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中外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中外文化論文:淺析中外文化對比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應用

內容摘要：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升高和中國文化的廣泛傳播，漢語研究越來越成為國內外專家學者所關注的熱點，這同時也是現階段對外漢語教學的一大背景。然而不論是哪種語言均有著各異的文化習慣、表達方式，使得對外漢語教學面臨十分嚴峻的考驗。文章通過闡述語言、文化在詞匯方面的P聯性，分析中外文化對比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意義，對中外文化對比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實踐應用展開探討，旨在為如何促進對外漢語教學有序開展研究適當提供一些思路。

關鍵詞：對外漢語 中外文化 對比 教學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升高和中國文化的廣泛傳播，漢語研究越來越成為國內外專家學者所關注的熱點，這同時也是現階段對外漢語教學的一大背景。為了開展好對外漢語教學，一方面要對外漢語教師掌握語言教學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要求對外漢語教師要關注文化教育的對外漢語教學理念，充分明確語言、文化相互間的關系，重視自身綜合文化素質的培養和提高。因而，在對外漢語教學中融入跨文化意識變得十分迫切。由此可見，對中外文化對比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應用開展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著名語言學家古德諾夫曾提到，一個社會的語言是這一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與語言相互間持有整體、部分的關系，作為文化的一部分，語言的主要表現是學習了解文化的重要工具，人們在學習、運用語言過程中可汲取各式各樣的文化。由此表明，語言、文化相互間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的內容，文化通過語言得以呈現，語言受文化所決定。

二、中外文化對比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意義

2.1概念意義的區別

對于英語、漢語而言，兩者眾多詞語對譯時通常可運用同一詞匯，然而，這些相同詞匯的概念意義卻不盡相同。例如在英語、漢語詞匯中，均存在“龍”這個詞匯，在兩種文化背景下，它均為神話故事中的一種動物。然而在英語中，“dragon”被人們認為是一種會噴火、無比兇殘的怪物，象征著災難；在漢語中，“龍”這是象征九五之尊的神奇動物。因而，在中國，有“龍的傳人”、“望子成龍”等說法。又如英語、漢語中的“intellectual”和“知識分子”，前者表示的是具備極高學術造詣的人，后者則表示的是具備一定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在英語、漢語中還存在很多這樣的詞匯，它們往往擁有相一致的概念，然而具體到概念意義則不盡相同。

2.2相關詞語的空缺

受歷史文化差異影響，使得漢語中大量詞語在其他語言中難以找到與之相對應的的詞語，例如一些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詞語，諸如天臺、朝服、頂戴、兵馬俑等；相關古語詞語，諸如鼎、缶、矛等；漢語中有大量成語典故，它們的文化內涵難以簡單釋義，自然在其他語言中更缺乏相對應的詞語，諸如畫蛇添足、掩耳盜鈴、聞雞起舞、守株待兔、買櫝還珠等；漢語中還有大量歇后語，諸如外甥打燈籠――照舊（舅）、小蔥拌豆腐――一清（青）二白、孔夫子搬家――凈是書（輸）、孩子的脊梁――小人之背（輩）等，牽涉各種漢語的諧音詞語，用其他語言對譯起來難度很大。

2.3聯想意義的不同

“借物喻人”是中國長期以來的一大文化傳統，眾多事物憑借其相關特性，被賦予對應的精神、意義。所以，漢語中存在大量該類被賦予了文化內涵的詞匯，如被賦予“自強不息，頂天立地”精神的竹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荷花，“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的梅花等，在漢語文化中極為常見。這一系列聯想意義會極大程度影響漢語留學生對漢語詞匯的了解及跨文化交際，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應當加以重視。

三、中外文化對比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實踐應用

全面對外漢語教學在時展新形勢下，要緊隨社會發展腳步，強化改革創新，在先進教學理念的支持下逐步強化中外文化對比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合理應用，如何進一步促進對外漢語教學有序開展可以從以下相關內容著手：

3.1在對外漢語口語教學中的實踐應用

通常而言，口語教學是第二語言教學的第一步。在初級漢語學習階段，調動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尤為關鍵，由此要求教師在對外漢語口語教學一開始，要注重合理引入文化因素，調動起學生學習興趣，同時也為后續深層次教學奠定良好基礎。

以諧音詞匯教學為例，諧音指的是依托漢語詞語的音同或者音似特征，由一個詞語聯想到另外的相關詞語。諧音取義既是漢語的一種修辭手段，也是漢語民俗文化的一大特征。諧音取義的特殊語言交際形式，顯現了漢族人民趨吉避兇，重委婉含蓄，避諱正面沖突的文化心態。諧音詞匯教學應當結合學生漢語水平實際情況開展教學。

對于初級階段學生而言，諧音詞匯教學應匹配學生漢語水平引入相應包含的文化。例如，在初級口語教學過程中，教師可簡單引導學生對中國傳統節日進行討論，向學生發問：1）中國有哪些節日？2）在這些節日里，中國人都是怎么慶祝的？3）在中國節日慶祝過程中，有什么讓你印象深刻的瞬間？在問題1中，學生普遍會回答春節、中秋節、清明節等節日，教師可對學生回答予以補充，并對某些重要節日做簡單介紹，如春節，它類似于西方國家的圣誕節，全球眾多國家大都有慶祝新年的節日，不過與中國慶祝方式存在一定區別。在問題2中，初級漢語水平學生通常僅可說出簡單的幾個詞匯，如春節，學生會提到貼春聯、發紅包、拜年等詞匯；中秋節，學生會提到賞月、吃月餅、團圓等詞匯。教師可匯總學生說出的眾多詞匯，連詞成句，利用簡單的詞句對相關節日進行介紹。在問題3中，大部分學生一般會答不上來，但一些在中國過過春節的學生，則會納悶為何家家戶戶會將“福”字倒著貼。針對學生的這一疑問，教師便可向學生講述，“福”字倒著貼即為“福到了”的意思，“到”和“倒”互為諧音，漢語中時常會借助諧音詞匯來表達美好的祝愿。在初級口語教學期間，教師主要可采取誘導手段，對學生開展諧音詞匯教學。

在中高級口語教學過程中，教師可選取探討方式對諧音詞匯開展教學，向學生發問：1）中國人為何選手機號碼或車牌時通常不選“4”？2）為何向男女朋友送禮物時不宜送傘？3）請就中國諧音現象，列舉一些例子。中高級漢語水平學生對中國文化已有一定認識，他們通常都明白為什么不選“4”，但并不明白為何中國人如此忌諱死亡，此時教師便可引導學生對中國人生死觀念展開探討。學生也明白“傘”與“散”互為諧音，意為分散、分開。最后，教師可讓學生說出自己日常遇見的諧音現象，諸如“鴨梨山大”是什么意思，“果醬”是什么意思，“圍脖”是什么意思等，教師可通過引導學生相互分享自身成果，最后再對學生所提到的諧音詞匯進行比較分析，防止學生混淆。

3.2在對外漢語閱讀教學中的實踐應用

中外文化對比在對外漢語閱讀教學中的實踐應用，一方面可有助于學生了解h語相關文化背景，一方面可有助于學生學習到更純正的漢語。在對外漢語閱讀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當重視向學生教授漢語的文化背景，特別是文化詞匯的理解，從而防止由于中外文化差異而導致的理解偏差。文化詞匯指的是包含文化內涵的詞語，對于漢語閱讀的學習，倘若難以對詞匯文化內涵形成有效認識，則無法真正意義上掌握詞匯表達的含義。

以彭志平先生編著的《漢語閱讀教程》中《京劇臉譜》為例，在該篇講述中國戲曲藝術的文章中，包含了大量文化詞匯，部分詞匯理解難度大，在閱讀理解前教師應當對相關影響閱讀理解的生詞進行著重教授。如戲劇、忠勇、奸詐、圖案、寫意、淋漓盡致等詞匯，其中，戲劇、忠勇、奸詐、圖案在其他語言中均有相對應的詞匯，理解難度不大。然而寫意、淋漓盡致此類詞匯對于學生來說則較難理解，在向學生解釋“寫意”過程中，教師可引入中國畫、西洋畫，通過讓學生對中國畫的“寫意”與西洋畫的“寫生”進行比較，從而使學生認識到“寫意”強調的是生態的表現及創作者情趣的抒發。在向學生解釋“淋漓盡致”時，教師可利用臉譜反映的人物性格來進行教授。向學生講述京劇臉譜中多種不同色彩代表的人物性格，如紅色代表忠勇俠義，通常為好人；白色代表陰險狡詐；紫色代表剛正威武；綠色代表勇猛莽撞等。一般的色彩，學生理解起來難度不大，然而在京劇臉譜中，色彩對應的人物性格則不易理解，這也與中國人對色彩的認識密切關聯。在對色彩開展教授過程中，教師可引入與色彩相關的中國傳統，幫助學生理解各種色彩對應表示的人物性格。教師可首先向學生發問，中國歷史、神話傳說中有哪些具備臉譜性格的人物，教師再進行舉例。如，紅色臉譜的代表人物有關羽；白色臉譜的代表人物有曹操；黑色臉譜的代表人物有包公等。

對于中高級漢語水平學生而言，對中國文化已有一定認識。通過對各種色彩對應人物性格的介紹，教師便可選取京劇片段開展教學，強化學生對京劇臉譜色彩的有效理解。進一步再向學生提問：1）京劇臉譜有何作用？2）臉譜和中國畫有何共同之處？3）列舉中國歷史人物、神話傳說人物，及他們在臉譜中對應何種色彩。色彩與人物性格、臉譜圖案與中國畫均有著緊密的聯系，對中國畫的認識可極大程度地影響學生對臉譜的理解。通過對閱讀理解題的回答，進一步強化學生對京劇臉譜的有效認識。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外國學生學習漢語主要是為了更好地開展跨文化交流，在對外漢語教學過程中，單純借助教材開展語言知識顯然是不夠的，各種語言均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對文化背景未能形成有效認識，便難以掌握該門語言的精髓。鑒于此，對外漢語教學相關人員務必要不斷鉆研研究、總結經驗，全面分析中外文化對比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意義，清楚認識語言、文化在詞匯方面的關聯性，強化中外文化對比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合理應用，積極促進對外漢語教學的有序開展。

（作者單位：赤峰學院文學院）

中外文化論文:中外文化對汪曾祺小說的影響

摘 要：汪曾祺可以說是有著中西文化背景的一位作家，其作品不僅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身影，也能夠看到西方文學的融入。中外文化對于汪曾祺的小說創作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小說中很好地借鑒運用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藝術手法，同時也積極運用西方的哲學思想以及現代派的寫作手法，將二者有機結合，并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使小說作品的韻味、情感充分的表達出來。

關鍵詞：汪曾祺；小說；中外文化；影響

汪曾祺是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和士大夫，在短篇小說上頗有成就。中外文化對于汪曾祺的小說都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汪曾祺依舊主張回到民族傳統，這并不是一個固有的模式，而是繼承和發展前人，聚集精髓，將作家自身的情感融合到其中，從而更好地傳承傳統文學。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汪曾祺小說的影響

汪曾祺的小說中總是充滿著“中國味兒”，因為他熱愛傳統文化，因此在創作上注重回歸到現實和民族傳統中，強調使用中國味兒的語言。在汪曾祺的小說中散發著傳統文化的韻味，傳統的思想以及藝術等都在其小說中體現出來。

（一）傳統思想

很多小說創作中都有傳統思想的身影，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在各家傳統思想的襯托下，形成了汪曾祺小說的和諧美。在他的筆下，人們是充滿愛的、是自由的、是有希望的。

由于受祖父的影響，汪曾祺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習讀《論語》，這為他今后的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儒家思想中，“仁”可以說是精髓，在汪曾祺的小說中就充分的展現出儒家仁愛的思想。但是汪曾祺筆下的“仁”是一種博愛、普世的愛，他認為人應該是積極樂觀的生活，因此他用文字構造的世界中都是充滿美好與和諧的。如《受戒》，原本菩提庵是一座超凡脫俗的圣地，但是這里并沒有戒律清規，小和尚將出家作為職業，在這里可以娶妻、可以喝酒吃肉。汪曾祺想要通過這樣的描寫創造一個不受壓迫、束縛、自由的社會。

（二）傳統藝術

汪曾祺對傳統藝術科學的繼承，進而使小說的藝術表現力得到提升。使用詩化的語言，使其作品的文學魅力得到充分的顯現。敘述中運用“空白”的手法賦予小說以節奏感。使用暗示烘托出耐人尋味的意境。

汪曾祺小說的內容大多是民族風情、地域文化、童年等，盡管他描寫的人物都是艱難、掙扎的活著，但是卻依舊充滿著對生活的熱愛以及積極向上的態度，散發著人性的美好以及作者的希望。汪曾祺的小說像詩又像畫，用平靜的語氣訴說平凡的瑣事，自然地流露出情致，他喜歡用有詩意的語言，用短句或詞語單獨成段，形式像詩歌。如《復仇》，“......駱駝的鈴聲在柳煙中搖蕩。鴨子叫，一只通紅的蜻蜓。慘綠色的雨前的磷火，一城燈！嗨，客人！”[1]通過詩化的語言描繪出了如煙浩渺的境界，可以說是汪曾祺小說的神來之筆。在敘述節奏上，能夠做到張弛有度，任何情感都不寫到極致，適當的留白使小說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天鵝之死》中，“......她的眼睛里都是淚水，她的眼淚流進了她的夢。......”這段文字有著比較朦朧的詩意，如果將空白的部分進行補充，就沒有原來的詩意，也會顯得比較乏味。

二、西方現代文W對汪曾祺小說的影響

（一）西方現代主義作家

汪曾祺不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也受到西方現代文學的影響，他的小說有著明顯的現代性特點，主要是由于他在西南聯大中文系學習時的影響，在進入文壇之初就開始接觸外國文學。

在汪曾祺自己看來，契訶夫和阿索林對他的影響是最大的，他覺得契訶夫是真正的現代作家，作品灑脫自由，好像將任意組合文字就能夠形成一步作品，汪曾祺喜歡契訶夫的自由、不受文體模式的束縛，并且更加關注生活。汪曾祺的創作思想、藝術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契訶夫的影響。對于阿索林，他認為阿索林的小說像是安靜的小溪，但是又充滿活潑。汪曾祺也繼承了阿索林靈動恬淡的寫作風格。阿索林的小說沒有刻意的對人物形象，也基本上沒有情節，更沒有充沛的情感，是利用比較細膩的眼光觀察生活，這也是汪曾祺的創作美學。

此外，汪曾祺的創作也受到了卡夫卡的一定影響，卡夫卡善于運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并不是明顯的象征，而那時一種隱藏在文字背后的象征，其中的韻味需要讀者自己去體會和品嘗。汪曾祺在40年代時觀念也出現了變化，對寫作進行了理性的思考，認為真正的小說應該是現在進行式的，一切都像真的，并且沒有解釋說明，也沒有過分強調，是絕對真實的寫照，隨處都有象征，但是又沒有象征的“意味”，是自然的[2]。這種想法就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響。

（二）西方現代藝術

汪曾祺在創作中也應用了一些西方敘事學的創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國傳統的敘事。

汪曾祺從40年代開始創作小說，意識流小說也是這一時期開始創作的，他閱讀了很多翻譯的小說，涉獵很廣，他的創作受到了意識流方法的影響，比如《綠貓》、《復仇》、《小學校的鐘聲》、《禮拜天的早晨》等，汪曾祺意識流小說有著散文化的特點，如《復仇》，“山越來越高，......路像一條長線，無窮無盡地向前面畫過去。”[3]這本來是描寫復仇者的心理，是一種意識的無規則活動，但是作者寫連綿的山、無邊的天以及彎曲的路，好像是沒有希望。于是人們能夠看到這是一個執著又孤獨的復仇者。40年代是比較動蕩的時期，這時汪曾祺的意識流小說大多是表現知識分子的迷茫與孤獨，與西方意識流小說的消極性是一樣的。如《綠貓》，通過“我”的視角講述夜深人靜時，人物復雜的回憶以及思緒，“我”的意識流動，是主觀的真實，而這種真實是通過客觀事物引起的，使讀者能夠感受到主觀世界的不同。

汪曾祺小說中有很多意境之美，意境是通過很多方法進行描寫的，汪曾祺小說中有很多風物的描寫，在他詩化的小說中注重情緒和想象的描寫。如《曇花、鶴和鬼火》就是純風物描寫的小說，主人公李小龍看到了曇花、白鶴、鬼火的美，“忽然又飛快了，聚在一起；又散開了，好像笑了，笑得那樣輕......”[4]這里描寫的并不是人們想象中陰森的鬼火，而是柔美靈動的。這三個意境十分美，但也是稍縱即逝的，在描寫中能夠感受到作者淡淡的憂傷。這些原本平淡的事物通過汪曾祺的描寫，變得充滿韻味、充滿想象。

三、結束語

汪曾祺的小說創作深受傳統與現代的影響，他的小說可以像清泉一樣澄明透亮，又可以向迷霧一樣讓人捉摸不透，平凡的語言背后隱藏著一股力量，牽引著人們走近汪曾祺和他的小說，汪曾祺的作品雖然沒有鴻篇巨制，但是他的作品卻像是一座座高聳的山峰，值得我們一步步去攀登和踏尋。

中外文化論文:論中外文化差異對教育翻譯的影響

【摘 要】文化和語言相互聯系，相互交融，社會文化環境產生語言，同時也影響著語言，語言與文化相互依存。本文通過描述不同語言之間文化的差異，圍繞在語言中所體現出的中外文化差異，來闡述并且分析文化背景、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各種影響，并結合實際說明中西方文化差異對教育翻譯的有利影響及不利影響。

【關鍵詞】中外文化；差異；教育翻譯

翻譯不僅是不同語言之間相互轉化的過程，更是不同文化之間相互轉換的過程。翻譯的字面意思想要理解不難，但真正要做起來卻實屬不易。在翻譯中，我們發現，語法和句子結構并不會給我們造成真正的困擾，而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不同的文化歷史因素造成的言語活動的負遷移才是造成真正困難的原因。

在教育翻譯中，造成錯誤的，一般不是由于詞語的表述不當導致的，而是對不同文化的錯誤理解造成的。正是因為文化和語言間的緊密聯系，我們必須要充分了解不同語言之間的文化內涵和文化背景知識，關注其文化差異，在翻譯中確切地表達出原文的含義和思想。我們在進行翻譯時，必須要考慮到文化差異并自主進行合適的處理，使譯文既能不偏離于原文，又能符合源語言的表述習慣。

不同民族間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心理會產生不同的語言，不了解不同語言內在的不同的社會文化，也就很難準確地把握不同語言之間的相通之處。通過分析中外文化差異，本文提出存在的主要差異以及對翻譯產生的幾個方面的影響。

一、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異分析

（一）文化理念的差異

儒家文化對中國有著深遠的影響，儒學的“和”的觀點在中國的文化上有著重要的體現，“和”強調了平衡、對稱、統一的中國造型方法，以規規矩矩、四平八穩為最美。“和”觀念更為注重的是天與人的和諧、社會與人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注重天地人和，它強調了群體的價值，認為個體產生于群體之后，先有群體后有個體，個體是群體之中難以分割的一部分。

（二）思維方式的差異

后天的社會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會對思維方式造成主要影響，不同文化背景環境中成長的人們，他們的思維方式也會有所不同，人們通常從不同的視角看待問題，所描述的問題內容也就存在差別。研究發現，中國人更加擅長形象思維，他們把事物看成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從系統的角度出發看待問題，解決問題注重“和”的思維模式，即更注重平衡與和諧。因此，漢語更加注重語義，語義變化非常大，同一句話即使在不同的語境下也會有著各不相同的含義，這也是中國文化含蓄、內斂的最好體現。而西方人更加擅長邏輯思維，他們經常將要分析的對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從細節之處進行深刻分析，這也是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維為主要特征的最好體現。因此，我們需要加深合理的思維認識，合理的分析不同文化間的表達方式。

二、教育翻譯受文化差異而產生的影響分析

（一）教育翻譯受文化差異影響的一定性

文化和語言二者息息相關，語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教育翻譯受文化差異影響的表征

1.信仰不同引起的翻譯不對稱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中華民族的動物象征是龍，龍代表大氣磅礴的民族精神，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國有“龍馬精神”“龍鳳呈祥”等說法。但在國外文化中，龍是恐怖的動物，代表著邪惡。

2.受社會風俗習慣差異影響的翻譯不對稱

我們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時候通常會說“干什么去啊？”“您吃飯了嗎？”如果在翻譯的時候直接將這類的話直譯，那么絕大多數西方人聽了都不會開心，他們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也難以接受，甚至于認為你干涉了他們的自由。

三、克服教育翻譯受中外文化差異的不利影響

顯然， 翻譯工作者只有對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理解兩種語言之中的文字的其中含義。

（一）在教育翻譯的實踐過程中加強中外文化意識，提升中外文化感應能力

想要更加準確地進行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必要深刻地掌握和理解不同語言間的文化，從而準確地把握不同語言文字的含義。對于教育翻譯而言，我們要加強自身的中外文化意識，提升中外文化感應能力，準確把握翻譯材料中的文化內容及細節，以免產生錯譯、漏譯等問題。

（二）在教育翻譯的過程中加強中外文化素養

文化對于中外語言翻譯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不斷學習中外文化知識，不斷加強自身的中外文化修養。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1.重視和加強本民族文化教育

加強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養可通過瀏覽一些中國的歷史故事、文學名著、觀看歷史影片等。

2.重視和加強英語文化教育

作為譯者應該從多個渠道獲取英語文化知識。如：閱讀外國文學著作、觀看外國影視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習俗、進行國家間的文化習俗的比較等。

四、結論

翻譯受中外文化差異的影響，在翻譯的過程中，應首先忠實于原文，在忠實于原文的基礎上互為彌補和完善，挖掘其更深刻的含義，完成文化思想的轉化。這些方面在教育翻譯中也應深深地體現出來。

中外文化論文:梁實秋與中外文化

內容摘要：梁實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響，他發表評論、創作散文、翻譯莎士比亞、主編《遠東英漢大詞典》，可以說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本文從他的家庭環境、啟蒙教育、清華求學、美國留學、人生選擇等方面探究多元文化對梁實秋的影響。

關鍵詞：梁實秋 中外文化 人生選擇 自由 保守

當代文壇鮮有作家能像現代文學史上一些大家那樣，去深入的學習、了解、領悟、吸收中西方文化，并進而深刻的影響我們這個古老民族文化的變革與發展。這些大家有一些共同點：出生于晚清、成名在民國，在一個急劇變化的大時代感受著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保守與激進的多元碰撞。他們都曾在國內潛心求學，之后選擇漂洋過海，再回過頭來，用各自已經形成新的的眼光來觀照亟待覺醒與振興的中國。胡適如此，魯迅如此，梁實秋亦如此。

一個人的文化背景往往決定這個人的心性、視野、格局與情懷。作為學者和作家的梁實秋，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下，成就了他的燦爛人生。

一.家庭環境：傳統與現代

梁實秋出生的1903年，其時正處于清朝的尾聲，一個不斷衰微的王朝在做著最后的掙扎與喘息，在這個老大帝國京城的一個胡同里，梁實秋開始了他的人生旅程。

他的“老家在北京東城老君堂”，“這是一棟不大不小的房子，有正院、前院、后院、左右跨院，共有房間三十幾間，算是北平的標準小康之家的住宅”；他的家庭“不是富有之家，只是略有恒產，衣食無缺”。[1]所以在他的兒時記憶里，有的是商店林立的東四牌樓，賣著汽水和蜜餞桃脯的干果鋪子，能買到英文教科書《漢英初階》及墨水鋼筆的漢英圖書館，佛堂改成的書房，院子里的紫丁香、梨樹和西府海棠，“天棚魚缸石榴樹”、“大放光明”的電燈、“生怕削斷了手指”的電扇……在這樣的環境里，梁實秋開始觸碰傳統和現代。

長在一個傳統的封建家族，不可避免地要適應長幼秩序、膳食規矩、祭祀禮儀，但讓梁實秋記掛更多的是胡同里“打糖鑼兒”的聲音，夜晚鉆進被窩齊頭睡在炕上的歡聲笑語，祖父的慈祥與呵護，母親的憐愛與嚴格……這些像一道光一樣照亮了他童年那顆幼小而又溫暖的心靈。

二.啟蒙教育：學堂與小學

梁實秋六七歲的時候進了內政部街西口內路北的一個學堂，在這所學堂學得了什么他自己也記不清了，“只記得開學那一天，學生們都穿戴纓帽呢靴站在院里，只見穿戴整齊的翎頂袍褂的提調學監們搖搖擺擺的走到前面，對著至圣先師孔子的牌位領導全體行三跪九叩禮”。[2]梁實秋以這種極富傳統文化意味的儀式開始了他的學業。之后他跟著家里請的一位教師學習了一段時間，接著又去有貴族學堂之稱的陶氏學堂讀了兩年。

武昌起義，民國成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終結，中國完成了一次變軌，一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思想、教育的劇烈變革到了爆發的時間節點。對梁實秋來說，這當然不僅僅意味著減去辮子，他的童年生活也隨之改變。“革命以后，情況不同了。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我們可以穿白布衫褲，可以隨時在院里拍皮球……”[3]“民國成立，薄海騰歡，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先生不愿到南京去就職，嗾使第三鎮曹錕駐祿米倉部隊與陰歷正月十二日夜晚兵變，大燒大搶，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計其數。我亦躬逢其盛。兵變過后很久，家里情形逐漸穩定，我才有機會進入公立第三小學。”[4]

東城根新鮮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學，既稱“小學”，說明是新式教育。課程不僅有國文、歷史、地理、習字，也有算數、英文、體操等科。在這里，梁實秋接受了啟蒙教育，夯實了他的學習基礎。他的啟蒙老師周士畢壬的教導和訓育，對他人生習慣的養成影響很大。“我記得他特別注意生活上的小節，例如紐扣是否扣好，頭發是否梳齊，以及說話的腔調，走路的姿勢，無一不加指點。他要求于我們的很多，誰的筆記本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我的課業本子永h不敢不保持整潔。……在我們心目中他幾乎是一個完人。”[5]

三.清華求學：美國與愛國

1915年，梁實秋以直隸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學校。清華學校“在那時尚不大引人注意”，“帶著深刻的國恥的意味”[6]（學校創立是由于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半數指定用于教育用途）。在這里的八年求學時光，讓梁實秋收獲頗多，難以忘懷。因為是預備留美的學校，清華在教學上既管理嚴格又處處模仿美國，這對梁實秋大有裨益。

清華對新生管理嚴格，起床、洗漱、就餐均有要求，甚至規定學生每兩星期要向家里寫家信一封、身上不許帶錢、一星期洗澡至少兩次、禁止看小說等等，一旦違規，就會受到處罰，“閉門思過”。這一切在后來被梁實秋所理解：“我們事后想想陳莜田先生所執行的那一套管理辦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來是應該在幼小的時候就要認識”，“我從來不相信‘樹大自直’”。[7]

“清華特別注重英文一課”，[8]上午的課如英語、作文、公民（美國的公民）、數學、生物等一律用英文講授，又有林語堂先生、孟憲承先生這樣 “難得的好老師”，梁實秋因此受到了極好的英文訓練，這為他日后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和主編《遠東英漢大辭典》的成就打下了基礎。兩位美籍女教師教導他練習使用“議會法”，讓梁實秋體會了孫中山先生所謂的“民權初步”和民主社會的集會藝術，還教學生們“題目到手之后，怎樣先作大綱，怎樣寫提綱挈領的句子，有時還要把別人的文章縮寫成大綱，有時從大綱擴展成為一篇文章，這一切其實就是思想訓練”，“美國的高等學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種教學方法”。[9]梁實秋的國文老師徐鏡澄先生，最獨到的地方就是改作文，教梁實秋許多作文的技巧，梁實秋“終乃接受了他的‘割愛主義’，寫文章少說廢話，開門見山；拐彎抹角的地方要力求挺拔，避免`茸”，[10]多年以后，作為作家的梁實秋的文風淡雅自然，當與此有關。其他諸如音樂、數學、生物、手工、國畫、體育等科，雖不是他之所長，卻也讓人回味。

畢業前一年梁啟超的一次題目為《中國韻味里表現的情感》的演講對他影響甚大。任公先生的學問和風采徹底征服了年輕的梁實秋，以至于梁實秋后來寫到：“我個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所鼓動起來的。”[11]在清華，梁實秋仔細閱讀過胡適、周作人等人的著作，“《新潮》、《新青年》等雜志更不待言是每期必讀的”，[12]如此說來，梁實秋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緣分其實在那時就已經注定。

在一個中國積貧積弱的時代，作為學生的梁實秋有著最樸素的愛國情感。清華上午的課一律用英文講授，教師一部分是美國人，這激起了梁實秋的“反感”，“對于洋人偏偏不肯低頭”，“上午在課堂就偏偏不馴服。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聯想起庚子賠款、義和團、吃教的洋人、昏聵的官吏……這一連串的聯想使我慚愧憤怒。我愛我的母校，但這些聯想如何能使我對我母校毫無保留的感到驕傲呢？”[13]在清華讀書期間，梁實秋也曾以愛國學生的姿態參加了“五四”運動。

四.美國留學：思想和學術

梁實秋對畢業出國一事，“一向視為畏途”。[14]早他一年到美國的聞一多勸他出國見見世面，“事實上清華也還沒有過畢業而拒絕出國的學生”，他的戀人程季淑女士深明大義地支持，所以無奈也好、不舍也罷，這種種因素還是促成他邁出了去美國留學的步伐。

1923年8月，“清華葵亥級六十余人在上海浦東登上‘杰克遜總統號’放洋”。[15]帶著與戀人的“三年之約”，帶著她繡的“平湖秋月圖”，帶著新做的西服和國旗，梁實秋出發了。在這艘船上，還有兩位當時已經成名的作家：冰心和許地山。

梁實秋到了美國，先后在科羅拉多大學英文系、哈佛大學研究院、哥倫比亞大學英語研究所學習、進修，1925年獲得哈佛研究院文學碩士學位。這期間，他的思想體系逐步建立，他的學術才華開始顯露，而這不得不提到一個人：歐文?白璧德。

歐文?白璧德（1865C1933年），哈佛大學教授，美國文學批評家，新人文主義思想的領軍人物，“學衡派”的代表人物梅光迪、吳宓都曾師從于他。梁實秋評價他“是一位與時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義學者”，“他重視的不是‘創造力’而是‘克制力’。一個人的道德價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在于有多少事他沒有做。白璧德并不說教，他沒有教條，他只是堅持一個態度――健康與尊嚴的態度。”“白璧德對東方思想頗有淵源，他通曉梵文經典及儒家與老莊的著作”，[16]他的新人文主義思想與中國的儒家思想有相似之處，當這種西方文藝理論與梁實秋身上的中國傳統觀念匯聚融合，就造就了梁實秋理性與節制。

1924年秋天，梁實秋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學位，選修了白璧德教授的“十六世紀以后的文藝批評”，“覺得他很有見解，不但有我們前所未聞的見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見解背道而馳”，“我讀了他的書，上了他的課，突然感到他的見解平正通達而且切中時弊。我平夙心中蘊結的一些浪漫情緒幾乎為之一掃而空。我開始省悟，五四以來的文藝思潮應該根據歷史的透視而加以重估。”[17]就是在這個時候，梁實秋寫下了他的第一篇批評文字《論中國現代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他以新人文主義的思想對新文學進行了一次反思。梁實秋后來的《文人的紀律》、《文人有行》等文，“都可以說是受了白璧德的影響”。

就在梁實秋在美國似乎一切都順風順水的時候，他做出了回國的決定。對于當時的情況，梁實秋的長女梁文茜寫到：“我爸爸上美國留學，我媽媽等他三年。我爸爸本來應該念四年回來，可是三年就回來了，因為說好了三年，不回來怕我媽媽跟別人結婚。那時候婦女只要家庭一給說好了，包辦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來了，回來以后就跟我媽媽結婚。”[18]就這樣，梁實秋結束了美國留學生涯，回國實現了當初的“三年之約”。好在此時的梁實秋在思想和學術上已經開始通達，他將用新的眼光來觀照這個國家。

五.人生選擇：自由和保守

1926年，梁實秋歸國。先在國立東南大學任教，后由于時局動蕩前往上海。

在上海的梁實秋以新創刊的《新月》雜志為陣地，發表了一系列文學評論，參與了當時的影響重大的文學論爭。“我當時的文藝思想是趨向于穩健的一派，我接受五四\動革新的主張，但是我也頗受哈佛大學白璧德教授的影響，并不同情過度的浪漫的傾向”、“我自己覺得我是處于左右兩面之間。我批評了普羅文學運動，我也批評了魯迅”。[19]梁實秋以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學創作不應該受階級的約束、思想自由等觀點與左翼文壇展開論爭，成為當時兩大文藝思潮對立下自由主義作家的代表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國家的自由主義作家不可能完全無視民族、國家的呼喚，他們也是以自己的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通過也許更為曲折的道路，與自己的民族、人民以及社會生活保持著或一定程度的聯系。他們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會人生，探求民族復興的道路。”[20]回憶《新月》雜志，梁實秋說：“老實講，文人對于勞苦的大眾總是同情的，中外古今并無二致。”[21]回憶抗戰時期，他寫到：“離開北平的時候我是寫下遺囑才走的，因為我不知道我此后命運如何。我將盡一份力量為國家做一點事。”[22]不管是在清華“對于洋人偏偏不肯低頭”的梁實秋，還是帶著國旗去美國留學的梁實秋，亦或是抗戰時期做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梁實秋，他對這片土地的深情從未改變。只是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激進”、“保守”這兩條路線上，梁實秋選擇了后者。

1939年后梁實秋陸續發表過《雅舍小品》，加上其他一系列的散文，奠定了梁實秋現代散文大家的地位。有太多的評論家嚴謹細致地研究過他的文章，并從“技術”層面總結了他的散文風格。其中有不少人從梁實秋的文化背景和當時情況出發，分析了梁實秋散文語言和內容上的特點。關于梁實秋散文，本文要提的一點是：梁實秋的散文風格是他自由和保守的人生選擇投射在文學創作上的一種必然。梁實秋是一個文品與人品高度一致的作家，也是一位前期和后期高度一致的學者。在一個吶喊和斗爭占主導地位的大的時代背景里，他在創作上依然選擇不被政治左右，拒絕激進，因此，他的散文走向了從容曠達、淡雅自然、幽默閑趣。

梁實秋的自由與保守，似乎與當時的時代格格不入，他的文藝理論和散文創作因而在當時并沒有那么燦爛奪目。然而，當喧囂落幕，我們終于在一個更大的時空里發現了梁實秋的文化坐標與精神價值。

六.結語：馬褂與西裝

翻看梁實秋的照片，他穿的不是馬褂，就是西裝，這正是中西兩種文化的象征。梁實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響，他發表評論、創作散文、翻譯莎士比亞、主編《遠東英漢大詞典》，可以說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他的成長及求學經歷充滿了中外文化的元素，而正是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下，梁實秋選擇了自由與保守，這也成就了梁實秋的燦爛人生。

“父親死的時候，穿著一身中式的長袍馬褂，不要穿西裝。他上美國去，人家讓他入籍，他說我不入美國籍，我是中國人，我以是中國人自豪”（梁文茜語）。[23]文化無國界，但學者卻有自己的祖國，在文化的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堅守與執持。

中外文化論文:中外文化差異對公益廣告語翻譯的影響

摘要：公益廣告是一個體現社會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標尺，隨著國內外交流的日益頻繁，公益廣告在社會發展中起到的作用也日益顯著。對于英語語言研究者來說，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對于公益廣告語的翻譯有著重要的影響。本文根據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分析了影響公益廣告差異的文化因素，并提出了中文公益廣告的翻譯方法。

關鍵詞：公益廣告 文化差異 翻譯

廣告作為一種傳播手段，其背后承載的信息常常具有本地的文化印跡，公益廣告與其他廣告不同，它作為一種特殊的廣告形式，不以營利為目的，而為公眾切身利益服務，具有社會的效益性。它通過傳達某種觀念，倡導大家多多關注社會性問題，用符合社會道德的標準嚴格規范自己的行為，支持或引導某些社會事業。基于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公益廣告在中西方也具有不同的文化表現形式。本文根據中西方文化差異和翻譯現狀，分析影響中外公益廣告差異的文化因素，并給出合適的翻譯方法。通過研究公益廣告，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外文化差異，促進國際交流和社會發展。

一、文化與廣告的關系

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由人類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人類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創造出文化。文化的傳承一代一代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它決定著人們的生活，并賦予其意義。廣告現在可以說是已經廣泛地深入到我們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各種電視媒體、網絡，甚至是居住環境周圍的大小街道，無一不充斥著廣告的身影。從根本上來說，廣告是文化發展的一種產物，不斷提高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廣告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作為文化發展的產物，廣告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它的功能，無論是廣告策劃和創意，還是廣告制作和，都必須對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進行深入分析。

研究中英文公益廣告間的文化差異，我們首先要了解廣告和文化的關系。第一，廣告是一種文化的載體，具有強大的文化傳播功能，它也直接反映了所屬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二，廣告現象一旦產生，又會反過來對整個社會文化產生深刻的影響。廣告現象具有超自然性、整體性和形態性，它是人和社會的產物，它有具體的存在方式，同時也反映出一定的價值觀念。第三，廣告創意源于文化，源于生活。一個民族的文化能提高廣告創意的內涵，也會給廣告創意帶來獨特的個性。

二、影響公益廣告差異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價值

世界上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價值觀念。東西方價值觀念的差異性主要表現為西方崇尚個人主義，而東方重視集體主義。集體主義提倡把集體利益放在首位，認為集體利益高于一切。中國人主張團結一致，尤其是遇到天災人難時，集體主義精神就表現得更加強烈。如汶川地震時，我們會看到“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抗震宣傳。

而西方人不同，他們崇尚個人主義，有著強烈的自我中心意識和獨立意識，也喜歡隨心所欲，他們認為，如果連個人利益都無法保障，更何談集體利益。此外，西方國家和政府也大力維護他們的個人利益，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平臺，這種截然不同的觀念用在公益廣告上，表現自然不同。例如：同樣是森林防火的公益廣告，在中國，我們習慣用“森林防火，人人有責”來作為森林防火的標語，而在美國，他們傾向于用“Only you can prevent forest fires”的標語，譯成漢語就是“只有你能阻止森林火災”。

（二）社會習俗

社會習俗是一個國家經過漫長的歷史逐漸形成的，不會輕易改變。社會習俗對人們的行為有著超強的控制力，是潛移默化的，是特定社會的產物，與社會制度變革有著密切關系。由于生活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下，大家各自都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表示同一事物的詞在不同的語言文化中，詞義會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龍是權勢、高貴、尊榮的象征 ，古代的皇帝自比為“真龍天子”，中國人也自稱“龍的傳人”。人們也常用“望子成龍”來表示希望孩子有出息，將來能出人頭地。而在西方人眼里，“龍”（dragon）是一種邪惡的東西，有著不好的寓意。再比如說狗，西方人認為狗是人類的好朋友，他們也特別喜歡在家里養狗。常見表達有“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個幸運兒），因此西方人對于吃狗肉十分反感。而在漢語中，與狗有關的成語常常帶有貶義 ，如“狗仗人勢”“狼心狗肺”“狗急跳墻”“狐朋狗友”等。在顏色方面，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紅色象征吉祥、熱情、溫暖、熱血。中國的國旗是紅色的，紅色代表著革命。逢年過節，家家戶戶都要掛紅燈籠，貼紅對聯。“紅雙喜”“紅喜事”寓意令人高興的事。在中國古代，許多宮殿和廟宇的墻壁都是紅色的。紅色還有濃郁的政治色彩，象征著革命和興旺。但紅色在西方國家卻不受歡迎，他們認為紅色代表著血腥、危險、恐怖，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英語中紅色（red）就有許多貶義的用法，如“red revenge”（血腥復仇）。在北美的股票市場，紅色表示股價下跌，所以美國人用“赤字”（red letter）表示虧損。

（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以宗教的某些理論學說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活動指南，并把宗教的創始人作為崇拜的對象。通過宗教，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類社會以及某一個特定的文化區域的文化狀況。在不同的地區，他所創造出來的宗教必然帶有當地文化的印記。我們都知道，西方人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而在中國佛教徒較多。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歷程中，佛教對人們的文化價值觀以及宗教信仰有著重要的影響。佛教起源于印度，傳入中國后，經過長期發展，同中國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人們相信有“佛祖”在掌管著世上的一切，中國成語中就有“借花獻佛”一詞，來比喻拿別人的東西做人情送給要討好的人。在西方許多國家，特別是在英、美，人們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將人看作上帝創造的最珍貴的東西，認為人是萬物的主宰，并對自然有強烈的征服欲。西方人一出生就接受宗教洗禮，從一些歐美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宗教的虔誠。他們認為上帝可以創造一切，因此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幫助自助的人）”的說法，也有“Go to hell”（下地獄吧）這樣的詛咒。

（四）審美標準

由于地理環境、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國家也有著不同的審美標準。公益廣告在與繪畫、音樂、書法等藝術形式結合時，便具有一定的審美特色，這不僅給人以啟迪，而且給人以美感。公益廣告的設計往往吸引公眾的眼球，畫面與文字的結合更能清晰地傳達出廣告中的文化信息，讓人一目了然，也以此來達到宣傳的目的。因此，審美標準在公益廣告中很重要。

中國的公益廣告偏向于用含蓄的手法傳播人性之美，喚醒人們崇高的道德情感。例如一則《我要上學》的公益廣告，廣告中小女孩那雙閃亮的大眼睛形象生動地表達出貧困山區的孩子對上學的渴望。相對而言，西方人更喜歡直觀型公益廣告，西方的廣告文化崇尚個性，強調特色，在英語國家的公益廣告中，外國人喜歡使用幽默和諷刺的手法。例如，西方國家常常喜歡用安全套的滑稽用法來呼吁人們預防艾滋病。國外的一則禁煙廣告將人的肺設計成無數只蜜蜂的集合，一個人伸出打火機想去點煙，圖片右下角一句標語“Your lungs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you think ，stop smoking”。廣告形象生動，給人以深刻的暗示。

三、中文公益廣告語的翻譯方法

（一）詞匯的選擇

英漢兩種語言中都有一詞多義和一詞多類的現象，有時候漢譯出來的英語與中文意思大相徑庭，這就為公益廣告的理解帶來了困難。這就要求在翻譯公益廣告語時要注意詞的褒貶、輕重，還要考慮詞與詞的搭配，盡量譯出中文的含義及其色彩。例如：中國的一則公益廣告宣傳語“五講四美三熱愛”曾有人譯成“Five stresses，four beauties（四個美人）and three loves（三個情人）”，這樣譯出來的意思與廣告原本的意思背道而馳，而且外國人也容易誤解。得體的翻譯可以是“Five stresses，four points of beauty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在原譯文的基礎上加上幾個詞，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二）詞類的轉換

漢譯英中常常需要進行詞類轉換，鑒于漢語中習慣頻繁使用動詞，而一個英語的句子表達往往只有一個主要的動詞，所以將漢語動詞轉換成英語名詞或其他詞類是一種常見的翻譯方法。在某些公共場合我們常常會看到諸如“嚴禁酗酒”和“禁止吸煙”的公益廣告標語，西方國家習慣用“No alcohol”“No smoking”表達，而不是“Don't drink alcohol”“Don't smoke”。名詞的選擇更符合西方人的表達習慣，適當進行詞類轉換可以使譯文更通俗易懂。

（三）句型的轉換

公益廣告中的語言本身具有靈活、簡潔的特點，在翻譯過程中，學會靈活地進行句型轉換可以使譯文更加流暢，一目了然。既可以把句子譯成詞組，也可以把詞組譯成句子，還可以在句型之間相互轉換。例如：“關注環保，低碳生活”可以譯成“Care for the world creatively”，把并列詞語換成一個祈使句，這樣既表達了基本意思，也符合英文的表達習慣，可謂恰到好處。再如：“請勿踐踏草坪”譯成“Take care of the meadow， please”比“Don't trample the meadow， please”要好，肯定句的表達比否定句顯得更有禮貌，語氣也更溫和。

（四）漢語四字結構的譯法

大量使用四字結構是中文公益廣告標語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四字Y構表意精準，讀來朗朗上口，也充分體現了漢語文化的特征。一般來說，英文的公益廣告語講究簡單直接，通俗易懂，因此，譯者在注意文化差異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各種翻譯規則，靈活地將四字結構翻譯成英文，準確傳達出中文意思，使譯文流暢地道。如：“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抗震救災”可以譯為“ United as one， we determine to tide over the hard times”。再比如：“小心輕放”在英語中就有對應的表達“Handle with care”，譯者采用了意譯的方法，既傳達了原文的基本意思，又符合英語的行文習慣。

四、結語

了解中外文化差異對于我們學習中西方語言、研究公益廣告語的翻譯等具有重要意義，公益廣告作為文化傳播的一種手段，它蘊含著不同國家的文化信息，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尺。因此，在翻譯中西方公益廣告語的同時，我們應該在相互理解并且尊重文化差異的基礎上，采取恰當的翻譯策略方法，創造出精準而得體的譯文，為我國公益廣告事業的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

中外文化論文: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動態

感謝敦煌研究院邀請我來參加這次會議。趙聲良副院長讓我講一下近年來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動態，但是這個題目比較大，所以我擇要把跟敦煌有關的話題就我所了解的近年發展的趨勢，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從動態方面來講，現在絲綢之路講得非常熱，但是過去沒有一門絲綢之路專業，主要有中外文化交流史，或者中外關系史，或者中西交通史專業。過去對做絲綢之路，我們覺得有點不太專業一樣，但是近年有所改觀。這種改觀，我不是說它不對。作為中西交通史這樣的中國傳統學科發展來講，早期有幾位大家，像張星R、馮承鈞、向達、陳垣、陳寅恪、岑仲勉，等等。前面三位是專門做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新中國成立后的這一代，像孫毓棠、張廣達等也做了很多中外關系史的研究。但是他們畢竟受了中國政治社會發展的影響，孫毓棠改行搞近代史，但是他們帶了一些學生，到了改革開放以后，就逐漸見了成果，像余太山、劉迎勝等先生。這是總的學科上的人物大致的脈絡情況。

在中外關系史方面，分別為傳統史籍、外文古籍、胡語文獻、考古資料幾個方面。這是大家比較集中研究中外關系史的話題。

傳統古籍方面，有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從《大唐西域記》、《法顯傳》到《東西洋考》，關于這些的研究好像已經窮盡了一樣。近年僅出版了朱玉麒整理的徐松《西域水道記》。但是我覺得，其實很多是可以重新做的。比如《大唐西域記校注》一卷應該有一本，《大唐西域記》里面沒有一張玄奘看到的佛教遺跡的圖片。以現在的研究條件是可以加上圖的。比如考古學家的遺址平面圖，還有玄奘看到的很多尊像，只要現在還存在的，都可以加在《大唐西域記》中。

外文古籍方面的研究，實際上是很薄弱的，但是前景很好。過去，對于希臘、拉丁史料，耿N翻譯過，現在又出版了英文版，可以對照著再做工作。可以從西方整理的希臘、拉丁文本里重新輯錄有關東方的文獻。這些東西，目前沒有人做。另外，波斯、阿拉伯文獻的量相當大。在中國，除了穆根來、汶江、黃倬漢翻譯的《中國印度見聞錄》、宋峴翻譯的《道里邦國志》外，其他都沒有人做。西方的殖民主義時代已經結束，他們越來越不關心這些，而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提出，中國學者應該接著繼續做下去。像塔巴里《年代記》的完整英譯本已經出版了，《史集》版本的調查都已經結束，但是沒有很好的譯本翻譯出來。我們現在所用的《馬可波羅行紀》的版本是20世紀30年代馮承鈞翻譯的。他依據的底本是沙海昂本，非常差的。而國際通行的是伯希和和穆爾合作的百衲本，中國學者很少用它，調查國內圖書館所藏也沒有幾本，完全不能和現在的我國關于蒙元時代中西交通研究切合。這些都是非常緊迫的東西。

另外一個跟敦煌吐魯番相關的是胡語文獻。過去講，中國學者要奪回敦煌學研究的中心，并且我們已經奪回了這個中心。但是胡語這一塊還不是中心。其實我們沒有一個人能讀通粟特文和吐火羅文。季羨林先生不在了，我們沒有一個人能讀懂吐火羅文。實際這方面的天地非常大，包括敦煌、吐魯番都可以做很多工作。然后是梵文寫本。我們的期刊發表很多研究北道、南道的造像的論文。這些造像不是根據漢文本畫上去的，而是根據當地的梵文本和吐火羅文本畫出來的。梵本和吐火羅本經過了一百年，都已經被翻譯出來了。所以應該可以和洞窟的這些壁畫做重新的對照。關于摩尼教的東西，現在更多的關注點在霞浦文書上。葡萄溝水盤遺址出的文書最近全部都已經編了目錄。德國人在不斷地推進這個事情，他們有一個黑皮的《德國東方寫本目錄叢刊》，還有《柏林吐魯番文獻叢刊》。其實它們跟我們的敦煌吐魯番研究非常密切。當然石窟考古是不斷地推進中外關系史的一個有力的強點。像安家瑤做的玻璃器研究，趙豐做的絲綢研究，齊東方做的金銀器研究，林梅村做的西域文明，還有錢幣、石刻研究，等等。比如洛陽的景教經幢，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印證敦煌抄本重要性的材料。但是基本上是在景教的圈里在用，在敦煌的圈里沒有用。但是從寫本上來看，拿一個經幢和寫本來對照，可以復原這個卷子。

近年比較有推動的還是粟特方面。不客氣地說，粟特人在中國，中國人已經占據了話語權。從蔡鴻生先生、姜伯勤先生，一代代學者的努力還是很明顯的。關于粟特本土的研究還差很多。中國學者反應比較慢。隨著“一帶一路”的說法提出之后，對絲綢之路的研究是一個非常大的推進。但是現在到市場上找關于絲綢之路的書，真正上學術層面的就是劉迎勝的《絲綢之路》、吳芳思的《絲綢之路2000年》、韓森的《絲綢之路新史》，等等。

以上我粗糙地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學科背景和發展做了一個簡單介紹。

從刊物上來講，《敦煌研究》的整體發展是非常好的。從試刊到今天的確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過程。今天我們的期刊得到了優秀期刊的稱號，也得到了一個很大的資助。其實，敦煌研究院一直是我們的期刊最強有力的支持。

對比《敦煌吐魯番研究》、《敦煌學輯刊》、《敦煌學》、《吐魯番學研究》，我們的這個期刊是非常拔尖的，非常有特色。但是也要考慮到現在的雜志越來越多，比如現在有《西域研究》、《西域文史》、《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歐亞學刊》、《絲瓷之路》，以及將要創辦的三個雜志《絲綢之路研究》、《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絲路文明》，這些期刊都是搶奪我們的稿源的。所以我們要給自己一個很好的定位，那就是：敦煌石窟、敦煌文獻、敦煌簡牘。這三條是我們的生命線。我們要立足這些才能保持我們的特色。另外，我覺得《敦煌研究》成功的一點，就是它辦刊早。在它創辦的時候，全國的石窟寺沒有雜志，所以我們期刊過去占了一個先機。過去我們把各個石窟佛教美術考古都囊括在敦煌研究中，所以現在應該按照絲綢之路沿線，輻射到全國，同時應該要走出去，一定要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然后到日本、朝鮮、韓國，所有的佛教美術、粟特文化考古的|西都囊括在這里。

最后一點：一本雜志，我們將它辦到這個程度，我們有很多自豪感和成就感，我們應該考慮怎樣更上一層樓。

1. 把住學術關。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一個高手推薦來的文章，我們要相信它就是一篇好文章。我們可以接受這種人情稿，但是這種人情稿是要有學術含量的，要把握住文章質量。如果進來的稿子真的不行的話，不要勉強，不要發表。

2. 推進國際化和全球化。加強自己期刊英文的推廣，建立自己的網站和微信。

3. 解決胡語文獻的排版問題。中國目前的排版還是頭疼于胡語文獻的上邊一個點或下邊一個撇，這些問題一定要解決，并且是可以解決的。

4. 發揮編委和專家的作用。編輯部審不了的稿子，一定要請專家，并且不一定是編委來審稿子。

中外文化論文:中外文化的雙向關系

中華文化對海外文化的影響，具有悠久的歷史。根據李約瑟和一些研究中西交通史學者們的研究和引錄的資料，在世紀之初，中華文化的器物制作、社會風習和法律作用等內容都已被西方人士以羨慕的眼光寫入他們的著作中。當然有許多資料是經中亞各國轉手，或由西方來華人士傳播出去的。對東方的影響更為明顯，即以中華紀年方法為例，自漢武帝立“建元”為年號，至清宣統止，二千余年相沿不衰，而周邊的朝鮮和日本等都加以借鑒而推行使用，至今日本猶以平成為年號。唐代文化鼎盛，日本派出遣唐使十數批，不僅親炙中華文化，而且舶載回國的中華典籍近二千種。至于鑒真大師東渡，弘揚中華文化，更是久已膾炙人口的佳話，至今猶被日人尊崇，專廟奉祀。宋代茶文化的發揚與日本茶道具有血緣淵源，當今日本茶道各流派仍奉陸羽為茶圣。至其書畫、插花等事也均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日本幾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主要市場。但有一點值得注意，日本接受外來文化并不原樣照搬而是改變包裝，盡量“和化”。明初鄭和七次航行海外，赍送典籍文物，使南洋等地“大小共三十余國”廣沐中華文化。晚明以來，特別是明清易代之際，一些儒家學者如朱舜水等不事新朝，泛海東渡，在日本傳播理學，稱儒學一大宗師；福建黃檗山開山普照國師隆琦，俗姓林，號隱元，于明光宗泰昌元年29歲時，在黃檗山正式剃度為僧，從鑒源禪師研習經典；清順治十一年63歲時東渡日本，宣揚佛教，溝通中日文化，成為明清之際的名僧，日本延寶元年（康熙十二年）卒于日本，年82歲。這兩位儒釋大師為向海外傳播中華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也就在清初的時候，中國一部從宋代就傳入日本的民間識字讀本《三字經》也竟流傳到俄國和歐洲，后來更被英、美、德、法等國的學者譯為英、法、拉丁文本，也可見中外文化交流的日趨頻繁。近代以來，中華文化還曾對外產生過某些政治影響，如魏源的《海國圖志》流傳到日本，有多種刊本，不僅使日本民眾從中獲得西方史地知識，而且對明治維新也有推動作用。

18世紀以來，西方經濟迅速發展，物質文明明顯增長；但是，社會精神文明卻出現空虛淪落。文化與文明雖是一種源與流的關系，但源頭活水不一定都是順流而下，也可能出現逆水回轉的滯退現象。文化愈發展，文明愈墮落的逆向現象也存在于現實生活中，其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包含有三個層次，即表層的器物層，中層的理論制度層，深層的文化層，只有三層共建才是完整的文化結構。那時西方人士很羨慕中華文化，因為中華文化既不像希臘文化那樣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樣注重人與神的關系，而是推崇和主張以人文主義，即人倫思想為核心。中華文化是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擺成“天人合一”的模式，司馬遷所主張的“究天人之際”就是要溝通人與自然的關系，而后載入史冊；對于人和神的關系也處理成一種泛神觀念，即凡是在人周圍的神都是以人的意愿去確定其存在和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對這一意愿的典型概括。中華文化對人際間的現實關系非常注重：如仁人愛物、尊老愛幼、人倫綱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論題都表明中華文化的核心所在，而這正是當時西方社會所希望和羨慕的，他們想用中華文化中的倫理道德來針對其社會時弊，并從中尋求慰藉和補益。當前歐美現代化達到高度發展的程度，也面臨著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困擾，因而也像他們的先人那樣，想求助于中華文化。于是西方一些學者便以提供新儒學或復興儒學作為針對時弊的救世良方。這正是中國文化對海外文化的一種吸引力。

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發展、完善和建設自己的文化時，不僅要繼承和選擇本土文化，還要善于吸收和融合海外文化。長期以來，海外文化似乎習慣性地專指西方文化，但不容忽視的還有以日本為主的東方文化。中國在某一時期還有“蘇化”問題。從漢晉以來，中華文化就對海外文化從不斷探求和選擇中來融合發展自己的文化模式，如漢以來的融合佛教文化；唐代長安之成為當時中外文化兼容的總匯以接納各種外來文化；明清時期的西學東漸，傳教士向中國大量移植海外文化，甚至大臣（徐光啟）帝王（康熙帝）都親自學習和介紹海外文化；近代之初所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雖有某種狂傲的偏見，但確是當時吸收海外文化的一種明智態度。19世紀60年代以后，從西方大量引進海外文化的譯書活動達到高潮，已從單純介紹西方史地知識外，尤集中于政治、科技等方面，在中外翻譯家互補短長的情況下譯書近千種。在前夕，譯書活動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維新派人物提出了譯書應“以東文為主，輔以西方；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的原則，反映了時人想更多更快地吸取海外文化的情緒，但實際上仍以譯西書為主。這種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維新分子樊錐身上有了強烈的體現，他在《湘報》上發表的《開誠篇（三）》一文中呼號“一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是效”的主張。又力主仿效明治維新。這可稱是“全盤西化”最早的公開號召。清末又有從馮桂芬提出的“中本西輔”，經由“中本西末”而后形成“中體西用”體系。這是當時中國正處于內外交困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它被迫接受傳統觀念中視為“奇技淫巧”的外來器物層作為“西用”，來改進中國落后的生產力以求富強。在政治行為上體現為清末的立憲運動。立憲運動含有一種圖強求存的意念，不能絕對地視之為偽立憲。民國以后，引進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適逢軍閥混戰的動亂局面，尚難顧及深層的文化觀念，即使有也都是一知半解、支離破碎的，或浮游于飲食服飾的表層，難以深入到思想、政治、經濟的深層，而真正使西方文化產生社會影響的則是“五四”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出于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后現狀的強烈愿望，曾經以無畏的氣魄采取以“打倒孔家店”為口號的反傳統手段，從批判“孔教”入手，向“傳統文化”不斷進行猛烈沖擊，解除了束縛人們思想的桎梏，引進具有海外文化屬性的“民主與科學”，作為基本精神來建設新文化。終于開辟了歷史的新紀元，創造了彪炳史冊的偉大業績。可惜它未能獲得相應的土壤與經濟現代化相配合，所以其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而它的絕對化反傳統手段竟被后來有些人所曲解和利用，導致了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虛無態度，從而推蕩出有關中國文化的論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全盤西化”論。這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論戰中，某些知識分子以放大鏡觀測傳統文化中壞的一面所產生的憤慨偏激情緒的產物。最早是在一本題名為《中國文化的出路》書中所提出：“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這個口號是把西方文化與現代化等同起來，并企圖生吞活剝、原封不動地用以實現中國現代化，其結果必然出現削中國之足適西方之履的弊病。

近年以來，在吸收海外文化問題上還有一種“西體中用”說，主張者還做了詮釋說：所謂“西體”就是現代化，就是R克思主義；所謂“中用”就是把中國的實際作為海外文化的載體或媒介。這和“全盤西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過是說法動聽一點而已，是不可取的。

我們對海外文化的態度是吸取而非照搬，更不是誰優于誰、誰吃掉誰的問題。它是彼此撞擊融合而非拼盤雜湊。不是1+1=2，而是1+1=新1。改革開放的現實情景就是后一公式的具體化。我們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吸取海外文化中適應我國國情背景和土壤的那些內容，使之與本土傳統文化中選擇出的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相結合，才能為中華民族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即精神與物質兩個文明并重的文化，并以之躋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選自《皓首學術隨筆?來新夏卷》，中華書局。作者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目錄學家、方志學家，被學界稱譽為“縱橫三學”的著名學者）

中外文化論文:再辟“絲綢之路”書寫中外文化交流新篇章

2010年3月13日,“第二世界音樂教育大會暨第二屆北京傳統音樂節主場音樂會策劃及中外音樂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在中國音樂學院成功召開。研討會由該院音樂研究所所長謝嘉幸主持,中國音樂學院趙塔里木院長及來自校內外的王岳川、王耀華、李西安、樊祖蔭、宋飛、馮文慈、喬建中、羅藝峰、韓蘭魁、張援、陶亞兵、趙為民、姚藝君、謝宏、左繼承、王軍、張天彤、齊燕燕等業內專家,以及臺灣南華大學周純一、韓國國立國樂院舞蹈團指導委員沈淑慶博士等著名學者參加了此次研討會。

研討會上,專家們以第二世界音樂教育大會暨第二屆北京傳統音樂節主場音樂會――“絲綢之路”策劃為核心,討論了古代中外音樂文化交流的多方面內容,并就以下幾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一條路,還是一條“路”?

絲綢之路,原指西漢時期漢使張騫出使西域的路線,途經中亞、西亞、南亞等國。張騫的西行,既體現了漢王朝強大的綜合國力,又深入地在經濟、政治、文化多方面促進了古代中國與西域各國之間的交流。在音樂上,使團將西域各國各地的音樂文化帶回中國,既使身處東方的中原大國認識了西域豐富的音樂文化,又通過對其同化豐富了自身音樂文化的發展。正如周純一教授所言:“絲綢之路是一條路,但也像水一樣呈現出流動的特征。這種流動,是知識的流動、族群的流動、文化的流動。”

流動,既是水的形態特征,也充分體現了中外音樂文化交流的特點。中國古代的輝煌文明,正是在這樣的“流動”――文化輸入與文化輸出――中不斷成長著、發展著、前進著,關注著外邦,審視著自身,使得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古國不斷煥發出文明生機與文化活力。

中國幅員遼闊,邊疆線長,鄰國眾多。西北有匈奴、突厥,西南有波斯、天竺,東有日本、韓國。漫長的中國古代音樂史,既是中國音樂自身發展的歷史,也是中國一次又一次與外邦進行音樂文化交流的歷史。盛唐時期,日本、韓國分別派出遣唐使來華學習,將中國包括音樂在內的多方面文化成果帶回本國。在上世紀初的韓國,尚存在著包含中國古代樂舞元素的宮廷樂舞;在日本,唐代宮廷樂舞被融入本國雅樂之中,并被尊稱為“左方樂”。明代,海上交通興起,鄭和下西洋,以海路作為傳播渠道,再一次將中國文明傳到了遠方,也將非洲、東南亞文化帶回中國。因此,鄭和下西洋,也常被后世稱為“海上絲綢之路”。

面對以“絲綢之路”作為主題的音樂會,專家們就絲綢之路不同廣度的含義提出了各種見解,并依此擬定演出曲目:1)狹義的“絲綢之路”,即是張騫出使西域所行之路,因此演出曲目的設定應嚴格按照行程順序進行曲目排列。2)延展時空后的“絲綢之路”,包括漢朝與西域、唐朝與日韓、明朝的海上交流三個方面,本場演出應將本次上述諸種文化凝練并包含于其中。3)文化符號層面的“絲綢之路”,將“絲綢之路”作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符號,力求把中外音樂文化交流的成果“既廣又集中”地呈現于演出之中。

專家們結合北京傳統音樂節的理念,以及即將在北京同期召開的“第二世界音樂教育大會”,經過討論,認為將“絲綢之路”這一概念廣義化、符號化,既體現中外音樂文化交流的偉大成果,又反映新時代人類文化交流、共同繁榮的美好愿望,才是舉辦本場音樂會的精神訴求。因此,本著這一理念,不但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音樂文化是本場演出的節目,以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歐洲音樂文化也將被搬上本場演出的舞臺。

一個符號,更是一個起點!

時至今日,絲綢之路已不再是一條狹義上的交通線,而因著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積淀在新的時代具有了新的意義。

經過專家們的討論,第二世界音樂教育大會暨第二屆北京傳統音樂節主場音樂會――“絲綢之路”主題音樂會中的“絲綢之路”已經概念化、符號化,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內涵,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世界音樂教育大會,素有“音樂界的奧林匹克盛會”之譽。2010年8月的北京,將繼奧運會之后迎來世界各國音樂界的大量同行、專家,促進世界范圍內的音樂文化交流,也必將推動新時代中國與四海兄弟的文化交流。屆時,“絲綢之路”必然帶著一個光榮使命,成為新時代中外音樂文化交流的標志。

另外,隨著國力的增強,一個善于吸納國外文化的東方文明古國――中國也有必要將本國的文化大力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借文化輸出,讓世界各國友人再次發現東方,發現中國文化永恒的魅力。研討會上,提及“發現東方,文化輸出”八個字。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文化大國,也是一個文化交流大國。但是,縱觀歷史則會發現,一次又一次中外文化交流常是“輸入大于輸出”放眼全球不難得知,中國以其博大的胸懷吸納了各國文化,其豐厚的文化元素卻尚難成為世界范圍內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回顧近幾個世紀,伴隨著西方諸大國崛起,以沖突性為主導的西方文化占據了主要地位。然而,當中華民族逐步實現偉大復興、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時,面對引導人類文明進程的偉大使命,以“和”為主導的中華文化怎可在新時代再一次缺席?

因此,北京傳統音樂節應借此大好時機,讓世界各國真正地發現東方――不僅是發現一個現代的中國,也要利用現代人演繹傳統音樂、展現歷史文明的方式,讓不同文明的友人從人性、人文情懷的深度真正發現中華文明的輝煌,使中華文明在新時代以普適的方式在全世界傳播開來,并以這種文化輸出的方式使中華民族參與到撰寫全人類文明進程的浩蕩隊列之中。

交流,是文化發展的前提和內在機制,中華民族善于吸納外來文化的特質促進了這種交流與融合。在五千年的歷史中,每一次的交流與開放,都給中華文明帶來進步。“絲綢之路”主題音樂會,將以秦漢至明清作為時間線索,將中華民族歷史上不同時代的文化交流與對外開放用音樂的方式展現出來,并啟示著今日的華夏子孫,將泱泱大國文化再次遠播四海的路,就在腳下。

“本次世界大會的主題是‘和諧與人類的未來’,我們希望‘絲綢之路’成為其點睛之筆,通過音樂與舞蹈來展示中華民族如此宏大的歷史畫卷與面對時代的寬廣胸懷,有十分的難度,然而,‘絲綢之路’正是通往人類未來的和諧之路,我們有再創的勇氣和成功的信心”。

我們有理由相信,“絲綢之路”將不再是一場簡單的主題音樂會,而是帶著濃郁而豐富的文化色彩、深厚的歷史氣息的音樂盛會,又是一個蘊含著歷史內涵的文化符號,更是照古觀今、借古喻今、承載著今人美好愿望的音樂文化盛宴。羅馬教宗本篤十六世曾高度稱贊北京奧運會:“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標志著人類文明的新起點。”讓我們共同祝愿,“絲綢之路”主題音樂會、第二屆北京傳統音樂節、第二世界音樂教育大會的成功舉辦,將為中外音樂文化交流書寫新的篇章!

中外文化論文:談習語的特點及在中外文化中的差異

摘要：習語的產生是漫長的。在很久以前，人們開始用一些或詼諧或諷刺或暗喻的方法來說出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便有了習語。因而它充分的體現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傳統，生活習俗，了解習語，便可以了解一段歷史，一段文化。

關鍵詞：英漢習語；特點；文化差異

“習語是某一語言在使用過程中形成的獨特的固定的表達方式”。就其廣義而言，它包括成語（idioms）、諺語（proverbs）、箴言（mottoes）、俗語（colloquialisms）、俚語（slang）以及典故（allusions）等。它是民族風格的提煉與升華，是語言實踐的集中體現與結晶。英漢兩種語言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積淀了豐富的習語，它們或含蓄幽默，折射出豐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或莊嚴典雅，承載著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悠久的文化傳統。

一、習語的產生與特點

習語的產生亦如人類語言的產生一樣，都是源于人們的生產、生活等社會實踐，是勞動人們語言智慧的結晶。任何一種語言的習語，都無一例外的是人們在生產過程和日常生活中，通過使用一些短小精悍的詞句，創造出一些生動活潑、耐人尋味的比喻，來表達與他們工作和生活有關的思想觀念。以下我們來做簡要的對比說明。

（一）語言的形象性

英漢兩種語言中有許多習語非常形象，用它們來比喻事物或說明事理，既生動，又達意。由于這些習語用詞簡練，言簡意賅，常能引起豐富的聯想。漢語中通常用“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來形容那些身強力大，頭腦空空的人，而英語中就有ThereismoreofSampsonthanofSolomoninhim這個句子來表達此意。Sampson是基督教《圣經》中力大無窮的勇士；而Solomon則是古代以色列賢明的國王，以智慧著稱。

（二）意義的整體性

習語的意義具有整體性，不能按字面意義來理解，因為很多習語的意義往往借助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約定俗成地構成整體意義。如漢語中的“開夜車”不可理解為“晚上開車”；“高山流水”不可能解釋為“高高的山，流動的水”。同樣，英語中的“theskeletoninthecloset”、“toputheadstogether”。不能將其對應地翻譯成“壁櫥里的骷髏”、“把頭放在一起”，而要將它們分別理解為“家丑（shamefulfamilysecrete）”、“大家一起商量（thinkoutaplanwithotherpeople）”。

（三）搭配的穩固性

所謂穩固性，指的是組成習語的各個部分（即單詞）是固定的，不可隨意拆開和調換位置。漢語中的“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可改為“八上七下”；“雪中送炭”不可變為“雪中送煤”；同樣，英語中的“atsixesandsevens（亂七八糟）”不可換為“atsevensandeights”；“fishintheair（海底撈月）”不可改為“fishmooninthewater”。

二、英漢習語中的文化差異

（一）文化背景差異

英漢兩種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反映在語言上，就產生了許多來自古代神話傳說、寓言故事、歷史事件以及文學典故的習語。但由于兩種文化淵源和發展軌跡不同，這些習語均呈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蘊藏著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識，其比喻意義深遠，非字面上所能理解的。

如漢語中常用“夜郎自大”來形容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用“南轅北轍”來比喻“辦事不按事理，倒行逆施，結果必然與愿望相反”。同樣，英語中也有許多習語來自希臘神話、《圣經》故事、《荷馬史詩》和《伊索寓言》。如出自希臘神話中的“Sphinx'sriddle（比喻難題）”；出自《圣經》的“aJudas'kiss（喻可恥的背叛）”等。

（二）風俗習慣差異

英漢風俗習慣的差異是英漢文化差異的一個重要方面，最典型的莫過于有關動物形象之指稱意義方面的習語。在這方面，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差異非常明顯。漢語說“身壯如牛”，英語卻說“asstrongasahorse”；漢語表示一個人大口大口地喝水，常說“像牛飲”，英語里卻用“drinklikeafish”來表示。

（三）宗教信仰差異

英漢兩個民族有著各自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同的宗教文化就潛移默化地融入了英漢兩種語言中，于是就有了反映宗教文化的習語。中華民族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Buddhism）文化。佛教傳入我國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人們相信人世間的一切都由“佛祖”在左右。因此，漢語中有許多習語是和“佛”、“廟”、“和尚”有聯系的。如“借花獻佛”、“立地成佛”、等。而在西方文化里，特別是在英美等國，影響最大的要數基督教（Christianity）文化了。因此，英語中有不少與“God”，“Devil”，“Hell”，“Church”等單詞有關的習語。如“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aspoorasachurchmouse（一貧如洗）”等等。

三、結語

本文探討了英漢習語的產生及其所具有的特點，并分析了英漢習語所體現的文化差異。然而語言是豐富多彩、千差萬別的，文化交融是潛移默化、循序漸進的。英漢習語中蘊涵著豐富的文化知識，教學中或學習時經常將二者進行對比，既可以加深我們對兩種語言的認識和理解，也可以提高我們對民族文化和異國文化的敏感度。正因為豐富的文化知識為語言表達提供了大量潛在的可能性，所以在真實的語言交際中，我們就能準確地理解他人的思想，得體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自覺”。

中外文化論文:淺析唐代的海上絲路與中外文化交流

摘 要： 自唐代中葉伊始，陸上絲路因受交通阻塞迅速衰敗，而隨著經濟中心的不斷南移，以及南方相對和平的有利環境，海上絲路開始蓬勃興起。唐代的海上絲路主要有東海（今黃海）和南海兩條航線，東海航線的主要貿易對象是朝鮮和日本，南海航線的主要貿易對象是東南亞地區、南亞地區和阿拉伯地區。唐代的海上絲路交換的不僅僅是絲綢、瓷器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燦爛文化和宗教、藝術、風俗等交流的橋梁，為世界各地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 唐代 海上絲路 中外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過陸上絲路進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葉，尤其是公元751年唐軍在怛邏斯（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東部）兵敗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亂”后，唐王朝對西域的控制幾乎徹底喪失，陸上絲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敗。與此同時，戰爭也重創了北方經濟，但是南方經濟卻依然保持著持續發展和繁榮，全國經濟重心向南方的轉移也恰好為海上絲路的興起提供了基礎和前提。加之此時的東亞、東南亞和阿拉伯地區各國等都希望通過海路與唐朝建立經貿往來和友好關系。于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海上絲路蓬勃興起，而陸上絲路則逐漸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在唐代，生產絲織品地區以江蘇、浙江等東部沿海地區最為出名。這些地區不僅能生產出品種繁多、質地優良的精美絲織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蘇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當時，已能建造適宜遠航的巨型海船，據惠琳在《一切經音義》中說，常見的一種稱為“艙舶”，長達20丈，可載六七百人［1］。還有一種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載重萬石以上［2］。這一切都為東南沿海海上絲路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唐代的海上絲路主要有東海（今黃海）和南海兩條航線。東海航線一般從登州、楚州（今淮安）、揚州、蘇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貿易對象是日本和朝鮮。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與日本、朝鮮的海上往來更加頻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達19次，每次多達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數達3622人，名義上雖是遣使貢方物，實質是變相的官方絲綢貿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賜絹5匹，共計1350匹［3］。而日本在這一時期的供品則主要是金、銀、琥珀、瑪瑙等貴金屬或稀有珍品。在這一時期，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鑒真、空海、阿倍仲麻呂和吉備真備等，其中揚州高僧鑒真歷經5次失敗，第六次才成功登陸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國的戒律制度帶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進而把鉆研戒律為主要內容的律宗教傳入日本，這使他成為佛教中的獨立宗派，并列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鑒真還把唐朝鑒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學等傳到了日本，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朝鮮和唐代的貿易較頻繁，許多來自新羅的朝鮮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這些聚居區被稱為“新羅坊”，他們經營海上航運，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發揮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線主要從廣州啟航，其貿易對象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地區：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蘇門答臘）為代表的東南亞地區、以印度為代表的南亞地區和以大食為代表的阿拉伯地區。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紀中葉興起，其領土包括馬來半島、爪哇和蘇門答臘等地區，并控制著馬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這兩條東西方必經的水道。所以，它既是東南亞地區的貿易中心，又是中國絲綢傳播到東南亞的集散地。《新唐書》對室利佛逝有著較為詳細的記載：“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其王號‘曷蜜多’。咸亨至開元間，數遣使者朝，表為邊吏侵掠，有詔廣州慰撫。又獻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為折沖，以其王為左威衛大將軍，賜紫袍、金細帶。后遣子入獻，詔宴于曲江，宰相會，冊封賓義王，授右金吾衛大將軍，還之。”［5］由此可見，室利佛逝的國王、王子不僅親自來到中國，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冊封。唐代高僧義凈去印度求經時，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長達十幾年之久，他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是研究南亞和東南亞，尤其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半島在古代交通中所處地位的重要資料。

印度是秦漢時期海上絲路的終點，在唐代，印度河口、錫蘭島等依然是該地區的貿易中心，并成為連接廣州與波斯灣、紅海和東非等地區貿易往來的中轉站。據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中唐時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從這里不難看出中印海上往來的頻繁程度。

阿拉伯地區是唐代海外貿易最為重要的地區之一。在這方面記載最為詳細的首推杜環的《經行記》，它翔實地記述了拂H（即東羅馬帝國）、大食和中亞各國的風土人情和社會生活。例如《經行記》這樣描述拂H人：“氣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工匠，善織絡。”［7］他還記述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發”［8］。更為重要的是，他還記載了這些國家絲綢工業的發展情況，特別是提到大食時說：“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a、織絡者河東人樂h、呂禮。”［9］這說明唐代的絲綢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不僅傳到了阿拉伯國家，而且唐代有綾絹工人、金銀匠、畫匠到了阿拉伯國家去謀生，這對中阿的直接交流無疑是極為重要的。而據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蘇萊曼的《蘇萊曼東游記》記載，公元878年黃巢進廣州城時，阿拉伯等國的商人就有12萬人被殺遇害，由于戰爭，桑樹都砍了，以致影響了阿拉伯和中國的絲綢貿易［10］。盡管蘇萊曼所記述的數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當時廣州外貿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強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對外開放政策，并擁有較完善的外貿管理體系和相關法規。唐玄宗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廣州設市舶使，專門負責管理海外貿易。市舶稅則成為中央和地方財政的重要收入來源。如《舊唐書?王鍔傳》記載：“榷其利，所得與兩稅相埒。”［11］由此可見市舶稅給唐王朝帶來的實惠。此外，唐政府還在外僑聚居區專門設立“蕃坊”，外來商人只要不觸犯唐朝律法，就不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貿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廣州的獅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鳳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絲路傳播的不僅僅是絲綢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燦爛文化和宗教、藝術、風俗等交流的橋梁，如中國儒家思想、佛教藝術、中醫、武術等的外傳，以及印度佛教與舞蹈，阿拉伯伊斯蘭教等的內傳；飲食、裝飾、醫學、天文學等的相互影響：動植物、珍禽異獸的相互引進，等等。唐朝的主要貿易對象印度、大食、東南亞、拂H等地區都是當時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絲路，無疑對世界各地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外文化論文:中外文化產業比較研究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迅速，文化產業也不斷地在迅速壯大，但是由于我國文化產業底子薄，基礎差，起點低，與國外的文化產業相比還是有著很大的差距的。本文就是從中外文化產業的發展角度上來看我們現在的文化產業狀況，首先是在文化產業概念的界定上來區分中外文化產業內涵之間的差異。其次是從中外文化產業的發展過程來看，分別比較中外文化產業發展的特點；最后是希望通過對中外文化產業的發展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和總結，對中國文化產業提出可行性的解決對策。

關鍵詞：中外文化；產業；比較研究

一、國外文化產業現狀―文化政策與體制狀況

由于文化產業仍然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在哪些領域屬于公益事業，應該在政府的支持下，哪些應該是按市場競爭機制來運作，各國的評價標準是不一樣的。對于文化產業的文化產品，現在來看社會活動和社會服務還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場的機制來運行的。此外，技術進步也會影響文化產業的生產和消費模式，比如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視頻和音頻技術影響著藝術創作的過程和產品的性質。

（一）德國

德國政府定義文化產業包括：文學、圖書出版、圖書館、藝術和新媒體藝術，建筑，博物館，收藏和展覽，音樂，戲劇，電影和節日等等。政府資助的傳統文化，單單在戲劇方面，德國就約有160公共劇場和190私人劇院。這些資助資金基本是由地方州和當地劇院來承擔，地方政府為劇院和樂隊的支出的費用占公共支出約為63%。德國的劇院和樂團每年都能夠得到公共資金的資助，金額大概達到43億馬克，相當于0.2%的聯邦，州，市的支出。

電影是一個充滿競爭性的文化產業。德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其中有德國媒體公司與國際電影集團的投資，德國政府正在加強德國電影在歐洲和國際間的合作，并且把電影文化產業作為其文化和經濟政策的一部分，通過各種政策支持電影文化事業的發展，例如，在1968年，根據德國聯邦電影促進法（FFG）創建促進機構―電影促進署，不僅幫助電影制作也支持電影院，這些資助資金大部分來源于電影院，公共和私人資金以及所有電視和視頻行業的資助。出版行業也屬于文化產業，同樣地充滿了競爭力。德國的聯邦和各州出版報紙發表約370種，期刊約10 000。市場競爭促使報紙文化產業化集中度增加，獨立的報紙的數量從50年代開始下降。競爭就導致建立一個大型出版集團。新聞權則是由各州的新聞法律來管轄，并且有來自“德國新聞委員會”這些組織和出版商和記者等組成的自我監督機構的監管。

（二）瑞典

瑞典設有教育和文化部，其主要任務是幫助青年和兒童更好地參與文化活動，支持戲劇、舞蹈和音樂，最主要的還是支撐博物館，音樂戲劇和交響樂團，瑞士還注意創建一個文化環境同時，發展文化旅游，促進群眾文化活動的發展和業余文化組織，等等。政府支持的文化消費支出占文化的總消費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文化消費是由居民自己承擔，如廣播、電視、書籍、音頻、視頻、磁帶、報紙和雜志，等等，也就是說，這些是屬于根據市場機制來運行的文化產業。教育文化部資助支出超過70%的資金用在戲劇、音樂、舞蹈、歷史遺跡、展覽、文學和圖書館等。

二、我國文化產業的現狀及發展前景。

（一）文化產業行業定位

文化產業應該是屬于服務行業的。

世界經濟的發展說明，伴隨著經濟發展的產業結構應根據時代的發展進行不斷的調整。

后工業社會化的工業化社會，在歐盟被稱為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但是其他發達國家則用了其他名稱，而服務行業扮演的比例將越來越高。而中國目前的服務行業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的33%，就業僅占就業總人數的27%。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人們在基本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的同時對精神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呈現快速增長勢頭，多層次多樣化的特點。目前，中國的文化產業仍相對較低，在國民經濟的比例中還是很低的，因此，我國文化產業是一個具有增長潛力和良好的發展前景的行業。

（二）文化產業的合理位置

文化建設包括兩個部分，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他們都應體現先進文化的方向，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一切優秀文化傳統，進行創新建設。但作為服務業的一部分，文化產業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要在突出中國風格的基礎上增加競爭力。加入WTO后，我國在服務貿易協定中對音頻、視頻、旅游等文化產業做出了承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在音樂，戲劇，影視文學藝術等創作領域，通過適當的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打造出具有文化產業的綜合競爭力和競爭優勢的文化產業。5000年的我國悠久歷史和文化沉淀為我國創造有競爭力的文化產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高，國際影響力擴大，精準定位市場的切入點，在良好的商業運作基礎上，我國的文化產業有可能成為一個新興的服務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文化產業的政策分類

一般國際上把文化產業分為兩類：一是娛樂性質的流行文化，這種文化有很強的公共需求，這種文化產業的生產組織，大多是商業性質的，盈利目的很強烈對其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不作要求。另一種是非營利性的文化產業，它包括古典音樂，嚴肅戲劇、詩歌、古典與現代藝術，舞蹈，多是一些比較“優雅”的門類，這種文化產品更多強調其藝術價值和精神價值。

不同的文化產業我們應該采用不同的發展政策。歷史證明：決定文化產業需求的是文化消費者的藝術趣味。“人們欣賞音樂、文學、戲劇和性能及其消費和愿意付出代價取決于人對知識和藝術的理解的程度”。這種對文化的趣味是要通過教育和經驗獲得的。因此，“高雅”藝術和公益文化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的支持，這是發達國家對文化產業政策的基礎。對公益性文化事業、“高雅”藝術、經營性文化產業，政府應區分對待，應采取不同的政策發展。

我國已成為WTO成員，文化管理政策也需要調整和相應的加強。一方面要給非營利的文化組織必要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鼓勵文化生產、傳播、銷售等單位，在規范的法治下參與競爭。國家應該制定長期計劃和加強文化立法，使我國的文化產業充分參與競爭。國家應該制定長期計劃和產業政策。對文化產業，文化和管理體系，深化改革，加強文化立法。文化從業者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在該方針的指引下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努力創造先進文化和藝術，建立與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化相適應而又體現時代精神文化產業，參與世界文化產業的充分競爭。

中外文化論文:淺談在小學英語教學中的中外文化差異教學

摘 要：《英語課程標準》把“文化”作為英語課程內容與目標之一，提出了目標要求：“對英語國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異同有粗略的了解，增強世界意識，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能力。”本文主要介紹小學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差異教學，從教學緣由、教學原則、教學方法三個方面來進行詳細闡述。

關鍵詞：小學英語；教學；中外文化；差異

《小學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中明確提出開設小學英語課程的最終目的是“形成初步用英語進行簡單日常交流的能力”。那么什么才是交流能力呢？簡而言之，就是言語不僅要語法正確，還要適宜得體。適宜得體其實質即語言使用者的社會文化能力。在小學英語教學中就要重視語言文化教學，使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有機融合。

一、小學英語教學重視文化教學的理由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學習英語知識，掌握英語技能，提高運用英語的能力，這些和熟悉英語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忽視文化差異，就可能發生判斷上的失誤，交際過程中就可能出現障礙，甚至會產生誤會。例如某美國客人稱贊其中國朋友的夫人：“Your wife is very pretty.”中國朋友按中國人的傳統，謙遜地回答“Where， where（哪里，哪里），”美國客人聽了后一臉迷惑，遲疑地說道“Well， everywhere，”因此英語教學一定要結合文化教學來進行。

二、小學英語教學中的文化教授原則

（1）實用性。對小學生進行跨文化意識與交流能力的培養要求文化內容與學生的日常生活密切聯系，與小學生所學的語言內容密切相關，與小學生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關，并能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如對教師、家人、朋友的稱呼；打招呼和問候；道謝和答謝；致歉；贊揚和應答；小學生愛玩的游戲和運動項目；重要的傳統節日、西方節日，等等。

（2）適用性。小學英語導入的文化內容應符合小學生的認知能力和經驗水平，教學方法要符合小學生的心理和生理特點。只有結合語言教學講授文化知識，并且能讓學生在實際中加以運用的教學，才能使學生切身體會到語言的社會文化功能之所在，教師才能切實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能力。

三、小學英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方法

1.在課堂教學活動中向學生傳授文化知識，增強他們的跨文化意識，提高他們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詞匯、句子的學習中滲透文化教育，讓學生不但掌握其音、形、義，而且能恰當使用。以“dog”一詞為例，在中國人看來，“狗”是貶義的，漢語中常用“走狗”“狗仗人勢”等來形容所厭惡的人。但英語國家對狗的看法與我們截然不同，他們把狗當成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故有下列說法：Love me， love my dog（愛屋及烏），a lucky dog（幸運兒）。

從對話、課文中尋找文化信息。學習對話、課文時，教師應幫助學生從中獲取英語國家文化背景知識，以提高學生的語言交流能力，使他們不至于由于對語言文化缺乏了解而造成交流困難甚至出現失誤。例如像“You look nice in light yellow”之類的贊揚的話，英語中常用“Thank you”來應答；如果按中國人謙讓的習慣說法“No， just so so”來回答，這是不得體的，因為他們特別不喜歡別人尋問有關年齡、收入、等問題，否則會引起對方的不滿。

借助表情、體態語等體驗異國文化氛圍。教學中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教學手段，創造語言文化環境，使學生自覺或不自覺地體驗異國文化氛圍。英語老師要努力使自己的英語課堂充滿“洋味”，上課時可以不拘一格，借助表情、動作、手勢、體態語等來營造一種不同于漢語文化的氛圍。例如教學生用食指與拇指做成圓圈狀，表示“OK”；伸出并張開食指和中指表示“勝利（victory）”。

2.結合課外活動進行文化教育

在課堂教學之外，組織一些文化色彩比較濃厚的英語課外活動可以有效地激發學生對英語文化的興趣，使他們產生了解外國文化的愿望。可以搜集和利用一些有關英語國家的物品和圖片，讓學生獲得較為直觀的文化知識，了解外國的風土人情，也可以組織或動員學生收看英語電視節目，引導學生注意觀察英語國家的社會文化方面的情況，主要是日常生活工作情況。

綜上所述，學習英語過程中注意中西方文化上的差異，在小學英語教學中對學生的語言文化教學是十分必要的。小學英語教師要在傳授英語語言的同時，加強對學生的社會文化教學，幫助他們了解外國的風俗、習慣、民情，從而潛移默化地培養、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使他們真正學好英語，為將來走向社會、面向國際做好準備。

中外文化論文:程泰寧 融合中外文化的現代建筑大師

年過七旬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程泰寧，是中國第三代建筑大師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梁思成、楊廷寶、沈理源、陳植等中國近代建筑設計先驅身后，他以南京長江大橋、加納國家大劇院、南京博物院、浙江美術館等作品，在中國的建筑歷史進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畢生年華獻給建筑事業

記 者：當代很多建筑大師最后都走上了設計管理崗位，而您一直堅持親自參與項目從設計到施工的具體工作。對您來說，從事一線工作的最大動力是什么？最大收獲又是什么？

程泰寧：我現在越做越覺得，非常幸運能從事建筑這個行業，因為它跟很多行業不一樣，是非常有創造性的工作。設計師可以看到自己的草圖從圖紙變成實物，而且看到后又覺得自己還有很多可以再提高的地方。對我來說，它始終有吸引力，促使我去做，讓我想要繼續往前走。曾經有人給我的展覽寫過一個前言，題目叫 “歸零”，我覺得很符合我的設計思想。“歸零”對我來講至少有兩個含義，一是每當接手一個新的工程，我會將過去的東西全部歸零，重新開始創作;二是不管別人怎么評價，這些評價在我面前都歸零，我該怎么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去做。這兩點是建筑這份工作之所以吸引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它讓我不斷創新、不斷前進，而且這種想法和前進在不斷地實現。 程泰寧，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筑設計大師、東南大學建筑設計與理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聯合工程公司總建筑師、杭州中聯筑境建筑設計有限公司主持人。

正是因為對專業有這樣一種態度，我并不覺得我現在的工作很累。有些人詫異我現在居然還會畫草圖，我說我要是不畫草圖，這工作我就不做了，我并不想像一些人建議的那樣僅僅“點撥點撥”。之所以覺得做這工作有意思，是因為能始終感覺到思想在不斷往前走，所以草圖我要畫，從方案、擴初到施工圖的各階段我都要控制，比如材料選擇、節點設計等等，這讓我可以看到從草案逐漸變成現實的全過程，這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個過程。

記 者：您如何在從事設計這份相對而言比較辛苦的工作的情況下，在接近80歲的高齡，還能保持這樣年輕的外表和非常有活力的精神狀態，能不能和我們分享一下？

程泰寧：由于對工作的熱愛，我覺得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很正常，而且心態比較好。雖然年紀這么大了，我仍然覺得有希望在前頭，我還能做得更好，可能是這種心態讓我外表看上去不像實際年齡這么大（笑）。 以民族文化精髓推進建筑創新

記 者：您的建筑作品往往帶有鮮明的、中國的民族風格，您在創作時是怎樣去體現這種民族精神的？

程泰寧：你提到的兩個詞――風格和精神，我是贊成精神，不贊成風格。做具有中國性或者說中國精神的作品，是大家目前都在探索的事情，但到底怎么做？我認為無論對于學生還是建筑師，都需要一個積累、成長和成熟的過程。對中國傳統建筑的繼承，不是在形式、風格、符號或元素上，我贊成繼承的是“精神”。理解中國的東西，你需要去理解它的“氣”，借用北大教授馮友蘭先生的話，我們要“抽象繼承”，繼承什么？繼承精神，而不是繼承一些具體的東西，這點非常重要。什么叫中國文化的精神？以我完成的黃龍飯店為例，最終方案其實我只花了很少時間，因為重點并不在形式上。中國文化精神特別注重跟環境的融合，我當時把黃龍飯店所在地區當成一幅畫，講究中國繪畫當中的氣韻連貫，而不是和別的方案一樣，設計出一道“建筑”墻把城市跟風景區隔開。

同樣，我創作的浙江美術館也是這樣，參加投標的方案有現代簡潔的、有傳統仿古的，但放在項目所在地似乎都有一點不合適，因為這個地方人文氣息、文化積淀太厚重了。我就探討能不能把所有現代、自然、又是中國的元素，用很抽象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既跟自然和人文環境融合，也融合現代的審美觀念。我根據“立足此時、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設計理念進行了抽象融合，最終結果不是表現在某些具體的符號和形式上，而是在更高的精神層面來表達。美術館建成后，評價傳統和評價現代的都有，我覺得怎樣評價都行，只要大家抱著各種各樣的多義性來理解，就是我想達到的要求。

記 者：您在投標過程中曾經遭遇過甲方對設計機構的“崇洋媚外”，這種情況直到現在似乎也沒有大的改善，您如何看待當代中國民族設計自信缺失的問題？您覺得未來會有怎樣的發展趨勢？

程泰寧：現在這種現象似乎愈演愈烈。最近，中國工程院做了一個關于中國當代建筑的現狀與發展的課題，我們用Google Earth對北上廣三地進行調查，研究每個城市的CBD地區里一個平方公里內有多少建筑、由哪些單位設計。最后發現上海陸家嘴地區的26棟建筑全部由境外機構設計，除了3棟由香港機構設計，其余全部由國外建筑師設計;廣州的16棟建筑中，只有3棟是由本土設計機構設計;北京的八九個建筑全部由國外設計。另外還有一個我了解到的情況，現在除了一二線城市在做國際招標，三四線城市也在做國際招標，讓人不免感到憂慮。最近我們正在參加一個投標，參與的7家設計機構中，除了我們之外，6家都是國外的大牌機構，我覺得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是一種對本土設計非常不自信的表現。中國建筑師同國外建筑師相比，的確存在一點差距，但是要看站在什么角度看這個問題。

去年，我有機會跟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師安德魯進行了一次對話，我發表了對國外建筑師的看法。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起初我們確實比較封閉落后，但是經過三十年的發展，現在的中國建筑師已經逐步跟上。我不認為我們比西方建筑師差到哪兒去，而且我認為中國的事畢竟還是要靠中國人來做，這一看法也得到了安德魯的贊同，他也認為中國建筑師可以跟他們在同一個水平上來工作。我很感謝他的評價，但這個評價如果能讓我們的領導和公眾知道就更好了，而實際上領導和公眾并不這么看。歸根結底，這是因為我們對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這點由來已久。我們常常認為西方文化就等于現代文化，中國文化就等于傳統文化、等于封閉落后。之所以有這種看法，有我們中國建筑師自己的問題，我們有一些勇于開拓創新的建筑師，但是還不夠多。我相信假以時日、給我們一些條件，我們應該能夠完全可以跟西方同臺競爭。我希望學生們在年輕時就立下志向，要做好中國建筑，這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這是對我們大家的一種激勵，中國人為什么不能做得比別人好，做好了對世界也是一種貢獻。如果我們一直跟在別人后面去做的話，將永遠沒有什么貢獻。

記 者：您主張“立足此時、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創作理念，如果“此時”指代的是現在城市化大發展的時期，“此地”指代中國現代城市，您對“此時此地”光怪陸離的建筑大量涌現的現狀有何看法？

程泰寧：我強調“立足此時、立足此地、立足自己”，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點是要體現方案的唯一性。我們今天常常談創新，以什么創新？創新不是憑空來的，只有“立足此時、立足此地、立足自己”以后，才有創新的可能，才有體現唯一性的可能。一個設計項目，在杭州和在北京做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氣侯條件、文化背景等不一樣。即使都在杭州，某個地段和另外一個地段的客觀條件也是不一樣的，這種“立足此地”的不一樣是很明確的。同樣地，時代在變化，設計師在不同年代做設計，思想需要順應時代的變化，這點也是很肯定的。最重要的一條是“立足自己”，所有的“此時此地”都是客觀存在，對這個客觀存在怎么解釋？你要“自己”來解釋，不同人的解釋不一樣，作品也就不一樣，建筑才能做得豐富多彩。

所以，我對現在很多建筑有些有些不同看法，它們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筑師比較主觀的、強加于某地的一些東西。這樣的東西也許很眩、很酷，但是這種眩、酷是沒根的、沒生命力的，我希望我們的建筑還是要有它本身的根和生命力。“此時”“此地”加上“自己”，這是做設計的一個根本原則。 身體力行，促進建筑設計提高

記 者：在當前中國建筑界，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設計機構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很好地交流，您作為為數不多的“跨界者”，對這種現象有什么看法？

程泰寧：這種現象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我們中國建筑界讓人感到遺憾的現狀――體制內和體制外分得很清楚，甚至年齡段也分得很清楚。其實在我看來，建筑是把我們不同年齡、不同背景、不同體制的人聯合在一起，最大最好的一種“粘合體”，為了中國建筑更好地發展，我們應該這樣在一起。體制內的建筑師現在都有一個感覺，就是受制于各種因素，導致在創作上受限，客觀上因為他們做的往往都是一些大型項目，政府工程居多，領導的意圖向建筑師灌輸得比較多。反觀體制外的一些建筑師，比如李曉東等，他們做的項目相對而言不是太大，往往位于遠離權利中心和商業氛圍的地區，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能做得比較好，這是客觀原因。主觀上，以我有限的接觸來講，體制外的一些建筑師，思想往往比較活躍，吸收新事物的速度較快，各方面能力均衡，而且也敢于表達，而體制內的建筑師由于受限于各種因素，在表達等各方面都有所欠缺。 程泰寧作品 紹興魯迅紀念館

所以，我一直很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促成體制內外的建筑師之間更多的交流。我也經常參加一些這方面的活動，感覺到還是存在不少問題，需要一個過程去逐步解決。要促成體制內外的融合，我覺得首先要解決思想問題，思想如何融合，從而促成大家相互能融合，這點非常關鍵。作為我個人來講，我是很積極想要打破這種體制內外的鴻溝的。這可能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最終還是要靠年輕的同學，將來可能有些人在體制內，有些人在體制外，你們可能能更加融合、相互融入。

記 者：作為一名建筑師，您如何看待建筑設計、城市規劃、景觀設計三者之間的關系？

程泰寧：可能跟我自己接受很多中國文化的熏陶有關，我始終覺得大地是一個整體，從大地景觀，到城市景觀，再到建筑，是一個整體的系統。我不希望建筑師是做完建筑以后，讓景觀配建筑，不應該是這樣。景觀也好、其他工程也好，應該跟建筑一起考慮，這樣才能做出好的東西來。建筑本身就是大地景觀當中的一個元素、一個部分，如果不從這個角度理解，建筑是做不好的。我認為景觀是個宏觀的概念，相較而言建筑是微觀的，這種宏觀和微觀之間應該有一個非常密切的聯系，這是非常重要的。

采訪中，程泰寧院士精神矍鑠、侃侃而談，讓人難以相信他已是接近80歲高齡的耄耋老人。談起人生，他憶苦思甜、積極樂觀、充滿希望;談起專業，他如數家珍、深刻獨到、充滿熱情，給記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和滿滿的正能量。作為早已功成名就的設計大師，程院士數十年如一日堅守設計一線，創作了大量經典作品，是為專業貢獻;作為設計界極少數、成功跨越體制內外的設計師，程院士心系行業發展，一直致力促進體制內外、不同專業之間設計師的溝通和融合，是為行業盡責。其情懷之深切、用功之持續，眼光之長遠，用心之良苦，堪為年輕一代設計師的楷模，也是對這個呼喚“夢想”的時代的飽滿注解。程院士并沒有向我們談起“夢想”二字，但他正在堅持、不斷實現的，何嘗不是一個建筑師、一代設計家最偉大又最樸實的“中國夢”。

中外文化論文:對外漢語教學中中外文化碰撞摭談

摘 要：20世紀以來，很多國家都掀起了一股學習漢語的熱潮。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綜合國力增強，對外教育在我國教育事業中所占的比例逐漸增加。如今，很多外國人來中國學習漢語，很多中國人也通過學習英語認識世界和了解世界。面對這種學習的熱潮，我國的對外教育工作者研究對外教育，尤其是中外文化學習中的一些文化碰撞問題，本文就列舉了一些常見的問題。

關鍵詞：對外漢語;文化碰撞;問題

伴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外文化和經濟交流日漸頻繁，很多外國友人來中國學習、旅游、貿易等。他們在中國，無論是在學習上還是在工作中，由于民族思維方式、語言習慣及風土人情存在顯著差異，和國人使用中文交流時常常產生各種誤解甚至誤會。教師在對外漢語教學時必須清楚掌握各國和中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在組織語言教學時將這些差異滲透在日常教學中，促使學習者不僅僅會說中國話，同時能更多地了解中國文化，從而在交流時避免不必要的尷尬。

筆者在日常對外漢語教學中就中外文化差異進行了整理歸類并將其應用于實際教學中，希望本文對對外漢語教學起到一點積極的作用。

一、某個詞、某句話、某種行為只存在于母語或目的語文化之中

這是文化碰撞中最常見的一種現象，若學習者對該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則極易產生一些文化沖突。如中國“吃喜糖”“喝喜酒”往往發生在結婚、喬遷時，“吃喜蛋”則為慶祝孩子出生，這些民間習俗往往代表人們對幸福生活的慶祝和對美好未來的祝愿。

在教學中，筆者常常要求學生介紹自己所在國家類似活動的慶祝方式。如在韓國，結婚的習俗并不是吃喜糖而是吃面條，這也有著不同的意味，也意味著婚姻的幸福長久;歐洲部分國家則喜歡開PARTY慶祝生日、在教堂舉辦婚禮，新娘則往往披白色婚紗象征純潔。

教師還可以借助多媒體多介紹一些中國人在生日、重大節日、紀念去世的人等方面的習俗，學生對這些和他們原有習俗存在一定差異的文化充滿好奇，學習的熱情高漲，參與度也會很高，學習效果自然會大大提升。這樣學生不知不覺地既掌握了一定的詞匯量，也加深了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二、某個詞、某句話、某種行為在學生母語和目的語中都有，只是表達的文化含義不同

這種文化碰撞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不容易被人接受，在碰撞的過程中還很容易產生某種沖突和不必要的誤會。

例如，“住”這個字是十分普遍的一個字，很多句子中都能夠用到，我們平時說話都離不開。但是，日語中“住”的意思與漢語中卻有很大的區別，如果我們對這種情況不了解，那么就很容易產生沖突。一位中國學生到日本留學，剛開始對日本文化還不是很了解。一次，她幫助中國的學生聯系一個老師，問：“李女士在這里住么？”這種情況在中國是十分常見的，但是日本人聽了之后十分憤怒，沒有聽對方講完話便向這位女生講述了一下他們的戀愛史甚至是婚禮過程，弄的女生不知所措，一頭霧水。可見，文化碰撞現象是隨處可見的。

三、學習者已經掌握了某個詞、某句話、某種行為的本義和一般用法，但是不了解其使用的語言環境和背景，導致誤用

最常見的是那句簡單的“你吃了嗎”，這句話在中國也是十分常見的，意思顯而易見，并不涉及隱私問題，但這句話在一些國家則被認為是打探別人的隱私，認為中國人總覺得自己沒錢吃飯，對自己造成了一種鄙視。筆者往往會就此類現象分別舉例說明，讓學習者清楚地了解相關詞語和句子的一般意思和特定語境下的意思。

還有很多人所說的“意思”一詞，在不同的語境下有很多種不同的含義，筆者選擇了這樣一段話分別介紹詞語的真實含義：“你這是什么意思？”“這是一點小意思，意思意思而已”“這多不好意思”。學生對這段話一開始確實是很難理解，當教師分別闡述后，他們恍然大悟。

對外漢語教學是一種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綜合體，并且是跨文化的語言文化教學，因此教授一門語言的同時必須教授與之相關的文化，這樣才能使學生充分了解文化。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們也存在個別差異，如果對外漢語教師不了解這些差異，甚至漠視這些差異的話，就很容易導致文化分歧和沖突，有時還會導致嚴重的后果，對于學生也是如此。因此，這對于教師和學生都提出了要求，那就是我們要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際意識，主動去接觸和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承認其他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寬容之心對待其他文化，并給予尊重和理解。

中外文化論文:基于中外文化差異的商務英語教學方法研究

摘 要 筆者分析了商務英語學習存在的外文化差異，并從教學技能、商務文化意識教學滲透等方面探討了商務英語的教學方法。

關鍵詞 中外文化 商務英語 教學方法

商務英語作為一門國際英語教學課程，它與普通的大學英語課程的教學有所不同，它不僅僅要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和應用英語的能力，還要讓學生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對西方企業的管理理念、西方人工作心理、西方人日常生活習慣等進行全面了解，而對這些方面的了解就從側面反映了學生在學習商務英語的同時，還要學習西方文化。面對中西反復文化存在的眾多差異時，教師如何將商務英語課程順利開展，如何培養更多的商務英語人才，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斷積累經驗，不斷探索和創新教學方法，以加強對學生商務文化意識的培養。

1 商務英語學習中體現出的中外文化差異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商務英語課堂學習中了解中外文化背景知識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要想學好商務英語，將所學英語有效地應用到實際生活和工作中去，還應對中外文化背景知識的差異進行全面了解和認識。

1.1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自古以來對文化的發展就產生著重要影響，也可以說宗教信仰的出現和發展涉及到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方面。在西方，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的國家較多，因此，很多西方國家的社會習俗與基督教的文化都息息相關，尤其是基督教中的經典故事和傳說，多數滲透在西方文學、繪畫和音樂作品之中，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方的語言習慣、語言藝術和語言文化。因此，在商務英語教學中應讓學生了解更多的西方宗教信仰。

1.2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價值觀

世界上的文化多種多樣，每種文化都有屬于自己的、特定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這種文化的價值體系在國家中就體現為民族文化的價值觀念。一般而言，每個民族價值觀都體現在一直以來的風俗習慣和禮儀習慣上，其中，禮儀習慣對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化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例如，中國作為禮儀大國，非常重視與人交談過程中的思維模式和表達技巧，而西方，很少重視與人交談的語言表達方式，而是按照自己的思維和想法對問題的看法和意見進行直接闡述。這樣，學生在與西方人進行交談時，就存在明顯的語言交流障礙，在不了解西方語言交流模式和特點的基礎上，一味地以自己的交流方式與其進行交流，不僅會在語言理解上造成一定的困惑，也會在不經意間產生誤會。因此，學生在學習商務英語的過程中，應該多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將我國的民族價值觀與西方國家價值觀進行比較，然后分析出差異所在，最后則是將這些差異應用在日常的英語交流中，從而減少價值觀差異導致的各種矛盾和沖突。

1.3 了解西方文化中詞語的具體含義和來源

中國的成語可以說是中國語言的一大特色，也被當今世界很多國家人們認同的學習，中國成語之所以能夠被世界認同，不僅是因為這種語言能夠以最簡單的形式表達出最深刻的涵義，還因為成語的出現背后都應藏著一段段經典的故事。同樣的，英語中的很多單詞和詞組的形成也有其特定的來源和經典故事，例如，被翻譯漢語意思為“綠眼睛”的“green-eyed”，就是出自英國著名作家莎士比亞的著名作品《奧賽羅》，其實按照作品中的意思翻譯成漢語就是嫉妒的意思。從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出，學生在于西方人進行英語交流時，不僅要了解單詞或詞組本身的涵義，還應充分考慮其在西方文化中的特殊含義，只有將兩方面進行有效結合，才能進一步加強學生對英語語言的理解，才能使語言交流更加順利。除此之外，教師還應引導學生對除使用英語的其他國家的文化背景進行全面了解，不能將語言文化教學作為基礎教學來對待，而是應在不斷積累經驗的基礎上培養學生學習西方語言文化背景的能力。

2 商務英語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的商務文化意識

商務英語的教學與大學英語教學不同，它不僅要求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提高學生英語基本知識的學習水平，還要向學生傳授語言文化背景知識，讓學生在充分了解語言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學習商務英語。

2.1 教師應不斷完善自身的各方面知識和技能

教師，作為課堂教學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學生的學習成績的提高和學生整體素質的提高都起到了主要作用，為此，教師必須首先提高自身的專業技能和文化素養，在教學過程中明確教學目標并采取適合本專業課程教學的指導思想，以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和創新思維。

首先，教師應不斷更新自己關于商務方面的知識，因為商務英語與商業之間的聯系是十分密切的，教師只有完善自身的商務知識，才能引導學生加強商務知識的學習，同時，還應強化自身對西方國家政治、文化、經濟、習俗等各方面進行深入了解，只有加深對這些方面的了解，才能將中西語言文化背景進行比較，從而使學生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注重文化背景的學習。

其次，教師應在教學過程中不斷積累教學經驗，不斷研究和創新教學方法，根據教學現狀明確教學指導思想。如今，隨著商務環境的不斷變化和更新，商務英語教學知道思想也在不斷變化，面對不同形式的商務環境，教師應明確不同的指導思想，并將這種教學指導思想滲透到日常課堂教學之中，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加強對國際和國內商務的形式變化的了解和認識。只有明確了教學指導思想和教學目標，才能培養出社會需要的商務人才，才能進一步加強學生語言文化意識的培養。

2.2 將提高學生商務文化意識作為教學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商務英語教學過程中，除了完善教師自身教學素質、明確教學目標、改善教學方式之外，還應加強學生商務文化意識的培養。在具體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將商務文化知識滲透到語言知識技能的教學之中。

一方面，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注重引導學生對中外文化進行比較。面對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教師應在傳授商務英語專業知識的基礎上，引導學生多了解西方傳統和當前的文化。例如，教師可以尋找一些課外關于西方文化的資料，讓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充分了解西方傳統的接待、告別等商務交往文化，并提示學生在閱讀到對自身學習有輔助作用的文化知識進行記錄，久而久之，學生便可以達到對西方文化的全面掌握程度，為了方便記憶，還可以將西方文化特點與中國文化進行比較。

另一方面，教師可以在英語課堂教學中采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一直以來，英語教學中都是以教師為主體，學生卻很少主動參與。這種傳統的教學模式，不僅無法有效提高教學質量，反而會降低學生對商務英語的學習興趣。為此，教師應根據學生心理特點和教學需求，采用以學生為主、靈活多樣的教學模式，增加學生主動參與的機會。例如，教師可以在教學過程中，采用情境教學方法，根據教學內容創設一定的教學情境，讓學生扮演適當的角色，以此提高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力，開發學生創造性思維，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強化學生對商務文化的認識和了解。

3 結束語

商務英語作為一種國際英語，在教學過程中不僅要提高學生的專業基礎知識水平，還應加強學生對商務文化的了解，面對中外文化的眾多差異，要想學好商務英語，將其有效地應用到實際生活和工作中，必須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為此，教師應在積累教學經驗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和創新教學方式，將對學生商務文化學習能力的培養與英語基礎知識教學進行有效整合，從而培養出國際文化交流能力強的英語人才。

中外文化論文:淺談唐代陶瓷中外文化的交流

摘 要：中國陶瓷歷史悠久，唐代陶瓷跨入真正的陶器時代，在對外銷售中帶動了中外的文化交流，也促使唐代陶瓷技術的發展；對亞、非洲陶瓷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

關鍵詞：陶瓷；文化；中外交流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封建帝國。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它是一個承前啟后、大放異彩的重要時期，陶瓷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瓷器制作可為以蛻變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時代。

一、唐三彩、越窯青瓷對外銷售起到的影響

唐代陶制瓷技術非常精甚，有“皓潔如玉”、“紅霞滿天”之稱。銷售國外的主要有唐三彩、越窯青瓷。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工藝美術中成績最卓著者。無論是器物的造型、裝飾或者釉色等，在陶瓷使上都開創了一個新時代。據考古證明，唐代陶瓷在當時的亞洲各國受到普遍的歡迎，遠至非洲的埃及也大量進口中國的陶瓷。輸出國外的陶瓷被異域人民大量采用的同時，許多國家開始模仿中國陶瓷生產各類仿制品。例：非洲巨大的制陶瓷中心——埃及的福斯塔特窯場的制陶工匠，模仿中國的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彩刻線紋陶器，福斯塔特窯藏的七十萬古陶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模仿中國陶器的。八九世紀時，當唐三彩輸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現了多彩彩紋陶器和多彩線刻花紋陶器，人們將這種華貴的陶器形象地稱作“波斯三彩”。日本奈良縣山道郡都祁村神龜六年（公元729年）墓出土的三彩陶壺殘片——即日本陶瓷中上稱謂的“奈良三彩”也是學習中國唐三彩的制作技藝的基礎上而產生的。朝鮮仿唐三彩燒造出“新羅三彩”。在今天的北非、西亞、中亞、南亞和東南亞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印度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古代遺址中都發現有唐三彩。

（二）越窯青瓷

越窯青瓷釉色青翠，類冰類玉，在唐代受到了普遍贊譽。如顧況的“舒鐵如金之鼎，如泥似玉之甌”；猛郊的“蒙茗玉花盡，越甌荷葉空”；鄭谷的“茶新換越甌”。這些都反映了越窯的特點，和唐代的飲茶之風盛興及朝廷對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窯青瓷質量也不斷提高。1974年在浙江寧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打撈出一艘唐代沉船，從中起獲數百件瓷器，主要是越窯青瓷和長沙窯的青釉彩瓷。據專家考證，這些瓷器是準備銷往日本或朝鮮的。

二、唐代陶瓷文化與日本的交流

唐代繁榮的經濟，昌明的陶瓷文化和完備的制度，對隔海相望的東鄰日本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成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自630年日本就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這些“遣唐使”學者和僧侶們，把中國的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引進日本，有力的促進了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與進步。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國使主要職責是政治上發展與中國唐朝的和睦關系，經濟上交換宮廷貴族需求的珍貴產物，文化上積極吸收豐富的文物制度，隨使入唐的還有留學生、學僧是一群熱情的民間使者，他們為探求新的知識不畏艱險，橫渡大海來到長安，如饑如渴的吸收唐代文化，他們在學習中國陶瓷技術的同時，注重將中國陶瓷文化與日本民族文化結合，在學習與交融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日本傳統陶藝的基本格式。

外來文化對唐代陶瓷藝術的影響：

外來文化使唐代陶瓷在造型和裝飾上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唐代陶瓷藝術家在構思產品、設計器型，總是和使用對象所處的生活環境、生活水平、使用要求以及習慣愛好、欣賞水平等緊密聯系起來。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顯變化，逐漸趨向實用性如器皿的頸部加長，或安上把手，壺類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漸加長，為了更適合倒出液體。這些反映了生活方式的進步。造型中也運用較大的弧度的外向曲線，陶器的造型近于球體，造型變得朱圓玉潤。

唐代陶瓷藝術家為了適應出口的需要，往往會根據當地的民族文化，在陶器皿上設計出一些社會適合的紋飾，從而使西方文化在陶瓷制品上留下了見證。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唐青釉風頭壺，吸收了波斯薩珊王朝金銀器的造型，壺身堆貼和刻印的聯珠，忍冬、葡萄餓身披輕紗，揚手舉足做舞狀的，也是波斯器常見的紋飾，但配上龍風裝飾卻融化為中國的風格。長沙窯一些器物的裝飾也出現了伊斯蘭風格。在揚州出土的黃釉綠背水壺上寫了意為“真主偉大”的阿拉伯文。這些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都在唐代陶瓷造型和裝飾上表現出來。

吸收外來文化，不是照搬更不是消失自己的藝術特征，唐代藝術家在吸取外來文化營養時，善于把它和傳統文化融為一體，使得中國陶瓷藝術不斷的推陳出新。這一時期風格很有特色，古樸雅致 朱圓玉滑，光彩潤澤，每一件都展示了東方神秘古雅的魅力。充分表現了古人的審美觀，美學理念，是瓷器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里程碑，是藝術史上的顛峰。

中外文化論文:中外文化差異視閾下創新旅游外語教學討論

【摘 要】論述以在旅游外語教學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內容，創新旅游外語教學內容、模式與方法，推進教材改革。

【關鍵詞】文化差異 旅游外語 創新 教學

隨著現代化旅游業的發展，對高素質旅游外語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旅游外語教學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對培養高素質的旅游外語人才有著重要意義。如何推進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進旅游外語教學課堂，是旅游外語教學改革的重要內容和方法。本文從旅游外語教師的文化意識、旅游外語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和方法、教材改革等方面作初步探討。

一、切實增強旅游外語教師的文化意識和文化理論知識

涉外旅游業，不僅是經濟領域中的朝陽產業，也是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載體，這對旅游外語教學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為旅游外語教師綜合素質的提升明確了方向和內容。旅游外語教學傳遞給學生的不再是單一的語言知識，更是語言中蘊涵的文化要素，所以旅游外語教師在教學中，不僅要注意語言的形式，更要注意語言使用的文化環境。形式的變化，客觀上要求教師在旅游外語教學過程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

在旅游外語教學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也是提高旅游外語教學質量的要求。旅游外語教學不是純粹的語言教學，不是為學語言而教語言，其目的是為了促進涉外旅游業的發展，所以，旅游外語教學不能只關注語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與語言密切相關的文化因素。教師不應將語言教學當做是旅游外語教學的全部內容，還應當重視學生文化意識和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在教會學生語言的同時，更需要讓學生了解中外文化之間的差異。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旅游外語教師切實增強文化意識，充分認識到文化對語言教學的影響，文化對語言應用的影響，并提高應對語言文化沖突的敏感性。旅游外語教師只有增強了文化意識，才能夠自覺引導學生養成對中外文化差異的認識和處理文化沖突的能力。

旅游外語教師增強了文化意識后，還應了解和掌握豐富的中外文化方面的理論知識，如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和外國傳統文化中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文化差異理論知識；基于生存環境和生活環境不同而帶來的中外文化習俗差異的理論知識；基于不同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差異的理論知識；基于不同民族性格而形成的非語言方面的文化差異的理論知識等。當然，這些理論知識中，有的是與教材上的內容有直接的聯系，也有些看似無關實際相關，但教學實踐證明，教師掌握的中外文化理論知識越豐富，在教學過程中才能得心應手、信手拈來，及時向學生傳授中外文化差異的知識，使文化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

二、創新旅游外語教學的內容

語言與文化不可分離，這是毫無疑問的，語言結構、語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語言與文化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理解語言必須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須了解語言。語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產物，是人類交往交流的一種工具，但同時，每一種語言都代表著一種文化，包含豐富的文化內涵。因此，旅游外語教師在教學中，應該用綜合的“語言文化觀”取代純粹的“語言工具觀”，創新旅游外語教學的內容。

綜合的“語言文化觀”進入旅游外語教學課堂，旅游外語教學的內容發生了變化，講授的內容從單一的語言知識轉變為綜合的語言、文化知識，實現了教學內容的創新。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進入課堂后，旅游外語教學內容的構成主要包括：語言要素（含詞匯、語音、語調、語法、語段等）、非語言要素（含體態、表情、眼神等）、禮儀與習俗要素（含稱謂、稱贊、打招呼、做客與送禮等）、宗教信仰要素和價值觀念要素，極大地豐富了旅游外語教學的內容。

旅游外語教學內容的創新，一個重要特點在于傳授語言的同時把語言中的文化知識和交際內容傳授給學生，體現了堅持以人為本，著力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的教學理念。這需要旅游外語教師在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的同時，還注重培養學生的文化交往能力，使學生語言知識與文化能力同步提升。通過教學，培養學生不僅學會使用正確的語言，更重要的是能夠用恰當的語言在適當情境中進行涉外交際，準確地獲得信息，最大限度減少交際中的誤會,提高交往的質量。

推進旅游外語教學內容的創新，還需要求教師以社會語言學的觀點指導旅游外語教學工作。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重心從語言結構轉向語言功能，從孤立的語言形式轉向在社會環境中使用的語言形式，重視語言的社會環境、社會制約。社會語言學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研究語言形式和社會制約（社會環境）的關系，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注意旅游外語教學與各學科的關系，增設社會語言學、文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人類學等課程，幫助學生認識和了解不同語言文化的背景、社會關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識和信息，積極開展中外語言、文化比較研究，并將研究成果融會貫通于教學過程，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創新旅游外語教學的模式和方法

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滲透在旅游外語教學中突顯了文化的要素，這要求在教學過程中，實現從傳統的“講練型”向“交際型”、“研究型”的轉變，推進教學模式和方法的創新。這種教學模式和方法的轉變和創新，并不是全盤否定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方法，而是在吸收傳統教學模式和方法合理成分的基礎上，突破傳統的語言傳授方法，把語言和文化有機結合起來，把語言的學習置于文化的講授中，在語言教學中強調文化，幫助學生提高語言層次。

因此，在旅游外語教學實踐中，應正確處理好以下兩個關系：一是語言與文化的關系。文化是語言的根基，語言是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中外語言差異的根源在于中外文化的差異。從文化出發傳授語言,能讓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語言和文化的內在關聯，使學生在學習語言的同時，培養了語言能力和文化交際能力，有助于涉外旅游專業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二是語言應用能力與交際能力的關系。美國社會語言學家Dell Hymes認為交際能力由以下四個參數組成：（1）語法性，某種說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上可能；（2）適合性,某種說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行；（3）得體性，某種說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體；（4）現實性，某種說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實際出現了。由此可見，語言應用能力僅僅是交際能力的一個方面。所以，教師傳授給學生的語言不單是語音、語調、語法、語句、詞匯，還需要教會他們在什么情境下使用語言。有些學生使用“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Where do you come from？”等句子，說明了他們只具備語言應用能力，而不具備交際能力。

在旅游外語教學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創新教學模式的方法途徑很多，歸納起來，主要有：

（一）教師講授

旅游外語教師在課堂有限的時間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的知識，應該在理解、消化大量的中外文化差異知識的基礎上，精心篩選，突出重點，以簡明扼要的語言來講述，同時可以借助多媒體等現代教學輔助設備，生動形象的展示出來。事實表明，教師以文化差異為導入，從文化講到語言，學生的興趣濃厚、注意力增強、課堂效果好。

（二）課堂模擬

旅游外語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結合所涉及的文化內容，提前給學生布置任務，讓學生以組為單位，課前收集相關文化內容，并做好準備。上課時，創設相應的情境，組織學生進行課堂模擬，讓學生在參與過程中，理解語言和文化。

（三）課外實踐

學習旅游外語，最終需要運用到實踐中去，因此，旅游外語的教師應積極組織學生開展課外實踐活動，讓學生真正感受語言的知識和文化的魅力。課外實踐活動作為課堂教學的延伸，形式靈活，寓教于樂，如外文歌曲大賽、外文知識競賽、外文演講比賽、文化特色美食節以及業余導游、業余翻譯等都是學生喜聞樂見、且易于操作的課外實踐。

（四）研究交流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外國文化豐富多彩。結合旅游外語教學，以中外文化差異為切入點，深入開展中外文化研究，是推進旅游外語教學的不竭動力。旅游外語的教師應該和同行加強交流、加強研究，鼓勵學生參與交流、參與研究，不斷創新旅游外語教學的模式和方法。

四、推進旅游外語教材的改革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涉外旅游業發展迅猛，旅游從業人員快速增長。為適應旅游現代化、國際化的要求，廣大旅游工作者或有志于從事現代旅游業的人員應該加強旅游外語學習，才能提高服務質量，完成涉外旅游的各項任務。

長期以來，教學使用的旅游外語教材從結構和內容上看，包括Text，New Words and Phrases，Dialog，Language Points，Exercises等，其落腳點在于語言點的傳授，但在什么情境下運用什么語句是不清楚的，培養出來的學生多是“中文思維+外文形式”，從而出現“What do you want ? ”這樣的不得體的句子。沒有文化內容的旅游外語教材，已經不適應旅游外語人才的培養，也滿足不了客觀形勢的需要。

開發符合旅游現代化、國際化要求，內容豐富、形式新穎，貼近當代旅游業發展實踐需要的旅游外語教材已刻不容緩。我國外語教學大綱對外語教學中的文化知識的學習已做出了明確的規定，《高等學校英語專業基礎英語教學大綱》提出：“必須豐富學生文化背景知識，增強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提高學生邏輯思維能力,打好文化基礎。”《高等學校英語專業高中級英語教學大綱》規定：“繼續打好基本功，進一步擴大知識面，重點應放在培養英語綜合能力、充實文化知識,提高交際能力上。”教師應以此精神指導旅游外語教學，把中外文化差異的有關內容編入旅游外語教材當中，在每課中增加Note，useful expressions ，idioms和research extensive reading，把中外文化方面的相關素材、文化雜談收入其中，在教授學生在使用語言時，了解其文化背景，為旅游外語教學創造一個良好的文化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