利進行。管理者要注意更新用人觀念,處理好人才為我所用與為我所有的關系,積極探索各種靈活的用人機制,建立人才信息庫,在需要時可迅速與相關人員取得聯系,通過聘請兼職員工、短期工,解決企業在不同情況下出現的人員缺口。

(四)加強企業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建設

通過加強企業文化的建設,并進行配套的制度建設,以形成企業倡導的價值體系,從精神層面上給予激勵,增強企業凝聚力,引導員工的行為方式,降低流失率。企業可建立內部競爭機制,改變主要取決于上級決定的“伯樂相馬”式的人才選拔方式,更多的是通過“賽馬”的方式由員工自己的才能來證明實力,為員工提供展示才能的“賽場”,為其提供廣闊的職業發展空間。

(五)提高專業人員的業務水平

企業要有效的進行人力資源開發就離不開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專業人員的工作保障,這些人員的業務水平高低將直接影響到規劃制定的是夠合理、相關制度執行是否規范、開發項目能否有效落實等問題,對他們的開發特別是更新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是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重中之重。

經濟學論文:經濟學下企業人力資源開發問題研究

摘 要:人力資源開發是企業的一種投資行為,能為企業發展提供所需的專門人才,同時也會產生開發風險,由于它是一項長期而系統的工程,必須根據企業的發展戰略確定好人才開發規劃,優化制度建設,提高執行效果,從而有效地降低開發風險。

關鍵詞:人力資源 投資風險 規劃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企業人力資源開發是一個投資與收益比例關系問題,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投資時將面對一系列的風險,當然企業在人力資源上的投資是為了獲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時將最大限度的評估投資的風險和回報,然后采取相應措施降低風險,爭取利潤的最大化。

一、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風險

人力資源開發對于企業而言也是一種投資,市場經濟條件下既然是一種投資就必然會有一系列的風險,總的來看企業人力資源開發過程中的風險主要是員工流失和開發低效或無效。

(一)核心員工流失

企業人力資源開發出現的最大的風險后果就是核心員工、骨干員工的流失,這些員工的離職帶走了企業發展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術,特別是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離職往往伴隨的是企業中一個精英團隊地流失,同時由于崗位的空缺,會影響到企業生產與經營活動的正常進行;也會對士氣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使生產效率降低,并導致員工不配合企業后續的人力資源安排,對于一些掌握了企業技術、客戶等資料的核心員工,他們的流失將對企業的市場競爭帶來更大的威脅。

(二)開發低效或無效

人力資源開發的目的是實現員工綜合素質的提高,為企業的發展提供相應的員工是一個企業與員工雙贏的過程。企業人力資源開發沒有實現預期目標,或者是員工的知識與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開發的轉化不到位,員工未將其獲得的知識與技能服務于企業,都會會產生經濟、時間、市場資源等方面的損失。企業沒有獲得相應知識與技能要求的員工,原計劃的工作會隨之受到影響,導致的直接經濟損失可以通過開發成本測算出來,而間接的經濟損失和其他方面的損失則無法準確計量,但可以通過開發前后員工的工作態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業生產經營的指標的變化進行間接反映。

二、企業人力資源開發風險的成因

(一)外部環境的風險

由于人力資源開發周期較長,而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是快速變化的,且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企業在制定及實施人力資源開發方案過程中,始終會面臨著政策的規范與管理、面臨著知識與技術的更新變革、面臨著行業的變化調整、面臨著人才的競爭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如果企業沒有認真研究外部環境的變化情況,并以此為依據及時調整人力資源開發策略,就會導致開發滯后或開發不對路,造成重大損失。

(二)零開發的風險

零開發是指企業對員工的職業培訓和開發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許多企業僅僅是對員工組織了崗前培訓,而不考慮員工上崗后的培訓和開發,有一些企業家往往將開發成本轉嫁給社會和員工個人,對員工進行一種掠奪性的使用,僅僅是對其支付勞動報酬,不考慮員工的職業發展,人員結構的優化,更多的是傾向于從外部人才市場聘請,員工的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應的工作效率會直接受到影響,員工職業危機感加強,對企業的認同感減弱,形成了不穩定的因素。這種零開發觀念指導的管理行為很難為企業提供相應的人力資源保障。

(三)人力資源規劃不當

沒有制定人力資源開發規劃的企業,員工的開發是一項非常規性的工作,呈現出臨時性、簡單化的特點,由此,人力資源配置會進入一種非常規的局面,在解決人才供求缺口問題時捉襟見肘,不利于企業積極、靈活地應對內外部環境的變化。人才開發規劃中存在的較普遍的問題是開發的盲目性、開發內容不夠全面、缺乏系統性,對實際工作沒有什么指導意義。目前大多數的企業都存在著重培訓輕開發、重眼前輕長遠的問題,開發手段單一,缺乏整體的開發部署,導致員工的職業方向不夠明晰;在選擇開發項目時,沒有充分考慮技術條件、經營環境的變化、目的性不明確,開發的知識與技能不適應企業發展的需要。

相對于零開發的風險,企業人力資源開發中另一種極端的做法是認為開發是萬能的,管理者急功近利,希望通過一兩次的開發項目就能獲得一支精英隊伍,能夠一勞永逸,在做規劃時沒有考慮企業實際發展階段的需要、開發對象的具體情況等因素,開發目標好高騖遠、不切實際,完全由管理者一廂情愿的強制推行,這樣會使員工面臨較大的壓力,且產生一定的抵觸心理,因此效果不會很理想。

(四)人力資源開發的執行不力

在開發項目實施的全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影響到項目的落實,如工作時間、個人時間與開發時間的矛盾;開發創新與抵制變革之間的沖突;其它環境和條件的變化等。如果上述問題在項目執行時沒有進行充分的考慮,在項目執行時沒有給予及時的調整,就會影響到項目正常進程,使整個工作偏離預期的開發目標,導致開發低效或無效。執行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是規劃與執行之間的協調與控制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執行人員的工作態度、專業技能等方面未達到相關要求。

 (五)缺乏內部成長通道

人力資源開發除了提高員工的知識與技能,還要明晰員工的職業發展目標,這樣能夠有效地激發員工自我超越的潛能,經過開發知識與技能得以提高,員工會自覺主動地向更專、更精的領域去學習與探索,會產生更高層次的追求。相應地也會需要更多的提高綜合素質的機會和施展才能的舞臺,希望自身的價值在薪酬待遇、工作職位、工作條件等方面獲得認可,如果管理者不關注員工變化了的需求,企業內沒有明晰的職業發展規劃,員工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自我追求受到壓抑,在較長時間的失望過后,其產生的結果或者是辭職轉而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或者是員工意志消沉,喪失了追求個人理想的執著,喪失了對工作的熱情,使前期的開發效果歸于零。這樣的結果亦會對其他員工產生一個示范效應,使他們對企業的人力資源開發持懷疑態度,對企業的人力資源政策產生不滿,后期的開發工作會更難開展。

三、企業人力資源開發風險的防范措施

(一)制定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規劃

一個好的規劃應該目標明確、系統完整,可以動態調整。開發的目標要明確指向企業戰略發展的方向,為企業的發展預先儲備專業人員;系統完整則要考慮開發內容、時間上的要求,從內容上來說要根據企業發展規劃的需要有計劃地進行職業技能開發,時間上對一名員工的培養要結合他本人的職業生涯規劃,進行長期的開發,

在職業發展的不同階段,為其提供有針對性的開發項目;動態調控意味著管理者要密切注意企業經營環境、技術環境、人才供求、開發對象等主要因素的變化情況,對開發項目的目標、內容、步驟、對象等方面進行調整,保證開發效果。

(二)簽訂保證企業權益人力資源開發合同

確定好開發對象后,企業要與之簽訂開發合同。合同條款一般包括開發內容、形式、時間及企業與員工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等,為防止員工專業技能提高后另謀高就,合同中要注明開發后的員工應在企業服務的時間、違約后的經濟責任,對員工產生紀律和經濟方面的雙重約束,假使員工離職,企業還可獲得一定的經濟賠償,減少企業的投資損失。開發合同中一個重要的條款就是競業禁止條款,如果在員工的聘任合同中未進行有關規定,則在開發合同中,一定要和掌握了商業秘密的核心員工簽訂競業禁止的內容以保障企業的權益,在發生核心員工離職、侵犯到企業的商業秘密時可通過法律手段進行保護。

(三)注重人才儲備

管理者要提前做好人才儲備的工作,這樣可以有效防止員工流失后出現的崗位空缺導致工作出現混亂的局面。在企業內部組建工作團隊,避免出現個人控制某個工作項目的狀況,工作就不會因為個人的離開而出現中斷;除了團隊建設還應該注意人才的梯隊建設,以師徒的“傳、幫、帶”方式形成同一崗位的儲備人才,當第一梯隊人員離開時,后續梯隊的人員能夠迅速補充上來,保證工作能夠順利進行。管理者要注意更新用人觀念,處理好人才為我所用與為我所有的關系,積極探索各種靈活的用人機制,建立人才信息庫,在需要時可迅速與相關人員取得聯系,通過聘請兼職員工、短期工,解決企業在不同情況下出現的人員缺口。

(四)加強企業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建設

通過加強企業文化的建設,并進行配套的制度建設,以形成企業倡導的價值體系,從精神層面上給予激勵,增強企業凝聚力,引導員工的行為方式,降低流失率。企業可建立內部競爭機制,改變主要取決于上級決定的“伯樂相馬”式的人才選拔方式,更多的是通過“賽馬”的方式由員工自己的才能來證明實力,為員工提供展示才能的“賽場”,為其提供廣闊的職業發展空間。

(五)提高專業人員的業務水平

企業要有效的進行人力資源開發就離不開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專業人員的工作保障,這些人員的業務水平高低將直接影響到規劃制定的是夠合理、相關制度執行是否規范、開發項目能否有效落實等問題,對他們的開發特別是更新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是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重中之重。

經濟學論文:新婚姻法對城市青年婚戀觀影響的經濟學分析

社會價值觀念是指人們的行為規范和思想體系, 指導著人們的一切社會活動,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往往成為整個社會變遷的先聲。〔1〕 而婚戀觀指導著人們的一切婚戀行為,婚戀觀的變化在家庭的構建和維持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外在表現形式是擇偶標準的變化。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的和諧穩定往往對一個社會的良好運行和發展發揮著重要影響。我國當前處于社會的急劇轉型期,盡管婚戀觀日趨多元化、復雜化,在不同環境下的擇偶標準不一。其中在擇偶標準中一直存在一個基本矛盾:物質與愛情的矛盾,“注重追求個人的情感需求還是注重經濟等物質因素的作用,成為現代人擇偶時的一個兩難選擇”。〔2〕然而主流的婚戀觀應該是符合整個社會發展所需的,有利于家庭穩定和社會的可持續進行。從這一角度來講,扭曲的婚戀觀是指不利于人類社會良好發展和延續的,通過不合時的擇偶標準具體形式指導人們進行婚戀行為選擇的社會價值觀。在當前主要表現為大部分城市青年(這里的城市青年主要指達到適婚年齡,在城市長期居住工作的青年,這部分人才是面臨房價和婚房問題的主要群體)婚戀觀的日趨物質化、世俗化,在擇偶的過程中經濟因素超越了感情因素的考慮,尤其體現在婚房成為結婚的首要權重因素。

扭曲婚戀觀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城市青年在婚戀市場二元化,出現供需結構性失衡,筆者將其概括為結構性無偶現象。本文所謂的婚戀市場二元化是指,與貝克爾“高質量的男子和高質量的女子結婚,低質量的男子和低質量的女子結婚”相對應過來的概念,把婚戀市場分成“有房適婚男性”和“無房適婚男性”兩個市場,具體展開見下文。結構性無偶是指,盡管婚戀市場上存在較多的求偶需求,但由于處于不同區域、不同階層以及個人特質的差異,適婚男女出現供需不匹配,導致無偶男女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比例過大,給社會運行帶來諸多不良影響。

一、城市青年婚戀觀的扭曲現象

在中國,買房結婚是一種固有的情結。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不同于西方工業文明,中國人更注重安土重遷,房子能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的安全感和歸屬感,置業情節嚴重,“婚房”也就自然成了結婚的“必備品”。結婚買房本無可厚非,但在高房價形勢下,婚房卻引出了一系列社會問題。房價的一路攀升,大大超出了城市青年的支付能力。有學者利用全國的數據,創建了一個以房價收入比為核心的住房壓力指數,實證分析得出,2007 年中國住房壓力最低的是呼和浩特,指數為29%,而西方學者認為合理的家庭負債比例不超過1/3,中國當前有一半以上的大中城市住房壓力指數超過這一標準。〔3〕作為工作剛起步的青年工作者,收入相對而言比較低,積蓄非常薄弱,住房壓力自然更大。

中國結婚形式一直以來還是女性脫離父母,進入男方家庭或重新組建家庭。在這一過程中,女性對住房的需求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在沉重的住房壓力下,女性在擇偶過程中把是否擁有住房作為衡量配偶的一大重要甚至第一標準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物質型”婚戀觀對當下青年影響愈發嚴重。〔4〕《2010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顯示,“70.8%的女性認為男性必須有房才能結婚”。〔5〕另據2010年“首都市民價值觀調查模型建設研究”課題調查發現,高達43.7%的青年女性認同“有車有房是當今擇偶的基本條件”。“拜金女”“閃婚族”“房奴”“恐婚族”“大齡未婚女”等群體隨之增加, “寶馬名言” “房奴”“蝸婚族”等辭藻不僅在網絡上頻頻使用,在現實中也廣為流傳。高房價對女大學生的婚戀觀影響尤為明顯,這一群體流行著“男靠家,女靠嫁”的說法, 即將畢業的女大學生們將婚姻視為就業的一條捷徑,戲稱為“曲線就業”。〔6〕婚戀觀世俗化、物質化現象嚴重。盡管關于此問題爭論頗多,但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真正對其進行深入探討。本文運用婚姻經濟學的理論對其展開分析,探討婚戀觀扭曲導致婚戀市場結構性無偶的過程及其影響,進而提出相關的對策。

二、結構性無偶形成過程及其影響分析

婚戀問題的研究廣泛存在于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領域,然而作為婚戀主體的男女雙方大部分情況下是具備勞動能力的人,是資源的一種。從整個社會范圍來看,他們之間的匹配和結合,實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從男女個體來講,他們的擇偶過程,實質是把對方作為一個消費品進行選擇購買的過程。因此,基于經濟學的理論來研究婚戀問題,賦予了對此問題的認識較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更多的理性成份。

(一)婚姻經濟學理論基礎

學術界最早開始從經濟學角度來探討婚姻是亞當·斯密。在1776 年出版的《國富論》一書中, 亞當·斯密(Adam Smith)就討論了在工人階級中, 貧窮如何抑制婚姻這一問題。運用經濟學工具和技巧來探索為何結婚、何時結婚以及與誰結婚是近期的發展。大衛·戈爾和勞伊德·夏普利( David Gale and Lloyd Shapley 1963)最早發展了一個婚姻匹配模型。〔7〕 英國學者詹姆斯·費雷澤則通過社會交換理論來分析婚姻關系。〔8〕而國內學者從經濟學視角探討婚姻的典型代表有王宇中的“美滿婚姻二維匹配模型”理論,強調男女雙方資源的對等性和特質的契合性〔9〕。李煜、陸新超著重從先賦性和自配性兩個角度分析了婚配的變遷。〔10〕然而對婚姻經濟學概括較為系統的還屬加里·貝克爾,下面筆者就其婚姻經濟學的部分理論作一個簡單的梳理,主要包括兩部分:選擇結婚的動機和婚姻匹配的對象選擇。貝克爾假設家庭產出對于夫妻雙方來講是單一的同質商品,換言之,男女雙方從婚姻中所獲的收入是相等的。那么對于所有結婚者來說則有下列等式:〔11〕

另外貝克爾還對婚姻匹配的對象選擇進行了分析,得出結論“高質量的男子和高質量的女子結婚,低質量的男子和低質量的女子結婚”“這樣的婚姻市場才會是家庭產出最大化”。從單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他們往往追求的是比自身等價或者更優者結合。

在已有的婚姻經濟學研究成果中,大部分學者在討論婚姻市場供需平衡問題時,主要考慮的是婚戀市場上的市場因素怎么影響供需平衡的。諸如個人特質(商品特性)、男女比例(供需數量變化)、擇偶偏好(消費者偏好)等。即在充分自由的婚戀市場上,結婚的雙方基本上是對等的質量。但考慮到區域隔阻、時間等交易成本和機會成本,還是會出現諸多婚配失敗的現象,這些都是由于婚戀市場自身缺陷造成的,只是暫時性的供需不平衡,能靠婚戀市場內部進行調節的。然而,在一些 特定的環境下或特定時期,非市場因素通過影響市場因素往往會給婚戀市場造成巨大的沖擊。對于婚戀市場來說,居高不下的房價便是一個影響強烈的非市場因素。它的出現導致了婚戀市場供需出現結構性失衡,是婚戀市場本身所不能自動調節的。

(二)結構性無偶的形成及其影響

本文主要是從城市女青年的角度進行分析的,因此筆者把適婚女性看作是婚戀市場上的需求方D,男性為供給方S,而女性在婚配時的心理預期收入為市場價格P。為進一步展開分析,明確幾個限定條件是很有必要的:1)在新婚姻法出臺前后,適婚男女的收入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可以忽略極小部分的暴發戶),換言之,他們的絕對支付能力在這一時期是穩定的;2)貝克爾把男性區分為高質量男子和低質量男子,本文則根據有沒有住房將其分為“有房適婚男性”和 “無房適婚男性”。前者既包括在城市已經擁有住房,或者已經具備購房的實際支付能力(不管這種實際支付能力是自身具備的還是遺贈得來的),后者則相反。3)假設“有房適婚男性”和 “無房適婚男性”兩群體可以看成是能夠區分的兩個市場。4)P在一段時期內保持相對地穩定,即女性對于婚配結果的心理預期較為穩定,例如獲得和諧的婚姻,美滿的家庭等。

假設在房價虛高(以超出平均居民實際支付能力為分界點)的態勢前,如圖(1)、(2)分別為MH 、MNH市場,P為購買方(即女性)對其能支付的對價,即購買方能從婚配中獲得合理的預期收入水平,此時MH 、MNH市場在價格P0水平均達到均衡狀態。即在房價虛高前,婚戀市場正如貝克爾所假設的“高質量的男子和高質量的女子結婚,低質量的男子和低質量的女子結婚”達到較為均衡的狀態。然而隨著房價這一非市場因素,導致了需求方(女性)消費的偏好產生了轉移。這一轉移過程是這么進行的:在中國傳統婚姻模式下,一般是由女性脫離父母,嫁入男方家庭,也就是婚姻剝離了女方的原居住地,此時女方在婚配中必須衡量男方有沒有住房,但隨著房價的虛高,大大超出人們實際支付能力時,擁有住房的男性相對在減少,而沒有住房的男性相對在增加。從女性角度來講,由于價格P在一段時期內保持相對地穩定,即女性對于婚配結果的心理預期較為穩定。然而房價的虛高大大地增加了繼續維持這種心理預期的成本,如果把目光從“無房適婚男性”轉移到“有房適婚男性”,就可以消除這增加的成本。女性在婚配中對住房的需求,這種心理變化投射出來的是對 “有房適婚男性”的需求絕對和相對地增加。相應地,婚戀市場會發生如下變化:在MH市場上,供給曲線減少到S2,需求曲線增加到D2,從而出現需求過熱,產生缺口QH2-QH1;而在MNH市場上,供給曲線增加到S2,需求曲線減少到D2。從而出現供給過剩,產生剩余QH2-QH1。只要其條件保持穩定,這種缺口和剩余在短時間內是不會消除的,僅靠婚戀市場自身是無法調節的。在“有房適婚男性”市場上,大比例的無偶女性增加,而在“無房適婚男性”市場上,大比例的無偶那男性增加,形成結構性無偶現象。

結構性無偶帶來的社會問題頗多,最為直接的是大量剛畢業的男大學生、進城務工的農村男青年、收入微薄的適婚男性群體求偶難, 大齡未婚青年增多,退后了整個社會的結婚年齡, 進而影響到我國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加速。另外由于在擇偶過程中過于注重經濟因素,導致婚姻質量下降,離婚率逐年增長,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最后,扭曲的婚戀觀會給整個社會風氣帶來長久而且深遠的不良影響,對國人的價值取向產生誤導,不利于我國精神文明建設。

三、新婚姻法對結構性無偶的調整

2011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25次會議通過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以下簡稱新婚姻法)于同年8月13日開始實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其中關注的焦點在新婚姻法的第七條和第十條。前者規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被網友俗稱“誰父母出資,房子歸誰”。后者規定:“夫妻一方婚前簽訂不動產買賣合同,以個人財產支付首付款并在銀行貸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財產還貸,不動產登記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離婚時該不動產由雙方協議處理。依前款規定不能達成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該不動產歸產權登記一方,尚未歸還的貸款為產權登記一方的個人債務。”被網友俗稱“誰首付,房子歸誰”。

有網友稱新婚姻法的出臺使“婚姻在拜金路上剎車”,看似調侃,其分析起來不乏幾分道理。新婚姻法的第七條和第十條無疑給廣大女性一個申明:法律上不再承認僅僅通過婚姻締結而獲得的房產權(夫妻之間的遺贈除外),通俗講就是如果房產權當時或將來歸男方所有,結婚后女方并不能自動獲得部分房產權。對于婚戀市場而言,新婚姻法屬一個非市場因素,它的到來使得“有房適婚男性”彌補房價給女性帶來的成本這一功能大打折扣,或者彌補的風險性大大增加。相反,與情投意合男性結婚,盡管房價帶來的成本依然存在,但對婚后婚姻穩定的預期會提高。不管嫁給“有房適婚男性”還是情投意合的男性,房價帶來的成本都等價存在,但后者的婚姻穩定性更高,這就使得女性的目光從“有房適婚男性”轉移到情投意合的男性身上,即貝克爾說的“高質量的男子和高質量的女子結婚,低質量的男子和低質量的女子結婚”的均衡狀態。如圖(3)、(4)所示, T0表新婚姻法出臺時間, L1 、l1分別反映“有房適婚男性” 和“無房適婚男性”需求量的變化,L2、l2分別反映“有房適婚男性” 和“無房適婚男性”供給量的變化。T0時,需求量下降,出現拐點,房價的上升導致供給量緩慢下降,但幅下降幅度比需求量曲線小,因此MH市場缺口逐漸縮小。由于女性對MH的需求量減少,則會轉移到MNH市場進行挑選,則對“無房適婚男性”的需求量增加,l1出現拐點,這一市場上的剩余逐漸減少。 由上述分析可見,新婚姻法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對結構性無偶進行了調整。最新出爐的《2011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寫道:“2011年的調查中68.3%的女性認為男性要有房才能結婚,2010 年的調查中 70.8%的女性認為男性要有房才能結婚,比例有微弱下調。” 〔12〕 但報告同時表明, 46.8%的人表示對新婚姻法的“具體內容不是太了解”,可見新婚姻法的影響范圍和程度還是比較小的。

四、結論

婚戀觀涉及到我國社會穩定以及未來人口結構發展等社會問題,扭曲的婚戀觀及其帶來的結構性無偶問題不利于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因此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必要的。

(一)加大新婚姻法的宣傳力度。新婚姻法的出臺,讓已經變形了的婚戀觀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扭轉,對結構性無偶產生了一定的調整。然而由于新婚姻法出臺的時間 較短,知曉度相對較低,因此為進一步加速扭轉趨勢,有必要加大新婚姻法的宣傳力度, 使更多的城市女青年了解新規定,逐漸降低房價在婚戀條件中的權重,進而對自身的婚戀行為作出慎重選擇。在基于情感和經濟因素的綜合考慮上,選擇更為穩定的婚配對象,提高整個社會的婚姻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延緩離婚率的上升,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其健康持續發展。

(二)減輕青年住房壓力, 彌補婚戀二元市場的鴻溝。由上述分析可知,婚戀市場出現的結構性無偶主要是由巨大的住房壓力帶來的。因此作為宏觀調控的主體,政府務必要采取一定措施減輕青年的住房壓力,加大和完善住房保障體系的建設,健全房地產市場機制。另一方面加大貧富差距調節力度,使低收入青年在絕對和相對意義上增加收入,逐漸彌補婚戀二元市場的鴻溝,提高適婚男女的匹配率,促進婚戀市場有效運行。

(三)積極健康的婚戀觀引導。自然婚戀問題不能僅靠一紙文書就能決定走向的,還應結合“本質上在全社會推動忠貞、責任、和諧、摯愛的家庭情感和婚姻觀”雙管齊下,引導我國青年形成積極健康的婚戀觀,進而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其可持續發展

經濟學論文:計量經濟學教學改進建議論文

一、計量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課程教學定位不明,缺乏專業針對性。以我校為例,《計量經濟學》是工商管理、國際貿易、信息管理、會計、物流管理、市場營銷等專業的必修課程。然而不同專業對計量經濟學課程的要求不同,如信息管理、物流管理、國際貿易等專業要求定量分析較多,應以理論方法為主,而工商管理、會計、市場營銷等專業則應以實際應用為主。并且,每個專業都有其專業特點和要求,必然導致計量經濟學在各專業的應用和應用程度有較大的區別。然而,現有計量經濟學課程的設置、教材建設、教學大綱的規范都過于泛化,難以適應專業需求。特別是教學案例的分析,此專業學生聽彼專業的案例,往往會聽得云里霧里的,結果不能激發學習的興趣,所以學校在安排課程時應盡量一個專業一個班,而不是多個專業一起,應根據不同專業學生設置教學案例。

2、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單一化。目前,計量經濟學教學方法或教學手段大體經歷了由黑板教學到黑板與多媒體結合,再到多媒體教學的過程。黑板教學多側重于計量經濟學基礎方法的數學推導和邏輯推理,而多媒體教學則更多以PPT的板書方式、計量軟件輔助教學來展開計量經濟的學習。現在比較受推崇的教學方式是黑板與多媒體教學相結合的模式,只有在必要時才會用黑板表達相關方法的基本數學原理。一般院校要求計量經濟學課時至少要48課時,有的甚至要96課時。那么,對于如此復雜的課程來說,要想在短短的48課時內講完一元或多元線性回歸、非線性回歸、虛擬變量、異方差、自相關、多重共線性、聯立方程和時間序列等內容,來配合事先擬定好的教學進度計劃,就算是從事多年計量經濟教學的教師也要花費大量時間來掌握教學內容、各知識點之間的邏輯、重點和難點,何況那些專業基礎知識不是很扎實、剛剛接觸計量經濟學的學生,他們只能被動地去接收老師所要傳達的所有信息,難吸收、理解這些信息的內容和作用,更無從談其應用。

3、輕能力培養與實際應用。學習計量經濟學的最終目的是要學會應用。然而,現在普遍存在的現象:大多數學生不會應用倒還算是小事,更甚者是根本就忘記計量經濟學內容。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有:(1)缺乏研究創造性培養,這一點主要體現著案例教學上。現有計量經濟學所提供的案例都是與章節內容緊密相連的,但多數案例仍然過于簡單化和抽象化,沒有給予學生充分挖掘的計劃,而使案例教學流于形式。我們知道,計量經濟學講究的是由問題入手,然后選擇變量—設計模型—收集、處理數據—建立模型—模型檢驗的過程。以GDP數據處理為例,學生首先應該判定GDP是按可比價格計算,還是按現行價格計算的;然后要檢驗這個數據是不是存在異方差性、自相關性等問題;最后,通過相關方法的解決處理,才能用這個數據去分析問題。而事實是,我們把所有可能面臨的問題都想到了,都提前做好了,那么學生在做案例時就像填空一樣,機械地完成教學內容的每一步,仍過多采用死記硬背的方式,這樣既達不到計量經濟學習的目的,也不能鍛煉學生研究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2)計量經濟學的理論課與實踐課銜接性不強。應用計量經濟學除了要學會計量方法,還要學會相關計量軟件(如Eviews,Stata,SAS等)操作與分析。然而,現在問題是計量經濟的理論課與實踐課銜接性不強:一方面是由于教學計劃導致的,48課時除了要上理論課,還包括實踐課,這就很難兩者兼顧;另一方面就是學校的教學條件跟不上,如實驗室太小,計算機太少,一次安排不下很多人上機等情況,這樣分批次就會影響教學內容和教學進度。再者,課堂上老師與學生互動環節較少,學生演示機會不多,也會降低其學習計量經濟的興趣,課后不愿動手去練習操作。

二、計量經濟學教學的若干改進建議

1、合理安排課程設置。《計量經濟學》是一門綜合性較強的課程,要求學生具有宏微觀經濟學、高等數學、矩陣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經濟統計學

等先修課程的良好基礎。許多老師都會有“難教”的感覺,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學生的基礎知識不夠扎實,但作者認為也與專業培養方案的設置有關。比如大一、大二期間學習高等數學、宏微觀經濟學、矩陣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和統計學的學習,大三第一學期就應該緊接學習計量經濟學,而不是將計量經濟學安排在大四,這樣學生就會很快投入到計量經濟學的學習中,容易理解和吸收,而不是找尋或重拾學過但已忘記的內容。再者,我在教學中就碰到過將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安排在同學期同時開課,甚至統計學比計量經濟學晚開課,這樣就給計量經濟學老師授課時帶來很大的困難,在講授過程中還得兼顧統計學基礎知識的講解,不但占用計量經濟學的授課時間,也會打亂教學大綱安排,嚴重影響教學效果。公務員之家 2、強調專業教學。這樣做主要是比較有針對性,將計量經濟學的理論內容與專業案例相結合,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了解計量經濟學在本專業哪些領域應用,如何應用,怎么實踐等,從而克服計量經濟學“難學”、抽象而模糊或無從下手的局面。以國貿專業為例,就會根據專業背景選取實際利用外資額(FDI)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影響等問題來研究,既從定量角度讓學生真正了解貿易對中國的影響情況,又將所學計量經濟的內容融會貫通,并且一個案例的分析還能啟發、衍生出新的問題,就可以跟學生共同探討、研究,增強相互之間的溝通,有利于促進學生自發去學習本門課的興趣。

3、重視啟發教育。計量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分析問題的工具,那么就需要去激發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去激發學生的探索精神,才能充分展示計量經濟這門工具的有效性。為此,要重視研究性學習、探究性學習、協作學習等現代教育理念在教學中的應用,如展開課程論文研究與寫作等形式。老師通過有針對性地講解哪些是好的選題,哪些是不好的選題,這一選題的目前研究現狀及存在問題,然后以問題出發,結合所學的計量經濟內容讓學生參與、判斷、分析這些問題,這樣一方面可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學生就會改被動變主動,積極去學習。此外,計量經濟學教材的選取也是很重要的,一本好的教材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因此,對于非統計專業學生來說,教材的選取應當注意以下幾點:(1)內容簡練,深入淺出,避開復雜的數學推導過程;(2)重點介紹計量經濟方法、計算結果的統計與經濟意義分析;(3)詳細介紹計算機軟件操作步驟,幫助學生理解計算結果,學會計算操作;(4)教材結構和內容設計要具有繼承性和集成性,要能兼顧國內外同類教材的精華,介紹計量經濟的前沿知識,體現計量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經濟學論文:世界與計量經濟學探討論文

在這篇文章里,我試圖論說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個是科學史上關于宇宙本質的爭論。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因為對宇宙是有序運轉的,還是無序地紊亂地運轉的認識支撐了我們對于科學的信仰、我們的情感和某種程度上我們的人生 哲學 。也是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計量 經濟 學 得以建立。第二個問題是關于學習計量經濟學的幾個基本問題。第三個問題,我將之稱為“計量之美”。我一直相信任何一個學科都是極其美麗的,因為,它們不僅告訴我們很多關于世界是如何運行的真知灼見,更重要的是教會我們許多世俗智慧甚至一種人生哲學。因為我一直堅信,即使是讀同一本書,不同的人也會得到不同的讀書體會。因此,在這個問題之下,我僅就自己的體會談談計量經濟學的世俗智慧和對我們人生態度的啟迪。

一、隨機行走的世界

對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認識和思考,一直以來吸引著各個時代思想家們的智慧。我們生活的這個宇宙本質上是什么樣的呢?是以一種有序的、有規律的方式在運轉還是無序的、雜亂無章的運轉?這種運轉能否為我們的智慧所認識?人們對這些關于宇宙問題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類自身的智力進化和卓越品質的重要動力之一。

在我們今天的視野所及的范圍,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思考的最有影響力的思想是由18世紀的思想家們做出的。18世紀的思想家們建立了近代最有影響力的哲學體系,他們設計了一個“有序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世界觀是一種“決定論”的世界觀,堅信這個世界正在按照某種已經設計好的秩序在運行。持有這個“決定論”觀點的人包括諸如牛頓、愛因斯坦等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這個體系的科學性則是由牛頓定律和對牛頓體系進一步思考的 數學 定律所保證的。當然,自然科學家們這種關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見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了從事 社會 科學研究的思想家們,其中也包括經濟學家。

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這樣的一種信念。他把這種自然科學的有序世界的觀點應用到人類社會里,形成了一種從看似“無序”到“有序”的觀念,提出了一個“和諧的經濟系統”的觀點。這種和諧的經濟系統的動力則是人的自利動機。

我們決不應該低估這種關于世界的觀點的影響力和洞察力。事實上,我們一直在這種“決定論”的世界觀下生活并做出各種與我們自身息息相關的決策。一種對于人類經濟社會的“完美和諧”的信念直接導致了大家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效果的質疑,并且主導了許多關于政府問題的爭論。這種“決定論”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我們對于自由經濟的信心和我們對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這一體系在歷經幾個世紀之后,遭到了懷疑。對于這種“決定論”的世界觀的挑戰來自于 統計 觀點,尤其是概率論的成功。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二者對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們說,消費函數是 ,其中, 是自發消費, 是可支配收入,c是邊際消費傾向。進而我們可以把消費函數 寫作 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數: 。這個消費函數是更加廣泛意義上的數學若干函數中的一個。這個函數明白無誤地說明,居民的消費量將精確地取決于可支配收入、自發消費和邊際消費傾向。這種函數關系是一種確定性的關系。但是,我們知道,這種關于居民消費的斷言在現實中毫無疑問是會受到質疑的,居民的消費量并不是精確地取決于這幾個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這種消費關于自發消費、可支配收入和邊際消費傾向的關系是不確定的,或者說是隨機的,有著概率分布的。這就是二者之間的差別,持有決定論觀點的人依據一種確定性的函數關系認為,這個世界將會精確地按照數學定律所描述的那樣運轉。而持有統計觀點的人卻認為,即使是知道了這種關系,消費與其他幾個因素之間仍然是一種偶然的,不確定的,有著概率分布的關系。

我們把后一種對于世界的觀點叫做統計觀點,正是這種統計觀點,打破了原來思想家們頭腦中的有序結構。但是,這二者之間的分歧似乎是讓人迷惑的。因為,當我們在利用統計方法的時候,我們卻得出了一些幾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統計總體越是偶然、紊亂,就越能更好地表現出統計規律和必然性。比如,我們投擲硬幣,當我們投擲的次數足夠多的時候,我們發現,出現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驚人地各是.5。再比如,我們對于某種考試成績的統計發現,如果樣本足夠的大的話,成績分布將會呈現一種正態分布。并且,人數越多,成績就越呈現標準正態分布。更加令人驚奇的是,看起來我們做事情可能犯錯誤的情況也是有規律可循的,人幾乎不能隨意地犯錯誤!總之,某些看起來是無跡可尋的東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規律。這樣,決定論和統計觀點二者之間又有什么差別呢?事實上,二者之間的差別僅在于,統計觀點認為不存在絕對的定律,任何所謂的定律其實都是有著某種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什么事情是確定無疑的。也就是說,這個世界是隨機行走的,各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尤其是在人類社會中,如果我們相信獨立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物質世界都是隨機行走的,那么人類社會也會表現出這種隨機性看來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這并不就意味著隨機行走的世界會因為其不確定性而無法認識,即使這種隨機行走的世界確實可能形成一種混沌狀態。我們能夠在“決定論”和關于世界的“統計觀點”那里架起一座橋梁。那就是: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定律,這些定律是對某些事情本質的一種最好近似,即使這些事情的本質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說,這個世界會從無序走向某種程度上的有序。對這些統計定律的發現,在我們的專業范圍內,就是計量經濟學的任務了。

二、隨機行走的世界與計量經濟學的任務

事實上,統計的成功應用在很早就已經開始了。大約在17世紀,有一位叫做格蘭特的英國商人就通過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殺、各種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這幾乎叫人感到驚奇!而且也是統計學的成功使得人們日益認識到,一個國家的定量 材料 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政府決策者,都應該思考數據。

計量經濟學就是為了在一個隨機行走的世界中探討統計性規律!因為只要知道了這個規律,我們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認識這個世界。但是要記住這種認識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據需要,我們還可以根據這個規律來進行預測。進行預測是我們關心規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稱道的是,計量經濟學在推斷統計規律時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為,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認識永遠是不會完全的,我們只能根據部分“樣本”來推斷這個世界的整體狀況。可以假設這樣一種情況:如果我們能夠對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進行完全的觀察,我們就期望可以得出一個關于這個世界本質的定律。可是,我們不能把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觀察到,也可以說,我們認識的局限是不確定性的來源。能否由樣本近似地認識整體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一種堅信可以由樣本來推斷整體規律的信念的話,我們就不能建

立這門學科。 這種由樣本來對整體進行推斷的方法是計量經濟學的主要方法。我們要通過一種叫做回歸分析的技術來達到這個目的。“回歸”這個詞最先由F.加爾頓(Francis Galton)爵士引入。加爾頓研究發現,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這樣的一個趨勢:父母高,兒女就高;父母矮,兒女也矮。但是高個父母的兒女們在同齡人中并不像父輩那樣在同齡人中顯得那樣高,兒女輩的平均身高將“退化”到或者說“回歸”到全體 人口 的平均身高。這也叫加爾頓的“普遍回歸定律”。加爾頓在智力遺傳的方面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一般來說,天才是要遺傳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卻要比他們的父輩們平庸,也就是他們的智力水平將“回歸”到中等水平。但是,對于這種回歸背后的動力分析可能已經超出了計量 經濟 學 這個學科的研究范圍,即使這種研究也許會導致一種有意思的 哲學 的建立:所有的有機組織都將趨于標準狀態!

回歸的現代意義則稍微有點不同。現代意義上的回歸是指,一個叫做因變量的量和其解釋變量之間的依賴關系。也可以說是一種相關的關系。實際上,回歸和相關是兩個極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為這兩個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個世界的復雜性。哲學上宣稱,這個世界是普遍聯系的。這個宣稱的深刻性在于確認了世界上沒有什么是完全獨立的。比如,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 社會 死于癌癥的人逐漸增多,這二者是相關的。但是我們并不能就此認為,是現代社會導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癥。再比如,這也經常被用來反駁 統計 結論,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的情況可能和這個國家一個時期的太陽黑子出現的情況存在一種相關關系,但是這種相關關系卻不能作為我們行動的任何 指導 。在這個問題的區分上,就是計量經濟學和統計學之間的分歧了。計量經濟學討論的是回歸關系,這種回歸的特點在于,我們試圖根據某些變量的數值來估計另一個量的數值,我們要依據這種關系進行預測。比如,我們試圖通過研究父母的身高來估計其孩子的身高。這種估計就要依賴于我們所關心的兩個量之間存在的一種理論上的聯系。而相關關系則充斥著統計學的各個方面。并且因為世界的普遍聯系性,相關關系是一種常態。

基于上面的差別,在回歸中,我們要求解釋變量是確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釋變量(因變量)可以是隨機的(被解釋變量正是我們要估計的)。但是在相關關系中,這二者并不加以區分。之所以說這兩個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這個世界的復雜性,是因為,這個世界本質上就存在一種難以言明的精密聯系。我們實在不能夠足夠自信地認為我們可以確定哪些變量可以控制,哪些變量之間可以精確地被認為是一種回歸關系。比如,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找出一種機制使得癌癥和現代社會之間存在一種回歸關系,就像我們可以發展一種理論來說明,太陽黑子的活動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存在著回歸關系。這個世界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必須對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謙虛。同時請記住:具有回歸關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著具有因果關系。在判斷因果關系時,我們必須要很小心。因為,這個因果關系很不好說,也許看似因果的兩個事件,實際上可能是互為因果的。就像佛經中認為的那樣:因果是循環的。

我們講了這么多關于計量經濟學的性質,實際上是為了表達我們這樣的信念:我們可以在一定的層次上認識世界,我們堅信這個世界存在著某些統計規律,應用這些規律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錯誤”的前提下認識和改造世界。計量經濟學可以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關關系的變量間聯系的函數,主要是回歸函數,來描述這種關于世界運行的定律。

但是,計量經濟學在得到這個回歸函數時所使用的復雜的 數學 推導可能會讓我們在特定的時段感到計量經濟學的混亂和無序,即使在最后我們堅信可以實現一種理解上的有序。但是,過程中的痛苦可能會讓很多人駐足。這里,我們想提前接觸一下,那條駕馭計量經濟學研究內容的靈魂。

因為,認識世界的理論的建立來自于對世界本質表現出來的現象的分析。有兩種對現象進行分析的方式:一種是對現象直接進行操作。這種操作極其便捷,簡單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對天賦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處在于這種對現象的思考得出的結論可能廣受爭議。另一種方式則是對現象的屬性——數據來進行操作。過程中要遵循嚴格的科學方法。第二種方法就是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了,這種方法因為是用數據說話,可能爭議較少。但是,不利之處卻是,這種分析結論卻要嚴格的依賴于數據的質量,也就是說,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的質量不會比數據的質量更好。

盡管有這樣的困難,我們還是推薦計量的方法。因為,數據的質量可以通過統計手段和統計工具的完善加以解決。并且,根據我們的概率知識,即使這種有誤差的數據,其誤差也是有規律的,誤差情況總是會表現為正態曲線。那么如何來對數據進行操作呢?計量經濟學的思路通常是這樣:最簡單的情況下(雙變量回歸),在一個坐標平面上畫出散點圖,發現其大致的規律,通常我們可能發現,我們關心的兩個簡單量之間呈現一種類似于線形的關系(當然,也可能不是線性的,這種情況下需要更高深的數學工具)。把這種線形的關系利用解析幾何的知識轉化為直線方程并不困難。獲得了這樣的一個直線方程是一個極大的成功。因為,這個方程,就是在“某種程度的錯誤”的前提下的一種描述世界如何運行的定律。事實上,計量經濟學的任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發現這樣的關于世界如何運行的定律。

但是,在從數據那里獲得一些關于變量間“規律”的方式也可以通過另外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在使用數據之前,通過對先驗的知識進行演繹和推理從而得出一系列“定律”。這就是我們在數理經濟學中所看到的那些數理方程式。這些數理方程就是我們對世事認識的理論,這種理論能夠給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導。尤其是在確定我們所考慮的變量之間的可能具有的關系時很有作用。但是我們是否可以應用這些方程式來指導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并沒有得到證明。計量經濟學提供了一種這樣的證明。我們可以利用數據來 檢驗 這些先驗的定律是否符合實際,或者得出一種明確的可以應用于實際的形式,從而對數理方程做出了適合實際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國家中,因為不同的 文化 等隱性的制度因素,這些定律可實施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事實上,始于一種對世界認識的先驗的推理,建立一種解釋世事的假說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個學者的虛榮心。

因此,計量經濟學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說計量經濟學的靈魂是:通過先驗的演繹和推理得出理論模型,最好是數理模型。數理模型中會有參數,那么利用數據對這個模型的參數進行估計得出一條回歸方程,并通過假設檢驗來確認這個方程式。如果這個方程式滿足了理論建立時的要求,那么就證明了那個先驗的理論是正確的并且能夠利用這種理論進行預測。接下來的計量分析就是在這些思路下進行的技術探討了。 公務員之家

對計量經濟學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時掌握,是掌握這門學科并加以實際運用的重要素質。尤其是計量經濟學的技巧,是一個計量人的必備素質。因為我們一直堅信,偉大的思想來源于熟練的技巧。就像武俠中的“打狗棒法”雖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個使過無數次“打狗棒法”的丐幫幫主足可以因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過于沉迷于高級計量的數學推導,我們就很可能失去欣賞這門學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機會,并且因為數學知識的缺乏而造成的沮喪可能會阻礙對其進一步的學習,從而失去了領悟計量經濟學所蘊含的大量關于生活的智慧的機會。因此,這篇文章里,我們不對計量經濟學的技術過多的論及,而主要是看其蘊含的智慧之美。

三、計量經濟學:智慧之美

最能讓我們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計量經濟學這種從樣本推斷整體的思想。如果能夠認識到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復雜性的話,我們對這種思想可能會更加珍視。比如,如果我們有一種信念,比如相信我們能夠通過努力成為一個書法家。那么我們能夠怎么做呢?計量經濟學和書法家們都會這樣建議你:先選取幾十個字來,集中精力把這幾十個字練好,最好是臨摹以往大師們的作品。這樣,你就幾乎能夠發現寫好

字的要領。因為,我們不能夠把這個世界上的字都練習到,我們只能夠由“樣本”來推斷所有字的寫法。并且,我們堅信這些“樣本”蘊含了足夠多的關于寫字的要領或者說是寫字規律的信息。這就是計量 經濟 學 的智慧之一。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幾乎將這種計量經濟學的思想推廣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并且可以 指導 我們成就卓越。無論是學習、應試、還是搞 藝術 ,甚至想要成為武林高手,都可以應用這種思想。“樣本”往往是我們窺看世界本質的窗口!有心人自會從這里得到無盡的啟發。 計量經濟學就像從一個古老的神諭里蹦出來的智慧精靈,它幾乎全面的改變了我們對于腳踏實地的看法!掌握一種過硬的分析數據的能力,無疑會全面的改變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這在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中是極其重要的。經濟理論經常地被認為是一門空洞無用的理論,這是在未有數據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見批評,先驗和演繹的方法,很多人認為,不能夠對 社會 科學的研究有什么意義。但是,有了計量經濟學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就可以從數據出發來進行我們的分析和預測,這種工作方式無疑會培養我們踏實做人的人品。并且因為處理問題的獨特技巧和思維,掌握計量工具的人會得到青睞——來自上司和運氣。

在我看來,計量經濟學還對我們的人生 哲學 有著指導意義。人的一生其實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就好像那滑過天際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間的美麗。這瞬間如何解釋?采用一種什么樣的方式來度過這一個瞬間?

人不過是蒼茫宇宙中的一粒塵埃,如果這個宇宙尚且遵循著從無序走向有序,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將這個信念加以演繹到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中呢?!其實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個隨機行走的世界中的隨機行走過程。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在下一個時段,我們會經歷什么、會遇到什么,甚至我們對于我們未來的規劃都是不確定的。這個過程是隨機的、紊亂的、偶然的和無序的。但是,這種無序和紊亂最終會走向有序。用計量經濟學的說法,我們會從這些紊亂偶然的樣本中得到一個回歸方程。這個回歸方程就是我們的人生軌跡!

當然我們對于這個軌跡的認識永遠是后驗的。我們不可能在這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之前就得出一個回歸軌跡作為我們人生的預測,這種東西沒有預測意義。那么這種有序的觀念究竟能給我們什么人生啟發呢?

那就是: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對于發生于我們周圍的看起來是好事或者壞事的東西耿耿于懷,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太過挑剔上天對我們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國自古就有“福禍”的智慧之言。以一種應有的寬容心態來對待我們的人生無疑會讓我們感到快樂。甚至我們的職業追求也是如此,沒有什么絕對的好或者不好,我們的人生軌跡在我們某些年里需要紊亂和無序,根據計量經濟學的思想,越是紊亂和無序的樣本,我們就越容易得出穩定的 統計 定律——一條穩定的人生軌跡!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傳記就可以發現,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們可能做過記者,參過軍,被抓到過牢里,看起來和其最終的路徑有了很大的背離,可是這些背離最終回歸到這條路徑上。事實上,我們并不好確定,是不是這種每個階段的紊亂和無序最終造成了他們穩定的人生軌跡?!

人生需要這種隨機性。并且如果我們要想有一條穩定的人生軌跡,依照計量經濟學的理念,我們還要讓我們的人生經歷這一樣本足夠大。如何讓自己的人生經歷更多?如何讓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隨機性?那就是:我們要過主動追求的人生。當我們在生活中有意識地主動去追求時,我們就在客觀上豐富了自己的經歷,并且擴大了自己的人生經歷樣本。因為,在你主動追求的時候,才能夠發現驚喜和奇遇。消極和封閉的人生態度不利于擴大自己的人生經歷樣本,樣本不具有變異性,就難以得出好的回歸方程。我們都應該學學“蒼蠅的哲學”,蒼蠅的四處亂撞讓蒼蠅即使在被困的時候也有機會逃脫。這也許是更有含義的古語的一句話的意思吧:樹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們的追求中,因為,我們應該珍視隨機性,因此,對于得失就不必太讓自己負累。得失是隨機的。我們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許在這冥冥之中的東西面前,可能只是一個慈悲的玩笑。太過于在意也許是失去了更多。

經濟學論文:對公共經濟學在公共管理類本科中的教學研究

公共經濟學作為公共管理類本科階段的公共基礎課,其在公共管理專業教學中的學科地位已經越來越重要。公共經濟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它的教學對于提高公共管理類本科畢業生的社會適應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為不同層次的學生理解與關注公共管理實際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思維模式。〔1〕然而,在公共管理類本科教學實踐中,公共經濟學的教學實踐出現一些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與解決將直接影響其教學效果。本文針對公共管理類本科生的公共經濟學教學存在的問題,對公共經濟學教學問題作出基礎性框架分析,可望對公共管理類的公共經濟學教學產生一些有益啟示。

一、公共管理類本科教學中對公共經濟學的學科再認識

公共經濟學脫胎于財政學,在與政治學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與財政學、政府經濟學、當代西方經濟學、公共管理學等多個學科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同時與福利經濟學、公共政策學、政治學、管理學、倫理學等也有著交叉、滲透和關聯。

根據最一般的定義,公共經濟學是對經濟效率、分配和政府經濟政策的研究。這一學科包含的主題相當分散,如應對外部性存在而導致的市場失靈、逃稅的動機分析,以及對官僚決策的解釋。為了涉及所有這些方面,公共經濟學已經從原先僅僅注重研究政府征稅和支出,演變為現在關注政府與經濟互動的每一個方面。公共經濟學試圖同時理解政府如何以及應該做出什么決策。〔2〕

新公共管理運動以經濟、效率、科學和理性作為公共部門管理的價值取向,凸顯管理技術和專業管理在公共部門與公共領域的運用,認為公共部門應引入私人部門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對稱和經濟人行為往往使得公共產品提供者抬高公共產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過權力尋租以謀取部門和私人經濟利益,加上政府經濟活動的成本軟約束帶來公共部門高昂的運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門效率低下。針對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導者呼吁必須革新與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學與經濟學開始強強融合,相互滲透。〔4〕基于這樣的背景,公共經濟學在公共管理類的教學中也因此就顯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經濟學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門直接配置資源的經濟活動及決策過程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5〕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作為公共管理類公共基礎課的公共經濟學學科有其特定的屬性,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義:第一,它是一門經濟學,但卻不同于傳統財政學僅著重制度描述,而注重運用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第二,公共經濟學研究公共部門直接配置資源的活動,不包括政府使用經濟杠桿引導資源配置的間接調控行為;第三,公共經濟學研究公共部門活動的決策機制,突顯公共產品與公共選擇理論的內容;第四,活動的主體是政府,但同時也包括公共企業和其他公共部門。

二、公共經濟學在公共管理類本科教學中的問題與成因分析

公共經濟學以政府為主體的公共部門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研究公共部門從事經濟活動的方式方法、主要經濟效應及其與社會管理目標的關系,研究體系以公共產品和公共選擇兩大理論作為支柱,以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公共收支、預算管理、公債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國民經濟宏觀調控作為主要內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類教學實踐中,公共經濟學的教學存在問題較多,如教學目標比較模糊、教學內容與專業特點銜接不夠、缺乏專門針對公共管理類的本科教材、教學模式單一、學生知識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夠科學等問題,不過最突出的問題歸結為一點就是公共經濟學的教學效果不盡人意。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解釋:從學生層面來講,在學習過程中,公共管理類學生普遍感到這門課程理論性很強,對數學基礎要求較高;而公共管理類專業的學生文科出身較多,他們對公共經濟學中出現的模型公式以及數理推導理解上存在困難,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對政府經濟行為及其經濟社會效應的正確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學們對公共經濟學的學習興趣。另外,公共經濟學的先修課程是西方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公共管理類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經濟學多是在一個學期講完,而經濟類本科生往往用兩個學期來講授,因此公共管理類學生的經濟學思維訓練和熏陶方面不如經濟類本科生那樣規范和熟練,加上公共經濟學教學內容體系龐大,綜合性較強,這也無形中降低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進而影響了教學效果。從教育工作者層面來講,由于公共經濟學在中國尚屬一門嶄新的學科,多數教師對其教學目標還不是很清晰,對教學內容體系的認識與把握尚不夠清晰準確,教學方法的運用還不夠科學,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共經濟學的教學效果,阻礙了該學科合理的理性發展。這就要求公共經濟學的教育工作者對以上問題進行認真思考,拷問我們現行的教學體制,建構一套完整科學合理的公共經濟學教學體系,在此基礎上探討適用于公共管理類本科生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公共管理類學生的公共經濟學整體教學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類本科生的公共經濟學教學建議

筆者在高校從事公共管理類本科生公共經濟學一線教學多年,從教學實踐中有一些切身體會,認為公共管理類的公共經濟學教學效率的提高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聯動:

首先,應根據公共管理類不同專業就業取向制定不同教學目標。例如, 行政管理專業學生就業取向:進入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及中介組織從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與其它相關管理工作者居多,當然也有諸多選擇繼續深造。因此,我們可以將行政管理專業的公共經濟學教學目標設計為:扎實掌握公共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與公共支出方面的職能及其原理,學會分析政府現行的公共政策目標和原理,著重培養學生敏捷的思維、組織協調能力與良好的溝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專業學生的就業取向:進入文教、體育、衛生、環保、社會保險、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業單位從事管理工作,當然也有不少選擇繼續深造的。因此,該專業的教學目標可設計為:掌握公共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了解政府公共收入與公共支出職能、相關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稅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長組織協調、規劃及人際交流等。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的就業取向:進入政府機關、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民政部門、各級工會組織、大中型企事業單位、社區部門以及非政府組織等從事勞動與社會保障工作與管理,選擇繼續深造的學生也不少。因此,我們將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公共經濟學教學目標設計為:掌握公共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職能與原理,掌握勞動與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與國家相關政策法規,掌握稅收、預算、公債、國家管制等基本原理與制度,著重培養扎實的理論分析能力、良好的社會溝通與實踐能力。當然,在總體教學目標上,還應體現多維度,使學生對公共經濟學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識及其在現代社會中的應用有較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同時學會觀察公共經濟問題,培養分析解決實際公共部門運轉中存在問題的能力。

其次,不同專業教學內容應靈活設置,體現不同的教學重點。依據公共管理類不同專業教學目標,行政管理專業的教學重點應為公共產品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公共支出理論、稅收理論、稅收制度、預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間財政關系等內容;公共管理專業的教學重點應為公共產品理論、公共選擇理論、稅收制度、預算管理、公共管制、財政政策等內容;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教學重點應為公共產品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公共支出理論、公共收入理論、預算管理、公債理論等內容。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綜合運用基本理論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第三,公共經濟學教學過程中,要注重把經濟活動思維與公共管理問題結合起來。對于本科階段的教學應該讓學生掌握公共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的同時,學會應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問題。一般公共管理類的本科生都已經學過初級的西方經濟學,具備一定的經濟學知識,但是并未真正學會運用這些知識分析現實問題,公共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更要注重培養學生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分析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和思維慣性。

第四,必須合理區分公共經濟學和公共財政學教學內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國的財政學教學往往以制度描述為主,教學的重點多是放在用經濟學原理分析財政現象上。而公共管理類本科生的公共經濟學教學,要凸顯公共產品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學科外延上要著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潔高效同時又兼有地方與中央兩個積極性的政府公共部門,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編寫與選用時審慎選擇。與此同時,也應在公共經濟學的考試方式方法與考察重點上有所側重。

經濟學論文:世界經濟雙重經濟學分析

一、考察世界經濟的雙重經濟學視角

曼德爾指出:“《資本論》第一卷最初出版時,資本主義工業雖然在西歐少數國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歐大部分地區在內的整個世界上,它還是獨立農民和手工業者大海所包圍的孤島。”④因此不難理解,馬克思為什么選擇英國作為典型進行剖析。《資本論》所闡述的,主要是為了追求私人利潤并把這種利潤用于資本積累的生產方式所具有的無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長趨勢。《資本論》問世以來,資本主義的技術和工業已傳播到全世界,不僅物質財富以及把人類從無意義的機械重復勞動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會的兩極分化也擴大了,資本的所有者越來越少,被迫向他們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者越來越多。財富和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工業巨頭和金融企業手中,這使得資本和勞動之間展開了越來越廣泛的斗爭。曼德爾指出,資產階級為挽救資本主義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盡管采取了凱恩斯的辦法,盡管實行了各種各樣企圖使工人階級與晚期資本主義一體化的措施,最近十幾年來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說發生了什么變化的話,那就是變得比馬克思寫《資本論》時更加危機四伏了”⑤。從越南戰爭到世界貨幣制度的混亂,從西歐1968年以來激進工人斗爭的高漲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對資產階級的價值和文化的拒絕,從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到周期性的經濟衰退,隨處都有跡象表明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曼德爾總結道,“《資本論》說明了為什么這個制度的日益尖銳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發展一樣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資本的內在否定性———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

曼德爾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由于像19世紀的英國那樣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越來越多,今天的世界遠比寫作《資本論》時的世界更接近《資本論》中的“純粹”模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一般公認的信念相反,馬克思與其說是19世紀的經濟學家,還不如說是20世紀的經濟學家。眾所周知,《資本論》研究的是生產關系,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⑦《資本論》第一卷研究的是“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全部三卷所講的“資本”都是一個生產關系概念,而不是生產力概念。這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資本”,特別是西方經濟學所理解的“資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經濟學大多把資本當成了生產力概念,它講究的是投入、產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價值”和“剩余使用價值”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這里的“價值”和“剩余價值”都是通過交換實現的抽象勞動,因而表現的是人與人之間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它只適用于私人勞動與其他私人勞動在相互對立、相互統一中構成整體社會勞動的市場經濟。從生產力的角度看,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勞動,只涉及具體勞動。

具體勞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體勞動進行比較,不涉及與其他人的關系。在生產力經濟學中,資本創造的不是剩余價值,而是剩余使用價值。按照這種眼光,資本在一切時代都存在———只要使用價值通過一個生產循環,能夠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它就是資本。在馬克思看來,正是這種理解,把資本這種特定時代的生產關系當成了永恒的自然關系。馬克思真正主張的是,在特定的生產關系中考察生產力的發展。盡管馬克思強調,資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價值即勞動產品,而是剩余價值即多余的貨幣;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價值的轉化形式。但是,在《資本論》第二卷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潤、利潤率的時候,馬克思恰恰是從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兩個方面來考察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的。實物補償實際上就是使用價值的補償。馬克思指出,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運動,“不僅是價值補償,而且是物質補償,因而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態的制約”⑧。因而,從生產力經濟學和生產關系經濟學兩個方面來考察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題中之意。今天,我們無論是研究資本內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現,還是研究當今的世界經濟,都應當著眼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兩種經濟學視角。

二、資本內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現

羅莎?盧森堡在研究資本積累時發現一個問題,作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資本論》沒有顧及資本主義經濟的非資本主義環境:“我們在《資本論》全部三卷中看出,馬克思的分析的理論前提,是假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著普遍而唯一的統治地位。”在她看來,“這個前提,乃是理論上的權宜之計。現實上,從來沒有過那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給自足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前提,如果只是作為論證純粹形態的問題之助,而不變更問題的條件,那么,它是一個完全可以允許的理論上的權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現實的世界經濟,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實際上,到羅莎?盧森堡的時代為止,資本主義經濟總是在一個非資本主義環境中,即在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聯系中得到發展的。盧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資本主義經濟與非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前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價值循環和使用價值循環的情況下,資本積累的實現條件問題。盧森堡的研究可以視為對《資本論》的發展。它把《資本論》關于資本內在否定性的論述和《共產黨宣言》關于經濟全球化的論述溝通起來了。人們公認,《共產黨宣言》最早描繪了經濟全球化的圖景:“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變成世界性的了。”“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

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盧森堡所關注的正是《資本論》中資本的內在否定邏輯在世界市場中的現實表現。在《資本論》的最初計劃中,馬克思是把世界貿易、把生產和消費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賴排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也就是現行的《資本論》第三卷之后來考察的。如果這一計劃得以實現,我們就能夠看到,資本的內在否定性是如何從抽象過渡到具體,表現在世界經濟的全景中的。遺憾的是,這個宏偉的計劃未能完成。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從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據馬克思遺稿編成的《剩余價值理論》可以視為《資本論》的第四卷,但從內容上看,盧森堡和列寧的世界體系論才是名副其實的《資本論》續篇。在馬克思看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并不是一種外部否定,而是資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產力的發展,都必須采取一定的生產關系形式。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所以能夠戰勝其他生產關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帶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獲取利潤,而不是生產使用價值,但對利潤的追求迫使資產階級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從而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一旦 這種發展不再能帶來利潤,資本就不再是資本,而還原為貨幣,資本的生產就還原為使用價值的生產。這也就超出了資本的限度。于是,資本的內在否定性就轉化為它的外在否定性。馬克思對資本內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種邏輯限度的分析。如果把盧森堡的研究和列寧的研究加進去,我們可以發現,資本內在否定性所表達的邏輯限度,實際上是在現實的時間限度和空間限度里表現出來的,即在資本積累的世界歷史中,資本的內在否定性必然會外化為具體的時空限度。盧森堡指出,“資本主義是第一個具有傳播力的經濟形態……但是,同時它也是第一個自己不能單獨存在的經濟形態,它需要其他經濟形態作為傳導體和滋生的場所。雖然它力求變為世界普遍的形態……然而它必然要崩潰,因為它由于內在原因不可能成為世界普遍的生產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資本主義本身是一個矛盾,它的積累運動帶來了沖突的解決,但同時,也加重了沖突。”⑩帝國主義的海外殖民擴張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贏得了世界市場,大大拓展了工業資本的發展空間,緩解了資本主義宗主國國內的經濟危機。

但是,這種空間的拓展相對于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而言是遠遠不夠的,遲早還是會出現宗主國國內的那種生產力與購買力之間的矛盾,只不過原先一國范圍內的矛盾升級到世界范圍內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場上,除了原有的勞資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國之間的矛盾、不同宗主國之間的矛盾。而作為資本擴張的無限性與擴張空間的有限性之間矛盾的極端表現,就是世界范圍的革命的爆發。因而,以盧森堡和列寧為代表的國際共產主義認為,在資本積累的世界歷史中,“國內外資本積累的條件將變為自己的對立物,那就是它們變為資本沒落的條件”瑏瑡,到了那個時候,除了實現社會主義外,沒有其他的出路。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間限度和空間限度。到《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主要是英國,因此,馬克思“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瑏瑢。但19世紀的英國同其殖民地特別是同印度的關系,無非是20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與前資本主義世界關系的縮影,或者說,前者向后者展示的,無非是后者未來的景象。然而,20世紀還是有兩大現象超出了《資本論》的范圍:一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和瓦解,二是虛擬經濟的出現和繁榮。這兩大現象同樣必須從生產力經濟學和生產關系經濟學兩個視角加以理解。

三、雙重經濟學視角下的國際分工與中國發展道路

《資本論》所反映的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主要是生產關系的危機。但是,20世紀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遭遇的困難,特別是蘇東劇變,卻屬于另一種危機:生產力發展的危機。中國的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并且不斷發展,與堅定不移地奉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紀,資本主義沒有滅亡,原因在于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獲得了進一步發展。在美國,這是通過羅斯福“新政”、創立“宏觀經濟”實現的;在歐洲,則是通過社會黨創辦“福利國家”、建立“消費社會”實現的。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陣營的崛起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挫折,則與盧森堡分析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聯系在一起。俄國十月革命,與其說是馬克思《資本論》的革命,不如說是盧森堡《資本積累論》和列寧《帝國主義論》的革命。現在回過頭來看關于“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爭論,我們可以發現:這場爭論之所以沒有成效,恰恰是由于忽視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不僅應當在生產關系的層面上進行,還應當在生產力的層面上進行。斯大林混淆蘇聯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的區別,誤把比資本主義還低的生產力水平上建立的蘇聯社會主義混同于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這確實帶來了嚴重的后果。

二戰以后,斯大林甚至試圖建立平行于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社會主義市場。實際上,蘇東劇變并沒有證明社會主義的失敗,它只是證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失敗。這種失敗的理論原因在于只是從生產關系經濟學的角度看待世界經濟,沒有從生產力經濟學的角度,特別是沒有從國際分工的角度看待世界經濟。相反,中國采取改革開放政策,緊緊依靠世界市場,僅用了30多年時間,經濟總量就躍居世界第二,這一事實表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對于自身的經濟發展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然而,一旦融入世界經濟,資本的內在否定性所導致的種種問題就不再僅僅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問題,它也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尤其是面臨虛擬經濟的挑戰,中國必須拿出自己的對策。這同樣要從生產力經濟學和生產關系經濟學兩個角度著眼。在盧森堡看來,按照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關系,非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然經濟國家,一類是商品經濟國家。對后者,資本主義需要購買其原料和向其傾銷產品,因此是一種“正常”的貿易關系;對前者,首先必須瓦解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納入商品經濟體系,然后才能用市場交換的辦法進行剝削。因此,對自然經濟國家的經濟,首先采取的必然是原始積累時期的暴力掠奪手段。但是,如果非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強有力的民族國家政權,利用后發優勢主動融入世界經濟,那么這種發展順序就可以被打破,這些國家就可以為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爭取到相對有利的位置。至于這些民族國家政權采取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并不影響它們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在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中,德國和日本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而中國則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些國家的成功,都與自覺進入世界歷史進程有關。意大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阿銳基(又譯阿瑞基、阿里吉)在《漫長的20世紀》中追述了從文藝復興到當代的資本主義擴張和霸權大國的逐次循環。在他的論述中,資本的物質擴張階段最終在過度競爭壓力下逐漸消失,讓位于金融擴張階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國家間混亂的年代的出現。在新的社會集團的支持下,一個能夠恢復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啟物質擴張循環的新興霸權大國的出現,將消除國家間的混亂狀態。

熱那亞、荷蘭、英國和美國依次被稱為這種霸權國家。在《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中,阿銳基斷言,世界霸權從美國轉到中國的時代來臨了。由于中國是一個非資本主義傳統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這一次權力轉移將給人類帶來曙光。從資本內在否定性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表現來看,我們不得不說,阿銳基過于樂觀了。他忽略了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廉?I.羅賓遜在《全球資本主義論: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中所關注的全球資產階級的大聯合。這是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勢力。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不過是這種勢力擴張自身的理論反映而已。這種聯合不僅改變了《資本論》的語境,而且改變了《資本積累論》和《帝國主義論》的語境。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期待的是《共產黨宣言》中號召過的那種“全世界無產者”的國際聯合。這種聯合被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破壞掉了。在《資本積累論》和《帝國主義論》中,盧森堡和列寧期待的是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的聯合,這種聯合被第三國際的大國沙文主義者破壞掉了。在整個20世紀,對資本主義構成制約的,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外部壓力,二是受到社會黨影響的民族國家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治理的內部壓力。遺憾的是,蘇東社會主義的解體,使資本主義失去了外部壓力;經濟效率的降低迫使社會黨放松管制,使資本主義失去了內部壓力。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大量引進外資,客觀上使得發達國家降低稅收,以便把資本留在國內,從而使全球資本獲得了空前的主動權。在這種背景下,已經進入小康社會的中國顯然不能延續舊的發展思路。

從熱那亞到荷蘭,再到英國和美國,經濟霸權的轉移都與全球資源和生態的容納能力密切相關。中國既沒有盧森堡所說的前資本主義經濟水平國家作為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的目的地,也沒有發達的、足以吸納全球過剩資本的金融市場。唯一的出路是從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兩種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實體經濟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虛擬經濟的力量對比,力圖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全面超越傳統發展模式的局限性。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分工中占據主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曾經研究過虛擬資本。從生產關系經濟學角度看,虛擬資本僅僅是資本的虛擬化。由于整個國際貨幣體系仍然建立在金屬貨幣即抽象勞動的物化形態上,虛擬資本并未從根本上影響到資本主義的金融市場,反而對通常的所謂“物質資本”即從生產力經濟學角度看的資本的發展有一種促進作用。但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隨著美元與黃金脫鉤、各國貨幣與美元脫鉤,貨幣也被虛擬化了。這就為虛擬資本成長為虛擬經濟,從而使金融市場空心化準備了前提條件。因此,中國目前面對的,一方面是國內隨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所積累的使用價值的堆積,另一方面是在國際金融戰爭中所處的劣 勢地位。中國必須既通過經濟結構轉型、技術創新推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又通過金融創新推進虛擬經濟的發展。只有在兩條戰線上都取得勝利,阿銳基所期待的人類曙光才會顯現。這就需要我們同時既在生產關系經濟學、又在生產力經濟學上實現理論創新。

經濟學論文:信用問題的行為經濟學分析

摘 要:信用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彰顯重要,傳統主流經濟學對此已有諸多分析,“經濟人”假設是其分析的基石。但現實經濟活動中,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狀態。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分析信用問題,是一個新的嘗試,能使信用問題的研究更趨完善和全面。這里運用確定性效應、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從眾行為的原理,對信用的有限理性行為進行了分析,并據此從三個層面提出了信用問題治理思路。

【關鍵詞】信用;確定性效應;分離效應;從眾行為。

信用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市場經濟可以說是信用經濟。信用的好壞是衡量、制約或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針對信用的經濟學分析,傳統主流經濟學已有諸多的闡述,筆者在此首次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對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遇到的信用問題進行詮釋。

一、信用問題概攬

在日常經濟活動中,我們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別人信譽差,希望有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使得社會交往和經濟交易活動能在一個有序、安全的氛圍中進行,但對自己這一方是否會遵守約定、恪守信用,卻并不嚴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時就預留了不守信的伏筆。也就是說,在社會交往和經濟交易活動中,人們均希望別人守信、社會誠信,而惟獨自己可以不完全誠信。當大多數人都是這種思維時,整個社會信用狀況差也就成為一種自然的普遍現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統計的數據顯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單”的個人及企業近七萬,其中,自然人占兩萬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業有三萬九千兩百七十五戶,這些個人及企業,因為失信,被鎖進“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系統”,他們將為各自的欺詐、哄瞞等失信行為付出沉重代價。在全國各地,因失信而導致的經濟糾紛,甚至惡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區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嚴重阻礙區域經濟的發展,如汕頭經濟特區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視經濟活動中的契約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國稅部門開出的增值稅發票可信度低,而被國家稅務總局通報不能作為出口退稅之用,致使汕頭特區1000多家外向性企業不得不外遷,嚴重影響了汕頭經濟發展。

信用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彰顯重要,傳統主流經濟學對此已有諸多的分析,“經濟人”假設是傳統經濟學的基石,其核心內容是:人是“理性經濟人”,“經濟人”的目標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揭示了市場利益原則,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經濟動機分析之外,使“經濟人”成為純理性的人,忽視非理性因素在經濟主體行為中的作用,“經濟人”的一切行為都圍繞著市場利益原則,并以此作為行為(包括信用行為)的動機。信用是商品貨幣交換關系的一個經濟范疇,信用行為作為“經濟人”的市場行為,其出發點是利益預期,利益成為信用行為的經濟杠桿,“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則取決于他對贏利的預期。”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信用問題,特別是行為主體優選守信還是失信行為,從理論上歸納為以下幾種解釋: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為主體(個人、企業和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約,關鍵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給他帶來的成本收益預期,當經濟主體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則優選守信,反之,則失信;當經濟主體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懲處的成本),則優選失信,反之,則寧愿守信。如醫療行業中,正規大型醫療機構中的少數醫務人員做“醫托”,把來就診的病人介紹到私人機構就診,從中提取回扣,這種現象一經發現,在西方國家則是吊銷醫療執業資格而永不能從事醫療職業,失信成本遠大于收益;但在中國則是通過一番教育或罰款懲處后,仍繼續原醫療職業,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機會在以后的繼續失信中彌補失信成本。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懲處方式,導致行為主體選擇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為取向。二是信用行為的“劣幣驅逐良幣”(又稱二手車市場或檸檬市場)現象。“劣幣驅逐良幣”是經濟學上“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結果,在這種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人們采取“舍優取劣”的行為取向以保證經濟交易時收益最大化、損失最小化。在實際經濟交易時,假設有甲、乙兩方,盡管雙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種美德,若雙方守信都會帶來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對稱而不知對方會采取守信還是失信的行為取向,為防止對方失信并規避己方守信可能帶來的損失,而采取失信的行為取向是己方的較優選擇;假如甲方決定采用失信行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則損失;若失信程度與甲方一致,則雙方各不沾對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則甲方損失。此后,甲方再與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則會以失信行為為優選。市場交易的結果是失信行為獲得較大收益,守信行為遭受損失,其導向是守信者逐漸減少,失信者逐漸增多,失信者逐漸把守信者驅逐出市場。三是信用行為的重復博弈減少。 交易主體的重復博弈是誘導人們采取守信行為的有效機制之一,重復博弈機制在相對封閉的農耕自然經濟社會是誠信維護的最有效機制;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特別是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建設過程中,人們的經濟活動范圍擴大、交

易對象眾多,交易主體之間重復博弈次數減少,甚至由重復博弈向一次博弈演變,在信用體系尚未完善之前,優選失信行為是相對“明智”之舉。

二、信用問題的行為經濟學詮釋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取向的解釋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但現實經濟活動中,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狀態。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信用問題是一種新的嘗試,能使信用問題的研究更趨完善和全面。

1、確定性效應。

行為經濟學中的前景理論認為, 人們是厭惡風險的,與可能的結果相比,人們更青睞于確定的結果,既便可能的結果有更好的預期價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獲得300元和100%概率獲得150元之間選擇,前景理論認為人們會選擇后者;又如,納稅人在分項扣除和標準扣除之間選擇時,預期效益理論認為人們會選擇節稅最多的結果,而前景理論認為,在風險與安全之間,納稅人更應選擇后者,盡管兩種都節稅,但與標準扣除相比,分項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確定,故更有可能選擇標準扣稅。 對信用問題的分析,也存在確定性效應。交易主體在交易過程中是優選守信還是失信行為,關鍵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選擇哪一方,假如當選擇守信時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選擇失信時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時,該交易主體會傾向于選擇失信行為,因為守信時有30%被蒙騙的可能性;當選擇守信時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選擇失信時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時,該交易主體會傾向于選擇守信行為,因為失信者有30%被懲罰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推定,假如一個國家的社會信用制度規范、簡明、易于操作,且對失信行為的社會懲罰嚴厲,威懾作用強大,守信或失信的風險和收益易于辨析,使守信者的收益確定性大于其風險,使失信者的風險確定性大于其收益,這樣,就促使交易主體優選守信行為取向; 反之,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信

用制度不健全、不規范、繁瑣、難以操作,且對守信行為的保護性差,對失信行為的懲罰不力,守信或失信的風險和收益難以辨析,使守信者的風險確定性大于其收益,使失信者的收益確定性大于其風險,甚至守信也會面臨一定風險,且失信的風險小,在這種扭曲的情形下,交易主體就會優選失信行為取向。

2、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

人們在最終決策時依賴于信息顯示,盡管這些信息對決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們對信息處理的方法是多樣化的,這可能導致其偏好與選擇的不一致,即產生所謂的分離效應。如拋硬幣就表明了分離效應對決策的影響:在第一次拋硬幣打賭的結果出來以后,問所有參賭的人是否愿意再賭一次,大部分的回答是“第二次賭取決于是否贏了第一次賭”,盡管第一次賭的輸贏與第二次賭的實際結果的影響不大;若第一次賭贏了,大多數人愿意再賭一把,否則,大都不愿再賭。

當期的風險態度和決策受前期決策實際結果的影響,前期盈利增強人們的風險偏好,以平滑當期的損失;前期損失會加劇以后損失的痛苦,人們的風險厭惡會增強。如果失信者在前期的收益經常大于成本,會助長其失信偏好,不斷重復失信行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為違規者造假獲得的收益遠大于違規成本,利潤頗豐,且每次違規后所受到的處罰很輕,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職業造假違規的專業人士。股市中因不誠信而造假的觸目驚心的案件,在初期只是小規模的造假失信行為,但因屢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勵,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數額巨大、情節嚴重的造假案例;相反,若伸手必捉、嚴懲不怠,失信者就會被強化為風險厭惡者,失信行為就會受到抑制,守信行為就會受到弘揚。

3、從眾行為。

不守信用的從眾行為源于行為主體的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從內因看,行為經濟學由心理角度分析得出,人們在模棱兩可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往往受到身邊因素的影響,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從眾行為。我們可用下面的例子來具體說明。有兩家飯館相互緊挨著,每個顧客都要從中選擇一家來就餐。第一位顧客選擇在哪家就餐是完全根據他自己的意愿,而下一位顧客除了按他自己的喜好來做決定之外,還可能受第一個顧客的影響,如果前兩個顧客的選擇相同,則第三個人看到其中一家飯館有兩個人在用餐,而另外一家卻沒有顧客,也可能會選擇人多的飯館。最終的結果是,很可能所有的顧客都會選擇同一家飯館就餐。但是實際上,選中的那家飯館很可能是差的。上述理論可用來分析信用問題,失信者通過觀察別人的信用選擇行為,或通過不合理的推理認為他人選擇失信行為而獲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懲處的代價低于失信所獲得的收益,即使被懲處,大多只是被要求彌補對方成本或罰點款了事,個人受到制裁甚少,這樣,無形中誘發和刺激了消費者個人或企業管理者們產生了“法不責眾”、“跟風無過”的心理,這種從眾心理所導致的行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簡單復制和添加,而是不斷總結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嚴重。人總是處于一定社會經濟活動之中的,周圍環境對自身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從眾心理在很多人的腦海中根深蒂固。根據行為經濟學家的觀點,人的行為不僅僅受到自私心理的支配,而且受到社會價值觀的制約。價值觀是用以指導人們行為的心理傾向系統,是浸透于個性之中支配人的行為、態度、觀點、信念、理想的內心尺度。市場經濟下,經營環境日益復雜,各種誘惑隨之產生,相應地,一些丑陋現象也相伴而生。一部分人以個人的利益為核心,直接或間接不守信用而欺騙另一方交易者。

從外因看,產生這種從眾行為的外部原因在于對失信者的懲罰力度太小。行為經濟學家指出,人們作決策、作判斷時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違法必定要受到懲罰。如果在完全理性的情況下,人們不會選擇觸犯法律。失信者之所以“以身試法”,在于他們覺得失信帶來的收益可能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正是這種僥幸心理的存在,使得交易主體在作決策判斷時,不會是完全理性的。正如一個小偷在他第一次行竊“成功”后,發現獲得的“收益”遠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嘗到甜頭后膽子會越來越大,罪行也會越來越嚴重。同理,當交易一方發現不守信用帶來的收益遠大于失信行為暴露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非完全理性的一方交易者會為了收益而放棄誠信操守。另外,監督成本過高,違規成本、訴訟收益太低,這就誘致眾多行為人選擇失信,失信案例層出不窮,社會信用普遍較差。 三、基于行為經濟學的信用問題治理

信用問題治理是國內外理論界和實務界不斷探索并力求予以解決的課題,構建合理的信用制度是解決信用問題的主題。筆者根據以上對信用問題的行為經濟學分析,從三個層面提出信用問題治理思路。

1、第一層面是根據確定性效應,構建規范、簡明、易于操作的信用體系,交易主體易于辨析守信或失信的風險和收益,把自己規范在自覺守信行為層面。按照前景理論中的確定性效應,人們面臨“獲得”,傾向于“風險規避”,所以,應創造條件,增加人們面臨“獲得”的概率。為使守信的“獲得”概率增加,可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建立社會征信機制,使人們易于獲得全社會的行為主體的信用信息,降低單一行為主體之間的信用信息獲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盡量使社會征信機制和信用交換機制在規范的基礎上簡單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導盡量多的大眾在社會經濟交往過程中,盡量通過正式規范信用體系渠道獲取各行為主體的信用信息,減少通過非正式渠道獲取信用信息,如通過親朋好友打聽或道聽途說。

2、第二層面是根據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使交易主體之間一對一的失信行為演變為失信者與整個社會的信用對抗,通過與整個社會的信用對抗機制把失信者的失信行為強化為守信行為,使介于失信后至法律懲罰之間的灰色地帶的失信行為得以遞減。培育發達的信用信息交換和擴散機制,是這種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能夠中斷的關鍵,也就是在征信制度基礎上,生產出可以交換的市場能夠接受的信用產品,同時建立規范的信用產品交易市場。這樣,一旦某一交易行為主體不守信用,其失信行為很快通過信用信息交換和擴散機制,也即通過信用產品在信用交易市場上交換并擴散出去,導致失信者對交易另一方的失信行為轉化為對整個社會的失信行為,失信者將會喪失與社會中任一交易主體之間的交易機會,作為他不守信用的代價,這種代價會伴隨他較長時間甚至一生,其懲罰和威懾作用是很顯著的。這樣就能中斷失信者的這種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

3、第三層面是根據從眾行為特性,完善失信行為的法律機制,強化失信行為的法律懲罰力度,弱化失信行為的示范作用,使失信的跟隨者攝于法律的嚴懲,而由失信行為取向轉變為守信行為取向。行為經濟學家們研究發現,在非理性的情況下,人們面臨“獲得”,傾向于“風險規避”,故處罰比獎勵對人的“刺激”更大。根據該理論,讓失信者徹底放棄僥幸心理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大懲罰力度,讓違法者們意識到不守信用必將付出沉重代價。為此,一是要加快我國的法制建設,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強化執業監管,加大懲罰力度,以解決行業中的“劣幣驅逐良幣”問題。二是要加強執法機關隊伍的建設,提高執法人員的素質,促使他們在工作中做到“執法必嚴”,對違反法律的失信行為,要嚴肅處理,決不能姑息遷就。

目前國內加快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步伐,如上海、北京、深圳的個人征信系統運行,浙江、江蘇、湖北等省市的區域信用體系構建等,隨著信用制度的完善,失信所獲收益的成功率逐漸變得更為不確定,客觀上強化了交易主體守信收益的穩定性,引致社會交往、經濟交易中個人、企業守信行為趨于強化。

經濟學論文:國際經濟學最新理論概述

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

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的進一步加快和各國經濟參與世界大市場的進一步深入，對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政策理論提出了新的課題，以下是這一領域的最新理論成果。

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

1 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以斯蒂德曼為代表的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堅持并繼承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認為貿易的真正來源在于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并非資源稟賦的差距。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于突出位置，并貫穿分析的始終。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2 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

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成功的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更大的規模經濟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其“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一步。

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代表的凱恩斯在國際貿易方面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20世紀70年代之后，以弗雷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

1 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

(1)以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為代表的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認為：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2)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

(3)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于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 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以哈伯勒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并促進國際貿易后，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以及創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

3 不完全市場競爭下的新貿易政策理論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干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國際金融一體化

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趨勢已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也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首先，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主權國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場合下，資本力量已經超越了國家力量。包括最發達的國家，無論從實力、理論、法律還是從技術上都難以控制國際游資的沖擊。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升了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權力地位，在特定的時期對于民族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主權提出了挑戰。

二戰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這一概念是以格拉斯為首的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的，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系。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兩種趨勢：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合起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金融霸權對國際關系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起著決定作用，還會促成 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后果是加劇了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金融霸權會通過各種形式從發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

克魯格曼的“蕭條經濟學回歸”

保羅·克魯格曼提出了一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所謂“三難選擇”，即克魯格曼早些時候所說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永恒的三角形”的妙處，在于它提供了一個一目了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克魯格曼認為歐洲貨幣聯盟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中國則是選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開放“經常帳戶”，不開放“資本帳戶”。克魯格曼認為，“三中擇二”是國際經濟體系內在的“三難選擇”的體現。他高度贊賞中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對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意義重大。

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的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像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

國際匯率問題

所謂匯率即外匯買賣的價格，它等于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交換的比率，國際匯率問題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一直處于較為重要的位置。從歷史上看，關于匯率的理論有匯率決定的貿易論或彈性論，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匯率決定的貨幣主義理論、匯率決定的資產組合平衡理論等。最近十幾年來，對匯率的模型與動態分析、匯率與購買力平價關系、資本帳戶研究分析等較為吸引經濟學界的關注。

1 匯率的模型分析

匯率決定理論是西方外匯匯率理論的核心，70年代以來，由于浮動匯率制取代了固定匯率制，匯率的變動幅度以及影響匯率變動的各種因素方面，出現了固定匯率制下從未出現的異常現象，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一問題，西方學者構建了許多模型，主要包括：(1)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弗蘭克爾模型；(2)粘性價格的貨幣模型——多恩布什模型；(3)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4)布蘭森的資產組合模型

2 保羅·克魯格曼的匯率動態研究

保羅·克魯格曼認為貿易流量對匯率變化反應遲緩，為進入一國市場，進口商和出口商必須承擔一定的沉沒成本，他們的未來收益采取一種貨幣形式，而成本則采取另一種貨幣形式，當匯率的未來變化不確定時，未來贏利也不確定。在短期內匯率對貿易流量沒有什么影響，因為不確定性誘使貿易商繼續等待，但此后為回應基本沖擊，匯率必須發生大幅變動才能使市場出清，這樣，最初的波動就會對匯率變動產生放大的影響。

3 南方國家的匯率風險

目前發展中國家匯率所面臨的風險極為巨大，這是因為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對于發達國家的利率變化極為敏感，而后者完全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控制之外。研究揭示，從1975年到1992年，100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危及的觸發，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利率（簡稱“北方利率”）變化密切相關。“北方利率”每增長1%，“南方”銀行危機的可能性就增長3%。這是因為國際資本（尤其是證券資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時，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國際資本就有可能掉頭回轉。“北方利率”的上升，不僅提高資本回轉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對“南方”銀行的“逆選擇”：高利率只吸引過度樂觀的“南方”借款者，從而加劇金融危機的爆發。

4 購買力平價對國際匯率的影響

目前對一個經濟發展衡量指標有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NP)、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傳統計算方法以及購買力平價(PPP)方法，傳統計算方法是根據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匯率，把按本國貨幣統計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折算成美元來計算國民經濟的規模，其缺點是在計算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時，把國民生產總值以美元匯率計算，而沒有把該國貨幣和購買力因素計算在內。購買力平價方法與傳統的匯率計算方法完全不同，購買力平價的方法，利用購買力平價作為轉換因素，將本國貨幣在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按國際市場價格折算成美元，來估算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

經濟學論文:談國際經濟學教學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論文關鍵詞:國際經濟學 教學方法 教學質量

論文摘要:作為經濟學的基礎學科,國際經濟學具有以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課程體系比較龐大、與其他專業課程互為依托、對數學能力要求較高等特點。但目前國內很多高校在國際經濟學教學實踐方面仍存在一些諸如學生的專業基礎和數學能力較弱、教學方式較為傳統以及教學質量不高等問題。因此,為了進一步提高國際經濟學的教學質量,仍需從不斷提高教師素質、創新教學方法、加強理論聯系實際等方面入手。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地區)之間的國際經濟關系也越來越密切,國際經濟學在經濟學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斷提高,且已成為經濟學類各專業的一門核心課程。因此,結合國際經濟學的自身特點,不斷探索該學科的教學改革,對提高國際經濟學的教學質量以及學生運用該課程分析和解決國際經濟問題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國際經濟學學科的主要特點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中國部分高等院校才開設國際經濟學這門課程,之后越來越多的高校也陸續引入這門課程。作為一門在中國發展時間仍不長的經濟類專業基礎課程,國際經濟學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以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國際經濟學以經濟學的一般理論為基礎,研究國際經濟活動和國際經濟關系,是一般經濟理論在國際經濟活動范圍中的應用與延伸,是經濟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國際經濟學主要是以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從研究內容來看,國際經濟學主要包括微觀部分(國際貿易部分)和宏觀部分(國際金融部分)兩大塊。其中,國際貿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本工具,屬于實物面研究;而國際金融理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觀經濟分析為主要工具,屬于貨幣面研究。

2.理論體系比較龐大。國際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比較廣泛,并且涉及到很多當前國際經濟中的現實問題。微觀部分主要研究國際貿易純理論、貿易政策、貿易與經濟增長、要素國際流動等問題,側重于解釋國際貿易的起因與利益分配以及國際貿易政策的影響及其依據等。宏觀部分主要研究國際收支理論與政策、匯率理論與政策、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貨幣制度等問題。從國際經濟學所涉及到的理論派系來看,微觀部分主要涉及到絕對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重疊需求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規模經濟理論等,宏觀部分主要涉及到貨幣模型、資產組合平衡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等,可謂是理論派別林立。此外,國際經濟學是一門發展的學科,如克魯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國際經濟學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3.與其他專業課程互為依托。國際經濟學和經濟類專業的其他專業課程,如西方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等課程互為依托。在本科專業的課程體系中,國際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專業基礎課,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專業課程之前或者與其同時開設。在國際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將會涉及到一些財政、金融、投資和貿易等學科的基礎知識,因此以前所學習的西方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投資學等基礎課程是國際經濟學學習的基礎。與此同時,國際經濟學的學習也將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國際投資學、國際金融學等專業課程的學習奠定了基礎,并有利于學生以更為開闊的國際視野來學習和研究理論和現實中所涉及的財政、金融、投資和貿易等方面的問題。

4.對數學能力的要求較高。國際經濟學是一門邏輯性非常強的學科,其內容涉及到比較多的經濟數量關系。國際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形成關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論體系,是因為它體現了數學的基本特點,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邏輯的嚴密性。一般來說,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數學知識作為支撐。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數學模型進行論述的國際經濟學,更是要求學生具有比較扎實的數學基礎。

二、國際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國際經濟學同西方經濟學一樣,都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經濟類課程,這些西方經濟理論在解釋或應用到中國經濟發展實際的過程中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當然,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中,也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為:

1.學生的專業基礎較為薄弱。作為經濟學類專業的基礎學科,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等也是國際經濟學學習的基礎和前提。盡管這些課程在教學計劃中都有所安排,但學習效果并不理想,這一問題在國內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學實踐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應試教育這一傳統思維的影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很難將所學的理論同經濟發展實際聯系起來并加以理解和記憶,致使專業基礎不夠牢固。而這勢必會影響到國際經濟學的教學效果,難以提高學生的專業素養。

2.學生的數學思維能力較弱。數學是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國際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較多的數學模型和邏輯分析。在教學的過程中明顯發現,學生對數學工具的運用還不夠熟練,數學思維能力較弱,對邏輯推導、數學證明等比較生疏,尤其是難以理解理論模型的經濟意義,不能將數學模型與其經濟含義聯系起來。因而,學生的數學基礎和邏輯思維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

3.教學方式比較傳統。目前,很多國內高等院校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仍普遍采用“滿堂灌”這種較為傳統的教學方法。“滿堂灌”式的教學方法將講授知識作為主要的教學目標,而忽視了學習方法的引導,更忽視了“教”和“學”的互動,這種教學方式難以提高教學質量。在教學實踐中也發現大多學生仍傾向于“被動”學習,缺乏“主動”的思考。

4.理論與實際脫節較為嚴重。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中,大多高校仍傾向于由教師選取相應的教材并以該教材為中心進行教學,這有利于教師完成備課、講授等教學環節,也有利于學生對該課程理論體系的理解和掌握,但這也使得教師和學生過分依賴教材,進而忽視了國際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實際之間的關系,難以將理論應用于實踐。眾所周知,理論來源于實踐并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因而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可能會導致“教”、“學”雙方思維僵化,難以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學習并調動他們學習的主動性,更難以增強學生用所學理論來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

三、國際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對策和建議

作為發展中國家,國際經濟學課程的定位應立足我國實際,借鑒發達國家(地區)的經驗教訓,不斷完善 該課程的教學方法,提高其教學質量,進而增強學生用所學的國際經濟理論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

1.不斷提高教師隊伍的綜合素質。為有效提高國際經濟學的教學質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學能力較強的師資隊伍。而建設好國際經濟學師資隊伍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加強學科內任課教師的定期交流,不斷提高團隊意識,此外還要積極同兄弟院校的相關師資隊伍進行溝通和交流;(2)鼓勵任課教師到國內外其他高等院校進修和深造,不斷提高師資隊伍的知識層次;(3)鼓勵任課教師進行科學研究,不斷提高師資隊伍的科研水平;(4)加強師資隊伍的培訓,使之能夠熟練運用各種教學方法,并將其有效地應用于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

2.引入比較先進的教學方式。針對目前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目前國內有很多高校已經在國際經濟與貿易等專業開展雙語教學。因此,在我校國際經濟學的教學方面,可先嘗試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行雙語教學,然后逐步推廣到經貿學院的其他經濟類專業。此外,可以采取諸如課堂討論、案例分析、實驗教學等先進的教學方式,有意識地培養并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可嘗試將所涉及的理論同現實熱點問題結合起來,這樣不但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活躍課堂氣氛,更能通過理論聯系實際,不斷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3.注重充實新內容。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國際經濟發展中的新現象層出不窮,國際經濟理論也在不斷發展,而教材里面知識的更新卻顯得有些滯后。因此,在結合教材講授國際經濟學的過程中,一定要密切關注國際經濟的發展動向,并及時充實新內容和引入新數據。如在講授國際貿易理論的時候,要引入當前國際貿易研究領域中出現的新思想和新理論;在講授歐盟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時候,要引入新數據并介紹歐盟發展的最新動向等等。此外,還應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同課程教學結合起來,堅持學以致用,并立足于為中國經濟發展作貢獻。

4.處理好同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在國內不同高校的經濟類專業中,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以及高等數學等是國際經濟學的基礎課程,而國際經濟學又是國際貿易學、國際投資學、國際金融學等其他專業課程的基礎課程。在經濟類專業的教學體系中,國際經濟學起到了重要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更應認識到國際經濟學這門專業基礎課程的重要性,對國際經濟學這門課程的課時量及其開課時間等進行科學安排,對于學生已經修過的課程的知識點要加以回顧,對于學生尚未修過的其他專業性課程的知識點要予以介紹,以體現學科之間的承接性和過渡性,并不斷幫助學生去認知整個經濟學知識體系。

5.針對不同的學生采取相應的教學方案。作為一門對數學思維能力要求較高的課程,如何處理好理論模型和經濟發展實際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授課教師應該根據學生的不同層次和專業方向以及學時安排等具體情況加以區別對待。例如,對于數學基礎較為薄弱的班級,應根據其專業特點和教學計劃等有所選擇地講解模型,并著重講解相關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而對于數學基礎較好的班級,在講授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應著重培養其邏輯思維能力,使其理解數學模型的假設前提、論證過程和經濟含義等。學以致用!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要不斷引導學生用所學的理論知識來認識現實中的國際經濟問題,然后去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教學效果并增強學生的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

經濟學論文:社會欲求的法律經濟學

——《法律的經濟分析》譯者序

法律經濟學被引進到中國已經三十多年了,但是在中國的發展卻不理想。這肯定與傳播者與接受者都相關,但是主要責任在傳播者。

隨著波斯納的《法律的經濟分析》的翻譯和朱蘇力所組織的“波斯納文叢”的翻譯,不知道“法律經濟學”或者“法律的經濟分析”的中國法律人恐怕很少了。由此,人們幾乎把波斯納看作法律經濟學的代名詞。然而,大多數學者和學生反映波斯納的《法律的經濟分析》非常難讀和難教,法律人對于法律應該追求“價值最大化”的標準嗤之以鼻。法律經濟學在中國只是一種表面的繁榮,說得準確一點,在大多數法律人眼里,法律經濟學只不過是法律追求效率或者價值最大化的工具,這一點自然引起“正義”的法律人的反感,加上很多法律經濟學論文和著作中的數學模型,很多法律人厭惡法律經濟學就不奇怪了!

法律經濟學這門學科有各種叫法,大致有四種,所強調的方面各不相同。Legal Economics 法律經濟學(類似于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制度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The Law(特定)法律經濟學。強調學科性,但好像是經濟學。Law-Economics 法律-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 法與經濟學。強調法律與經濟學的關系和相互影響,但不像一個學科。

Economics Analysis of Law 法律的經濟分析;Economic Approach to Law法律的經濟方法;強調在法律中經濟方法的應用,降低了該學科的地位。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s經濟分析法學; Economic Jurisprudence經濟法理學。強調是法學學派,比如分析法學、歷史法學,但其應用性不夠,而法律經濟學本身的應用性是非常強的。

麥樂怡將法與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和法律的經濟分析(Economics Analysis of Law)[①]區分為兩種不同的學科。麥樂怡認為,一個人對法和法律制度的理解來源于他對經濟關系的基本觀念。法與經濟學不是傳統法學所講的尋求法和社會問題的“科學”或正確的答案,而是一個包容各種意識形態之間互相競爭的理論體系,通過比較、評價和選擇意識形態界定法和經濟學的對話過程,從而導致法的結構和內容方面的真正的主觀性的變化。法與經濟學要求我們評估可供選擇的多種社會模式,并探索這種選擇對法律與經濟關系的后果。法律的經濟分析則采用經濟學的方法,用經濟學的術語來作為分析特定社會所實行的法律的理論工具。而且,在這些分析中,新古典主義經濟模式被視為一種既定的模式。[②]

麥樂怡的這種觀念實際上將法律經濟學區分為意識形態和工具兩個層面。麥樂怡分析了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意志論和古典自由主義等各種意識形態下討論法與經濟學問題的可能性。但是,每一種工具背后可能暗含著哲學或者意識形態,工具總是與目標聯系在一起的,兩者不可能分開。敝人認為要發展法律經濟學,三個層次一個也不能少:法律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法律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工具;部門法的經濟分析。缺少任何一個方面法律經濟學都會受阻。實效主義法學[③]對于美國人是常識,一般法律經濟學著作中不會涉及,這大大影響了中國法律人接受法律經濟學。我甚至認為,法律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在美國天經地義,只是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法律經濟學才成為一門學科是一件遺憾的事情,法律經濟學精神在霍姆斯、卡多佐和龐德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只是在科斯1960年那篇經典論文《社會成本問題》中提出科斯命題[④]后,我們才找到了突破口,也就是說,找到了適當的工具。然而,法律經濟學的精神蘊含在論文標題“社會成本”中。

波斯納的那本著名的專著性教材《法律的經濟分析》出版后,出現了各種法律經濟學教材鮮有以“法律的經濟分析”命名的教材。斯蒂文·薩維爾(Steven Shavell)教授,法律經濟學的重要貢獻者之一,在2004年出版教材《法律的經濟分析基礎》[⑤],同時在“法律人的分析方法”系列叢書中出版小冊子《法律的經濟分析》。后者可以認為是任何想了解法律經濟學的必備入門教材。[⑥]本人讀完該書就有翻譯的強烈沖動,不僅僅因為其通俗易懂,更重要的在于薩維爾教授在本書中糾正了波斯納的意識形態傾向。薩維爾指出,有一種強烈的批評是法律經濟學有著持一種保守的、企圖維持現狀的觀念的特定政治傾向。波斯納可能就是這種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①]可以說,薩維爾恢復了法律經濟學的本來面目。薩維爾的精神與科斯范式一脈相承。

我下面將問題集中在對科斯命題的分析上。科斯范式到底預示了一種保守主義還是改良主義?波斯納牌號的法律的經濟分析為什么會成為保守主義?我們試圖從對實證科斯命題的理解、兩個規范科斯命題的選擇以及對于效率的理解三個方面來分析這個問題。

私有化、分配與效率

科斯最初提出所謂科斯命題是在1959年發表的《聯邦通信委員會》和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但是這兩篇文章對科斯命題的表述是不同的。1959年的版本是:“新發現的山洞是屬于發現山洞的人,還是屬于山洞入口處的土地所有者,或屬于山洞頂上的土地所有者無疑取決于財產法。但是法律只確定誰是想獲得山洞使用權的人必須與之簽約的人。至于山洞是用于貯藏銀行賬簿,還是作為天然氣貯存庫,或養殖蘑菇與財產法沒有關系,而與銀行、天然氣公司、蘑菇企業為使用山洞而付費多寡有關。”[⑦] 這里僅僅是對于一個事例進行判斷,可以說這一判斷是在一個自由交換社會中有 生活經驗的人都懂得的道理。接著,科斯指出這一觀點適用于發射無線天波、排放煙霧、土地的使用等領域。后來科斯又通過“斯特吉斯訴布里奇曼案”表明了:一旦建立了當事人的法律權利,談判就能夠改變法律規則程序,只要有跡象表明在談判中所花費的費用有益于問題的解決。從這一假設例子可以看出,“權利的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是最終結果(產值最大化)與法律判決無關。” [⑧]可以將此命題稱為產權版科斯命題。

但是張五常對產權版的科斯命題表述是不同的:權利的界定是市場交易必不可少的前提。張五常多次強調這是產權版科斯命題的核心,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定理。[⑨] 事實上這兩個命題不同,在我們看來,產權版科斯命題是一個實證命題,而張五常想提出的實際上是一個規范命題。產權版科斯命題的核心命題是后一部分:最終結果(產值最大化)與法律判決無關,而不是張五常說的前一部分。如果把張五常的命題作為實證命題看待就是一個假命題。因為權利的界定既不是市場交易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市場交易的必要條件。權利界定后,如果缺乏對交易的保護,市場交易不會存在或者很少存在。按照巴澤爾的理論,權利的界定的是一個演進過程,從不界定到清晰界定都是合理的,而且由于信息成本,任何一項權利都不是完全界定的。[⑩]但人類社會從一開始就進行市場交易。當然我們這里并不是說權利界定沒有好處,產權界定不會出現扯皮現象,確實可以減少交易成本。而是說,界定權利本身也需要成本,在界定權利的邊際成本比沒有界定或者界定不清晰時的扯皮等邊際成本小時應該進行界定。當然這并不證偽張五常的主張:權利的界定應該是市場交易必不可少的前提。實際上這是古典經濟學的法律基礎,也是市場經濟的法律基礎。休謨、斯密就曾經詳細論述了這個問題。休謨確立了人類社會的三條基本自然法則,即穩定財物占有的法則,根據同意轉移所有物的法則,履行許諾的法則。指出“人類社會的和平與安全完全依靠于那三條法則的嚴格遵守,而且在這些法則遭到忽視的地方,人們也不可能建立良好的交往關系。社會是人類的幸福所絕對必需的;而這些法則對于維持社會也是同樣必需的。”[11]斯密接受了休謨的基本觀念,將國家確立個人財產權作為考察國民財富性質和原因的出發點。[12]但是不管休謨和斯密怎么強調財產權的重要性,他們知道這是一個價值判斷。斯密承認,財產權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財產權的保護和財產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而財產權的狀態總是隨著政權的形式而有所不同。[13] 事實上,對科斯該命題的仔細分析看,該命題應該是:不管法律把權利界定給哪一方(但要清晰界定),最終結果(產值最大化)與法律判決無關。也就是說,最終結果依賴于市場的交易。為什么張五常把科斯原初的實證命題變成了規范命題,而且認為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定理?這是因為產權明晰的潛臺詞是古典經濟學主張的財產私有化,張五常就是其堅定的支持者。[14]因此,我們認為,張五常版本的科斯定理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或者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公理”。對于財產權到底應該私有還是公有的問題,Shavell正確地指出,我們能夠解釋為什么財產權可能是社會意義上有價值的,但是它們并不支持一種特定的財產權形式,尤其是并不構成私有財產權的一個論證,私有財產權意味著財產廣泛地被私人而不是被國家所擁有(且能被轉讓)。財產權的好處可能通過不同的財產權制度得到實現。譬如,社會主義國家里對所有權的保護不會引發糾紛,并能避免在財產獲取與維護上的浪費,這點與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此外,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中,即使工人不擁有他們生產的產品,通過對工人的監督和建立適當的工資結構,對工人工作的激勵也是顯而易見可以達到的。就此而言,這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公司并無二致。[15]

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中,科斯再次通過“斯特吉斯訴布里奇曼案”和牛損害谷物的實例表明:在市場交易的成本為零時,法院有關損害責任的判決對資源的配置毫無影響。接著科斯又通過“庫克訴福布斯案”、“布賴恩特訴勒菲弗案”等說明:通過市場交易修改權利最初的合法限定通常是有可能的。當然,如果這種市場交易是無成本的,那么通常會出現這種權利的重新安排,假如這種安排會導致產值的增加的話。[16]這就是著名的無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題。

對無交易成本科斯命題的理解要注意兩個問題:首先,這里所說的無關緊要是指究竟配置給哪一個是不重要的,但是權利的初始配置行為本身是重要的。科斯明確地指出:“法律體系的目標之一就是建立清晰的權利界限,使權利能夠在此基礎上通過市場進行轉移與重新組合。”[17]權利界定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這是為什么很多權利不清晰界定的原因。其次,把權利配置給哪一個對個體來講是重要的。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看,權利的最初分配一直是舉足輕重的。這個時候,法律只具有傳統意義上的分配功能。因此,我們確實可以證明法律與效率問題無關,但其前提是交易成本為零。

市場交易為零的假定是很不現實的。科斯指出,為了進行市場交易,有必要發現誰希望進行交易,有必要告訴人們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過討價還價的談判締結契約,督促契約條款的嚴格履行,等等。“這些工作常常是花費成本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許多在無需成本的定價制度中可以進行的交易化為泡影。”[18]

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進一步指出“在市場交易中不存在成本的假定是很不現實的。在有交易成本時,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19] 該命題稱為有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題。

自此法律就具有兩重功能:分配與效率。可以說法律經濟學涵蓋了傳統法學的范圍,強調法律經濟學僅僅強調法律實現效率的一面無疑是矯枉過正。[20]現實中的科斯范式并不僅僅表明效率方面,而且其涉及權利的分配。有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題實際上說明法律在分配與效率兩方面的功能,有交易成本的狀態正是現實的狀態。但是在怎么實現分配的問題上卻是有爭議的。一種是每一個法律都既考慮效率問題又考慮分配問題。另一種就是Cooter和Shavell提出的間接分配問題。Cooter和Shavell等人認為,法律確實應該考慮公平分配問題,目標是社會福利。但是他們從實效性角度認為通過收入稅可能比私法更好地實現這一目標。Cooter認為我們必須區分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和矯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他認為,分配正義關涉社會群體的經濟狀態,我們可以通過稅法和社會福利法來追求分配正義。矯正正義關涉私人法律上的爭議,特別是損害賠償訴訟。在法律糾紛中利益的分割可能影響相似境況的群體。例如,如果原告是某一特定商品的消費者,或者某一特定股票的投資者,或者小汽車司機,那么偏向原告的判決可能有利于消費該商品、投資該股票或者開小汽車的每一個人。相反,收入再分配的鼓吹者通常目標在于窮人、婦女或者少數派。[21]私法應該通過配置(Allocation)達到資源的有效率使用,而稅法通過分配(Distribution)實現財富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公平分割。訴訟當事人被視為是應該得到正義的個體,而不是社會群體的代表。通過私法去實現分配正義是無效的方法,而實現矯正正義的稅法正好實現效率的目標。[22]Shavell系統總結了這些原因。Shavell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采納所得稅制度可以原則上滿足分配目標,而采用法律規則可能會妨礙到規則的其他目標。例如,假設在一些領域,過錯責任是比嚴格責任成本更低的規則,因為,過失規則會導向更少的訴訟量。但是,比起嚴格責任來,過失規則使一部分貧窮的訴訟主體的境況變得更糟,這是因為在過失規則下,貧困群體常常不會為其所受到的損害收集證據,而在嚴格責任下恰好相反。如果對窮人收入的這種影響降低了基于分配目標(grounds)的社會福利,這一問題可以通過在所得稅上適當的調整進行補救(例 如,對那些改善較少的一方進行減稅或者補貼)。如果代之以嚴格責任來幫助他們,那么訴訟量將無謂地增加。在幫助窮人方面,最好直接通過所得稅制度來實現而不是選擇嚴格責任,因為嚴格責任有其不欲求的一面——就是對訴訟量的影響。第二,法律規則通常影響所及僅僅是眾人中的少數部分,因此,與所得稅相比,能從法律規則中受惠的人很少,而所得稅制度能夠幫助任何由個人組成的大型群體。第三,法律規則影響的群體有其獨特性(例如,某類事故的受害者),他們的財富或對錢的需求方面是各不相同的,因此,與所得稅相比,選擇法律規則作為實現分配目標的手段常常不得其功。第四,將法律制度用作實現分配目標的手段,其代價是非常昂貴的。通過法律制度將現金(funds)轉移給個人花費的成本可能是被轉移額的一倍,稅收制度的行政成本少于稅收額的5%。第五,選擇法律規則產生的功效可能被價格的變化所抵消。例如,如果為了幫助某些人購買某種產品,法律嚴格規定了產品的質量水平(比方說,將提供給窮人的住房的質量強制規定為更高標準),結果是,購房的價格就會相應提高,因此,預想的受益人最終并沒有得到改善。所有這些論據都表明:雖然在考慮衡量社會福利的標準時,分配目標很可能是(像我們通常所感覺到的那樣)重要的;但是廣義的社會福利標準下,他們不應該影響法律規則的選擇。[23]

因此,并不是說法律經濟學僅僅考慮效率問題,而不考慮分配問題。實際上,科斯范式既關注效率也關注分配,只是從實現分配的實際效果角度法律經濟學繞過了通過法律規則直接分配的難題。

兩個規范命題的意識形態

在一個交易成本大量存在的現實世界里,我們試圖通過法律制度來創設有效率的結果。

波斯納將科斯定理表述為,在市場交易成本為零的場合,法律對于權利的最初配置與效率無關,因為如果權利配置沒有效率,那么當事人將通過一個矯正性的交易來調整它。由此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推論。第一個推論是,法律在注重提高經濟效率的意義上應當盡可能地減少交易成本,比如通過清晰地界定產權,通過使產權隨時可以交易,以及通過為違約創設方便和有效的救濟來減少交易成本。科斯定理的第二個推論是,在法律即使盡了最大努力而市場交易成本仍舊很高的領域,法律應當將產權配置給對他來說價值最大的使用者,來模擬市場對于資源的支配。[24] Cooter和Ulen僅僅將波斯納的第一個推論叫做規范的科斯定理:建構法律以消除私人協商的障礙,即潤滑交易。而把波斯納的第二個推論叫做規范的霍布斯定理:建構法律以最小化私人協商失敗導致的損害,即糾正錯誤配置。[25]

Avery Katz把規范的科斯定理稱為“私人合作模型”,交易的前提是有合作剩余。規范霍布斯定理的思想最初由卡拉布雷西在《關于風險分配和侵權法的一些想法》中提出來的。不是通過庇古稅或者補貼的方式來內化外部成本,而是通過稱為“庇古責任規則”來內化成本,就是要求避免外部成本最低的那一方承擔責任,從而滿足效率要求。卡拉布雷西的模型被稱為“市場失敗模型”,也就是外部性應該內部化:商品價格要真實地反映出它們的全部成本。[26]對于侵權損害可以通過保險的方式來避免。在現實世界中,并不是所有的參與者都平等地評估損失。例如,在勞工損害賠償之前,單個的勞動者一般無法評估出傷害風險的真實大小。承擔風險的應該是支付保險費較少的那一方。企業保險比雇員保險花的錢要少,所以雇主應該為其雇員的侵權行為承擔責任。

當討論外部性與效率的關系時把所涉及的主體放在平等位置,然后考慮誰承擔避免外部性的成本更低。科斯范式是讓當事人交易解決,卡拉布雷西范式是重新進行權利配置。現實世界中有交易成本,科斯范式遵循規范科斯定理:盡可能減少交易成本以便當事人交易解決,卡拉布雷西范式遵循規范霍布斯定理:糾正錯誤配置,消除交易成本。目標都是為了包含施加外部性的個體及其承受外部性的主體在內的整體的利益,也就是我們的效率目標。表面看來,卡拉布雷西范式比科斯范式更能促進效率,因為后一種方法可以消除交易成本,前一種方法可能僅僅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交易本身僅僅涉及兩者之間的關系,而糾正錯誤配置本身涉及三方關系,首先,立法者或者法官的公正性是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即使沒有公正性問題,這種重新配置也是有成本的,這表現在由立法者或者法官來界定誰是避免外部性成本更低的一方有信息成本。所以,僅僅從效率角度看,規范科斯定理和規范霍布斯定理的優劣依賴于具體情況下交易成本和糾正配置成本的高低。Demsetz 認為統一市場失敗模型和私人合作模型的是交易成本:當交易成本低時適用科斯范式,當交易成本高時適用卡拉布雷西范式[27]。

對于這兩種范式的選擇是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的。

Katz強調科斯的方法突出了法律只需要界定好權利,其他的事情由當事人通過交易去解決:因為雙方行為的相互關系比初看起來更為復雜,私人規則有可能比公共管制在協調當事人行為上做的更好。也就是說私人秩序有可能比公共管制在協調當事人行為上做的更好。[28]Katz的觀點在張五常對科斯命題的曲解中表現到了極致。此時,法律能做的僅僅是潤滑交易。

Katz是在與卡拉布雷西的模式的比較時強調科斯范式是“市場交易模式”。那么,科斯本人的基本觀念又是怎樣呢?實際上,科斯范式并沒有這種保守的價值觀念,科斯范式是典型的改良主義的。

科斯在“對市場交易成本的考察”一節明確指出,《社會成本問題》前幾節中,在研究調整合法權利時強調只有通過市場進行,才會導致產值的增加。但是這一論點假定了市場交易的成本為零。如果交易成本不為零,那么,“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權利的一種調整會比其他安排產生更多的產值。”也就是說,在正的交易成本時,權利的適當初始界定能夠提高效率;當初始界定無效率而且交易成本高時,權利的重新配置也能夠提高效率。

科斯命題的價值是通過科斯方法與庇古方法的比較得到的。我們知道庇古方法的單向思維和政府干預意識。科斯的方法與庇古的方法的區別就主要表現在這兩個方面:

科斯的方法特別強調相互性,外部性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侵害,而是相互產生的。科斯開篇就提出“問題的相互性”,正是這種視角的轉變使得我們“不言而喻,必須從總體的和邊際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29]庇古將負外部性稱為是“無負責的行為”,因而是“反社會的行為”。科斯非常明確指出將負外部性稱為是“無負責的行為”是非常正確的,但是認為這些行為必定是“反社會的行為”則是錯誤的。這些行為或許是,或許不是“反社會的行為”,有必要權衡一下它所引起的危害和好處。反對任何引起危害他人的行為才是真正的“反社會”行為。[30]“相互性思維”是科斯范式的特點,但是這個思維方式是服務于更高的“總的效果”,這就是科斯在文章最后提出的“方法的改變”。“較好的方法看來是,將我們分析的出發點定在實際存在的情況上來審視政策變化的效果,以試圖決定新情況是否比原來的情況好或壞。”“顯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為才是人們所追求的。但是,當在各自為政決策的前提下,對各種社會格局進行選擇時,我們必須記住,將導致某些決策的改善的現有制度的變化也會導致其他決策的惡化。而且,我們必須考慮各種社會格局的運行成本(不論它是市場機制還是政府管理機制),以及轉成一種新制度的成本。在設計和選擇社會格局時我們應考慮總的效果。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變。”[31]相互性的考慮導致我們從團體角度、國家角度考慮問題,因為它不預設哪種權利是天經地義的,一開始把權利放在平等地位,這樣可 以考慮不同的權利配置產生的總的效果,通過比較總的效果來決定權利的配置。科斯也沒有預設哪一種模式就是絕對合理的,一切都應該放到具體場景下對于總效果的考量。對總量的追求是法律經濟學的目標,而相互性思維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策略。

科斯的“方法的改變”并不是說一定要采取市場交易或者政府規制,也沒有說到底是潤滑交易還是重新配置更好些。科斯范式,簡單說就是,具體情況下哪種方法總的效果好就用哪種方法。

在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法律不僅僅可以潤滑交易,而且法律可以進行權利配置。而且法律不僅僅可以一次性配置權利,也可以多次配置權利。效率的追求涉及到初次分配和重新分配及其后果。首先,權利的初次配置應該基于什么原則?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法律只不過是其具體實現。任何財產權的配置表達了對本人或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所以總是與外部性聯系在一起的。[32]庇古方法、“市場交易模式”與卡拉布雷西范式都是為了解決外部性。由于資源的稀缺性,侵權總是在發生。只不過在于哪些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哪些是允許的或不允許的。庇古的侵權法理論,誰損害,誰賠償;損害多大,賠償多少,要求恢復原狀。這里的邏輯只不過是機遇先授權原則,保護的是先在者的利益,可以說是一種保守主義。科斯范式把侵權者和被侵權者放在同等位置,認為侵權是相互的,制止也是相互的。制止張三的行為以避免對李四的侵害反過來對張三是一種損害。試圖為侵權行為找到正當性。如果先在者對權利的估價較低,侵入者可以通過自愿交易達到帕累托改善,但必須付費購買權利,僅僅強調潤滑交易的“市場交易模式”仍然是保守的。由于“市場交易模式”考慮到了兩者避免外部性的成本可能不同,被侵權者避免外部性的成本可能比侵權者的成本要低,所以“市場交易模式”比庇古方法更有效率。此時,如果我們認為初次的權利配置是正義的,那么“市場交易模式”就不僅有效率的,也是正義的。如果由于交易成本過大使得這種對雙方有利的交易不可能實現怎么辦?如果維持原狀,那么就損害了效率。此時有兩種情況,如果堅持原初的權利配置是正義的,那么這時是正義的;如果堅持原初的權利配置是非正義的,這種情況也就是非正義的。如果采取卡拉布雷西范式,法律重新配置權利,那么包括侵權者和被侵權者的整體就得到改善,滿足了效率目標,但是其正義性與原初的權利配置的正義性正好相反。正如我們上文指出的,科斯范式實際上包含“市場交易模式”與卡拉布雷西范式,將規范命題稱為“科斯規范命題一”和“科斯規范命題二”更合理一些。

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因為強調他的方法與庇古方法的不同,庇古方法既是單向性思維又是政府作為的,這容易導致我們將科斯范式理解為“市場交易模式”。但是,如果我們聯系科斯的兩篇論文《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來理解科斯范式就會發現,科斯所強調的是一種根據交易成本進行比較取舍的理性選擇,科斯范式并沒有預設哪種制度的優越性。科斯指出,“建立企業有利可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具體來說,導致企業出現的兩種主要成本是:1、發現相關價格的成本。2、談判和簽約的費用。科斯認為,“如果協作是價格機制起作用的一個直接結果,那么(要素之間的)一系列的契約就是必需的”,而企業的存在使“一系列契約被一個契約替代了”,從而降低了談判和簽約的費用。正是交易費用導致企業的存在。但是企業為什么又不能非常大,像社會主義整個作為一個企業?這是因為行政成本的存在。[33]所以,將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進行權衡才能理解在現實社會中既有企業也有市場的存在。在這里特別強調了不論是市場機制還是政府規制都是有成本的,我們要做的是在不同領域比較這兩種成本,選擇總的效果好的制度。用鄧小平的話說來講就是: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34]

總效果與價值最大化的意識形態

法律經濟學的意識形態與法律追求的價值直接相關。毫無疑問,法律經濟學的價值目標是“效率”,但是,主張哪種效率卻是至關重要的。[35]

波斯納把法律的價值界定為“價值最大化”。波斯納將價值與效用對立起來,而且把價值界定為交換價值,即在市場上測度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在市場測度的價值。將社會價值定義為社會中以價值測度的所有物品和服務的總和。波斯納特別強調,價值是人們愿意為某個東西所支付的東西,而不是人們可能從擁有此物中所獲得的幸福。在實際操作中,愿意支付又變成了實際支付。“一個個體,他會很想獲得某種物品,但又不愿或無法為此支付任何東西,也許因為他很窮,那么在我使用的‘價值’這個術語的意義上,他就不是看重該物品的價值。……社會的價值就是由貨幣支撐的諸多偏好的總體滿足。”[36]波斯納為什么反對功利主義而倡導財富最大化呢?在波斯納看來,基于自愿的市場交易模型而言,追求財富最大化要比古典功利主義更尊重個人的選擇,經濟自由可以更堅實地建立在財富最大化而不是在功利主義基礎上的價值。財富最大化的目標與保護自主性的目標剛好一致。[37]

在波斯納看來,只有能夠實際上拿出貨幣購買好處或者預防損失的人才有發言權。例如,對于一位幾天沒有吃飯的乞丐來說,獲得一塊面包的效用肯定很高,但因為他沒有錢購買所以面包就對他沒有價值。權利的變化也是如此,比如說現在有一項法案準備授予奴隸最基本的人權(生命、財產和自由),這些權利對于他們是寶貴的,但如果按照波斯納的理論,只要奴隸主能夠拿出足夠的貨幣(高于奴隸實際上能夠支付購買這些權利的貨幣),那么就可以阻止此項法案的通過,標準就是所謂的價值最大化。波斯納牌號的法律經濟學傾向于依賴一種新古典主義經濟模式,這種保守主義將權利和義務化解到數學公式之中,他們認為,一個有效率的結果將實現社會財富的最大化,而財富最大化將產生最后的可行的社會安排。波斯納認為,財富最大化原理的另一個含義是,那些沒有足夠收入能力來支持其甚至最低程度的體面生活的人們是無權言及分配資源的,除非他們被視作擁有財富的人的使用功能的一部分,如果一個人生來是弱智者,或者他對社會無所貢獻,那么他便不存在獲得社會支持的權利,盡管由于他的低能而無法自理是無可指責的。

波斯納并不僅僅堅持“市場交易模型”,他也主張,在法律即使盡了最大努力而市場交易成本仍舊很高的領域,法律應當將產權配置給對他來說價值最大的使用者。但關鍵在于由誰來決定將產權配置給對他來說價值最大的使用者。例如,我們認為,富人捐出一元錢給窮人肯定是能夠提高效率的,但如果交易成本很高時,政府通過累進稅制將富人的一塊錢轉移給窮人就是一種有效率的權利配置。[38]但是波斯納要求重新配置權利的基礎是“模擬市場對于資源的支配”,所謂模擬市場就是能夠實際用貨幣或者財產對其權利評價的人,顯然只有富人。這種情況下的權利配置只會把權利都配到富人那里去,其意識形態性顯而易見。

波斯納以貨幣的實際支出來界定權利的重要性實質上是一種富人的經濟學,因為富人擁有更多的財產或貨幣。財富最大化就是要將資源或者權利分配給能支付最高的價格的人,那些人必定是富人。波斯納為了避免效用概念的主觀性而提出這種主張的,但掩蓋不了他政治上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僅僅既得利益者才有可能是最珍視權利的人。

波斯納的哲學是實用主義的。但是波斯納主張的實用主義哲學卻與他的保守主義有些沖突:“我說的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是能動主義的(漸進的、“能辦事的”),它既否定保守主義的‘現有一切都最好’的說法,也反對命定論的‘一切后果均非人所意圖’的觀點。這種實用主義相信進步,但又不自稱能夠界定進步;它相信深思熟慮的人類活動能夠影響進步。……它是一種強調行動和改進的哲學……除了強調可行、向前看和后果外,實用主義者……都重視經驗。”[39]可以說,實用主義是改良主義的,是與自由放任政策和達爾文主義對立的[40],而波斯納的規范法律經濟學采取財富最大化作為標準,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

科斯認為,法律追求的目標是“總的效果”。盡管在《社會成本問題》中的分析限于比較由市場衡量的生產價值。但是,科斯明確指出,“在解決經濟問題的不同社會安排間進行選擇,當然應在比此更廣泛的范圍內進行,并應考慮這些安排在各方面的總效應。正如弗蘭克?H?奈特常常強調的,福利經濟學的問題最終必然歸結為美學和倫理學問題。”顯然, 科斯的“總的效果”并不是赤裸裸的貨幣最大化或者價值最大化,而且有倫理的內涵。

很多重要的法律經濟學家并不把價值最大化作為法律追求的目標,而是賦予其社會的倫理的內涵,包括公平分配的觀念。Shavell明確拒斥波斯納的財富最大化,而將社會福利最大化作為規范標準。社會福利實際上就是社會欲求[41],是一種理想,因而是可變的。“基于福利經濟學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并沒有這樣的傾向,尤其顯著的是,它與那種認為在社會福利標準下的公平分配具有優勢的觀念無關。” [42]社會福利的測量通常并不依循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以求與之一致,這意味著法律規則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將與它的評估無關。這樣做的理由肯定不是因為收入分配是不重要的,而是考慮到法律規則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將使我們的分析復雜化,而這種復雜化最終并不改變我們的結論。為什么已知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性,而將收入分配考慮進來卻不會改變我們的結論?答案是我們可以使用所得稅和轉讓機制實現社會再分配。[43]首先,個人的效用概念(utility)或個人的福利概念(well-being)完全是普遍性的,可以包括他所關心的任何東西。第二,個人的效用是建立社會福利衡量標準的唯一依據,與該效用無關的因素都不在考慮之列。第三,并不存在首選的或客觀的社會福利衡量標準。一位分析人士可以參考任何一個社會福利衡量標準,然后決定根據所選擇的提高[福利]標準,得出什么樣的社會政策將是可遵循的。第四,研究表明,很多社會福利衡量標準都反映了對分配公平(distributional equity)的偏好,產生這種偏好的原因是:社會福利在個體之間的公平分配將有利于導向其他方面的公平。第五,在任何一種社會福利標準下,通過所得稅(和福利)制度實現分配公平都比其他社會政策要好。[44]Schelling說,所謂效率就是更好的代名詞:關于替代性后果,一些替代性的狀況或政策或計劃是不是更好。“更好”有特殊的含義:作為結果,對于每一個相關的人是最好的,或者對于所有的確定的利益是較為平衡的。[45]Cooter也指出,從本質上說,經濟學家用的正義概念通常與效率一致,經濟學家之間關于正義的爭論在于怎么解釋效率概念。[46]效率概念實際上依賴于處于團體中的人的觀念,而且是動態的,只不過是對于總量追求的改善。前面指出,可以通過稅法實現分配正義。我們知道高稅率會減少工作和投資,以至于減少社會財富的生產。按照邊際效用遞減原理,這樣可以增加總效用。總效用比再分配前是增加還是減少依賴于再分配稅率的高低。理想的稅率應該使得稅收在生產上的負面影響被再分配增加的效用所補償。在現實中,效用是可變的。某一個時期可能更重視經濟效率;而另一時期則重視收入的相對平均,標準都是總的社會福利。分配正義所實現的群體之間相對的平等好像與經濟學的效率原則相悖,但是考慮到極端的不平等可能導致動亂, 對窮人和富人都沒有好處,因此基于民主判斷的總效用的增加比“財富最大化”更有效率。法律經濟學并沒有預設某種固定的規范標準。如果將法律經濟學的價值標準定位為動態的效率,那么科斯范式的法律經濟學顯然是一種改良主義。

結語

關于自然界或者社會的規律本身是沒有意識形態的,但是我們怎么看待這些規律可能非常不同,特別是將這些實證的規律上升作為社會政策的規范時,其背后蘊含很強的意識形態。

Shavell針對人們強烈批評法律經濟學中的政治偏見指出,必須把在某個領域中有影響的某個特定專家在其作品中明確表示的政治觀念和政治主張與這個領域本身固有的政治主張區分開來。很明顯,基于福利經濟學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并沒有這樣的主張,尤其顯著的是,它與那種認為公平分配在社會福利標準下具有優勢(virtue)的觀念無關。[47]科斯范式不僅僅沒有那種保守的“價值最大化”的法律價值目標,而且科斯命題包含了分配與效率兩個方面。從有交易成本的科斯命題所得到的兩個規范命題表明,科斯范式僅僅是一種理性選擇理論: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我們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較不同制度下的成本大小,目標是“總的效果”。盡管可能從科斯反對庇古傳統中得出科斯反對政府規制而主張私人交易模式。但是,我們不能把科斯范式歸為另一種像庇古一樣的單向思維方式,好像“私人交易模式”是絕對好的。如此理解科斯或許是因為“庇古的研究方法在現代經濟學家頭腦中根深蒂固。”[48]當然,也包括法學家在內。科斯范式的根本改變是一種相互性思維,指向未來的改良主義。

Shavell在面對人們對法律經濟學的批評時的觀念可以說是法律經濟學最基本的精神,“只有存在一個比經濟分析家所持有的、更好的預測方法時,這才構成一個真正的批評。”[49]當學者們發現某個理論或者制度有缺陷時當然是好事,但是這種批判性的思維不應夸大,因為任何有關社會問題的理論和制度都是有問題的,當你發現其缺陷時并不表明你找到了更好的理論或制度,因為把那個缺陷改正過來時,可能該理論或制度的好的方面也失去了,總的效果可能更糟。存在的不一定合理,但存在一定有存在的理由。當我們判斷存在的是不合理的時,意味著我們能夠通過有效的工具去實現更好的合理性,使其成為新的存在。當我們不能夠通過有效的工具去實現這一目標時,我們不如待在目前“不合理”的存在中,盡管有些無奈,因為改變有時意味著更糟。例如,當我們談到改革問題時常常把“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與“改革的效果如何”分開,而在實效主義看來這三者是不可分的。因為要不要改革的問題是對于現狀是否滿意的問題,如果不滿意意味著我們有更好的欲求,而更好的欲求能否實現是與改革的路徑聯系在一起的,改革的路徑有一個預期的效果,這個預期的效果是指向更好的欲求的,而不是相反。最終的判斷是改革以后的實際效果。所以改革時我們應該考慮改革的路徑與預期效果,否則,很可能改革的結果使得我們的境況變得更糟,此時就不如不改。經濟學是理性選擇的學科,法律經濟學無非是要求法律制度的選擇是理性的,是社會所欲求的,法律經濟學是建立在改良主義哲學基礎上的,顯然是一種建構式的思維方式。但是波斯納的整個法理學是批判式的。波斯納以伏爾泰批判基督教的態度自稱,伏爾泰當年只是抨擊了基督教,而沒有提出一個替代,伏爾泰對此的回答是“我從兇殘的野獸口中救了你們,而你們卻問我以什么替換這個野獸!”[50]我認為,打破一個信仰是容易的,關鍵在于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信仰,如果沒有的話,讓我們被“兇殘的野獸”吃掉可能會更加幸福!

經濟學論文: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崛起

更廣義地看,制度經濟學不僅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歷史地看,還有在它之前的所謂舊制度經濟學和后制度經濟學。橫向看,則有公共選擇理論,法與經濟學,“集體行動的邏輯”等相近理論。早在六十年代,一些舊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作品就被介紹到了中國,如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1962),凡伯倫的《有閑階級論》(1964);后來后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熊彼特和加爾布雷斯,也有著作翻譯成中文,如前者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和《經濟分析史》等;到了八九十年代,公共選擇理論的大師,布坎南的《自由、市場與國家》,《民主過程中的財政》,《同意的計算》等,利益集團理論的先驅,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和《國家興衰探源》,以及“法和經濟學”的著作,等等,也出現了中譯本。

強調“生產關系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事實上是承認制度變遷的。然而雖然馬克思注意到了流通費用的存在,由于沒有將政府的組織費用和企業的管理費用一般化,沒有建立起交易費用概念,不僅誤判了市場制度的效率,而且缺少了分析制度或“生產關系”及其變遷的有效的經濟學工具。更加上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關系中處于對立地位的階級之間的沖突無法調和,“生產關系革命”只能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礎上,其形式是將舊制度打碎,然后再建立起新的來。這種思路顯然不能為和平的漸進改革提供幫助。由于有了交易費用的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就完全不同。不僅作為“制度運轉的費用”,交易費用可以判別制度的效率高低,而且可以用“制度變遷的成本”或“改革成本”來判別不同改革道路的優劣。由于制度經濟學更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所以“改革成本”就多來自改革導致的利益再分配對某些人的損害,以及這些人很自然的對改革的反對。因而,改革方案越是能夠在改變規則時減少損害的人數或受損害的程度,改革成本就越低,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這種理論為中國漸進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解釋,也為進一步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考框架。

盡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張很不同于制度經濟學,它實際上是后者的先驅之一。馬克思主義不僅看重生產力,而且強調生產關系;不僅研究生產方式,而且分析交換關系。即它強調在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它關注人與人之間利益沖突的一面。它認為后來形成的制度是解決沖突的結果。例如國家就是階級斗爭的結果,雖然它也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尤其有意思的是,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制是生產關系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雖然導致了對私有產權的否定,但在強調所有權方面與制度經濟學是高度一致的。最后,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互動,以及生產關系的變革來解釋歷史,就是用制度變遷來解釋歷史。在這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以致道格拉斯·諾斯對西方歷史的解釋,至少在前現代部分都與馬恩的解釋極為相仿(對比一下諾斯的《經濟學史中的結構與變遷》(1991)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馬克思和恩格斯,1973,第198~203頁))。由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經濟學界主導了數十年,在學者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和深厚的基礎,因而很容易提供理解和接受制度經濟學的臺階。

最后,盡管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若干缺陷中發展起來的,但正如科斯所說,新制度經濟學就是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經濟學,它的分析方法仍然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在改革開放后,新古典經濟學逐漸進入了我國大學的經濟學系,并在某些地方成為主流理論,從而為新制度經濟學進入中國鋪平道路,并提供了分析方法的基礎。在問題主導下,在各種理論資源的滋養和互動中,制度經濟學崛起了。

雖然在現階段,應該承認,我們的學術成就還遠遠比不上美國,然而我堅信,中國深厚的文化資源和幾千年的學術傳統,加上在對經濟學理論最新進展及時吸納基礎上的創新能力,使得中國有可能出現出類拔萃的領先于世界的經濟學家。在這個集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學家的努力。我們大致可以把這個選集的論文分成幾個部分:對美國為主的西方制度經濟學的評論和批評;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對中國經濟問題,尤其是過渡經濟和國有企業問題的討論;以及用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取向對一般經濟問題的討論。

在介紹和轉述的基礎上,中國經濟學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對這一理論的評論和批評。由于篇幅限制,本書只在大量的評論中選擇了一篇正面評價的文章(盛洪與陳郁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制度經濟學發展中的作用”)。在這篇文章里,新制度經濟學運動顯然是一場經濟學的革命。至于批評,中國作者首先注意到了美國經濟學界的批評(見方紹偉的“科斯定理對嗎?”),進而又對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概念和命題提出了疑問并加以討論。如盛洪指出,在零交易費用的假定下,產權概念就是多余的;以及如果產權總是不斷地隨著世代更替而消失和產生,即使在零交易費用下,也并非任意的界定都會通過交易導致資源的最佳配置(見“‘社會成本問題’的問題”)。汪丁丁則發動了更為猛烈的攻擊。他在“從‘交易費用’到博弈均衡”一文中指出,交易費用作為一種成本,應服從于“成本就是機會成本”的定義,但當一般均衡下對制度別無選擇時,就不存在機會成本,也就沒有交易費用。這種對交易費用的否定性結論顯然在動搖新制度經濟學的根基。

中國學者最有理論增量的地方,是運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對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一個比較有成就的方面,就是對國有企業的討論。除了用產權理論和委托-理論解釋國有產權制度為什么缺乏效率以外,作者們還注意將市場價格機制和競爭引入到理論中。如張軍強調自由退出對企業制度的影響。計劃經濟國家中,政府為了“工作權利 — 過度就業”的目標,以及存在著眼前的“退出成本”,而不能自由退出與企業間的隱含的合約,以懲罰“違約”的企業,是國有企業缺乏效率的重要原因(“社會主義的政府與企業:從‘退出’角度的分析”)。周其仁則指出,對私人產權的否定,最要害地是剝奪了要素所有者自由簽約的權利。不能自由簽約,包括從以前的合約中退出,選擇新的合約的權利,就不可能形成市場,反過來也就不能參照市場價格機制進行決策。盡管在國有企業體系內部,可以設立行政級別來激勵企業家,但與市場制度的激勵相比要遜色得多(“公有制企業的性質”)。

應該說,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更大的用武之地,是對過渡經濟的研究。然而由于已經有很多專集和專著,如

林毅夫等人的《中國的奇跡》,盛洪編《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天則所的由張曙光主編的《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第一輯,第二輯),樊綱的《漸進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張軍的《中國過渡經濟導論》,本書不擬收集更多的這方面的論文,除了個別論文,如樊綱的“公共選擇與改革過程”,它的特點是對市場化改革的政治過程進行分析。關于中國經濟學家在這方面成就的綜述,可參看盛洪為《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寫的序和 “關于中國市場化改革過渡過程的研究”一文。

應該說,在一般經濟問題的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家有更為精彩的貢獻。例如汪新波“對企業性質的重新思考”,就是用時間要素超越雇主與雇員、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來進一步思考企業的性質。在作者看來,企業中不同要素的主要區別,是時間的區別。即有些要素與企業簽訂長期合約,有些是中期合約,有些則是短期的。簽訂合約期限越長,要素所有者承擔的風險越大,包括承擔短期要素使用不當所造成的損失,越應在企業中處于主導的或權威的地位。因此企業的性質可以被理解為是長期要素雇用短期要素。作為一個特例,資本之所以雇用勞動,是因為相對于勞動來說,資本是長期要素。這篇論文不僅具有以新視角和新因素重構理論的創新意味,而且具有對已有理論的整合功夫。所欠缺的,是作者還缺少經驗積累。可惜的是,在這篇以后,較少受到人們的注意。

在另一篇對企業理論有增量貢獻的論文,周其仁的“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中,作者提出了同樣有創意的、卻大不相同的結論。盡管制度經濟學早已將人力資本納入視野,但更多地是強調其作為一般資產的共性,以便于與其它資產放在一起討論。而周其仁則著重人力資本的自然法性質,即它只能屬于它的自然載體—— 活生生的個人,即使法律制度將一個人的人力資本的產權賦予另一個人,前者也可以通過“關閉”自己人力資本的對外通道來對抗。當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結合起來才能生產時,對具有特殊性質的人力資本的事后激勵,就要構成合約的主要內容,因而企業就是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殊合約。作者據此認為以往“資本雇用勞動”的教條,是誤將貨幣資本所有者和企業家才能所有者混為一談時的假象。從古至今,真正稀缺的、從而真正起主導作用的是企業家才能。這種強調人力資本的特性、進而重構企業理論的努力無疑具有獨創性,只是這篇論文忽視了可以想見的反駁,而缺少完整性。由于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結合也可以采取市場交易的形式,從短工市場到信件快遞,從財會與法律服務到相當于企業家能力的管理咨詢,人們很難認為企業是將兩者結合起來的唯一形式。這似乎暗示著,還有該文沒有涉及到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更多的時候,中國學者表現出了敏銳的問題意識和上乘的理論悟性,只是或者缺少形式化的努力,或者沒有總體的突破。例如唐壽寧沿著布坎南的思路,提出了市場制度本身也具有立憲性質,即它不僅是一個價格形成機制,更是一個制度形成機制。只是他的這篇論文,“論市場的立憲功能”,表述得過于散文化,沒有對這一命題作嚴格的論證和深入的討論。林毅夫的“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則對論題作了較完整的理論回顧、文獻引證和分析論證。盡管他的結論大多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這一對概念的提出,還是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簡便的分類和分析的維度。雖然在奧爾森的理論中,“利益集團”作為一個負面的概念,引伸出了整個分析框架,但運用利益集團理論進行分析的張宇燕,卻在對中國制度變遷問題時發現,利益集團的存在有時也有正面意義。他在“利益集團與制度非中性”一文中指出,在進入市場的權利被政府壟斷的計劃經濟中,如果出現了一些新興利益集團,通過政治過程“撬動”森嚴壁壘的進入障礙,將競爭引入,會產生市場化的積極結果。他后來依據這一思路考察了聯通公司進入電信業的情況,也將在該文中提出的“賈誼定理”,即創造更多的利益集團是對付利益集團的良方,(與他人合作)作了形式化的闡述。美中不足的是,這一命題在這篇文章中并沒有展開,后來也沒有得到專門的討論。在將科斯傳統和布坎南傳統比較時,盛洪發現它們之間的沖突,即所謂“精英論”與“一致同意原則”的沖突。運用交易費用的概念,他發現偏離一致同意原則的“法官裁決”存在的合理性,并認為強調精英作用的“法官裁決”和遵循一致同意原則的“公共選擇”是相輔相成的(見“法官裁決與公共選擇”)。可惜這篇文章過于簡略,缺少形式化的功夫。

應該說,還有不少有理論增量的論文沒有被收集進來,因為本論文集還具有某種“基礎性”;更有可能的是,它們超出了編者的視野。然而就已經看到的這些論文,我們一方面應該承認,它們與國際水平的經典論文尚有差距;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中國學者們有著巨大的理論潛力,他們正在逼近領先水平。

從更大的背景看,中國有著制度經濟學成長的豐沃的土壤。盡管我們說,經濟學是一般的,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經驗積累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缺少中國的經驗,經濟學就缺少一般性;盡管我們也清楚,制度經濟學也只是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支,但如果我們認為制度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問題,我們不僅覆蓋了經濟學的大部分視野,而且對所有的經濟學分析方法持開放態度。

具體而言,能夠滋養制度經濟學的中國資源包括,中國問題,中國文獻和中國歷史。所謂中國問題,不僅包括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政治文化問題,也包括從中國角度提出的問題。比如關于制度變遷的理論,中國經濟學家有著比道格拉斯·諾斯更為優越的條件,因為不僅可以從歷史文獻中了解制度變遷,而且可以身臨其境地觀察制度變遷;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制度變遷的時代,我們正親眼看著猿變成人。中國的市場化道路也呈現出了一些原有理論所不曾想象得到的特征。如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已使人們懷疑“要么不改,要么全改”的次優理論,然而它的理論含義還需人們進一步探索。這一成功也同樣使人們推測,交易也許是比暴力革命更為有效的改革方式。它在制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還等待著人們去挖掘。從更大范圍看,中國的制度變遷應包括近代以來中國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其中包括對中國傳統制度資源的重新理解,和這些資源如何與外來的制度資源結合起來,構成中華民族新的制度結構。談到近代,不能不談中西沖突,也不能不正視由于這種沖突所導致的對問題的不同看法。這種不同的角度,會使西方學者有意無意忽視的一些問題,被中國學者所重視。例如,假如沒有自由遷徙的條件,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并非像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堅信的那樣,會帶來全世界的皆大歡喜。再比如,在研究國際經濟時,西方學者多是暗含地假定國際的政治秩序與一國之內無異,這大概與西方世界在這一秩序中占有優勢有關;而中國學者可能更會敏感地意識到國際政治秩序中的問題。正是這樣一個國際無政府狀態,也許才是制度經濟學家應該全力面對的。

盡管有關制度經濟學的中國的經濟學文獻還是很少的,但在一個較窄的領域中,還是相對豐富的,這就有關中國式改革的過渡經濟學的文獻。除此之外,我所指的中國文獻是對制度有所描述的古典文獻。數千年的歷史,使重視人與人關系的中國人在這方面積累的文獻浩如煙海。從中國最古老的書《尚書》開始,就有了對制度的記載;號稱“三禮”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就對夏、商、周三代的禮樂文化作了大量描繪和評述;怪異的《山海經》被有些作者認為是上古政治制度的記錄,《春秋公羊傳》則是儒家政治制度經典 。后人所編《十通》和《五禮通考》都是資料全備的制度史。更有數不清的政府檔案和民間合約資料。當我們研究制度時,這些有關制度的資料極為重要。當科斯為了研究企業制度,用自己的諾獎資金建立了匹茲堡大學契約和企業結構研究中心時,他期待著這些企業合約資料能為研究者提供經驗素材;張五常教授在醞釀他的《佃農理論》時,芝加哥大學圖書館中來自南京的幾張租佃合約幫了大忙(2000,第20~21頁)。因為有關制度的理論要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對制度的評判,也要參照它的社會結果。而要發現其中的邏輯,不僅要有互動的廣泛性,還要有較長的時間跨度。中國的有關制度的文獻,對比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美國,對比從中國獲得的零星片斷來說,無疑豐富得多。

談到中國文獻,中國歷史文獻也包含其中。而這里講的中國歷史,應是指中國歷史的相對于西方的獨特道路。中西歷史發展軌跡在上古時期就有分野,明顯的分道揚鑣,也許是在所謂第一軸心時期,即儒學和基督教誕生的時期。在以后,中國和西方走著大不相同的道路。不應否認,制度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一種,是以西方經驗和西方歷史造就的文化取向為基礎的。這種文化取向潛移默化地塑造了西方經濟學的性格,又被誤認為具有普適的性質。例如,西方經濟學多是假定經濟活動是在較為“純粹”的制度安排,如法律,市場,企業的條件下進行的,這與西方社會不同制度安排間的對立和緊張不無關系。將人類歷史劃分成截然不同的幾個階段,也是西方歷史階段在這一理論中的反映。將中國歷史考慮進來,不僅可以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重述中國歷史,更重要的是,中國歷史不同于西方的特征,會為這個一般理論注入新的因素。例如,“禮”可能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受到關注,并可能沖擊原有的制度概念;區別于對立且互補的希臘-希伯來傳統結構,以儒學為主的渾然一體的制度結構可能啟發人們關于制度結構特征的思考;中國將道德適用于國際關系的傳統,也許會為我們解決今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國際秩序提供某種可行的方案。

當然,處于一個信息革命的時代,中國學者不僅會受益于中國資源,他們必將把全世界的資源視為自己的資源。他們不僅同樣關注西方學者關心的問題,也將會關注以往被忽視的其它文明,如印度和伊斯蘭的資源。善長數學的中國學者,如果再加上對制度的深刻理解,也有可能在用博弈論的方法構造制度理論方面有所建樹。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與其他國籍的學者一起面對著共同的問題,它們包括:(1)制度變遷問題;

(2)市場經濟自身的問題,包括外部性問題及其它市場失靈的問題;

(3)全球的外部性問題,如全球環境,公海捕魚,南極問題,太空問題等;

(4)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問題,即能否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條件下,建立公正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和平解決國家間沖突的問題;

(5)政府的起源、性質和演進的問題;

(6)道德與宗教問題,即這些無形制度的起源、性質和演進,以及與有形制度間的互動問題;

(7)將智力活動納入產權體系和市場體系的制度創新,以及這種活動在市場經濟中的特殊性質;

(8)不同文明間的沖突、融合和整合的問題。

目前我們所欠缺的,是金融資源和學術機制。由于缺少金融支持,對制度經濟學的研究相當零落。許多有理論價值的論文,多是發表出來就沒有下文了。而理論的發展,如同美國制度經濟學那樣,正是一篇論文激起了別人的靈感,通過相繼的討論甚至爭論,以及進一步的發揮,才能形成有陣容的理論學派。而在中國,不少有潛力的學者卻因為生計問題分散精力,從而缺少對重要問題的持續攻擊。從學術組織角度看,雖然制度經濟學在中國風靡一時,但還缺少有資金實力的研究機構支持系統的研究。也許,制度經濟學家首先應該解決的,是自己的制度問題。包括融資制度,學術組織,研究綱領和分配機制。隨著中國在經濟上走向繁榮,當有更多的資源通過有效的機制注入到研究中來,我們也許會迎來一個中國制度經濟學與中華學術發展的鼎盛時期。

經濟學論文:解說體驗經濟

美國戰略地平線LLP公司的共同創始人約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爾摩撰寫的《體驗經濟》一書1999年4月問世以來，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它告訴人們，新經濟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體驗經濟”。體驗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它的出現改變了企業的生產方式，更改變了消費者的消費方式。體驗經濟帶來人們更多的思考，給企業的經營活動帶來了更新的思路。體驗經濟是市場經濟完備化的標志

體驗經濟產生于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之下，但與工業經濟和服務經濟的特性相比，它是一種更加完備的經濟形態。

第一，體驗經濟以滿足消費者個性需求為出發點。在體驗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經濟運行首先要考慮的是消費者的個性要求，企業在提供體驗的運行思路、程序和方法時，也必須要保證給消費者以更大的想象與愿望的空間。企業所主張的是消費者個性的張揚，并竭盡全力保證消費者需求個性的全面滿足。

第二，體驗經濟為消費者提供定制化服務。定制化服務是指按消費者自身要求，為其提供適合其需求的，同時也是消費者滿意的服務。其基本特征是：

1、定制化服務是一種勞動，并且是一種高水平的勞動。它需要“勞動者”有更高的素質，更豐富的專業知識，更積極的工作態度。因此，這種勞動較有形的生產勞動和無形的服務具有更大的價值。

2、定制化服務帶給消費者的是個性的感受，“結果是沒有哪兩個人能夠得到完全相同的體驗”。因此這是一種量身打造，有需有供的活動，它不會出現生產過剩，也不會出現需求抱怨，進而保證經濟運行的平衡與穩定。

3、定制化服務所產生的“體驗”效應是帶給消費者美好的感覺、永久的記憶和值得回味的事物與經歷。消費者對這種美好的感受不會獨自享有，而會與他人分享，即積極地傳播，進而產生放大效應。

第三，體驗經濟遵循的原則是“以顧客為核心”。企業在體驗經濟運行中扮演著策劃者的角色，發揮著為顧客提供“舞臺”的作用，真正在舞臺上表演的人是顧客。顧客去“體驗”所需物的設計工作、定價工作，并進行直接使用，以品嘗消費的感受。這說明，顧客是體驗經濟的主體，顧客對企業的經濟運行工作參與度越高，說明顧客對企業越信任，企業品牌價值的實現程度就會越高。

第四，體驗經濟使企業的經濟運行更加開放、更加健康。體驗經濟的發展促使企業不斷提高自己的開放程度，使企業在社會公眾的關注與監督之下開展各項經濟活動。這為擁有優質品牌的公司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與機會，而對于那些劣質品牌的公司則發揮的是矯正其思想與行為，約束其經濟運行的作用。因此體驗經濟的運行具有著一種積極的功效，它可以保證企業建立良性的運行機制，完善運行程序，滿足更廣闊市場的需求。

市場經濟的發展走到了體驗經濟的時代，企業就必須按照體驗經濟的要求規范思想與行為，這是企業發展的最佳途徑。從自由地滿足消費者個性需求，到對企業經濟運行的嚴格約束；從顧客創造性地選擇消費模式，到企業創造性地為顧客提供舞臺；從顧客可以不斷地獲取消費滿足、留存美好記憶，到企業可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與機會，可以說，體驗經濟是市場競爭的更新形式，體驗經濟的發展，使市場經濟更加完備，因而更加有利于市場經濟的運行。

體驗經濟是服務經濟的延續

服務經濟是市場競爭發展的必然產物。當微觀經濟主體———

企業向市場提供的產品在標準化方面均達到要求水準后，同樣品質的產品只有通過企業的不同品牌才能給予區別，但當顧客難以鑒別不同品牌之間產品的差異與優劣時，競爭的焦點自然會轉向企業向市場提供服務的質量與數量，而顧客則以此作為判定與選擇品牌乃至企業產品的標準，顧客關系由此得以建立。

服務經濟的發展使企業已經給了消費者以更多的承諾與兌現，同時，也使消費者感受到了服務經濟帶給他們的方便與舒適。服務經濟的運行，使企業在其經濟活動中，不僅要提供有形產品，還要提供無形服務。商品是提供服務的依托。而在純粹的服務產業中，服務本身就是一種商品。

在服務經濟條件下，消費者通常發現不了商品之間的差別，所以，企業為了爭奪更高的市場占有率，不可避免地跳入低價競爭的陷阱。為了避免低價帶給企業的利益損失，和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制約，制造商們不斷挖掘服務中更深層次的內涵，“一旦一個公司有意識地以服務作為舞臺，以商品作為道具來使消費者融入其中，這種剛被命名的新的產出———‘體驗’就出現了”。“體驗”的出現給消費者帶來了極好的感覺，從而形成了巨大的拉動性需求，帶來了巨大的市場潛力。同時也使服務經濟的內容更加豐富，更具有延展效應。因此，就像服務經濟的出現不是對工業經濟的否定，而是對工業經濟的延續，不是對工業經濟的替代，而是對工業經濟的完善一樣，體驗經濟的出現是服務經濟的一種延續，是服務經濟走向更大市場空間的必然結果。

體驗經濟是網絡信息時代的產物

體驗經濟在延續服務經濟的發展中，使市場競爭跳出了低價的陷阱，企業在經濟運行中由于需要按照消費者的個性要求創造出不同的提供物，因此不同提供物之間的價格不具有可比性，自然不能統一定價。然而，使企業創造不同提供物這種愿望，從設想到現實之間還有相當長的距離。這種距離在大規模經濟發展階段永遠也不能縮短，從而其目標不能得以實現。只有在信息網絡時代，這種距離才能逐漸縮短，并促使其目標得以實現。這說明信息網絡時代使體驗經濟成為一種必然。邁克爾·穆恩和道格·米利森在描述網絡信息時代公司的商業模式和運作流程時說，網絡信息時代，公司運行的方式是：“鼠標點擊”。而這種“鼠標點擊”時代，使經濟運行的一切都簡單化了，如產品開發可以通過“鼠標點擊”，顧客定貨可以通過“鼠標點擊”，市場調查可以通過“鼠標點擊”，信息處理可以通過“鼠標點擊”。這種簡單的運行方式是以復雜的科技發展和網絡信息技術為依托的，同時也使其成為體驗經濟的依托。

隨著經濟的發展、信息技術的成熟、網絡經濟的普及，體驗經濟所要求的專門為顧客設計和生產工作，其成本增加值會遠遠低于工業經濟和服務經濟時代的個性服務成本。正如一個鞋業公司的老總說，“過去批量生產很難滿足顧客的個性需求，現在的網絡經濟、信息技術，使我敢承擔為任何一個顧客定制一雙鞋的委托，同時成本也不會大幅度上升”。這種定制服務只有在信息網絡時代才會產生，因此，信息網絡時代為體驗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