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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合作化論文:我國農業合作化與市場化聯動機制分析

摘 要: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從狂熱到速冰,逐漸回歸到理性和良性發展。此過程中的農業績效明顯受到合作化與市場化之間的關系影響。本文分析認為,發展我國農村合作經濟,必須實現農業合作化與農業市場化的聯動機制。基于此,要在市場語境下,確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市場主體地位,以現代商務為合作組織的核心業務,構建新的農村合作經濟發展思路。

關鍵詞:農業合作化;農業市場化;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農業商務

農業有著幾千年的發展歷史。新中國成立后,農業的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盡管庫茨涅茲所揭示的三大產業演化規律正在上演,如今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安全、“三農”問題等等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農業由于受自然資源約束和自然環境影響,存在著天然的弱質性,分散的農戶經營產生了合作的需求,農村合作經濟得到較大發展。目前我國的農村合作經濟研究,大致有三個方面:(1)對合作經濟理論的一般探討,包括理論基礎(以產業組織為主)、運行機理、必要性與緊迫性、概念和作用等。(2)對合作組織的探討,包括合作組織的形式(模式)、合作組織內部治理與運作及合作社成員培訓等。(3)對合作經濟環境的探討,包括政策供給與規制、法律調節、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科研社會服務等。本文在現有研究文獻的基礎上,通過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發展過程的階段性分析,發現市場化與合作化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要發展農村合作經濟,需要實現合作化與市場化的聯動,在市場基礎上進行合作經濟發展思路的研究。

一、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發展階段

從新中國60年的發展歷程來看,我國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存在明顯的合作元素。不過,這種合作化因子經歷了一個從狂熱到速冰而后逐漸回歸理性的發展軌跡,市場化也經歷了從有到無至再現的過程。圖1將市場化、合作化與農業的發展軌跡進行配合分析。

1.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后期的“強制合作化階段”(I區)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意識形態逐漸攀升于社會規則之上,在“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信念引導下,農業生產的合作化運動轟轟烈烈展開,合作化程度迅速提高。從一開始的自發互助,到自覺行動的初級合作社,再到自為式的高級合作社,乃至上升為國家意志的,農業合作化成為一場不折不扣的社會運動。這種強制性制度變遷,強化了農業中的“合作”因素。1950年互助組1 131個,到1975年達到16 448個(集政治經濟社會功能于一體的高度合作化的集體組織),數量擴張了近15倍,覆蓋全國范圍。

強制性制度變遷,還表現在政府以計劃的名義,將市場因素逐漸從社會經濟生活中消除。農業生產所涉及到的生產資料、要素資源和農業產出完全由國家統購統銷,市場受到嚴重限制甚至禁止。

同期的農業產出顯示,1952年為342.9億元,1975年971.1億元,僅增長兩倍多,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序列中(見圖1),這20多年中的農業GDP呈現出近乎水平線的狀態,發展水平很低。

2.從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去合作化階段”(II區)

強制合作化階段處于一個特殊的不穩定階段,復雜的因素導致農民面臨參與經濟生活的“參與約束底限”,即如果繼續“參與”當時的經濟游戲就可能危及生存,才有1978年18個農民頗有壯烈意味的“秘密約定”及由此觸發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這種來自底層的變化,可以視為誘致性制度變遷。不過,此階段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經由政府的力量仍然上升為一種“國家意志”,從而呈現出一種誘致倒逼式的類強制性制度變遷行為,不過與前一階段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方向相反,即“去合作化”,才能消除前次行為帶來的負效果。

這一階段,農民重新獲得獨立生產經營權,生產積極性大大激發,在擁有私人控制權的土地上生產出可能獲得“剩余控制”的產品,產出不斷增加,生產能力大大提高。這種來自剩余控制權的產品,滿足自給自足的需要之后,剩余產品就有進入市場的需要。當經濟建設成為政府的工作重心之后,國家意志逐漸從單純的計劃經濟失效中領悟出“市場”的重要性,開始尋求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運行體制,因之市場化程度逐漸恢復并緩緩增加。

3. 80年代中期之后的“新合作化階段”(III區)

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為市場經濟的回歸與發展掃清了制度障礙。1984年中國政府確立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市場因子逐漸增強。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更是確立了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這些制度層面的變革,得到了經濟大發展的回報。農民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在前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農業生產力的基礎上,農民生產積極性進一步增強。但與上一個階段(II區情形)相比,農民面臨的市場風險卻大大增加。農業生產的家庭化、多樣化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階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市場沖擊下卻不可避免地顯現出分散化、原子化的劣勢。

數億中國農民直面市場的時候,新的合作需求產生了。千家萬戶的農民(分散性)與千變萬化的市場(不確定性)之間出現了矛盾,市場經濟大潮還拉大了農業與其它產業收益差距,農業的相對比較利益不斷下滑,20世紀90年代大量的“離農”甚至“離鄉”行為,正是農民的理性選擇,大量青壯年農民加入農民工行列,使得農業生產力削弱,農村出現空戶化、老齡化、農民兼業化、土地撂荒閑置等諸多問題。不過,這種“離農”行為,卻在客觀上為農村經濟合作化提出了迫切需求,也提供了自然基礎。農村人口的外流或外遷,使得農業實際勞動力減少。人地比例縮小,增加了農業生產壓力卻緩解了人地矛盾,農業生產的專業化需求產生,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成為可能。這些新情況為新的農業合作化提供了現實基礎。農業稅的減免(直至取消)和《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實施,進一步推動我國農村經濟走向“新合作化”階段。

據國家工商總局統計,截至2008年9月底,全國依法新登記并領取法人營業執照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7.96萬戶,實有成員數108.15萬個,其中農民成員104.09萬個,占成員總數的96.24%。從業務范圍看,有3.23萬戶的經營范圍中包含種植業,占實有總戶數的27.63%;2.59萬戶的經營范圍中包含養殖業,占實有總戶數的22.15%。現實情況表明,我國農村合作經濟開始走向新的發展快車道。

從以上分析來看,20世紀70年代后期之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市場化程度極低甚至被人為消除,孤立的合作化并未帶來農村經濟大發展。隨后的幾年過渡時期,合作化因歷史原因被抑制,單純的市場化仍然不能產生效用。而只有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市場化與合作化聯動發展互相促進,才有效促進農業增長。

二、農業合作化與市場化聯動機制

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需要在農業合作化與市場化聯動的基礎上進行。以農業市場化為基礎,以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為主體,以現代商務為核心,尋求破解“三農”問題的路徑。

1.推動和完善農業市場化進程

農村經濟的發展,涉及到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和農村建設等諸多方面事務。農業的投入、經營管理、產出等活動,是農業市場化進程的關注點。

第一,加快農產品商品化建設。農業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均來源于農業產出――農產品,只有農產品通過市場順利完成“價值實現”過程,才能根本解決農民增收、農業增長和農村富裕問題。農產品商品化建設,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農產品銷售與流通環節的建設,二是農業的商品化生產。

農產品銷售與流通,以市場“價格”為導向,主要目的是充分實現農產品的“價值”,讓農業產出賣個好價錢,以確保農民生活改善和農業再生產投資的來源;同時也要解決經常遇到的由買方市場特性引起的農產品“賣難”問題。這需要通過農產品商務中的信息流和物流方案的設計來解決。農產品商務中的市場信息搜集、需求行為分析、供求匹配等活動,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發展,農民承擔著較高的交易成本,承受巨大的市場風險。為此,我們要從農產品市場體系建設、農產品供求信息匹配、農產品交易技術開發等方面著手,擴大農產品市場范圍,提高農產品交易效率,加快農產品流通速度,從而降低農產品交易成本和市場風險。同時建設通暢的農產品物流通道和輔助環境,降低物流成本。

農業商品化生產問題,實際上是“需求導向”問題。農民選擇作物品種、耕作時間和管理方法,必須遵從“需求導向”的市場法則,適時、有效地滿足企業和消費者的農產品需求。以農產品為中間投入品(生產資料或流轉)的企業,以農產品為消費品滿足吃、穿、用等需求的居民,都是農民的客戶。市場經濟體制下,農業生產當然要把握客戶的真實需求才能適應市場規則。訂單農業、綠色農產品等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生產的內生要求。

第二,實行有保護的農業生產要素市場化。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保證了農業生產,農業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價格,影響著農業的“成本”,進而影響農業生產方式的選擇和變革。筆者認為生產要素包括兩大類:一類是農業生產資料,如土地、種子、化肥、農藥、農膜、農機等物質品,另一類是農業技術、信息知識、勞動力、農民企業家、資金等資源品。從目前情況來看,物質品投入的市場化程度比較高,農民通過市場采購必須的農業生產資料,但由于農民的個體分散性和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他們在購買中談判力量弱,信息甄別能力不足,同樣帶來較高的交易成本和生產風險。因此,需要對農資供應環節進行改造,構建既符合市場化規則又滿足農業生產需要的農資供應體系。對于資源品投入而言,當前我國農村面臨著落后和嚴重缺乏的局勢。農業資源品可以概括為信息技術、人力資本和貨幣資本三類。信息技術的投入目的在于降低農業生產面臨的自然風險,這方面的供給目前主要由政府主導,市場化程度不高。人力資本中,勞動力的投入基本依靠農民家庭自給自足,在農民工隊伍增加的情況下,農村的季節性雇工有所增加,但勞動力流動范圍受到限制,而農業企業家的供給則嚴重不足。貨幣資本可以物化為農業生產資料,其使用暫不作考察,但其來源和供給數量應該引起重視。由于歷史的原因,農民自有資本積累數量有限,農業生產再投資力度較小,所以需要依靠外部資金的注入,但由于農民風險承受能力較弱、農民信用度不高等原因,他們獲得外部資金的渠道和數量都比較少,大大制約了農業生產再投入,影響持續性。

基于此,對于農業生產要素的市場化,在目前形勢下不能完全任由市場機制發揮,而有必要實行“有保護”的市場化。一方面,拓展農業生產資料供應渠道,降低農民購買成本;同時要增加資源品的投入激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在此容易出現失靈,就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國家力量推動。

第三,促進農業經營產業化。基于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要素的分析,我們自然提出促進農業經營產業化的思路,產業化經營是現代農業的發展趨勢。“農興百業興,農損百業衰”。農業產業化要求多類市場主體的參與,產前農業生產要素供給、產中農業生產經營管理、產后加工銷售以及政府的全程監管與服務,各類活動相互銜接,各類主體協同參與,以農業產業鏈為主線,增加鏈條上的價值創造和實現的總量,從而使農民獲得較多的價值量。農業產業化經營,涉及到三次產業的融合,在得到農業補給而迅速發展起來的工業和商業等服務業,應該大力參與到“反哺農業”、“輔助農業”的過程中來,建成“榮辱與共”的利益共同體。

第四,實現農村基層政務服務化。農業的國民經濟基礎地位、農業曾經為工業做出巨大犧牲、農業效益下滑帶來“糧食安全”、“社會不穩定”等問題,決定了我國政府必須在農村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農村基層政府,是國家政權的末梢。為了推動農業市場化進程,基層政府要在“為農服務”上下功夫。當前各地出現的鄉村干部帶領農民致富的案例和征地等導致的社會沖突,從正反兩個方面表明,基層政務應該實現“服務化”。農村基層政府承擔著信息服務、知識傳播和技術推廣等重要責任,這種供給無法完全依賴于市場。同時基層政務中的一項重要職能是從制度上保證農村穩定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培育高效的市場主體、建設流暢的農村市場體系、營造良好的農村經濟發展環境應該成為基層政務的主要工作。

2.加快以現代商務為核心的農業合作化進程

現階段我國農業合作化進程在不斷加快,各類專業合作社紛紛出現。然而,合作化過程中,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市場主體地位尚未得到充分發揮,多樣化運營而缺乏核心業務。促進農村合作經濟事業的發展,需要在這方面做明確、深入的探討。

第一,提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市場主體地位。作為一種組織形態,合作組織介于市場和企業之間,既具備市場要素又表現出企業組織的形式,通過市場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通過企業組織形式克服市場失效,降低交易成本。但正因為此,合作組織又兼有了市場和企業兩種組織形式的缺陷,一方面市場的失靈不能完全通過內部化來消除,另一方面又由于沒有完全或完善的控制權而產生很高的協調成本。這些情況導致合作組織不能成為完全而真正的市場經營主體。雖然2007年開始實施《專業合作社法》,但合作社的經濟性質并未得到清楚界定,作為調節企業范圍事務的《公司法》無法適用于合作社范疇,缺乏“合作社法人”的明確界定和法律認可。現階段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往往有在民政部門登記和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兩類,前者屬于社會團體性質,后者具備部分的企業法人性質。這種“中間”狀態導致合作社內部治理和外部運作都存在著眾多難以調和的矛盾。

從法律層面明確“合作社法人”地位,是提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市場主體地位的前提。在此基礎上,將合作界定為一種服務,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就是為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流通過程提供服務的企業,其核心產品就是專業于合作和協調的“為農服務”。這樣合作社就完全按照法人的方式和要求進行市場運作和內部治理,避免所有權不完整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第二,確立現代商務為農村合作經濟的核心事務。從功能上來看合作組織涉及到生產合作、流通合作、消費合作、資金合作等很多方面,當前最適合中國農民需要的無疑是流通、營銷等市場服務型合作組織,即使在生產領域的合作數量較多,從農民的角度來看,最終也是需要落實到農產品的出售(價值實現)上來。生產及其它環節當然不能忽視,但在信息技術、機械技術和生物化學技術不斷進步的今天,農業生產并未成為“瓶頸”,現實中存在大量“賣難”、“增產不增收”、“假種子假農藥”等現象表明,市場才是農業發展中的根本制約因素。

因此,促進農村合作經濟發展,需要以“商務”作為核心事務并據此進行合作社的業務設計。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以商務活動為核心,需要以農民(農戶)為中心,專注于兩個環節:生產前的采購(農業生產要素)和生產后的銷售(農產品商品),專心做好為農服務的信息流、資金流、物流、信用流和人員流等關鍵商務事務。

第三,發展現代農業商務技術和商務服務模式。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提供為農服務時,要重視“商務”活動及相關服務,現代農業商務技術的研發和商務服務模式的創新最為關鍵。在信息技術日益融入社會生產生活的背景下,合作社要更多接受和利用信息技術開展農業商務活動,通過互聯網絡進行信息的廣域和接收,進行農業生產資料和農產品商品的市場宣傳、供求匹配,開展農產品網絡推廣,為農戶進行客戶購買行為分析、客戶關系管理和市場信息數據挖掘等。通過專業信息工具(如即時通訊、自動談判系統)等為交易環節提供服務,加快交易談判過程,降低交易成本。利用電子支付、第四方物流綜合服務等為交易的完成提供全面服務。技術發展的同時,商務模式也要創新,針對不同的供應(農資)和需求(農產品)主體,采用流程通暢、多方共贏、結合實情、突出特色的商務模式,協調好農戶和其它交易主體的關系,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協同運作。農業電子商務既是現代農業商務技術的應用,又是農業商務服務模式的創新,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應該成為農業電子商務的主體和強力推動者。初期階段可以從合作事務的信息化流程式處理著手,產生示范效應,逐漸擴展為全程農業電子商務。

三、結 論

本文通過新中國農村合作經濟發展軌跡的分析,發現市場化和合作化在農業經濟發展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對農業績效的影響。據此設計出促進農村合作經濟發展的“合作化與市場化聯動機制”,要求農村合作經濟必須建基于市場之上,合作化與市場化協調上升發展。相應的,需要突出和提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市場主體地位,選擇現代商務作為農業合作經濟的核心事務,利用現代商務技術和創新商務模式提供為農服務,從而形成以農戶為中心,以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為載體,依托信息技術、現代商務技術和現代商務理念實現農業產業鏈協同運作、互利共贏的農村合作經濟發展新圖景。

農業合作化論文:芻議建國初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建國初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針對我國農村舊的社會經濟制度所進行的一項偉大的生產關系的變革。這場運動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究竟應該怎樣正確認識和評價它，一直是史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本文也對這場運動談點粗淺看法。

一、 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原因

完成后，我國農民擺脫了封建剝削制度的束縛，成了土地的主人，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發展生產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一方面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但是，農民個體經濟是一種小生產的自然經濟，它的自發趨勢，容易使農村產生兩極分化現象，如放任自流，其結果必然要同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背道而馳。在面臨兩條道路的選擇之時，中國共產黨必然選擇社會主義農業發展道路，這就必須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這是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必然性。另外，當時廣大貧下中農也確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由于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長期戰爭的破壞，許多農民在進行分散的個體經營時，缺乏勞力、耕畜、農具和生產資金；農田水利失修，一家一戶無力興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農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一遇自然災害（水、旱、病、蟲災）就要減產。據各地調查，當時大約有近半數的農戶在發展生產上存在著各種困難，國家又沒有力量提供很多援助。為了克服生產中的困難，增加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許多農民要求組織起來，互幫互助，共同克服困難，發展生產。這是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可能性。

二、 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大致過程

建國初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951年9月――1953年底是合作化運動的初級發展階段，農民按自愿互利原則組成僅僅帶有某些社會主義萌芽性質的農業生產互助組。

1951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12月作出第一個《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開始試行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決議要求各地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積極發展、穩步前進的方針和自愿互利的原則，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的方法，推動農業互助合作的發展。決議提出了引導農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三種形式，即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在1952年底以前，各地主要是大量發展臨時互助組，逐步推廣常年互助組，有重點地發展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1952年底，農業生產互助組由1951年的408萬個，增加到802.6萬個，參加農戶由1951年的2100萬戶，增加到4536.4萬戶。其中常年互助組175.6萬戶，初級社3600多個，參加農戶59000戶。

經過一年多的實踐，根據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全面展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加強領導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黨中央還成立中央農村工作部，任命富有領導農村工作經驗的鄧子恢為部長，具體負責領導這一工作，鄧子恢接受了15年完成農業合作化的任務。在鄧子恢為首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領導下，53年底前，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基本上是穩步前進的。

1954年―1955年上半年是合作化運動的第二階段，農民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組織以土地入股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帶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合作社。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總結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十大優越性，并向各地方下達了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任務指標，即要求到1954年秋收前初級社發展到3.58萬個，1957年發展到80萬個，入社農戶達到總農戶的20%左右。據此，全國掀起大辦初級社的熱潮。結果到1954年春，初級社發展到9.5萬多個，超過計劃一倍半還多。

1954年5月10日，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給中央的報告中說：1953年冬和1954年春農業生產合作運動的成績很大。這次會議擬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5年計劃發展到30或35萬個，1957年發展到130或159萬個，參加合作社的農戶發展到占全國總農戶的35%左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1960年前后，在全國基本地區爭取實現基本合作化。1954年秋收前后，許多農民看到90%以上的合作社增產，停止了在兩條道路間的觀望搖擺，紛紛要求入社，初級社猛增到22萬個。10月，中央農工部召開第四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分析一年來社會主義改造的大好形勢，指出合作經濟的優越性已為群眾公認，提出1955年春耕前初級社發展到60萬個，1957年基本完成初級合作化，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轉入高級社，再用三個五年計劃實現大規模農業機械化。

1955年4月農業合作社發展到67萬個，突破原來計劃。由于發展過快，一些地方出現了強迫命令、侵犯中農利益的現象，加上國家統購多購了35億公斤糧食，引起部分農民對合作化運動的抵觸和顧慮，出現了大量殺豬宰羊、砍伐樹木、聚會騷動、鬧退社的現象。中央發現上述問題后，提出“停、縮、發”三字方針，4至5月各地共收縮2萬余個社，鞏固了65萬個社。

由上可知，到1955年夏，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基本是穩健的。

1955年下半年――1956年9月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第三階段，農民組織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形勢剛剛好轉，于5月17日中央召開的15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上，根據他調查的情況，批評前段整頓工作是消極情緒，必須改變：“三字方針”，“基本是發”。會議根據的意見，提出了到1956年發展到100萬個社的計劃。以為還少了點，認為可能達到130萬個。這樣，在對合作化形勢的估計及發展速度上，黨內產生了分歧。農業合作化運動也以本次會議為轉折點，走向高潮。

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認為目前農村中農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不點名批評鄧子恢“像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對合作化運動有“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清的清規戒律”。在10月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又進一步批評了對農業合作化實行“堅決收縮”的方針，認為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是犯了“性質屬于右傾的錯誤”。會議批準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作出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在“反右傾”的空氣中，助長了本來已經存在的貪多求快、急于搶先的“左傾”思想的發展。這樣就使農業合作化運動形成了超高速的猛烈浪潮。到1955年底，農業生產合作社由原來的65萬個增加到182萬個，加入農業社的農戶達到7500多萬戶，由春耕時占總農戶的14%迅速上升到60%以上。

1956年農業合作化高潮持續發展，在農民紛紛加入初級社的同時，又掀起了小社并大社，初級社升為高級社的高潮。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提出1956年85%以上的農戶加入初級社，并在當地試辦一個至幾個大型（100戶以上）的高級社，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級形式的合作化，向人們描繪了一幅宏偉藍圖，更加鼓舞了全國人民。當月，全國入社農戶即達80.3%，基本實現初級合作化。隨后，合作化運動轉入小社并大社，初級社轉高級社階段。許多剛建立的初級社，馬上并社升級，有的農戶甚至超越初級社，直接加入高級社。到1956年年底，加入農業合作社的農戶達到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7.8%，這樣就基本實現農業生產合作化。也就是說，原來預計用15年完成的農業合作化，如從1953年算起，僅僅用了4年時間提前11年完成了。

三、 對建國初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評價

實踐結果表明，我國農業合作化的成績是巨大的：它把廣大農村的個體經濟改造成了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避免了兩極分化，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廣大農民群眾徹底擺脫了農民個體土地私有制的束縛，走上了合作經濟的廣闊發展道路，從長遠看，對發展生產是有利的；在興修水利、抗御自然災害、搞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等方面，也較好地發揮了集體的優越性；為采用農業機械和施肥、殺蟲等農業科學技術提供了條件；在整個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生產逐年增長；農業的發展保證了工業化的需要，為工業化積累了資金，農村也為發展工業化提供了重要的市場。農業合作化的勝利，還推動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也奠定了農村基層組織的基礎，培養了一大批基層經濟和行政管理人才。所有這些成績都是不容抹煞的。當然，如果當時采納鄧子恢的意見，使農業合作化穩步前進，自始至終堅持自愿互利的原則，探索發展多種合作經濟形式，工作將會搞得更好，成績將會更加偉大。

但由于高級社教條地仿效了蘇聯集體農莊的模式，由于1955年夏季以后，我國農業合作化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的“四過”問題，原計劃用3個五年計劃加恢復時期的3年共18年的時間完成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不到4年時間就完成了，以致遺留了許多問題。主要是：公有化程度較高，組織規模較大，脫離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分配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問題；過分強調集中統一經營，忽視家庭經營；忽視甚至排斥商品經濟的發展，等等。

農業合作化論文:網絡化組織結構與中國農業合作化模式探索

一、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選擇

自2007年5月份以來，國內市場的豬肉價格出現了持續上揚的趨勢。商務部官員指出，引起此次豬肉價格上漲，最根本的原因是豬肉供不應求，拉動價格上漲。農業政策的改革，使農業更深地卷入了市場大潮中。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明顯已經很難適應，分散的農戶也很難在市場中有立足之地。他們就成了市場風險的最大承擔者同時也是市場利益的最小得利者。所以，在這樣的形式下。不得不逼迫我們去思考這樣的問題，即在我們目前的國情下如何走出傳統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問題。農業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也不簡簡單單就是農業機械化問題，更深層的是生產方式的變革和組織形式的創新。

問題的根源還是在我國農業生產方式上。時至今日我國在農業發展上已經歷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的勞動生產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廣大農村仍以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為主，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問題還是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現代農業的發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規模經營，在此基礎上才有生產手段和管理方法的科學化。如若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是談不上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樣的生產經營方式無疑加重了農民在市場博弈中的弱勢地位，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市場交易風險。

現階段在中國農村如何實現規模經營和農業的現代化?有學者曾從自由主義的角度提出，通過土地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交易和市場競爭來實現規模化發展。實踐上，這樣的道路在我國是很難行得通。不但不能給農民帶來利益，相反，可能的結果是把大多數農民推向毫無保障的境地。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看，合作化和發展合作經濟組織在我國農村才是一條真正切實可行的道路。

合作經濟組織在農業和農村發展中可以發揮以下功能：農民通過自身的聯合，創造發展條件，發展壯大為成員共有的合作經濟；另一個方面，通過聯合，推動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整合和配置，能更好地調節家庭經營結構，使每個家庭經營都能尋找到一條最能使自己發家致富的路子；第三個方面是，這類組織對成員內部是服務，非營利的，而對外要追求利潤最大化，合作組織能創造更多為成員所有的財富。

二、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結構特征

合作經濟組織要有效地發揮上述功能，在組織形式和結構的設計上就必須要考慮如何能夠協調好農民的地位及其與組織的關系，將農民的利益切實地整合到組織的目標中去。

從性質上講，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應當是屬于非政府組織，是成員自愿參與合作，資源共享的互益團體，是一類具有明確目標和規則的正式組織。國外的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大多是農民自己聯合的自治組織。中國現在有社區成員共同所有的集體合作經濟組織，有國家在農村辦的為農民服務的合作經濟組織，如供銷社、信用社等。再就還有各種類型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從領辦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主體來看，國外農業合作組織大多是由合作成員平等協商、自愿聯合、共同創辦。我國的情況比較復雜，有領導主體多元化的現象，有農村能人牽頭，農民自愿參加；有工農龍頭企業牽頭，農民自愿參加；有工商資本進入農業牽頭領辦，農民自愿參加；有國家單位牽頭，農民自愿參加；還有集體經濟組織牽頭，農民自愿參加等等。

那么，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形式和結構如何才能既有利于農業經濟的發展壯大，又保證廣大農戶的利益不受侵害，盡可能地實現兩者的共同發展?在這一點上日本企業集團的網絡組織結構是非常值得借鑒的。企業集團往往圍繞一個銀行組織建立以金融為核心的網絡組織，在他們的企業集團關系網中，公司之間是相互聯系的，不十分獨立，但也遠非集成，在網絡內部允許這些分開的組織共享不對網絡外企業開放的資本、技術和人力資源。在日本的農業現代化發展史上同樣有著類似的組織形式與結構，比如說日本的農協組織。日本的農協網絡非常龐大，觸角深入到農村各地，幾乎所有的農戶都加入了當地農協。其主要職能之一就是將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為他們提供產、供、銷一條龍服務。另外，政府也依靠農協推行其農業政策并實現對農業的間接調控。農協積極參與并影響政府農業政策的制定，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當前日本農產品價格居高不下以及大米市場長期不對外開放的情況，都是因為農協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我國，一些地區對歐美、日韓等國的農村經濟合作模式進行了取長補短，探索在資金、技術、流通等一體化的農業經濟合作化的道路，例如浙江瑞安農協與瑞安農村合作銀行的合作聯盟關系。瑞安農村合作協會，是合作銀行、供銷聯社以及近百家農民專業合作社、村經濟合作社，在農辦、農業局、科技局以及人民銀行、銀監辦等部門的支持下，自愿采取多層次聯合組成，這在全國范圍內是一次制度上的創新。建立金融為核心的農村經濟合作網絡不但有利于解決我國農業發展中的最大的資金問題，而且能為農民提供產前、產中、產后全方位的經濟服務，在市場博弈中提高農民的競爭力，使農民真正得到實惠，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關于網絡化結構的幾個特征：其一，這是一個正式組織的內部結構，也就是說這不是一個松散的隨意進出的關系網，組織的目標和成員的權利責任是明確的；其二，組織是由農戶自愿參加的，不能隨意進出不等于強制參與；其三，農戶應該保留對自己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合作組織不能隨意剝奪。在這方面，農戶在網絡式的合作組織中是相對獨立的；其四，網絡結構中的成員關系是相互平等的，不應該有垂直的等級權威結構。形成一個包含從生產到銷售和加工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網絡。在組織中，農戶可以得到資金支持、技術服務、市場信息渠道，甚至銷售渠道等。

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及其網絡化的結構可以說是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條件，但絕不是充分條件。只有真正使得這樣的網絡組織在農業發展和農產品市場交易中發揮它的功效才能解決問題。這只有在制度與中國農村的社會文化完美結合的條件下才能實現。

三、網絡化組織結構的社會發展機制

農業網絡化經濟合作組織在其運行過程中必須要與中國農民的價值觀和文化習慣相協調。文化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在社會學可以說是不乏見解獨到的觀點和理論。之后，更是發展了“社會資本”的概念術語。其中，美籍日裔社會學家福山在他的《信任》一書中，指出經濟組織的管理方式和發展規模在不同的家庭價值觀、社群意識等文化觀念的影響下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所以，組織行為、管理行為等經濟活動必須對文化不斷的關注和足夠的尊重，否則就

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正如福山所說：“法律、契約和理性經濟為后工業社會的穩定和繁榮提供了必要的基礎，但還必須用相互關系、道德義務、對群體的責任以及信任來激活它們。”

在合作經濟中，信任是最重要的社會資本和文化因素之一。就中國農村中的合作關系而言，我們主要討論兩個方面：一是傳統儒家的忠誠思想和血親信任；二是“私”的毛病。傳統文化中誠實守信、尊重知識等對合作經濟發展非常有用的社會美德在農村是保存相對完好的。我們應當思考如何將這一思想現代化，適應新的經濟生產方式的需要。另一方面，根據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的分析來看，中國的基層社會在農村，是固定的，不流動的；人和人是孤立和隔膜的，這種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個人為單位的，而是以住在一處的集團為單位的。鄉土社會中也產生信用，“這時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費先生在文中還講到了中國人的“私”的毛病，就是俗話說的“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一說是公家的，大家都可以占點便宜，有權利而沒有義務。

建國后，短暫的強制合作化和集體化并沒有使農民真正建立起合作的理念，自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分田單干的農民幾乎沒有建立起超家庭的信任。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建立和發展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必須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能激活信任的文化和防止“私”的毛病，建立適宜的發展機制。

(一)重視鄉村文化在合作組織中的根基作用，吸取農村傳統的信任文化如家長式的責任義務、儒家的忠誠品德等并將其現代化

正如福山所指出的“美國的許多移民獲得成功是因為他們將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與民主社會的自由結合在一起，同樣，―些國家的工業如此成功是因為它們將舊體制或文化特征與廣泛的自由經濟構架結合在一起”。因此，在合作組織的制度設計中要注意激活農民的信任品質。實踐中，很多自發的農村合作組織都是在傳統信任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往往也有因一時的利益矛盾造成遇險則散的事情發生。因而，在合作組織運作和管理活動中應當信任、尊重農戶，同時進行必要的教育，使他們在對科技和市場知識了解的基礎上強化信任和合作意識。

(二)正確發揮政府在合作組織中的引導作用，同時防止出現過度依賴政府的現象發生

鑒于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情況，農民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質和合作意識普遍不高，組織能力和應對市場的能力都還很有限。因此，在農村社區中經濟合作的初期政府必然要起一個倡導和推動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也應當限定在一定的范圍之內，重點在于給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自治創造良好的環境。政府不能夠過度干預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發展，否則就會造成非政府組織行政化，過度依賴政府的現象而失去活力。更重要的是，對政府的過度依賴還會影響組織成員之間的橫向信任。

(三)合作經濟組織要規范化、制度化，一定要本著平等互惠的原則，防止侵害農民利益的事情發生

一旦侵害農戶成員利益的事情發生，信任危機往往就會跟著出現，不利于網絡化結構的進一步發展。在網絡化的組織結構中，成員是平等的，組織雖然也可以有自己的管理者，但主要的職責是整合協調各種資金、信息等資源為組織成員的發展提供最有利的條件。組織因此必須建立起相應的制度來規范管理者和成員的行為，明確其責任義務以及對應的獎懲機制。成員間建立穩定的橫向聯系是這類組織發展的關鍵。

(四)發展農村中各種民間團體，產生成員歸屬的交叉效應。增加信任的社會基礎

信任是人們在各類組織和團體中重復交往而產生和強化的。家族以外缺乏信任經常直接涉及利益分配的經濟組織。中國傳統社會不是以社團為中心的社會，林語堂也曾指出過這種差異，他說日本社會宛如一整塊花崗巖，而傳統的中國社會則像一盤散沙，每一粒沙就是一個家庭。就是這個特征，使華人社會在西方人眼中表現出高度的個人主義。也就是費孝通先生分析的“私”的問題。“私”反映到農業合作經濟組織中就是種種搭便車現象。除了建立相應的制度防止這類事情發生之外，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的更深層的社會機制就是，在農村中積極地推進各類民間社會團體，包括文化娛樂、興趣愛好等等群體的發展。實踐證明，在民間團體發達的地區，經濟合作化的發展也相對順利。農民們通過在各種團體中交往增加了互動和聯系，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和感情，并為將信任擴大到親緣關系之外提供了契機。

四、結論

農村中的經濟合作組織目前有多種形式存在，筆者認為，水平的網絡化組織模式是比較合理的形式，它既可以將農民以一定形式組織起來，又能夠保護農民的利益，因為在這樣的組織中成員地位是平等的。更進一步，這種組織模式重要的文化基礎是信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信任已不能再停留于傳統血親信任范圍之內，因此，必須從社會層面上系統的加以改造，使其現代化，才能成為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的精神文化支撐。在這個過程中，發展各種形式的民間社會團體將是一個有用的促進機制。

農業合作化論文:江西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考察

摘 要：江西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從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中，較好地執行了“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發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而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階段，江西經多次修改發展規劃，與全國各省同步出現了全面高潮的形勢，僅一年時間就實現了完全社會主義的改造，因而遺留了不少問題。但總的來說，江西農業合作化為江西農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關鍵詞：江西；農業合作化；農業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為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以把個體農業納入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軌道而做出的一項重大決策。從1951年秋冬到1956年底，江西農業合作化運動由穩步發展到急促完成，經歷了從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下簡稱初級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下簡稱高級社)相互銜接的三個發展階段。從互助組到初級社的發展，雖然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和偏差，但江西較好地執行了中央“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發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然而，在高級社發展階段，江西與全國一道超速發展，出現了合作化運動的全面高潮，使原本預計要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長一點時間來完成的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結果只用了4年時間就急促完成了。本文試從江西一省范圍，來探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進程，以期對江西農業合作化運動有一個較為全面、客觀的認識。

一、農業互助組的興起與穩步提高

新中國成立前后，在廣大農村通過剛剛獲得土地的貧苦農民就開始組織起米，成立各種形式的互助合作組織。當時，江西農民也常常通過親友問的臨時換工來解決生產困難。江西是新解放區，有組織有領導的農業互助組在1951年前數量很少。1951年春，在過程中，江西省委動員已的地區“組織起來，發展生產”，要求把開展“合作互助”作為開展春耕生產、克服困難的主要工作來做。由于省委的推動，1951年江西創辦了9.86萬個臨時性互助組，加入互助組的農戶43.25萬戶，占全省總農戶341.7萬戶的12.66％。

毫無疑問，江西農業互助組的大量發展是在1952年以后。1951年9月，中央召開了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這是中共中央關于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第一個指導性文件。同年12月15日，將這一決議下發各地，要求各地照此草案組織實施，把互助合作“當成一件大事去做”。1952年3月底，江西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根據江西的實際情況，明確提出了在自愿互利的原則下，以“大量發展臨時、季節性互助組為主，重點試辦常年互助組”的方針，把農業生產當作壓倒一切的中心，并由省委書記陳正人、副書記楊尚奎和省長邵式平帶頭，先后組織了三次下鄉檢查。在黨的組織領導和宣傳號召下，農民很快接受了互助組合作模式，因為互助組既能解決農民的生產困難，土地又仍歸農民個人所有，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的傳統依賴心理，適合農民當時的覺悟程度，因而樂于為農民接受。同年7月，全省臨時、季節性互助組達123 144個，常年互助組達8 547個。到年底，互助組數量進一步增加，臨時、季節性互助組達126 443個，常年互助組達11227個，組織起來的勞力132.6萬個，占全省728萬農業勞動力的18％強。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將決議草案通過為正式決議，并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這充分表明了中央穩步推進農業互助合作的決心。在這種形勢下，1953年3月26日，江西省委調整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指導方針，確立了“大量發展臨時、季節性互助組，重點發展常年互助組，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指導思想，來加大力度推動江西的互助合作運動。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江西農業互助組呈穩步發展的態勢。應該指出的是，和全國相比，這一時期，江西推進農業合作事業的步驟是謹慎的、務實的。從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全國大部分地區互助組發展出現急躁冒進的情況下，江西一些地區也出現了強迫命令、打擊單干農民和盲目追求高級形式的急躁胃進現象，如有的鄉出現挨戶編組、按年齡性別編組，甚至說“不參加就不散會”、“不參加就是不擁護”、“貸款只給互助組，不給單干農民”等等，但與發展迅速的一些地區相比，江西的情況好很多。1953年春，甘肅省入互助組的農戶達90％左右，后經整頓降到40％左右；江蘇江陰縣入互助組的農戶為70％，整頓后降至30％。而根據江西南昌、上饒、贛州、撫州四專區統計，人互助組農戶為18.8％左右。經過1953年春夏整頓以后，到11月，全國組織起來的農戶占總農戶的43％，而江西入組農戶為25.4％(人初級社0.02％除外)，臨時、季節性互助組發展到16萬個，常年互助組1.6萬個。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使農業互助合作運動有了更加明確的指導思慰。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草案)》，把發展初級禮作為推動互助合作運動的主要環節，肯定這是引導農民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適當形式。這樣，1954年2月，江西省委再次調整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指導方針，確立了“認真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積極組織常年互助組。大量發展臨時、季節性互助組，密切團結單干農民”的方針。南于指導方針的調整，江西一些地區不同程度地出現了重社輕組的冒進現象。省委發現后，立即著手進行糾正，在報刊和各種會議上進行了宣傳，要求廣大干部和農民端正認識、糾正不良偏向，指出“互助組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的重要基礎”，“互助合作要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地發展與不斷地鞏同”。由于糾偏及時，因此互助組仍繼續穩步地向前發展。至12月初，臨時、季節性互助組達223 042個，參加農戶1308 915戶，占總農戶的33.23％；常年互助組81266個，參加農戶701232戶，占總農戶的17.8％。1955年秋冬，在農業合作化高潮背景下，江西常年互助組發展很快。同年7月，常年互助組為12.37萬個，年底達24.83萬個，入常年互助組農戶占總農戶的57％。1956年，大部分常年互助組轉為了合作社，未轉社的常年互助組只有0.16萬個。可見，1951年至1955年，江西農業互助組的大量發展和穩步提高，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逐級試辦與穩步發展

初級社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按勞動量和入社土地狀況分配為特征，是具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根據中央的指示，1951年秋至1954年冬，江西進行了初級社的

省、專區、縣、區的逐級試辦。據當時江西省農工部門部長孫哲回憶，試辦時期對合作社的發展控制很嚴，試辦合作社要經過省委批準，并且要符合以下條件：有辦得好的常年互助組作基礎；有一定的公共積累；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群眾自愿；有公道能干的領導骨干；有強有力的辦社工作組駐社。由于條件較嚴，在1951年省試辦時期，全省只試辦了3個，即南昌縣的八一農業生產合作社、萍鄉縣的易瑞生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泰和縣的彭昌佃農業生產合作社。1952年是專區試辦，全省又建了6個新社，加上原有的3個共9個社。

1952年冬至1953年春，全國部分地區特別是華北區出現了貪多求大、喜高厭低、盲目辦社等急躁冒進現象。河北省1952年秋有合作社1082個，1953年春增至5882個；山西省1952年秋有合作禮566個，1953年春增至3167個，而此時江西只有9個初級社。江西是新解放區，并且嚴格控制初級社的發展數量，沒有出大的問題，但也出現了急躁冒進的苗頭。部分區鄉干部對發展季節性互助組不感興趣，追求高級形式的合作社，但辦社條件不夠，怕得不到上級批準，于是一些地方出現了自發社。豐城縣原認為沒有合作社，經調查，發現五區有4個，而且均是互助組未辦好，就盲目轉社的；進賢縣組織了59個自發社，余汀縣弓塘鄉一鄉就有3個，而且這些合作社大都不顧現實的經濟條件，不考慮農民意愿，取消農民所有權，搞“歸堆”、 “扯平”，收獲物按人口平均分配。省委發現后，及時采取措施加以整頓。1953年3月31日省委在給上饒地委的指示信中就指出，要堅決克服“干部中的急躁冒進情緒而在工作中產生強迫命令與形式主義、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傾向”，“不積極領導，不愿意作耐心的教育工作與艱苦組織工作，放任自流的偏向亦同樣要注意反對與防止”。經過1953年春夏的整頓，急躁冒進偏向基本停止，全省379個盲目組織起來的合作社，大多得到了糾正。

1953年至1954年春，是初級社縣試辦時期。1953年3月，省委把1953年目標定為發展54個初級社。由于受全國整頓急躁冒進思想的影響，省委嚴格控制了發展指標，至1953年10月，經地委批準試辦的縣辦社只有33個，加上原有的9個共42個，分布在全省82縣5市中的29縣一市。1953年12月16日，中央通過了《關于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確立了農業合作化的道路。這一決議出臺后，全國各地均加快了合作化的發展步伐。1953年冬至1954年春，江西雖仍是實行縣級試辦，但發展速度也在加快，并在指導方針中加入了“認真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內容。省委對政策亦做出了相應調整，規定個別互助基礎較好，合作社有相當數量、干部較強、群眾基礎較好的區，可經地委批準，進行個別區的試辦。1954年3月底，全省82縣5市都試辦了合作社，經各地委批準試辦的社524個，加上原有的42個共566個，入社農戶占總農戶的0.23％。這一時期，初級社對農業生產有較好的推動作用。據對17個社的調查，其中有14個社增產，額度一般在20％左右，三個因遭水災減產，但產量比單干農民和互助組高。同年夏季，初級社繼續發展，夏收前全省初級社達620個。同年秋，全省初級社發展進入了區試辦階段。省委在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上提出：“凡試辦社成功取得經驗的縣，秋后可進入區試辦，一般的區試辦三個，基礎較好的可辦四至五個，個別基礎太差的區可不辦。”此后，江西初級社進入了成批發展階段。12月初，發展至5015個，入社農戶達3.52％；1955年3月，增加到14758個，入社農戶達9.83％，這些社分布全省99.5％的區和66.2％的鄉。

1954年冬至1955年春，全國許多地區合作社發展出現較為嚴重的急躁冒進現象，全國的初級社由1954年6月的11.4萬個發展至年底的48萬個，1955年4月又增加到67萬個。部分省發展尤快。1955年初，河北已有10萬個。山東8萬個，安徽3萬個，浙江4萬多個。為此，中央于1955年1月10日發出《關于整頓與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要求發展過快的省“停止發展，轉向鞏固”；距完成原定發展計劃尚遠的地方。則應有準備地在鞏同中繼續發展。當時，江西的發展速度并不快，發展狀況總體上也是健康的。每社平均25戶左右，而且大多數社都增產了。據贛南、南昌、上饒、吉安、撫州等地的6203個社的統計，有92.5％的社增加了產量，多數社增產10％～15％，少數社增產20％～30％，減產與保產的社占7.5％，原因主要是遭受了水旱災害，但產量高于單干農民和互助組。因此，1954年江淮流域雖發生了特大水災，江西農業總產值仍達到了151058萬元，與1953年151865萬元基本持平。在這種情況下，1955年春江西又建了不少新社。㈣當然，江西也出現了一些急躁冒進的偏差，如有些干部以“不參加合作社就是自發趨勢”相威脅，不少干部有“搞起來再說”的想法，一些農民思想不通，上午評生下午就賣牛。于是，1955年春夏，江西對合作社進行了兩次整頓，整頓中有5個新社改為互助組，860戶社員退社。14 000多個全部鞏固下來了。這說明，1955年夏季以前江西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基本是健康正常的，省委對互助合作的指導也基本是穩妥的。初級社也大體上符合當時農民的覺悟程度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比較容易為農民接受。

三、高級社的超速發展與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急促完成

1955年夏季以前，江西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大體是健康正常的，然而，1955年秋季以后卻出現了急劇變化。1955年7月31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嚴厲批判了“小腳女人”思想和“右傾保守”思想，從而推動了全國農業合作化的高潮。1955年8月5日，江西省委在全省第四次黨代會上傳達并討論了的報告，批判了江西在合作化運動中的“右傾”思想。迫于形勢，主管農業的省委副書記劉俊秀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的思想“落后于形勢的發展”。同年9月，江西省委修改了3月份制定的建社計劃，把1955年秋冬至1956年春建成32564個初級社(含老社)的目標提高到40 758個(含老社)，平均每社25戶左右，人社農戶達到30.91％，1959年達到10萬個，99.36％的農戶加入合作社；同時提出1958年底以前在基礎好的各專區試辦二至三個高級社，1959年半數以上的縣各試辦一兩個，1960年每縣試辦一兩個。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七屆六中全會上與會者一邊倒批評了“右傾保守”思想者，省委于11月再次修改規劃，將1955年冬至1956年春的建社計劃擴大到6萬個(含老社)，經省委批準可辦百戶以上的大社，入社農戶達50％左右，并把高級社的試辦提前到1955年冬，提出在1955年冬至1956

年春，贛南、南昌和上饒可以在基礎好的地方各試辦三至五個高級社，吉安、撫州和九江可各試辦二至三個。由此可見，從1955年8月至11月，江西農業合作化的發展步伐在不斷加快，但省委對合作禮的決策仍趨謹慎，對辦社規模、辦社條件特別是高級社的試辦進行了控制。因此，江西合作化的高潮形勢尚在逐步形成，并沒有全面到來。

1955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開了九省省委書記會議，會議要求各省加快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速度；12月，又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中，大力提倡并社升級，從而推動了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全面高潮。為了追趕全國的發展形勢，江西省委于12月29日第三次修改了規劃，提出了試辦高級社的新計劃，要求在1955年冬至1956年春建初級社8.5萬多個，入社農戶達60％以上，至1956年10月全省基本完成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規定在1955年冬至1956年春有條件的縣可試辦一個高級社，基礎好的縣可試辦二至三個，每社以150至300戶為宜，入高級社農戶達20％～30％，1960年全省基本實現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化。此后，江西農業合作化運動超速發展，掀起了全面高潮，短時間內就急促完成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1月13日，江西宣布基本實現半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化。據統計，全省已建成6.7萬多個初級社，8000多個正在建設中，人社農戶達75％以上。在熱火朝天的形勢下，省委于1月18日第四次修改規劃，要求1956年春建高級社3000個，全省提前到1957年冬普遍建立高級社，實現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化。從此，江西高級社的發展規劃超出了試辦范圍，進入迅猛的大發展階段。然而，現實的發展比規劃來得還要快。1955年底，江西只試辦了36個高級社，1956年3月中旬發展到7174個，每社平均332戶，鄱陽縣最大的兩個達4 600戶和4 800戶，入社農戶達61％。初級社有90 469個，其中有56 562個已轉為高級社，全省入社農戶占總農戶的92.3％，江西基本實現了農業合作化。1956年秋冬季，未轉高級社的初級社繼續并社升級，到年底高級社達18212個，每社平均210戶左右，大的有1000多戶，人高級社農戶占全省總農戶的96.04％，只余1844個初級社未并社升級。至此，江西僅花了一年的時間，就急促完成了對農業從半社會主義到完全社會主義的改造。

四、對江西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總體評價

和全國一樣，江西農業合作化運動由穩步發展到急促完成，經歷了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相互銜接的三個發展階段。從互助組到初級社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互助組和初級社的合作形式，與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農民的覺悟程度比較相符。互助組是單個農戶組成的較為簡單的合作組織，農戶在人力、牲畜、農具等方面進行交換與調劑，能較快地解決農民的困難，同時又保留了農民對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以及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因而容易為農民所接受。互助組剛推行時，在評工計分、農具和耕畜使用、清工結賬等方面遇到了一些問題，后來經過摸索，采用底分活評、農具和耕牛評分計工和及時清工結賬等辦法來解決問題。一些涉及農民利益的問題解決后，互助組的優越性也就得到了較充分的發揮。農民加入互助組后，生產困難解決了，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增強了，大部分農民收入增加了。據統計，1952年辦得較好的互助組一般增產15％～20％。1952年，萍鄉縣年豐鄉有40個互助組，287戶中有205戶參加了互助組，互助組稻田畝產都在千斤以上，普遍比單干戶的產量高。1952年農業總產值為154173萬元，比1951年122958萬元高出了3億多元。同時，互助組在生產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和不足，如耕作次序的先后、因地制宜的耕種、擴大再生產的局限等，而這些在初級社中能很好地解決。

初級禮是較互助組更為復雜的合作形式。它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耕畜和農具作價歸公或有償使用，土地收獲按土地和勞力的一定比例進行分配。從生產要素合理配置來說，它大體適應了江西當時的生產力水平，適應了江西農民的接受程度和干部管理水平。初級社還保有半私有制，既能發揮個體經營的積極性，又能體現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形成一種比較合理的雙重結合。這些均有利于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當然，初級社也存在諸如土地和勞力的分配比例之爭、評工計分、窩工浪費等問題，經探索后，許多社通過民主協商和實行包工制等辦法使問題得以解決。從實踐來看，初級禮增產效果也是好的。據統汁，1954年在非災區有90％的社增產(一般10％～15％)，絕大多數社員增加了收入。1955年有92.5％的社增加了產量；全省農業總產值為159 758萬元，比1954年高出了不少。互助組和初級社能解決不少問題，又能增加農民收入，呈現出了明顯的優越性，具有相當的吸引力，是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互助合作運動健康穩步發展的重要原因。

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省委較好地貫徹了中央的“采取逐級領導試辦，樹立好榜樣，逐步鞏同，逐步推廣”的方針和“只許辦好，不許辦壞”的要求，在自愿互利的原則下，遵守了由小到大、南少到多、從低到高的發展規律，在發展中對指標數字自上而下地適當控制，對建社對象自下而上的慎重選擇與審查，并把大量發展互助組和逐級試辦初級社相結合，即便在批評了“小腳女人”思想之后，省委在1955年9月合作社發展規劃中仍然提出，必須“將建好新社，鞏固與擴大老社和大量發展互助組密切結合起來”。至于1952年冬到1953年春和1954年冬到1955年春出現的兩次急躁冒進偏向，這與當時全國的發展形勢有關，也與基層干部的工作作風和群眾熱情分不開。省委對互助合作運動中出現的急躁冒進偏向，給予了及時的糾正，1954年12月，省委就把各專區上報的1955年春發展2萬多個初級社的計劃，壓縮為1.5萬個，后又減至1.3萬個。省委根據中央要求，立足江西實際，采取嚴格控制發展速度與逐級試辦的發展模式，是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互助合作運動穩步健康發展的主要原因。

江西農業合作化在高級社發展階段，出現了超速發展的高潮形勢。這種形勢，是在沒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顧客觀實際條件和農民群眾的覺悟程度，過急地人為地促成的。高級社創辦后，在農田水利和道路建設、改革落后耕作技術、增強抗災能力等方面，確實有一些優越性，如1956年春江西新修水利工程24 709座，擴大灌溉面積274萬畝，完成計劃的188％，超過1955年水利工程4倍左右。然而，由于并社升級高潮是過急地、人為地促成的，江西在1955年秋冬至1956年底的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工作十分粗糙，遺留了不少問題。許多社根本不具備辦社條件就“兩步并一步”邁進高級社，辦社不是群眾自愿，而是在從上

到下的行政號召下一哄而起的。不少農民勉強入社，大部分是“隨大流”，甚至是被編進來的。許多政策如土地、家具、牲畜的入社政策沒有得到貫徹落實。高級社因為規模過大，超過了農村干部的經營管理水平和農民的接受能力，造成了經營管理上的混亂，出現“出工等隊長，吃飯聽鐘響”，“做事一窩蜂，肩膀擠肩膀”，分配“大呼隆”和“大鍋飯”等現象。據1956年12月江西對贛縣吉埠社、崇義縣黃沙林社、豐城縣塘圩社、南呂建設社等9個高級社的典型調杏，除吉埠社外，其余的社勞動生產率都下降了。如黃沙林社1956年全社每個勞動日所創造的產值是0.806元，1955年初級社時平均產值是1.021元，1956年比1955年勞動生產率降低了21.3％。高級社實行土地無償歸社所有，統一經營，按勞取酬，取消土地分紅，牲畜、家具作價入社，這超越了當時農民的思想認識水平，引起了農民的不滿，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56年冬和1957年春，全國出現了退社風潮，江西也有一些農民要求“拉牛退社”，比較突出的是1957年春清江縣出現的成批合作社解散現象，省委雖派了工作組去做工作，但重新回社的農戶不到原來的一半，社減少了，禮的規模也縮小了。經整頓后，江西農民鬧退社雖于1957年夏緩和下來，但社內的生產管理、經營、分配等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可1958年又出現了更高形式的化運動，全省在很短時間內就把高級社合并為，這就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脫離更遠了。

總之，江西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使江西農村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廣大農民逐步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實現了分散的農民個體經營到合作社集體經營的變革，是一次巨大的歷史進步。農業合作化后的統一經營、集體勞動和按勞分配，使生產規模擴大，農具得以更新，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取得重大成績，為以后農業的發展提供了長期發揮效益的重要物質條件。江西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也存在不少問題和偏差，尤其在高級社階段，生產關系脫離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與廣大群眾的思想認識和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不相適應，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足，對江西農業發展歷程上這樣一次重大探索，我們必須歷史地、理性地看待，客觀地、恰如其分地給予評價。畢竟，究竟什么是適合國情的農村集體經濟形式，社會主義農村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結合省情江西又應該選擇一個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對剛剛在全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各級組織，是一個新問題，需要經過長期實踐和探索才能全面、深刻地搞清楚。即便在改革開放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依然是擺在全黨和各級黨組織面前的一個極具挑戰性的理論和實踐課題。

責任編校：包禮祥

農業合作化論文:糧食危機\統購統銷與農業合作化步伐加快

摘要：建國初期，國民經濟恢復后，中國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農業拖工業后腿的矛盾加劇，出現糧食購銷危機。為了保證工業化建設的順利實施，國家出臺了統購統銷制度。為了便于低價收購并在低價下增加農產品收購數量，農業合作化速度驟然加快。

關鍵詞：糧食危機；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

中國共產黨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計劃用三個五年計劃左右的時間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但農業合作化繼統購統銷制度形成后，速度驟然加快，在此后的短短3年中，這一任務就基本完成了。

一、新中國工業發展戰略與糧食購銷危機

1952年，在國民經濟恢復之后，中國領導人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發展戰略。而當時，中國工業的基礎十分薄弱，按當時的標準看，現代工業只占生產總值的10%，農業和手工業占90%，將近90%的人口在農村就業和生活。然而，重工業作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具有建設周期長、在發展的早期大部分設備需要從國外引進、初始的投資規模巨大等基本特征[1]。

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糧食年度內，國家共收入糧食547億斤，比上年度增長8.9%，支出587億斤，比上年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億斤，6月30日的糧食庫存將由上年同期的145億斤減為105億斤[2]。其主要原因是，隨著國民經濟大規模建設的展開，工業人口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工業原料作物種植地區擴大了，工業用糧比過去增多；同時，后農民生活有所改善，農民的消費糧食也比過去增多。這樣就使原本十分脆弱的糧食供求平衡局面便被打破。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的糧食購銷形勢開始再度緊張，到1953年春情況更為嚴重。當時的情況是：（1）國家糧食部門購少銷多，逆差急劇擴大。據糧食部門報告，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的糧食年度內，國家共收入糧食547億斤，比上年增加8.9%，支出587億斤，比上年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億斤。1953年6月30日的糧食庫存將由上年同期的145億斤減為105億斤[2]。進入7、8、9三個月后，情況更為嚴重。在收購旺季的這三個月中，國家共收購糧食98億斤，超過原定計劃7億斤，但卻銷售了124億斤，超過原定計劃19億斤，庫存又減少12億斤。10月份，國家糧食銷售量又比上年同期增加31.3%[3]。收得多，但銷的更多，結果赤字越來越大。（2）不少地方開始發生混亂。當時，由于糧食自由市場存在，社會上一些糧食投機商利用尖銳的糧食供需矛盾，興風作浪，搶購糧食，與國營糧食部門爭奪市場，在受災市場，小城鎮己開始發生混亂現象，有些地區有數千人以至上萬人在國家售糧點排成長龍爭購糧食。如在江蘇省蘇南地區，投機商利用變相提價，攔路收購等方式爭購新稻，1952年10―11月間，個別私商收購比重高達90%以上。江西省吉安市，1952年12月18日到22日5天內，上市的稻谷全被私商收去。不法私商在農村還大肆買青苗谷，1953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湖北省潛江縣腰河鄉被私商買去青苗谷13萬多斤。浙江省溫州專署糧食局在溫州蒲江鄉36個村調查，有74%的農民賣了青苗或禾花谷。糧食投機商預購青苗的價格，一般比牌價低20%―30%，有的則低達40%以上。各地私商搶購糧食還有一套與國營糧食部門作斗爭的策略：從集中轉向分散，從公開轉向隱蔽，從城市轉向農村。這種糧食投機市場的存在嚴重地干擾了國家糧食購銷計劃的實現，導致糧食產需矛盾更加尖銳[4]。

上述問題反映出農業發展落后于工業發展需要的矛盾。為了獲得足夠的糧食、棉花、油料等產品，保證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費和加工企業的原料供應，迫使國家不得不進行一系列的制度創新以保證工業化建設的需要。

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出臺

解決糧食的辦法，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并在全國糧食會議上進行認真的討論和研究后，陳云最后提出采取“又征又配”的政策，即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這一重大決策，經陳云向中央提出后，得到和的支持和贊許。中共中央隨即于1953年10月16日做出《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同年12月初開始，除西藏和臺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核心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農村向余糧戶實行糧食計劃收購（簡稱統購）的政策，統購價格及統購糧種均由中央統一規定；第二，對城市人民和農村缺糧人民實行糧食計劃供應（簡稱統銷）的政策；第三，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對私營糧食工商業進行嚴格管制，并嚴禁私商自由經營糧食；第四，在中央統一管理之下，由中央與地方分工負責，除撥給各大區的糧食以外，其他糧食包括各大區間的調劑糧、出口糧、儲備糧、全國機動糧、全國救災糧等，統歸中央統籌安排。全國城鎮5 000多萬個家庭每家一個糧本，憑糧本供應糧食。在市面上沒有國家的糧票買不到一口吃的[5]。

統購統銷不僅是解決城市糧食問題的手段，也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在實施統購統銷的第一個月，國家收購糧食就比1952年同期增加38%，并一舉扭轉了前一段出現的銷大于供的被動局面。在1953年到1954年6月30日糧食年度內，全國實際收購糧食784.5億斤，比1953年10月全國糧食會議提出的計劃超過75.5億斤，比上年度多收177.9億斤，增長29.3%。這一年度內，國內銷售糧食596.4億斤，比上年多銷135.3億斤，增長29.3%[2]。但購銷相抵，庫存卻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加。統購統銷的實施，終于使政府渡過了難關，扭轉了糧食購銷緊張的被動局面。在1953年底實施了糧食的統購統銷政策之后不久，國家又于1953年底和1954年夏分別對食油和棉花實行了統購統銷。

三、統購統銷政策實施后農業合作化運動步伐驟然加快

統購統銷制度形成以后，國家為了保障農產品低價收購政策運轉順暢，就必須強制地取消農產品自由市場，由國家壟斷市場，限制城鄉集市貿易。為了確保在低價統派購條件下，農民仍然能把資源投入到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農產品生產中，就要求做出一種強制性的制度安排，控制生產的范圍和領域，以降低農產品的機會成本，歸并農民獨立的土地使用權力，嚴禁土地流轉，以抑制地租對農產品價格上升的推動作用，使國家能夠以行政力量直接控制農業生產和剩余。

當時全國自耕農戶有1.1億戶，對農產品的征購，如果以農戶為單位來進行，顯然會增大交易費用。為了以較小的成本獲得更大的收益，于是，把分散的農戶組成合作社就成為必要，同時，農業合作社也無疑是一種較好的組織形式。農業合作社每年的農業、林業、畜牧業、副業等收入，首先歸集體占有，在補償生產資料的消耗部分，扣除交納給國家的農副業稅和支付給國家銀行貸款的利息，提留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用后，其余部分分給社員個人。合作社的收入分配模式顯然比農戶個體經濟更有利于國家以更低的交易費用對農業剩余的索取。農業合作化，不僅是社會主義理想的需要，也是糧食統購統銷的需要，即國家控制糧食資源的需要。正如《中共中央關于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所指出的：“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不僅可以妥善地解決糧食供求矛盾，更切實地穩定物價和有利于糧食的節約；而且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之內，引導農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必須采取的一個重要步驟，它是黨在過渡時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2]

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之后，農業合作化運動步伐不斷加速。1954年3月20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收縮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轉入生產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各地已經建立和正在建立的農業合作社共達7萬多個，超過最初擬定計劃1倍多。6月3日該部統計，已建社9萬多個，入社農戶達170多萬戶，完成原定計劃兩倍半以上。11月該部統計，到秋收前又建設12萬個。到1954年底，全國農業合作社已發展到48萬余個[6]。

因此，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經濟戰略推行，以及扭曲價格的宏觀環境的形成，繼統購統銷制度形成后，為了便于低價收購并在低價下增加農產品收購數量，導致農業合作化速度驟然加快。正如1957年7月，陳云關于《堅持和改進糧食的統購統銷》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發展農業，大量增產糧食，主要是靠農業的合作社。就是說，應該積極而穩步地發展農業合作社，把一億一千萬農戶組織到生產合作社里來。到那個時候，我們的糧食產量就會大大增加起來，向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統購統銷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7]由此而論，統購統銷政策實施后，農業合作化進程就形成了一個高潮，1955年下半年的高潮，只是前期高潮的延續而已。

農業合作化論文:鄧子恢農業合作化思想初探

摘 要:鄧子恢認為農業走合作化道路,不僅必要而且是可能的。農業走合作化道路必須堅持自愿、循序漸進和必須根據社會主義精神,正確處理合作化中的各種矛盾的原則。

關鍵詞:鄧子恢;農業合作化;社會主義

鄧子恢是黨內卓越的農業和農村工作專家,堅持農業走合作化道路是鄧子恢的一貫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多次指出:“不把農民組織起來,則農民將永遠落后。只有采用機器耕種,組織集體農場,改良生產技術,提高生產力,才能逐漸走向社會主義。”[1]“合作社,在農村是為農民所迫切需要的。”“必須大力幫助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發展,以求逐漸走向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合作社要給予種種優待和幫助,使它發展起來。”[2]鄧子恢詳細闡述了農業走合作化道路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應堅持的原則。

一、農業走合作化道路的可能性

第一,黨已積累了領導農業生產互助團體的經驗。鄧子恢指出:“在中國最早出現的農業互助合作的組織形式,是農業勞動互助組。早在1937年前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隨后在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內,農民在推翻了封建統治之后,即創建興建了這種生產組織。這種組織,群眾一般都稱為互助組,通常是由三、五戶或十幾戶組成,分為季節互助和常年互助兩種,但不論哪一種互助組,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完全保留的,它不同于個體經濟的,只是實行了集體勞動。各戶的土地仍由自己管理,土地收獲物也歸各戶所得,在實行集體勞動后,勞力有剩余的農民,在別人土地上進行勞動,也只取得相當于社會一般工資的報酬。這種互助形式,可以幫助農民解決生產資料不足的困難,可以提高勞動效率,推進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 [3]

第二,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得以完成,國民經濟得到恢復,農村局勢好轉。鄧子恢指出:“在1949年3月,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就已經提出在革命勝利以后,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任務。”“當全黨已順利地解決了上述歷史遺留任務和經濟恢復的任務以后,才在以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全力轉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4]與同時,又在農村中勝利地進行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肅清了殘余的土匪、特務武裝,逮捕并法辦了一批反革命首要分子,瓦解了會道門組織,鞏固了農村的革命秩序。”“再次在運動中又產生了農民代表會議,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了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鄉村政權,在廣大的農村中,實現了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真正的最大多數人的民主政治。”[5]

第三,黨的領導地位的確立。農業合作化是偉大而又艱巨的事業,沒有堅強的政黨領導是根本行不通的。1954年,鄧子恢在《中國農業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領導農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唯一政黨,他今天在人民民主專政中牢固地掌握了領導權,可以運用一切方面的影響,來鞏固工農聯盟,推動農民日益傾向社會主義。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保證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走向徹底勝利,這是可以斷言的。”[6]

二、農業走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

第一,工業化的迫切需要。鄧子恢在第一次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今天國家的基本任務是工業化,五年建設、五年計劃是工業為主,重工業為主,求得在十年至十五年內大體上打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農業要和工業化相稱。”[7]“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農村工作的總方針、總路線,要把今天農民的私人所有制,改造為將來的集體所有制,有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就要有社會主義的農業來配合它。”[8]

第二,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需要。鄧子恢深知私有制是產生社會不公導致勞動人民貧困的根源,只有通過合作化的道路,把私有制的個體經濟改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集體經濟,才能鏟除滋生資本主義的根源,避免兩極分化。鄧子恢指出:“讓個體農民向富農、高利貸者去借貸、去當雇工、出賣勞動力、廉價出賣農產品,結果就增加富農、高利貸者、投機商人的剝削對象,讓農村資本主義泛濫發展。這就是讓少數人發財致富,多數人破產貧困。這是舊道路,是讓農村資本主義漫無限制泛濫發展的道路。”[9]為了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鄧子恢指出:我們黨的任務在于領導農民走新的道路,走組織起來的道路,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大家富裕的道路。他指出,這是一條新道路,“是領導農民組織起來,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國家幫助來解決生產中的困難。結果就是大家富裕比較平衡地上升,也限制了富農的發展。”他反復強調:“這就是組織起來大家富裕的道路,同時也就是縮小富農的剝削范圍,又限制了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10]

第三,發展農業生產力的需要。完成時,農村生產力水平很低。貧農平均每戶只有11.7畝地,每兩戶才有一頭耕畜,每3戶才有一部犁,每17戶才有一架水車[11]。中農的經濟地位稍優于貧農。但總起來,我國個體農民,特別是貧下中農,畜力不足,農具不全,缺少生產資料。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使廣大農民無力興修水利,無力抵御自然災害,無法使用農業機械和新的農業技術,就連維持簡單的再生產也存在不少困難。這就決定了有組織起來的必要,而集體化的農業是能克服這些缺點的。正如鄧子恢所言,單干“發展下去,就是資本主義道路,現在也不能抗拒天災人禍,要兩極分化,再就是它擴大再生產能力差。所以我們要走集體化的道路。”[12]

三、農業合作化必須堅持的原則

第一,必須堅持自愿原則,禁止任何強迫命令。為什么要堅持自愿原則,為什么不能強迫命令?鄧子恢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從農民的本質來認識。“農民的本質是什么?農民是勞動者,他是靠自己的勞動為生,不是靠剝削人為生。這就決定了農民是能走向社會主義的。但是還必須了解農民的另一方面,他是小私有者、小生產者,有自私心理。不了解這個特點,就不能領導農民。”[13]“農民是小生產者,個體經濟,因此養成了他單獨經營的習慣。他自己單獨經營很自由,早下地晚下地由他。他也有他的計劃,有他的打算,但他是以自己家庭單位來打算的。農民對于社會主義往往容易誤解,怕吃虧,有顧慮。他單獨經營慣了,集體經營怕搞不好。他文化程度低,腦子比較簡單一些,不輕易相信人家的話,你說什么先進經驗,他不輕易相信。”[14]“當然,農民中有一部分是比較先進的,比較容易接受,但是大部分是還是要看看。還有少數是極落后的,即要很久才能通。”了解了農民的特點,那么該怎么辦呢?“要使農民自愿參加,必須進行教育,沒有別的方法。”“另外,要把先進的農民組織起來,作個樣子給他看,用事實說服他,邊講邊作,邊作邊講,經過說服教育和示范,使他真正弄清楚,消除顧慮,自覺自愿參加。”“假如對農民采取強迫手段,拿對付剝削階級的手段對付他們,那完全違反了馬列主義原則,是不應該的。”他指出強迫農民會產生嚴重后果,他說:“這不僅是違反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而且還會鬧出大亂子,農民鬧翻了那可不得了啊!四萬萬七千萬,他們都是身強力壯的。農民鬧翻了工農聯盟破裂了。同農民發生了矛盾,就麻煩得很。那樣大的勢力,農民都把他打下來了,你現在想對付農民?”[15]

第二,循序漸進。鄧子恢認為,開展合作化運動,不要超過群眾運動發展的水平,不要超過群眾的覺悟水平、經濟水平,而要從群眾的經驗中去推進。因此他積極主張不要過早地改變所有制,要由互助組向初級化、高級化穩步前進,因而被錯誤地批評為“象小腳女人那樣東搖西擺地走路。”鄧子恢指出:“開始是臨時互助,以后是季節互助,長年互助,最后是合作社,這是很自然的。”[16]“一個地方連互助組都沒有的,開始當然是搞好臨時互助、長年互助。再辦合作社、循序而進。” [17]他指出,初級合作社是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易于為中農所接受,又可達到增加生產的要求。這種半社會主義合作社實行了統一經營,又是保留了農民對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私有權,這就是對中農一個重要的讓步。有了這種讓步,才引起中農對合作化的興趣,從而使合作社在貧中農聯合的基礎上得到迅速發展。所以說,半社會主義合作制是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個必須過程,是目前合作化運動中不可逾越的形式。”[18]他指出辦高級社要有條件,“不要隨便把初級社轉為高級社,轉變要很慎重,要具備一定的條件。由互助組轉到初級社都要有條件,何況由初級社轉到高級社呢?”[19]“先實行了部分集體所有制,實行了統一經營集體勞動,通過這些向農民灌輸社會主義思想,使他們有了精神準備和物質準備。以后國家工業對農業的技術支援也逐漸增加了,再順其自然趨勢,逐步解決私有制的問題,而后轉到完全集體所有制,這是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確步驟。”[20]

第三,必須根據社會主義精神,正確處理合作化中的各種矛盾。鄧子恢認為,在合作化中,社內社外是有矛盾的,社內新社員,老社員的矛盾,勞動力多的與勞動力少的矛盾,出力多與出力少的矛盾,社外大社與小社的矛盾,這個社與那個社的矛盾,合作社與互助組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怎樣處理這些矛盾呢?“就是要用社會主義精神處理。”為什么呢?“我們同資本主義有本質的不同,資本主義的原則是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來剝奪那些落后的,把人家排擠與剝奪得越艱苦、越落后,他就越發財。社會主義則不是這樣,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先進的幫助落后的,大的幫助小的,強的幫助弱的。”這樣做有什么好處呢?“可以團結廣大群眾,不斷擴大自己的陣地。互助組可以擴大,合作社也可以擴大。”

農業合作化論文:淺析建國初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原因及啟示

[摘要]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新中國進行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巨大的社會變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農民進行探索建設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嘗試。農業合作化運動不僅有理論上的指導，更有客觀現實根據，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為了避免農村出現的兩極分化，適應工業化對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幫助貧苦農民走出貧困、實現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認為有必要把億萬農民組織起來，把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走向富裕的道路。

[關鍵詞]農業合作化；經驗；啟示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新中國進行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巨大的社會變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農民進行探索建設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嘗試。這其中既有十分豐富的成功經驗，也有始料不及的偏差和失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再次明確提出“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就使得我們認真總結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農業現代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實施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客觀必要性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三年的艱苦努力，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在1952年行將結束，1953年就要到來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根據國家面臨的新的形勢和許多新的問題，提出了新的任務和目標。這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作為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完成的。這一運動的發生不但有理論依據也有其現實根據。當時中共中央主要是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來進行的。

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了空想社會主義對合作化的論述和經驗，創立了科學的合作社理論。列寧曾經指出合作“從而使工人開闊了眼界，提高了覺悟，為未來的社會主義事業培養了組織者和管理者。”他強調：“在采用盡可能使農民感到簡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過渡到新制度方面，這種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義。”繼承了馬克思、列寧的合作社思想，并將之運用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明確提出合作社是我國發展的方向，他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還要經過若干發展階段，才會在將來發展為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莊那種合作社。”曾經指出：“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不僅有理論上的指導，更有客觀現實根據。

實現農業合作化是避免兩極分化的需要。后農村開始出現兩極分化的苗頭，中國共產黨人為這些現象產生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制，并且隨著生產的發展，農村還會進一步分化，這種現象還會更加嚴重，這與黨的理想和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對此指出：“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為了避免農村形勢進一步惡化，避免農民自發的走向資本主義，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黨中央最終達成“趁熱打鐵”，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發展互助合作運動，走集體化道路的共識。

實現農業合作化是適應工業化，解決當時對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1955年指出：“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大規模經營的合作化農業，為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產品提供消費市場。

實現合作化是幫助貧苦農民，使農民不再貧窮的需要。在生產力很低的情況下，集體合作化是加速生產力發展的有效途徑。以后，廣大農民相對分散，勞動力、耕畜、農具、資金等生產資料相對不足。在這種情況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廣大農民的自愿要求。農業合作化不僅在幫助缺少生產資料的貧困農民擺脫貧困提高生產顯示出強大的優越性，而且在抵抗自然災害方面顯示出個體農民無法比擬的優越性，1956年，同志說：“今年(指1956年)這么大的災荒，我們的收成還是比去年增加了，這就是合作化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合作化的優越性則是依靠集體力量戰勝困難，擺脫貧困，使占大多數的貧困農民原來極低的生產力得到快速的提高。

實現合作化，黨認為是組織億萬農民走合作化道路是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消滅私有制，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之日起就確立的最高綱領。建國之初，中國共產黨就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運動，建立起農民個體土地所有制，完成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勝利后，中國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實現了國內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國際影響和威望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就大大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和決心，鼓舞了黨領導人民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政治熱情。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中國共產黨建設以公有制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主題。只要有適當的歷史條件和現實基礎，它便必然會發生。

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成功經驗及教訓

正如中國共產黨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我們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實踐證明，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使農民逐步適應新的制度的運動。農業合作化全面開展之前，黨中央就制定了較完整的理論、路線及其政策，并有農村工作部的直接領導；制定了農業合作化必須：依靠貧農，鞏固地團結中農，逐步限制富農到消滅富農剝削的階級路線。對富農階級是通過和平的道路。把人的改造和制度的改造結合起來。把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從小生產變為大生產，也是一場巨大的革命。黨中央及其農村工作部在領導合作化運動的實踐中，不斷總結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方式，提出了要求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積極發展、穩步前進的方針和自愿互利的原則，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的方法，把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工作和實踐中當做一件大事來做。

但是很明顯農業合作化運動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缺點和失誤。正如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做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時期遺留了一些問題。具體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形勢估計上，一方面夸大農民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和兩極分化的情況，過分強調兩個階級、兩種道路的斗爭，要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作為階級斗爭的內容之一，給資產階級以“粉碎性的打擊”，“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而且也要使“小生產也絕種”。第二：把合作化和發展商品經濟對立起來。以后，本應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加強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經濟交流和聯系。然而，在整個合作化運動過程中，卻把農村商品經濟視為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來加以反對，禁止農民經商，更不準合作社從事商業活動。第三：由于采取高度集中的平均主義體制，用行政手段把農民的財產變為公有，用直接管理國營企業的辦法管理合作社，生產按國家指令性計劃，勞動采用集體形式，產品由國家統購派購，分配按統一規定實施，農民和合作社沒有自主權。最后：沒有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人為地擴大階級斗爭，這是農業合作化運動過程中最主要的失誤。

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啟示

歷史是不能割斷的，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才是對歷史最好的回答。我國的農業合作化總體上來說還是符合歷史發展的，也符合我國的客觀實際，在短短的數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實現了我國由個體經濟向集體經濟的轉變，雖然在實踐的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和失誤，但是對于我國目前的中國農業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都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要正確認識我國的基本國情，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按照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我國面積大，人口多，底子薄，經濟、文化、科學技術還比較落后，農業生產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因此，發展農業生產只能量力而行、循序漸進，有步驟、分階段地實行農業的現代化。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律有機地結合起來，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消極等待。

其次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狀況，努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促進生產的發展。我國經濟落后，發展又很不平衡，同時農業生產又不同于工業生產，經營分散，生產周期長，受多方面自然條件的限制。這就要求生產關系必須適應不同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地群眾創造性實現各種形式的責任制，體現了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反映了廣大農民要求按照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強烈愿望。我們必須把這項制度穩定并堅持下來，并不斷地進行發展和完善。

第三，在進行社會主義農村改革過程中，要從基本上維護農民利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也一再強調改善農民生活是農業合作化的最終目的，即“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就穩定了。”當前黨中央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維護農民利益，調動農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當前我國農村正在興起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是一種新型的互助性經濟組織，是順應農業發展需要的一項行之有效的政策，現在的農業合作化政策其中的一個要求就是提高農業的科技含量，它的建立和實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體現了我國農民要求擺脫貧困落后、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當今國際局勢風云變幻，特別是去年以來的全球的經濟危機，使得國家經濟安全更加重要，要想在全球危機下保持國家獨立、經濟繁榮，農業的基礎地位尤顯突出。只有把我國的基本問題也就是農業問題解決好，才能使我國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才能把握住未來的方向。

農業合作化論文:試論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價值

摘要: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產生具有必然性,它適應了時展的要求,促進了中國農業的發展。同時為新時期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提供了重要經驗和深刻教訓,為新時期實現農業的現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關鍵詞:農業合作化價值反思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進行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適應當時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采取的有效的社會組織生產方式,對中國農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農業合作化運動過程中,有成功也有失敗。雖然這次社會運動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但由于其獨特性,仍然吸引著眾多的學者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在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為我們新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理論參考。

一、農業合作化運動發生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并不是人為發動的,它的出現具有客觀必然性。新中國成立后,雖然人們在政治上獲得了解放,擺脫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但由于多年的戰爭,社會經濟殘破,社會財富總額只相當過去財富的二分之一,糧食產量只相當于歷史最好水平的四分之一。面對百廢待興的狀況,新中國遇到的第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人民群眾的基本生存問題,解決人民的吃飯和穿衣問題。

從1947年開始的農村,使千百萬貧苦農民獲得了土地,成為國家的主人。但由于生產資料的奇缺,導致部分地區出現一些已經分到土地的農民再次失去土地,土地再次出現向少數人集中的現象。這對人民政權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沖擊,影響到這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國家剛剛建立,財力嚴重不足,無法提供大量物質、資金、技術的情況下,農民自發組成的互助組,發揮了重要作用。同志在總結以往蘇區及解放區實行的互助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對農業走互助道路給予了肯定,并號召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農業上實行互助組制度,解決了單個農民無法生產的問題,因此受到農民的擁護和支持,在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大量的自發形成的互助組織。

互助組有效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同時也有效地恢復了農村的活力,促使農村開始正常發展。互助組是初級形式的簡單勞動力組合,能恢復生產力,但不能解放生產力。隨著國家經濟的好轉,國家開始有能力為農業生產提供一定的幫助。由此,初級社在互助組的基礎上應運而生。初級社在社會生產的組織化方面要明顯高于互助組,能夠更好地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以及農業機械的大范圍使用。初級社比互助組在生產力方面的優勢也是明顯的,它不同于互助組的簡單組合,而是一種高級形式的復雜管理。初級社采用的是農民以生產資料入股的形式,收益方面按股分紅,明確了利益分配原則,充分調動了每個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農民的潛在效能。初級社內部的管理是有序的,農民互相監督,互相負責,民主化進程加速。

隨著農業生產初級社成果的不斷顯露,人們思考如果擴大這種組織是不是會帶來更大的效益。這種希望農業快速發展的心情,反映了人們渴望早日過上幸福生活的強烈愿望。中國在近代歷經磨難,人民群眾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對于那些從奴役地位轉化為主人地位的中國人來說,新中國最大的任務就是建設一個富強文明的現代化國家,人們在這個國家中,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因此,在1955年左右,出現了由初級社向高級社轉變的趨勢,在原有初級社經營較好的地方,高級社也獲得了成功。但對于那些沒有經過初級社鍛煉,而直接進入高級社的地方,則出現了不好的情況。這也說明,農業管理對農業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作用,如果沒有具有管理能力和管理經驗的地區施行需要復雜管理的措施,往往會出現重大的失誤,欲速則不達。經過黨和政府的調整,農業合作化運動逐漸走上正軌,直到在全國大面積推廣。

二、農業合作化的歷史經驗

(一)農業合作化運動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舊中國由于長時間的受到戰爭的創傷,以致饑餓和貧窮籠罩了神州大地。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西方的政治家就曾經預言,沒有一個中國政府能解決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為了打破西方政策家們的預言,黨和政府始終把解決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先后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別重視糧食生產基本條件的改善和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糧食產量跨上了一個又一個的新臺階。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土地和大型農具及生產資料的大部分被地主占有,農業生產發展緩慢,糧食產量很低,饑餓和貧困成為制約新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的嚴重障礙。據此,黨和政府在農村全面推進了,使廣大農民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了土地,再加上糧食市場制度改革和合理的價格政策,農民發展糧食生產的積極性迅速提高,糧食生產很快得到了恢復性的增長。全國糧食總產量由1949年的11318萬噸增加到1957的19505萬噸,增長了72.3%,年均增長7%,人均占有量也相應地由209公斤增加到306公斤,增長了46.4%,年均增長4.9%。

(二)農業合作化運動解放了農村生產力

中國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具有農村人口比重大的特點。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根據當時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經濟發展預期,認為耕地面積不宜少于16億畝。1949年耕地面積14.68億畝,農村人口4.47億人,每人平均耕地3.28畝。隨著人口增加和經濟建設,需要土地越來越多,為保持耕地面積不減少,采取的措施是:一是將一些撂荒土地發動群眾墾復;二是國家組建農墾部,主管墾荒工作,在一些宜農荒地較多地區如東北、西北、廣東、云南、內蒙古等地有計劃地開墾土地;三是組織當地農民根據荒源情況因地制宜地進行墾復。據統計,從1949-1985年開墾荒地達51850萬畝,其中“一五”“二五”“三五”計劃時期開荒面積達37524萬畝,占開墾面積的70%,開墾荒地是當時保持耕地面積總量的重要途徑。經過三年恢復和“一五”計劃時期,1957年耕地面積達到16.77億畝,農村人口5.4億人,每人平均耕地3.11畝。由1949到1957年農村人口增加了1億人,耕地增加了2.1億畝,但每人平均耕地仍保持在3畝以上水平。由于實行農業合作化運動,在人均占有土地面積減少的情況下,糧食生產總量和人均占有量逐漸穩步提高,不僅保證了農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也保證了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

(三)農業合作化運動促進農業建設目標的完成

黨和政府根據各個時期對糧食產供銷需求,糧食生產總量目標,曾分別提出4000億斤,7500億斤,8000億斤,10000億斤的指標。解決糧食問題除了國家一系列扶持政策外,農業合作化運動時期開始采用了一系列合理的方案。一是在種植結構方面,突出保證糧食種植面積,用總播種面積的80%保證糧食生產,用20%面積安排經濟作物、油料作物和其他作物(綠肥、蔬菜、飼料等作物);二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全面貫徹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1],使糧食增產,;三是擴大糧食高產作物,特別是水稻、玉米、薯類三大作物面積。這三種糧食作物面積占40%,產量則占70%。據測算糧食產量中大約有1/3來自擴大面積,2/3來自提高單產方面。為了增產更多的糧食,國家在農業合作化運動時期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1956-1967年糧食目標是:黃河、秦嶺、白龍江以北地區畝產糧食為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為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為800斤,(均為糧食耕地畝產),這三類地區當時糧食耕地畝產水平分別為163.6斤,229.2斤,436.3斤,要達到綱要規定的400斤,500斤,800斤水平,全國糧食耕地約占12億畝,平均畝產625斤,總產量則要達到7500億斤左右。這個目標盡管未能如期實現,但推動大辦糧食,提高產量有積極意義。

(四)農業合作化運動奠定了農村的基層民主制度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過程中,建立了合作經濟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合作經濟是建立在勞動者個人產權私有基礎上的約定共營經濟。按照公認的合作制原則建立的合作社及其他形式的合作經濟組織,是勞動者聯合自助組織,自愿聯合起來的人們之經濟、社會、文化聯合體,是其成員在聯合領域內共同利益的代表機構。合作經濟是可以包容不同類別的勞動者和投資者的聯合體,并非某種單一的經濟形態。合作社的本質特征及其與其他主體的根本區別,在于其經濟的和社會的二重性。從經濟性上說,合作社是屬于社員所共有的新型企業,其功能是組織社員聯合進入市場,通過為社員提供運銷、加工、生產和生活服務,形成聚合的規模經濟,節省交易費用,增強整體競爭力,提高經營效率,增加社員收入,增進社員福祉。合作社不追求合作機構自身賺取最大利潤,但要依靠聯合共營在市場交易中獲得贏利,幫助社員賺錢。聯合共營的盈余按社員與合作社的惠顧交易量返還和股金分紅。從社會性上說,合作社是勞動群眾自我教育、傳播科學技術和精神文明的大學校,作為合作群體在某個領域共同利益的代表,發揮著聯合制衡、爭取社會公平,維護弱勢者權益,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作用。

三、農業合作化運動與土地適度規模經營

農業合作化運動對中國現代農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農業步入了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呈現出以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為特點的發展態勢。

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是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繼承和發展,在很多方面都能看到農業合作化運動對它的影響。農業合作化運動強調,在一定規模基礎上發展農業,通過規模來產生效益,雖然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規模經營的素質還不高,但已經為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教訓。土地規模對農業生產非常重要,但何種情況下的規模經營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呢,這在當時是沒有解決好的。我們現在知道,只有在勞動力、機械、技術等重要生產要素充分并合理配置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生產的最優化和效果的最大化。因此,我們現階段在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過程中,一定要處理好勞動力、資金、技術的關系,使其有序化。

農業合作化運動,為我們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提供的一條重要經驗是,要及時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處理好生產和消費的關系。雖然消費不能根本決定生產,但它在會在一定程度一定時期對生產起極大的影響作用。影響到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農業合作化期間,我們雖然保證了人們的生存需要,但對人們的進一步生活需要關注的不多,影響到了后期發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歸根到底是通過提高農業的生產力來改善農民的生活,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因此,在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過程中,要處理好生產和分配的關系,使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恰當合理,調動兩方面的積極性。

農業合作化運動為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提供了轉移農村勞動力的榜樣。隨著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中國人口不斷增長,到二十一世紀初人口總數超過13億,其中農村人口達到九億多。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開始,農村耕地逐漸減少,農業勞動力大量剩余,如何轉移如此眾多的勞動力,是一個極其嚴峻和重要的問題。在農業合作化運動時期,通過興修水利、整理土地等基礎性工程來轉移勞動力,這是一條有效的途徑。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基礎設施,尤其是農業基礎設施嚴重失修,造成農產品供應增幅減緩。在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時期,我們轉移農村勞動力,仍然可以走建設基礎設施的道路,當然這個基礎設施建設不應局限于農業,應擴展到其它領域,諸如水利、綠化、環保等基礎設施。與此同時通過增強工業實力的途徑增加就業。工業的發展促進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的發展,而服務業能吸收大量勞動力。當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都能吸納更多的社會勞動力的時候,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效果也就呈現出來,實現三個產業的良性循環。

農業合作化運動為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提供了實現農村民主發展的參考。土地適度規模經營不僅要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同時肩負著實現農村社會的民主化的責任。只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社會才能變得更加和諧。在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過程中,農民內部發生階層變化,有掌握大量土地的階層,也有擁有先進農業技術的階層,更有普通農業勞動力階層。因此我們的農村民主要兼顧各個階層的利益,使每個階層在土地適度規模經營過程中的權益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和實現,最終構建出民主法治和諧的農村社會。

農業合作化運動雖然已經離我們遠去,但其經驗教訓和歷史價值仍然值得我們去珍惜。

農業合作化論文:農村之興與農業合作化

[摘　要]農村的興起與存在的歷史，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通過農業合作化道路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國家工業化的必然選擇和路徑設計。反思的歷史，分析農村之興起與農業合作化的關系，可以為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走農業組織合作的道路提供借鑒。

[關鍵詞]；農業合作化；農業現代化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鼓勵和引導農民發展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的建議。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要積極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面對當今中國農業發展形勢，反思1958―1985年存在于我國農村社會的發展的利弊得失，分析之興起與農業合作化的關系，能夠為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引導農民走農業組織合作道路提供許多借鑒。

一

1958年化運動的疾風暴雨般的推廣方式，脫離生產力水平的實際狀況，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農民自愿的原則，盲目追求速度和規模，給農民和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然而自1962年以后，和破滅的“”不同，作為一種制度和組織形式在農村穩定了下來，在20余年里對農村和整個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農村的興起與存在的歷史，反映了當時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試圖通過農業合作化道路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國家工業化的歷史選擇，也表現出在十分貧困封閉的條件下實現農業現代化、國家工業化目標的路徑設計和制度安排。

這種政策選擇，首先依據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農業發展理論，這就是通過合作化，發展集體經濟，幫助農民擺脫貧困，發展國家生產。如馬克思深刻指出：只有把土地交給聯合起來的農業勞動者，才能實現農業現代化，做到大生產優越于小生產。恩格斯也曾指出：“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1](P498-P499)根據中國農村的落后狀況，早在《組織起來》一文中就說：在農民群眾這方面，幾千年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遠的貧困。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照列寧的話說，就是經過合作社。

農業合作化是與農業現代化、國家工業化目標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工業化一方面是指社會整體工業化，即由以農業為主要生產部門的社會進入到以工業為主要經濟部門并處于主導地位的工業社會；另一方面又必然包括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即用工業發展的成果對農業生產方式進行改造。由于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現代大工業基礎上，工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敗，所以發展工業在當時獲得了比發展農業更為重要的地位。而落后國家的特殊條件，使其缺少其他如對外擴張和殖民掠奪等工業資本原始積累的方式，只能由本國農業支持。所以必須使分散的小農合作化，通過行政能力，以農養工。同時，雖然農業的機械化必須依賴工業的發展，農業的合作制也必須由機械化來鞏固，但在工業還未發展之時，單純的農業合作生產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供比單戶小農更有利的生產條件。

二

基于馬克思主義的農業合作化理論，中國在社會現實層面上展開了更為豐富和復雜的實踐活動。的興起就反映了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影響下，在各地農業生產建設如“興修水利”工程如火如荼開展的過程中，自“上”(等國家領導人的思路、構想)而“下”(基層群眾積極營造的集體化氛圍)，農業合作化的需求被一步步放大，合作規模不斷升級，最終作為一種制度和組織模式確定下來。當時即使不以之名，也會以其“實”嘗試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目標。興起的動因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以農業合作社和作為制度保障，實現“工占農利”的工業資本原始積累。蘇聯曾通過集體農莊獲得了大量工業化所需資金，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工占農利”成為很多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資本積累的主要方式和來源。面對他國工業化建設的成就，面對國家貧困落后的現實與現代化目標之間的巨大差距，中共領導人認為：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這就需要“在生產環節建立一種政府能夠有效控制的制度，以便既能囤積過剩的農業勞動力資源，將農民穩定在土地之上，又能使之根據國家計劃及時安排農業(首先是糧食)生產活動，以保證農產品供給與國家需求相符合”[2](P575)。作為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組織，彌補了基層政權與合作社之間的矛盾，降低了國家收購農業剩余的難度，正如所說，社并大了，頭少了，好管，好納入計劃。實踐證明，中國的“工占農利”，由于有了像這樣完整的制度作保障，結合統購統銷這種促成城鄉物資流轉的方式，不僅運作有效而且數量也是極其巨大的。成立以后，統購統銷以剪刀差形式實現的積累額就由1957年的49．31億元迅速上升到1958年的91億元，增長1．86倍；在農業為國家提供的積累額中所占比重也由合作化期間的55％左右，驟然上升到68％。可以說，在當時中國從農村提取資源來實現工業化的背景下，國家成功地找到了一個有效降低國家與農民交易的成本、防止政權內部發生動蕩的制度化的辦法，制度作為與國家戰略相對接的社會組織形態，成為中國實現工業化的社會基礎[3]。當然，廣大農村和農民卻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2．試圖以農業合作化作為突破口，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提供原材料保障，為農業機械化提供經營前提；通過。創辦農村工業，為農業生產服務。首先要以機械化大生產的合作化農業，提高農業生產能力，滿足國家和社會主義工業化日益增長的農作物需求。1955年曾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

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4](P181-182)。其次要以大規模經營的合作化農業，作為農業生產機械化的前提，同時也為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產品提供消費市場。“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4](P181)

正是基于以上兩點理由，農業合作化被視作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不可或缺的保障和前提條件。農業合作化的規模不斷升級，人們把它和工業化目標緊密聯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農業生產的自身狀況和現實水平。興起后，認為：可以經過這種社會組織形式，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全國工業化、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并且還認為農村所有制的提高和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是一致的：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但在化運動過程中，所有制的提高沒有適合于生產力水平、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而更多地表現為“人為拔高生產關系”。

興起之后，如何通過這種組織形式促進農業機械化和國家工業化?提出：發展工業生產，以地方辦為主，國家支持為輔，實行拖拉機社所有或大聯社所有，使耕者有其機；各省各地都要建立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試制新式農具等。各地具體實施了一系列先實現農業集體化再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工作步驟。1958年《關于若干問題的決議》提出：必須大辦工業。的工業生產，必須同農業生產密切結合，首先為發展農業和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服務，同時為滿足社員日常需要服務，又要為國家的大工業和社會主義的市場服務。伴隨著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中國農村工業在相當艱難的環境中頑強生存且日益壯大，到1978年底，全國已有94．7％的和78．7％的生產大隊辦起了以工業為主的各類企業，總數達到152．4萬個；社隊企業總收入為431．4億元，占三級經濟總收入的29．7％。農村工業企業的發展，增加了公社和大隊的積累。企業把積累的相當大一部分用于農田基本建設和購買農業機械，此外還把一部分錢用于支援窮隊。1971―1974年上海市川沙縣用于農業機械化的2500萬元投資中，社隊企業利潤占87．5％[5]。

20世紀70年代我國農村的生產條件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工業反哺農業的速度明顯加快，國家為此投入的人財物力之大，動員社會力量之廣泛，推廣應用的技術之先進，建立健全相關組織機構之完備，農業生產條件改變之顯著，都是舊中國歷屆政府望塵莫及的，所取得的成績也是空前的。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均有十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長[6](P33)。1975年與1957年相比，農業總動力增加61倍，農業大型拖拉機增長22．5倍，聯合收割機增加了6倍，機耕面積增加12倍，手扶拖拉機發展到59．9萬臺，化肥用量增加14倍，農用電量增加130倍。

與舊農村相比，我國通過以為組織形式的農業合作化，促進了農村工業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國家對農業投入工業物資；但另一方面，以如此高合作化水平的，為什么最終沒有實現高度機械化程度的現代農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當時我國工業和社會整體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我國以農業合作化作為實現機械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保障和前提，但它畢竟不能取代現代工業生產力、農業機械技術等自身的進步。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由于生產力的落后，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存在兩難境地：合作化需要農業機械化的技術支持，但農業機械化又只能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結果，而工業化需要農業合作化提供原始積累。面對此循環，蘇聯和中國都是在合作化上打開缺口，從農業合作化開始，按照“農業合作化―社會主義工業化一農業機械化一進一步鞏固農業合作化”的順序發展。因而在農業合作化和機械化之間存在時間間隙，中間有一個工業化的過程。至于中的農村社隊企業也一般是輕工業、商業、農產品加工業和與農業生產相關的服務業等，畢竟不同于現代化的大工業，缺乏充足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多數自給自足，水平低、規模小，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不足以實現農業機械化。所以，農業的現代化改造需要工業化迅速發展，盡早給予合作化機械支持；中國的工業化在沒有對合作化提供充足的機械化條件之前，合作化是不穩固的，有退回到小生產的可能。

3．通過，把農民組織起來，國家加大投入人財物力，進行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并統籌解決合作醫療等社會保障問題。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國響應黨中央號召，出動數千萬乃至上億的勞動力，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向原有小規模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關系提出了挑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及其他中央領導人，重新考慮合作社的規模問題。可以說，農村制度興起的原因之一，即是在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為適應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及大踏步地建設社會主義而迅速建立起來的[7]。在這種制度和投入的保障下，1966-1976年期間，國家對農林水氣系統的基建保持在10％左右，其中64％用于水利建設[8]。農民對大片農田進行平整規劃，興修水利，工程配套，擴大高產穩產農田。1975年與1957年相比，農用排灌動力機械增加55倍，小型水電站從55座增加到68158座，機灌面積增加60％。這個時期農業生產的發展不但為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后來整個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設施。此外，“在經濟還十分窘迫的情況下，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社會保障體系。它并不是有人理解的完全是一種平均主義的再分配，而事實上具有多樣的實現手段和渠道，包括生產貸款、糧食返銷、分配透支、社會救濟、公益金補助等等，不僅有人人共享的保障形式，還有以救濟貧弱為重點的扶貧制度，顯示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6](P35)。如體制的存在保證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低成本運行。由于政府

和集體經濟的扶持，農民交納極少的費用就能享受到最基本的醫療保健要求，基本能夠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的目標。合作醫療制度是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農民群眾依靠集體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社會主義性質的醫療制度，是與時期農業集體經濟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的社會保障在農民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對解除農民的后顧之憂、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這種社會保障與當時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水平相聯系，層次較低，無法滿足廣大農民更高層次和多樣化的保障需求。

從興起的歷史來看，它成為了農業合作化道路的具體組織形式，在其時代意義上是“為盡快完成我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歷史性跨越，為改變我國農村落后惡劣的生產條件而設計和存在的，這正是當時我國社會提出的‘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6](P29)。總之，在工業資本原始積累、農村工業發展、農業機械化水平提高、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基本社會保障等方面實現了一定的歷史作用，但同時具有深刻的歷史局限性。

三

目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是不均衡的：一只腳已經邁進了現代工業社會，而另一只腳卻還停留在小農經濟社會(中國經濟發達地區確有相對先進的農業，但就全國的比例來說，還是很小一部分)。經過30年發展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雖然解決了溫飽問題，成就巨大，功不可沒，但很大范圍內長期缺失“宜統則統”的集體經營部分，在實質上就是“農戶小規模經營”。對生產力的提高僅僅局限于個體積極性方面，其他如科技進步、原材料改進、集約化生產和管理等規模效益無從體現。缺乏實力應對農業生產和市場經濟的風險，不能適應現代農業和全球競爭的要求，成為農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也影響到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局。后時代需要充分總結經驗教訓，開創新的農業合作化道路。從農業發展的外部助力來看，國家須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我國工業經過長期發展，具備了“反哺”農業，對農業實行機械化改造的能力。而機械化的要求使合作制重新成為中國農業發展可選擇的道路之一，且是符合農民整體利益和社會主義要求的道路。應以新的合作化道路提高土地收益、農業機械化水平和農田水利建設力度；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民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從農業發展的內部因素來看，須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加強農業的產業整合；提高農民素質，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發揮他們積極的主體作用。在我國實現區域平衡之前，不同地區的農業合作化具體方案應適合當地生產力的水平，并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鞏固和提高。

的組織形式最終為前進的時代所拋棄，但中國以農業合作化道路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國家富強的孜孜追求，還遠不會停止。而這一段特殊的歷史，值得總結和反思。正是從此意義說來，一些學者指出：大公社體制跳出了之后小農經濟的束縛，完成了對小農的改造，打破了自然村落限制下的鄉土社會模式，推進了農村社會生活的現代化轉型，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除了指出以形式實現的農業合作化具有歷史局限性，大量的研究也表明，的一整套制度體系的設計與實現，打上了人們對理解“什么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烙印，存在著多方面自身難以克服的頑疾。如以戶籍、糧食壟斷等為核心的城鄉隔絕的政策，缺乏激勵機制的、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分配和管理制度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體制缺陷越來越嚴重地限制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廣大農民主體性的充分發揮，并最終導致了自身的解體。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能全盤否定對農業合作化昭示的寶貴經驗和遺產。

農業合作化論文:讀書筆記《心靈的集體化:陜北驥村農業合作化的女性記憶》

郭于華老師的這篇文章分析了農村女性口述的集體化經歷、感受和記憶，討論了農村女性關于記憶的內容和特點，以及這場宏大的革命性變革對農村女性生存情況和精神狀態的重新建構。她們在承受生命中巨大的苦難的同時仍感覺到精神愉悅，正是建立在 “誤識”基礎上的“符號權力”的體現。

一、原文的基本思路梳理

農村女性成為了農業集體化這一宏大的社會革命中的生力軍，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層面，婦女毫無疑問都應該是這一宏偉歷史過程的見證者和發言者。然而在正式的歷史記述中，她們的經歷和感受往往悄無聲息。在“口述史”項目的調查和研究中，，她們的回答也經常是“不曉得”、“忘記了”或“去問男人”。克服了種種困難，郭于華老師整理了驥村女性的講述，并分析了特定歷史時段的社會與文化內涵。

（一）家庭勞動變為集體勞動的女性記憶

對女性而言，集體化促使她們從戶內走向戶外，從家庭領域進入到村社集體生活。她們對這段歷史的講述和記憶，是通過跟她們有切身聯系的身體的病痛、養育孩子的辛酸和吃不飽飯的記憶而得以浮現的。

1、關于身體的疲勞和病痛的記憶

從專門事家庭勞動到參加集體村社勞動，實際上是農村婦女勞動量的增大。她們除了與男子一樣外出勞動，洗衣服、做飯、照顧孩子、縫制衣服等傳統工作依然由女性承擔。婦女的勞動繁重程度并不亞于男性，但勞動工分卻始終低于男性。婦女在勞動量和勞動強度上并沒有受到照顧，她們經歷著身體的疲勞和病痛。

2、養育孩子的記憶

婦女下地干活時無法喂養和照料年幼的孩子，經常采用老人照看孩子、哥哥姐姐照看弟弟妹妹或者把孩子拴在炕上的方式。母親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經常淚水漣漣，對于孩子無人照看，吃不上飯的牽掛和心痛并不亞于身體的病痛。

3、關于食物的記憶

婦女在傳統的性別分工中擔任著為家庭準備食物的角色，所以，對于饑餓和食物匱乏的感受更為深刻。在食物缺乏飯不夠吃的情況下，婦女就要少吃。除了食物短缺，物質生活也極度匱乏。婦女除了基本的勞動之外，還要自己織布、染布、做衣服來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二）物質生活的匱乏與精神世界的充實

我們不難預料，驥村婦女對于當年集體生活與勞動的回憶充滿著痛苦和辛酸，因為吃不飽穿不暖以及身體的疼痛和對自己孩子的可憐都是刻骨銘心的。但我們沒有料到的卻是她們在講述過程中充滿了興奮和愉悅。在那些艱苦年代中，與各種疼痛的記憶相比而存在著精神上的歡樂和興奮，與物質匱乏相比卻存在著充實的精神生活，這都是我們始料未及的。通過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集體形式的試驗，辦大食堂、吃大灶飯，辦幼兒園、縫紉組，辦紙坊生產麻紙，學習識字、唱歌，檢查各戶衛生等為婦女帶來了新鮮感，她們體驗了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帶來了精神世界的充實和歡樂。

（三）“婦女解放”：人的集體化與心靈集體化的相互建構過程

集體化過程是人的集體化與心靈集體化的相互建構過程。集體勞動提供了聚在一起的場所，改變了傳統時代婦女只在家庭空間中活動的習慣，不同人甚至異性之間的交往和互動前所未有地加強了。同時，農業集體化的過程是農民文化傳統的共同體意識和大同理想的社會主義實踐，平等、統一是她們堅強生活的精神支柱。她們懷揣著先付出辛苦再得到收獲的先苦后甜的邏輯思維，也是進行自我安慰的支持力量。婦女姓名使用的變化也是另外一種集體化，由婦女的稱謂附著于家庭到婦女以個人的姓名在集體活動中頻繁使用，使婦女個體性的存在更加明顯。

（四）余論：符號權力的治理功效及其對象的主體性發揮

郭于華老師在最后一部分用權力符合理論為我們解釋了在生產勞動和生活的集體化過程中心靈集體化的建構，以及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村女性的生存狀態的改變，以及對她們的思考方式和表達方式的影響。驥村婦女用自己的身體和生命去感悟了那段歷史，那個特殊的而宏大的歷史過程與她們血肉交融，情感相系。

二、對社會性別的感悟

1、身體是女性把握世界的工具，任何一種對女性的探討都離不開她們的身體。女性承受著青春期，月經期的痛苦，經歷著懷孕、分娩的危險，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并發癥等，正是因為這些生理性的基礎條件，女性在很多方面處于弱勢。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女性是用身體去感受歷史了，女性承受著男性無法感受到的生理性痛苦的折磨，她們無法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所以她們常用身體上的轉變代替具體的時間來完成自己對歷史的記憶。

2、女性身體的柔弱性與男性身體的強壯形成鮮明的對比，正是這種男女的身體差異決定了勞動分工的不同。男性力量強大彪悍，多從事一些重要勞作，而女性只能從事技術性和繁瑣的勞動。在漫長的勞動分工中，女性以完成家庭內部勞動和養育子女為本職工作，她們附屬于家庭和男性，逐漸形成了一種 “角色慣性”，這種社會分工被逐漸社會化和普遍化，進而產生了男女在價值觀念、道德意識、審美標準等方面固定化和模式化的不同發展，造成了在社會地位、個人發展等方面的男女后天的不平等。

3、社會文化約束了女性的進一步解放和發展，它是潛在的和無形的，是傳統的世俗眼光的弊端，卻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據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報告披露，農村女性文化程度要遠遠低于男性，女性文盲率要遠遠高于男性。這主要是農村家庭對女性教育的期望值偏低。在農村封閉和落后的環境中，人們受制于所謂習俗的認可，迫使男性和女性接受不同的生活機遇，不斷拉大著社會性別之間的差異。

4、婦女在當代中國社會上中階層所占比例較少，在社會中下階層中所占比例較大。當代社會，在對各種資源的擁有程度上，男性和女性存在著較大差異。如今，女性就業率不斷下降，這和中國社會階級的分化有直接關系。在社會生活中的女性面對著兩種挑戰，既要反對自己在公共生活領域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要反對自己在家庭生活領域中的慣性對待。

5、驥村婦女承擔勞動的繁重程度不亞于男性，但工分始終低于男性。在現代社會，女性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男女工資收入不平等現象嚴重。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人們潛意識的性別偏見和性別歧視導致了不公平的職場機會，造成了性別差異。

由于第一次接觸社會性別學的相關問題，對問題的反思并不透徹，我期盼以后可以對社會性別學的相關問題多加關注，多加思考，不斷提高自己對社會性別的認知和了解。（作者單位：新疆師范大學法經學院）

農業合作化論文:農業合作化視域下與統購統銷政策的關系

摘要：統購統銷政策被認為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最值得人們關注、也是影響最深遠的經濟政策之一，它主要是由陳云提出來的，但得到了的高度贊同和支持。之所以贊同和支持這項政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統購統銷政策與改造個體農民的思路相吻合，即統購統銷政策出臺的直接緣由是1952年到1953年糧食年度的糧食收購危機，這種危機的背后隱藏著國家與農民的緊張關系，而用合作化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消解這種緊張關系的基本思路之一。

關鍵詞：；統購統銷；合作化；國家與農民

一、問題的提出

統購統銷政策被認為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值得人們關注的經濟政策之一，中外學術界都非常重視對統購統銷政策的研究。從目前研究情況來看，學術界討論和關注的問題主要有這么一些：統購統銷政策的形成原因與演變過程、統購統銷政策與中國農業生產的發展、統購統銷政策對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統購統銷政策與中國工業化的路徑選擇及其對工業化的貢獻、統購統銷政策的地方實踐等等。其中，對于統購統銷政策的決策過程，人們都充分肯定陳云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的確，在黨內就如何解決1953年的糧食收購危機產生了意見分歧而遲遲不能做出決斷的情況下，要當時正在外地休假的陳云“提出意見，以便中央通盤考慮作出決定”，充分表明了中央在這個問題上對陳云的高度信賴。陳云在作了廣泛的調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向中央提出了“農村征購、城市配售”的建議，并最終形成為統購統銷的政策。

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人們或多或少忽略了一個問題，即作為黨和國家最高決策者的與統購統銷政策的制定有什么關系。我們可以肯定，如果沒有的支持和同意，統購統銷作為一項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政策就不可能順利出臺。如果聯系到1953年初對“新稅制”事件的批評，我們就更有理由這么認為。所謂“新稅制”事件，是指1952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關于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決定從1953年1月1日起，將現行稅制加以若干修正予以實行。由于該決定出臺比較倉促，事先又沒有進行宣傳、解釋，實行后在地方上引起了混亂，一些黨的地方領導機構如中共中央山東分局、中共北京市委和一些省市財經委員會紛紛向中央報告，引起的極大關注和強烈反應，批評“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卒發表，毫無準備”，“此事我看報始知”，“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從這些批評話語我們可能看出，對不經他同意就出臺重大方針、政策的行為是非常不滿的。換言之，對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是決不會放任不管的。那么，統購統銷政策在形成過程中的參予程度怎么樣？

1953年10月1日晚陳云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匯報了在農村征購和在城市配售糧食的辦法，得到了的贊成。隨后，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陳云在會上作了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他指出：“目前全國糧食情況非常嚴重。”“為此，在糧食問題上必須在農村實行征購，在城市實行配售，嚴格管理私商，在堅持統一管理的前提下調整內部關系。”在會議總結中表態，“贊成陳云同志的報告”，并談了他對糧食統購統銷的認識，“糧食征購、整頓私商、統一管理這三個問題，勢在必行。配售問題可以考慮，我觀察也勢在必行”。這就是說，統購統銷政策是陳云提出來的，得到的贊同和支持，并最終成為中央解決糧食問題的重要方針、政策。但為什么會贊同和支持陳云的提議？在中共黨內，陳云的經濟工作領導才能為黨內所公認，亦為所認可。薄一波曾這樣回憶：“到一九五。年四月，全國經濟狀況開始好轉，出現收支接衡、市場物價趨向穩定的可喜現象。記得有一次我向匯報工作時，說到陳云同志主持中財委工作很得力，凡看準了的事情總是很有勇氣去干的。聽后說，哦，過去我倒還沒有看出來。我又重復講了一遍。聽了，沒有說話，他順手拿起筆來，在一塊紙上寫了一個‘能’字。我問道，你寫的這個‘能’字，是否指諸葛亮在《前出師表》里敘述劉備夸獎向寵的用語：‘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日能。’點了點頭。后來，還說過，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這則材料為我們提供了認可陳云經濟工作領導才能的佐證，但我們如果只是從這樣一個層面來理解為什么支持陳云所提出的統購統銷政策，那我們就是太不了解了。絕對不是一個人云亦云的人，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他對某項重大方針、政策的贊同和支持，一定有他自己的深層次考量，或者是因為這項重大方針、政策與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戰略發展問題的思考相吻合。在新中國用短短的三年時間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以后，所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其中就包括以合作化引導個體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認為，贊同和支持統購統銷政策的原因之一，與他在這方面的思考有很重要關系。

二、1953年的糧食收購危機實際上是國家與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之間的關系緊張問題

新中國1953年的糧食危機不是農民生產糧食不足的問題，而是國家在收購糧食的過程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或者說是一種糧食收購危機。根據羅平漢提供的數據，“1951年，全國糧食產量比1949年增長了25.7%。到1952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到了3278億斤，又比1951年增長了10，6%，比1949年增長了44.8%，與戰前最高產量的1936年的3000億斤相比，增長了9.3%。”但是，盡管全國的糧食總產量提高了，國家在1952年至1953年糧食年度期間卻沒有如愿收購上足夠的工業用糧和城鎮居民消費用糧。對于國家之所以沒有能夠收購足夠糧食的原因，薄一波指出：一是后農民用于自身消費的糧食大大提高了。薄一波用親身調查證明了這一點：“1953年秋，我在華北作了幾十天的調查之后，于11月7日寫給的報告提到：‘過去山區農民一年只吃上十頓的白面，現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四五頓、七八頓，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這是國家收購小麥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在自由市場上私營糧商同國家爭奪糧食。羅平漢的研究也同樣說明了這兩方面的原因，此外，他還指出，農民儲糧備荒的思想、等價惜售的思想、手里有錢不急于賣糧的思想也都是農民不向國家賣糧食的因素。

對于1953年發生的糧食收購危機，上述研究所指出的原因當然有它的事實依據，但卻有些表面化。其更為深刻的原因應該在于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上出現了問題，它表現為在國家急需糧食的時候，國家卻缺乏有效和有力的手段從農民手里獲得糧食。

以后，土地所有制的變更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糧食產量增加了。但由于農民自身消費的增加和儲糧備荒，國家需要的商品糧不僅沒有隨著生產量的增長而相應提高，相反在下降，1951年的糧食上市量為28.2%，1952年則下降到了25.7%。另一方面社會對糧食的需求量卻在不斷上升。再加上私商的哄搶，使得從1952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出現了搶購糧食之風，“如河南省洛陽、許昌等地區，群眾紛紛出售棉花、生豬，搶購小麥”，這造成全國很多地方國家糧食部門給出的收購牌價與市價脫節，“江蘇省雜糧市價高于牌價15%，有的地區高出30%。河南、江西、安微、山東、山西、河北、陜西等省的糧食市價一般高出牌價10-20%。”糧食市價一高，國家就更難以用牌價收購上糧食了，即使在產糧區也是如此。而且，農民中那些具備經濟頭腦的人，一看到糧食價格波動，從事糧食販運有利可圖，也就紛紛加入到販糧隊伍里面來，用陳云的話來講，“只要糧價一波動，搞糧食投機的人一晚上就可以增加幾十萬”。這進一步增加了國家用牌價來收納糧食的困難。

這種情況充分說明了個體農民作為小生產者在利益問題上目光是非常短淺的，它們更為注重眼前的物質利益，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經濟發展所能帶來的長遠利益則是很茫然的。當然，千百年來形成的小農特性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改變，對于1953年糧食收購危機的發生，我們也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個體小生產者。當國家計劃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時候，國家財政資金的緊張，使政府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資金和運用市場的手段來解決糧食收購問題，何況在蘇聯工業化的過程中也沒有任何用市場手段來解決糧食問題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新中國只能夠設想非市場的途徑。同時，以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已形成的計劃經濟取向，也使得個體小生產者長期形成的上述特性被認為是有礙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為此，新中國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國家和農民的政治、經濟關系，控制和引導個體農民的經濟活動，使它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大局。

三、合作化是對個體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進而消解國家與農民緊張關系的基本思路

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問題在中國是一個歷代統治者都必須面臨的問題。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一個小農經濟歷史悠久、高度發達的國家，在封建時代，國家與農民關系的基本模式是一種專制和鄉村有限自治相結合的模式，這種模式具體表現為：第一，國家（也就是封建王朝）在宏觀上和整體上對社會實行全面的專制性控制，政治權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第二，中央權力沒有直接到達鄉村社會，所謂“王權不下縣”，即國家制度性的權力安排只到縣一級為止，縣以下主要依靠杜贊奇所說的“權力的文化網絡”進行治理，這種權力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經濟、宗族甚至親朋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關系之中”，也就是說，農民實際上處于國家政治的邊緣。這造成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相對松散的關系，對于農民來講，他們并不十分關心是誰高居于權力之端，誰坐都一樣，都要向他納糧。納了糧，就算盡到了做老百姓的責任。國家則只要農民納了糧，也不太去理會他們的生、老、病、死，聽其自生自滅。

在傳統社會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的過程中，國家權力深入到鄉村社會是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表征。在中國。這也就是突破“王權不下縣”的傳統習慣，將鄉村社會和農民納入到國家的政治生活體系中來。中國的這個轉變過程發端于清末，在民國時代，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都曾有這方面的努力，但因為受多種因素的牽制而收效甚微。在這方面真正取得成效的是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開辟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實際上也是一條把政治權力向鄉村社會滲透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之路。通過給予農民土地權利的土地革命運動，中國共產黨在鄉村社會贏得了廣泛支持。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進一步開展了全國范圍的大規模運動，讓億萬農民群眾獲得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土地，這使新生的人民政權因為獲得了廣大農民階級的高度認同而變得更加鞏固。同時，中國共產黨明確宣布，新中國是一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就意味著徹底結束了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個體農民遠離國家政治生活的局面，在政治上建立了國家與農民的緊密關系。但在經濟關系上，中國共產黨并沒有馬上改變個體農民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后的中國鄉村地區還繼續保持著小農經濟個體生產的狀態。

對小農經濟的特性，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分析中，影響最深遠的是馬克思在分析處于前資本主義階段的法國小農階級時所提出的“馬鈴薯說”。馬克思認為，法國“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當，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過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他們擁有的“一小塊土地，不允許在耕作時進行任何分工，應用任何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有任何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他們“彼此間只有地域的聯系”，沒有“形成任何共同關系，形成任何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不能代表自己”，“—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就好像是由“一個個馬鈴薯”堆積而成的“一袋馬鈴薯”，而他們需要的權威與代表，則好像是從上面賜給他們的“雨露和陽光”。這種分析經過列寧、斯大林結合俄國國情所做的發展，從而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對小農階級的經典認識：農民作為小生產者，受落后生產方式的限制，受長期的私有觀念的影響，有著分散、保守、自私等特點；他們往往具有散漫的非組織觀點和個人主義、絕對平均主義等狹隘觀點，缺乏遠大眼光，無法認識自己階級的整體利益，容易接受資產階級影響。

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取得勝利以后，當建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的任務擺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時候，如何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小農經濟特性的分析，正確引導和改造作為個體生產者的農民，克服其私有觀念和自私性，也就成了和中共中央所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馬克思和列寧早有定論：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應該引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而支持這一結論的理由則是農民有自發的資本主義發展傾向。對此也是深以為然，早在1943年他就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新中國建立前夕他又進一步指出：“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所以，“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新中國建立后，對以后農村的階級分化情況十分關注，一方面認為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要力求避免這種趨勢的發展。所以，他在1951年春夏圍繞山西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黨內爭論中明確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的“必須在互助組織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意見。贊同中共山西省委的觀點，他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中強調：“黨中央從來認為要克服很多農民在分散經營中所發生的困難，要使廣大貧困的農民能夠迅速地增加生產而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國家得到比現在多得多的商品糧食及其他工業原料，同時也就提高農民的購買力，使國家的工業品得到廣大的銷場，就必須提倡‘組織起來’，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發展農民勞動互助的積極性。這種勞動互助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民私有財產的基礎上）的集體勞動，其發展前途就是農業集體化或社會主義化。”

這就充分說明，在新中國成立后引導個體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是堅定不移的。

四、統購統銷政策與改造個體農民的思路相吻合

當1953年的糧食危機突出地反映了在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問題上所存在的緊張關系時，這種個體農民不愿向國家出售糧食的情況被視作典型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它深深地引發了對個體農民作為私有者的擔憂。以后，“從農民是勞動者這種性質所發展的互助合作的積極性，表現出農民可以引向社會主義；從農民是私有者和農產品的出賣者這種性質所發展的個體經濟的積極性，表現出農民的自發趨向是資本主義”，“如果聽任這種自發傾向發展下去，就會使農村中資本主義的陣地加強起來，社會主義陣地削弱下去”。這就使感到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改變這種情況，在整體上是引導農民搞合作化，走社會主義道路，“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具體到糧食問題上，他就高度認可陳云提出的統購統銷政策，認為它是一種有效的改造個體農民的方法，能夠把個體農民引入到合作化道路上來。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生產糧食的農民應按國家規定的收購糧種、收購價格和計劃收購的分配數量將余糧售給國家。農民在繳納公糧和計劃收購糧以外的余糧，可以自由存儲和自由使用，可以繼續售給國家糧食部門或合作社，或在國家設立的糧食市場進行交易，并可在農村間進行少量的互通有無的交易。”以及政務院頒布的《糧食市場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城市和集鎮中的糧食交易場所，得視需要，改為國家糧食市場，在當地政府統一領導下，以工商行政部門為主會同糧食部門共同管理之。凡進行糧食交易者，均須入場交易，嚴禁場外成交。”“嚴禁投機倒把、擾亂市場。”“對投機取巧、擾亂市場、造謠破壞，違反本辦法規定者，必須嚴予議處。”

在這樣的制度規定之下，農民必須按照國家要求的農產品數量和種類予以交售和繳納，這實際上意味著農民在自己擁有的土地上已經沒有種什么、種多少的完全自主權。除了繳納農業稅以外，農民必須將扣除口糧、種子糧、耕畜和家禽家畜的飼料糧、家庭副業用糧后所剩下的產品按照國家規定的牌價交售給國家，也就是說，農民沒有對自己的勞動成果有完全的支配和享用權。更為重要的是，國家的統購是農民必須完成的義務，“農民必須無條件和土地牢固結合在一起。他們只能用在自己土地上生產的產品完成國家統購任務和滿足自己的需求。可見，統購統銷實際已要求農民放棄遷徙和擇業自由，成為隸屬于國家并依附于土地的勞動者。”也就實際上解決了如何把個體農民納入到國家計劃建設軌道上來的問題，符合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總體要求。

綜上所述，1953年糧食年度的糧食收購危機是引發統購統銷政策出臺的直接緣由，而這種危機的背后隱藏著國家與作為小生產者的個體農民之間的緊張關系。用合作化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消解這種緊張關系的基本思路，統購統銷政策契合了這種思路，這是之所以贊同和支持這項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關于消除國家與農民的緊張關系，采取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來加速改造個體農民的思路，本意是消除這種緊張關系，但從集體化實現以后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實際情況來看，則未必真正達到了目的。集體化的過程和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并沒有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力和提升農民生活水平，這使得在中國解決好國家和農民的關系問題仍然是一個有待于探索求解的問題。

農業合作化論文: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農民心態研究

【摘 要】1949年至1953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在全國許多地區都出現了運動的小高潮，其中廣大農民的積極參與是小高潮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農民為什么會此積極的參與其中，就要從他們的心理狀態上來進行分析。通常情況下，農民對以中共為首的新政府的信賴，以及合作化所能帶來的好處都是他們積極支持合作化運動的原因，同時國家宣傳機器的運作和某些壓制性的措施對他們的心理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關鍵詞】農業合作化；心理；感恩；逐利；宣傳；畏懼

一、農民對共產黨和政府的感恩心理，促使他們積極參與合作化運動

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全國勝利，其中的一條重要因素便是的實行。將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造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實現了廣大農民“耕者有其田”的夢想，真正成為了土地的主人。獲得了土地的農民從內心深處對共產黨及其領袖充滿了無限的感激，認為只有支持共產黨的政策才能讓他們過上理想的生活；加之隨著和全國解放的完成，中共及其領導的政府完全取得了農村的支配權，農民們對共產黨和新政府的信任心理也逐漸加深。因此，在共產黨號召農民開展合作化運動后，相當多的農民出于對共產黨的感恩思想、對新政權的認同感和信任感而組織起來，“共產黨領導我們剿匪、反惡霸、減租、，哪一件不都是為了老百姓？現在號召我們組織互助組，也是為了我們打算”。

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級黨委印發《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后，農業互助合作在全國迅速發展起來。到1952年上半年時，全國共建立農業互助組802.6萬個，入組農戶達4536.4萬戶；建立初級社3634個，入社農戶5.72萬戶，其中相當部分是有普通群眾和基層干部出于忠黨愛國的信念自發地組織起來的。1952年春，山東省蘭陵縣長馬河村村民齊四喜和其他四家農戶商議道：“共產黨給咱分地分家什，讓咱吃得飽穿得暖，咱一點都沒虧著。現在人家讓咱搞互助，肯定也不虧著咱，咱要是不搞互助不就是不信人家共產黨？”大家都覺得有理，便在區干部的幫助下成立了以齊四喜為首的互助組。（《臨沂地委一年來互助合作運動初步總結》，1952年10月）

一些群眾出于對中共的感激和對政府的擁護，為了“趕浪頭”、“爭光榮”以便向社會主義前進而積極參與組織合作社的活動。遼西省開原縣郭家溝村勞模劉春山，在1951年冬從縣里勞模會回村后就在村民中宣傳：“快走社會主義啦，那時東西歸大堆，人都伙吃飯，晚走不如早走，咱們先行一步吧！”蓋平縣積極分子也說：“早晚得走這條路，晚走不如早走。”他們認為，“互助組沒前途，不時行啦，趕不上行市了”，“再不搞農業合作社，就叫人家落下了”，“都搞成農業合作社好領導、省心”。據遼西省統計，全省313個社（1952年）中有92個社出于這種動機而創立的。（《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P85～88）這也是在1951～1953年間大量自發社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合作化運動的優點激起了農民的逐利性

農民作為小生產者，追求實際利益是他們從事某種活動的根本動力，許多農民積極參與合作化運動的主要動機就是照顧自身利益。農民在參與互助合作時所追求的無非就是兩種利益：一種是經濟利益，另一種便是政治利益。

一些合作社在成立之后初步顯示了其在經濟上的優越性，讓原先對合作化持觀望疑惑態度的農民改變了想法，積極申請入社。山西省平順縣郭玉恩合作社試辦的第一年，全社生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秋后每畝糧食產量達454斤，比互助組時的1950年每畝增加了112斤，增產32.7%，比同村單干戶平均產量多產出44%。農業生產率也有了提高，1950年互助組每畝地用工十八個，而1951年合作社則用14個工，每畝所用勞力的勞動生產率提高22.2%。合作社副業也有了極大的發展，副業收入折合粗糧10250斤，比1950年兩個互助組副業生產折合2100斤糧增加了388%，并騰出八個勞力從事副業生產。設立出互助組原有財產外，又增加了三頭牛、兩部鐵輪車、45只羊和部分農具。社外的群眾紛紛要求入社，到1952年時，合作社已吸收46戶，177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農業生產合作資料匯編 上冊》，P199～P217）山東省莒縣呂鴻賓合作社在1951年組建時僅有三戶17人，1952年夏收時，該社獲得小麥畝產317斤的好收成，受到華東軍政委員會的獎勵。許多農民受此吸引而入社，到當年秋天，呂鴻賓合作社成員由初建時的三戶猛增至五十九戶。（《當代中國典型農業合作社史 下冊》，P664～P690）

中共中央在1953年2月通過的《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中明確規定，黨和政府應當將種子、肥料和農具貸給參與合作組織的農民，或者是提供低息貸款。這對當時缺乏經濟支援的農民來說，無疑具有難以抵擋的誘惑力。遼東省遼陽縣胡景祿生產合作社就是為了取得政府貸款而組建的，結果因為生產計劃安排不周，造成收支入不敷出，債主每日討債，社員為此懊悔不已。遼東省委將這種情況定為組織動機不純，結果事與愿違，“為了政府貸款而組織的（沒等組織好，就向政府及銀行備了案）因未得到貸款而松懈下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農業生產合作資料匯編 上冊》，P555～P556）

中共在革命戰爭年代執行“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廣大農村地區作為中共最重要的根據地，其所經歷的政治運動也遠多于其它地區，經歷過歷次運動洗禮的農民也開始具有了較強的政治敏感。

另外一些農民，主要是地主、富農、富裕中農及其他有錯誤的人，他們在政治上處于劣勢或者弱勢，他們對政治較為敏感。當政府發起合作化運動后，他們中的部分人便積極參與其中，甚至不惜在經濟上吃虧，以設法獲得某種保護甚至是重新恢復其“剝削者”的地位。江蘇省句容縣延福鄉富農陳凱富，“以經濟引誘的方法”加入仕維海互助組，他把農具、耕畜借給公用，不計代價，甚至自己給供銷合作社推車拉糧，每次將推車所得工資一萬元中抽四千給互助組做公積金用。（《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P171）陜西省蒲城坡上頭村富農李春有和兩戶雇農組織了互助組，他說：“我的車輛牲口強，人力缺，100多畝地，往年雇一個人，連吃帶拿，得八石多麥。在互助組里，只出三石麥子就行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農業生產合作資料匯編 下冊》，P615）但這種“壞分子”進入合作組織進行“剝削”的情況并不多見。

三、大眾宣傳的鼓動

一般說來，公眾的心理極易被大眾宣傳所鼓動，尤其是當宣傳的內容被不斷重復或者著重強調，民眾在這種條件下極有可能會接受宣傳內容，甚至將這些內容傳播給他人。中共早在革命年代就極其注重宣傳工作，而建國之后，為了最大限度的運用國家的組織力量開展宣傳工作，中共中央于1951年1月1日《關于在全黨建立對人民群眾的宣傳網的決定》，文件規定，“在黨的每個支部設立宣傳員，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設立報告員，并建立關于宣傳員、報告員工作的一定制度”。同時，中共也投入大量精力發展和完善報刊、廣播、電影等大眾媒體，以建立一個遍及城鄉的國家宣傳網。建國前多數農村信息閉塞，與外界媒體缺乏接觸，農民受教育的程度也普遍偏低，這也使得他們極易被新建的國家宣傳網所吸引。

勞動模范的宣傳在廣大農民腦海中描繪了一幅美麗的合作社圖景，農民由此產生的對社會主義美好前景成為他們加入農業合作社的重要動力之一。1952年春，河北省委在省勞動模范表彰大會上介紹了饒陽縣耿長鎖合作社的先進經驗，并印發給各級黨委宣傳部門，這些材料很快便由地方媒體傳播下去。《人民日報》分別于1952年3月19日和22日報道了饒陽耿長鎖合作社和川底郭玉恩合作社的先進事跡。1951年11月25日，山東人民廣電臺和《大眾日報》社兩家媒體來到莒縣呂鴻賓合作社成立大會現場，并對此作了專門報道，繼而全國也有多家報紙進行報道。許多地方農民和基層干部對這些報道的權威性毫不懷疑，也紛紛模仿報道中的內容，組織自己的互助組和合作社。遼陽縣二臺子村支部書記所領導的合作社模仿延吉縣金時龍合作社經驗實行土地入股，但由于不能正確使用勞力，只好干一天歇一天。（《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農業生產合作資料匯編 上冊》，P555）

1952年4月至8月，中中央派出了以農業勞模為主的中國農民代表團訪問蘇聯。訪問期間，蘇聯高度機械化的集體農場以及農場中現代化設施讓代表們羨慕不已，發出了“集體化的好處說不完”的感慨。回國后，這些勞模們不斷往返于各級黨政機關的禮堂，向無數的聽眾宣講他們在蘇聯的見聞體驗。耿長鎖在演講中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蘇聯的優點太多了，說也說不完。”（《河北日報》，1952年9月18日）李順達也說：“社會主義以前光聽說好，社會主義究竟個什么樣子不了解，現在可完全明白了。”（《山西日報》，1952年9月27日）媒體在報道勞模們的訪蘇活動以及回國報告時，實際上就是在暗示讀者，只有走蘇聯式的農業集體化道路才能過上好日子。到1952年11月時，也就是中蘇友好月，勞模們對蘇聯農業集體化好處的宣傳達到了頂峰。媒體的大力宣傳，以及勞模本身的示范作用，激發了人們參與合作化的熱情。

四、農民對強硬措施的畏懼心理

農業合作化運動自展開以來就一直未能避免急躁冒進的問題，諸如強迫命令、強制編組建社的問題始終難以解決。一些黨員干部和積極分子為了加快合作化進度，不惜以各種非正常手段強制農民入社（組），如給人扣帽子、沒收農具、扒院墻甚至打罵群眾等等，給農民帶來了極大的心理負擔。許多農民由于懼怕和避嫌而在極不情愿的情況下申請入社（組）。

河北省大名縣為了完成創辦大社的任務，區、村干部直接強迫互助組加入合作社。該縣文集村村干部為了建立100戶以上的大社，直接就在群眾大會上講：“誰要不參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道路。”黨員文紹忠不愿入大社，黨支部讓他反省一天，當他被迫答應入社后，支部又讓他動員所在的互助組并入大社。該村所有的磨粉家具和大車都被合作社控制起來，村干還威脅群眾說，不入社就不能再用這些家具，以強迫農民入社。（《人民日報》，1953年3月24日）山西省襄陵中和莊支書在組社時采取強制手段，有黨員不愿參加，便召集其他黨員斗爭他，最后還要召開群眾大會讓他當眾認錯。隨后村支書問群眾：“還有入社的嗎？”當即就有十多人舉手。后來有群眾反映道：“看那架勢不入不行，咱怕斗爭坦白。”很多農民正是由于這種害怕遭到打壓的心理，不得不改變自己的意愿辦社入社，這種強制入社的現象在許多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單干戶通常都具有一定經濟實力，政策上也要求對他們合法的利益進行保護。當合作化浪潮席卷而來的時候，單干戶通常會面臨兩難選擇：入社怕吃虧，害怕一入社就把自己的財產歸公；不入社又害怕被孤立，被批評。但他們很快就會在現實面前做出選擇。1952～1953年冬春之際，伴隨著新一輪合作化高潮的開始，部分地區歧視、打壓單干戶的現象愈演愈烈。

山東省諸城縣朱村鄉的農業合作社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優越性后，干部和積極分子中產生了好大喜功的思想，他們歧視單干農民，辱罵單干戶：“單干戶等同地主壞蛋一樣”，“單干戶走臺灣路”。有人受不了這種指責，怕受歧視，甚至半夜提燈報名入社，影響甚壞。（《山東省農業合作化史料 上冊》，P82）河北博野縣二區有村莊在唱戲時，讓組織起來的農民坐在前面，單干農戶坐后邊；三區的某村干在單干戶前聲稱：“十天以內組織起來，如果組織不起來，每人背十斤米到縣受訓。”阜平縣上堡村干部在房上高喊：“單干恥辱，入社光榮！”該村甚至規定，后入社的是候補社員，要完成社內分配任務。而且也沒有發言權。（《中國農報》，1953（8））

這種想法設法打擊單干戶的現象不僅違背了黨中央強調的自愿互利原則，影響了合作化運動的正常發展，而且引發了農民在心中對“共產”的恐懼，誤以為馬上就要“共產”。一些單干戶在被迫入組入社前，變賣家產、屠宰牲口、大吃大喝，將自己的經濟水平降到極低的標準，一時間人心惶惶。

結 語

多種因素的交織導致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小高潮的出現，其中農民自身的心理因素是合作化迅速推廣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正確面對這個問題就顯得異常重要。

農民作為小生產者，他們所最關心的就是他們的利益問題，只有實際的需要才能有效地激發和維持他們的行為。的開展及完成讓廣大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加深了他們對中共的信賴，進而又使農民相信只要跟著共產黨走就會過上理想的生活；合作化所展現出的一些優越性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農民也具有很強的新引力，相當部分農民積極建組入社完全就是沖著“好處”去的。同樣，某些地區采用強硬手段來推動合作化，農民在重壓之下被迫入社，其實質也是農民懼怕自身利益受到更多的損害而采取的權宜之策。

另外，當時處于相對保守和封閉環境中的農民很容易接受政府的宣傳和動員。建國初期的農民多數未受過、或者受過極少的教育，而且多數人只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村落中，對外界所知甚少。建國之后，政府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宣傳體系，通過宣傳執行政策的好處、模范人物的事跡等內容，使原本封閉環境下的農民逐步了解到由政府所營建的外部世界，激發他們對社會主義理想生活的向往，誘導他們參與國家機器的建造。

農業合作化論文:農業合作化小說女性文化透視

內容摘要：上世紀50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催生出一批合作化小說，在轉換角度后可看到內中女性形象展現出豐富的政治道德文化，由此更好地解讀其中她們的文化內涵，以期發現相應價值。

關鍵詞：農業合作化 政治 道德 女性 文化

一.概述

1949年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異常緊密，文學肩負沉重的國家書寫使命。50年代農村題材小說創作主要“以農業合作化制度的創建和鞏固為內容，以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合理性、合法性為訴求重點”[1]，描寫這段土地變革以及觀念轉變的過程，是為農業合作化小說。由政治批判回歸文本，遭受傳統文化及政治壓抑的女性在此歷史空間中發生轉變，在政治道德層面也存在著和文本相對應的時代“轉型”特點。翻閱代表性小說，可將其分為三類——與時代相合的新女性，新時代舊女性及轉型中的女性。

二.新時代新女性

在《創業史》、《艷陽天》、《山鄉巨變》等一批合作化小說中，與時代相合散發蓬勃朝氣的農村新女性給人以視覺上的沖擊和精神上的震撼，一掃舊風，久存心中的成見受到重創，使之不得不轉換角度和心態對其重新審視。她們以自身行動詮釋了新的政治道德文化，突破舊時代政治道德限制，加入時代大潮，成為社會變革的先鋒，像焦二菊與焦淑紅（《艷陽天》）、盛淑君與陳雪春（《山鄉巨變》）、劉淑良（《創業史》）和范靈芝（《三里灣》）等，她們是該時代農村此類女性的一個縮影。作為較早了解并接受集體主義精神的類群，她們堅定擁護黨所提出的政策，從事合作化事業和黨的基層工作，個人價值的實現讓位于合作化從屬于大潮。她們以新的教育為利器，從精神內部突破舊有限制獲得解放，在新空間中展現自己。

這些女性以極大熱忱關心合作化事業，以其特有的細致敏銳察覺到潛在問題并及時提出，表現出強烈的干預精神，像焦淑紅、焦二菊、劉淑良、盛淑君、陳雪春和范靈芝等在合作化運動中處于運動的浪尖上。焦淑紅以一個團員的責任心關注本村事務，在給在工地上的蕭長春信中就說：“社里的問題非常多，特別是溝北有些人，開始嘀嘀咕咕，不知道又打什么主意。家里的領導，有的不往心里去，有的往心里去，又管不了什么。”[2]同樣焦二菊也切實履行著一個黨員的義務，對丈夫的“整天扎在生產隊里”表示不滿，要求丈夫“多擔待點”[3]。盛淑君對于謠言就是：“信他個屁。李主席沒講過的話，我通通不信。”[4]她精神上以準團員的身份要求自己，堅決擁護村里的決策。她們積極抓生產，和惡、落后勢力斗爭，以推進合作化事業的展開。至于《創業史》中的劉淑良婚姻自主，前夫變心便主動離婚回家居住，已從內中自覺與時代相跟進，梁母說她“思想開通”。她在建國后積極參與斗爭，在“地主惡霸”受到懲處后，“在范村前街跑到后街，叫人開會，”[5]并加入團組織，參與領導合作化運動。

她們在干預村政同時還與破壞者斗爭，團結教育落后者。對不愿意動手，喜歡舒服生活的孫桂英，焦淑紅、焦二菊極力幫助，最終發生轉變，在對馬鳳蘭等人的斗爭中則堅持反擊，使其破壞活動難以奏效。盛淑君、陳雪春皆如此，然而情感上卻較焦淑紅更大膽，心思也更縝密。南方女子在道德上所受的規范小，天性少受壓抑，大膽活潑熱情、純真自然，個性張揚，行動也更大膽直白。盛淑君與陳大春相戀，纏綿繾綣，而焦淑紅與蕭長春卻是不顯山露水，最后也未有明確結果，就連梁生寶和劉淑良也僅是同意婚事，正式確定關系而已。陳大春去株洲前兩人在月色滿山的夜晚傾情訴說，在《艷陽天》中是見不到的，其纏綿也非焦蕭二人可知。焦、劉受道德約束較盛淑君多，但有相似的美德，都溫柔體貼，對愛人所從事的事業予以支持并參與。

范靈芝在對其父的幫助中就可看到舊式的盲目服從已不存在，她的出發點在于合作化事業。對村政的干預她不遜于二焦，但同為北方女性的范靈芝在感情上表現就比她們直白。有感于馬有翼的拖泥帶水，靈芝果斷決絕，而在與玉生的逐漸接觸過程中，感情滋生，比較后毅然選擇玉生（積極合作化事業），打定后直接向玉生挑明。諸多女性中，她是一個特例，在愛情上不拘于舊式規范，自己做主。同時，她又有作為女性的溫柔體貼入微等，與玉生的結合很是相得益彰。

三.新時代中舊女性

傳統女性受政治經濟壓制，道德屈從于男性，且倫理色彩濃厚的鄉村社會所形成的差序格局使之難有突破，于是“在農村地區，結婚的目的就是為了生育后代，延續祖宗的香火”。[6]舊體制限制了女性融入社會生活的步伐，合作化無疑是場大變革，一些女性在運動中奮力沖開限制，尋求自我張揚個性，然而有些卻否定并破壞。與焦淑紅、盛淑君等相對的馬鳳蘭（《艷陽天》）、龔子元妻（《創業史》）、李翠娥（《創業史》）等盡管文字分量不能和前者相比，然而正是兩者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動社會的發展。

馬鳳蘭等極力排斥村政建設，“這個地主家的閨女，跟她生活的這個時代有著刻骨的仇恨，”[7]“幸福”因共產黨到來而破壞，舊時享受生活不再。馬小辮說：“（共產黨）讓個好端端的財主像臭做活的那樣賣苦力，讓臭做活的掌印把子；讓該富的窮了，讓該窮的富了，”[8]馬鳳蘭生活在他家，接受了認為有產者對于無產者的統治是理所當然的觀念，然而共產黨的到來卻將原有秩序打破，他們享受的系列優厚待遇都不復存在。于馬鳳蘭等人來講，他們信奉的是一種自私狹隘享樂的觀念，自己小團體利益的滿足始終是至上的，與新政治秩序相應的政治文化并未被接受。

馬鳳蘭挑動糧食分紅的爭端是服從于丈夫馬之悅需要的，她充當“傳聲筒”、“擴音喇叭”，負責各方消息傳遞，并對某些消息進行擴散。作為一個女人，她并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只是按吩咐從事，她的腦長在馬之悅頭上的，丈夫的判斷是不會錯的。蕭長春教育開導孫桂英，她在背后煽風點火企圖破壞蕭的名譽，并試圖借“綠手巾”事件嫁禍蕭，結果卻未得逞，后來，孫回心轉意參加勞動，馬又不斷挑唆。馬小辮將殺人（小石頭）的念頭和行動安排告訴她，她在一陣哆嗦之后同意之。傳統道德觀念中，于她們而言，有的只是對男性的服從，正確與否就不需考慮了，從利益出發，正符合他/她們權衡后的要求。

豈止馬鳳蘭，龔子元之妻、李翠娥諸人皆是如此，在政治新秩序中，她們不是調整自身融入其中，而是極力破壞，革命帶來的是自己的特權或者利益的破壞，受舊的政治觀念約束，她們要使之“變天”，重回舊秩序中，由此造成她們與新的時代格格不容，并最終成為時代的悲劇。在新秩序建構之初，各方處于起步階段，她們扮演投機的角色，有時雖不露面，卻在背后為其夫出謀劃策。當白占魁與社干部發生糾紛后回家和李翠娥說起，李便成了“軍師”，叫白不要和高增福沖突，她說“你和他硬鬧，更當不上干部”、“你和他相好”、“你先聽他的話，學乖，老實干活兒”[9]于是白成了此策略的執行者。此時，李只為自己的丈夫、家庭利益考慮，至于農業社，則已無足輕重。同樣對無政治覺悟的龔子元之妻來說，亦是一個典型的服從丈夫的人。在丈夫招待亭面胡的時候，開始還埋怨：“你為什么要款待這樣沒用的家伙？”[10]最后龔子元交待給她任務——“常到亭面胡家看看”，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從那里獲取對自己有用的東西（鄧秀梅住在此處），而這一過程就由女人來完成。果然女人在亭面胡家無意間從窗子看到了鄧的文件，并將其告知龔子元，從而引發“山要毫無代價地歸公”的謠言，造成恐慌局面。之后龔妻又在討論婦女出工孩子怎么辦的問題時“裝作替有孩子的人說話”[11]，從內在暴露了她的虛偽無知及不懷好意；劉雨生爛秧時，她又挑撥謝慶元夫婦，間接對劉雨生“常青社”破壞。

總之，這些女性以舊秩序的要求為行事規范，否認新秩序的建立并以破壞，意圖顛覆恢復舊貌。謹遵舊時代的道德要求，自身定位為男性的服從者，并以之支配個人命運，以個人、家庭/族利益為上，身受傳統規范約束，并成為禁錮自身的桎梏。

四.轉型中的女性

轉型中的女性面貌各異，一部加入大潮參與新秩序的構建，提高自身的政治經濟地位；一部則堅守舊的道德規范不變，并予新秩序以破壞；二者形成一種對立關系，然而在對立之外還存在一個代表了大多數由舊時代向新時代轉換的群體。圖示為：

三類女性支撐著整個文本，占主體的第三類是轉型社會中默默無聞的大群，多不太關心政治秩序的構建，但她們扮演著雙重角色，不參與政治，以家庭為重，在利益面前會隨之而動，但予之教育卻又可以成為積極的力量，如孫桂英（《艷陽天》）、袁小俊（《三里灣》）、盛佳秀與張桂貞（《山鄉巨變》）等。

袁小俊與張桂貞婚姻均受家庭問題波及，袁小俊問題不大，但金生媳婦擔心袁母“不是個好東西，教出來的閨女恐怕也靠不住”，[12]后者受其母“教導”屢生事端；張桂貞大哥前為兵痞，劃為貧農，后成了中農，但他意圖將“久想離婚的妹妹嫁到城里去，給他當跳板，好讓他往城里發展。”[13]玉生聰明好學以合作化為重，但袁小俊深受其母影響以己為重，終無法相容。劉雨生與玉生同樣也因合作化與妻子離婚，他因“為人和睦，本真，心地善良，又吃得虧，村里的人，全都擁護他”[14]而成了互助組長。但張桂貞“只圖享福”，“看見丈夫當了互助組組長，時常誤工，就絞著他吵，要他丟開這個背時殼”，他一度動搖后決定專心參與工作，而妻子選擇了回家。

袁小俊和張桂貞不會像馬鳳蘭等那樣破壞合作化卻不合作，因它妨礙了自己的幸福，舒坦生活被干擾。袁小俊是要買幾件衣服，在家里鬧鬧。張桂貞也就是想叫丈夫為自己/家庭多考慮一點而已，盡管“他的本真、至誠、大公無私，都是好的，但對自己又有什么用處呢？她所需要的是，男人的傾心和小意，生活的松活和舒服。他不能夠給她這一些。這個人不分晝夜，只記得工作，不記得家里……只有符賤庚，這個沒有親事的后生，天天來纏她。他不挑紅花白花，也好愿意聽她的調擺”。[15]張桂貞渴求家庭的幸福美滿，劉雨生則致力于合作化，兩人相去甚遠。她們將孝順、貞柔、慈愛的價值取向，和樂家庭、相夫教子的要求帶進了這個變革的時代，任勞任怨、以家庭和兒女為重，體貼遵從丈夫和長輩。最后袁小俊和張桂貞雖重組家庭，然只有張桂貞突破自我融入到時代浪潮中。張桂貞在盛淑君等幫助下開始參加集體活動，可貴的是還參加了突擊隊，雖有波瀾，但終向著新女性的行列中邁進了。

盛佳秀陷入不幸婚姻中，受傳統約束，一個弱女子帶著一個孩子苦苦等待外出已婚的男人。然而在劉雨生去勸盛佳秀時發生轉機，同病相憐之感和信任使兩人慢慢互生情意，盛喜歡上了劉雨生。后來她發生改變，參加會議、勞動，并成為領先者。如此盛擺脫舊的約束，解放自我，關注合作化事業，與盛淑君等成為典范。此時舊式道德新意生出，劉忙于事務沒時間做飯，盛偷偷給做好，不同與張桂貞的是她以對愛人的感情來支持合作化事業。盛在劉提出殺豬滿足社員“打牙祭”的想法后，盡管不愿還是同意了。使她在舊時代成為自陷的傳統美德此時一轉，對劉溫柔體貼，為之考慮，亦是對合作化事業的支持。

除此像焦母、亭面胡妻、梁母等，開始都受舊規范的約束，對合作化事業不理解不關心，僅聚焦于自己的家庭，然經過教育和幫助，都積極參與新秩序的構建，使那種在舊時代約束自己的道德規范發生新變，成為女性對合作化事業的特有支持，服從、溫柔體貼。

五.結語

新女性全身心投入合作化進程，與反對者斗爭，教育爭取團結落后者，使其加入到建設新秩序的大潮中。在政治層面毫無疑問是先進的，在道德規范上亦突破約束，將優秀美德帶入新社會，發出新的光芒。反對新秩序并要予以破壞的舊女性囿于政治道德約束，最終在新秩序的建構中被拋棄。而那些最廣大的最具代表性的第三類女性有著處于轉型時期的普遍心理，在教育和幫助之下，擺脫一定的約束，突破自我限制，成為新秩序構建的一支新力量。正是三類人物的相互作用，詮釋了此一轉型時代下不同的政治道德文化。

農業合作化論文:動員全體農民和農村青年為逐步實現農業合作化而斗爭

一

從去年開始，全國已進入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有系統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了。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得動員全國人民一致努力。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應領導農民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逐步實現農業的合作化。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乃是推動全盤國民經濟向前發展的一支杠桿。僅就其對農業關系來說：有了工業的發展，才能供給大批的農業機器和化學肥料等生產資料，從而可能將存在於農業中的古老的耕作方法，加以逐步地改變，以便利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大大提高農業的生產力，并不斷地改善農民生活；有了工業的發展，才能由城市源源不斷地供給農民以大批的廉價的生活消費品，逐步滿足廣大農民生活改善的需要；有了工業的發展，才能迅速引起國外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加速城鄉物資交流，從而擴大農副產品的銷售額。有了工業的發展，才能不僅解決城市人民就業問題，而且能吸引千百萬農民到工礦、交通、森林與建筑業中來，以消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有了工業的發展，才能造成文化教育衛生專業的高漲，使科學技術充分地發揮它為工農生產服務的效能，同時國家也才能有更大力量來支付社會救濟費，學生助學金，城鄉房屋建筑費等，不僅解決城市人民的要求，而且也解決鄉村農民的需要。總之國家工業化的結果，就可能使全國農業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得到改造，造成城鄉之間與工農之間的新的結合關系，使農民進入社會主義的新的幸福生活，變成富裕而又文明的人。顯然，工業化是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自然也是農民的最高利益。

但是工業的高漲，同時必須有農業生產的高漲與之相配合。因為工業的發展，需要日益增多的糧食供應，需要日益增多的棉花等等工業原料的供應。需要日益廣闊的國內市場，和來自農業的資金積累。因此，絕不能等待工業完全發展起來之后再來著手發展農業，而必須圍繞工業重心，根據國家工業化的需要相適應地發展農業生產，這是國家工業化對農業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們整個農村工作所必須完成的基本任務。但是目前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無力采用新式農具和新的耕作方法，也無力大量造林、育林和興修水利，以抵御水旱風沙等自然災害，更不能很快地擴大耕地面積和提高產量，因而也就無法滿足人民和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對農產品的日益增長的需要。工農業發展不平衡，這是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的矛盾所在。如果不能解決這個矛盾。如果讓農業發展長期落后於工業發展的需要，結果又必然要影響到工業化的進行。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只能采取有效辦法：逐步來改造這種小農經濟，使之由小生產變為大生產，但又不能采取富農式的資本主義制度。當然雇傭勞動的富農式的資本主義農業也可能發展成為大生產，它比之個體農民的生產力是較大的，但因為它是建立在剝削別人的基礎之上，實行這種制度的結果，就少數富農本身來說生產是發展了。但另一方面卻帶來大批勞動農民的破產困窮，這和廣大農民利益是不相容的，和實行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這個國家總任務也是完全矛盾的。我們決不能采取資本主義的道路來改造小農經濟，而只能按照社會主義原則，采取合作化的道路，去逐步改造小農經濟，使個體小農經濟逐步變成合作社的大農經濟，這樣才能提高農業生產，適應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發展的需要，并使農民生活逐步地普遍得利提高，大家招展，共同富裕，避免農村經濟兩極分化的現象——少數農民發財致富，大多數農民破產困窮。這樣就自然得出如下的結論：發展農業

生產和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乃是一個任務的兩個方面，絕不能分裂開來。

二

要促進農村合作化，逐步實現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必須通過生產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三種形式，而發展農業生產上的互助合作運動則是農村合作化的基礎。

全國解放以來，農業合作化事業已有了較大的發展。到去年為止，全國已經有用近半數的農民參加了農業生產互助組，有二十幾萬農戶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到現在為止，全國生產合作社已將近七萬個。廣大的農民，廣大的農村青年已經從自己的親身經驗中認識到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好處。去年冬天計劃收購糧食當中，又進行了空前規模的關於過渡時期黨的總路線的教育。農民互助合作的積極性更加高漲了。許多農民在醞釀組織互助組，許多互助組要求轉為合作社，許多農村青年在這當中表現了他們的積極作用。事實證明，靠自己勞動為生，力求擺脫剝削的農民，是可能走向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將會一年比一年發展、鞏固與提高，最后一定會吸引所有勞動農民參加合作化，并引導他們走到社會主義。

但是農業合作化，這是關系到一萬萬戶以上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關系到整個農業生產與國家工業化的配合問題，關系到黨與億萬農民的合作問題，關系到工農聯盟這個基本政策問題，而這個合作化事業除老解放區及幾年來互助合作已辦有成績的地區外，對廣大農民及一般干部來說還是一種新的課題，新的創舉，要把一萬萬戶以上的農民吸引到合作化的道路，這是一個比之還要艱巨的工作，也是一個比之更加復雜的斗爭。因此要真正把互助合作辦好，完成農業合作化這個偉大事業，就必須正確處理以下三個問題：

首先必須堅持自愿原則，無論參加互助也好，合作也好，必須出於農民真正自愿，不能絲毫勉強，而要農民反正自愿，又只能采取說服教育方針與典型示范辦法，不能有其他方針與辦法。農民是勞動者，他們是不愿受剝削，也不靠剝削別人為生，這就決定了他們可能在工人階級領導下走向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但他們同時又是小私有者，他們依靠在自己小塊的私有土地上獨立勞動來生活，這種土地私有制和個體生產制，就養成了農民的個人主義心理與單獨經營習慣，從而使他們在參加互助合作時產生許多顧慮，這是很自然的。特別是占有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較多的中農與富裕中農這種顧慮就更多，他們常常害怕別人揩油，自己吃虧。自己單獨經營慣了，一旦集體勞動，也害怕與別人相處不好。或者自己不自由，這些顧慮是可以設想到的。正由於農民特別是中農，有各種顧慮，所以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對於社會主義合作化的道路開始總是觀望的動搖的。黨與人民政府對他們應該采取什么態度呢？無疑的，只能采取說服教育方針，幫助他們消除顧慮，而使之自愿參加，絕不能采取任何強制或變相的強制手段來對待他們。有些人經過說服教育還未能覺悟，就只好采取等待他們覺悟的方針。等到我們把別的互助組合作社辦出成績來，使他們親眼看到了互助組比單干強，合作社比互助組強的事實，這些人最后是會愿意參加互助合作運動的。這里應該明確肯定說，我們對待動搖的農民和對待剝削者是絕對不能采取同一政策的。列寧主義教導說：“必須按照自愿原則，用說服為民相信公共集體農業優越於個體農業的方法來引導農民走上集體農業的軌道。”“只有在農民面前具體表明，并用事實、用經驗證明了集體農莊確實優於個體農莊，集體農莊確實是比個體農莊有利些，集體農莊確實能使農民——貧農和中農——擺脫貧窮困苦狀現時，才能說服農民相信集體農莊的優越性。”“沒有這些條件，集體農莊便不能穩固。”“企圖用強力建立集體農莊……結果是只能壞事，使農民離開集體農莊運動的。”列寧說：“在這里采用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列寧還說過：“改造小農，改造小農底全部心理和習慣是需要有幾代功夫的事情。要解決這個小農問題，要健全小農底全部心理，就要有物質基礎，要有技術，要在農業中大規模采用拖拉機和機器，大規模實行電氣化。”這些至理名言，說明合作化運動必須堅持自愿原則，必須經過說服教育與示范辦法，使他們真正自愿，而不能采取強制方法。可是在實際工作中有許多同志卻往往違反了這個自愿原則，他們為了趕任務，常常喜歡用行政命令勉強農民編組編社，有些同志開始時也采取說服教育方針，但一到說服教育無效時，便不耐煩地拋去了這個方針，而采用強制辦法。或者不適當地給那些一時不愿參加組社的農民帶上許多政治帽子，如說“單干戶不光榮”“單干戶是小臺灣”“單干就是自發資本主義思想”“互助組落后，合作社進步”等等，想用這些政治帽子來促使農民入組入社，這也是很不適當的。這樣做的結果可能強使農民暫時入組入社，但這樣做并不能取得農民自愿，反而可能引起他們的懷疑與反感，一有機會他們還要退組退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