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社會問題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社會問題論文:經濟社會問題整改情況工作匯報

年7月，省委巡視組在對我縣工作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全面巡視后，在肯定我縣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同時，中肯地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提出了3個方面9類問題的意見建議。縣委對巡視組的反饋意見高度重視，專門召開會議進行研究討論，并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確整改任務，細化分解整改事項，落實整改責任，狠抓整改措施的落實。在整改工作中，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將整改工作與推動各項日常工作有機結合，將整改工作貫穿全縣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取得了較好的整改效果。

一、著力于思想大解放，作風大轉變，努力營造共謀發展、齊心干事的良好氛圍

針對巡視組指出的我縣干部思想不夠解放，干部隊伍的管理教育力度還不夠，我們主要抓了三項工作。

一是理清思路，鎖定目標，形成了加快發展的強大共識。緊扣巡視組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縣委常委會從有利于玉山“十二五”乃至更長時期的發展發力，審時度勢，深刻反思，全面分析玉山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玉山的后發優勢和潛在發展后勁，繼承和發揚歷屆縣委好的工作思路上，一屆接著一屆干，在縣第十二次黨代會上鮮明地提出了“奮力躋身全省發展第一方陣，早日把玉山建成全省經濟強縣和全國旅游名城”的奮斗目標和“強化創新創造、進位趕超、綠色崛起三種工作理念；突出工業園區、旅游城市、農業農村三大發展重點；強化項目帶動、科教興縣、統籌發展三大戰略支撐”的發展思路。這一奮斗目標和發展思路，符合省第十三次黨代會“建設富裕和諧秀美”和市第三次黨代會“建設宜居宜業宜游的現代化區域中心城市”的精神，符合玉山縣情，得到了全縣上下的廣泛認同，成為廣大干部群眾的共同認識，激發了60萬干群干事創業的激情與活力。

二是凝聚人心，真抓實干，形成了加快發展的強大合力。為了更好地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縣委、縣政府開展了重點工作“百日大會戰”活動，把全縣廣大干部的思想迅速從換屆工作氛中帶出，投入到緊張的經濟社會發展中來。大會戰期間，全縣上下同心同德、和衷共濟，真正做到了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步調上合拍，做到了分工不分家，互相幫助、互相配合、互相補臺，使城市建設、園區建設、計劃生育、信訪維穩、城市創建、安全生產等重點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創造了許多令人振奮的業績，進一步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干勁，轉變了作風，促進了發展。可以說，一個政通人和、風清氣正，千帆競發、百舸爭流，人心思進、人心思干的和諧新玉山已呈現在世人面前。

三是整治懈怠，轉變作風，形成了加快發展的務實作風。大力整治干部隊伍精神懈怠現象，切實轉變干部作風。由縣紀委、縣委組織部、縣公安局、縣電視臺組成聯合督查組，通過明察暗訪、赴鄉鎮“走讀”督查等系列作風督查活動，先后查出1名科級領導干部和12名財政、供電等單位股級干部、村組干部上班期間打麻將、上下班遲到早退等情況；縣紀委、縣委組織部對違紀人員做出了嚴肅處理，共免職副科級干部1人，其他干部免職11人，警醒了全縣黨員干部，大大扭轉了“庸、懶、散”等懈怠作風，干部作風明顯改觀，干部用心想事、用心謀事、用心干事，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實際，思干、思進、思發展、思跨越蔚然成風，全縣上下已經形成你追我趕、競相發展、勇爭一流的良好氛圍。

二、著力于園區大發展，城鄉大建設，快速推進“三化”進程

在整改工作中，我們始終把堅持加快發展、科學發展作為重點，大力實施工業化核心戰略和大開放主戰略，堅持以項目為依托，以招商引資為手段，以改善環境為支撐，加大對外開放步伐，推進全縣三大支柱產業協調發展。2011年，實現生產總值82億元，增長13.5%；財政總收入完成10.1億元，增長29.98%，其中一般預算收入完成7.22億元，增長37.8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55億元，增長35.2%；城鄉居民儲蓄存款64億元，增長17.9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2.6億元，增長19.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02元，增長12%；農民人均純收入6912元，增長15.02%；工業園區主營業務收入145億，增長43.6%；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32.6億，增長14%；獲得了省政府工業崛起獎、省產業經濟“十百千億工程突出貢獻”獎、省利用外資先進單位及全市工業巡查第三名。

把工業園區建設作為工業發展的主平臺，舉全縣之力強攻工業。不斷創新園區發展體制，把園區建設作為“一把手”工程，由縣委副書記任園區黨工委書記、副縣長任管委會主任，通過授權、委托和設置派駐機構等形式推進各職能管理部門向園區集中，高位推動園區發展。搶抓機遇對園區進行修編擴容，園區規劃總面積由11.8平方公里擴展到30平方公里。大力度推進園區建設，全年拓園1.23平方公里，新征土地1850畝；園區土地清理收回土地700多畝，追繳相關費用7000多萬。大力推進重大項目建設，對所有入園項目實行嚴格的聯審制度，規定新入園企業必須固定資產投資達5000萬元以上、畝均固投達80萬元、畝年均納稅達8萬元以上。創新招商方式，選派了16名鄉鎮正職到溫州掛職招商，招商引資工作不斷升溫。共簽約5000萬元以上項目31個，其中億元項目7個，合同利用縣外資金30億元。其中浙江致遠集團投資12.8億元興建的年產10萬噸電解銅項目和浙江聚美高分子材料公司投資8億元興建的年產5萬噸壓克力生產線項目，建成達產達標后年可實現主營業務收入70多億元，上交稅收6億元以上。這些項目的建成，可為明年我縣的經濟發展積蓄強有力的后勁。培育壯大三大支柱產業。換屆以來，我們在新型建材、有色金屬、機電汽配支柱產業上下苦功。大力調整新型建材產業結構，成功引進大型國企—中國建材南方水泥、省碳酸鈣行業龍頭—煒達輕鈣廠和水泥深加工企業躍達新型建材等10多家大型建材企業，提高產業市場競爭力。積極鼓勵做大做強機電汽配產業，成功引進了投資達20億元年產1000萬只汽車輪轂和2000萬只摩托車輪轂的昂大項目。同時，傳統軸承產業也煥發青春。2011年，全縣軸承產業產量、稅利總額分別占全省總量的92％以上。著力打造規模化、專業化、集約化有色金屬加工產業，采取上臺階獎勵、增長幅度獎勵、技改貼息、創新補助、規費減免等手段，重點培育富旺銅業、華瑞銅業等一批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做大做強，大力支持其關聯配套企業發展，延伸產業鏈，形成產業群。2011年，我縣新型建材、機電汽配、有色金屬三大支柱產業呈現出強勁的發展態勢。全年有色金屬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9.49億元，增長81.96%；新型建材產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28.64億元，增長42.8%；機電汽配產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77億元，增長43.05%。強化項目服務保障，通過落實“一對一”幫扶機制、“一條龍”服務機制、“一站式”辦結機制、“一單清”收費機制，破除門戶之見，沖破利益束縛，大大優化了發展環境。以推進昂大項目落戶為突破，建立了重大項目建設督查調度制度，掀起了園區項目大建設的熱潮。目前，園區杜馬機械、萬佳豪鞋材、建華實業、天美華等一批企業已建成投入試生產，昂大公司、巖端銅業、藍寶新材料、新光源節能、上安機電、正大機電、華建橡膠、瑞祥織帶等一大批企業正在加快建設。2011年開工建設31家企業中有9家是“當年建設，當年完工，當年投產”，園區投資環境美譽度明顯上升。

把城市建設和旅游發展有機融合，加快了打造旅游名城步伐。以整改為契機，在縣十二次黨代會上，我們提出了要把玉山打造成“全國旅游名城”的目標，努力建成三清山重要的依托城市。按照這個工作思路，針對城市建設過程中存在的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我們以超前的思路、超常的舉措、超凡的速度，全力打造宜居、宜業、宜游玉山。一是科學合理布局，彰顯城市特色。明確城市發展定位，邀請了同濟大學規劃設計研究院專家對縣城總體規劃進行修編，對各片區和各鄉鎮規劃進行了完善，實現了城鄉規劃全覆蓋。重點完成了七里街冰溪河“一河兩岸”旅游綜合體的修建性詳規。二是注重完善功能，提升城市品質。以最快速度推進了玉清大道、懷玉二路、博士大道東拓、玉京北路、玉虹路等項目建設進程，實現了全面通車，拓展了城東、城北新的發展空間。實施了湖塘沿改造工程、城東水廠改造建設等一系列工程；完成了人民大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工程；對縣城進行了綠化、亮化、美化。推進了中醫院搬遷、博物館、東門市場等功能性項目建設，帶動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三是破解拆遷難題，加速城區改造。完成了城建項目涉及的土地征用和農民房屋搬遷任務；利用一個月的時間開展了玉清大道、博士大道東拓、玉虹路等88戶原拆遷遺留房屋的拆除工作；拆除了解放中路區塊86戶危房；完成了七里街棚戶區424戶搬遷工作。一年來，共征用城市建設用地623畝，搬遷房屋13.88萬平方米，創造了征地、搬遷房屋的佳話。四是創新管理機制，提升管理水平。啟動了“三城”同創活動，開展了衛生死角、車輛停放、占道經營、“牛皮癬”、學校周邊環境等專項大整治，創建全國文明、衛生、園林“三城”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目前，縣城主次干道和里弄小巷衛生環境明顯好轉，車輛通行、停放規范有序，城市占道經營、店外店現象得到有效遏制，市容環境和城市秩序明顯好轉，縣城面貌大為改觀。

把農業農村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促進了城鄉共同繁榮。在舉全縣之力強攻工業的同時，我們始終沒有降低對“三農”工作的重視程度、支持力度和投資強度。進一步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整合資金1.6億元，推進了全縣164個水利項目建設。投資911萬元實施了下塘鄉土地治理項目，改造中低產田項目3個，治理面積0.77萬畝，其中園田化0.1萬畝。投資4651萬元對總長27.37公里的新東線、新仙線和飛青線三條農村道路進行了改造。進一步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完成“一大四小”工程造林3.75萬畝，建成“一村一品”示范村14個。全縣具有法人資格的農業企業家達130余家，從事產業化經營的個體工商戶410余家，被認定為農業龍頭企業的有43家，年實現產值18.2億元，銷售收入16.7億元。進一步推進新農村建設。投資3200萬元，完成了通村主干道62公里，村內主干道93公里，村內其它道路98公里；投資860萬元，完成了5950戶村（居）民飲水改造；投資485萬元，完成了5520戶村（居）民改廁工程；投資590萬元，完成了農村舊房改造6010平方米。同時，推進了重點示范鎮建設，打造了一批新農村示范點。進一步培育鄉鎮經濟。大力核減鄉鎮財政水份，鼓勵鄉鎮經濟做實做優做強。目前，全縣鄉鎮財政收入完成5.5億元，占全縣財政總收入的54.5%，其中過5000萬元的鄉鎮達到2個，鄉鎮財政平均增幅達23.9%。

三、民生大改善，社會大和諧，讓改革發展成果惠及更多群眾

在整改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把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加大民生投入，讓改革開放的成果更多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一是把教育當作最大的民生來抓。出臺了教育“1+3”文件，從制度上為教育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投入3500萬元用于校安工程建設，啟動了37個危房改造項目，拆除危房近5.6萬平方米，維修危房10000平方米，新建校舍面積達15000平方米。首次在二中推行“三制”改革，設立了全縣“高考貢獻獎”和玉山一中“教育發展基金”，進一步激發了教育活力。大力開展了在編不在崗教師的清理工作，實施了千名教師招聘計劃，保障了教師隊伍健康發展。針對縣城學校大班額問題，在城東和城北分別規劃建設初級中學和端明小學。逸夫、瑾山、冰溪、明德等縣城小學擴容提升工程有序推進。

二是把民生當作最大的事業來抓。堅持百姓為天，事業為重。全面落實了8個方面82項民生工程，各項考核指標均提前或超額完成全年任務，人民群眾幸福指數進一步提升。進一步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狠抓社會撫養費征收、“兩非”案件、非訴案件、黨員干部職工和名人富人違反生育政策清理等工作重點，共立案查處黨員干部職工違法生育案件40余件，查處名人富人違法生育案件22件。順利接受了“全國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先進縣”的考評驗收，通過了省計生委對縣級計生工作的年度考核。

三是把和諧穩定當作“一號工程”來抓。在全縣范圍內開展“查不足，找問題，解矛盾，保穩定”主題活動，排查各類矛盾糾紛案件1578件，著力解決了一批影響改革、發展、穩定的突出問題和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焦點問題。認真落實領導包案責任制，健全領導信訪接待日制度，結合“百日大會戰”活動梳理確定了100個重點信訪案件，實行縣領導包案負責，目前化解率達90%，其中市聯席辦交給我縣的24件重點案件，已經妥處23起，有效避免了信訪積案的產生。嚴格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安全生產形勢總體平穩。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加大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社會治安保持穩定。去年，我縣公眾安全感位列全市排名第一，在全省排名位列第16名。

四、著力于用人大改革，執行大提高，全面加強了黨風廉政建設

抓好整改，推進工作，關鍵在各級帶頭人。整改過程中，我們緊緊抓住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一主線，順利完成縣、鄉、村三級換屆選舉工作，不斷增強了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隊伍的生機和活力。

進一步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縣委的核心領導作用得到充分發揮，政府抓落實的執行力、操作力、破解難題的能力得到進一步提高，人大依法監督、政協參政議政的成效更加明顯，形成了“一個聲音決策、幾套班子落實”的良好工作局面，發揮出了班子應有合力，也為推進玉山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了堅強保證。

進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樹立選人用人“重德才”的導向，公開選拔了8名科級領導干部、“公開遴選”了16名鄉鎮黨政副職和1名縣工業園區副主任，變“伯樂相馬”為“疆場賽馬”。樹立選人用人“重實績”的導向，始終把實績作為干部職務升降的重要依據，數十名在“百日大會戰”活動中表現突出、在干部考核中公認優秀的先進個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樹立選人用人“重基層”的導向，關心愛護基層一線干部，干部選拔任用向基層一線傾斜。調整使用了一大批鄉鎮換屆待安排的干部，在服務園區發展、化解社會矛盾、加快城市征遷等方面都取得很好成績，社會反響良好。

進一步創新“創先爭優”活動載體。開展了“千名干部下基層、聯戶幫困促和諧”、全縣窗口單位和服務行業“為民服務創先爭優”活動，提升了服務群眾的水平。創新社區黨建工作新機制，社區工作活力進一步提高。采取“三個一”措施，實行縣領導掛點幫扶19個后進村，促進了后進村轉化提高。

進一步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開展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試點工作，并大力向基層推廣延伸。深入推進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和公共企事業單位預辦事公開，基層黨務公開有序推進，使權力運行更加科學規范、更加公開透明。加大腐敗查處力度，紀檢監察機關受理群眾來信來訪148件（次）、立案43起，黨紀政紀處分21人。

以上是我縣針對省委巡視組提出的意見進行的階段性整改工作，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距離上級組織的要求和群眾的企盼還有一些差距。今后，我們將認真貫徹落實省第十三次黨代會精神，以更深的認識、更高的標準、更嚴的要求、更大的力度，力促全縣經濟社會發展邁上新臺階，為奮力躋身全省發展第一方陣、早日建成全省經濟強縣和全國旅游名城而貢獻全部力量。

社會問題論文:構建和諧社會問題思考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為《決定》），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工作原則、主要舉措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是指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綱領性文件。這里，我談談學習《決定》的一些體會。

如何理解和諧社會

要理解和諧社會，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和諧。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和諧的思想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它原指樂律的調和。據《書·舜典》記載，舜曾要求其樂官做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對和諧的推崇在《周易》中也有所體現。《周易·乾·彖》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由于樂律來自對自然之聲的發現，所以古人推而廣之，逐漸把和諧看作自然的法則，由此就有了史伯的“和實生物”、老子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等哲學命題。隨著百家爭鳴的出現，古人對“和”、“和諧”的認識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如《論語·學而》云：“禮之用，和為貴”。《中庸》說得更清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對“和”的這樣一種認識，使得古人在設計未來社會時，常常把“和諧”作為一個根本原則或者一種理想形態。

“和諧”作為一種社會狀態，不是靜止的，不是一潭死水，而是運動的、活躍的、不斷發展變化的。“和諧”并不是沒有矛盾，相反是在矛盾運動中實現的。我們必須樹立唯物辯證的“和諧觀”，必須用唯物辯證的方法論來指導和諧社會建設。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個和諧社會的大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各個要素處于相互依存、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狀態。社會的和諧，既包含穩定、協調，又具有生機與活力，是相對靜止與絕對運動的統一；既體現公平，又促進效率，是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既包含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又包含社會發展的平衡機制，是社會動力機制與平衡機制的統一；既是一種戰略目標，又是一種不斷推進的現實的社會歷史過程，是長遠目標與現實實踐的統一。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要經歷一個很長歷史過程一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需要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而不斷推進的長期歷史過程，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是不斷增加和諧因素、減少不和諧因素、促進社會和諧的過程，是一個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

和諧社會包括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三方面內容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必須整體推進、協調發展，任何一方面的不和諧，都會影響其他方面的和諧。比如，如果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和諧，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人們的生產生活環境嚴重惡化，資源能源供應高度緊張，經濟發展與資源能源矛盾尖銳，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就難以實現。同樣，沒有人與人的和諧，也就無法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無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三者之中第一位的是人與人的和諧，而人與人和諧的關鍵是利益的和諧，核心是建立協調和諧的社會利益關系。這就要求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建立一套保證經濟資源高效利用、社會財富不斷涌流、全體社會成員利益合理分配的經濟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努力使社會各方面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使社會全體成員各盡所能、各得其所。

和諧社會的提出既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社會和諧是我們黨不懈奮斗的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十七大以來，我們黨對社會和諧的認識不斷深化，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的實踐不斷取得新成效。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了全面部署，《決定》既是對我們黨執政經驗的總結，也是對國外一些執政黨執政經驗教訓的借鑒；既是對經濟社會發展一般規律認識的深化，也是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既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也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如何構建和諧社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遵循正確的原則。《決定》提出了“六個必須堅持”：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民主法治，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

必須堅持以人為本。要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實現社會和諧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保障公民平等地享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不斷地改善人民生活，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體現，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更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面對現實中存在的種種不和諧因素，我們要正視，要清醒，更要采取積極措施，統籌兼顧社會各方面的利益，理順利益關系，把公平正義作為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根本尺度，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使全體人民共同參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共同享受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必須堅持科學發展。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也是解決和諧社會問題的關鍵。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也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物質基礎。不發展就不能實現真正的和諧。為此，必須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五個統籌”，要轉變增長方式，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推進節約、清潔、安全發展，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在發展中實現和諧，在和諧中促進發展。

必須堅持改革開放。我們能有今天繁榮發展的良好局面，得益于改革開放；創造中國更美好的未來，仍然要靠改革開放。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創新體制，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在改革開放、開拓創新中實現和諧。要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建立起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的體制機制。要在改革開放中、在發展中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健康有序發展，實現社會和諧。

必須堅持民主法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保證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權利，使人民群眾和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更好地發揮出來，促進政黨、民族、宗教、階層、海內外同胞關系以及黨群干群關系的和諧，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和保證。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進一步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要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要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堅持嚴格執法、公正執法、文明執法。建立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的監督機制。要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傳播法律知識，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覺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

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不穩定就沒有和諧。穩定與否，不僅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而且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更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要保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從總體上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維護社會安定團結，以改革促進和諧、以發展鞏固和諧、以穩定保障和諧，確保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確保社會安定有序和國家長治久安。

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黨。必須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以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堅強有力的政治保證。同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人民群眾的共同事業，必須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發揮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形成促進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建、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

怎樣建設和諧青海

加強領導，狠抓落實。推進和諧青海建設，關鍵在于進一步統一思想，認真學習、深刻領會中央《決定》和同志的重要講話，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加深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認識，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的部署上來，增強自覺性和主動性，提高使命感和責任感。各級黨委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構建和諧青海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使思想觀念、工作部署、工作方式更加適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完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建立健全工作責任制，確保和諧青海的各項任務落實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各個領域，落實到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的全過程。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正視現實社會生活的實際矛盾，正視不和諧、不協調的問題，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什么問題突出就重點解決什么問題。切實把工作的著力點放在抓落實、辦實事、求實效上，使構建和諧社會的成效真正體現到為群眾排憂解難上來，體現到實現和維護群眾的切身利益上來。

科學發展，促進和諧。青海屬于比較貧窮落后的地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就業率不高，貧困人口比重大，矛盾多，各種利益關系協調難度大等等。要解決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必須堅持發展這個第一要務，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在發展中不斷增強社會和諧的物質基礎，不斷解決造成不和諧的突出問題，統一認識，集聚民意，凝聚民心，實現社會更加和諧。在實際工作中，我們要加快青海優勢資源的綜合開發，轉變增長方式，發展循環經濟，提高發展質量，努力構建具有地區優勢和民族特色的經濟發展格局。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建立工農互動、城鄉聯動的機制，轉移農牧民、減少農牧民、富裕農牧民，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加大對人力資源開發、生殖健康服務、人居環境改善、人口合理分布等方面的投資，加快發展教育、文化、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在全面實施生態保護建設工程的基礎上，搞好人居環境建設，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統籌兼顧，突出重點。和諧青海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必須統籌兼顧，突出重點，堅持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力求在解決突出矛盾和關鍵問題上，不斷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要把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作為構建和諧青海的重要抓手，重點抓好就業和再就業、社會事業發展、社會保障和扶貧開發等工作。要努力建設和諧文化，鞏固社會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要注重統籌協調好各種利益關系，加快公共財政建設，注重增加向基層和困難群眾的投入，努力在經濟較快發展的同時，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提高。要建立健全社會利益溝通協調機制，不斷從政策上、法律上、制度上創造公平的社會環境，維護好各族群眾生存、發展和民主權利，當前要注重解決好就業社保、教育衛生、土地征用、房屋拆遷、企業改制、安全生產、環境污染和社會治安等方面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認真傾聽群眾呼聲，堅持不懈地幫助群眾解難事、辦實事、做好事。

夯實基礎，完善制度。和諧的主體是人，是人民群眾。推進和諧青海建設，要堅持依靠各族群眾，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注重充分發揮基層組織和共產黨員服務群眾、凝聚人心的作用，把構建和諧青海的各項工作落實到各級組織中去，落實到群眾中去。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都要善于聽政于民、問政于民、謀政于民，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領。在立足當前、著力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的同時，著眼長遠，在制度建設和創新上多下功夫。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為構建和諧青海提供制度保障。

認真做好民族宗教工作。青海是多民族、多宗教省份，各民族團結和睦，是構建和諧青海的基礎和前提。要繼續保持各民族干部群眾團結共事、和諧相處的良好局面，共同把構建和諧青海的事情辦好。要堅持鞏固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牢固樹立“三個離不開”的思想，提倡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團結友愛，增進各民族群眾的兄弟情誼。要牢牢把握“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進步”的主題，加快推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提高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積極開展“平安寺院”創建活動，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把廣大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信仰不同宗教的群眾團結起來，共同致力于構建和諧青海的偉大事業。

社會問題論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對社會問題開展分析

［摘要］高校大學生是中華民族的希望與未來，如何利用社會熱點問題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大學生群體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期，對大學生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進行深刻剖析及有效引導，不僅是提升大學生群體思想政治素養的需要，更是做好高校穩定工作的需要。

［關鍵詞］社會熱點問題; 大學生; 思想政治教育

在當今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各種信息的輸入和輸出如潮涌般滌蕩著站在思想前沿的高校大學生。社會熱點問題作為一定時期內具有較大影響的社會現象的集中反映，其存在與發展不但能夠體現當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現實，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眾的利益需求［1］。當前的高校大學生多為 “90 后”，他們滿腔熱忱，有時候卻也彷徨游移。社會問題影響著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影響他們的政治認同感。因此，如何對大學生進行社會熱點問題引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的嚴峻挑戰。

1 大學生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

通過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訪談，以及對高校論壇內容的統計分析發現，當代大學生通過媒體時刻關注著社會的發展狀況，關注的問題呈現多元化的趨勢，如誠信問題、國家安全問題、就業問題、三農問題、教育問題、反腐敗問題、社會保障問題、房價問題、環境污染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等。比如: 老人倒了扶不扶，雷洋死亡事件等都是大學生關注的熱點問題，都會對學生產生影響。

2 社會熱點問題對大學生思想意識產生負效應的原因分析

2. 1 社會環境的影響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各種思想、文化、意識形態之間相互沖擊、互相影響。

其次，我國當前所處的特殊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入到一個關鍵的時期，出現各種新問題、新情況。

再次，新生的各種社會利益團體、利益關系的多樣性與沖突。

最后，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民主意識、人權意識也得到了提高，人們表達自己主張的途徑隨著新媒體發展不斷拓寬，這從另一方面導致大量社會熱點問題的出現。

2. 2 新媒體對大學生思維方式 “碎片化” 的深刻影響

通過對大學生關注社會熱點問題的途徑調查發現，大學生關注社會問題的途徑主要集中在 “瀏覽網站” “手機資訊”“網絡電視”等新媒介，而通過 “讀報刊” “聽廣播”等傳統途徑的學生非常少。這表明網絡等新媒體已經走進了大學生學習、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大學生的思想動向［2］。然而，網絡媒介推出的大量都是 “碎片信息”，長此以往也造成了大學生思維方式的 “碎片化”，其結果就是對社會問題認識的淺顯化和間斷化。而且隨著網絡在大學生學習和生活中的盛行，大學生的視野也從現實逐步轉向了虛擬的世界，其思想觀念和思維極易在現實與虛擬的對立中產生扭曲和困惑，從而喪失對現實問題的獨立思考和理性分析的能力。

2. 3 個人綜合素質的缺失

受社會環境、功利性教育的影響，當代大學生普遍只注重專業課程的學習和專業技能的提升而忽視綜合素質發展。他們認為社會道德修養和國家安全教育只是專業課程和專業技能學習中的 “調味品”，而與個體的成長和成才沒有必然的聯系。很大一部分大學生由于涉世不深，受到社會上利益的驅使，產生了嚴重的拜金主義。在他們的認知里，自我利益最大，只要是對自己有益的事情，甚至就算與道德與法律相悖也無妨。

3 基于社會熱點問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導對策及措施

高校作為在校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陣地，在大學生關注社會熱點問題的研究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針對當代大學生在關注社會熱點問題中出現的問題、特點及主客觀原因，高校在教育教學中應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3. 1 將社會熱點問題與理想信念教育相結合

進行社會熱點問題教育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不能偏離教育主題，而是要強化教育主題。并通過學校的主題教育活動，專題講座，黨員學習日，班級團日活動，學生干部政治理論學習等途徑，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學習十八大精神，學主席系列講話精神，幫助學生強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強化大學生辯證看待各類熱點問題，使之能夠較好地理解國家政策方針，樹立正確的形勢觀和政策觀，同黨中央和政府保持思想和行動上的一致。這是應對社會熱點問題影響的思想根本。

3. 2 將社會熱點問題與形勢政策教育相結合

進行社會熱點問題教育須選準時機具有針對性。時機會影響教育的質量和效果。由于社會熱點問題對大學生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如果能夠在大學生最為關注的時間及時搞好教育引導，就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時，要根據學生的思想特點和現實的工作重點，以分析社會熱點的方式來闡明黨和國家的有關政策，加強政治觀、形勢觀教育，幫助學生在豐富知識的同時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看準問題的本質。要針對不同年級、不同專業、不同層次的學生開展具有針對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導大學生理性看待當前社會熱點問題。

3. 3 將社會熱點問題與社會實踐活動相結合

大學生深入社會參加社會實踐活動，進行實地參觀考察、調查研究，這些要比教師講授更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更能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所以，高校應充分調動大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其參與意識，鼓勵大學生真正參與到社會實踐中，讓他們走進社會、觀察社會、認識社會，了解社會熱點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通過權威部門正確的渠道，尋找社會熱點焦點問題的利益關系及矛盾根源，瞄準矛盾焦點及時進行疏導分流，獨立思考，提高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對社會熱點問題進行深入探究。

3. 4 將社會熱點問題與解決學生的實際困難相結

當社會熱點問題與大學生的切身利益疊加在一起出現時，解決大學生的學習、生活、心理問題就成為解決大學生思想問題的前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時刻關注大學生的生活狀況，切實解決大學生的實際困難，才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實現對各種錯誤思想觀念的正確引導與調適。

3. 5 發揮高校輔導員在對大學生進行社會熱點教育中的獨特作用

大學生在校期間，接觸最多的就是高校輔導員，高校輔導員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發揮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輔導員可以利用網絡的便利途徑如 QQ、微博、微信平臺、網站論壇 BBS、網絡錄像視頻、教師郵件、在線留言、師生討論專欄等方式了解學生關注的熱點，還可以通過深入課堂、走訪學生宿舍、召開學生座談會等形式篩選出學生關注較多的、影響較大的社會熱點問題，可利用各種資源，對大學生進行不同渠道的社會熱點的教育引導。

社會問題論文:婚姻悲劇與婚戀的社會問題

摘要：民國上海，中西兩種婚戀文化交織并存，開啟了社會生活中婚戀生活的多元局面。這在緊跟時代潮流的同時，也造成了不少婚姻方面的社會問題。轟動一時的黃慧如與陸根榮婚姻案，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通過梳理與黃陸案相關的歷史文獻記載，以及由黃陸案引發的社會討論，可以探討民國上海存在的婚戀社會問題。

關鍵詞：近代上海；婚戀史；黃慧如；陸根榮

20世紀20年代末，黃慧如與陸根榮的婚姻案（以下簡稱“黃陸案”）在上海引起軒然大波，成為各大報刊競相報道與言說的對象，甚至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該案件在眾多文學、影視作品中持續存在生命力。學術界對“黃陸案”也不乏關注。前人論及黃陸案之時，多從以下三個視角出發：一是該案件的故事性和新聞價值，認為黃陸案不僅揭示了青年男女的戀愛新理念，而且也表明了當時女性追求愛情自由的道路崎嶇坎坷[1]；一是該案歷史文本的演變，認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黃陸案”被以不同的形式繼續演繹，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變成人們的消費對象[2][3]；一是從觀念史的角度，闡述該案呈現的民國時期婚戀觀念、法律觀念、社會觀念沖突[4]。也有學者認為盡管他們的婚姻案曾獲得廣泛的社會關注，但卻難以引起人們的共鳴[5]。這一婚姻案的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呈現了近代上海婚戀方面存在的社會問題。這也使得“黃陸案”存在繼續探討的空間。本文從“黃陸案”的婚姻悲劇出發，論述該案引發的社會討論和呈現的婚戀社會問題。

一、“黃陸案”的婚姻悲劇

黃慧如與陸根榮的婚戀，被認為是當時上海主仆之間自由戀愛的先導。這一婚姻案的具體過程也充滿了戲劇性。此案男主角陸根榮是當時滬上一男仆（茶房）；女主角黃慧如是湖州富商黃楚卿之孫女。黃楚卿在京病故后，黃家遷居上海，住在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黃慧如曾就讀于啟明女中。案發之前陸根榮受雇于黃家，構成了兩者的主仆關系。這一號稱滬上自由戀愛之先導的婚戀，起因卻是婚姻的不自由。黃慧如到適婚年齡之后，時有為她作伐之人，但屢為其祖母所阻。后來，有人為曾任中國銀行總經理的貝淞蓀胞弟來黃家提親。黃母對此婚事頗為滿意，她考慮到黃之祖母對待婚姻的審慎，打算先令人算過兩人的八字，并將婚事基本談妥之后，再向黃老夫人稟明。至于黃慧如，雖然社交受限，但她也接觸過不少描繪婚戀的小說，加之她到了情竇初開的年紀，對婚戀之事滿是幻想。所以，盡管與貝家的訂婚，一切全憑母親做主，她并不參與其中，但她早已從母親口中得知對方供職于銀行，品貌不錯，而且貝家經濟雄厚，頗有名譽，心暗許之。因此，黃慧如對貝黃婚事充滿了期待，并無異議。然而，黃之祖母得知這一婚事后，卻以門不當戶不對為理由，認為貝家有財有勢，黃家與其身份地位相差懸殊，唯恐慧如嫁入貝家之后，難以融入貝家的生活，從而令其兄長設法拒絕此門親事。黃之兄長即以黃慧如患不育之癥為借口，迫使貝家主動解除與黃家的婚約。婚姻不成致使黃慧如郁郁不振，貝家悔婚的理由更使她羞愧難當。考慮到民國時期傳統婚姻中有“祭祀”和“繼嗣”這兩大主題，黃慧如認為患不育之癥的謠言傳揚出去，已將自己陷于無法繼嗣之十分難堪的境地，將不會再有人前來提親，因而懊惱不已、悶悶不樂，欲自尋短見。黃家上下均無法開解其心中的積郁。為此，黃家認為家中男仆陸根榮為人機敏，深受雇主信任，遂令陸根榮前去勸說黃慧如，令其放棄尋死的念頭。此外，慧如之兄長亦有若陸根榮能勸慧如放棄尋死的念頭，可以將她嫁給陸根榮之說。至于陸根榮，據《黃慧如親筆日記》記載，自從到了黃家之后，他與黃慧如多有互動：其一，協助其打發走胡攪蠻纏的黃包車夫，避免其受到祖母的責怪；其二，掩護其閱讀坊間流行書攤所售之言情小說，使其得以擺脫兄長之責怪；其三，時常與其談笑，并關心其日常所需，諸如買水果之類。此外，陸根榮心存“上進”，希望得到雇主的青睞而改變境遇。黃慧如一方面認識到不育之謠言已使自己無望再許配給門當戶對之好人家，另一方面認為陸根榮為人和氣，性格活潑，而且有情有義，可托付終身，對陸根榮漸生情愫。因此，黃陸二人以此事為契機，朝夕相談，頗為融洽，并私訂終身。到談婚論嫁之時，他們考慮到黃之祖母婚姻觀念之保守，料想在這一舊式大家庭中，難以得到理想的自由生活。另外，黃慧如已有孕在身，若繼續留在家中，必定會被人發現其未婚先孕，從而有辱門風。于是，在某日清晨，他們先后離家，一同乘車出走松江，借住旅館，希望組織家庭，結成夫婦。然而，事情卻沒有往自由戀愛獲得美滿婚姻的方向發展。他們不幸遭遇當地流氓的訛詐，不能在松江久居，隨即前往蘇州，租住在位于護龍街（人民路）的古董店樓上。雖然黃陸兩人深居簡出，但松江的流氓還是追蹤到了蘇州。同時，不知黃慧如行蹤的黃家也在《新聞報》上刊登了尋人啟事。松江流氓獲悉后，便前去告知黃家。黃母得知消息后，立即趕往蘇州，并向蘇州警察廳報案。隨后黃陸二人被抓獲，并移解吳縣地方法院檢察處偵訊。法院在未細究詳情的情況下，認定陸根榮誘奸黃慧如，以犯奸科罪論處，判有期徒刑3年。黃慧如則由黃母帶回加以管束。陸根榮不服判決，延請律師宋銘勛提起上訴。盡管宋律師舉證陸黃兩人發生過戀愛關系，且當時兩人均已成年，并未違背當時的刑律，但是開庭之時，法官仍認為此等自由戀愛之事為“傷風敗俗”之舉，并在詢問詞中充滿等級觀念的色彩，認為陸根榮一個小車夫，勾引良家婦女，是為大逆不道之事。法院不僅沒有改正判罰，反而比原判多加了1年的刑罰。隨后，陸根榮繼續請宋律師上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查閱陸根榮申訴之力主婚姻自主、反對傳統禮教，請求撤銷原判并宣告無罪后，認為不無道理，便發還原法院“更新審理”。此時，這一案件已經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輿論對宋銘勛陳述的黃陸兩人反傳統禮教、保護工人利益和提高工人地位之言辭頗為擁護。檢察官迫于外界輿論的壓力，改判陸根榮未犯奸科罪，但是，因為他曾幫助攜帶黃慧如所盜家中衣飾，認定他犯了幫忙盜竊罪，判處刑罰2年。為此，陸根榮再次上訴，在律師宋銘勛和社會輿論的幫助下，終于歷經3年取得勝訴，撤銷了所有判罰[6]。由黃母帶回家中嚴加管束的黃慧如，命運又如何呢？已懷有身孕的黃慧如回到上海后，決定前往陸根榮的鄉下老家江蘇吳縣，看望陸根榮的親人，并以陸根榮妻子的身份在陸家待產。產后隨母回滬，黃家宣稱其產后虛弱，經不住舟車勞頓，病逝而終。

二、“黃陸案”引發的討論

黃陸案發生之后，引發了熱烈的社會討論，使其成為當時不同文化背景之人進行文化宣教的絕佳案例：守舊之人視其為等級不分的有辱門風之事，趨新之士認為這是“婚姻自由”和“打破階級觀念”的典范[7]。總體而言，對黃慧如的褒揚多于貶斥，以至于她在醫院中待產之時，收到不少寄給她的書信，贊揚她為“女界革命的先鋒，自由戀愛的勇將”。在這些被作為宣教范本的表象之下，有人開始思考黃陸案的歸責問題，認為這既有社會風化之不良的原因，又有個人操守的原因，“決非一事一因”如此簡單[8]。亦有人一分為二地看待黃陸案。如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邵力子，曾與戲劇專家洪深一同訪問過陸根榮，他認為“黃陸之戀愛，原則未嘗有差，而其行為則不盡可取”。他推測黃慧如之所以與陸根榮出走并甘愿在陸家待產，是因為“事后已至無可如何之地位”，“不得不出此一著，以示高潔”。因此，他指出社會上無論是攻擊黃慧如之戀愛原則，還是褒譽提倡其戀愛過程之行為，均存在流弊，并不妥當[9]56。當時社會上，對黃陸案之本質剖析最深者，當屬《生活周刊》編者鄒韜奮。在參與黃陸之事討論時，鄒韜奮并不認同這是純潔的戀愛，但仍對黃慧如深表憐惜之情。他認為陸根榮和黃慧如并不懂真正的戀愛，這是由“不良的家庭環境”和“不良的社會環境”造成的不幸又畸形的現象。首先，當陸黃兩人被抓獲受到解送之時，雖然黃慧如堅決不乘車前往，而是與陸根榮一同步行，承受與分擔相應的“屈辱”與“罪責”，但是陸根榮僅僅心系錢財，三番兩次對黃說他身邊無一個銅鈿；其次，陸根榮并未及時告知黃慧如他已有妻室；再次，陸根榮視黃慧如為被“高等人家”貝家摒棄，若不與“低等”的他“姘頭”，便要終身擱置家中，并將責任推卸到黃慧如身上，在法院申辯時提出“是對方（黃慧如）要和他軋姘頭，他不好意思拒絕”，而非社會輿論為其申辯的打破階級觀念與爭取戀愛自由；最后，黃慧如亦未真正覺得陸根榮可愛，而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并深受傳統從一而終思想之影響，即使早知走錯了，亦打定主意走下去。正是由于家庭環境的保守與封閉，缺乏“高尚的男女社交的機會”，加之社會對不幸受愚之女子的冷酷，使得深受感情創傷的黃慧如遇到有人對其大獻殷勤，便不慎失足，身陷囹圄[10]。其后，亦有評論認為黃慧如之事罪不在父母，而在社會環境之惡劣，并倡導青年男女聯合起來打破重圍。該評論提出，以婢為妻為妾之人并不會受到社會之譴責與非笑，而一位自愿嫁給仆人之女子，卻會受到社會輿論之譏笑。這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現，應加以注意[11]。無論是守舊者的謾罵，還是趨新者的推崇，都指向了黃陸案，成為當時眾多知識分子進行趨新或守舊輿論造勢的武器。這無法挽救黃慧如的人生，只能將其一步步推向無法逃脫的婚戀悲劇的深淵。以至于當時有人預測黃慧如的結果已至極其惡劣的境地，無論是否繼續與陸根榮一起生活，都將了無樂趣[9]50-52。

三、“黃陸案”呈現的社會問題

從黃陸案的外在形式而言，代際矛盾與主仆之戀，象征著從家庭內部與社會階級兩個層面對傳統禮教的反抗，頗具改革的意味。事實上，黃陸案是民國上海這一過渡時代的產物，以一位女子的不幸呈現了當時婚戀方面的社會問題。輿論對婚姻自由的宣傳與社會對婚姻自由的接納，仍存在錯位與誤解之現象。錯位現象，即輿論宣傳先于社會接納，社會接納滯后于輿論宣傳；誤解現象，即有些青年男女認為傳統禮教下成立之婚姻事實不構成法律約束力，只需兩兩相愿，便可自由戀愛與同居，從而成立自由婚姻。這一現象在當時較為普遍，無獨有偶，與黃陸案發生之年份相近，也發生了過渡時代的婚姻悲劇，盡管這一悲劇的主角沒有階級差別，因而未曾像黃陸案那樣受到各大報刊的廣泛關注，但是同樣在婚姻問題上描繪了過渡時代的社會問題。1928年前后，浦東日華紗廠機器間工人川沙人顧德明與該廠女工金招弟發生自由戀愛、自由同居，并曾延請律師登報謂兩人婚姻自由，他人不得干涉。招弟之母金吳氏和其贅婿金泉生得知他們同居于交通旅館后，將此事報告給捕房，將招弟領回。因為招弟已經被許配給羅店施阿小為妻室，經過招弟與顧德明之事后，金吳氏難負重責，于1928年11月底送招弟至夫家，先行房，至1929年正月初五日再行結婚禮。然而，顧德明因為金招弟自愿為自己的妻子，卻突然被他人奪取，心有不甘，遂延請律師向地方法院控告此事。法院宣判顧德明所主張之自由婚約，完全不合自由之真諦，只能鑒定為自由戀愛，無法鑒定為自由結婚。因此，不予所請，顧德明敗訴[12]。對過渡時代近代上海存在的婚姻方面的社會問題，當時的電影作品也有所反映。1935年上映的電影《新女性》，同樣講述了一個爭取婚戀自由之后的新知識女性的婚姻悲劇。也許因為婚姻之社會問題在藝術表演上具有張力，當時的藝術家在挑戰傳統、構建未來之時，也將其作為元素納入藝術創作之中。它的悲劇性也更加真切地反映了過渡時代的多元文化，以及無法跟上文化變遷的社會生活環境，曾給當時人帶來的困境，以至使人在思想追求與現實環境之間進退維谷，從而產生新的社會問題。對于當時上海存在的這一社會問題，外僑社會亦有所關注。他們認為婚姻自由給中國人帶來了輕松結婚、輕松離婚的奇怪的婚姻形式。他們在爭取婚姻自由的婚姻當事人身上尋找這一社會問題的原因，認為當時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社會問題，是因為尋求婚姻自由的婚姻當事人忽視了從父母等長輩處聽取他們對婚姻問題的參考意見，忽視了婚姻之中家庭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婚前缺乏對對方家庭的調查[13]。在此處，被眾多崇尚婚姻自由的人士多擯棄的父母等長輩的意見，搖身一變成了當時西方人眼中解決中國社會婚姻問題的密鑰。在對待“婚戀自由”與“私奔”這一問題之時，中西社會存在差異。當時的西方社會，在婚戀文化方面，對女性給予更多的寬容與包容。1925年的某一天，發生了一起在滬西人的私奔事件，在海軍上校查爾斯?馬克斯?科克倫（Capt.CharlesMaxCochran）的主持下，女主角瑪麗?約瑟芬?格拉布（MaryJosephineGrubb）和男主角美國地方檢察官倫納德?G?胡薩爾（Mr.LeonardG.Husar）在公海上結婚。最后新娘卻從身在日本的新郎胡薩爾那里收到一封無線電報，聲稱他將在日本滯留三周左右，此后便再無其他信息。雖然這個戲劇性的結局將會震驚上海，但是他們的婚姻通告卻并未讓他們的諸多親朋好友感到意外。此后，未見西方社會有追蹤這一事情的后續報道。在當時中西方文化對比的語境下可知，黃陸案所代表的民國上海時期婚戀方面存在的社會問題，是多元思想文化交織并存，而又互相排斥的結果，也是思想文化的發展相對超前，而社會生活的變遷相對滯后的結果。

結語

黃陸案，以一位女子的不幸遭遇引發了社會的熱烈討論，有守舊者的口誅筆伐，有趨新者的熱烈追捧，也有知識分子的理性分析。以黃陸案為著眼點，去進一步挖掘民國上海的婚戀報道，可以發現盡管案件主角的身份職業不一，案件的過程多樣，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都呈現了民國上海婚戀方面存在的社會問題，即多元思想文化交織并存，其間有矛盾、有融合，導致婚戀觀出現多元化，容易讓青年男女迷失其中，無法正確看待“婚姻自由”與“父母之命”之間的關系。如果說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會剝奪男女當事人自主選擇婚姻的權利，帶來婚姻不能自主的社會問題，那么以民國上海為舞臺上演的諸如黃陸案之類的婚姻自由帶來的悲劇，同樣會產生新的社會問題。這一問題值得當時人深思，并影響著當今之人對民國上海婚戀圖景的構建與想象，也可以為當今的婚戀生活提供些許參考和借鑒。

作者：王瀛培 徐華博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政治學院 上海圖書館 信息處理中心

社會問題論文:農村留守兒童的社會問題研究

1貧困是導致該問題最深層次的原因

當地苗族農村的經濟普遍落后，家庭貧困的情況很嚴重。年輕的父母為了生計，把孩子留給老人，奔赴現代化的大都市去打工。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有些年輕的父母不愿再回到貧困的家中，毅然決定拋棄自己年幼的孩子和年邁的父母。誠如法國著名的文學家巴爾扎克先生在《驢皮記》中提到的“在貧窮籠罩的地方，就談不上貞操和罪行，也談不上道德和智慧了。”

2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有效措施

2.1法律保護是有效的手段

﹙1﹚加強婚姻登記教育。

“無證”婚姻脫離了當地習慣法的約束，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才使得部分外出務工者留下自己的孩子，讓本就缺乏關愛的“留守兒童”處于更艱難的逆境。當地政府相關部門應該重視此問題，在每年的全縣人口普查時，對外出務工的人員婚姻狀況（包括按照當地習俗的婚姻）進行詳細登記，進行婚姻登記的教育宣傳，對此前早婚未登記，再達到法定婚齡時勸其前往婚姻登記機關登記。

﹙2﹚進行相關法律宣傳。

加強相關法律的宣傳教育是很必要的，讓留守兒童的父母意識到，教育、撫養、關愛子女是法律規定的，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

2.2緩解貧困，是強有力的保障措施

貧困是最終導致留守兒童出現的根源所在。誠如著名英國詩人約翰遜在《致詹姆士.博斯威爾的信》中所言：貧困是人類幸福最大的敵人。緩解貧困的主導力量是當地政府，因地制宜發展地方特色經濟，帶動就業的需求，讓當地人不需要外出務工也能掙錢，還能照顧父母和孩子。作為一線教育工作者，目睹留守兒童艱難的成長環境，卻無能為力。在寒冷的冬天里，腳上穿著一雙破爛的鞋，嬌小的身軀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他們沒有一天不在盼望，異鄉的父母早日歸來。

作者：代建英 陸紹軍 單位：貴州省黔東南州臺江縣城關一小

社會問題論文:地方營業稅征繳的社會問題釋解

1946年生產供給會議及1947年《營業稅條例》的內容及實施

1946年邊區政府召開生產會議，對工商業負擔確定了兩個原則:一是工商業負擔應與農業負擔看齊，二是工商業負擔以其純收入為標準，小商負擔一般要占其純收入20%，中商40%，大商60%。依此原則，制定了《1947年晉綏邊區修正營業稅暫行條例》，并于1947年3月公布。與以前的條例相比，其對營業稅征收影響最大的是營業稅征收范圍和征稅標準的變化。第一，營業稅的征收范圍。關于課稅人的范圍，該條例規定:“凡在本區境內經營工商業者，均須依規定繳納營業稅”;“凡在邊區境內從事牲畜買賣者，不論公私均須交納牲畜買賣稅”;“凡在邊區市場上買賣糧食者，不論公私均須經當地稅務機關設立之過斗人員統一過斗，并交納糧食買賣手續費”;“城鎮兼營工商業與農業者，其工商業收入部分計征營業稅，其農業收入部分，計征公糧”;“為逃避負擔，不占門面，進行不定期之貿易者，應在其所在地做交易時征收營業稅”。[4](P299－300)第二，營業稅的征稅標準。該條例規定:“營業稅按其收入之多寡，本累進稅率每年征收一次，不滿一年者，按月計征。營業稅之起征額為10萬元，起征率為10%，最高率為42%，42%以上不再累進。但601萬元以上之商戶，與一般商戶比較負擔過輕者，亦可酌情增加稅率。”[1](P712)條例公布后，3月20日執行，并限4月5日前完成任務，“執行中又提稅率，從42%提到60%”。“各種牲畜(牛、驢、騾、馬、駱駝、豬、羊)之買賣成交后，買主須從價交納5%的牲畜買賣稅。凡糧食買賣經稅務機關設立之過斗員過斗成交后，賣糧人須從量交納3%的糧食買賣手續費”。“地主、大商等富有者，其總收入不論多寡，均以最高稅率征收之”[4]P300)。此時，已將地主和大商人的性質等同起來。與以前相比，1947年營業稅征收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征收標準的變化上，征收額度和征收比率大大提高。征收標準為總收入按比例累進征稅，改變了過去以純收益征稅的標準，并且大幅度提高營業稅稅率及累進幅度，實行了“高壓強制”式征收。雖然該條例規定營業稅最高率為42%，但條例于3月20日執行，竟要求4月5日前完成任務，因此導致了“執行中又提稅率，從42%提到60%”。由于種種原因，邊區政府不顧工商業發展實際情況，令各區連續增加任務，如“一分區原分配30000萬元(系邊區本幣，下同)，增加后完成44037萬元;三分區原分配63000萬元，后提到1360000萬元;六分區原分配30000萬元，最后完成168800萬元。全邊區共分配171500萬元，完成928417萬元，超過原數的四倍半弱”。不僅如此，還提前預征1947年度營業稅，這樣的做法，無異殺雞取卵，“造成了商人恐慌，商業倒閉，市面蕭條的嚴重惡果”[4](P44－46)。工商業經濟的急劇萎縮，造成貨物奇缺，市場蕭條，物價高漲，交易不便，數年來大力發展的自給自足經濟受到嚴重損害。不難看出，1947年對征收標準、征收額度和征收比率的規定是錯誤的。究其原因，除了為解決龐大的軍事開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共識外，還有以下兩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邊區政府對不同經濟性質錯誤的認識。將較大工商業者等同于地主，將中等工商業者等同于富農，然后根據套用的成分確定稅率，從而“征收毀滅性的工商業稅”[5](P296)。第二個方面的原因在于領導者制定條例時，存在著對商人的報復思想。他們認為:“商人幾年來負擔太輕，生活水平比農民高，而且一部分商人又是地主富農轉化來的，有些商人與地主富農分子，又時時鉆我們的空子，投機取巧，盜竊情報，挖取革命財富。”基于這種認識，他們認為商人負擔應該重一點。他們仇視商人，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賺錢獲利一面，不管其消耗與缺損。

1947年營業稅征收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邊區政府對工商業者增加稅收無可厚非，但不顧工商業發展實際情況，對工商業者實行殺雞取卵式征收，不但直接影響到工商業的生存和發展，更為嚴重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導致工商業者對黨和邊區政府的不滿，并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一)工商業負擔沉重導致大量破產倒閉在1947年，營業稅征收雖然在邊區政府帶有強制性的說服動員下，超額完成了任務，但工商業者負擔達到極點，導致大量工商業破產倒閉。負擔沉重，一方面體現在稅率方面。1944年的條例規定最高只征收純收益的20%，1946年提高到25%，1947大幅度提高，最高征收其總收入的42%，但在實際執行中最高達到了60%。二是在數額上違反條例規定，屢次增加任務，有的增加半倍左右，有的增加了八倍半。[2](P211)據對崞縣的調查，最初規定“營業稅任務為2000萬元，后來屢次增加，竟然增加到15000萬元。結果20戶較大商戶負擔12086萬元，占總稅稅款的88．8%，致使7家較大商號停業”。然而，稅務分局緊接著又布置征收1947年停業戶的營業稅，“并決定按各戶財產70%征收”[4](P61)。如此稅率，與沒收財產無異。不僅如此，晉綏邊區還進行預征1947年的營業稅，邊區分配的任務按去年負擔數字(1100石米)預借1/3，共預借小米406石，還有約800石要負擔，有些商戶根本不敢做買賣了。“不幾天工夫，就垮臺二三十家。”據統計，“1947年因征收營業稅而停業占總停業戶數的41．8%，因懲治奸商停業的占總數的8．4%，因而停業者占30．7%”[4](P68)。可見，營業稅的過度征收嚴重損害了工商業者的利益，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二)商民間負擔不平等，影響工商業合理發展以崞縣為例，為超額完成專署分配的30000萬元，進行評議會評議。“20戶較大商戶負擔12086萬元，占總稅款的88．8%;20戶小商販負擔160萬元，占總稅款的0．9%。”代縣在生產供給會議后，縣政府領導把地主、商人并提，3月份分配任務2000萬元，4月份增加到10000萬元，不久又增加到20000萬元。征收中專署又來指示，要完成40000萬元，還要求不受此數字限制，征收結果完成數為65000萬元。征收辦法為，組織16名中小商的評議會，評時不宣布任務，只是暗示他們往高評。采取的策略是依靠小商，團結中商，打擊大商戶。并告訴評議員，如給大商戶評不上去，就會加重中小商的負擔任務。如此不斷增加，中小商怕加在自己頭上，便盡量往大商戶頭上加。當時評議員們說:“反正大商戶是個垮，寧愿垮一家大商戶，不愿垮10家中商。”這說明了當時一種不實事求是的精神，結果40戶較大商戶，即負擔57277萬元，占總負擔的88%。但對小商則采取了一種不正當的態度，評的收入還比自報收入低。“如冀林山自報360萬元，評為40萬元;申其昌自報250萬元，評為60萬元。”這顯然是有意偏袒小商，加重大商負擔。這樣一來，一般較大商戶，均恐懼失望。有的商人均大散物資，向外面轉移財產，有的財產轉移以后即逃往敵區。總的來說，“大商逃跑停業，一部分化形隱蔽，觀望風聲，中商停滯不前，怕‘拔了高粱露出黑豆’，大商完了，負擔就到他們頭上，小商雖稍有發展，但貨物驟減，市面已大為冷清”[4](P63)。(三)商民和黨、邊區政府關系緊張由于過度征收營業稅，懲治奸商過程中錯誤粗暴行為以及一連串的壓力所帶來的負擔，工商業大量停業。工商業者對黨和邊區政府怨聲載道，不滿情緒日益滋長。邊區政府指示按總收入60%的高稅率征收，并不斷的增加任務，“各地商人由叫重而不敢叫重，有些負擔戶則死拖不交”。1947年稅務局布置征停業戶之總財產70%的稅后，商人反映:“我們想垮也不敢垮了，垮時就按總財產征70%，等于全交了公家，不如還作著。”[4](P59－61)1947年預征營業稅政策出臺后，有些商戶就不敢作買賣了，并說:“共產黨是要農不要商”;“政策就是要把商人搞垮”;“地主商人田忠信、梁春生等數人在院內一面飲酒，一面大罵共產黨，大商聚興瑞全體伙友九人，每日賣多少，吃多少，恣意消耗，一文不留，直到剩下幾件家具，然后散伙。”[4](P65)在所謂的“懲治奸商”過程中，由于什么是奸商也無明確條件，執行中未分清是非輕重，以為“無奸不商”。對奸商進行強制扣押，并嚴重損害了商人的人身權利。如“崞縣上午計劃了7家，下午便引上公安局人員去商家檢查，被扣審訊11家37人，商人一時莫名其妙”[4](P66)。在評議分配任務時，為防止商人逃跑，“在代縣縣城，經調查評議決定各戶數字后，即突然扣起大中商戶42人，然后才給他們宣布任務。并對商人采取了肉刑拷打、逼繳稅款的手段，王朝士、石東仁等便是如此處理”[4](P64)。如此做法，使邊區商人不僅經濟負擔沉重，經濟遭受重大損失，更為嚴重是造成了人身傷害，使社會上一般商人恐懼與不安，對共產黨和邊區政府不滿情緒日益滋長，使黨、邊區政府與商民關系空前緊張。

問題的解決

晉綏邊區在總結過去征收營業稅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工商業政策》中指出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方針，逐步糾正1947年營業稅征收中的錯誤，并于1948年公布了《晉綏邊區修正營業稅暫行條例》，開始對營業稅進行改革。(一)晉綏邊區行署和晉綏稅務分局作了檢討，糾正1947年營業稅征收錯誤根據中央的指示和的報告，晉綏分局與行署對工商業政策均作了檢討。晉綏邊區政府在1948年的《行署關于發展生產的指示》中說:“我們領導在反封建的潮流下，對工商業采取了冒險的政策;為了適應戰爭的要求，缺乏群眾觀點與財政觀點統一的認識，也缺乏按照實際情況規定自己的工作計劃的思想方法與工作作風。實際工作檢查，證明了去年生產供給會議所規定的各種方針，除稅收政策外，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在執行過程中，一些人認為，“抗戰時期，商人生活舒服，對抗戰沒有貢獻”;“商人不知亡國恨，商人沒有民族意識，他們走私漏稅，販賣假貨，應該嚴重懲處”。[4](P63)因此產生一種仇視報復心理，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賺錢獲利一面，不管其消耗與缺損。在征收過程中又不按條例征收，任意加征，使工商業者負擔沉重。晉綏邊區在檢討的同時，指示各地區迅速檢查糾正執行政策中的偏向與錯誤。“凡超過1946年所頒布之營業稅條例而超征之稅款，不論其經營者屬于何種成分，均應一律退還。”為促進工商業負擔的公平合理，對營業稅的征收“改定以純利為計征標準，確定1947年度營業稅按最高不超過純利的30%再折半計征;如某些工商業有特殊苦難，還可呈請行署免征1947年度營業稅;各地不得預征營業稅”。根據指示中所規定的原則和具體辦法，估計共需退還本幣1277325萬元，合標準布51093匹，合小米42577．5石。以當時征到的營業稅折成標準布與計劃應退標準比較，則這次退布數占原征稅布數的44%，即此次退還原征稅的44%。[2](P214)(二)調整營業稅征收政策，減輕稅負，簡化手續，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同等對待1948年公布了《晉綏邊區修正營業稅暫行條例》，開始對營業稅進行改革。新條例的改革主要在于“取消了過去按總收入計算的累進比例征收制度，而代之以資本額多寡累進定分‘固定任務，平均分配’的民主征收辦法。負擔原則，對工礦業負擔最高不超過純收益20%，商業負擔不超過純收益25%”[4](P316)。改變過去查帳、翻底子、計純利的做法，消除工商業者顧慮，調動他們生產積極性，大膽發展工商業。為了方便農村納稅并照顧平等定分的困難，新條例規定:“農村專營之各種作坊(油、粉、磨、氈房)與專營之小商販、運輸、手工業者之營業稅，在征收公糧同時，由區村政府負責征收，但不平等定分，以其純利不超過15%比例計征。屬于專門販賣業者，以其純利最高不超過25%比例計征。”針對以前對地主、富農的偏激政策，為了防止再度侵犯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新條例還專門規定:“地主富農經營之工商業，應同樣受保護，同樣按條例征收，不得歧視。”[2](P200)(三)動員干部下基層，依靠群眾和商人糾正錯誤，重新贏得群眾和工商業者的信任根據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的指示，各地的糾錯工作一般首先是動員各級黨政干部負責同志親自深入下層，并配合工作團與下面干部積極分子從各方面進行宣傳教育工作。然后召開各種商人會議，廣泛深入地宣傳我黨工商業政策，同時組織群眾性的調查討論與糾正退款等工作。“如臨縣商人大會經過宣傳教育后，商人活躍起來，有個商人便直接找到劉專員給他們解決問題。”為充分取得群眾和商人的信任，在經過宣傳教育后，“接著經過群眾路線，組織商人的小組會、貧雇農會、市代表會、評議會和商人大會，進行調查評議與反復評議，把過去征稅、懲奸和三項工作的偏向與錯誤加以研究，對商人處理不當或負擔過重的，均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解決各種問題”[4](P72)。通過政府、群眾、商民等共同的努力，“五寨城關經過宣傳教育已退完，計退戶為70戶，占負擔戶的29%。代縣共退兩次，第一次已退一部分。進過宣傳政策之后，即宣布1947年預借稅全部退還，并分二期付給”。宣布后，群眾皆大歡喜說:“共產黨打人厲害(即征的重)，退的也周到。”[4](P73)當即有30戶準備復業。通過以上努力，晉綏邊區由“營業稅”過度征繳而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也相應地得到了較為妥善的解決，黨、邊區政府與商人關系得到大大改善，使邊區商業重新活躍起來。據臨縣稅務局1948年《關于各市鎮目前工商業發展情況的報告》說:“從2月10日到4月5日，55天中恢復與新增加的就有66家，榆林村高等云等，把數年來沒人占而破爛了的六七間鋪房都修整起來，至現在二道河與市場街兩個主要市場已再找不出空房。每逢集日，街市上也擁擠得很。”[2](P214)再如“代城商人于1948年元宵節前后自動召開了三天繁榮市場大會，調劑物資，供給農民春耕必需品。……大街上，共計有226家，其中66家是整頓市場退款后才復業或新開的。小攤子共有181家，攤上盡擺的土布、山貨、農具等農民實用的東西，四鄉翻身農民盛贊這一新氣象”。可見，工商業者積極性提高，市場得到重新活躍，不僅有利于農民和農業生產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

結語

邊區政府為實現農商負擔的公平合理，保證解放戰爭的勝利，加重對工商業者的稅收負擔亦具有合理性。對此兩難問題，要做到既合理又合法，務必要把握好一個合理的尺度，始終堅持以發展民生為根本。盡管1947年對工商業實行“高壓強制”式的營業稅征收問題，只是黨在某個地區局部執政時期發生的特殊事件，但其留給我們的教訓和啟示卻是十分深刻的:民生問題是人民群眾關心的最基本的問題。關系國計民生的工商業發展狀況事關民生問題全局，對于一個經濟體而言，過重稅負不僅會影響經濟體的活力和競爭力，更重要的是影響到民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問題，關系到民心向背問題。所幸的是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總結經驗教訓、不斷走向成熟的黨，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發現征稅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后，能夠及時糾正錯誤做法，從而使工商業重新恢復活力和生機。

作者：石攀峰

社會問題論文:貧困地區遠程教育管理中的社會問題與措施

《國家中長期教育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要“大力發展現代遠程教育，建設以衛星、電視和互聯網等為載體的遠程開放繼續教育及公共服務平臺，為學習者提供方便、靈活、個性化的學習條件，構建靈活開放的終身教育體系。”十多年來，我國遠程教育的發展為社會培養了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近幾年來，遠程教育逐步向欠發達地區輻射，許多主辦高校通過在地方設立校外學習中心，為欠發達地區的在職人員提供了非常好的教育資源，受到欠發達地區社會各階層的歡迎，但是，許多校外學習中心存在管理不夠規范、管理人手不足等問題，讓一部分學習動機不純的人抓住了遠程教育管理的漏洞，以不正當的方式獲取遠程教育的專、本科學歷文憑，嚴重影響到遠程教育的辦學質量，損害了主辦高校的社會形象，破壞了遠程教育辦學的社會公信力。為進一步了解這一問題，筆者通過走訪和問卷調查發現遠程教育管理中已出現較多不良現象，必須采用有力的措施加以整治，以維護教育的公平。

一、欠發達地區遠程教育教學中心管理現狀

為深入了解目前欠發達地區遠程教育的問題，筆者所在的工作團隊走訪了15個由重點高校設立的遠程教育學習中心，其中公辦學校學習中心3個，占20％，民辦學習中心12個，占80％；訪談了15個學習中心的部分管理人員，并設置了15道問卷調查題目，對學生發出了320份問卷，回收298份，回收率93．1％。在有效問卷中，男性167人，占56％，女性131人，占44％；有公職的社會人員197人，占66．1％，企業員工83人，占27．9％，其他人員18人，占6％。問卷的主要內容涉及學員的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自我評價等，同時隨機訪談了28人，訪談的問題是社會對遠程教育的評價。調查反映存在如下問題：

1．管理人員不足，對學生管理不到位

在訪談的15個學習中心中，當問到一個部門的管理人員管理學生人數時（見圖1），公辦學習中心大多是一個管理人員管理200～300人，而12個民辦學習中心中，一名管理人員管理200～300名學生的有6家，300～600人的有3家，600人以上的有3家。試想一個人要管理600名以上不同層次的學習者，無論多么負責任的管理人員，也肯定會出現管理不到位的現象，在調查中一些民辦學習中心的管理人員也承認了這一點，這種管理模式必然帶來遠程教育辦學質量的下降。

2．辦學設備陳舊，教學條件落后

在訪談中，公辦學習中心辦學條件較好，完全符合遠程教育中心的辦學要求，學生滿意度較高，而民辦學習中心存在較嚴重的辦學質量問題，主要原因是辦學條件差、教學設備落后，從調查數據中分析，學生對遠程教育的滿意度低（見圖2），滿意的占28％，基本滿意的占32％，不滿意的占31％，非常不滿意的占9％，而不滿意的學員，95％是民辦學習中心的。

3．部分學員學習動機不純，學習態度存在嚴重問題

當問到參加遠程教育的目的時，為了提升自我的占28％，因工作和單位需要的占35％，目標不明先拿個文憑再說的占7％，純粹混個文憑的占30％，兩者合計37％，再加上單位強制要求的，也難免會有一些是混文憑的，這說明不少學員參加遠程教育學習的動機不純（見圖3．當問到對所學專業課件是否全程跟蹤學習與作業完成情況時，有45％的學員表示全程跟蹤學習，并自己獨立完成作業，38％的學員偶爾上網學習，勉強作業完成，17％的學員從未上網學習，作業是其他人幫忙做的，這反映出學員的學習態度不積極，并存在較嚴重的學習態度問題（見圖4）。

4．學員的學習質量及學習效果較差

當問到你參加遠程教育的學習質量及學習效果自我評價時，回答很好的占18％，回答還可以的占45％，回答一般的占15％，回答基本上沒學到東西的占25％，這說明學員的學習質量及學習效果不容樂觀（見圖5）。5．社會對遠程教育辦學質量的評價在訪談中，筆者隨機問了28個采訪對象，這28個采訪對象中，有教師、有企業負責人、有政府官員，當問到對遠程教育的辦學質量信任度時，有15％的人認為很好，35％的人認為還可以，45％的人認為遠程教育的辦學質量不好甚至很差，5％的人回答不了解，這說明社會對遠程教育的辦學質量評價不高。6．社會對遠程教育學歷認同度的評價在28個采訪對象中，當問到全社會對遠程教育學歷的認同度時，在國民教育系列中，對全日制學歷認同度最高達100％，其次是對自學考試學歷認同度達95％，對函授學歷認同度75％，對遠程教育的學歷認同度只有71％，這說明社會對遠程教育學歷的認同度不高。

二、欠發達地區遠程教育教學中心管理中折射出來的社會問題

1．大部分民辦遠程教育學習中心管理存在漏洞

從調查數據分析看，公辦學習中心管理比較到位，學員的信任度高，教學質量有保證，社會認同度高，而大部分民辦學習中心則存在較多問題，如亂收費問題，招生和管理中亂承諾問題，學生考試作弊問題等，這些問題的出現必然讓一些投機者有機可趁，同時主辦高校受招生競爭的影響，對部分學習中心管理不到位，管理的漏洞必然導致辦學中各類問題的發生。

2．影響到重點高校的社會形象

目前舉辦遠程教育50多家高校都是211工程院校，是社會各界仰慕的象牙塔，而它們在欠發達地區設立的校外學習中心出現的問題必然影響到公眾對重點高校的印象，如果這種辦學漏洞再進一步擴大的話，這些高校的良好社會形象就會轟然倒塌。

3．影響到社會公信力的提升

高校尤其是重點高校是社會的一方凈土，當遠程教育中所產生的不良現象進一步擴大化時，民眾心中的偶像將不復存在，當重點高校的學歷都可以通過不正當手段不勞而獲時，當一部分人手中拿到的學歷文憑與自身水平不一致時，社會就會對高校的公信力表示懷疑，這將導致整個社會公信力的進一步下降。

4．帶來新的社會不公平

當部分人通過遠程教育的管理漏洞成功獲取學歷后，他們必然會獲取更多的發展機會，由此帶來更多的社會不公平，這種不公平現象刺激更多的人去仿效，當這種趨勢蔓延開來，必然會帶來全社會對高等教育的不信任，這對高等教育的打擊將是無法補救的。

三、提升欠發達地區遠程教育質量的對策

要想解決欠發達地區遠程教育校外學習中心出現的問題，以維護教育的公正和社會的公平，使遠程教育回歸正常的軌道，就必須采取有效的對策，確保教學質量，以較高的質量來維護遠程教育的形象，具體對策如下：

1．建立和完善現代遠程教育ISO質量標準體系

筆者認為，要構建現代遠程教育ISO質量標準體系，規范遠程教育全過程的質量管理，并以此標準指導遠程教育辦學的各個環節，確保遠程教育健康發展。具體而言，一是要關注質量：從理念上探究遠程教育質量的概念、定位與發展，從實踐上探究遠程教育組織為確保質量而實施的質量監控與管理，這包括遠程教育質量標準的制定、質量保證與質量評估的實施等。二是要提升理念，要將ISO9000標準的精髓即《質量管理體系———基礎和術語》中提出的八項質量管理原則融入遠程教育的質量體系中來。三要做好識別過程，包括遠程教育的管理職責，資源管理，產品實現，測量、分析和改進四個方面，分析遠程教育實踐中與標準要求相對應的過程，探索ISO9000作為一般質量管理標準在遠程教育這一特殊領域的運用。

2．以現代化技術保障、提升和控制遠程教育的質量

遠程教育是現代互聯網數字化技術與傳統教學模式相結合的一種新的教學模式，技術也是遠程教育的保障之一，沒有了技術或是技術不先進就會影響遠程教育的質量。因此，要以現代化技術保障、提升和控制遠程教育的質量，用現代化技術提高遠程教育的課程資源配置與使用效率，提高遠程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提高遠程教育的質量評估與考核水平。對于遠程教育辦學單位而言，一是要做好技術的研究開發、引進和使用，二是要研究平臺技術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技術，確保有技術可用、會用技術和用好技術。

3．教育主管部門應加強對遠程教育主辦高校總體辦學質量的監管與評估

目前對主辦高校本部遠程教育的監管和評估是有效的，所以一般情況而言，主辦高校本部的教學質量是較高的，但對遠程教育校外學習中心的監管則不到位，所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必須修改現有的評估體系，加強對遠程教育主辦高校所有學習中心的檢查，尤其是校外學習中心的檢查，以確保遠程教育所有學習中心的教學質量是一致的，從源頭上杜絕不良現象的發生。

4．主辦高校應以追求辦學質量為舉辦遠程教育的根本歸宿

高校將辦學目標定在辦學規模和辦學效益上，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社會現象，所以各主辦高校一定要端正辦學思想，不以規模和效益作為辦學的根本目標，而是以提高社會影響力、公信力，以高質量的辦學作為歸宿，這也是使整個社會回歸教育公平、公正，提高高等教育社會公信力的最根本辦法。

5．嚴格遠程教育校外學習中心的審批與監管

這些問題大多出現在校外民辦學習中心，這就要求主辦高校在審批校外學習中心時，一定要逐條對照國家教育部對校外遠程教育學習中心的要求進行審查，寧缺勿濫，對不符合條件的學習中心堅決不予批準開辦，這就從根本上抵制了不良社會現象的發生，同時對已批準的學習中心進行重新審查，條件不足的必須補充條件，否則堅決撤銷其辦學資格，以保證教學質量。

6．加強對遠程教育學生的誠信教育

以不當的手段取得遠程教育的學歷，是一種不誠信的表現，只有人人講誠信，人人以誠信為榮，這個社會才有希望，才是一個公正、公平的社會，這就要求加強學員的誠信教育，教育他們誠信學習，誠信考試，誠信做人，調動每個學員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

7．全社會應樹立能力本位的用人標準和風氣

每一種社會不良風氣的出現都有其導向標準，這種導向標準就是社會評價標準，當全社會都樹立以能力和知識水平為本位的用人標準，全社會的學習風氣必然逐步回歸。讓學習者學習的目標不是混文憑、混資歷，而是真正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全社會實行這種以能力為本位的用人標準是扭轉不良學習動機的最根本手段。

8．借鑒發達國家遠程教育管理經驗

遠程教育源于西方發達國家，他們有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這其中質量保證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其遠程教育發展的根本保障，所以，我國必須由政府主導，高度重視遠程教育的管理，學習發達國家遠程教育管理的經驗，以確保遠程教育的辦學質量。四、小結當前欠發達地區遠程教育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不僅僅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有從政府到高校，從高校到各校外辦學機構，從高校到學員，到用人單位，全社會共同努力，才能維護遠程教育的公正、公平，樹立起重點高校的良好社會形象和社會公信力，這也是社會正常運轉所必要具備的條件，所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欠發達地區遠程教育教學質量最迫切的時代課題。

社會問題論文:剖析世界貿易體制向社會問題領域外溢

摘要：世界貿易體制是最為發達的國際制度之一，擁有完備的實體性規范和發達的決策與爭端解決制度。出于自身價值的考慮，社會問題領域積極牟取借用世界貿易體制，主要是通過借助世界貿易體制的立法制度來進行本問題領域的制度建設，也通過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制度來保障制度的執行。然而，世界貿易體制向社會問題領域的外溢對于世界貿易體制自身的穩定和發展不利，而且對于發展中國家也會產生不公平的后果。

關鍵詞：世界貿易體制；外溢；社會問題

界貿易體制無疑是當今最為發達的國際法律制度之一，其發達不僅僅表現在實體性規范的廣泛與完備，還表現為包含在立法制度與爭端解決制度中的非實體性規范的發達。在國際領域，發達的制度由于自身的需要和外部問題的需要，經常外溢到其他問題領域，世界貿易體制向社會問題。領域的外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制度建設較為落后的國際社會問題領域一些問題長期得不到有力的解決，然而通過成為世界貿易組織談判新議題的方式，可以形式上成為世界貿易體制下管理的問題，然而在實質上借助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與爭端解決制度來追求其原本問題領域的價值或者政策目標。這是現階段世界貿易體制向社會問題領域外溢的主要動力。

社會問題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制度還存在一般制度借用所不具有的迫切性。在管理社會問題的國際法律制度中，有一定貿易制裁的規定作為強制守法的威懾手段和違法的制裁措施，但是由于這種制裁可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再加上由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種貿易制裁的實施國和對象國可能都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從而引起世界貿易組織下的爭端并被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判定要更改為與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相符。這樣的情況，等于剝奪了某些社會問題國際制度的威懾手段和強制措施，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非常不利，導致社會問題國際制度無法有效地維護其規范的權威。社會問題如果能夠成功地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運用貿易制裁的強制手段來維護本問題領域的價值。

一、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

非世界貿易組織問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有兩個明顯的好處：一是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規定較為完善，再加上其成員眾多，大大減少了達成為眾多國家接受的國際協議的成本；二是對于因為利益分歧而很難達成協議的問題，可以通過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與貿易問題進行利益交換從而達成協議。這樣極大地節約了非貿易問題制度建設的成本，不但直接利用了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規范，還幫助分歧較大問題的解決，有助于其實質性規范的形成，最終推動本問題領域價值的追求。

社會問題領域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規范當然也具有同樣的好處。雖然知識產權問題不屬于社會問題領域，但是由于知識產權問題是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立法規范最為成功的例子，本文先考察一下其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立法規范的情況。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生效以前，雖然存在關于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國內法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還是具有較大的自主性，不發達國家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普遍較低。《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生效以后，在一些方面提高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而這種提高在非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立法規范的情況下是較難實現的。

以《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31條為例，該條的制定對各國國內法的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做了嚴格的限制，提高了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該條規定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專利強制許可制度要遵守的12項條件，給強制許可的實施增添了困難。而且該條表述較為含糊，可能是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妥協的結果，但是含糊的用語也存在進一步加強該條對國內強制許可限制的可能。

在TRIPS生效前，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明確規定了專利的強制許可。《巴黎公約》第5條是最為普遍適用的關于專利的強制許可的國際知識產權規范，其規范的內容主要是承認了專利的強制許可，并限制了專利的撤銷。從專利的強制許可被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承認開始，在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框架下，針對限制或者禁止專利強制許可的斗爭始終沒有停止過，但是一直沒有對《巴黎公約》第5條中規定的專利強制許可形成實質性的限制，更不用說禁止了。一俟TRIPS協定生效，就對專利強制許可形成了非常嚴格的限制，大大提高了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在國際知識產權制度中不能產生的規范，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產生了。

現實情況也說明了TRIPS協定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如在藥品專利領域，TRIPS生效之前是有超過100個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不保護藥品專利的，但是在TRIPS生效之后，這些國家都要保護藥品專利。而2000年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以《巴西工業產權法》違反TRIPS協議為由要求與巴西進行磋商，更是驗證了TRIPS協定不但提高了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更是給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安裝了牙齒。

環境問題是屬于社會問題領域中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立法制度最為成功的一個問題，世界貿易體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提出了與貿易有關的環境問題。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世界貿易組織的總憲章《關于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馬拉喀什協定》在其前言確定不疑地將環境保護、稀缺資源的維護和可持續性發展列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目標。此外，各國部長同時還簽署了《貿易與環境決議》，并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農產品協定》、《衛生檢疫協定》、《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中提及環境問題。此后，世界貿易組織的部長會議產生的最后文件都要談到貿易問題。然而，由于世界貿易體制下產生的關于環境問題的規范基本上屬于不可適用的規范，很難說環境問題對于世界貿易組織立法規范的借用產生了實際的結果。

二、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

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機制最終就是依靠授權貿易減讓的撤銷來保障爭端解決結果的執行。這種經過授權的貿易減讓的撤銷事實上就是一種貿易報復，爭端解決機構在通過的專家組或者上述機構的報告之后，違法成員應該根據爭端解決機構的決定糾正自己的違法行為，如果違法成員不執行爭端解決機構的決定，那么就要面J臨經過授權的受害成員的報復。。由于這種報復機構成員方全體授權，違反成員無法針對授權的報復進行反報復，否則就是對于世界貿易體制和成員方全體的挑戰，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授權報復的有效性。再加上這種授權使得受害方可以在世界貿易領域包含的范圍內進行交叉報復，使得受害方的報復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戳到違法成員的痛處，進一步增加了授權報復的有效性。如果社會問題制度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報復制度，可以使得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為自己所用，加強保障本制度的執行。另外，如前文所述，如果不在世界貿易組織規范規定的例外范圍內，實施貿易限制措施屬于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范的行為，很可能引起世界貿易組織下的爭端并被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判定要更改為與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相符。在這樣的情況下，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能夠避免自身的貿易制裁強制措施被世界貿易組織判斷為非法。

有人建議世界貿易組織不應該是一個封閉的體系，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在適用法律的時候，應該把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當作整個國際法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來看待。這種觀點如果成立，就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制度中的貿易制裁強制措施在世界貿易組織下違法的問題，使得社會問題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不再顯得那么迫切。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允許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來規避其在其他國際法制度下承擔的義務，那么其他國際法制度中的強制手段無疑是形同虛設，其權威和效力無疑大打折扣。而且當這些其他的國際法制度所維護的價值高于貿易價值時，或者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國際強行法時，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于其權威和效力的減損更是不能夠容忍的。況且國際法分支數量越來越多，專門的爭端解決機構也越來越多，整體確實需要一定的協調機制，以確保其相互銜接，化解其沖突和矛盾。

然而，在完備的協調機制建立之前，國際法的碎片化現象是不容否認的。而且國際社會并沒有對不同國際法規則的位階達成共識，國際強行法的概念和內涵也頗有爭議(賈海龍，2008)。總而言之，現在還沒有較好的辦法來解決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與其他國際法規則的沖突。由于世界貿易組織的強勢地位，就會出現本文導論中鮑威林所講的“吸塵器”現象，凡是受到貿易損失的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不管這種損失是否是由于其他合法原因造成，在很多情況下都會積極訴諸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制度，以求得貿易利益的保全。當然這種情況不僅僅發生在其他國際法制度使用貿易措施的時候，很多情況下屬于根據國內法使用貿易措施來貫徹一定的公共政策。而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加入與貿易關系比較遙遠的新議題，則可能是一種逆向思維的結果，用以解決世界貿易組織與其他國際法規則的沖突。既然世界貿易組織吸人其他與貿易有關的爭端，為什么不以“與貿易有關”的名義，把其他國際法規則、特別是社會問題制度納入到世界貿易組織之中，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明確規定這些國際法規則與貿易規則的關系，這樣反而能夠維護這些國際法規則的效力，實現其要保護的價值目標。而且這種作法不僅僅使這些國際法制度擺脫了獨立于世界貿易組織之外時無法利用貿易制裁作為強制手段的困境，而且在國際法整體協調機制建立之前，干脆使其他國際法規范“鉆進”世界貿易組織的“肚子”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相對較為完善的爭端解決結果的強制機制，增強其規范的效力。

對于非貿易問題借助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機制，除了知識產權問題有過幾次不成功的嘗試，基本上還沒有出現過實例。非貿易問題中的社會問題在借助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機制方面也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成績，不過由于前述借用世界貿易體制爭端解決機制的動因的存在，相關嘗試和努力是不會停止的。

三、世界貿易體制新議題的歷史與命運

全面借用世界貿易體制的最為典型的嘗試一直是通過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加入關于社會問題的形式進行的，由于這些議題不屬于傳統多邊貿易談判的內容，所以和其他一些過去多邊貿易談判沒有涉及到的議題，被稱為新議題。

在GATT的發展中，勞工權的保護一直是由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在推動，但是一直遭到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所以在世界貿易體制中，勞工權問題根本沒有被列人談判的議題當中，其借用世界貿易體制一直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而環境保問題由于在20世紀70年代后引起國際社會的逐漸重視，作為致力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的世界貿易體制，不免要涉及到貿易與環境之間矛盾的問題。最初的接觸是1972年斯德哥爾摩大會前夕。1971年11月，GATT代表理事會同意建立環境措施與國際貿易工作組(EMIT)，其成員資格對所有締約方開放。貿易與環境的關系第一次在GATT內部被擺在桌面上。

1971年到1991年期間，環境政策對于貿易的影響逐漸增大，而隨著貿易量的增加，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也日益廣泛，這引起了一系列的討論。如烏拉圭回合談判提出了與貿易有關的環境問題，并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農產品協定》、《衛生檢疫協定》、《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中提及環境問題。

不過，在環境保護問題上，各個國家的意見分歧也比較大，特別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存在著較大的利益沖突，所以在世界貿易組織內部討論環境問題，一直也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后，就開始醞釀新一輪的多邊貿易談判，勞工權和環境權的保護再次作為候選議題被提出。

1996年在新加坡召開了世界貿易組織的第一次部長會議，由于美國和歐盟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堅持，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有所松動，《新加坡部長宣言》中寫入了有關勞工權的內容。到了1998年日內瓦世界貿易組織第二次部長會議，美國總統克林頓發表演講，強調在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談判中要包括貿易與勞工標準的“新議題”。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第三次部長級會議在美國城市西雅圖舉行，在會議上，美國總統克林頓再次公開提出將勞工標準納入新一輪談判議程，并首次表示要對違反勞工標準的國家實行經濟制裁。這與1996年世界貿易組織《新加坡部長宣言》中緩和的措詞、中立的態度是嚴重不符的，因此泰國、印度、巴西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指出，發展中國家的權利不被尊重，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用勞工問題向發展中國家施壓，強烈反對把勞工問題納入到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議程。由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勞工權問題上分歧太大，到了在多哈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會議，發展中國家堅決反對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討論勞工權問題，勞工權問題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文件中就再也沒有出現了。從世界貿易組織第一次部長會議開始，環境與貿易的問題都出現在《部長宣言中》，根據啟動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的《多哈部長宣言》，環境與貿易問題成為新一輪談判的正式議題。關于這一議題的新一輪談判將涉及：現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與多邊環境協定規定的具體貿易義務之間的關系；世界貿易組織相關委員會與多邊環境協定規定的具體貿易義務之間的關系；世界貿易組織相關委員會與多邊環境協定秘書處定期交換信息的程序；減少或消除環境貨物和服務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此外，宣言要求CTE對下列問題給予特別關注：環境措施對市場準入的影響，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TRIPS有關條款與環境的關系；環境標志問題。

隨著多哈回合依然處于休眠期，世界貿易體制新一輪談判暫時對于生命健康、勞工和環境等議題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突破。不過，多哈回合的屢次部長級會議對若干社會問題都有所涉及，所以不能說在非實在法層面以及對未來的影響方面，多哈回合發起和談判過程中進行的新議題談判努力沒有任何作用。

當然，這種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對未來新議題加入世界貿易體制的影響上，還體現對于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的影響。以環境問題為例，從GATT時期的“金槍魚——海豚”案到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后的“汽油標準”案、“美國——海蝦海龜”案及“歐盟——石棉”案，世界貿易組織／GATT的專家組與上訴機構明顯朝著重視環境保護的方向發展。鑒于世界貿易組織／GATT在爭端解決中對待這個問題態度的變化對締約／成員國影響最直接，而且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后常設的上訴機構對案件結果及后繼類似案件影響巨大。。事實上，如果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機構通過案例法確立了追求社會問題價值的規范，那么就等于通過法官立法的途徑把社會問題納入到世界貿易體制下，允許社會問題借助世界貿易體制進行制度建設(ThomasCottier，2003)。

四、結語

世界貿易體制的外溢固然體現了世界貿易體制的高度成功，就像歐洲一體化由經濟貿易逐漸外溢到政治軍事領域一樣，體現了歐洲共同體的成功。然而，又如同歐洲一體化在世紀之交限于停頓，顯示了制度外溢存在威脅制度本身的危險，世界貿易體制如果納入復雜的社會問題，可能導致世界貿易體制受到拖累，甚至導致崩潰。那么，社會問題不但不能利用世界貿易體制解決自身的問題，而且原本得到較好促進的貿易價值也受到損害。這是世界貿易體制外溢的現實危險，值得我們注意。

而且，世界貿易體制向社會問題領域的溢出，還存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嚴重的利益沖突。一旦社會問題被納入世界貿易體制，發展中國家就要被迫提高其社會問題的管制水平，其國內企業的生產成本就會相應提高，并因此對其國際貿易產生負面影響；而本來國內社會問題管制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則不會增加國際貿易的成本，相反其成本相對降低。從這個角度而言，社會問題被納入世界貿易體制，等于世界貿易組織原來的談判結果進行了有利于發達國家的修改，這是不公平的。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允許社會問題借用世界貿易體制，從自身的利益考慮，也是不明智的。

社會問題論文:娛樂業環境與社會問題

科學發展的理念，是在總結我國現代化建設經驗、順應時代潮流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我們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貫徹落實的一個重大成果，就是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為五大建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為了解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人與自然的突出矛盾提出來的，是對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的積極探索。

一、從全面貫徹落實的高度認識和抓好生態環境保護

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拋棄了那種以人為中心、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觀念，并將人與自然相和諧的重要性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1、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又好又快發展的基礎和目標

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而堅持又好又快發展則是全面落實的本質要求。所謂又好又快發展，即是要更加注重發展質量和效益，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又好又快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生態環境。

一方面，資源和環境是又好又快發展的物質基礎。我國是一個資源大國，同時也是一個人口大國，按人均計算，我國的耕地、水、礦產資源的擁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中國速度”令世界矚目，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位。但由于傳統的粗放型發展和消費模式，我國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高消耗與高污染基礎之上的，據有關資料，我國單位資源產出水平僅相當于美國的1/10、日本的1/20，而單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則是發達國家的8-9倍。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模式很難長期支撐經濟的發展，更談不上又好又快的發展。資源環境問題，不僅是我們的近憂，更應是我們的遠慮。

另一方面，發展不能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又好又快發展包含著建設和諧良好的生態環境。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不僅造成資源難以為繼，還帶來生態破壞和環境惡化，這樣勢必會抵消部分發展成果、并嚴重制約發展。《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指出，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也就是說，當年10.1%的GDP增長率，扣除污染損失，就只剩了7.05%。又好又快發展是有機統一的整體，保護生態環境、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一項重要內容。

2、人的全面發展離不開和諧的生態環境

以人為本是的核心，人的生存和發展是的基本出發點。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人的全面發展表現為人的活動、需要和能力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必須以社會和物質條件為基礎。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重要基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則為人們的生存發展創造更多物質財富。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們生存質量不斷提高的重要基礎，生存質量的不斷提高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動力和條件。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與自然和諧的體現，也是和諧社會主要內涵，和諧的社會則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豐富人的發展內涵。試想，一個處在惡劣的環境中、不斷受到污染侵擾的人，其全面發展將從何談起？

3、加強環境保護是建設生態文明的要求和體現

生態文明以尊重和維護自然為前提，以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為宗旨，以建立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為內涵，引導人們走上持續和諧的發展道路為著眼點。生態文明強調人的自覺與自律，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處共融。生態文明既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也追求人與人的和諧，而且把人與人的和諧作為人與自然和諧的前提。建設生態文明，一要努力形成符合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改變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發展方式，主動選擇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率的生產生活方式，努力把經濟開發活動控制在環境可承載的范圍內，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二要大力推進可持續發展的體制建設，健全和落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和嚴格的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完善有利于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法律和政策。三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大對節能產業和環保產業的投入，開發和推廣節約、替代、循環利用和減少污染的先進適用技術，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四要加強重點污染防治。

二、加強餐飲娛樂業的污染防治已成為我區生態環境保護的工作重點

江岸區是一個老城區，地處市中心，人口密度大，資源條件十分有限，產業結構和布局不盡合理，環境質量不容樂觀。改革開放以來，全區經濟快速增長，各項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結構性問題，群眾對環境污染問題的反映突出，尤其是餐飲娛樂業的污染擾民問題比較明顯。餐飲娛樂業的污染防治，直接關系到江岸“兩型社會”建設和現代服務業強區、和諧城區、生態文明城區建設的進程。

1、江岸區環境質量總體狀況

江岸區環境質量的總體情況是：空氣質量基本達標，地表水環境質量不容樂觀，聲環境質量較好，主要污染物排放逐步削減。具體如下：

——空氣質量考核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顆粒物（PM10）三項主要污染物，其中可吸入顆粒物（PM10）濃度年均值則略超過二級標準0.10毫克／立方米的限值，但有下降趨勢。近幾年的空氣污染指數（API）<100的天數（即空氣質量為優或良好）逐年有所提高，年為295天。

——我區地表水體主要包括塔子湖、鯇子湖、長江、朱家河等自然水體，根據監測情況，除長江水質達到III類水體標準外，我區的兩個湖和朱家河的水質分別按IV類和V類水體考核均超標。

——我區域環境噪聲55.7分貝，道路交通噪聲為69.2分貝，均已達標，尤其是自采取禁鳴、道路刷黑等措施后，道路交通噪聲改善明顯。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年的基礎上有較大幅度削減，工業廢水中中化學需氧量（COD）削減29.6％、廢氣中二氧化硫（SO2）削減8.1％，均超過國家規定的削減進度目標。

2、各類生活源已成為我區的主要污染物來源

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我區以工業制造為主的二產業比重已不足30%，而三產業的比重已達到70%以上。通過多年的污染防治，我區的工業污染防治水平已處于較高水平，年，工業廢水達標排放率為98%，工業廢氣達標排放率為97%。但是，三產業的污染狀況不容樂觀，尤其是其中的餐飲、住宿、娛樂等行業的污染負荷比重較大。

根據年開展的全國第一次污染源普查，2007年，我區復核調查口徑的污染源1524戶，其中工業源361戶（包括制造業、水生產和供應企業），生活源1164戶（包括住宿業454戶、餐飲業522戶以及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醫院等）。

從表中可見，生活源的廢水和廢氣的污染物排放量都遠遠超過工業源的排放量。同時可見，餐飲業無論事從單位數量還是從的廢水污染物排放量，都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生活源中的廢氣污染物主要來自機關事業單位、醫院、浴池等單位的鍋爐。由于噪聲污染源沒有納入此次調查的范圍，因此，主要產生噪聲污染的卡拉Ok、KTV等娛樂業未作調查。

3、餐飲娛樂業污染的環境和社會問題

根據污染源調查和環境管理的工作實際情況，生活污染源的污染防治應作為我區環境保護工作的重點，尤其是餐飲娛樂業的污染防治必須加強，應著重解決以下問題：

一是應加強餐飲廢水的治理，綜合處置餐飲廢油殘渣。由于餐飲經營單位分布廣，且大多數規模較小、場地有限，餐飲廢水大多未進行單獨處理，而是排入排水管網到城市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但是，直接排放的餐飲廢水中含有大量的動植物油、殘渣等有機污染物，不僅造成水體污染、加重城市污水處理廠的負擔，而且易造成排水管網的堵塞，同時，由于管理的不到位，部分餐飲企業的餐飲廢油被不法分子非法回收加工再生食用油、餐飲殘渣用作喂豬飼料，造成了嚴重的食品安全隱患。

二是應加強餐飲娛樂業產生的油煙噪聲污染，減少油煙噪聲擾民現象。由于我區是一個老城區，城市規劃布局新老交錯、功能區混雜，餐飲娛樂行業很難嚴格地與居民區區分開，因此，餐飲娛樂業的油煙噪聲污染擾民問題比較突出。年，我局接受的環境信訪投訴共1081件，其中關于餐飲娛樂業的油煙噪聲投訴為658件，占全部投訴的60.9%。雖然油煙和噪聲擴散和影響范圍有限，但其感官影響明顯，嚴重影響了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城市景觀。

三、按照的要求推動和強化我區餐飲娛樂業的污染防治工作

1、加快推進餐飲廢水治理和餐飲廢油殘渣的綜合處置利用。

隨著餐飲業的發展壯大，其對環境的影響日益顯現，尤其是其排放的廢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機污染物，會對水體造成嚴重的污染。由于我市居民的飲食結構及習慣等原因，直接排放的餐飲廢水中含有大量的動植物油，其濃度一般可達到100－500mg/L，最高時可達到1000mg/L以上，是一般生活污水的數倍或數十倍，對水體污染十分嚴重，并在較大程度上增加了城市污水處理廠的處理負荷、影響其正常運行，容易造成城市排水管網的堵塞。

而且，排放掉的動植物油可回收加工成脂肪酸廣泛應用于提煉生物柴油、生產洗滌劑等行業，具有較高的回收利用價值。因此，要求餐飲企業安裝廢水隔油脫油裝置，對其廢水實施脫油處理，并引進相關企業對廢油進行回收加工，即可較少污染物排放，也可實現資源回收利用。計劃通過2年時間，要求江岸區內有一定規模的餐飲企業安裝廢水隔油脫油設施，并引進相關企業，組建回收網絡、建立加工基地，對餐飲廢油和殘渣進行回收和資源化利用，建立和完善餐飲廢水治理——廢油回收——廢油提煉加工的循環產業鏈。

2、加大餐飲娛樂業油煙噪聲的污染治理力度

一是以街道為單位實施區域整治。根據小餐館多，且大多分布在居民區內的特點，以街道為單位，開展創建油煙噪聲治理達標示范街道活動，并在部分街道進行試點，在試點的基礎上加以推廣。對街道轄區內的所有餐飲企業，無論有證還是無證，一律要求進行油煙治理。

二是加大財政資金對油煙噪聲整治工作的支持力度。將油煙噪聲治理資金納入年度預算，采取按設備投入比例獎勵的措施，對按要求實施了油煙噪聲治理的經營戶給予資金支持，通過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鼓勵和引導經營業主們開展油煙噪聲治理，從而有效地推動此項工作。

三是加大對占道早點、夜市排擋的整治力度。首先從經營時間和環境衛生予以規范，并逐步予以取締。如對主次干道早點經營戶和攤群要求9:30之前收攤入室，對社區內的早點經營戶和攤群則要求10:30之前收攤入室；對夜市排擋攤群要求確保晚12時以前無占道現象，確保周圍環境衛生。鑒于木炭燒烤的煙霧污染較大，嘗試取締夜市排擋攤群中的木炭燒烤，努力引導經營戶改為電烤。

四是在餐飲油煙噪聲污染的防治中注重區別不同情況、分類治理，對有證照、有一定規模的經營戶，嚴格按照環保法規的要求進行油煙噪聲的治理，安裝和完善油煙凈化設施；對于無證照的經營戶不是簡單地予以取締，而是對具備一定條件的經營戶，按要求安裝油煙凈化設施、辦理相關證件，促其規范經營，既消除了油煙污染，又防止了可能因此產生的不穩定因素；對存在嚴重污染和占道的經營戶，則堅決予以取締，勸其轉向經營。同時，在實施過程中注意利益平衡，必要時通過行政調解，以項目福利對居民利益予以一定補償，已解決油煙噪聲污染問題。

3、完善和創新餐飲娛樂業污染防治的制度和機制

一是嚴格環保審批防止新污染的產生。嚴格執行環保法規，對新建的餐飲娛樂單位，從選址、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嚴格把關，防止新污染的產生。擴大公眾參與程度，在選址、建設等審批過程中，充分聽取和尊重所在社區和相關居民的意見。

二是建立和完善部門之間的協調聯動機制。建議設立油煙噪聲治理工作領導小組，由分管副區長任組長，區政府辦、環保、工商、衛生、城管、衛生、監察等部門為成員，強化各部門的職責，并且加強督察，增強各部門的責任感和部門之間的協調聯動。

社會問題論文:剖析三槍拍案驚奇看社會問題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封建道德規范體系仍舊影響著當代社會及公眾的思想狀態，其原因是未完成世俗化階段，中國近現代沒有哲學家及社會經濟發展過快。這一狀態的危害是當前中國社會大眾不快樂，影響社會經濟發展進程。電影《三槍拍案驚奇》是當前文化領域對中國社會世俗化進程的一次探索。

【論文關鍵詞】社會道德規范體系世俗化電影

自宋明以來，程朱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與陸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學為核心的道德規范體系統治了中國社會一千年。其核心是“存天理、滅人欲”的極端禁欲主義。

其后自明朝中葉起，先后有顧炎武、戴震．龔自珍、魏源等啟蒙主義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改良主義思想家中山、章太炎等資產階級革命家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先驅，紛紛舉起“釋放人性”的大旗，對這種極端禁欲的封建倫理道德進行揭露、批判與斗爭。其后更經的滌蕩，這一長達千年的道德規范體系終告瓦解，但殘余尚存。

一、封建道德規范體系殘余的原因分析

1、未完成世俗化階段

從文藝復興的歷程看，重構一種道德規范體系，世俗化是一個必經階段。甚至“文藝復興的內在精神其實就是一種世俗精神”；甚至“文藝復興的動機就是追求世俗享樂”。只有經過世俗化階段，才能從思想與文化上瓦解與替代前一道德規范體系，消除最后一絲殘余。而且相類似，中國近現代反的不是道德，文藝復興運動反的也不是宗教，而都是極端禁欲的道德規范體系。

但是中能國的世俗化階段一直未完成原因有二：一是之前反極端禁欲的道德規范體系的運動的主力是上層文化精英與知識分子，而普通社會大眾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識與教育，不能充分參與這一文化運動。二是中國長期處于積弱積貧的狀態，普通社會大眾沒有必要的財富來催生與消費世俗化的成果。而世俗化的主體是普通社會大眾。

2、中國近現代沒有哲學家

這里不是指哲學學家，而是指能夠先于社會歷史發展為中國社會與社會大眾提供發展方向與道德規范的哲學家。這是一千年來思想禁錮的必然結果，也是必須引入與踐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

上層建筑的范疇可以引入外部哲學，但是組成下層基礎的中國社會大眾的思想、文化與道德規范則是必須“依靠這一塊土地這一個國度”及“這一處水、這一條河、這一日泉”的。但由于中國缺乏哲學家來提供這規范，所以改革開放后處于二千年未有變局中的中國社會大眾就表現“失范”了。

3、社會經濟發展過快

依靠自我調適，改革開放后一千年來首次掌握了財富且擺脫了人身束縛的中國社會大眾也可以慢慢摸索、借鑒、試驗從而建立適應新形勢的道德規范體系。但是社會經濟發展太快。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走完了歐洲

二、三百年才走完的路，而在社會財富快速增長支撐下的中國社會大眾對思想、文化與道德的巨大剛性需求則急不可待了。

二、封建道德規范體系殘余的危害

1、中國社會大眾不快樂

已經掌握了財富，但是卻沒有與之相匹配的進行消費與享樂的道德規范體系，或者通俗地講，已經每頓可以吃三碗飯了，但是現行的卻是殘余的道德規范體系卻認為一頓吃一碗甚至更少才是道德的，才是一個高尚的人應該做的。可是人欲是特質主導的，所以中國社會大眾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一邊一頓吃三碗另一邊卻受著一頓只能吃一碗的據制約，所以很不快樂，進而形成了社會性的不快樂。

2、不利于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與封建社會土地創造財富的財富生成機制不同，現代社會的財富生成機制是消費創造財富。而享樂欲望催生消費，但是現行的卻是殘余的道德規范體系壓制了中國社會大眾的享樂欲望，進而也壓制了消費，進而也必然制約了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歷史地看，道德規范體系是有工具屬性的，對社會經濟發展有明顯的杠桿效應，或者說道德可能是一種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的工具，合理運用會極大地刺激社會經濟的發展。

三、電影《三槍拍案驚奇》世俗化的標志性意涵

中國社會大眾的這種思想空洞化在文化領域催生了巨大的社會需求，也催生了巨大的商機。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張藝謀、張偉平、趙本山，開始了既能夠滿足社會需求，又能夠為自己帶來巨大財富的積極探索。

電影《三槍拍案驚奇》是這一探索的標志性體現。之所以稱之為標志性，或者之所以由且只能由張藝謀、張偉平、趙本山來實現這種標志性體現，是因為《三槍》具有三個特殊因素。

首先是張藝謀的巨大象征意義。奧運會開幕式的巨大成功張藝謀具有了國家與民族層面上的象征意義與巨大的文化影響力：屢獲國際大獎形成的外部認可使張藝謀具備了足以以一已之身與從上往下與國內雖所謂精英但仍處“井底”的話語權掌握者相斗爭的資本與支撐：長期的社會性話題糾紛使張藝謀具備了能夠吸引社會各領域、各階層的注意力與吸引力。這三個有利條件，放眼中國尚只有張藝謀一人具備.其次是張偉平的體制外思維方式。張偉平與張藝謀的結合用當下的任何一種規范來考察都是一件怪事，只做張藝謀一個人的電影，張藝謀去做奧運會開幕式新畫面就停業三年，這不是～種體制內的思維方式，更不是體制內的獲利方式。但是對任何一種新規范體系的探索其前提是對1日規范體系的逾越，而且從結果看，這種逾越、這種體制外思維方式不僅開創了一種新的獲利方式與獲利路徑，也使張藝謀獲利了堅強的資金支持，更使張偉平獲得了巨大的資金回報。歷史地看，這一結果是一種新規范體系替代舊規范體系的前期典型特征。

第三是趙本山先前的有效突破與實踐基礎。趙本山十幾年的春晚小品與二人轉的火爆，反映了中國社會大眾對世俗化表演形式的巨大需求，在產生巨大財富示范效應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這為《三槍》的出臺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與市場基礎。

因此，雖然沒有成熟的理論支撐與主導思想．但是三種特殊因素的交匯，在影片中強烈地體現出了工具性、導向性與規范性意涵。可以用俗、艷、義三個字來概括。

俗，二人轉與小品都是俗的文化形式，但是并不庸俗。電影中既無暴露性鏡頭也無性的描繪與表達，因此對這種俗的準確定位是世俗。而世俗化是建立新的道德規范體系的必由階段。這種世俗化表達了世俗的享樂需求，是對人的本性的回歸。

艷，根植于自然界絢麗色彩的鏡頭中的絢麗色彩，很動人心神。用張藝謀的話說，這樣“生理上讓人愉悅”。但這種艷不是單純的色彩調度與感官刺激，而是一種來自于自然界的，最根本、最樸實也最真實的色彩的挖掘與提煉，因此帶給人的不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生理上的愉悅”。對掌握了財富的中國社會大眾來說，起到了激發享樂追求與消費欲望的社會性功用，是對人的天性的激發。

義，小沈陽在片中扮演的李四，雖然有很懦弱的性格，但是既然與老板娘“好了”，就在關鍵時候挺身而出，非常敢擔當，體現了當前社會急需的責任感與契約精神。這不僅是作為人的本質性要求，也是市場經濟的本質性要求，是對人性的規范。

中國社會大眾雖然不掌握話語權，但是潛意識里在強烈地呼喚回歸本性、激發天性，而社會經濟發展又強烈地呼喚規范人性。這些是《三槍》能夠獲得高票房的非張藝謀因素。

但是張藝謀、張偉平、趙本山們的這一探索必不為所謂文化精英所認同，甚至不為部分中國社會大眾所認同。其一是因為這些所謂文化精英正是在現行的卻是殘余的道德規范體系中獲得了財富、地位與話語權，張藝謀、張偉平、趙本山的探索使他們強烈感受到了財富獲得路徑將要轉換的現實可能，進而使他們產生了強烈地危機感與恐慌心理，進而進行強烈反擊也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事了。其二是中國社會大眾都是在舊道德規范體系殘余中成長起來的，當前還受著一定的制約，而思想意識的轉變需要一定的時間與空間。

但是在中國社會大眾巨大需求與財富回報支持下的張藝謀、張偉平、趙本山，及更多的后張藝謀、張偉平、趙本山們的探索，中國社會的世俗化進程，新的道德規范體系的建立不會改變。

社會問題論文:因特網引發社會問題探要

因特網(Internet)在全球的迅速擴展與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熱潮在全球的掀起，是世紀之交發生新的信息技術革命的最重要標志。因特網從開始建網發展到今天的國際互聯網，始終保留一些基本的特征，體現出當今時代人類文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精神：一是因特網的建立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是讓比特的存儲、傳輸和應用不受地域、國界等限制，采用開放性結構，實現信息資源共享，這充分體現科學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和公有主義(communism)傳統，使其具有開放性、普遍性（全球性）和公有性特點。二是因特網建立的核心技術思想是把網絡設計成具有分散式的體系結構，沒有傳統中央集權控制，具有反集權的分散性。尼葛洛龐帝指出：“因為正是這種分散式體系結構令互聯網能像今天這樣三頭六臂。無論是通過法律還是炸彈，政客都沒有辦法控制這個網絡”。[1](P274)同時，因特網的一個核心技術思想，是使網絡成為一個自主的和自動調節的互聯網，它允許使用不同存儲技術、不同操作系統的計算機互聯，它采用傳輸控制協議和網際互聯協議(TCP/IP)實現不同網絡互聯的標準，成功地解決了不同硬件平臺、不同網絡產品和不同操作系統的兼容性問題。因此，因特網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獨立自主性。三是因特網還為人與人之間自由、平等交流、實現“交流的民主化”提供合適的環境。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這種網絡環境賦予個人更多的權利，它鼓勵和刺激人們去參與想象和革新。”“在Internet網上不存在歧視，人們不可能依據你的長相和膚色做判斷。Internet網不管你是一個500家大公司的總裁，還是一個農民，它都平等地對待每個人的意見，決定誰愿意聽你說話的是你所說的內容有多大價值，而不是你說的主題。”[2]

因特網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性，如打破地域國家界限的普遍性、共享信息資源的公有性、人際交流的平等性和民主性、結構的開放性、兼容性、分散性和獨立自主性等，可以說是現時代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技術上的表征，是現實社會文化在計算機通訊網上的映射(mapping)。產生于美國這一特定人文環境的因特網，由于其技術上的內在特質，的確是為一種更具開放性、自主性、多元性和全民性的、真正合乎人性、人人都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是也正是由于因特網本身所具有的性質和當今的人文社會環境，使得建立在這一技術基礎之上的、正在形成的“網絡社會”引發出一系列矛盾和沖突，提出了一系列人文、社會問題。只有從認識上、技術上、道德法律建設上正確、妥善地解決所提出的種種人文、社會問題，克服這些矛盾和沖突，才能使正處于形成中的“網絡社會”和“網絡文化”沿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一、維護網絡安全與堅持網絡的“自由開放”

因特網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具有自由和開放性與全民性，它發展到今天，已吸引了上億人在網上相互交流、共享信息。它的用途也從軍事、科研、教育發展到商業、金融等各個方面。今天，大量重要的數字化的信息在公用的因特網上傳送，許多存儲著重要信息的計算機系統也連接到了因特網上。但是隨之而來的，因特網也吸引了一些竊賊、恐怖分子、色情分子、黑客等不法分子，從事種種危害網絡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因此，防止和打擊網絡犯罪活動、保護網絡的安全問題是“對全世界的所有執政者提出挑戰”。[3](P6)

在網絡社會中，人為地利用計算機及其網絡實施危害計算機網絡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可以說是形形色色。網絡犯罪作為一種新的犯罪形式，具有高智能高技術、涉及面廣、蔓延迅速、危害巨大、隱蔽性強、動機和目的復雜多樣等特點。據有關方面統計，目前美國由于計算機及網絡犯罪造成的損失超過100億美元，法國約為100億法郎。在硅谷，計算機犯罪正以每年400%的速度上升，能破獲的，只10%。據報道，新千年伊始，在2000年2月第2周，黑客持續三天襲擊了美國雅虎、電子港灣、亞馬遜、微軟網絡等八家大型因特網站，造成短暫癱瘓，據估計，僅是黑客這一大規模攻擊行動所造成美國信息產業的經濟損失大約12億美元。美國思科系統公司副總裁索爾維克在2000年2月15日由克林頓召開的網絡安全會議上說，黑客襲擊事件并不意味著我們面臨著嚴峻的危機，但美國30%的經濟增長由電子商務和信息技術帶動，電子商務創造的產值到2003年將達到1.5萬億美元。因此，現在為“數字經濟”提供堅實和安全的基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重要。這說明，如何防范黑客入侵和攻擊，打擊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予以關注的重大問題。

解決網絡安全問題時首先要注意的是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維護網絡安全與堅持網絡的“自由開放”特色的關系。尼爾·巴雷特在《數字化犯罪》一書中指出：“對于黑客的防護仍是一個困難重重的工作，尤其是因為系統操作員處于一個進退兩難的位置，他們既要把自己的系統向自己的用戶敞開大門，同時又要防止侵入行為發生。如果系統的防衛措施太嚴格，系統就會變得太笨重而不便于使用，這樣的系統設計本身就有問題。如果防衛措施太松或管理不善，就會給黑客造成可乘之機。”[3](P61)這里所說的就是網絡的開放性和網絡安全的矛盾，指出解決網絡安全問題時決不要使網絡封閉起來，要繼續堅持開放性原則。有些人在談到網絡安全時，想到的就是將網絡封閉起來，對進入“網絡社會”中來的“公民”嚴加控管。但是如果沒有了開放，沒有了自由，因特網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因特網建立時提出的“資源共享”的宗旨也就成了一句空話。而且，持上述想法的人應該知道，因特網的技術結構本身就是一種“分散式體系結構”，這種結構使得人們無論通過什么樣的手段，恐怕都難于將這一網絡完全控制起來。克林頓在談到加強世界互聯網安全、防范黑客襲擊時說，他希望互聯網能繼續保持“開放和自由”的特色。我認為這是正確的，而且也是十分重要的。

解決網絡安全問題需要從技術、法律、道德諸方面入手進行綜合治理。從技術手段方面加強對網絡安全的研究無疑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各國都十分重視開發提高計算機網絡安全性的技術，具體包括防止非法存取的技術、查明黑客來路的跟蹤系統、計算機病毒的檢測和消除技術以及數據密碼技術等。但是網絡犯罪等危害安全問題并不純粹是技術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問題，還必須從法律、道德等方面進行治理。

網絡立法是預防計算機網絡犯罪的一個重要手段。法律作為道德規范的基準，使得大部分人可以在此道德規范內進行活動。由于在網絡社會環境下，危害和破壞網絡安全的犯罪活動具有高技術、高智能、跨國跨地區、隱蔽性強、動機和目的復雜多樣以及危害性大等特點，帶來了立法和執法方面的種種矛盾，出現了許多以前沒有遇過的問題，需要認真解決。可以區分三種情況：一是一套已經存在而制定完善，原與計算機犯罪無關但不需作任何修改便可以應用于信息時代犯罪的法律。例如偷竊內存芯片等有形物品，利有假冒、偽造、仿造的手段進行詐騙等，原有的法律仍然是適用的。就偷竊來說，非法手段取得別人的信息，算不算偷竊呢？根據原有法律對偷竊的定義恐怕就不適用了，因為信息是無形的，而且并沒有永遠剝奪原來正當擁有者所擁有的信息。二是將現有法律加以適當延伸，如通過增加特別條款、修正案或依法官判決案例法加以擴展，再應用于信息時代的環境下。例如，關于計算機網上制作、傳播兒童色情圖片的犯罪行為，在英國1987年制訂的《兒童保護法》中把拍攝或準許他人拍攝下流的兒童圖片視為犯罪，而且視發行、出版這種圖片或有發行目的的行為為犯罪行為。這條法規似乎并不適用于為了個人使用目的而擁有圖片的情況。1988年在這些法律基礎上制定的《犯罪制裁法案》則明確規定擁有下流的兒童圖片的行為是非法行為，而且包括了所有在因特網或電子公告欄上存儲、檢索、發行或制作下流兒童圖片的非法行為，被起訴人包括制作人、收件人以及助長存儲或傳播的因特網服務商或電子公告欄操作員。三是針對原有法律未能全面概括的、在計算機網絡時代所特有的高技術犯罪，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比較突出的例子是有關反黑客法律的制定問題。黑客是英文"hacker"的譯音，曾一度被人用作描述計算機狂的代名詞，“黑客活動包括進入計算機系統中不允許進入的區域，或沒有使用權的用戶進入系統”。黑客作為一類行為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主要原因是操作系統（如UNIX）流行，許多年輕的學生可以隨便使用和研究操作系統。他們當中一些人或出于好奇心，或完全出于娛樂性質，或者是出于想顯示自己的計算機才能，向當局展示他們可以進入其系統。這些黑客大部分情況下攻擊的目的是為了自我挑戰，并沒有任何犯罪動機。因此“在1980年初期的英國，黑客活動并不犯法。那些在自己計算機上企圖讀取其他人計算機或文件的人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權。”但是，隨著計算機網絡的發展，數字內容的增加，黑客入侵的動機和方式愈來愈多樣化，其造成的危害愈來愈嚴重。主要的有：修改網頁進行惡作劇或流言恐嚇；破壞系統程序或施放病毒使系統陷入癱瘓；盜用服務器磁盤空間建立自己個人網頁或站點，傳播黃色、反動信息；竊取政治、軍事、商業秘密；發動“拒絕服務”的攻擊；進行電子郵件騷擾；轉移資金帳戶、竊取金錢，甚至發展到超越一般貪婪的動機進行恐怖主義的攻擊等。這樣，黑客攻擊，已經從一個天真無邪的、也許相當令人討厭的、年輕計算機呆子的越軌行為，演變成了犯罪行為。這推動著英、美等國家建立他們的反黑客法律。1978年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第一個通過了《佛羅里達計算機犯罪法》，這項法律對于計算機侵入、破壞或修改數據等犯罪及其懲處做了規定。隨后美國47個州相繼頒布了計算機犯罪法。1981年成立了全美計算機安全中心，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禁止利用電子計算機犯罪法》。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計算機詐騙和濫用法》，這法案把黑客的非法活動分為四類。1990年英國制定的《計算機濫用法》，用更通用的術語定義了三種特殊的犯罪行為。在中國，自1981年起亦開始注意計算機安全問題，1984年初公安部成立了計算機管理監察局。1987年10月制定了《電子計算機系統安全規范（試行草案）》，1994年國務院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隨后又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這些法律的制定，“對涉及到黑客行為的案件，從法律方面做了澄清，尤其是在那些過去曾作為新黑客滋生地的大學。它把這樣的行為從簡單處罰的道德范疇提高到打擊犯罪行為的范疇。”[3](P116)這些法律的制定，為執法機關提供了執法的依據，以便使網絡犯罪分子得到查處、逮捕和治罪。

法律雖然為防止和打擊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提供了一個重要手段。但是正如前面所講的，由于網絡犯罪具有高技術高智能、跨地域跨國界以及特別隱蔽等特征，使得用常規的辦法和法律手段往往難于制止這種犯罪活動。據統計，英國1990年制定《計算機濫用法》之后至1996年8月總共6年時間，只有40起法律起訴案。由于制止網絡犯罪活動的難度如此之大，以致有些西方學者認為，制止犯罪惟一真正有幫助的力量是個人的良心和個人的價值準則。因此，在法制之外，強化道德觀念的作用，提高人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約束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在這一方面，中華傳統文化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4]

二、信息資源共享與知識產權保護

“全球信息共享”是建設信息高速公路和目標，“全民原則”是信息網絡建設的首要的基本原則。但是在現實中真正實現人人利用信息資源的平等化，真正達到“信息共享”、“知識公有”的目標，遠不是一件容易的、僅僅隨著技術進步就能實現的事。“網絡社會”不過是現實社會在計算機信息網絡上的一種映射，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切，都將在這一網絡上得到反映。有人認為，現實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種種不平等，也會反映到網絡社會中來。進入信息高速公路，對于那些受過更好教育、更有文化、更加富裕的人們自然更加容易，它難免會造成人們利用信息能力的不平等，產生所謂的“信息隔離”，而且還可能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擴大信息貧富差距。如果信息和交流使用信息能力被壟斷，信息高速公路將變成“信息高速私路”，這將是極不道德的。因此，如何在網絡建設的決策和政策中，真正做到信息網絡的平民化、全民化和普及化，這也是技術人性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一個十分值得重視的問題。

強調“信息共享”，實現信息網絡的平民化、全民化和普及化，并不是說可以忽視信息生產者、網上信息和服務提供者的正當權益。由于因特網上大量信息和服務被任意免費使用，而且越來越多地被用于私人目的，這就嚴重忽視了信息生產者與網上信息和服務提供者的正當權益，這一知識產權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解決，最終將影響到整個網絡的正常運行。侵犯知識產權問題，是當今社會一個嚴重問題，而因特網這一特殊環境則加劇了其嚴重程度。對于一般社會上的知識產權保護，實際上所使用的版權法、專利法和商業秘密法等，在某些方面難于適應網絡這一特殊環境的知識產權保護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有待解決問題，如：

知識產權的覆蓋范圍不夠大。按現行規定，版權法只保護作品而不保護事實。問題是，信息網絡中有大量的數據庫。數據庫所包括的事實與通常的事實有所區別：它便于檢索，而檢索算法是高智力勞動的成果；數據收集和加工也凝結著大量智力勞動。而且，現在從網絡中拷貝下一些數據，將其改裝成其他信息產品加以銷售并不困難。這顯然是對原數據庫生產者的利益的嚴重侵害。因此，如何保護信息網絡中的事實數據，是知識產權專家面臨的新課題。現在法律呈現出擴大其保護范圍的趨勢，例如數據庫的保護可能同時包括以下的內容：保護數據內容的選擇、數據協調與安排、數據內容本身。

缺乏軟件的保護方式。現行版權法規定，新軟件必須有足夠的新穎性（與已有軟件差異很大），才有資格獲得保護。對于用戶而言，任何新軟件如果包含一些人們已普遍采用的協議，使用就要容易得多。可是，軟件設計者若部分拷貝別人協議就有侵權的危險，由于害怕侵權，新軟件與老軟件往往面目迥異，給實現信息高速公路的兼容性、互用性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為了適應這一新的網絡化世界，需要重新研究軟件保護方式。此外關于建立電子版權標志符，以區分哪些是受版權保護的內容與哪些是可公共享用的內容，這也是當前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來需要解決的問題。[5]

三、個人自由、隱私權的保護與必要的社會監控

個人通訊自由和個人隱私權是人的基本權利。保障個人自由和隱私不受侵犯應該說是網絡社會健康發展所必須的。但是，由于因特網這一特殊環境，使得在保障個人通信自由和隱私方面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

首先，個人通訊自由與社會責任的矛盾。根據多數國家的法律，每個人都有自由通信的權力，通訊是個人的事情，責任自負。由于歷史原因，人們通常把入網者的網上行為（網絡上傳送信息）看作是屬于個人通信范疇，對其傳送的內容和數量沒有給以限定，只有以大眾傳播媒介（如電視、廣播）的傳播內容和數量給予規定，進行必要的審查和監督，因為大眾傳媒具有更大的社會責任。但是，實際上在因特網上，已經很難區分個人通信與大眾傳媒，一個上網者可以通過網絡上電子公告板、在線交談、新聞組、建立個人和團體網頁以及一對多電子函件等達到大眾傳媒的效果。個人網絡行為的社會影響已遠遠超出個人通訊范圍，其影響是社會性的甚至是國際性的。這就提出了個人在網絡上的行為的社會責任問題，以及對個人的網絡行為的必要監督。但是現有的法律，對于網絡行為的各有關主體（如入網者、網絡服務提供商、站點、論壇主持人、網絡國際組織、政府網絡管理機構等）的權利、義務以及應負的社會責任都沒有明確的規定。當網絡上產生和傳送一些含有非法內容的信息時，誰應該為這一網絡上發送的信息承擔法律責任呢？這困擾著各國政府。英國企圖通過尋求嚴格的“自我管理”方式來解決網絡上非法內容的信息傳送問題，而美國則尋求建立完善的法律保護措施。美國俄亥俄州爆炸案發生以后，當時所有政黨的政治家和新聞界的評論家開始對網站和用戶網新聞小組上所存儲的大量惡意資料，諸如講授如何自制炸彈、制造恐怖事件以及色情圖片等，表示關注并進行了嚴厲的譴責。正是在這氣氛下，1996年由克林頓總統簽署了《美國通訊改革法案》，法案中包括了由內布拉斯加參議員詹姆斯·艾克森(JamesExon)所倡導的一條法令，試圖控制因特網和電子公告欄系統上的色情圖片和恐怖主義信息所造成的威脅。艾克森法令對在因特網上傳送“明顯下流”資料做出了限制，而且使因特網服務商(ISP)對管制網頁內容負有直接的責任。對于觸犯這條法律最多可以罰款25萬美金，并且坐牢2年。這項法案簽署后，ISP和民權自由組織立即發起了強烈的抗議活動。ISP認為通過ISP來執行這項限制法是不可行的，因特網和相關的電子公告欄系統上的數據量大得根本無法檢查和檢驗所有數據的“正派性”，因此期望他們能明地里或暗地里控制他們的客戶是很不切實際的做法，他們表示不愿充當Internet警察的角色。民權自由組織則認為，這樣的控制侵犯了人權，這會導致ISP專制，作為成年人，他們在因特網上選擇瀏覽的內容與其他人無關，對于青少年的保護則是父母的責任。為了證明這種嚴格的法律沒有必要而且不切實際，一些ISP同時提供了家長控制軟件，為家長提供技術手段，制止對那些已知含有不良信息的網站的訪問。當時整個因特網上，成千上萬的主頁都裝飾了藍色帶狀圖案作為對此法令的抗議標志。不僅如此，ISP、美國民權自由工會、電子領域基金會以及其他抗議組織還聯合發起了上訴。結果在1996年6月，艾克森法令簽署短短幾個月之后，三個聯邦法官支持這一聯合上訴，宣布這項法令非法，其理由是因為這項法令是不符合憲法的。從這一法令引起的激烈爭論以及最終被宣布為非法而取消的結果來看，如何在網絡環境下既保護個人通訊自由，又使網絡使用者和有關方面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對網絡上傳播的內容加以必要的監控和限制，這的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看來同樣需要從技術、法律、道德等多方面進行努力。其中努力提高“網絡社會”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自律的能力，以及發展一種因特網自治的管理方式（一個用戶的不良行為受到許多其他用戶的譴責）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是個人隱私權的保護與社會安全的矛盾。信息時代個人隱私權保護問題比以往更加突出了起來。這是因為，由于電子信息網絡深入到社會生活諸方面，人們在網絡上工作、娛樂、交往以及購物消費等，而網絡服務提供商和網絡服務站點，為了收取入網費和使用費，需要詳細記錄其客戶的行蹤；商家也要詳細紀錄顧客為獲取有效服務而提供的各種個人信息；而政府也總可以找到各種充分理由（如為了社會安全、為了更好的醫療保障服務等）要求公民提供個人信息。同時，由于電子信息網絡信息收集的便利性而使得個人生活被全部細致地記錄下來，若加以匯總和分析，個人身體狀況、喜好、習慣等個人隱私將暴露無遺，這是件非常恐怖的事。如果這些個人數據不能有限制地使用，個人隱私權將受到極大侵犯。這是信息網絡發達國家對個人隱私權保護特別關注的原因。為了抗衡濫用信息性權力對個人自由和隱私的侵犯，基本上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立法，二是加密技術。在立法方面，一些國家都從法律上設立了數據保護與隱私保護的規則，其基本原則是，在公共領域，處理個人數據應依法進行（因此也是基于民主一致）；在私人領域，處理個人數據應基于與個人協商一致。英國1984年的《數據保護法》規定數據使用者即收集、存儲或使用數據的機關組織必須對他們收集的數據和相關資料注冊，注冊以后，數據使用者必須遵守八項保護原則。1995年10月的《歐洲共同體數據保護指導案》中對于原來的《數據保護法》中存在問題又給予了改進。這些法律對個人信息提供了一個比較全面保護的措施。美國由70多家有關公共利益的組織構成的、其宗旨在于幫助引導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的通信圓桌會議也提出：“隱私權應該受到慎重的保護”，他們的觀點是，把為特定服務需要收集的個人資料限制在最低范圍內，與其他高速公路上的旅行者分享這些信息應該得到當事人的允許；任何個人都能夠對以本人為主題的文件進行自由檢索并加以更正。199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個人隱私保護法（代號HR184），該法案提出要成立一個國家隱私權委員會，負責監督隱私法的實施情況。這些法律都為正確解決好個人隱私權保護和社會安全的矛盾，協調個人隱私保護與社會必要監督之間的關系，提出了正確的原則。不過，在什么情況下公眾和政府可以收集、存儲、調閱網上個人信息？這些個人信息范圍應多大？在實施中仍然有許多爭議。在加密技術方面，是否應該通過加密技術來保護個人隱私，應如何運用加密技術，在個人和商業機構與政府之間存在著激烈爭論。個人和商業機構需要隱私、保密和安全，極力贊同加密技術，而政府則借口為防止犯罪和保護國家利益不受侵犯而反對加密技術，或者主張由政府設計和提供的受政府控制的技術手段。白宮信息技術首席專家、加密技術政策起草者米歇爾·尼爾松(MichaelNelson)認為，公眾用來保護隱私的較好的加密技術手段可能被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利用，用于非法活動。為解決這一兩難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讓法律實施機構和情報機構能有效地進行工作，即對加密技術增強控制。美國國家安全局曾提出了一份“有條件加密標準”，希望通信和計算機行業遵守，設備制造廠將在設備上安裝一塊“剪刀芯片”(clipperchip)（通常稱主加密芯片）作為標準加密器件，如此加密的信息要有兩個90個數字的二進位數字作為解密碼，標準規定一個解密碼存儲在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另一個存儲在財政部自動化系統局。聯邦調查局及其他聯邦政府人員可以“竊聽”你認為因加密而安全的電子通信。但這一建議立即遭到反對，有數萬網絡用戶和其他用戶聯名簽署請愿書，反對使用“剪刀芯片”。看來如何從技術上、法律和道德建設上既能使個人自由和隱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護，又能為社會安全或公眾利益在適當的范圍內，運用適當的方法和手段，實行必要的有效的社會監控，求得某種平衡，仍然是今后網絡建設需要認真探討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四、全球網絡中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因特網的迅猛擴展，正在打破地域、國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電子信息網絡。通過這一網絡，人類的交往擴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圍，大大增強了各國人民之間、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它正在為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在求同存異的原則上走向和諧、為各種文化走向融合以及為減少和避免彼此間的對立和沖突提供了現實的基礎。但是，全球電子信息網絡的存在和發展，相互交流的增加，只是為增進相互了解、尋求逐漸消除或緩和這些矛盾和沖突的方法提供了機會，本身并不意味著沖突的解決。事實上，各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某些矛盾和沖突，在網絡全球化的環境下，比原來范圍更加擴大，內容和形式更加多樣化，出現次數更加頻繁，而且某些方面的沖突的程度更加尖銳。以致有的人又十分敏感地在談論著“文化帝國主義”、“信息殖民主義”和“新的一場網絡世界大戰”的危險來了。

究竟如何認識網絡世界中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心態、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和方法來處理這些矛盾和沖突？這對推動我國信息網絡的建設和全球電子信息網絡的發展，推動全球文明的進步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網絡世界中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可以說是原有的國家、民族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諸方面的矛盾的繼續。他們有的是基于不同國家民族在經濟或政治、軍事方面的利害關系之上產生的沖突，特別是某些國家和民族，利用其在科技、經濟、軍事方面的優勢，企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謀取霸權所導致的沖突；有的是基于文化上的差異、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所產生的，其中有的是由于文化、語言等不同造成的隔閡、猜忌和沖突，有的則是某種文化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有意地宣傳自己的信仰和思想，攻擊與己不同的或敵對的信仰和思想，向非已的文化環境中“植入”自己的信仰、價值觀所導致的沖突。這些沖突在信息時代，在網絡世界中，以新的面貌、新的形式表現出來。這里大家談論得比較多的就是所謂“信息殖民主義”問題以及西方文化與非西方的本土文化碰撞和民族文化的保護問題。

（一）關于“信息殖民主義”

近來，有的學者提出了在信息時代，在電子信息網絡的發展中，國家、民族之間矛盾沖突的一種新表現，這就是“信息殖民主義”。何謂信息殖民主義？根據有關學者的說法，就是指某些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國家，利用他在信息資源及其相關產業的壟斷地位，對信息技術領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實行信息技術控制、信息資源滲透和信息產品傾銷，以達到相應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目的，這就是所謂的“信息殖民主義”現象。在信息時代，信息已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信息產業已成為國家支柱產業，信息安全成了最重要的安全要素，誰沒有信息安全，就沒有真正的國家獨立和主權，就沒有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安全。因此，信息和網絡成為代替武器的新型征服工具，技術、經濟先進的國家和民族會通過這一新的征服工具對技術經濟落后的國家和民族進行新式的“入侵”和“殖民化”。雖然我們不能說，新的一場網絡世界大戰就要來臨了，我們馬上就會淪為某些信息科技強國的殖民地了，但可以預計，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對信息的操縱與反操縱、滲透與反滲透的斗爭，都會存在，而且會是十分激烈的。面對這種形式的“入侵”和滲透，信息技術和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和民族，如何充分利用全球信息網絡，開發自己的信息資源、發展自己的信息產業，拓展自己的信息空間，爭取在網絡世界中的獨立自主地位，就成了這些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因此，提出“信息殖民主義”這一問題，對于我們認識在現代信息科技革命中，在信息網絡建設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提高我們的警覺，是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的。

（二）“文化霸權主義”與民族文化的保護

世界上各個民族在其所處的特定地區、特定環境中，在各自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和文明，形成各自獨特的生產和生活習慣，并作為傳統相襲延續下來，使得世界文化花園呈現五彩繽紛萬紫千紅的景象。在具有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由于歷史造成的格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處于“先導”和“主流”的地位。由此也產生出一種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義”，不承認異質的文化的合理性和存在價值。在世界文化發展中也導致了西方文化與各國各民族的傳統文化的長期沖突。

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倡導的文化，獨霸網絡世界的局面，在相當長時間內是不可避免的。美國是計算機信息技術發源地和最先進的國家，被稱為信息高速公路雛形的因特網誕生于美國，英語是國際互聯網的通用語和特別通行證。目前在因特網上用戶最多的是美國，當今世界上擁有電腦最多的是美國。美國所處的這種特殊的信息優勢地位，更激發了某些人獨霸世界的野心。他們有的人毫不隱晦地聲稱，美國的信息優勢是“未來的權力源泉”，“能為維持在聯盟或特定聯合體中的領導地位提供一種新的方式”。信息優勢是“美國重要的力量放大器”，利用它能防止中國、俄國及其他大國“對美國產生敵意”，能“防止像伊朗、伊拉克這樣一些具有敵意的國家變得強大”；“它還能支持生活在非民主國家的人們爭取民主”。聲稱要“利用自己的國際商務和電信網絡優勢來突出美國的理想、意識形態、文化、經濟模式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加強向剩下的共產主義和權威主義國家傳播民主”，“防止新的脆弱的民主政權倒退”[6]。因此，在網絡世界中，我們將會看到，文化霸權主義者，“會駕駛他的戰車橫沖直撞，對與他們異質文化橫加鞭撻。他們會充分利用網絡給他們帶來的一切便利，到處去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文化風格，他們會毫不顧忌其他異質文化的特點，試圖去‘說服’別人放棄自己的文化信仰而接受他們的文化理念。當遇到阻礙的時候，西方文明會采取各種方法去‘融解’它，同化它，直到摧毀它”。[7](P115)這樣，對于處于信息劣勢的非英語國家來說，面對著外來文化的沖擊，民族文化和語言的保護，就成了一個必須十分注意和亟待解決的問題。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語言是特定文化的載體，是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的象征。如果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失去了自己民族的語言，整個民族事實上也就不存在了。正因為此，在全球信息網絡環境下，如何處理好外來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倡導的文化）同本土民族文化之間沖突，保護自己民族文化的生存和發展，正在引起發展中國家和某些非英語的發達國家的關注。有些學者提出了警惕“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霸權主義”的問題，主張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開通以后的網絡世界中，各個民族的文化都應有權得到發展，共同為人類繁榮做出貢獻。為了保護各民族文化的生存和發展，迫切需要創造一個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發展的環境，建立公平競爭的規范，使各個民族的文化在相互競爭、相互推動下共同發展。

在全球信息網絡化的環境下，中國同樣面臨著如何處理好外來西方文化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關系以及保護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優秀成果并使之發揚光大的問題。這一問題愈來愈引起來國內學者的關注，并發表了許多值得重視的建設性意見。

談到網絡世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時，有兩點須要提出來討論：首先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信息網絡時代中的巨大生命力要有高度的自信心。現在有一部分人面對信息網絡世界中西方文化（或者說美式文化）強烈沖擊，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現出了過分的憂慮。這是對中華民族文化生命力缺乏自信心的表現。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是人類文明的一個獨特的部分，她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輝煌的貢獻。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由于本身具有自組織能力而綿延幾千年不絕。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有著西方文化所沒有的優點和特點，正因為此，使得今天西方某些有識之士目光轉向東方，試圖從中華古老文化傳統中尋找引導人們走出“人類困境”的啟示。況且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可以說是“融化于其民族的思想意識和行為模式中的遺傳基因”，是隱蔽在一個民族心靈深處的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宗教情緒、價值觀念、民族精神等因素的總和，不會輕易被“連根拔起”。新晨

其次，我們要用開放的、兼容的心態來對待中西文化沖突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問題。正如金吾倫先生所說的：“保護民族文化，不是像對待一件古代文物那樣把它與周圍世界隔開來。相反，一種文化只有與時代相適應，不斷地更新和發展，又不失去自身傳統的特色，才是一種有生命力的文化，一種根深葉茂的文化。它需要在與外部環境、外來文化的不斷撞擊中得到錘煉、得到發展，亦即在發展中生存，在發展中繁榮。”[4]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歷史上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過輝煌的貢獻，但應該看到，由于中華傳統文化的某些局限性，在近代歷史上，沒有生長出現代科學技術、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現代西方文化發展中由于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失衡造成了各種現代病癥，使得一些人的目光轉向中華傳統文化，固然說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對于推動人類當今和未來的文明進步仍有著積極的意義和寶貴的價值，但是對此也要有清醒的認識。“這一‘轉向’并不意味著‘科學文化’失敗了，需要用古老的中華文化取代之。而是說，它可以作為一種‘制衡劑’（或可以說是‘解毒劑’）而發揮作用。進而，在這兩種文化的碰撞、相互作用和交融中，有可能展示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人類文化的發展前景。”“我們是在對西方理性之片面性予以補充，以致在碰撞融合中產生新的文化方向這一角度來談論其意義的。因而，這只意味著開放、寬容而不可再投入到封閉的、愚昧落后的環境中。因為單有中華傳統文化是不可能造就出現代文明的。在當前，我們著重需要的是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技術，吸收建設一個現代社會所必需的西方文明成果，使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緊密結合起來。”[4]這是我們在網絡時代對待中西文化沖突，對待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所應采取的正確態度。

社會問題論文:對構建和諧社會問題

一、當前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

近年來,隨著探索新形勢下維護穩定工作的特點和規律的不斷深入,切實解決了一批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平安建設工作得到強力推進,經濟社會得到協調快速發展。但是由于目前正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新情況、新問題也不斷出現,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和潛在矛盾仍然存在,有的甚至還比較尖銳。歸納起來,當前不穩定問題呈現出面廣量大、觸發點多、突發性強、升級快、主體多元化、內容復雜化、形式多樣化的態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違法犯罪活動繼續呈高發態勢。一是刑事犯罪總量仍在高位運行。二是殺人、綁架、搶劫等嚴重暴力犯罪增多。三是侵財犯罪和經濟犯罪大幅增長。四是青少年犯罪、流動人口犯罪占相當大比重。

(二)信訪形勢不容樂觀,信訪總量仍在高位徘徊。一是數量上升,規模擴大。二是涉及行業多,主體成分多元化。三是集體上訪、越級上訪呈高發態勢。四是城區上訪問題突出。

(三)影響社會穩定的結構性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突出。一是企業改制進入攻堅階段,難度進一步加大。二是城鎮建設全面鋪開,觸動不同群體之間利益關系。三是經濟發展與土地供求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特殊群體情緒不穩,活動頻繁。五是涉法涉訴反映的問題強烈。

(四)對敵斗爭形勢仍然錯綜復雜,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不可低估。“”等地下組織違法犯罪活動時有發生,互聯網上影響社會穩定問題也十分突出。敵對分子圍繞熱點敏感問題大肆造謠煽動,企圖將個別問題普遍化、經濟問題政治化、局部問題全局化。操縱網上輿論,制造思想混亂。

(五)社會經濟生活中不確定因素也對社會穩定造成潛在危害。

二、原因分析

影響社會穩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主要是:

(一)改革措施不配套。隨著社會的發展,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經濟生活中深層次的問題逐步暴露出來,亟需相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進行調整,但現在有些政策相對滯后,與基層的實際情況不太吻合。

(二)依法治理措施乏力。一些部門和行業依法管理無力,執法監督不嚴,給一些人以可乘之機,損害群眾利益;一些干部和群眾素質低,法制觀念淡薄,要么不懂法,要么不依法辦事。反映在干部身上表現在不依法行政,執法不公,或工作方法簡單、粗暴,處理事情有失公正。表現在群眾身上為遇事不通過合法途徑解決,而是意氣用事,動輒上訪鬧事。

(三)有些黨政領導不夠重視。表面上看有些黨政領導對調解工作重視,但實際上少數地方黨委、政府工作只停留在開會、發文件等,沒有很好地抓落實,對事關大局的矛盾糾紛領導同志不出面、不協調,忽視了抓早抓小和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不積極主動地開展工作,以至于矛盾激化,影響了社會穩定。

(四)基層人民調解組織缺乏戰斗力。雖然縣、鄉鎮、村(居)、村民組四級調解組織已經建立,橫到邊、縱到底覆蓋全縣的調解組織網絡已初步形成,但由于當前矛盾糾紛涉及的當事人多、部門多,往往靠一個部門、一個單位難以解決;另外,基層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權限、方式和效力都很有限,調解人員的素質與當前復雜的矛盾糾紛很不適應,加之調解組織無經費,調解人員無報酬,長期以來調解人員的積極性受到影響,調解隊伍不穩定,制度得不到落實,作用很難發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第一道防線很薄弱,導致許多問題由小變大、積少成多。

(五)涉法上訪案件的增多。個別案件在司法機關沒有得到及時、公正、有效的處理,是涉法上訪案事件發生和增多的直接動因。個別群眾對司法機關處理程序、方式和結果的偏面認識,以及對信訪工作上的錯誤觀念,使得本應在司法機關處理的案件卻通過上訪渠道而大量流向黨政機關。

(六)上訪成本低。一方面群眾利益受到侵害,如果起訴到法院解決,要交納訴訟費,判決后如果債務人不履行,申請強制執行還需要再交執行費,成本較高;另一方面不少群眾上訪只需出單程路費,到省赴京上訪還有專人接待、吃住費用全免,成本很低。加之近幾年由于控制上訪,加重了地方各級黨委、政府的責任,使群眾通過上訪解決問題期望較高,這也是造成有些地方上訪量居高不下的一個原因。

三、對策及建議

為了消除各種不穩定因素,解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強化各項工作措施的落實。

(一)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群體性事件。一是認真做好信訪工作。切實貫徹實施《信訪條例》,積極探索信訪工作新路子,變被動接訪為主動開門接訪,變群眾上訪為干部帶案下訪。繼續集中力量解決好土地征用、房屋拆遷、企業改制、違章建筑拆除以及涉法涉訴等方面的信訪突出問題,健全、完善信訪工作制度,加大對信訪工作目標管理的考核、獎懲力度,力求將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二是暢通群眾訴求渠道。建立更加通暢、更加多樣的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除進一步規范信訪接待工作外,還應充分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以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積極發揮社團、行業和社會中介組織在反映訴求方面的作用,確保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溝通、聯系渠道的暢通。三是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堅持依法行政,確保司法公正,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一項治本之策。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要嚴格按照法定的權限和程序辦事,正確行使權力,防止發生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認真抓好民商、行政案件的審判,依法維護公平交易和有序競爭,進一步解決生效法律文書“執行難”問題。四是注重對群眾教育引導。通過多種形式的宣教活動,逐步使群眾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心理狀態和道德準則適應快速發展的新形勢,引導社會大眾正確對待各種利益沖突,自覺地以理性方式表達訴求,教育群眾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時,不得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利益,自覺維護安定團結。對于極少數惡意破壞社會穩定且觸犯法律的人,應依法予以制裁。五是建立健全工作機制。著力加強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群體性事件的工作機制建設,建立健全矛盾排查機制、信息預警機制、應急處置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做到未雨綢繆、積極主動,為有效處置各類群體性事件提供制度保障。

(二)構建嚴密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一是嚴厲打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嚴厲打擊殺人、爆炸、投毒、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以及“兩搶一盜”侵財性犯罪,及時果斷地懲處黑惡勢力和有組織犯罪,依法嚴肅查辦各類經濟犯罪以及國家工作人員索賄受賄、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等犯罪活動,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及時消除經濟領域的不穩定因素。二是開展新形勢下的對敵斗爭。要切實加強網上斗爭,深入開展同“”等邪教組織的斗爭。對境內外敵對勢力插手利用人民內部矛盾、利用敏感問題制造事端以及組黨結社活動,加大打擊和防控工作力度。三是全面強化治安管理。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門相互配合、協調聯動,加大對公共復雜場所、文化娛樂場所、出租房屋、特種行業、重點部位的管理。加強安全生產管理,預防和減少群死群傷重大事故的發生;加強對槍支彈藥、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和重大活動、重要節日期間的安全保衛工作,及時排除各種安全隱患,妥善處置各類突發事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四是加強矛盾糾紛調處工作。堅持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相結合的原則,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村委會、社(居)委會要積極參與,不斷提高調處矛盾、化解不穩定因素的效率和水平,筑牢社會治安“第一道防線”。五是高度重視對青少年的教育。深入貫徹《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全面落實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各項措施。社會、學校、家庭要共同參與,加強對青少年道德、法律教育;注重對中小學生結伙打斗、迷戀網吧等不良行為的矯正,防患于未然。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應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在懲治的同時,用愛心啟迪他們心靈。

(三)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一是牢固樹立“穩定也是政績”的觀念。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必須有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我們在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和加快發展是政績的同時,也必須毫不含糊地確立穩定也同樣是政績的觀念。二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一是要注意把握好各項改革的出臺時機、做到因時、因地制宜;二是注意把握好推行力度和社會各階層的承受能力,真正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以使三著棋子協調動作,避免一著不慎,全局受挫。三是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的實際困難。當前特別要解決好下崗職工再就業、社會保障、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看病上學以及增加農民收入等問題。真正把群眾利益作為第一選擇,群眾滿意作為第一標準,帶著深厚的感情,誠心竭力地為群眾辦實事、謀利益,以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為維護社會穩定工作獲取無窮的力量。

(四)著力做好基層基礎工作。維護穩定工作的重心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大力加強基層基礎工作,對于夯實維護社會穩定工作的基礎,具有重要意義。一是抓好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實踐者、組織者和推動者,成為富裕一方百姓、確保一方平安的戰斗堡壘。二是抓好基層安全創建活動。深入開展安全文明小區、村鎮、單位、校園、企業和綜治模范鄉鎮等多種形式的基層創建活動,有效消除各種不穩定因素。三是抓好基層防范網絡建設。堅持專群結合,綜合治理,有效整合和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加強鄉鎮、街道綜治辦和基層防范網絡建設,充分調動派出所、法庭、司法所等基層政法綜治組織的工作積極性,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群眾自治組織、群防群治組織在維護穩定工作中的作用,大力表彰見義勇為的先進典型,努力形成多方齊抓共管,人人踴躍參與的工作格局。新晨

(五)切實加強黨對維護穩定工作的領導。各級黨委、政府應把維護社會穩定、開展平安建設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要嚴格實行維護穩定責任制,明確黨政主要領導、分管領導以及各工作部門的責任,細化目標任務,抓好督促檢查,嚴格考核獎懲。對于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要實行掛牌督辦與領導包案制度。對因工作失職、瀆職,導致發生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問題的地方、部門和單位,要嚴肅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努力形成全黨全社會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促進維護穩定各項措施的落實,為實現中原平安崛起提供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環境。

摘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作出的戰略決策,對我們開展平安建設、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和諧社會社會穩定小康社會

社會問題論文:旅游管理的社會問題及整治措施

摘要：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業的發展前景一派大好，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給旅游管理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成為旅游行業進一步發展的桎梏。下面，筆者將和大家一起探討旅游管理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解決的方案，使旅游管理更加規范，從而促進旅游行業的良好和諧發展。

關鍵詞：旅游管理；社會問題；生態平衡；可持續發展；治理措施

1旅游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社會問題

（1）旅游發展與生態保護不協調過去，很多旅游資源地在開發時，人們一味追求經濟效益，沒有生態保護意識，主要采取的是粗放型方式，使得資源開發和自然生態平衡產生消極影響，兩者之間出現沖突，其中最嚴重的就是人們的大不合理開發破壞大自然的生態平衡。當今，旅游業并不是理想中的“無煙產業”，沒有污染，人們在客觀的經濟效益的驅使下，往往會造成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豐厚的經濟效益會造成生態自然環境的損壞，悠久的歷史文化資源也在逐漸地被侵占，城市建設破壞了旅游整體環境的和諧美。（2）旅游經營管理的水平較低隨著旅游業的不斷發展，旅游企業也是越來越多，但是這些企業規模比較小，大都是個體經營，沒有雄厚的實力，管理水平較低，其中存在很多的弊病。并且，我國很多旅游地的管理模式還是處于計劃經濟時代，不能適應市場競爭調節模式，經營權和所有權不相分離，導致旅游資源的開發效率低下，管理不規范，制度不完善，職責不明確，市場競爭不公平，管理系統利益關系錯綜復雜，這無疑加大了主觀管理難度，降低了客觀專業性。我國省市各個旅游協會都屬于群眾組織，相關的政府部門只是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但是旅游管理制度不完善和管理的脫節現象，造成旅游協會在監管過程中不能起到真正的調節內部矛盾的作用，從主觀上，不愿意去管理，不敢去管理，也不會管理。不能實現其調解和協調的作用，因為，旅游協會在社會上的認可度逐漸下降，使其處于被動和擱置的狀態，間接影響了旅游行業的發展。（3）旅游在線營銷方法滯后隨著科技的發展，信息化的普及，旅游業的管理營銷也隨之網絡化，逐漸向在線化趨勢發展，從當下營銷現狀可以看出，雖然在網上訂購機票、車票、門票的人越來越多，但是由于網絡發展還不完善，在線營銷還會出現很多的問題。第一，并不是每個國家，每個地區技術都達到了一定的水平；第二，網絡營銷是一個虛擬的世界，其安全性不能保障；第三，在線營銷服務水平還需提高；第四，各個旅游網站的設計缺乏特色，不能標新立異；第五，缺乏專業的在線網絡營銷人才；第六，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導致在線營銷行為缺乏約束力，不能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2旅游管理問題的主要治理措施

雖然近幾年旅游業發展非常迅猛，但管理問題和社會問題也突顯出來，為了使旅游業管理機制更加完善，市場秩序更加規范，管理更加有序，緩解并解決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保證旅游業的良好發展，筆者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了一些相關的解決措施。（1）將旅游管理納入法制化軌道新《旅游法》的正式頒布和實施，旅游業的不良風氣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各個地區存在著差異性和特殊性，在實際旅游管理中，新的問題層出不窮，也有部分頑疾非常棘手，惡性違法侵害旅客權益事件時有發生。所以，在《旅游法》的規制下，各個地區旅游景點還需要因地制宜，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立法部門適時出臺《旅游法》的實施細則。積極響應《旅游法》的相關精神，讓《旅游法》真正成為人們旅游的保障，以促進旅游業的規范化和有序化，為有關部門的依法監管和游客的出行以及旅游企業的合法經營提供法律上的保障。（2）逐步完善監督，明確管理的相關責任因為旅游業管理工作比較繁重，存在的社會問題復雜而棘手，因此，需要把內、外部監督機制有機結合起來，賦予旅游協會一定執法權，并建立專門的政府旅游執法部門和執法隊伍，高效率地解決旅游糾紛，處理突發案件或者群眾投訴，共同維護旅游市場秩序，在景點上還可以設立管理委員會，使旅游管理服務體系更加完善，為游客和旅游企業營造一個安全、規范、有序、和諧的旅游環境，以促進行業的整體健康發展。（3）科學規劃，實現旅游行業的可持續發展不管是在開發旅游資源的過程中，還是在旅游管理的過程中，都要提倡綠色旅游和生態旅游的新理念，提高游客的環保意識，遵循自然規律。在一些節假日，我國各個景點都會迎來旅游高峰期，但是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在管理上忽視了景點能夠承受的旅客容量，不但破壞了優美的環境，還降低了景點的服務質量，所以，要想真正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一定要做到科學規范和管理，積極倡導可持續發展理念，以保障旅游業的良性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旅游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高，間接地帶動了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對于擴就業、增收入，促進生態環境改善等方面意義重大。

作者:張英英 單位:呼和浩特市商貿旅游職業學校

社會問題論文:我國社會問題形成的公共政策原因及反思

“政策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工具”，［1］當前我國社會是一個深受公共政策影響的社會。而任何公共政策的產生，不能不說都是由社會問題所引發的。當社會問題出現時，公眾總是寄希望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并促使其采取相應的措施，而政府往往通過政策輸出的形式實現對社會問題的消解。因此，公共政策被認為是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基本路徑，是政府實現對社會有效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研究者在論及公共政策時，基本都強調其對社會問題消解的功能和價值。然而，在實踐過程中，隨著一些公共政策的持續執行，我們卻忽視了一個事實:公共政策也是社會問題產生的顯著原因。公共政策在消解社會問題的同時，又制造次生社會問題的例子在我國普遍存在。例如，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為了防止草場退化和沙化所制定的“草場承包”政策，在執行后卻出現草場資源碎片化的現象，難以實現對草場的統一管理，導致草場的進一步退化和沙化;隨著我國計劃生育和獨生子女政策的執行，我國“失獨家庭”和普遍“421家庭結構”的出現使得家庭的養老問題逐漸凸顯;我國城鄉二元戶籍政策的形成和實施，流動人口管理問題和“三留人員”問題逐漸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的社會問題。除此之外，我國一些旨在消解社會問題的公共政策也都出現了引起新的社會問題的現象，如收入分配政策與貧富差距問題、城市化與“城市病”問題、產業政策與環境問題、土地政策與失地農民問題等等。可見，公共問題的產生與公共政策生成之間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從公共政策視角看待社會問題的成因，這不僅能夠拓展我們原有對社會問題“何以形成”的知識圖譜，也能夠使我們更謹慎于公共政策可能蘊含的風險。當前我國公共政策理論研究中對此還未充分重視。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基于當前我國公共政策的實踐活動，審視和反思社會問題的政策成因，剖析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共政策緣何又會引致新的社會問題的出現，而對此必須要從社會問題是如何被納入我國政府的公共政策議程以及如何轉化為公共政策內容以及如何被執行的政策過程中去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把握社會問題是如何在公共政策輸出中被不斷建構起來的或者是隱性蘊含在公共政策之中。

一、當前我國社會問題解決的政策路徑

隨著我國社會的改革變遷，尤其是進入轉型時期以來，社會發展逐漸觸及深層的體制和制度弊端，社會矛盾不斷摩擦升級，同時科技進步給社會公眾生活帶來的未來不可預知性也不斷增強，這使得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存在的風險和威脅呈現遞增趨勢，宣告著我國風險社會的來臨。在風險社會中，社會問題突破了傳統邊界，變得更加紛繁復雜。傳統意義上我國社會問題所產生的危害性后果，社會公眾通過感官是能夠自我體察和認知的，其危害性程度能夠被每個遭受其后果的社會個體所定義，也容易被處于危害境遇之外的人所理解并引起共識，如失業問題、住房問題、犯罪問題等;而我國非傳統意義上社會問題的出現，社會公眾對其危害性的知覺就很成問題，“完全超出了人類的直接感知能力”，［2］需要依賴于相應的專業知識才能夠發現其存在并判斷其危害。但即便如此，受制于專業知識積累的限制，有些非傳統社會問題所產生的危害也可能不會及時和完全地被意識到，即出現了社會學家貝克所說的“不知道的未知”，［3］如轉基因問題、放射性問題和霧霾問題等。當前，我國社會問題就是傳統社會問題與非傳統社會問題的重疊交織，加劇了社會的可治理難度。總體來看，社會問題是“公眾的問題，即不是個人的困擾，而是社會中許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煩”，［4］這意味著社會問題的存在導致社會相當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挑戰。基于此，解決社會問題就成為了社會公眾普遍認可的必然選擇。但是由于社會問題所產生的危害是群體性的，置身危害之外的社會公眾或是漠不關心或是有限參與，而身處危害之中的社會公眾則是力量松散且能力不夠，這都決定社會難以聚合足夠的能量實現對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在代議制的治理語境下，社會公眾多仰仗政府機構這種“集體保護網”來應對各種社會問題。經過社會公眾的不滿、社會利益集團的呼吁、大眾傳播媒介的宣傳以及社會有識之士的積極推動，社會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提升并演變為社會熱點問題，促使政府加以解決。而政府中的精英們最為習慣使用的并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將社會問題納入政策路徑的解決過程中來。

二、政策過程視角下社會問題的政策成因

政策過程要經歷政策議程設立、政策方案設計、政策方案抉擇、政策方案輸出、政策方案的執行、政策方案的調整與終結等階段。政策過程的每一個階段都可能成為制造新的社會問題的環節。一直以來，我國的政策過程明顯呈現出“黨政主導”的傾向和態勢，這是黨政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國謀求發展和穩定過程中不斷確立和強化的結果。建國后，面對地理差異大、民族構成多樣、發展程度低且地區差異高、社會秩序不穩等經濟社會變革的現實基礎，以黨政為核心的治理結構成為了推動我國改革變遷的最強動力，也是改革變遷得以穩定開展的最重要保障。由于以黨政為核心的治理結構在我國所取得的驚人發展成果，這使得我國的改革變遷逐漸慣性地依賴于黨政力量。而作為推進改革變遷重要工具的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就形成了“黨政主導”政策過程的局面。因為這樣，在我國的政策系統中，對于一個社會問題的認知和解決，往往體現出這樣的特點:不僅是從純粹的知識和技術層面進行的，強調對社會問題的知識和技術干預，而是還要兼顧政治因素的考量;不僅受制于社會各方力量博弈結果的影響，而且更多地還體現著黨和國家的意志;不僅融入著公共倫理關懷，而且更受到“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治理思維的影響。政策議程的設立是公共政策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即對社會問題的界定并將其納入政策議程的階段，是社會問題轉化為政策問題的過程。反言之，“政策問題建構就是對社會問題進行認識和管理的過程。”［5］由于社會問題的紛繁復雜，因而必須要對進入政策系統的社會問題準確地進行界定，避免在相應的公共政策形成之前就犯下“問題建構錯誤”。若社會問題在界定過程中就存在偏差和錯誤，那么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就很可能隱藏著政策風險，進而衍生出新的社會問題。而要準確界定社會問題，首先必須基于客觀事實對其進行審視，包括對問題的成因進行歸總、對問題的惡性程度進行判定、對問題的消極后果進行確認以及對問題解決的前景進行預期等。可以說，脫離以客觀事實作為社會問題界定的基礎，那么問題就可能被改變，或被夸大或被縮小，甚至是被隱匿起來，尤其對于非傳統意義上的社會問題更是如此。實際上，政府往往具備更多地知識和技術優勢能夠準確把握社會問題的全貌，而普通的社會公眾則缺少基本知識和技術途徑的支撐，而在尋求知識和技術幫助時又因為成本高昂而被迫放棄，這往往導致有關社會問題的客觀事實被政府所左右。建國后，我國一直片面把“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和“穩定壓倒一切”作為指導一切改革發展的重要參照標準，并成為了決定各級政府官員政績的關鍵指標，進而不斷內化成為各級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追求的“元目標”。因此，在政策過程中，當所認為的社會問題的解決與所追求的“元目標”相互沖突時，各級政府官員在界定社會問題時就會故意忽視或隱瞞社會問題的惡性程度，或者回避有關社會問題的關鍵信息，其意圖就在于即使存在社會問題也不會對經濟發展構成阻礙，同時也不會因為引發社會的高度不安而導致社會的不穩定。雖然具有知識和技術力量的政府體制外的專家學者以及具有問題意識及信息傳播聚集能量的新聞媒體同樣是問題界定的參與者，能夠補充和修正政府對社會問題的客觀事實的界定結果，但是在“黨政主導”的政策過程中政績觀扭曲的黨政領導在問題界定上卻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掌握著社會問題建構的話語權，這使其難有發揮作為和影響力的空間。基于此，對社會問題本身的“建構錯誤”基礎上所形成的公共政策效果往往是差強人意的。一直以來，我國各級政府關于環境問題的界定以及所形成的相關環境政策，若放置在上述的反思之中，可以發現就是基于經濟發展的考慮而對環境問題不夠重視的結果，忽視了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導致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治理效果也難以發揮真實作用。另外，要準確的界定社會問題，還必須要基于社會價值的角度對其進行詮釋。“事實追問”決定社會問題的客觀狀況，而“價值追問”則決定看待和解決社會問題應該擁有的立場。從應然層面來說，在社會問題的界定中，必須要從社會價值角度對其進行審視，這直接決定著政府是否站在社會公眾的立場來建構“他們的”問題，是否重視社會問題所造成的社會危害并關注社會問題解決的社會意義，使得社會問題的界定最終能夠禁得住“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價值追問。而在社會問題界定中社會價值的生成，不僅需要政府本身的價值自覺，更需要社會公眾能夠在問題界定中具備表達其價值立場并且不被忽視的充分能量。然而，由于我國一直缺乏成熟的公民社會，在“黨政主導”的政策過程中社會公眾對于社會問題的界定往往處于被“邊緣化”狀態，政府在問題界定中過大的權能導致其更多偏重從政治價值、經濟價值和管理價值的角度來決定對待社會問題的立場，而社會價值在各種價值取舍中常常被忽視掉了。可以說，對于社會價值的忽視也是導致公共政策引致新的社會問題出現的成因。例如，基于我國城市外來人口問題所形成的外來人口管理政策，由于作為弱勢群體的外來人口在問題界定中的“缺位”，政府更多地是基于秩序生成的管理價值的角度對城市外來人口問題進行認知，將其更多地與影響社會治安聯系起來，卻忽視了外來人口的基本權利保障問題，造成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初衷和目標多是針對對外來人口的管制。隨著政策的不斷執行，外來人口的子女教育、社會保障和平等就業等逐漸成為了不斷被討論和關注的社會問題。政策方案的設計、抉擇與輸出是政策過程的第二個階段，包括對解決社會問題各種備選方案的提出、從備選方案中抉擇唯一的解決方案、政策方案正式向社會公布等政策環節，可以將其統稱為公共政策的制定階段。政策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就是決定運用各種政策資源形成對社會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的過程。要探討公共政策的制定中為何會產生新的社會問題，就需要從過程維度的決策程序和結果維度的具體政策內容中進行分析。決策程序的合理性是保證政策質量的前提。猶如社會問題界定階段一樣，我國在公共政策制定階段同樣呈現出“黨政主導”的局面，由政府自上而下產生相應的公共政策，對于政策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的認定往往是由政府單獨做出的。由于缺乏多元化的政策風險評估主體，當政策存在嚴重的社會風險時，難以通過“社會倒逼”的方式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對其進行糾正。目前，雖然在制定公共政策過程中采取了聽證制度，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在具體操作中卻存在著“對聽證會的動員宣傳不夠、聽證事項及相關信息透明度不夠、有可能被利益集團的成員不恰當利用、聽證的臨時性和隨意性大且對聽證意見缺乏成熟的回應制度等問題，聽證會易于走過場，流于形式。”［6］

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階段，由于決策程序的諸多不合理，常常導致有些政策風險在制定過程中沒有被發現或被重視，甚至是在明知有風險的前提下政府仍將其付諸實施，而這樣的政策一旦被實施，政策風險的存在就成為了制造或者擴大一些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因。另外，政策內容的合理性是保障政策質量的關鍵。面對一個具體的社會問題，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往往會形成不同的備選方案，這些備選方案是面向該社會問題的不同的解決思路和策略，其內容呈現出針對該問題解決的不同的價值取向、資源投入、預期收益以及政策彈性等。對于備選方案的抉擇過程，就是對每個備選方案的利弊進行權衡后進行選擇的過程，但可能由于政府官員的價值取向偏差、信息局限以及自身能力素質等原因導致所抉擇的方案并非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理想方案，甚至是與社會公眾的長遠利益相背離的，這樣的政策出臺就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同時也會引發新的社會問題。政策方案的執行、政策方案的調整與終結是政策過程的最后階段，是與公共政策制定階段相對獨立但又相互銜接和依賴的階段，是將所制定的政策方案付諸實施，實現對社會問題解決的過程。隨著政策的不斷執行，政策方案效果不斷得以呈現和釋放，而經過實踐證明一些政策方案雖然通過執行過程逐漸實現了對目標社會問題的解決，但是由于在政策制定階段的認知局限而出現未能充分預測和考慮到的因素和情形，或者由于在政策制定階段的價值偏差所忽視或放任的一些潛在的隱患和后果，在執行過程中又不斷衍生出諸多新的社會問題;而一些政策方案則由于在執行過程中的偏離或扭曲而致使新的社會問題的出現。從應然層面上來看，當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同時伴生新的社會問題時，基于政策現有的“收益—風險”的綜合評估，必須對政策的可行性進行重新審視。如果政策所引致的社會問題形成的“風險等級高且可控性弱，同時社會公眾對后果容忍度逐漸變弱時”，［7］這樣的政策就必須及時進行調整甚至終結。然而，我國的實際情況卻是:諸多被執行的公共政策，雖然早已經被人們發現與一些社會問題形成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且未來繼續執行所形成的問題風險將更大，但是必要的政策調整或者終結在很長時期內始終沒有實質性進展，政策依然在持續執行。為什么會如此?合理的解釋是，在“黨政主導”的政策過程中政策調整或終結的權力普遍掌控在黨政主體手中，黨政主體對政策效果的評判以及所秉持的政策價值立場是判斷或決定政策是否調整或終結的依據。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當黨政主體認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時，往往會利用科學和技術專家關于一項公共政策的綜合評定報告或是統計數據為政策繼續執行的必要性提供支撐，向公眾傳遞和展示政策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并沒有他們想象中嚴重。在價值中立的外衣之下，在科學和技術的神圣武裝之下，科學和技術專家關于政策風險的“結論”往往使人不能質疑，甚至是利益受損的政策對象在“結論”面前也開始懷疑自己價值要求的正當性，這就使得政策得以繼續執行。然而，當“價值中立”的科學和技術面對“不能摒棄掉價值判斷”的公共政策時，讓科學和技術理性完全排擠掉價值判斷，讓科學和技術專家的話語權掩蓋和取代政策對象的話語權，對政策看似客觀性的評價實質上就不夠客觀了。更何況是，有時科學和技術專家受制于黨政主體的明示或者暗示，其對政策的評判或是統計數據也并不能完全呈現出政策的所有“事實”，而只是服務于黨政主體政策意志的“道具”而已。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缺少話語權的政策對象，對于政策的調整或是終結始終是一個局外身份，社會問題隨著政策的持續執行而不斷惡化。

三、當前我國社會問題的政策成因反思

按照代議制治理的框架及其邏輯，公眾在對社會問題治理不可行的情況下為了維護和增進自身的利益通過建立政府來承擔相應的治理任務，而政府治理目的就在于利用自身的專業化完成公眾關于社會問題解決的委托。可以說，在現代社會治理進程中，政府一直被認為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基本選擇。這意味著，政府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有著難以取代的優勢，至少迄今為止是如此。而作為精英的政府人員在解決社會問題時最為習慣而且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運用政策工具。那么，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如何理解我國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去解決社會問題的同時又在制造新的社會問題?當然，在政策過程中，我們不能說政府主觀愿望上有不斷制造社會問題的追求，因為這樣無政府主義就會成為人們質疑和批評政府的理論武器，政府終將喪失合法性。但是，客觀結果與主觀愿望相反，這就表明“黨政主導”的政策過程包含著某些自動引發和制造問題的機制。從代議制治理下公共政策所應追求的價值取向來看，作為政府治理工具的公共政策必須要能夠代表和增進作為權力所有者的公眾的公共利益。而要保障公共利益的實現，政府必須在政策過程中對政策全流程進行基于符合社會價值的必要性審查。但是，我國“黨政主導”的政策過程所呈現出的黨政主體牢牢把持和控制政策的局面，黨政主體成為了政策過程建構的唯一主體，而作為權力實際擁有者的公眾在政策過程中只是名義上享有政策建構權，但實際上卻被排斥在政策過程之外，甚至有時缺乏能夠對抗和反對不合理政策的充足能量和有效途徑。如前文所述，由于壟斷了政策過程建構權，黨政主體在政策過程中的知識和技術霸權以及價值偏差的交織影響都常常致使政策價值和社會價值背離、政策效果與公眾所期待的效果背離，而這樣的政策過程又缺乏來自社會力量的有效修正，進而導致危害公共利益的社會問題通過政策而產生。由此可見，黨政主體實質上唯一擁有政策建構權常常是我國因公共政策而形成社會問題的關鍵性致因。因此，要消解為解決社會問題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可能會引致新的社會問題出現的消極后果，必須要實現政策建構權向社會的回歸和擴展，強調政策過程的社會建構，拓展社會公眾在政策過程中的話語權和行動空間。社會建構下的政策過程，就是要讓社會公眾成為政策過程的真正主體，使作為權力行使者的政府和權力擁有者的公眾在合作行動中最終能夠促成經得住社會價值拷問、符合解決社會問題實際需要以及充分考慮和抑制政策風險的公共政策的生成。對于我國而言，良好的政府質量和社會質量是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形成所不可缺少的支持性條件。政府質量是一個廣義政府意義上的政府質量，包括“現代代議制度、現代行政制度和現代司法制度，在中國還包括現代政黨制度建設。”［8］從政府質量角度思考社會建構下的政策過程，必須首先關注當下政府治理理念的改變，應該始終以社會價值作為衡量和抉擇政府行為的前提條件，應重視和強調三點:社會利益的保護、社會利益的改善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實現。在政府治理理念轉變之外，還需要在政府治理實踐層面進行一系列以政府質量提升為目的的改革，重點是進行基礎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參與的政府治理變革。基礎制度的完善強調廣義政府在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眾之間關系的建構上重視推進尊重公民權利和公民意愿的法律和制度設計、完善公共權力行使的違法審查機制和問責機制、加強政府權力社會監督的法治建設、將政策過程的社會建構納入法治范疇等，在社會管理和建設過程中要重視與社會協同治理下社會力量的培育和壯大;注重參與的政府治理變革是指通過社會參與、社會意見吸納、社會智慧利用等途徑促進政府治理中共識、共享、秩序和策略的形成，為此政府需要不斷通過提高治理的開放性和拓寬參與渠道為社會參與提供有力支撐。可以說，基礎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參與的政府治理變革，是經濟社會轉型期政府質量提升的關鍵，能夠推動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使之符合現代政府的治理要求并具備現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有了政府質量的提升，當始終強調社會價值和重視社會參與成為政府治理的新常態，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的形成就有了現實的基礎。從社會質量角度思考社會建構下的政策過程，是在實現社會整體進步和發展的條件下使社會不斷獲取影響和決定政策過程的話語權和行動能力。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的形成所要求的社會質量，內在的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社會參與積極性提升基礎上政策參與的拓展、社會整合基礎上社會能量的增強、社會智慧增長基礎上政策過程的增效。社會參與積極性提升基礎上政策參與的拓展是社會公眾認知到在政治與行政生活中的主動參與是維護和實現自身利益的必然選擇，從游離于政策過程之外對整個政策過程漠不關心的“消極參與”轉變為“積極參與”，為此還能夠不斷在政策參與中主動培養自身的參與技能并積累參與知識，逐步形成品質保證和自覺遵守的參與模式，這就要求社會本身在公民社會成長下通過民主教育、權利意識的啟發以及各種公共生活的參與等途徑有意識地培養和訓練公眾的參與精神;社會整合基礎上社會能量的增強是通過促進異質的社會個體在公共事務合作治理中的相互接觸、交流、碰撞與融合，構筑起相互的認同感和信任感，使每個社會個體轉變為“利益共享、責任共擔和有社會公益感的社會成員”，［9］在合作過程中使松散社會越發趨向于整合，實現社會自身力量的不斷積聚和壯大，進而在政策過程中能夠以充足的能量與政府抗衡和博弈，不被政府所任意忽視或是排斥在政策過程之外;社會智慧增長基礎上政策過程增效是隨著教育水平提升、知識傳播媒介廣泛被社會利用、實踐經驗不斷累積等過程使社會個體不斷實現知識、技能和經驗的增長和積累，在政策過程參與中通過社會智慧資源的融入，與政府共同形成最優的政策方案，或者及時洞悉和彌補政府所制定政策方案中的偏差和漏洞。可以說，在社會參與積極性提升、社會能量增強和社會智慧增長等要素推動下所帶來的社會質量的提升，是社會本身進步和發展的重要標志，更是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形成所不可或缺的。沒有社會質量的提升，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的形成就只是一種治理的幻景和想象，即使政府將其作為治理策略和目標，而社會本身若是在政策過程中表現得力量分散、態度消極且智慧資源儲備不充分，真正擁有和具備在政策過程中的話語權和行動能力則無從談起，在政策過程中也就難以有所作為。

總之，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的形成為我國制定更能夠規避政策風險的公共政策、減少公共問題的政策成因提供了一種有益的邏輯思路和行動框架。基于對政府質量和社會質量的狀況依賴，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理想狀態的達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值得欣喜的是，各級政府已經開始越發關切社會公眾的政策態度、重視社會公眾的政策參與并強調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如在“決策前舉行各種座談會、聽證會以及下基層調查研究收集民情、民意”，［10］在重大政策和重點項目中前置性引入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在重大決策事項中建立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制度對侵害公共利益的決策行為進行問責等;就社會而言，非政府組織、民間智庫和獨立學術機構等社會團體和普通社會公眾與各級政府在政策過程中互動博弈也越發頻繁，如通過網絡和媒體公開地批評政策不足或者政策過程的不合理，通過形成獨立的政策研究報告、調查報告和政策方案等形式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議，通過充分利用政府所提供的政策參與渠道和機會積極表達自身的政策立場等。這表明，當前我國被黨政主體主導且封閉的政策過程已經打破，政策方案選項的優化“最終將取決于體制內外更廣泛的協商和共識構建。”［11］可以說，政策過程已經顯露出朝向社會建構的一些傾向和特質。隨著政府質量和社會質量的提升，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形成的基礎也將日將成熟和牢固。

作者:韓艷麗 單位:燕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