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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論文: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研究綜述

摘要:本文對國內外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貿易效應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文獻進行了梳理和評論,并考察了中國的情況,指出了已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關于投資和貿易相關關系的問題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近年來,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名列世界前茅,外資對中國經濟發展功不可沒。所以,了解已有研究對指導我國的引資工作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研究綜述

(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對外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基礎是國際分工,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本質是國際分工深化,所以貿易投資一體化是國際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

馬克思雖然沒有創立系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但其《資本論》中滲透著資本輸出的思想。他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必然產生的“過剩資本”是資本輸出的物質基礎,資本輸出是過剩資本的一條必要出路,追逐高額利潤是資本輸出的內在動力,接受資本輸入的國家將成為資本輸出國的經濟附庸。

列寧根據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實際情況,發展了資本輸出理論,允許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并存,并提出應該利用外資改造國有經濟。指出“剩下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可以讓他們暫時存在,由我們加以監管,以待我們在全國勝利以后再去解決。”鄧小平指出“‘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歸根結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這些論述都說明利用外資是中國實現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

(二)西方經濟學者的論述

1 基于傳統貿易理論的觀點

投資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與投資實踐有著密切關系。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投資理論都是經驗性的不完善的理論體系。其中,占統治地位的是資源稟賦論,之后各種投資理論在其基礎上得到發展。

資源稟賦論(H-O定理)。俄林(Ohlin,1933)在李嘉圖比較優勢學說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了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導致的生產成本的差異和比較優勢的變化。提出了“資源稟賦論”。該理論構建了一個2x2x2框架,認為各國開展貿易的直接原因是要素稟賦不同導致的生產成本的差異。結論是一國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密集使用該國豐裕要素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該國稀缺要素的產品。

蒙代爾模型。蒙代爾(Mundell,1957)提出了貿易與投資的替代模型。從H—O定理的2x2x2框架出發,考察了貿易與投資相互替代的兩種極端情況。結論是在存在國家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如果直接投資廠商始終沿著Ry—bezvnski線實施FDI,那么這種FDI就能在相對最佳效率或最低的要素裝換成本基礎上實現對商品出口貿易的完全替代。Gruber(1967)、Hoist(、1972)、Adler和Stevens(1974)、Beldelbos和Sleuw aegen(1998)、Gopinath(1999)的研究證實了蒙代爾結論。

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H—O—S定理)。Samuelsonf19491和Lerner(1952)根據“斯托爾珀一薩繆爾森定理”認為各國都以各自的生產要素稟賦比率差距為基礎進行貿易,其結果是貿易前相對豐富的要素價格上升。相對稀缺的要素價格下降,并逐漸形成要素價格比率的國際均等化,資本流動成為貿易的一種替代。

2 基于跨國公司理論的觀點

壟斷優勢論(H—K—C理論)。海默(Hymer,1960)創立的壟斷優勢論,強調了市場競爭的不完全性和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解釋了知識密集型產業FDI和發達國家之間的FDI。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9)和凱夫斯(Cayes,1982)對壟斷優勢論做了進一步擴展。形成了H—K—C理論。

貿易論文:提高商務英語工作人員在涉外貿易談判中的溝通技能

摘要:今天的中國對外貿易活動與日俱增,中國的企業同國外企業間的商貿談判日趨頻繁,當前我國急需大量的高素質、高能力的專業的商務英語翻譯人員。商務英語翻譯工作對于很多有志青年來說有著廣闊和光明的發展空間,現在的從業者和未來想加入到這一行業的人們,一定要與時俱進,不斷提高自身的語言能力和豐富自己的知識儲備,掌握商務英語的溝通技巧,提高商務英語的溝通能力,從而有效地提高國際貿易的成功率。

關鍵詞:商務英語;國際貿易;溝通技巧

一、商務英語在中國

今天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出口貿易額在整個世界貿易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而英語作為世界上最通用的語言,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包括眾多從事對外貿易的人所熟練掌握和運用,今天在中國很多的城市里從幼兒園和小學就已經開始了英語的教育和培訓,英語的普及率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這些都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能夠與外國人進行有效地溝通。然而國際貿易中所使用的英語又與傳統的學校課堂教授的基礎英語有著不小的差別,其專業性更強,涉及更多的交叉學科的知識,而進行日常交流的基礎英語已遠不能滿足國際貿易交往的需要,因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就誕生了一個新興學科——商務英語。歐美等很多經濟發達國家早就開設了專門的商務英語課程,并面向世界不同國家推出了商務英語考試,我國這些年來許多高校也設立了商務英語專業,并培養了大批高層次、復合型的商務英語人才,以滿足國家和社會不斷發展的需要。

二、文化差異導致的商務英語溝通障礙

隨著中國加入WTO,我國企業同外部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加入到了海外市場的競爭中,同時眾多國外知名企業也看中了我國的廣闊市場,紛紛在中國開店設廠。由此產生的眾多商務活動中英語已經被不同語言國家的人們所廣泛使用,由于貿易的專業性和多學科性,普通英語已經無法滿足貿易交往的需要,貿易會議、貿易洽談等活動都需要專門的商務英語翻譯人員來參與,而不同國家地區的文化差異,是眾多商務英語翻譯人員在溝通中所共同面臨的難題。

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都存在著一定的文化差異,這是由于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和歷史發展不同所造成的。因此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其相對獨立和特色的文化體系,文化的差異經常反映在一件相同的事務不同的人卻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這就容易產生歧義造成溝通障礙。在國際貿易中的商務英語交流中,只有弄清不同語言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背景,才能令貿易雙方更好地進行溝通。語言作為承載和傳遞文化的工具,翻譯人員如果僅僅掌握兩種語言的詞匯、語法等基本知識,而不能了解語言中所蘊含的文化因素,就很難做出最合適和準確的翻譯。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很多的詞語在特定的環境下具有其特定的意義,如果譯者不考慮詞語所處環境下的文化因素,就容易出現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情況。例如受文化因素影響,中西方人的性格和思維方式有著很大的不同,中國人受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熏陶,在語言表述上一般謙和委婉,而西方人在表述時往往坦誠直白。如果國際貿易中通過商務英語進行溝通中不進行文化因素的轉換采取直接翻譯,就容易導致中方認為外方傲慢,而外方認為中方心虛的問題,貿易雙方就難以有效交流和溝通。同時不同國家的企業文化也各不相同,中國的企業往往講求團結和諧,美國的企業多奉行利益和個人英雄主義,日本的企業則更重視團隊作戰。不了解不同國家企業的思維方式,在國際貿易中的商務英語翻譯就很難溝通順暢。

忽視文化差異的存在,在商務英語的翻譯中或貿易談判中做不到文化融合,是對外貿易合作交流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我國很多高校在商務英語的教學中,不注重培養學生的跨文化商務交際能力,很多從事對外貿易談判的商務英語工作者也忽視了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因此在實際翻譯中當出現不同文化產生碰撞后,他們往往不能作出準確的翻譯和轉換,因而達不到理想的商務交流的目的。因此無論是教學單位還是商務英語翻譯從業者,都應認識到語言的翻譯其實也是文化的翻譯,在國際貿易的翻譯中,一定要正確地將雙方彼此不同的民族文化和語言文化進行傳遞,才能保證溝通的順利進行。

三、國際貿易談判中文化差異問題的解決

在對外商務談判中,由于不同國家的人們在語言表達、民俗習慣和歷史背景存在差異,所以商務英語翻譯人員必須將這些差異充分考慮進去。必須掌握一定的技巧和具備極高的翻譯能力,從而有效化解因這些差異而帶來的問題。不能向基礎英語翻譯那樣簡單地進行直譯,譯者不僅要掌握眾多綜合性的交叉學科的專業知識和英語知識,還要深刻了解雙方所處國家或地域的文化背景,在翻譯中做到不僅要把雙方所傳遞信息中的商務信息準確表達,同時也要把雙方所表述的具有文化內涵的信息也準確地傳遞出去,這樣才能保證貿易談判的順暢和成功.它要求譯者應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是要準確地分析詞語在當時商務活動下具體語境中的實際含義,英語的詞匯往往具有多重含義,不同的語境下表達的內容很可能差別巨大,因此譯者在翻譯時一定要結合談判中所處的具體語境,以及陳述方所要傳遞的文化信息,正確地進行翻譯。如果lection不加分析地簡單直譯,忽略了某些詞匯在具體語境下的衍生意義,往往容易導致歧義和誤解的發生。

其次是提高商務英語翻譯者的文化意識,譯者在提升自身語言翻譯能力的同時,應時刻培養自己的文化敏感性,更多地去了解和熟知不同國家和地域人們的文化背景、歷史知識和風俗習慣,知己知彼才能做到 在國際貿易談判中,尊重對方的同時得到對方的尊重,從而有效地化解因文化差異所產生的鴻溝。

還有就是能夠熟練運用翻譯工具,因為能力再強的翻譯人員也會有知識的盲區,商務活動涉及的內容往往專業和繁雜,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掌握所有領域的學科知識。而搜索引擎、專業詞典和翻譯軟件等工具能夠很好的解決這些問題,譯者可以通過這些工具來更新和完善自身的詞匯量,從而能夠有效的輔助自己更好的完成翻譯工作。

最后就是要在翻譯中盡可能的找到不同語言國家文化的契合點,因為商務談判不僅僅是商務信息的交流和傳遞,同時也是貿易雙方不同國家間文化的交流,譯者既要保留本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還要尊重和理解對方國家的文化,在翻譯中做到不同文化的有效融合。

今天的中國,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是既存在地理位置相隔很遠,又存在著經濟聯系日趨緊密的關系,我國同眾多國家在WTO的框架下積極頻繁地開展貿易互惠活動,各種形式的貿易談判與日俱增。在這種狀況下,就要求商務英語的翻譯人員不斷提升自己的業務能力,在與外方交流和交往的過程中,恰當地處理不同國家存在的文化差異,在融洽的環境中做到有效的溝通。這樣不論是我國的企業進行產品出口進軍國際市場,還是先進技術、設備和商品的引進,都能在一個良好的商務交流環境下取得成功。

四、貿易談判中商務英語的溝通技巧

每一種語言都有其自身的特點,而存在著大量的專業詞匯是商務英語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因此能否準確的運用和翻譯這些詞匯,對譯者來說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商務談判中常常會涉及金融、貿易、財會、法律、政治等等領域的專業詞匯,就不能簡單地按照基礎英語中的詞義進行翻譯了,例如:balance在普通英語中是“平衡”意思,而在貿易術語中它是“差額”或“余額”的意思;reference在普通英語中具有“參考、查閱”的含義,而在商務談判中它常常指的是“擔保人”或“證明人”的意思。這樣的詞匯在商務談判中數不勝數:agreement(條款)、collection(托收)、enquiry(詢盤)、honor(承兌)、interest(利息)等等,這就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多加留意,同時在平時注意積累和掌握大量的普通詞匯所具有的專業含義。在國際貿易談判的過程中,商務英語的翻譯者要根據商務英語的語言特點,在溝通中運用相應的技巧,針對商務合同或法律文書等不同形式的文體,采用與之相適應的翻譯策略。在擁有大量相關專業知識和較高英語翻譯能力的基礎上,熟知國際貿易活動中商務英語的表述方式和語言特點,具備足夠的商務合同和法律文書等方面的相關知識。今天的社會日新月異,各行各業都在不斷地發展和變革,很多專業術語也在不斷地更新和發展,因此翻譯人員應不斷地通過學習來完善自身的專業詞匯量,通過互聯網、最新的境外報紙雜志以及專業書籍來豐富和增加專業詞匯,充實專業領域的知識儲備,從而保證翻譯中的準確性,使商務信息能夠被準確地傳遞給貿易談判的雙方,促進貿易活動的成功進行。同時,翻譯人員應最大限度地消除因思維方式和文化上的差異而帶來的影響。跨越文化交際障礙最好的方法就是了解并尊重不同國家的文化內涵和民俗習慣,避免使用容易令對方產生歧義和誤解的詞匯。例如在中國代表吉祥的龍在西方的詞匯中就有邪惡、暴力的含義;我們認為可愛善良的大象在英文的詞匯中就有笨重、累贅的含義。在國際貿易談判中如果使用了這些我們認為好的,但外方認為不雅的詞匯,就容易給溝通帶來不利的影響,這是翻譯人員應該十分注意的問題。語境的準確把握也是一個重要的溝通技巧,譯者要準確理解對方使用詞語所要表述的真實含義,了解對方是在何種語境和文化背景下進行表述的,并依據現代翻譯界公認的功能對等理論和我國著名翻譯家嚴復的“信、達、雅”原則,保證原文信息和譯文信息含義的等值,盡可能的讓原文和譯文在文體、文風、語言方式、文化以及社會因素方面保持一致,使兩種語言實現等值的傳遞。在貿易談判中合同和法律文書的翻譯上,翻譯人員必須做到運用的語言和行文方式符合現代商貿文獻的標準和規范,保證專業術語、譯名的統一和前后一致,使貿易雙方得以順暢的溝通。

五、結語

今天的中國對外貿易活動與日俱增,中國的企業同國外企業間的商貿談判日趨頻繁,當前我國急需大量的高素質、高能力的專業的商務英語翻譯人員。商務英語翻譯工作對于很多有志青年來說有著廣闊和光明的發展空間,現在的從業者和未來想加入到這一行業的人們,一定要與時俱進,不斷提高自身的語言能力和豐富自己的知識儲備,同時掌握一定的溝通技巧,才能在這個舞臺上大展拳腳,為我國的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貢獻自己的力量。

貿易論文:國際貿易游戲教學的作用

經濟的全球一體化及對世界貿易組織的加入,中國和世貿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更加密切,合作前景更加廣闊,但同時也讓我們意識到培養大量國際貿易人才,特別是培養同時具備國際貿易知識和外語知識的專業人才的緊迫性。國際貿易英語課程覆蓋面廣,專業性強,學習難度大,如國際貿易英語課程的專業詞匯就涉及到很多的科學領域,就“margin”一詞而言,在證券用語中可譯為“保證金”,在經濟領域中又指“利潤空間”、“利潤率”;kite在日常英語中的意思是風箏,但在商務上的意思是“空頭支票”。國際貿易中的政策、貿易術語、貿易合同的簽訂、運輸條款等都需要學生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理解、記憶。因此,容易使學生產生畏難情緒。那么,如何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讓學生在大量術語的記憶中找到學習的樂趣,掌握復雜難懂的貿易條款、規則,是教授國貿英語課教師們急待解決的問題。但我國國內學者們至今沒有找到很有效的教學方法來教授該課程。筆者通過自己的國貿英語課教授發現,將游戲適當的運用到該課程的教學,不但可以保持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而且對提高教學質量也有很大的幫助。

一、游戲教學理論概述

所謂游戲教學方法[1],又稱學習游戲化,是在學習游戲化觀念的指導下,在教學設計過程基于培養目標、學習者年齡、心理特征等方面,借鑒游戲,設計選擇適當的發展工具、評價方法和教學策略。其中,游戲化學習的重點就是在教學中充分發揮游戲的教育性。柏拉圖說:“生活必須作為游戲來過。”雅斯貝爾斯宣稱“:人們為了尋求生命的答案,總是不斷通過各種實踐去不斷變換身心自由釋然的游戲,這種不斷超越以求更新的活動可以說是傾聽生命規律的行為。”[2]通過游戲的形式來幫助人們學習文化知識和生活技能的活動自古有之。20世紀初,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皮亞杰[3]強調在對兒童的教學中運用游戲形式,讓兒童“從做中學”,“從經驗中學”,他認為游戲、競賽等活動最適合兒童的心理特征,兒童在輕松活潑的活動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從而使智力得到充分的應用和發展,以此為游戲教學奠定了哲學的基礎。

根據KrashenStephen[4]關于語言習得中“情感過濾器”的假設,語言習得是個體情感系統濾后的產物,那些在語言習得過程中會引起負面情緒或與個體不愉快情感經歷相關記憶的語言和學習過程都會被過濾到個體語言記憶系統之外,過濾的產物越多,個體對該語言體系的接收、處理及消化得越慢,甚至完全排斥對語言的習得。KrashenStephen還提到,焦慮、緊張、無趣等均為“情感過濾器”的濾網。因此,教師在第二語言的教學過程中一定要降低“情感過濾器”的過濾作用,提高教學的趣味性、知識性,激發學生的正面學習情緒,在愉快的教學環境下積極吸取教師所教授的知識。Hadfield[5]認為“外語課堂活動不僅和傳統的課堂教學一樣,對語言操練具有一樣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外語課堂活動能給語言習得者提供真實的交際機會,盡管仍然是在人為設定的范圍內,進而將教室和教室外的世界連接起來。”這種鼓勵自然交際的外語課堂活動將語言習得的過程轉換成習得者自由交流的過程,將教室轉換成準外部語言環境,將教師和學生的師生關系轉換成平等交流的關系。當習得者的游戲意識和交際意識上升到一定程度時,他們就不會再因為擔心犯口頭上的錯誤而不敢開口了。隨著習得者作為外語教學研究對象的深入,教學的多樣性對教學效果的遷移作用更加受到關注,外語課堂游戲無疑為外語教學的多樣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正如RichardAmato所說,“外語課堂游戲可以緩和緊張的有壓力的學習氣氛,可以引發新的語言點和新的想法,可以給傳統的教室帶來更多的選擇。”[6]

二、國際貿易專業英語課程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開學初,筆者用傳統的教學模式給學生上了國際貿易英語第一單元的課程,該單元結束后,筆者對相應的知識點進行測試,并記錄成績。之后對這兩個班級進行了第一次問卷調查,共發出問卷65份,收回65份,所有問卷都有效。通過問卷調查,筆者發現以下三個問題比較突出。

問題一:你喜歡目前這種國際貿易英語課的上課方式嗎?68%的學生表示不喜歡,13%的學生表示一般,8%的學生選擇無所謂,剩下的10%的學生表示喜歡。

問題二:通過目前這種教學模式,你能記住多少新授知識?47%的學生選擇低于一半,31%的學生選擇多余一半,3%的學生表示完全記不住,9%的學生表示幾乎可以記住全部所授內容。問

題三:你認為是否有必要改變當前的教學模式?67%的學生選擇完全有必要,15%學生表示一般,7%的學生表示無所謂,剩下11%的學生認為沒有必要。調查結果表明,絕大部分的學生對這種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模式不滿意,可以看出這種傳統的教學模式剝奪了學生作為課堂學習的主體地位,極大地扼殺了學生參與課堂教學活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此外,基于該課程實踐性較強,多數學生希望能有機會將所學的理論知識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操練,以便及時發現自己知識結構中的不足并展現自己的學習成果,而這些要求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下是較難實現的,所以希望授課教師能采用更有效的教學模式來指導他們進行學習。

三、游戲教學在國際貿易英語課程教學的具體應用

(一)實驗對象與方法

1.實驗對象參加本次課題研究的實驗對象為浙江海洋學院英語本科師范專業二年級學生,共兩個班級。

2.實驗采取的方法采用對比試驗、問卷調查、單元測試等途徑采集相關數據,選取《國際貿易專業英語》中第8-16單元,采用游戲教學方法進行教學,而 其他單元則用傳統教學模式進行教學。

(二)實驗對比階段

1.詞匯游戲方法一:“單詞接龍”游戲(以國際貿易英語中基本術語的教學為例)。在游戲之前,要求學生做好預習工作。課堂上,教師首先將學生分成若干小組,一般每組5-6人。教師給出第一個單詞,如freigh(t貨物運輸),然后要求每組學生寫出以t開頭的單詞,如tende(r投標),然后再寫出以r開頭的單詞,如ratio(比率),以此類推,在規定時間內哪個小組寫出的單詞在正確的基礎上數量最多,則該小組獲勝。這種游戲可以充分激發學生的好勝心,并通過互相幫助有效地對單詞進行了復習。方法二:“找搭檔”游戲。由于國貿英語課程中看起來相近或相似的概念較多,學生容易混淆,通過這個游戲,學生可以對相似或相近的概念進行較好的辨析。具體操作如下:首先,教師要進行一定的課前準備。準備好兩個信封A、B。信封A中裝有將要教授的概念性的容易混淆的詞組,如:AbsoluteAdvantage(絕對優勢)、ComparativeAdvantage(比較優勢)、OpportunityCos(t機會成本)、averageCos(t平均成本)、CurrentAccoun(t經常項目)、CapitalAccoun(t資本項目)、CounterTrade(對等貿易)、BarterTrade(易貨貿易)、EntrecoteTrade(轉口貿易)TransitTrade(過境貿易)等,信封B里裝有這些詞組相對應的解釋和例子。要求學生進行一定的課前預習,對游戲中所要遇到的這些概念性詞組及其含義進行一定的了解。課堂中,先將學生分為若干偶數小組,一般7-8個一組。然后,將信封A、B發給小組學生,每組一半學生得到A里的紙片,另一半學生是B里的紙片,要求學生A根據自己手中的紙片去尋找相對應的學生B。如果所授班級學生的基礎一般,教師在設計時,可以一詞對應一個解釋,如果學生程度較高,則可以設計一詞對應多個正確的解釋或相關例子、案例。如果學生對自己手中的紙條不是很理解,可以用英語向其他學生尋求幫助,相互探討,在游戲過程中,教師要參與到各個小組中去,了解學生對概念性詞組的掌握程度。最后,教師宣布正確答案并相應做出一定解釋,并對最早找對搭檔的小組給予表揚,通過這種游戲方式,學生可以通過相互討論的方式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知識點,并及時對錯誤的概念進行糾正。

2“.情境模擬”游戲所謂“情境模擬”游戲就是教師給學生營造一個適當的行為環境,讓學生就某個中心問題展開討論并通過表演的方式將討論的內容和結果表達出來,以此來幫助學生掌握合理處理現實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問題的方法和技巧。以合同執行過程中保險問題糾紛為例,筆者設計了下列情境模擬游戲。首先,給出學生一個案例背景。如:國外某公司(簡稱買方)與我國一公司(簡稱賣方)簽訂一筆食品出口合同,交易條件為FOB大連,付款方式為不可撤銷即期信用證。隨后,賣方收到了買方銀行開來的信用證,即備妥貨物,辦好出口手續,按期將貨物裝上買方指派的船只,并向買方發出了裝船通知。裝船于凌晨2時結束,半小時后載貨船艙出現火情,船長立即組織救火,先啟用二氧化碳系統滅火,但發現該系統失靈,只好使用消防水系統滅火,才將火撲滅。經商檢部門鑒定,該批貨物因火災和嚴重泡濕而完全喪失商業價值。賣方立即通知買方,征求處理意見。買方來電稱,賣方應負責卸下毀壞的貨物,重新備貨裝船,并聲稱將指示銀行撤銷已開出的信用證。賣方則認為,貨物已裝船,合同義務已履行,沒有義務卸下損壞的貨物和重新備貨裝船,并認為買方應該支付已裝船貨物的貨款。船方則因貨物已毀損而拒絕簽發提單,并以火災免責為由拒絕承擔賠償。然后將學生分組讓其對此案例進行討論,并要求他們根據案例及其討論的結果進行角色分配,用表演的方式將整個案例和他們所討論出來的處理方法展現出來。最后,在教師的引導下,對各個小組的表演進行評價,特別是對最終案例處理方法進行點評,使學生進一步明確他們所討論的案例處理方式是否正確,以此提高和鞏固學生處理國際貿易中常見的合同糾紛問題的能力。此外,筆者還針對貿易條款的掌握,設計了一些不同層次的貿易談判,讓學生分別扮演貿易談判、交易可能涉及到的各種角色,進行對話表演,以此來加強學生對專業術語、談判規則及其他可能涉及到的注意事項的記憶和正確運用。

四、實驗結果與討論

(一)游戲教學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認知水平皮亞杰認為,從認知的本質看,游戲的特征是“同化”超過“順化”,也就是說“學生在游戲設計過程中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的認知結構中,從而提高認知水平”。[7]調查問卷表明,有53位學生贊同“游戲能幫助自己對國際貿易知識加深了解和掌握”,49位學生認為“游戲能幫助認識自己在語言溝通和國際貿易談判技巧方面有待改善”。這些數據都說明游戲能有效地幫助學生理解國際貿易的理論、原則并能將這些知識初步運用到模擬的國際貿易談判場景中去。

(二)游戲有利于培養和發展學生健康的學習情感學習興趣是學習中最活躍的因素,能夠有效地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動機,強化學習動力,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創造性。游戲的趣味性讓學生在吸收知識過程的同時,享受到學習的樂趣。絕大多數學生(93.4%)表明喜歡這種國際貿易英語課堂中的游戲教學方法,85.6%的學生認為游戲活動激發了他們的學習興趣,92.9%的學生表示“通過游戲強化了課堂所學的知識”,由此可見,游戲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情感。

(三)游戲有助于提高學生的交際水平和口語表達能力游戲教學在課堂中提供了真實的交際環境,學生在游戲過程中使語言回歸到了自然狀態下交際工具的位置。調查結果顯示,86%的學生認為“通過游戲教學方式,自己比以前更愿意在課堂上開口講話了”,96.6%的學生認為“通過游戲,增進了同學之間的交流與合作”,82.7%的學生贊同“自己的口語表達能力有一定的提高”。此外,在實驗過程中,筆者認為教學游戲的展開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1.目的性原則。課堂發生的所有教學活動都是圍繞教學目標而設計的,游戲教學也不例外,必須緊緊圍繞教學內容進行。

2.趣味性原則。游戲教學之所以能讓教師和學生都感受到快樂,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參與性,就在于它包含了游戲具有趣味性的特點。

3.參與性原則。游戲教學的參與性體現在讓全體學生“動”起來,讓每個學生都感受到與他人合作共事的樂趣。

4.紀律性原則。在游戲進行之前,教師必須向學生說明游戲規則,做到整個課堂次序張弛有序。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將設計合理的游戲運用到國際貿易英語課堂中,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學生的學習樂趣,提高學生對相關知識的掌握速度和理論的應用能力,從而提高課堂的教學效果和教育質量。當然,筆者所想到的這些游戲方法只是游戲教學具體應用的冰山一角,還有更多的游戲教學方式等待我們去研究和開發

貿易論文:論比較中美服務貿易及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對策

摘 要:中國服務貿易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雙邊服務貿易一直處于失衡狀態,研究美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對中國服務貿易具有重要啟示。本文依據最新的統計資料,針對中美服務貿易發展水平、內部結構、地理方向和體制法規進行比較分析,并結合后危機時代世界服務貿易發展趨勢,提出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相關對策。

關鍵詞:中美服務貿易;后危機時代;服務貿易結構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愈加洶涌的背景之下,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著深度變革,以金融及信息革命全球化發展為特征的科學技術革新浪潮正在推動世界服務業加速發展。如今服務業占各國經濟比重越來越大。據統計,目前服務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發達國家已達70%,中等收入國家接近60%,而低收入發展中國家也達到40%左右。隨著服務業國際分工的發展,國際間的服務交換規模也在日益擴大,2009年,世界服務出口額達到了3.3萬億美元,數據來源于World Bank Database、BEA Database和中國商務部網站。

相比1970年的不足710億美元增長了45倍,目前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已占世界貿易總出口額的1/5。同時,面對此次金融危機對全球貿易的影響,服務貿易占比較大的國家在后危機時代較快地出現了復蘇勢頭,其恢復速度快于依賴貨物貿易的國家。由此可見,服務貿易成為世界貿易的主流趨勢已是世界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中美服務貿易比較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服務貿易出口國,服務業高度發達。2009年,其服務貿易出口額已占世界服務貿易總出口額的15.4%,表現出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強勁優勢地位。另外,中國服務貿易也一直保持持續穩定發展勢頭,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年均增長0.6%,但由于中國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起步較晚,服務產品競爭力較弱,在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雙邊服務貿易中一直處于失衡狀態,中國服務貿易無論是在整體服務貿易水平還是在部門結構等方面與美國相比都存在較大差距。

1.服務貿易發展水平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發展持續穩定,國民經濟貢獻度較高

服務業對美國的GDP及就業影響較大,以2005年為例,服務業產值占美國GDP的70.93%,當年從事服務業的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72.47%。自1984年開始,美國服務業產值占當年GDP比重就已超過60%,可見,伴隨美國服務業發展,其服務貿易在美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也日益顯著。

美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由1997年的4 220.2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8 799.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8.3%。其中,美國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3年間平均維持在28%左右,2004年達到30%并維持了4年,由于經濟緩慢復蘇,2009年小幅上升,達到33%。就服務貿易出口額總體而言,美國呈現上升態勢,僅2009年有小幅下降。其中,美國服務貿易出口額由1997年的2 560.9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5 091.8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1.99倍。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達到15.4%,世界排名第一位。美國服務貿易進口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在1997—2008年間平均維持在16%左右,僅1997年、2005年和2006年在16%以下,其余均大于16%,2009年明顯提高達到19.2%。美國服務貿易進口額與其出口額類似,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美國服務貿易進口額由1997年的1 659.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 707.6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2.23倍。2009年服務貿易進口雖有小幅下降,但其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達到11.9%,世界排名第一位。

(2)中國服務貿易增長速度較快,國民經濟貢獻度較低

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對中國的GDP及就業影響較小,以2009年為例,服務業產值占中國GDP的42.6%,當年從事服務業的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33.2%。中國經濟結構中,由于第一、二產業占較大比重,第三產業比重較小,致使中國服務貿易雖然增長速度較快,但其對國民經濟貢獻度較低。

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由1997年的522.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 86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34.5%,是美國年均增長率的4倍多。其中,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2年間平均維持在10%以上,2003年下降為9.57%并保持到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再次下降,降為8.7%左右,2007—2009年又小幅上升并維持在9%左右。就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而言,呈現總體上升的趨勢,僅有2009年相比2008年下降12.11%。其中,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由1997年的245.0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286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5.25倍。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為3.88%,世界排名第五位。然而,中國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額僅是美國的1/4。中國服務貿易進口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在1997—2007年間由16.30%下降至11.91%,2008—2009年稍有上升維持在12%以上。中國服務貿易進口額與出口額類似,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中國服務貿易進口額由1997年的277.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582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5.7倍。雖然2009年在世界服務貿易進口前十位國家中,中國是惟一與2008年相比沒有出現下降的經濟體(德國和英國進口額分別為2550億美元和1600億美元排名第二、三位,美德英進口額同比均出現10%左右的降幅),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為5%,世界排名第四位,但服務貿易總量只占到美國的1/3。 服務貿易結構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順差持續增加,各部門發展比較平衡

美國服務貿易自1971年起持續保持順差狀態。其中,1986年服務貿易順差僅103億美元,1997年則達到較高歷史水平,增至902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7倍左右。2007年服務貿易順差突破千億美元,為1 296億美元,其中,服務貿易出口5 048億美元,進口1 296億美元。2008年和2009年美國服務貿易順差持續增加,2009年服務貿易順差額相比2008年雖下降了4%,仍達到1 384.2億美元。

2007年,美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出口比重超過10%的部門分別是旅游、其他商業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運輸和金融服務,其出口額各自分別占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24.17%、17.63%、16.75%、15.65%和11.82%。同時,政府服務、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保險、通訊、建筑服務分別占比4.15%、3.18%、2.58%、2.09%、1.75%和0.24%,合計在15%以下。2007年,美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中,進口比重超過10%的部門分別是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和保險服務,其進口額分別占服務貿易進口總 額的25.27%、21.62%、13.91%和11.31%。同時,政府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金融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以及通訊服務分別占比9.64%、6.62%、5.01%、3.92%和2.09%,而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以及建筑服務比重較小,分別是0.45%和0.16%。綜合美國服務行業進出口所占比重,各個服務部門發展符合美國經濟特點,沒有出現比重極大的部門,即部門間發展未表現出嚴重失衡現象。同時,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的新興服務部門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突出,在美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處于主體地位。

(2)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各部門發展有所失衡

中國服務貿易在1984—1995年間保持小額順差,1995年開始出現逆差,后進入持續逆差狀態,并且自2002年開始逆差規模逐年擴大,特別是加入WTO后,服務貿易逆差更加顯著。其中,2004年服務貿易逆差額達到最高值95.5億美元,2004年以后服務貿易逆差呈現小幅縮小之勢。但2008年和2009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規模進一步擴大,分別達到115.6億美元和296億美元,2008年服務貿易逆差額比2007年增長51.9%,2009年比2008年增長56.1%。2009年中國服務貿易主要逆差行業為運輸、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保險和旅游,逆差額分別是230、106、97和40億美元。

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旅游服務貿易占比第一,2000年達到53.34%,自2004年之后呈現遞減趨勢。運輸服務貿易占比第二,且在2000—2008年間占比逐年上升[1]。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通信、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金融服務貿易占比最小。可見,中國一直以傳統服務貿易為主,資本、技術、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發展水平與傳統服務貿易相比差距較大。盡管如此,中國傳統服務貿易所占比重呈現逐年縮減趨勢,如旅游服務部門,而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服務部門占比逐年遞增,尤其是咨詢服務,2008年占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12.33%。2008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中,進口比重超過10%的部門是運輸、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分別是31.67%、22.75%和14.55%,合計70%左右。同時,咨詢、保險與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分別占比8.52%、8.02%和6.49%,而建筑與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分別占比2.75%和1.99%。通訊、金融、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以及政府服務占比較小,合計為2%以下。綜合中國服務行業進出口占比,部分行業占比極大,中國服務部門出口出現嚴重不平衡現象。 服務貿易地理方向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地理方向多元,涵蓋多個經濟體類型

英國、加拿大、日本、德國、墨西哥、愛爾蘭、法國、瑞士、中國和荷蘭是2008年美國前十大服務出口市場,占美國服務出口總額的55.19%。在前十大出口市場中,歐盟成員國占據五席,包括英國、德國、愛爾蘭、法國和荷蘭,合計占美國服務出口總額的27.77%。英國、德國、日本、加拿大、百慕大、法國、墨西哥、瑞士、印度和愛爾蘭是2008年美國前十大服務進口來源地,占美國服務總進口額的56.29%。在前十大進口市場中,歐盟成員國占據四席,包括英國、德國、法國和愛爾蘭,合計占美國服務進口總額的26.45%。事實上,歐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瑞士分別是美國前五大服務貿易伙伴。

歐盟是美國服務出口最大的目標市場,2008年,歐盟27國進口美國服務項目占全美服務出口總額的37.3%。同時,歐盟也是美國服務進口的最大來源國,從歐盟進口服務的增長率也高于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增長率。就地區性而言,西歐和中歐國家是美國服務貿易的主要伙伴,交易多集中于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及通訊服務。加拿大和日本是美國服務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場,分別占比8.71%和7.84%。加拿大與美國無論是地理位置、生活方式還是經濟環境都有極大相似之處,因而加拿大不僅是美國服務輸出的主要接受國,還是美國服務進口的主要來源地,這在運輸、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方面體現尤為顯著。近年來,伴隨著美國日益重視亞洲和環太平洋服務市場的拓展,韓國從1987年開始逐步成為美國生產性服務出口的最大國家,同時,新加坡、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服務市場增速很快。據WTO統計,2008年美國與中國雙邊服務貿易額為260億美元,同比增長13.1%,占美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2.7%。其中,美國對中國服務出口160.9億美元,同比增長13.3%;進口99.2億美元,同比增長12.8%。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順差額為61.7億美元,同比增長14%。

綜合看來,歐盟、加拿大、日本、瑞士、墨西哥和中國等國家在美國十大服務出口目標國之列,也是美國十大服務進口來源國的一部分。可見,美國服務貿易市場以發達國家為主,同時也包括墨西哥和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呈現出市場多元化特點。

(2)中國服務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側重發達國家和地區

2008年,香港地區、美國、歐盟、日本和東盟是中國前五大服務出口市場。香港地區、歐盟、美國、日本和東盟是中國前五大服務進口來源地。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市場集中在香港及發達國家和地區,近年來東盟各國市場在中國服務貿易中的地位才有所提升。

香港地區由于地理位置、政治、經濟因素等特點,一直是中國服務出口主要目標市場,在旅游、運輸、建筑服務和咨詢服務方面體現尤其明顯。在旅游服務方面,中國旅游市場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區、中國臺灣、日本和韓國等亞洲國家和地區,占比60%左右,其中香港地區是旅游服務中的最大進出口市場。在運輸服務方面,香港地區也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占中國運輸服務出口總額的33%。在建筑服務方面,香港地區不僅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也是中國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僅次于東盟。此外,香港地區是中國咨詢服務第一大出口市場,在咨詢服務進口方面,香港地區和歐盟占據中國咨詢服務市場50%的份額。近年來,伴隨著東盟的日益強大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東盟不僅逐步成為中國貨物貿易的主要市場,而且逐步成為中國服務貿易的重要伙伴,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服務市場增速較快。與此同時,伴隨中國經濟增長,歐盟逐步超越美國成為中國服務貿易重要合作伙伴,在建筑、保險、咨詢和計算機及信息服務方面貿易聯系日益緊密。 服務貿易體制法規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較健全

美國服務業長期保持的比較優勢和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與美國重視服務貿易發展密不可分,表現為美國完善的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健全的法律法規。鑒于國際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的差異,不能通過關稅措施對服務貿易實施保護,所以一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規范對該國服務貿易發展意義重大。

在服務貿易管理制度方面,美國服務貿易管理機構主要是商務部和貿易代表辦公室[2]。其中,商務部負責服務貿易的具體管理工作,如統計服務貿易數據、制定服務貿易政策等,貿易代表辦公室則具體參與和負責服務貿易領域的國際談判和協調等事務。這種管理體制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強大的談判能力不僅能將有利于美國自身的貿易政策貫徹到世界服務貿易體系中,還能加強美國對服務貿易的執行與監督能力。第二,實現貿易促進和貿易救濟相結合,在積極促進和擴大服務出口的同時,能夠快速針對服務進口及國外服務 企業對國內服務業帶來的損害采取多種救濟措施。

在服務貿易法律法規方面,美國服務貿易法律法規以國會和聯邦政府行政命令為主[3],包括了對外貿易綜合法案中的部分條款、對各個服務部門立法的相關條款和針對部分行業專門規定的市場準入制度等,但是各州也會單獨對服務貿易立法,如保險業和專業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條件和限制法令就是由美國各州各自制定的[4]。此外,美國各州也會依據自身優勢行業制定服務貿易支持政策,如針對證券交易、企業產權等方面分別制定了《證券交易法》、《商標法》等。

(2)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不順,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

中國服務貿易整體水平處于世界中下游水平,究其原因是中國經濟結構存在失衡,配套的立法工作沒有快速、全面展開,導致中國還未形成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的服務行業。所以,改革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健全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對中國服務貿易未來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在服務貿易管理制度方面,中國服務貿易相關戰略和政策主要由商務部通過服務貿易司具體制定和協調,隸屬于商務部的服務貿易司還承擔第三產業利用外資、雙邊及多邊國際談判等事務。但在實際中,以上大部分工作是由中央其它部委及地方政府執行。這種管理體制存在諸多缺陷,主要表現為:第一,服務貿易整體缺乏統一的管理部門,各有關職能部門相互之間銜接不到位,降低了服務貿易管理效率,不利于中國服務貿易與國際市場接軌。第二,多頭管理現象導致中國對服務業的劃分標準、統計口徑等缺乏統一性,這與世界發達經濟體間缺乏一致性,在貿易往來中易引發摩擦[5]。

在服務貿易法律法規方面,中國服務貿易立法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為核心,以國家頒布的外資法為重要組成部分,以各部分制定的具體規定為支撐,具體規范中國服務市場。一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相比中國發展速度嚴重滯后。中國雖然在近幾年先后頒布了《商業銀行法》、《保險法》、《廣告法》、《海商法》和《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等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但互聯網通訊、電子商務等許多領域仍缺乏強有力的法律支持。此外,在已經制定的法律法規之間,仍然存在有漏洞、有矛盾的現象,這嚴重削弱了中國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的權威性和執行力。

二、后危機時代世界服務貿易發展趨勢

綜合以上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美國服務貿易的領先優勢來源于其服務業和服務貿易間已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態勢。具體而言,美國高度發達且結構合理的服務業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并保證了美國服務貿易的全球持續領先地位。服務出口的不斷擴大吸引了國際更多資本和人才流入各個服務行業,這樣既有利于先進技術和各個生產要素有效結合,保證了服務業競爭優勢的最大發揮,也進一步推動了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伴隨著信息技術的提高,美國服務貿易在原來基礎上逐步趨向于服務貿易方式的網絡化、服務貿易內容的廣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務貿易區域的國際化,服務質量進一步提高。簡言之,就是“國內經濟領先—服務業發達—服務貿易發展”的循環路線。當然,美國服務貿易和服務業的全球領先地位,與健全的服務貿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務業立法是分不開的。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全球服務貿易雖然有所波動,但就服務貿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國家經濟的影響程度要遠遠小于貨物貿易,換言之,國際金融危機只是暫緩了各國服務業的發展,全球服務貿易蓬勃發展的趨勢沒有改變。后危機時代世界服務貿易將會呈現如下趨勢。

1.服務貿易結構更加平衡

國內外諸多學者研究表明,發展服務貿易可以搞活經濟,增強經濟的靈活性,這樣能有效應對外界沖擊,實現經濟結構的平衡發展。通過此次危機,各國充分認識到發展服務貿易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世界產業結構將繼續作用于服務貿易,驅動其快速發展。第一,隨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加快,國際產業轉移的速度和規模將持續擴大。一是服務業較不發達的國家,其轉移重心將從制造業轉向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二是服務業發展有一定水平的國家,其服務業轉移重心更傾向于從勞動密集型轉向金融、保險和咨詢等資本技術密集型,這些服務業也會成為后危機時代全球產業轉移的重點領域。第二,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分工更加細化,許多原本依賴于制造業的服務行業逐步獨立出來,使世界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結構得到進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世界范圍內能源競爭加劇,環境問題日趨嚴峻,這給世界貿易發展帶來巨大挑戰。服務貿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經濟貢獻度、吸納就業人數多的特點正好符合世界經濟持續發展的前提,是各國發展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的新動力。

因此,危機過后,伴隨著各國越來越重視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新興服務貿易,當前以貨物貿易及傳統服務貿易占較大比重的局面將得到明顯改善,全球服務貿易結構將更加平衡。 服務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此次危機中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促使發展中國家將更加積極主動地制定支持服務業發展的宏觀政策,并逐步開放各自服務市場,涉及旅游、運輸、保險、咨詢、金融、計算機和信息等服務市場,吸引外國資本和國際人才注入本國服務業,通過提升行業資本構成和人力資本構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務市場中。近年來,亞洲地區普遍的開放性政策為亞洲各國自身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帶來機會,推動亞洲地區逐步成為世界服務貿易的重要市場。后危機時代,無論是各國出于自身發展需要主動開放服務市場,還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動開放服務市場,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國服務業將更加開放,各國將逐步實現“服務業—服務貿易—國內經濟”三位一體的良性互動格局。

伴隨著服務出口市場和進口市場逐步開放,市場呈現多元化態勢,盡管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服務業競爭力差距較大,但這種差距最終會越來越小。為了擴大服務市場份額,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全球服務市場上,伴隨著服務提供者逐漸增多,出現同一市場存在多個服務提供者的局面,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服務貿易壁壘更加廣泛

當代國際貿易已經從原來傳統的貨物貿易拓展到了涵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更廣泛的領域。同時,伴隨著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務貿易成為各國政府貿易保護的重點領域。第一,世界各國逐步開放相關服務業,服務業整體開放度不斷上升,伴隨全球服務業的發展,全球服務業各部門間融合度不斷提高,新的服務貿易摩擦應運而生,這些摩擦不僅來源于發達國家,也來源于發展中國家。第二,由于國際服務市場參與主體的多元化、服務需求的復雜化、服務范圍的廣泛化,世界服務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各國出于自身的經濟利益,為保護本國銀行、保險、信息等敏感部門免受外來競爭紛紛設立貿易壁壘。第三,危機過后,在世界經濟從衰退走向緩慢復蘇的進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經濟體復蘇進程的差異性,部分國家為提高國內就業率和保護國內市場,貿易摩擦也從貨物貿易各項產品向服務貿易單個部門及整個行業 擴散,這對未來產業遭受損害埋下隱患,由此進一步體現出服務貿易壁壘廣泛化的趨勢。

后危機時代,無論是世界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導致的服務貿易摩擦增多,還是由于各國政府為保護本國經濟和國內市場設立服務貿易壁壘,其涉及服務業內容將更加廣泛,服務貿易壁壘將更加普遍。

三、后危機時代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對策

全球進入后危機時代,在世界服務貿易結構更加平衡、服務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服務貿易壁壘更加廣泛的背景下,中國應依據國情,加快國內相關服務業的發展,縮小中國服務貿易逆差,在提高服務業對國民經濟貢獻度的同時,健全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法規,真正提升中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整體競爭力。

1.加快國內服務業發展,強化微觀主體競爭能力

中國無論是服務業發展水平對服務貿易發展的推動力度,還是服務貿易發展對經濟拉動力度均不足,服務業國際競爭力無論是出口方面還是進口方面均較弱。因此,中國若想從根本上提高國內服務業競爭力,縮小與美國在服務業及服務貿易方面的差距,必須從提高微觀主體競爭力著手,在加大服務業科技研發及自主創新力度的同時,重點關注服務業人才培養。第一,加大服務業各部門技術投資,鼓勵自主創新。技術投資具體表現為相關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如經濟技術數據庫、信息共享系統等,為技術創新奠定良好基礎。此外,在引進先進技術過程中,服務業不能一味引進而不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要保證科學技術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所以,結合中國自身經濟特點,在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基礎上實現有效的再創新,真正達到“科學技術—服務業—服務貿易”三者的循環效應。第二,注重服務業人才引進,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先進技術的引進必須與人力資本有機結合才能發揮出最大效應,才能促使中國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競爭優勢發揮出來。因此,一是針對中國現有服務人員進行多層次培訓,多渠道設立職業培訓機構。二是依據中國服務業從業人數特點及其分布狀況,有計劃、有目的地適時調整高等院校及職業類院校相應專業設置。三是加強國際間合作與交流,多渠道引進高級短缺人才。通過人才培訓、人才培育、人才引進等措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專業服務人才數量不足、質量不高的問題。縮小國內服務貿易逆差,把握服務業開放速度

服務業拉動經濟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國服務業只有個別部門如旅游、運輸、建筑等發展突出,大部分行業及部門拉動經濟發展的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這在信息技術、金融、保險和資訊類等新興服務業表現尤為明顯。所以,中國應以縮小服務貿易逆差為目的,積極擴大傳統服務貿易出口的同時,分層次、有重點地開放中國資本、技術、智力密集型服務業[6],并控制服務業開放速度。第一,維持中國傳統服務貿易固有優勢,積極擴大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出口。一是加大傳統服務部門的營銷力度,提升傳統服務部門的競爭力,提高傳統服務部門對經濟的拉動能力。如將旅游和文化相結合,衍生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務產品,借助中國豐富旅游資源,擴大旅游服務貿易出口。二是重點發展運輸服務貿易中的海運服務貿易。運輸服務貿易是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最大來源,而海運服務貿易在運輸服務貿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開始這一比重就已超過60%。伴隨著中國海運運力的快速上升,積極調整海運結構,加大海運領域國貨國運的比重,在遵循海運逐步自由化的原則下,政府通過引導海運企業聯合與重組,提升中國海運乃至運輸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第二,適度開放資本、技術、智力密集型服務業,掌握服務業各部門開放速度。一是適度開放資本密集型行業,在開放的同時,完善這些行業的競爭機制,提高其在市場機制下承受考驗的能力。同時,通過采用和引進國際標準,促進國內智力、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相關標準的規范化。二是關注經濟安全。服務業掌控大量資金、技術、信息的流進流出,影響著國內市場的穩定。如果本國服務業尚未具備國際競爭能力,過快開放可能對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同時,在服務業開放的問題上,做到履行承諾但不做出超承諾的讓渡。 拓展服務貿易地理方向,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中國服務貿易無論是出口市場,還是進口來源地都以發達國家和地區為主,呈現市場單一化特點,這對后危機時代服務貿易尋求大發展極為不利。一旦貿易伙伴中個別區域經濟遭受嚴重沖擊,中國服務貿易及相關服務業必定受到牽連,這將阻礙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我們應加快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和簽訂的進程,有效擴大市場半徑,并拓展中國服務貿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務貿易市場過于集中和單一的風險。第一,對于已經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應強化其所涉及的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如在中國與新加坡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貿易協定》中,主要服務合作領域包括醫療、教育和會計等服務業,因此中國要根據自由貿易協定側重點的不同,合理利用區域貿易合作機制,有效促進中國衛生醫療、教育和財務會計等服務業的發展。第二,對于正在談判的自由貿易協定,包括中國與海合會、澳大利亞、冰島和挪威等,一是在談判進程中,加強并拓展服務業合作領域,保障雙方在部分服務貿易領域做出重要承諾。二是積極推進談判進程,爭取早日實現自由貿易區對服務貿易的促進作用,使雙邊服務貿易額迅速增長,實現其對經濟的推動作用。第三,對于那些尚未與中國建立優惠制度安排的國家,在條件成熟時積極啟動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如在金融、保險、咨詢等資本密集型服務業中日本和韓國與中國有諸多合作,且日韓雙方在以上領域具有國際領先優勢。所以,中國在積極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的基礎上,需重點關注日韓具有優勢而中國缺乏競爭力的相關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 健全服務貿易法律法規,完善服務貿易救濟制度

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存在諸多缺陷,法律法規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國實際又不違背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法律法規是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當務之急。就服務貿易制定統一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而言,實現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性,同時,在貿易救濟政策制定方面,經過全球經濟危機后,更應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第一,從中國國內經濟和就業增長出發,優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環境、信息、能源、衛生醫療、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險等服務業的法律法規,以提高這些代表新經濟的服務部門的競爭力。無論是對現存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完善,還是新制定相關政策,需要通過引入國際競爭政策推動這一進程。第二,完善現存服務貿易的預警機制、應對機制和爭端解決機制。一是針對服務貿易風險分布的主要行業,及時跟蹤國外相關產業及部門的政策變化,密切關注國外對中國某些行業進行知識產權調查的動向,迅速預警信息,實現預警信息從商務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業的順利傳遞,同時實現預警信息從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饋。二是針對國外對中國服務企業貿易救濟調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國地方政府、服務企業應積極利用有關國家和地區的 司法制度進行申訴。三是中國政府應積極爭取國際談判主動權,要求外國取消具有歧視性的服務貿易保護措施。同時,對國內不具有競爭優勢的服務業和敏感性服務業制定具有保護性質的法律條款,達到保護國內服務業和就業的目的。

貿易論文:國際貿易人才素質及能力構造探討

[摘要]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的綜合素質是一般素質要求和特殊素質要求的總和,一般素質包括所有人才都應該具備的思維、知識技能、身心道德、創新特質等因素,特殊素質包括通識性知識、全面的素質和綜合的能力。

[關鍵詞]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綜合素質能力結構

一、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綜合素質和能力結構的界定

20世紀70年代,戴維·麥克利蘭(DavidC.McClelland)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素質(Competency)的概念,認為素質是指和參照效標存在因果關系的個體的深層次特征,深層次特征包括深層的動機、特質、自我概念、社會角色和淺層的知識與技能。陳仲庚教授以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兩個重要命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向人生成”為基本理論框架,對應用型人才的綜合素質和能力結構進行了研究,認為審美·思維、知識·能力、身心·素質這三項六款對人的綜合素質和能力結構而言,是一個較為全面而充分的結構體系,這也是應用型人才需要具備的素質和能力結構。以此為基礎,結合國際貿易專業人才的特點,本研究認為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應該包括思維、知識技能、身心道德、創新特質,其中思維是最核心的素質。

應用型人才是相對于理論型或學術型人才而言的,其本質特征是具有專業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實際應用能力的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其行為特征是知識與技能的高層次應用活動而不是機械的模仿和簡單的勞動,它是建立在“應知”基礎上的“應會”的智能行為。因此,應用型人才不僅應該具備可塑性的知識技能、良好的身心道德素質以及應用知識進行科研、技術創新和知識更新等綜合性能力等一般素質,而且應該具備以“通識”為目標的專業基礎理論、寬廣的知識面、綜合性的能力和全面的職業素養等特殊素質。特別是對于國際貿易專業的應用型人才更加需要具備這樣一些特殊的素質和能力。

一般素質和特殊素質的共同作用便構成了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的綜合素質。鑒于此,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的綜合素質可確定為:不僅要掌握“必要夠用”的國貿專業理論知識、基本的國貿專業實踐技能,擁有良好的身心道德素質和較強的道德意志力量等一般素質,關鍵是要具有通識性的知識、綜合性的能力以及全面的素養等特殊素質。

二、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的一般素質和能力結構

1.思維。在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的一般素質中,思維是最核心的要素。思維能力雖然是一個學術性很強的心理學概念,但在人類活動中,它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一,思維是人類從理性上認識世界的工具,沒有思維,人類就不可能系統認識世界;其二,思維具有對其對象包括思維主體進行評價、調控與決策的實踐作用。就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來說,必須具備清晰地認識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的能力,能對其進行準確評價并進行正確決策的思維能力。這一能力的提高與思維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一般而言,思維方式包括哲學思維方式、一般思維方式和個別思維方式三個層次。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只有全面掌握并綜合運用這三個層次的思維方式,才能使思維能力和思維效果真正得到提高,才能更加高效地處理各種國際商務問題。

2.知識與技能。對于任何專業的人才,掌握專業知識和技能是最基本的素質要求。技能是知識運用的結果,掌握知識有助于技能的形成和提高;技能的運用,又會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和鞏固,為進一步學習和掌握知識準備更好的條件。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應該掌握的知識是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在該領域應該擁有的事實型與經驗型信息,為順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和職責所應理解的東西,包括基礎知識(基本常識)、專業知識和關聯知識等。技能則是其運用所掌握的知識完成某項具體工作的能力,例如,運用經貿理論分析解決國際貿易相關問題的能力、商務談判技巧、市場調查能力以及完成國際貿易各項業務流程的能力等,這些技能可以通過重復性的模擬實驗、實訓或其他形式的體驗來逐步提升。

3.身心與道德。在人全面發展的各因素中,身體素質應該是最基礎的載體,也是其他各種素質賴以生存和提升的基礎。一個擁有健康體魄的人在組織能力、定向能力、動手操作能力、適應社會環境的能力、學習和競爭的能力方面都會更強。而一個心理素質良好的人,會有正確的信念追求、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能夠正確地認識和評價自我,很好地把握自己的言論和行為,正確地對待自身的變化而不斷地發展和完善自我。道德修養是一定的道德原則和規范在人們思想和行為中的表現,具有社會思想指導性。古人云:“有才無德,其行不遠。”每一個人成才的方向和目標,都應該是和社會需要緊相連的,脫離了為人類造福,為社會做貢獻的思想,人的才干就會受到抑制。對于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而言,以后主要從事的是與對外經濟貿易有關的工作,面臨的將是更加復雜的環境、更加復雜的工作甚至更加復雜的人群,所以擁有強壯的體魄、健全的人格、全面發展的個性、積極的情感、堅強的意志以及很強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等良好的身心素質和道德修養是非常重要的。

4.創新與特質。創新能力是人們運用一切已知信息和科學知識,開展能動思維活動,產生某種新思想來發現和解決新問題的一種能力。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的創新能力是指對國際貿易業務的開拓創新,對外貿實踐技能的創新,而不是指貿易理論研究的創新,也可以說,這是更高層的實踐能力。這種創新能力是在素質教育中通過各種知識技能的積累、綜合、升華而逐步形成,在貿易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概括而不斷提高的。特質是個性身體特征對環境和各種信息所表現出來的持續反應。既然人們是根據他們的特質與世界抗衡的,那么人們的特質就要把各種經驗組織起來激發并指導他們的行為。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要在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中面對復雜的對象處理復雜的國際商務問題,充分發揮他們自身的特質去洞察國際國內形勢,隨機應變、靈活有效地分析解決實際問題和開拓創新駕馭國際市場是非常必要的。

三、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的特殊素質與能力結構

1.通識性知識。“通識”不僅僅要求知識的掌握面要寬,而且要求對知識的運用能夠匯通、融通和變通。通識性知識有助于人的生活、道德、情感和理智的和諧發展。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不應該單單只掌握專業知識或與從業相關的知識,而是需要掌握覆載人類知識主要領域的綜合知識,這樣才能將學習的重心從現成知識的接受,挪移到綜合性的判斷力、獲得知識的能力、廣闊的視野和終身學習的態度的陶育上,才可以成為具 備遠大眼光、通融識見、博雅精神和優美情感的高級國貿應用型人才,這也是當今社會最需要的人才。

2.全面性素質。全面的素質除了專業知識和技能等顯性素質外,還包括身心、特質、職業素養等隱性素質,隱性素質支撐著個體的顯性素質,并在更深層次上影響著個體全面健康的發展,所以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素質的全面性首先就體現在更加全面的隱性素質上,而隱性素質又是以人的生理和心理實際作基礎的。因此,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首先得具備健康的心理素質。健康的身心素質可以增強對人際關系的適應性和心理調控能力,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在復雜的工作環境中必然會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挫折,必須具有很強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積極樂觀的心態才能獲得挑戰挫折的勇氣。

3.綜合性能力。康德曾說:“人的目的是‘做人’。”因此個人的綜合能力不僅僅是“做事”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做人”的能力。對于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而言,首先要具備“做人”的能力,良好的商業交往能力、人際關系協調能力、全方位溝通及帶領團隊協同作戰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做事”的能力不僅包括學習能力、實踐能力、職業駕馭能力、理性分析能力等,而且還必須具有知識更新能力和創新能力。

四、未來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的培育重點

對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各高校在知識的學習和技能的培訓等顯性素質上都給予了足夠的重視,而在身心道德、創新特質等隱性素質方面還缺乏足夠的關注。因此,在未來的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的培養中,應該將重點放在隱性素質的提高方面。

1.道德境界的培養。柯爾伯格認為在“無律”“他律”及“自律”之后,還有一個“普遍性倫理學原則”階段。黃富峰認為,在普遍性倫理學原則階段的德育內容應該注重德育主體道德境界的培養。高校德育應該注重德育境界的培養,讓學生通過對社會思想和道德知識的體悟最終實現在行為上的道德和諧性。大學生的道德境界培育是高層的文明教育和完備的人性教育。作為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不僅要掌握系統的德育知識,更需要有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等大氣的人格。所以,除了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他們的思想認識,通過公德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激發他們的道德情感之外,還要充分發揮社會實踐的作用,組織學生參與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志愿者服務活動、公益活動等促使學生了解社會,奉獻社會,鍛煉毅力,培養品格,增強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讓他們在實踐中感悟,真正把社會思想和道德知識轉化為自己的行為。

2.個性特質的塑造。個性特質的塑造是培養大學生創新精神、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基本途徑,它以尊重個體為前提,把握個體的個性特質,因勢利導,揚個性之長,棄個性之短。個性特質的塑造對個體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應該以適宜的教學情境為基礎,在這一教學情境中教師要充分尊重人才成長規律和個性差異,開展自由聯想思維訓練,鼓勵學生發揮他們的個體優勢潛能。在這一過程中,自由教學體現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由教學包括教的自由和學的自由,教的自由是教師選擇教什么、如何教、何時何地教的權利,學的自由包括“選擇學什么(選修課程)的自由,決定什么時間學和怎樣學的自由,以及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自由教育是遵循人“自由自覺的活動”本性的教育。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啟發學生自由思維,引領學生進入一個為滿足自己對新知識的好奇而自主學習和創新的境界,乃是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重中之重。

3.心理素質的提升。心理素質的提升首先要從自我意識的訓練入手,自我意識是對自己身心活動的觀察,是在自我認識、自我體驗和自我監控三種心理要素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中發展而成的。因此,國際貿易應用型人才心理素質的提升要結合學生的日常生活、學習和實踐活動,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重點應該放在三個方面:第一,通過各種標準化測試讓學生清楚地認識自己的生理狀況和心理狀況;第二,通過在課堂教學過程中設置一些心理素質訓練的環節,引導學生體驗自我內心情感;第三,通過模擬的國際貿易實踐活動讓學生認識到自己在工作團隊中的地位及作用,并在實踐活動的過程中引導學生監督自己的思想語言和行為,不斷地控制和調節自己的言行。

貿易論文:金融危機沖擊與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變化

摘要:本文選取2000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一季度的季度數據,在對常規的需求途徑和匯率途徑擴展之后,運用Johansen協整檢驗對我國對美出口與美國GDP增長率、家庭凈資產、個人貸款利率以及實際有效匯率、加權實際有效匯率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對美出口與以上變量均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其中家庭凈資產、個人貸款利率、加權實際有效匯率的彈性系數很高,這表明僅憑傳統的需求和匯率途徑已經不能很有效地說明我國對美出口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需求;匯率;家庭凈資產;個人貸款利率

一、引言

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進出口貿易大國,是美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由于和美國經濟互補性強,中美貿易對我國經濟和美國經濟的發展都至關重要。美國進口商品中有近1/6是由我國向其出口的,換一個思考角度,我國出口貿易總量的1/5是向美國市場出口的。出口貿易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被譽為國民經濟的三架馬車之一,因此在危機背景下研究中國對美出口就顯得很有意義。裴平,張倩和胡志鋒(2009)基于月度數據做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研究,選取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失業率、股市總市值以及中國前十大出口伙伴的加權人均GDP度量金融危機的影響,結果表明人均GDP下降和失業率增加對我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很大。田苗(2009)運用VAR模型分析了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貿易的沖擊,最后得出美國 GDP的增長和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動是拉動我國出口貿易的主要動力。葉珊(2009),孫曉琴,黃怡偉(2010),金洪飛,萬蘭蘭,張 翅(2011)也有類似的研究。

總結以上文獻,可以看出在研究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傳導的文獻中,收入途徑和價格途徑是主要的傳導途徑。曾忠東,謝志超,丁巍(2012)對這方面的研究比較詳盡,他們認為由于中美兩國之間的互補型貿易關系,貿易溢出效應在危機的傳染中作用明顯,通過對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的比較研究后發現,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貿易溢出的價格效應顯著,收入效應較小。但是很多文獻一般就需求論需求,在建立模型時忽略了危機的內因以及美國需求的具體情況。本文考量了這些因素后,選取家庭凈資產以及利率代表的信貸額度作為需求路徑的補充。本文認為消費信貸和家庭凈資產指標對于需求路徑的研究具有代表意義,一是做為本次危機的直接內因這個意義上來說的。二是因為這兩個指標在危機前后最大程度地調控了美國的消費需求,乃至總需求。此外,這些研究大多只涉及了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效應,即從價格變動對貿易影響的角度研究匯率問題,缺少對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價格替代效應研究的文獻。本文根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在危機爆發后特殊走勢,在對匯率問題的研究中加入了替代效應的研究。

二、需求和匯率途徑的擴展分析

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出口貿易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一般可概括為需求傳導、匯率傳導、價格傳導和貿易政策傳導四類。結合本文引言部分的分析可知,本文主要從需求途徑、匯率途徑做了分析。[論文網]

一、需求傳導路徑的擴展。需求傳導路徑是最直接的路徑,一般一國發生經濟危機,該國經濟增長放緩乃至產生倒退,消費和投資的急劇下降抑制了進口,從而對貿易伙伴國的出口帶來影響。針對2007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我們更加需要關注此次危機中美國家庭資產存量的變化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金融證券和住宅構成了美國資產存量的最主要組成部分。危機前美國家庭凈資產經歷了一個快速增長的過程,從2004年第一季度的50188(十億美元)到2007年第一季度的66724(十億美元),短短三年時間就增長了33%,每年的增長率接近10%左右。做為美國家庭財富最主要組成部分的房產和有價證券在此次危機中的巨額縮水無疑是整個需求傳導路徑中的重點。此外,個人信貸利率高低做為消費信貸松緊的標準,也在很大程度上調控了消費需求的大小。美國是消費驅動型經濟,消費支出占國民經濟的70%。所以也有必要在需求路徑中加入個人貸款利率指標以考察其對我國對美出口的影響。

二、匯率傳導途徑的擴展。危機爆發國貨幣的貶值是危機的必然結果。一方面,貶值使得危機國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下降,提高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擠壓了其它國的出口;另一方面,危機國的貶值使得其進口我國商品的相對價格上升,價格上升使得我國出口商品受到該國進口市場的擠壓,這也降低了我國的出口。為挽救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美國政府實施了兩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低利率政策的又一后果就是引導資金流向高利率國家,我國就是一個很好的去處。利差再次制動了匯率機制,造成人民幣升值和美元貶值。此外,美元的貶值雖然是對全世界所有國家而言的,但是基于匯率制度和國家實情的區別,這種貶值程度的大小也是相對而定的。基于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幣近幾年來的強勢,人民幣和美元的相對變動叫其他國家更大。由于競爭國的存在,需要也有必要考慮競爭國的匯率變動情況,正是基于此分析,本文選取了以下六個國家的有機有效匯率做為比較考察的目標,它們分別為巴西、尼日利亞、委內瑞拉、墨西哥、哥倫比亞以及新加坡。選取這些經濟體的理由是:與美國貿易密切、貿易額大、與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相同。

從圖1可以看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其它對美出口國的加權實際有效匯率在危機之前一直保持著相同的走勢,在危機后,我國實際有效匯率和黃線表示的其它出口國的加權實際有效匯率在走勢上明顯不同:我國對美實際有效匯率在危機爆發后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下降后迅速走高;其它新興出口國的加權實際有效匯率在危機后也經歷了一個下降的過程,但其始終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圖1 實際有效匯率和我國對美出口總額

數據來源: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來自IMF數據庫;對美出口總額來自美國經濟分析局并以2005年第一季度為基期,單位十億美元

三、模型的建立和實證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模型建立的前提是擴展的需求理論,在運用廣泛的非完美替代品模型中,假定消費者具有同質性偏好,不考慮劣等品和進口國內互補品的情形,那么解決了消費者效用優化問題之后,可將進口需求表示為進口國收入水平、進口商品的自身價格以及其進口國國內替代品價格的函數。在需求函數具有同質性的假定下,可將出口需求數量改寫為進口國實際收入和出口商品與進口國內替代品相對價格的函數(章艷紅,2009)。依據前文的分析情況,本文在基本的需求價格模型加入了家庭資產存量和利率因素,并用美國的實際GDP增長率代替實際GDP。為了考察匯率的替代效應,在對美出口總方程中加入了新興出口國的加權實際有效匯率,最后建立如下模型:

(二)樣本數據的來源及處理

筆者選取數據樣本的時間段為2000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一季度,并均轉換為以2005年第一季度為基期的實際值,同時對含有季節性變動的數據樣本進行了X-12季節性調整。有效實際匯率數據jjr均來源于IMF數據庫;中國對美出口總額數據(dmck);美國家庭凈資產數據jzc、個人貸款利率數據ll均來自美國圣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美聯儲經濟數據庫。美國的進口數據dmck經相應的進出口價格指數處理得到實際值;家庭凈資產jzc的實際值有名義值除以GDP平減指數得到。

(三)金融危機對我國對美出口沖擊的實證分析

1.ADF單位根檢驗

對相關數據進行平穩性單位根檢驗,只有各個變量通過ADF單位根檢驗,才可以進行下一步的協整分析。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

如表1所示,通過 ADF 檢驗后可知,原變量在5%的水平下均不能拒絕原假設,即原變量是非平穩的,但在經過一階差分以后,差分后的變量在5%的水平下均不能拒絕原假設,即差分后的變量是平穩的。原變量均為I(1)過程,一階平穩通過ADF單位根檢驗,說明變量之間有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2.Granger因果檢驗

雖然邏輯上確定了匯率、經濟增長率以及家庭凈資產、個人貸款利率和我國對美出口之間的關系,但真正明確中美實際有效匯率、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美國家庭凈資產以及個人貸款利率是否是導致我國對美出口變化的原因,我們需要用到“Granger因果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的原理很簡單,就是運用F統計量來檢驗變量X的滯后值是否對Y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影響,如果該影響是顯著的,那么稱X是Y的“Granger原因”。 按以上原理做Indmck與Injjr,Injzc,Inbeer,gdpzzl,ll 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匯總如下:

從表2可以看出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Injjr,Inbeer,Injzc,Inll,gdpzzl都是導致Indmck變化的原因。這也證明了美國經濟增長率、人民幣有效匯率、競爭國加權實際有效匯率、家庭凈資產以及進口國國內個人貸款利率的變化確實會對中國對美出口產生影響。同樣,表4-2b的結果也表明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Injjr,Injzc,Inll,gdpzzl都是導致lnzjk變化的原因。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表明,總路徑各方程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確實存在與前文分析相符的邏輯關系。

3.協整分析

前面的單位根檢驗表明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可以對變量進行Jonhansen協整分析,并得到Indmck、Inzjk、Inbz的協整方程如下:

對其殘差項的單位根檢驗表明方程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有效的協整關系,代表了各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從協整方程5-7可以看出,GDP增長率、家庭凈資產、加權實際有效匯率和我國對美出口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其中家庭凈資產的長期影響最大,其彈性高達2.06,加權實際有效匯率的彈性也高達1.51,gdpzzl的長期影響系數并不大,只有0.17。我國實際有效匯率和美國個人貸款利率和我國對美出口存在明顯的負相關,其中個人貸款利率的彈性高達4.13,是所有因素中長期影響最大的。對于匯率對出口貿易的影響很多文獻有不同的結論,本文的研究結果還是符合經典理論的,匯率對我國對美出口的影響明顯,實際有效匯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也即美元相對于人民幣升值1個百分點,其進口下降0.66個百分點。

四、政策意見

為了應對目前并不明朗的美國經濟變化和人民幣的升值問題,確保我國對美貿易的長期穩定發展,筆者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一)擴大內需,適度調整對外需的依賴

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出,美國需求各部分沖擊均會對我國出口貿易造成比較大的影響。危機使我們意識到片面強調出口并不能取得長遠穩定的發展,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迫在眉睫。所以,今后的主要任務還是擴內需,內需才是一個國家長期穩定發展的保障。如果國外需求的下降是我們掉轉方向的制約因素,那么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是內需擴張的有利因素。

(二)確保人民幣幣值穩定

從本人的研究結論看,我們更需要注意人民幣匯率的替代效應帶來的影響,警惕其它國家的低匯率政策。在當前外部經濟環境并不樂觀的前提下大幅度提升人民幣幣值有很大風險也沒有必要,所以我們要做的是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按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此確保我國出口貿易的穩定發展。

貿易論文:論化工品進口貿易中的風險管理

前言

當下風險管理研究還處在一個比較狹小的范圍之內,僅僅停留在在企業的財務風險預算、金融方面的投資、生產經營風險等領域,有針對性的、系統的研究屬于國際貿易之間的進出口能源的風險管理還在少數,大多數國際當中的進出口公司,在對待風險管理這一問題上,依然還在摸索探求階段,只有很少數大的企業集團,在經過多年的實踐總結之后,形成了一套適用于自身的風險管理理論,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是剛剛起步,雖然技術還不成熟,但是風險卻每天都在發生,對于所有的進出口公司來說,當務之急是找出一套切實可行、適合于企業運行的風險管理方式,從而解決現有的危機,從而提高公司的生存質量。正是基于這一理念,筆者結合多年經驗就化工品進口貿易中的風險管理為主要探討方向,從現狀、類型、問題和解決方法入手,為大家細致的分析一下。

一、化工品進出口貿易特點

(一)化工品貿易形勢良好,進出口高速增長

化工品貿易快速增長,2003年進入新世紀以來發展最好的年份,之后逐年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

(二)化工品進口額遠遠高于出口額,保持貿易逆差

化工進口規模繼續擴大,進口數量增長是引起進口進口貿易用匯增加的主要原因。化工品出口額仍靠數量拉動,使得占半數以上化工產品的進口數量增加,同時一部分化工品進口價格下降,減少進口用匯,兩相抵消,實際進口用匯凈增長,進口產品仍集中在高分子聚合物和有機化工原料上,這部分產品仍不能滿足國內需求,需大力發展。

(三)國有企業在化工品貿易中仍占主導地位

在化工品進出口貿易中,國有企業一直是最重要的力量,其出口額與進口額都占總額的一半,三資企業是進出口貿易的另一個主要力量,比重僅次于國有企業。從發展速度看,私人企業化工貿易增速成倍增長,獨占鰲頭,在出口方面,集體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增速高于國有企業,進口方面,國有企業增長速度居第二位。但目前化工品的進出口額的增長仍主要依靠國有企業推動。

(四)一般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是化工品進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

一般貿易的進出口額占總貿易額的60%左右,進料加工貿易進出口額占總貿易額的30%左右,一般貿易進出口總額增長快于進料加工貿易增長速度。

二、化工品進口業務的風險管理現狀

我國貿易自改革開放到二十一世紀以來,產生了巨大的發展,風險因素也在這一過程中增多。貿易企業化工品出口業務風險管理的行業現狀呈現除了四種特征:第一,貿易經營企業數量大,情況多變。其中國有大中企業、私營企業、集體所有制等不同經營模式企業,無法在管理上統一。第二,外貿行業風險管理沒有專業機構做出規范和管理,我國的政府管理部門在貿易中的工作重點都投放在貿易發展上,疏于風險管理問題,一直都沒有法規、意見做出明確規范。第三,現階段貿易企業的分析、控制、管理還都是由企業自身完成的,不同企業對于風險管理的重視程度不同,運用的方式也不同,雖有針對性但缺乏統一規范。第四,風險管理的措施主觀性較大,科學性較低。在大部分的貿易企業中風險管理的部門、人員等都沒有形成專業化,在進出口貿易業務時,企業對于風險管理的防范、規避、轉嫁、管理上就存在較大的主觀和隨意性,規則和制度不能夠統一。

三、化工品進口貿易主要風險類型

我國全球化經濟不斷發展,外貿企業貿易業務不斷擴大,經營模式主要由合資經營、對外投資等組成,外貿企業就面臨許多國際市場上的風險。在化工品進口貿易中風險主要有五種:1、由于外方違約造成的信用風險,國際貿易雙方處在兩個國家中,交易中交貨與付款就不能同時進行,貿易中就會出現與實際不符的情況,造成信用風險。2、賣方供貨不及時、無貨等情況造成市場風險,貿易環境對交易的限制,賣方由于種種原因延遲或不交貨,就會給國內的企業造成損失。3、賣方與用戶串通欺騙商造成經營風險,外貿企業在沒進行資質審查時就進行交易,通常第一單貿易都很順利,建立了信用之后就會進行騙取,然后逃跑。給貿易企業帶來風險,近年來時常發生。4、在貿易中多種付款方式帶來的商業信用風險,在國際貿易中付款方式一般為即期、遠期、托收、信用證、預付、后附等多種形式,每種方式都存在風險。5、作為化工品來說,其自身的易燃易爆屬性限定了其運輸當中的風險性,同時也加大了倉儲的風險性。

四、化工品進口業務風險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大多數的外貿企業化工品進口中風險管理不符合規范,每年的經濟損失都十分嚴重,我國企業在進出口貿易中風險管理存在以下問題:

1、合同簽訂時,條款不清晰明確,給履行時帶來隱患。國際貿易中遵循的通則,在實際的貿易中不同國家的貿易買賣合同就會出現差異,矛盾主要是各國法律及對合同爭端解決機制等問題。貿易中我國企業對外國法律體系不熟悉使得合同糾紛解決帶來了風險。

2、進口貿易中另外兩方的資信調查不清晰,將會增大信用風險。進口企業不但與外國的客戶貿易進行國際買賣合同的簽訂,還同國內企業簽銷售合同,明確兩家企業的資信情況就十分重要,然而外國的中小企業調查就十分困難。

3、國際市場的多變,化工品市場行情情況的把握就相對困難。自2008年石油化工品價格大起大落,即使資深專業人士也無法準確判斷。判斷時不僅要了解化工品本身,還有對整個產業鏈及有關因素有一個宏觀的認識。

4、在運輸物流中控制有限,使得產品在運輸中出現滅 失風險。貿易中流通環節是十分重要的,這個過程中風險較多,不好控制。流通中的準備貨源、確認貨物發貨情況、貨物運送接收、整理儲藏這些環節直接關系到合同的執行。當下外貿企業為了減少損失或保險轉嫁,通常情況下會嚴格控制進口貿易當中的風險因素,做好對其流程當中的全方面控制,防備其在輸送過程當中因認為火天災等種種原因所造成的損失。

5、缺乏對貨控制權,經常在貨權轉移的過程當中發生風險。在現有的進出口貿易當中,貨物的所屬全,也就是貨權是非常重要的事項,所以這一問題也是進出口貿易當中最為常見的問題。通常情況下,掌握貨權的一方在進出口貿易當中占主動權的比重值較大,掌握好了貨權,就可以在通常貿易當中無限的縮小風險。一般來說,為了保障貨權的主動權以及進出口貿易的主動性,國際間的貿易網來通常會采取款到發貨這一原則,而并非是通常情況下的貨到付款,這就牢牢把握住了控制權利,為企業的正常運行提供了有利的資金保障。

6、報關、商檢這些規定的檢查也會造成一定的風險問題。當進出口貿易成功抵達貨港后,就面臨著申報以及規定商檢等必要流程。這時管理方如果申報不及時,就會造成貨物停滯、違規處罰、附加貨物港口管理費用等一系列的問題,不僅耽誤了貨物出港運輸的時間,也造成了一定的現金損失。

7、在國際貿易當中,并非僅僅在細微處造成貿易風險,有時一些大的宏觀控制環節也經常會出現風險,比如反傾銷與匯率問題等。由于國際之間的貿易往來是國與國的交易,這時就會出現貨幣兌換的問題,而貨幣兌換往往會伴隨著匯率風險。我國的貿易一般面對非歐洲國家時,一般采取的策略是美元報價,面對歐洲時則直接采用歐元報價,但在外幣兌換的過程當中,常常由于拖沓、繁瑣,經常會造成“等待”風險,即外匯結算值的變化。這一風險隨著近期來人民幣的不穩定增長,顯得越發嚴重。

8、不可逆因素帶來的風險,防范這一風險的最為有效途徑就是產品貨物投保。

五、應對化工品進口業務中各類風險的管理方法

對于上述化工品進口業務中的風險問題,基本可以通過以下五種方法進行較為有效的管理:

(一)建立公司專職風險管理的決策和管理機構

應挑選進出口業務經驗豐富,責任心強的管理人員組建專職風險管理機構。該機構應納入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的范疇,并盡可能地提高該機構的專業化程度,以提高決策的科學性、系統性和準確度。

(二)實施客戶資信調查制度,建立客戶檔案,進行有效的客戶管理

特別是較大數額的貿易項目,在動態的資信調查的前提下,還要考慮采用保險、擔保甚至是國際保理等手段,將風險轉移或分散。特別在化工品進口業務中,當外經貿企業使用自己的授信額度開立信用證時,要注意以下幾點:1、用戶部分保證金必須到賬。2、其余部分貨款在信用證到期前幾個工作日內必須到賬。3、如用戶逾期付款,外經貿企業對貨物應有處置權。4、如是遠期信用證,則必須是擔保提貨或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三)建立詳細的用戶來款臺賬制度

在財務早已經電算化的今天,為化工品進口用戶建立用戶來款臺賬制度是風險管理所必須的。進口業務的結算周期相對較長,用戶的來款及結算都是滾動進行的;在某一時點上,財務的賬務上難以直接真實反映用戶貨款收回的全部實際情況。

(四)建立財務預警機制

在公司內部建立的客戶信息系統里,對逾期付款的用戶,都應對其亮起黃燈,以提醒業務人員,同時提醒風險管理機構及企業高層管理人員,更為嚴重的則亮起紅燈。

(五)將進口業務流程細分,使業務人員分工專業化

現在許多進出口公司采用的是一個業務人員“全程包辦”一項進出口業務的全流程。這種作法弊端甚多。

六、結束語

從國際角度看,所有的進口貿易風險管理制度還僅僅處于起步階段,還需要多方面的協作以及共同研究。從國內角度來看,我們當務之急是摸索出一條適合我國發展、有利于推動我國進口貿易與國際接軌的風險管理政策。所以在這里筆者呼吁,在面對進口貿易風險管理這一問題時,我們一定要從其根本的現狀入手,分析其當下所處于的時期以及將要面對的問題,針對問題認真仔細的劃分出風險類型,善于總結經驗以及歸納風險處理方式,并最終針對這些問題做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式,并將這些方式歸類成型,形成一套適用于發展適用于生產的風險管理制度。

作者簡介:孫治秋(1984-),男,漢族,天津人,在職研究生,研究方向:南開大學世界經濟

貿易論文:對于貿易開放發展影響研究

一、引言

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地區發展差距成了理論和實踐界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如圖1所示,用各省人均實際GDP變異系數衡量的地區差距除了1996—1997年出現了從0.6078到0.6014輕微的縮小和2006—2007年從0.6754到0.5849較大幅度下降外,90年代以來一直在近乎直線上升,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地區差距最為顯著的國家之一。而與地區差距變化趨勢相對應的另一個現象是我國的對外貿易除了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前后出現回落甚至負增長之外,在這期間也一直發展十分迅速,從貿易總額來看,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增長了近30倍,而單從出口額來看,增長了30多倍,年平均增速分別23%和27%,如果除去亞洲金融危機前后三個年份來看,年均增速可達30%以上;從貿易依存度來看,從1990年的30%上升到了2007年的67%,如圖2所示。從以上簡單的描述性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對外貿易發展與我國地區發展差距之間有著十分類似的變化規律,那么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嗎?目前這方面的實證研究文獻還是比較豐富的,但是已有的實證分析也明顯存在一個不足的方面是對于貿易開放影響我國地區發展差距的機制分析的較少,尤其是定量的分析更是鮮有。大多數分析的是外貿與我國地區發展差距之間的相關關系或外貿對我國地區發展差距的貢獻度。因而本文認為嘗試借用MarcelaGonzálezRivas(2007)的分析方法,從各個地區的要素稟賦與貿易開放相互作用的角度定量分析貿易開放是如何影響我國地區發展差距的依然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和實際意義。本文其余部分是這樣安排的:第二部分是對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的簡要回顧;第三部分介紹本文應用到的理論模型;第四部分是對變量、數據和方法的說明;第五部分是對結果的分析;第六部分是簡要的結論和政策含義。

二、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在技術外生條件下,在資本規模報酬不變或遞減的規律作用下,即使地區之間沒有要素流動,沒有貿易,落后的地區其資本增長也將會超過富裕的地區,從而最終會導致地區收入差距的收斂而不是擴大收入差距,因此傳統的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對外貿易發展往往與一國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相伴相隨這種特征事實,轉而他們求助于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理論。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之源,而貿易則是國際技術外溢的重要渠道,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也同時認為,東道國的R&D投入與人力資本狀況是影響本國技術創新和獲得技術外溢效應的重要條件,也即存在“門檻效應”(EatonandKortum1996,YukoKinoshita2000,ReddingandReenen2000,Xu2000,CaseliandCole-man2001,Keller2002)。那么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如何來分析貿易自由化與一國地區發展差距之間的關系呢?如果我們考慮到一國內部不同的地區其要素稟賦往往不是平均分布的,這樣的結果是不同的地區從對外貿易中獲益就存在不同,達到一定R&D投入和人力資本水平的地區受益多,經濟增長快,而沒有達到條件的地區則受益少,因此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一般預測貿易自由化的結果將是擴大一國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而新經濟地理理論對于貿易自由化與一國地區發展差距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KrugmanandLi-vasElizondo(1996)建立的三區域NEG(新經濟地理)模型認為,在經濟封閉時,由于前向和后向聯系效應,一國國內的經濟活動是趨于不斷集中的,因而地區的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然而當國家走向開放時,情況將發生變化,此時國內企業的投入產出更多地依靠國外,而與國內的聯系減弱,也就是向心集聚力將減小,同時由于國內城市集聚成本的增大,導致制造業的分布從城市向周邊地區擴散,地區收入差距將減小。而采用類似的NEG模型,Paluzie(2001),卻得出了貿易自由化會促使地區收入差距擴大的不同結論。這兩個模型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主要源自于對農業部門所作出的不同假設。Paluzie假設農業部門的投入要素(如勞動力等)相對制造業而言的流動性要差,他還假設制造業經濟活動的離心力來源于潛在的分散的農村市場,因此在經濟封閉狀態下,制造業經濟活動是比較分散的,地區收入差距也較小。而當一國貿易開放,企業的投入與產出轉向國外市場時,因為城市一般有著更加便利的接近國外市場的條件,企業為了獲取規模效應和減少運輸成本,制造業經濟活動會更加集中在城市,又由于農村勞動力不流動,貿易收益將很難傳到給農村地區,地區收入差距于是擴大。由于在理論上對貿易自由化與一國地區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存在著不同的結論,故許多學者轉而做了許多實證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有如Giannetti(2002)研究認為歐洲一體化進程有利于成員國之間收入差距縮小的同時卻擴大了一國內部地區間的收入差距;Rodríguez-PoseandSánchez-Reaza(2003,2000)、Hanson(1996,1997)、MarcelaGonzálezRivas(2007)等對墨西哥的研究認為,貿易自由化擴大了其地區間收入差距;PerniaandQuising(2003)以菲律賓為研究對象,實證研究也表明,貿易開放本身并不能帶來地區的平衡發展,也就是說不能縮小其地區收入和貧困的差距;Marjit,DandKar,S(2007)研究了印度貿易自由化對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認為出口的州收入增長要快,而進口競爭州收入增長要慢,州之間的差距因而擴大。對于中國的研究,有如Jian,Sacks&Warner(1996)分析認為因沿海地區有參與國際貿易的先天優勢,結了1990年以后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之間的差距擴大和中國總體區域經濟的發散;Hu,DapengandF(1998,2001,2002)通過模型和實證認為貿易自由化改革是1985—1994年間中國沿海與內地差距不斷擴要原因;Yao,Yudong(2000)的研究結論是對外貿易擴大了中國的省際經濟增長差距;XiaoboZhang&KeZhang(2003)應用Shorrocks(1982)年提出的方差分解法計算出了各種增長要素對中國經濟增長地區差距的結果顯示,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增長地區差距的重要因素,其貢獻率達11.1%,僅次于資本因素;王麗娟(對貿易自由化和中國區域經濟差距進行了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二者高度相關;趙偉,何莉(2007)應用德特(DeLaFunente,2003)的趨同核算框架(convergenceaccounting),分析了改革開放后對外貿易對中國省增長趨同與差異的貢獻,認為對外貿易是引致中國各省市勞均GDPσ發散和β發散的主要力量之一;張(2009)分析認為我國地區外貿差異與經濟發展差距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對外貿易差異是地區差距的格因,并且定性地分析了它們之間的作用機制;項衛星等(2010)研究發現,中國對外貿易在整體上擴大了中間的收入差距,但同時又是低收入省區縮小與全國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徑;張銜等(20 11)實證分析認為我國西部地區間對外貿易發展差異是導致地區間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三、貿易開放與經濟增長的一個理論模型

本文設Cobb–Douglas生產函數有如下形式:itit-1it這就是本文的基本方程,為了利用這個方程來分析對外貿易與地區要素特征相互作用對地區發展差距所產生的影響,還必須對(3)式進行一系列的變化。首先,把物質資本存量Lnkit分成兩項,一項是直接參加生產的私人物質資本存量用C表示,另一項是間接參加生產過程的公共資本存量,相當于公共基礎設施用I表示,因而:其中f和w為線性函數,對于f(LnC)函數可以表示三項,第一項為滯后一期的私人資本存量水平;第二項為收入水平和貿易開放水平O交叉相乘項;第三項為收入水平,作為控制變量,以分析地區增長是否存在收斂效應。這樣函數可以表示為:(其中d、r、z為線性函數)(5)it-此外,為了分析公共基礎設施I與貿易開放之間的相互作用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我們把函數表示為其與貿易開放度O之間的交叉相乘項加上其滯后一項的基礎設施水平,因而有:其中p、q也為線性函數,把(6)、(5)代入(4)得:最后我們考慮技術進步項LnAit,我們把它表示四項,第一項為貿易開放度O與人力資本h的交叉相乘項,以分析貿易開放與人力資本之間的相互作用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本文的研究變量;其余三項是依據前人的研究而引入的控制變量,一項人力資本存量,以反映人力資本對技術進步直接和獨立的作用(Romer1986);一項是反映技術在最高水平與最低水平地區之間的擴散(NeslonandPhelps1966);一項是反映貿易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Connlloy2003),這樣技術進步函數可表示為:

四、變量、數據與方法說明

(9)式就是我們要估計的計量方程,因變量采用年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人力資本存量h采用獲大專以上學歷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如果采用在教育上的支出或入學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是不合適的,因為它們代表的是流量。對于私人資本存量C應當采用的是全部企業資本存量之和,但我國這方面的數據,特別是分省數據無法獲得,作為替代變量,本文使用分省物質資本存量總和,1997-2000年的數據采用張軍估計的數據,2001-2007年的數據由筆者根據張軍的方法自己推算得到。技術追趕項Lnh)中的A用勞均GDP來代替,因為勞均GDP與技術水平正相關,勞均GDP用地區總GDP除以全省總勞動力。雖然采用貿易量來衡量貿易開放程度不是一個完美的指標,因為影響貿易量的還有其他很多因素如運輸成本、世界需求等,但是如果采用其他指標如關稅率、配額等帶來的是更多的問(RodrikandFernandez2001),因此本文貿易開放度依然用進出口總額除以GDP來表示,注意這里貿易開放度是全國的開放度,只隨時間變化不隨地區變化故采用Ot-1表示。對于公共資本存量變量I,我國同樣沒用直接可得的數據,本文根據以往研究的慣例采用公路密度來作為變量,公路密度等于各省公路長度除以各省面積。我們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和廣義最小二乘法來估計方程(9),以控制截面個體效應,由于所用的自變量都是滯后一期,故也可以較好地避免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我國1997—2007年間的分省數據集,共31個省市區,所有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8—2008》。表1是對變量的統計性描述。

五、回歸結果分析

從表2的模型(1)回歸結果我們可以看出,貿易開放度與人均GDP交叉相乘項的回歸系數是正的,且在1%水平上顯著,意味著貿易開放使發達地區(人均GDP水平高)比落后地區(人均GDP水平低)具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從而擴大地區差距。這一點是與Myrdal(1971)的思想相一致的,他認為貿易開放將使地理位置和條件都優越的發達地區更能發揮其競爭優勢,從而擴大其與落后地區的差距。從單獨收入項來看,其回歸系數也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我國地區收入水平存在著明顯的發散現象,這與以前的一些研究結論相吻合(蔡昉,都陽2000,沈坤榮、馬俊2002等),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區增長越快。人力資本存量與貿易開放度交叉相乘項的系數為正,人力資本存量本身項也為正,表明在人力資本高的地區(發達地區),其在貿易開放中受益越多,增長也越快,具有擴大地區差距的效應,不過從統計顯著性來看卻都不顯著。公共基礎設施項和其與貿易開放度交叉相乘項的系數都為正,表明基礎設施水平越高的地區(發達地區),貿易開放將促使其具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從而擴大地區之間收入差距,雖然并不顯著。私人資本投資項的系數都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私人投資是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勞動力投入的作用并不明顯,這可以從其回歸系數雖為正,卻不顯著看出,這些都與大多數的研究結論是相一致(沈程翔1999,劉木平,舒元2000,沈坤榮2002等)。為了檢驗結論的穩健性,我們還分別做了模型(2)、模型(3)、模型(4)的回歸分析,模型(2)是利用高中學歷以上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來作為人力資本存量指標所作的回歸,模型(3)是利用鐵路加公路的道路密度來作為公共基礎設施變量指標所作的回歸,模型(4)是剔除不顯著的變量之后所作的回歸,從表2可以看出,其基本結論沒有改變,表明回歸結果是穩健的。以上的分析只是定性的讓我們知道,貿易開放將使收入水平、人力資本存量水平、公共基礎設施水平高的地區比在這三個方面都相對要落后的地區受益要多,經濟增長要快,從而拉大地區收入之間的差距。利用上面模型(1)回歸結果我們還可以定量地來分別計算出這三個方面的效應,表3是以我國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和人均GDP最低的貴州為例所得出的計算結果:表3中計算公式的意義是貿易開放對地區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貿易開放的直接作用s,它對所有的地區都是一樣的;另一部分是貿易開放與各地區的收入水平、人力資本存量水平、公共基礎設施水平等特征相作用而產生的間接作用rLny。表3的收入效應意味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貿易開放度變化一個單位,經濟增長所變化的百分點數,其他類似。從表3可以看到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貿易開放通過收入效應、公共基礎設施效應、人力資本效應分別可以拉動貴州在樣本期間平均每年增長2.78、3.66、3.04個百分點,上海平均每年增長4.08、3.78、3.0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貿易開放的收入效應、人力資本效應、公共基礎設施效應分別使貴州比上海經濟增長平均每年低1.30、0.12、0.01個百分點,貿易開放的總效應使貴州經濟增長比上海平均每年低1.41個百分點,其中貿易開放的收入效應是主要的,占95%以上。

六、結論

本文通過對貿易開放影響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機制的定量分析得到以下結論:(1)貿易開放對我國所有地區的經濟增長都具有促進效應,但這種促進效應的大小與各地區的具體特征相關。對收入水平高、人力資本存量高、公共基礎設施水平好的發達地區這種作用大,而這三方面都較差的落后地區這種作用要小,因此貿易開放在我國具有明顯的“棘輪效應”,越發達的地區受益越多,經濟增長越快,這是貿易開放導致我國地區發展差距的內在機制。(2)在貿易開放引起我國地區差距的收入水平、人力資本、公共基礎設施三種效應中,收入效應是主要的,因此應千方百計提高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使其能從貿易開放中受益更多。

貿易論文:我國貿易構造改變的波動性特色與途徑轉變

摘要:文章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將我國1985年~2008年貿易結構演進分為三個階段,深入考察貿易結構演進過程中的波動性特征以及資源、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的轉換速度問題。分析表明,各類密集型產品份額的波動性和轉換速度逐漸減弱,并且已經進入趨勢平穩發展階段。文章認為,已有的貿易結構演進路徑提升空間有限,并且在理論和實踐上存在雙重弊端,貿易結構演進路徑必須進行適時轉換。然后,文章提出了一條新的貿易演進路徑,指出各類密集型產品升級必須向著出口質量、技術的全面提升路徑轉換,并進一步分析了路徑的實施渠道。最后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并得出結論。

關鍵詞:貿易結構;波動性特征;路徑轉換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模式面臨以下幾方面的沖擊。一是貿易壁壘、貿易摩擦不斷增加。中國很可能面臨更加嚴重的來自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甚至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在對外貿易不斷擴張的同時,中國已成為每年遭受反傾銷調查數目最多的國家。二是雖然中國已經成為貿易大國,進出口貿易量排名僅落后美國與德國,排名第三,但是中國仍然處于全球產業鏈的最低端,競爭力僅局限在不斷壓低勞動力成本上,而在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上卻無法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貿易利益的獲得已經不能僅僅取決于生產能力和生產量的大小,更要注重品牌及創新技術的提高。三是從《京都議定書》到哥本哈根會議,低碳經濟必定是大勢所趨。這間接的表明了我國不能再依靠能源、資源、勞動力數量的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的老路上,必須開拓新的增長模式,貿易模式必須探索新的路徑。此外,聯合國貿發組織認為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貿易結構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較低。

由華爾街開始引發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我國的對外貿易受到了強烈沖擊,這不禁要問我國現有的貿易模式是否仍然適用?面對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網絡的發展,貿易演進路徑應該怎樣調整?本文首先對中國1985年~2008年貿易結構的波動性特征與轉換速度進行分析,然后希望從深層次上獲得中國貿易結構升級的轉換路徑。

二、中國貿易結構的波動性特征:1985-2008

傳統文獻中對貿易結構階段性特征的分析主要有兩類觀點:一類是從比較優勢出發分析我國的貿易結構轉換,另一種是基于我國宏觀經濟發展階段的考量。他們的分析都能夠很好的解釋貿易結構的趨勢性特征,但是卻回避了貿易演進中可能出現的“拐點”和波動性特征,并且對貿易結構轉換速度問題也重視不夠。本文著重從貿易結構的波動性和貿易模式轉換速度角度進行分析。

按照SITC分類標準,將所有出口商品按照要素密集度標準分為資源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以及資本密集型產品,并計算出每種類型產品的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本部分的分析數據基于1位數的SITC數據。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分類,通常將SITC0-4類定義為初級產品,也被稱為是資源密集型產品;SITC5-8定義為工業制成品,其中SITC5和SITC7類制成品一般被粗略的認為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SITC6和SITC8被認為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本文的數據來自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1985年~1992年來自Sitc.rev2;1993-2008數據來自Sitc.rev3,對兩類數據按照分類標準進行了適當轉換。從圖1中,可以明顯的發現我國出口貿易結構不僅呈現出明顯的趨勢性特征,而且各階段的波動性特征也非常明顯。本文按照波動性特征,將貿易結構演進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5年~1992年):在這一階段,我們可以直觀的看到貿易結構呈現出“雙升一降”的變化特征,波動最為劇烈,并且貿易結構切換速度最快。1987年和1992年出現兩次“剪刀差”形狀。資本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全部產品的份額各自上升將近一倍,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份額則迅速下降,由1985年的62%下降到1992年的18%,不及原來的1/3。勞動與資本密集型產品份額都對資源密集型產品份額進行了超越,并且兩者之間的轉換速度很快。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經濟明顯呈現粗放式增長特征,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是資本存量的不足,此時的經濟動力只能依靠資源的開采與投入來推動。但是,資源密集型產品比重下降,勞動密集型產品比重上升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比較優勢充分發揮的體現。中國是勞動力稟賦充裕的國家,而資源相對匱乏,根據靜態要素稟賦理論,一國應當出口其要素稟賦相對充裕的產品。所以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比較優勢得以集中體現。

第二階段(1993年~2002年):這一階段的明顯特征是“雙降一升”,貿易結構轉換波動性減緩。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份額雖然仍然很高,但是出現拐點,進入下降通道。資源密集型產品的比重仍然下降,但是在1998年~2002年間下降特征不再明顯。而最為明顯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份額保持了高速增長的態勢,帶動了經濟的提升。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在這一階段我國大力實施出口導向型貿易政策,東南沿海城市不斷開放,加工貿易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同時,隨著我國開放度的不斷增加,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也不斷增加。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是動態要素稟賦理論的體現,勞動力產品的比重的大力發展,使得我國積累了一定的資本,資本勞動比顯著提高;再加上FDI在這個階段的大力引進,導致了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比重出現了拐點,在1994年達到了61%的峰值水平,然后不斷下降,而資本密集型產品比重仍然不斷攀升,并且在這一階段,這種比較優勢之間的切換速度很快。

第三階段(2003年~2008年):“這一階段波動性最弱,趨勢平穩”特征得到明顯體現。如果說前兩個階段勞動力以及資本密集型產品的份額對資源密集型產品份額是強勢超越的話,那么資本密集型產品對勞動密集型產品份額的超越則顯得動力不足。三種類型的密集型產品的份額保持趨勢平穩特征,三者的離差都在10%以內。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份額達到了最低,將近6%;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份額平均保持在42%與52%。在這一階段趨勢平穩的特征,還表現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比重向資本密集型產品之間的轉換逐漸減弱,這是動態比較優勢走向低速發展的特征體現。其中的原因是我國的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比重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甚至超過了部分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從側面反映出中國的貿易模式提升,不能只從數字角度看資本密集型產品比重的增加,更應該關注貿易效率和質量問題。

通過三個階段的比較分析,我們發現近三十年來,我國的貿易結構不斷升級,資源密集型產品的比重不斷降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重先升后降,資本密集型產品的份額不斷升高。但是,從波動性特征來看,這種貿易結構轉換的動力在逐漸減弱,三種份額已經進入趨勢平穩階段。依靠提升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比重,降低勞動密集型與資源密集型產品的比重的空間已經不足,原來的升級路徑需要進行適時調整,我國的貿易結構轉換必須尋求新的升級路徑。

三、中國貿易結構升級的路徑轉換

貿易結構升級主要沿著兩條路徑在發展。第一條路徑是貿易結構由具有傳統比較優勢的資源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向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轉換;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貿易結構的升級主要是沿著這條路徑發展 ,并且從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在這個路徑上,我們的貿易結構已經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這條路徑演進過程中,我國企業在國際分工產業鏈中處于比較低端的環節。并且,這種發展路徑繼續延續會存在兩個弊端,一是中國出口的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具有低成本、低市場進入壁壘的特點,國際市場競爭激烈,壓低了出口企業的利潤,損害了我國消費者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國將很可能面臨更加嚴重的來自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尤其是進來這些國家針對中國的反傾銷申訴和仲裁措施急劇增加,使我國的出口形勢面臨惡化。因此,必須尋求貿易路徑的轉換。

第二條路徑是在各類密集型產品出口質量、技術、品牌上的全面提升。我國貿易結構朝著這條路徑轉換才能真正實現二次升級,其原因來自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在國際貿易理論界,異質性廠商、異質性產品貿易理論備受關注,貿易學家們已經把關注的重點從傳統的代表性企業、同質性產品轉移到異質性廠商、生產技術差異、生產效率與產品品牌的提升方面。在實踐上,由于低價格、低質量、低技術的產品更容易引起貿易摩擦和貿易訴訟。在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產品出口曾經面臨嚴重的貿易壁壘,中國現在也面臨者類似的問題。但是,隨著跨國公司外包的盛行,國際生產網絡在全球展開新一輪的布局,在加上我國近年來發展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我國的貿易發展可以抓住這個新的機遇,在第二條升級路徑中尋求突破。

路徑的轉換可以通過兩條關鍵渠道來實現。第一,資本技術要素稟賦質量的提升。根據動態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理論,要素中資本和技術稟賦的增加是貿易結構升級的決定性因素。這就要求我國企業參與更高階段的國際分工,參與高技術、高資本含量的產品的生產,從而提升要素的資本技術含量。現實情況是中國處于產業分工鏈條的最低端,經常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產品。為此,在全球產業鏈的橫向一體化延伸中,我國企業應該增強品牌保護意識,加大產品的異質性來提升自己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在縱向一體化過程中,提高自身在產業鏈中的核心競爭力,從而提升我國出口產品的質量、技術水平。第二,要素稟賦結構的合理搭配。目前,我國要素結構搭配存在嚴重扭曲。主要表現在大量的資本擁擠在產能過剩行業、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我國經濟發展中能源資本投入已達到了一定高度,適當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下轉第113頁)勞動者素質,以增加高質量勞動力要素投入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關鍵,能源、資本投入年平均增長率保持在4%左右可以實現要素產出率最大化。

但是,資本、技術要素稟賦如何提升?要素稟賦結構如何合理搭配?從而提升中國的貿易結構層次。本文認為這兩個問題可以通過產業的有效集聚、國際和國內分工等途徑進行分析,以獲取適合我國的貿易結構升級路徑。一方面,產業集聚效應可以促進跨國公司FDI的使用效率和FDI的技術水平。我們知道FDI一般會攜帶相對先進的技術,盡可能吸引更多高質量的FDI是提升我國出口產品層次的一個重要方式。另一方面,產業集聚效應可以提高我國的技術創新水平。產業合理布局之后,技術溢出效應,示范效應都會促使國內技術水平上一個新臺階。當同類行業的公司聚集到一起生產的時候,這種無形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會使得技術溢出增加,同時也促使其它企業加快技術創新的速度。此外,產業集聚還可以帶來規模經濟效應。這其中主要原因不僅在于集聚效應可以通過配套設施的提供導致成本的降低,而且產業集聚加速了資源的流動,尤其是使得攜帶知識與技術的資源快速流動,再加上干中學效應,從而會導致人力資本以及產品質量的大幅提升。

要素合理搭配的重要途徑是積極融入全球生產網絡中,合理配置國內的分工體系。中國目前的基本狀況是:分工與專業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整體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還向當低,并且我國國內分工以及參與國際分工中還存在諸多問題。通過積極參與新一輪國際分工,完善國內分工體系,才能使得我國的要素資源合理搭配,要素使用效率提升,從而升級我國的貿易結構。根據國際分工理論,跨國公司會根據所有權、區位等優勢把生產網絡安排在全球不同地區,進行外包生產。中國在全球分工結構中,從價值鏈低端環節向高端環節移動是中國貿易結構二次升級的突出體現。此外,國內分工應充分發揮不同區位的要素稟賦優勢,注意分工的層次性。一國國內分工越發達,那么國內分工與國際分工更容易接軌。

我國貿易結構的進一步提升不能只局限于資本密集型產品比重的提高,而更有賴于資本技術要素稟賦質量的提升與素稟賦結構的合理搭配。通過產業的集聚,構建合理的分工體系,同時,加大高素質人力資本投入,使要素流動更加合理,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所有這些因素是增強我國出口比較優勢,優化出口貿易結構的基礎。

四、結論

總之,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研究中國貿易結構的波動性特征與路徑轉換具有理論和現實雙重意義。從理論上看,不能僅局限于把握貿易結構演進的長期趨勢問題,而更應該關注貿易結構的波動性特征以及各種資源密集型產品的轉換速度問題,進而去嘗試研究一些諸如貿易結構的周期性等新的問題,從而在理論上去解釋中國貿易結構應該進行路徑轉換的原因。從現實意義上看,雖然中國貿易總量在不斷增長,但是“中國制造”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貿易壁壘、反傾銷、非正常性關稅等不公正待遇。這使我們看到中國的出口模式必須進行調整,去適應高端國際化分工的需要,那么相信本文依據中國貿易結構的波動性特征,提出的新的轉換路徑,對于未來中國貿易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貿易論文:從文化視角審視中美貿易摩擦

中美貿易摩擦從現象上看呈現出的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但從更深刻的層面看,中美貿易摩擦實質上是中美兩國文化的沖突和摩擦,尤其是價值觀的沖突和摩擦。中美兩國不同的文化有意無意地左右和控制著中美貿易行為,因此,治理中美貿易摩擦應該從這一更深層次上展開。

一、一國文化決定著一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行為

一個國家的文化是由這個國家的傳統習俗、價值觀、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哲學思想、思維方式、生存方式、民族人格心理等因素整合生成的。其中價值觀起著核心作用。①一個國家的文化滲透到國家意志、國家利益、國家行為、外交政策之中,形成國家的整體形象。傳統意義的國家利益是指國家的生存、權力、安全和財富,以及與之相關的疆界、人口、資源、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等物質要素。但國家利益不是由物質界定的,而是由一國文化理念、價值觀念界定的。

按照建構主義的觀點,國家對其利益的界定取決于自己歷史、文化和傳統,以及與其他國家的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一定或不主要是來源于物質利益上的增減,而是來源于文化的不同、價值觀念的差異。例如,從物質的角度就無法解釋美國為什么害怕一個貧窮的朝鮮擁有核武器,而不怕英國擁有核武器。對此的合理解釋只能從文化理念角度、從價值觀念去尋找。因此,解決國與國之間矛盾,包括貿易摩擦的方法不是一方在硬實力上絕對壓倒另一方,而是要更深入地理解對方的文化,尤其是理解對方的價值觀,并通過文化、觀念、意識形態的交流與互動解決雙方的矛盾與摩擦。

文化價值觀不僅是界定國家利益的根據,而且本身也是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但是,國家利益中的文化利益長期被忽視了。在任何一國的國家利益中都包含著道義捍衛和目標理想追求,以凝聚國民的認同和支持,引領國家發展方向。因此,在目前的世界體系中,大國都高度重視自己的文化發展戰略。文化戰略涉及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但一國在對其他國家展示本國文化理念與價值觀的同時,應該尊重其他國家的文化理念與價值觀,從而增進國家之間的互信,構建本國與他國的文化價值認同和國家認同,增強與世界的認同感。

因此,我們認為,中美兩國不同的文化理念與價值觀,以及受這樣的文化理念與價值觀支配的中美兩國的國家利益的差異和沖突,是中美貿易摩擦的固有根源。中美兩國神圣不可侵犯的國家利益分別構筑了各自的貿易戰略,牢牢地制約著中美貿易行為,并制造了貿易摩擦。

文化理念、價值觀不僅僅界定著國家利益,而且還決定、支配和控制著國家行為。在國際關系實踐中,各國為了捍衛本國的國家利益,實現本國的對外戰略目標,往往會根據實際情況采取相應的外交方式。縱觀國際關系史,不同的外交方式的發展與演進無不打上了不同的國家文化理念與價值觀的時代特征和印記。當今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的對外交往政策,包括貿易政策,都是以本國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為依據制定和實施的。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弗蘭克·寧柯維奇(FrankNinkovich)指出:“在20世紀,美國幾乎所有的重要的政治家都毫無例外地把文化因素考慮為其處理外交的組成部分;的確,文化在他們決策中起著明顯的,常常是決定性的作用。”[1]目前,美國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把它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作為一種普世原則在全球推進。美國這種超級大國地位也使它的一些所謂國內法產生了強烈的國際沖擊效果,而且這種單方面的霸權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所向披靡,使不少國家忍氣吞聲,不得不俯首稱臣。然而,美國在推行自己的這一套文化理念和價值觀時,忘記了另一個真理:當今的世界也是一個幾種國際勢力鼎立的世界。曾幾何時,美國的這一套以霸權文化和價值觀為核心的經濟、貿易、軍事、外交等等政策受到了對手國的挑戰,尤其是受到了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挑戰。于是美國把中國看成是它推行霸權文化與價值觀的最大威脅,頻繁制造與中國政治的、經濟的、貿易的、軍事的摩擦。

二、美國文化的霸權理念與中美貿易摩擦

奉天承運的“使命感”是美國文化理念的核心元素。而這一元素透露出的是霸權理念,其效果即是霸權行為。正是憑著這一“使命感”,早期的歐洲移民者開始了他們在美洲大陸的拓荒和征戰,并建立了美利堅共和國,一個有別于舊世界的新社會,即所謂的“山巔之城”(a city upon the hill)。在這樣一個社會里,他們設法使新建立的國家不僅在政府體制和社會結構上與歐洲國家不同,而且還要在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上與歐洲國家形成鮮明的對照。這就產生了不同于歐洲的美國文化。美國文化是一種宗教與世俗相結合的文化,是一種以個人為本位、表現出很強的個人主義特征的文化。

“擴張”是美國文化的另一個明顯特征。深受這種文化熏陶的美國人從不諱言自己屬于一個“擴張”民族,統治者更是受這種文化觀念的影響。“擴張”的行為來自于藏匿于美國文化中的“霸權”理念。因此,當美國開始考慮它的外部利益時,“擴張”便以不同的形式在美國的對外關系中表現出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憑借它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金融優勢,取代英國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在蘇聯解體之后,美國更是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這樣,隨著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美國文化表現出強烈的霸權性質。美國文化霸權表現為經濟霸權、金融霸權、軍事霸權、政治霸權。而從根本上說,美國文化霸權深深地植根于美國的獨特的個人主義、強烈的民族主義和“舍我其誰”的世界中心主義。在現實生活中,美國文化霸權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形式:借助經濟全球化的契機,極力推行美國的價值標準,將適合于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價值觀強行推行到經濟后進的發展中國家;利用對外文化交流及援助項目傳播美國的意識形態,將美國式的“自由、民主、人權”上升為“普世原則”,要其他國家“亦步亦趨”地仿效;利用發達的大眾傳媒網絡和先進的信息技術傳播美國的生活方式,以其優越的“使命感”向全世界推廣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和價值觀念,甚至自認為有道義上的責任“影響”別國的發展方向。

正是這種霸權文化或霸權價值觀使美國在中美貿易關系中頻頻制造貿易摩擦。從經濟的角度說,本來中美貿易關系是復合的相互依存關系。但是,在貿易領域,美國頻繁制造的貿易摩擦使兩國不僅沒有形成依存關系,反而互相防范、互相排斥。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是因為美國一些人對這一復合相互依存的理念、思維和戰略的理解出現了“偏差”。他們把中國與美國的經濟貿易關系看作是美國對中國的單邊施舍,看作是名為“接觸”、實為遏制中國的政策手段,企圖利用現有的優勢地位壓迫中國在某些領域做出一定程度的、甚至是重大的讓步,而如果中國不從,甚至如果中國向美國的經濟霸權提出挑戰,中國就面臨著美國強大的壓力和嚴厲的苛責,以至于對中國實施貿易遏制、封鎖和制裁,因而在中美貿易關系中,是美國首先打破了中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關系。原美國國務卿賴斯一語道破了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源:“我們與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系更多植根于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共同的價值觀”。[3]羅能生等(2006)[4]認為,文化作為一套潛規則,反映了人們 權利關系的整套行為規則和價值觀念,深刻地影響和制約國際貿易的變化和發展,是引致貿易摩擦的最深層誘因。

美國憑借其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實力在國際交往中居于主導地位,制定并掌握著國際交往中的游戲規則。美國國際政治學家漢斯·J·摩根索(HansJoachimMorgenthau, 1948)在《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一書中曾談到帝國主義對世界控制的三個方面,即政治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5]對美國來說,這三種帝國主義都植根于美國的霸權文化理念與價值觀之中。美國的霸權戰略的根本動機和目的就是遏制挑戰國。而正在崛起、并逐漸強大起來的中國在成為美國經濟、貿易的主要對象之后,就必然對美國的霸權形成巨大威脅,于是美國把中國看成是它推行霸權文化和價值觀的主要障礙。他們認為,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終將成為世界性的經濟軍事大國,屆時將不可避免地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因此,美國的戰略就是對中國實施全方位、多領域、常態性的遏制;而在貿易領域則是頻繁地制造各種貿易摩擦,使中美貿易摩擦成為常態,并使中美貿易摩擦階段性地反復升級。

現階段,美國對華貿易摩擦主要表現為利用每年兩次的美國財政部的匯率調查報告迫使中國在匯率上讓步。中美貿易失衡是中美貿易摩擦的經濟根源,而在探討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時,美國國會一些議員、政府官員,甚至像克魯格曼這樣的學者都把中國的貿易順差說成是中國人民幣低估造成的,是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的結果。因此,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拋出將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的提案。“匯率操縱國”似乎成了一柄懸在中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似乎只要需要,他們隨時都可以咬斷懸掛“達摩克利斯劍”的馬鬃,讓鋒利的“達摩克利斯劍”刺向中國。而如果中國不聽從美國某些人的“意旨”讓人民幣按他們提出的標準升值30-40%,他們就要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并征收懲罰性關稅,甚至威脅將中美雙邊的貿易問題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雖然2010年美國已經兩次推遲把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的匯率調查報告,但中美兩國貨幣匯率之爭并沒有因此解決。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美國處于兩難境地。美國出版的《世界日報》2010年10月23日社論《美國匯率報告延期公告》說:“美國深知中國已非吳下阿蒙,因此在行政部門透過種種明暗的溝通渠道得知中國只有在人民幣匯率調整頻率和幅度上稍作因應,而不可能短期內作出太大幅度的升值政策底線后,立即陷入兩難的局面:若不將中國列入操縱匯率的‘黑名單’,那么將惹惱國會;然而若將之列入操縱國名單,則如何處置也將陷入為難地步。這是美國把國際事務納入國內法管轄,一碰到國際強大對手必然出現的尷尬局面。”

在暫時不能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情況下,美國對中國提起了反傾銷、反補貼的調查,并對中國一些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征收懲罰性的反傾銷關稅。據中國商務部資料, 2010年1月到9月,美國對中國的“雙反”調查和征收懲罰性反傾銷關稅多達8起,有的懲罰性關稅甚至高達437%。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之內,美國對中國提起的貿易制裁次數之多,超過了2001年至2009年的9年內每年的平均次數。在這9年時間內美國對華提起反傾銷案件平均每年才7起(見下表)。據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統計, 2009年針對中國的13起反補貼調查中,有12起伴隨反傾銷調查。這12起“雙反”調查中有10起由美國啟動的,占比83·3%。②

美國就是這樣:一方面壓人民幣升值(人民幣也確實升了值),另一方面又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美國也確實實施了),力圖要中國既在匯率政策上讓步,也在貿易政策上讓步,雙管齊下,斬盡殺絕,直至把中國商品攆出美國市場而后快。美國的所作所為把美國的霸權文化和霸權價值觀在中美貿易問題上淋漓盡致地暴露無遺。

三、中國的“和諧世界”理念與中美貿易

在中美貿易關系中,美國人不僅總是習慣于用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價值標準去要求中國的行動和行為,更是嚴重忽視中國的文化或中國的價值觀念和核心信仰的重要性,結果自然會遭到中國的抵制和反抗,從而導致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幾千年來,中國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諧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近年來,中國根據這一傳統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在國內提出了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強調人與自然、人與人、國內各民族的和諧共存,同時也向全世界提出了建立“和諧世界”的主張,強調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和諧共存。然而,必須明確的是,中國的“和諧世界”價值理念是“和而不同”的價值理念,即承認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差別,主張通過“存異”而“求同”,以實現“和諧世界”的理想。很顯然,中國的這種文化觀和價值理念是與美國的文化霸權的價值理念相沖突的,因而產生兩國各種關系,包括貿易關系的沖突就是必然的。

中國歷來認為,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當代國際分工發展的必然。20世紀80-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出現了三種類型的產業國際轉移:美國因把它的主要精力放在高新技術的發展,而把勞動密集型和資源、能源耗費性等所謂“夕陽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德國等歐盟國家因勞動力成本急劇上升,一些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而把它們的這些產業向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轉移;由于地理條件所限,日本天然缺少生產發展的各種自然資源,因而把需要大量自然資源的產業向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轉移。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開始發展時,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吸引了美國、歐盟、日本的注意力,成為了它們產業轉移的接受國。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對美國的巨大的貿易順差和巨額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由中國向美國出口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消耗型產業的產品積累的,而不是中國刻意追求的,也不是人民幣匯率造成的。中國一再強調中美兩國經濟是相互依存的,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中美兩國在貿易上的理智態度應該是在和諧共存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的基礎上求同存異,而不應該是樹起貿易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欲將對方置之死地而后快。

同時,中國主張解決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出路在于中美兩國各自調整自己產業結構,即美國加大國內儲蓄,中國加大國內需求。要解決中美貿易失衡,中美兩國應該 首先“各人自掃門前雪”,而不應該以鄰為壑。國際上一些有識之士也有同樣的看法。美國國際商業理事會前主席托馬斯·尼爾斯認為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問題不在中國,而在美國。美國的貿易赤字是美國與中國在人民幣問題上發生爭執的原因,但赤字本身是美國自身經濟表現的反應,是美國儲蓄率過低的結果。即使人民幣再升值20%,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也相當小,就業崗位絕不會重新回到美國。中國人深知這一點,因而一再提醒美國要再平衡美國經濟。《華盛頓郵報》的一篇評論也認為,美國只有“先把自己的屋子打掃干凈”,解決其長期存在的巨額赤字問題,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才具有公信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在2010年IMF和世界銀行秋季年會期間也說:“人民幣幣值重估不應當被他國政府當作掩蓋本國問題的遮羞布。尋找替罪羊總是容易的。”③總之,在處理中美貿易失衡問題上,中國始終堅持和貫徹“和諧世界”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求取中美貿易中的雙方共贏。

四、從文化理念和價值觀認同的角度有效治理中美貿易摩擦

中美兩國文化理念與價值觀的差異,界定了中美兩國不同的國家利益,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的固有根源。因此,中美貿易摩擦的治理的根本在于中美文化理念和價值觀的互相尊重、理解和認同,而不是互相排斥,更不能企圖以一種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壓倒、甚至取代另一種文化理念和價值觀。

建構主義學者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y, 2004)認為,觀念是定義國家利益的根本因素;觀念是構筑國家認同(State Identity)的基石,并對國家利益和外交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家之間的交往,最重要的首先是構筑國家認同,不同的國家認同將導致不同的國家交往戰略目標、方式、途徑和結果。國家認同總是先于國家利益厘定。溫特認為,不同的國家認同可以導致兩個國家的關系成為敵對性的惡意競爭關系,也可以導致兩國關系成為合作性的友好關系。

中美互信的基礎是國家認同;而國家認同的基礎是文化認同(Culture Identity)。但是,中美文化理念和價值觀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而中美兩國對彼此文化差異缺乏充分的、深入的了解和理解,是導致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根本原因。如梅新育(2005)所說;偏見比爭端更加可怕。[6]分歧乃至爭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偏見、無知和單方面強加于人的作風,正是后者可能將我們引向無法挽回的沖突。從長遠而言,中美之間的相互了解是高度不平衡的,中國民間對美國的了解遠遠超過美國對中國的了解,對中國的無知是中美許多爭端的重要根源。中美兩國已經深刻意識到這一“無知”狀態帶來的后果。兩國官方已經認識到中美文化價值認同的戰略意義,并開始從政府層面著手戰略實施,從文化理念和價值觀角度治理中美貿易摩擦。為此,中美兩國政府已經從文化價值觀方面積極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

自2009年起,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與美國聯邦行政學院、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等聯合舉辦中美政府高級行政人員“全球領導”課程進修班。這個培訓班是由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批準的一項培訓美國國務院局級官員計劃的一部分,是中國的大學第一次承擔培訓美國中高級行政官員的任務。2009年第一期的30位學員來自美國國防部、國家航空航天局、海軍、陸軍、空軍、農業部、駐華使館等美國多個政府部門,均為直接影響美國對華決策的“局長級”官員,包括美國商務部國家標準與技術局網絡安全主管、陸軍情報安全司令部特別行動顧問、國防部國防技術分析室部門主管、美國聯邦行政學院首席運營官等。培訓的主要內容包括《中國政治體制》、《中國貿易與經濟政策》等課程。同時,該項目還安排學員與中國有關政府部門官員、媒體和社區工作人員座談,訪問工廠、智庫、大學等機構。我們從參與受訓的人員、級別、課程等各方面不難看出,此類培訓的動機和目的就是增進中美兩國政治文化認同,培育國家認同,構建互信。

2010年5月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創建了中美高層人文交流機制,標志著中美人文交流從此邁出關鍵一步。根據這一機制,在未來4年中國將落實接受美國10萬名來華留學生、中方提供千人全額獎學金、實施漢語橋萬人來華研修項目等。而中方未來4年將派遣1萬名學生赴美攻讀博士學位。④這一機制結束了中國向美國輸出留學生的單項交流時代,開啟了中美深層次交流的新紀元,對中美關系的未來影響巨大。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也陸續派出各級官員至海外,尤其是美國,接受有關專業學術機構的中短期培訓。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中國官員的“哈佛培訓計劃”。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簽訂的三方協議,在從2002年起的五年內,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為中國培訓300名局級以上中高級官員。

我們相信,中美兩國政府的這些活動必將增進中美兩國文化理念認同、價值觀認同和國家認同,構建兩國的互信。從文化理念、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等人類最根本的意識形態上把國家誤解降到最低程度,有效遏制和治理中美貿易摩擦

貿易論文:美國開國先輩們的自由貿易思想探析

一

自由貿易理論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而產生的。法國重農學派最早提出了自由貿易的論點。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以“絕對成本說”首次系統地闡述了自由貿易理論。其基本含義是，如果A國在生產某種產品的成本上擁有B國所不能相比的絕對優勢，B 國就應該從A國購買，而不必自己生產。如果每個國家都生產自己占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并彼此交換，國內的資源就可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進行貿易的國家都可從中獲益。斯密的這種設想顯然只有在商品完全自由流動的狀態下才能實現，也就是通過自由貿易，實現世界資源的最佳配置，形成最為合理的國際分工。在這個基礎上，任何國家都可花最小的代價獲取所需要的商品。斯密的這一理論盡管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如不能解釋不具有絕對優勢成本的國家從事貿易活動的可能性，但它顯然為國家間開展國際貿易提供了依據。大衛·李嘉圖以“比較成本說”彌補了斯密理論的不足，進一步解釋了在自由貿易基礎上的國際交換可為所有參與國帶來好處，不管這些國家在產品生產上是否占有絕對的優勢。李嘉圖與斯密一樣，強調自由貿易將增加國家財富。他認為，“貿易的目的是增加生產”，因為在自由貿易下，資本將流向那些最有利可圖的部門。單從理論上講，通過自由貿易，國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指出：“在經濟學中，可能沒有任何一個領域專業主張是如此的一致，即絕大多數經濟學專業認為自由貿易優越于保護主義。”（注：丹尼·羅德里克：《發展中世界向自由貿易的推進》（Dani Rodrik, "The Rush to Free Trad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y So Late?

Why Now? Will It Last?"），全國經濟研究所工作論文，第3947號，1992年，第1 頁。）實際上，自由貿易理論的提出首先是一種設想，完全排除了外界各種不利因素的干擾，把國際貿易放在了由自由貿易所籠罩起來的“真空”狀態下。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要求自由貿易的呼聲盡管從未中斷過，但古典經濟學家在理論上描述的商品跨國界完全自由流動的狀態卻很難自動地成為民族國家的優先選擇。

在美國早期領導人當中，許多人與亞當·斯密處于同一個時代，在追求政治民主自由的同時，在經濟上傾向于一種以自由放任政府、個人主義、理性化和經濟國際主義為基礎的思想。他們的確受到了那個時代進步的經濟理論的影響，“無不熟悉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有關自由貿易強有力的理論闡述。他們認為他的推理無可挑剔，合乎需要，符合他們的天性和愿望”（注：艾爾弗雷德·小埃克斯：《開放美國市場：1776年以來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Alfred E.Eckes, Jr., Opening America's Market:U.S.Foreign Trade PolicySince 1776），查珀爾希爾1995年版，第4頁。）。他們也目睹了英國重商主義政策對殖民地發展與外部經貿關系的束縛，尤其是到了殖民統治后期他們對英國的這套政策深惡痛絕。喬治·華盛頓在1774年曾堅決反對英國在重商主義指導下奉行的這種只利于自己的貿易政策：“我們借此機會宣布我們最真誠的愿望是看到這樣一種邪惡的、野蠻的和反常的貿易永遠地停止。”（注：轉引自斯坦利·科本等主編：《美國經濟史解釋論文集》（Stanley Coben and Forest G. Hill, eds. , AmericanEconomic History: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費拉德爾菲亞1966年版，第123頁。 ）所以與重商主義相對立的自由貿易存在于他們的思想中絲毫不足為奇，其中一些人也曾大聲疾呼在對外經濟關系上推行自由貿易。美國學者多倫·本－阿塔指出：“自由貿易是整個早期立國時期美國外交家的一致呼聲，象征著把世界從重商主義貿易壁壘下解放出來的意識形態承諾，與此同時允諾為美國剩余農產品打開市場。”（注：多倫·本－阿塔：《民族主義、新重商主義和外交：重新思考富蘭克林的使命》（Doron Ben-Atar,"Nationalism,Neo-Mercantilism, andDiplomacy: Rethinking the Franklin Mission"），《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22卷第1期，1998年冬季號，第103頁。）實際上，在美國的開國先輩中，始終如一地堅持自由貿易理論者，大概只有本杰明·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對美國脫離英國走向獨立功勛卓著，他除了在獨立戰爭期間奉大陸會議之命出使法國之外，因年齡過大并沒有在獨立后的中央政府內擔任過任何要職，1789年第一屆聯邦政府運行不久他就去世。富蘭克林目睹了美國在立國初期所面臨的種種困難，但沒有作為決策者親自體驗到如何解決這些困難的“迷惘”。這恐怕也是他堅持自由貿易觀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殖民時期，英國為了壟斷殖民地的貿易，對殖民地之間相互貿易往來也課以稅收。富蘭克林對這種不利于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做法毫不妥協地堅決反對，提倡在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往來上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他在1747年致賈里德·埃利奧特的信中強調殖民地之間應該進行自由貿易。富蘭克林所持的理由是，如果一個殖民地對來自其他殖民地的進口品征稅，后者將進行同樣行為的報復，結果所有殖民地都受到傷害（注：參見弗格勒·格倫·威爾海特：《美國經濟思想和政策的奠基者》（Virgle Glenn Wilhite, Founders of American EconomicThought and Policy），紐約1958年版，第307—308頁。）。

在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上，富蘭克林也運用了相同的理由提倡實行自由貿易。他在《關于貿易的筆記》（Note Respecting Trade ）中從理論上闡述了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實行自由貿易給參與國帶來的益處：“假設擁有絲綢、鐵和布料三種制造品的X國家，分別將三種產品供應給A國、B國和C國，但是X國渴望擴大出路， 提高布料價格以有利于自己的布商。為了實現這一點，它禁止從A國進口布料。A國反過來禁止從X 國進口絲綢。然后絲工抱怨貿易的衰退。X國為了平息絲工之怒禁止從B國進口絲綢。B國反過來禁止從X國進口鐵器。然后鐵工抱怨貿易衰退。接著X國禁止從C國進口鐵。C國反過來禁止從X國進口布料。所有這些禁止的結果是什么？答案是，上述四個國家發現它們共同擁有的生活享受和方便大大降低了。”（注：轉引自威爾海特：《美國經濟思想和政策的奠基者》，第308頁。）因此， 只有在上述四個國家實現了各自具有優勢產品的跨國界的自由流動，才可以使在國際貿易中參與商品自由流動的這些國家都從中獲益。1776年，斯密出版了《國富論》一書，奠定了自由貿易理論的基礎。其實，富蘭克林在此兩年前就，其中認為，“在世界上所有國家之間，商業應該是自由的，就像英格蘭的幾個地區一樣”。他進而指出：“任何國家從來沒有毀滅于貿易，甚至在表面上最沒有優勢的國家。”（注：轉引自小埃克斯：《開放美國市場：1776年以來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第2頁。）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富蘭克林從自由流動的角度對國際貿易的分析對亞當·斯密提出的自由貿易理論產生了影響（注：參見埃斯蒙德·賴特： 《費城的富蘭克林》（Esmond Wright, Franklin of philadelphia），坎布里奇1986年版，第180—181頁。）。富蘭克林很大程度上不是以倡導自由貿易的先驅留名歷史的，他也沒有像斯密那樣留下輝煌的巨著，更沒有使他的理論體現在合眾國的對外貿易實踐中，但是，他在反對英國重商主義政策的斗爭中形成的這些思想還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弗格勒·格倫·威爾海特研究了富蘭克林的自由貿易思想后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富蘭克林在其一生中，始終如一地提倡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實行自由貿易。他與日益流行的自由放任新說是保持一致的。大多數當代經濟學家可能對像富蘭克林倡導的這種企業的完全自由的效用表示懷疑，但是，自由放任仍然有其擁護者。富蘭克林希望把進口稅只限于為了歲入的關稅。這不是這個新國家在其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所遵循的政策，但是‘保護’政策和通過高關稅防止外國競爭的學說，使一個國家的繁榮非常值得令人懷疑。許多美國人和大多數職業經濟學家認為，富蘭克林在贊成國際貿易不應受到妨礙的主張上實質是正確的。”（注：威爾海特：《美國經濟思想和政策的奠基者》，第318—319頁。）

在美國的開國先輩中，富蘭克林可能是一個例外，他幾乎沒有參與過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自然也就沒有經歷從“理想”的自由貿易觀向有助于實現美國現實利益的商業理念的轉變。因此，他的自由貿易觀只是反映出同時代美國精英所倡導的一種“理想”而已。

二

在歷史上，自由貿易似乎與民主政治密切聯系在一起，也就是說，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有在世界范圍內推行自由貿易的責任。然而，民主政治與自由貿易畢竟存在著地域上的區別，前者主要是在國家主權統轄的領土內，屬于一種不涉及其他國家的單向行為，完全是本國的內部事務；后者卻是超越國家主權范圍，至少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單方面實行自由貿易顯然與國家外部利益相悖，所以并不見得提倡自由貿易的國家就必然把這種理論在其對外經濟政策中體現出來。在美國的開國先輩中，許多人無疑對民主政治情有獨鐘，所以自然也就倡導自由貿易。然而，他們直接領導或參與了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當他們無法把自由貿易的理念延伸到美國疆域之外時，只能根據其現實利益的需要來解釋至少還保留在口頭上的自由貿易。托馬斯·杰斐遜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杰斐遜的經濟思想受到法國重農學派的影響，認為農業是最富有生產和最理想的行業。他顯然同時也接受了重農主義關于自由貿易的主張，提倡自由貿易應該在國內和國際貿易中占絕對優勢，“全世界在完全自由的狀態下從事商業將會有所收益”（注：小埃克斯：《開放美國市場：1776年以來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第3頁。）。因此， 杰斐遜在投身于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斗爭后，自由貿易自然成為他向英國重商主義政策發難的一個有力武器。杰斐遜深信，在重商主義的指導下，英國與殖民地之間的經濟關系本質上是剝削性的。因此他比其他人更加強調英國重商主義的剝削本質，曾決心盡全力來使北美殖民地的商業運行擺脫英國重商主義所規定的模式。1774年8月， 杰斐遜在給弗吉尼亞第一批參加國會的代表的指示中指出，英國人“沉迷于各個方面的過度要求，這是受他們的貪得無厭所能左右或是我們的需要所能強求：（他們）把美國所需要他們的商品價格提高到他們獲得獨占特權之前所銷售的兩倍和三倍，是我們在其他地方購買同類較好商品價格的兩倍和三倍”（注：羅伯特·塔克等：《自由的帝國：托馬斯·杰斐遜的治國才能》（Robert W.Tucker and David C.Hendrickson, Empire of Liberty: The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牛津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頁。）。這種結果由英國商人對殖民地貿易壟斷所造成的，直接損害了殖民地的利益。消除對貿易壟斷的惟一方法就是讓商品在一種不受任何干擾的自然狀態下自由流動。杰斐遜的這種思想在他撰寫和起草的相關著述和文件中充分體現出來。1774年杰斐遜在一份概括英屬美利堅權利的備忘錄中宣稱，“與世界上一切地區進行自由貿易”是北美殖民地人民所享有的“自然權利”，任何法律都不能對之剝奪（注：這份備忘錄的名稱為《英屬美利堅權利概觀》，全文見梅利爾彼得森編：《杰斐遜集》（上），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111—128頁。）。1775年2月杰斐遜在為大陸會議起草的一份重要文件中宣稱：“我們認為，一方面要求殖民地責成自己做出捐獻，而另一方面英國卻壟斷殖民地的貿易，這樣是不公平的。這件事本身就使殖民地承擔沉重的費用。所以，以稅的形式要求殖民地對帝國進行附加幫助就等于要求殖民地雙倍地負擔其費用。如果我們和帝國其它地方平等地負擔費用的話，那么我們也應當與他們一樣平等地享受與世界其它地方進行自由貿易的權利。但是，他們一方面限制我們的貿易自由從而切斷了我們財富的來源，一方面又讓我們和那些財源對其開放的人們一樣負擔全部其它費用，這還有什么公正可言？”（注：彼得森編：《杰斐遜集》（上），第355頁。）

與富蘭克林所不同的是，杰斐遜在美國獨立后就開始在中央政府內出任公職，先后擔任駐法公使、國務卿和總統，直接參與了國家外交政策（包括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正如羅伯特·塔克等人指出的那樣：“早期美國外交的中心人物是托馬斯·杰斐遜。在實現美國獨立后的期間，杰斐遜在對外政策的日常處理中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注：塔克等：《自由的帝國：托馬斯·杰斐遜的治國才能》，第8—9頁。）杰斐遜的自由貿易思想無疑會對決策過程發生影響，但他的這種特殊地位決定了他必須以實現國家根本利益為準則，如果前者與后者發生沖突，杰斐遜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1793年12月16日，作為國務卿的杰斐遜在《關于合眾國的商業在外國所受優惠和限制的報告》中考察了外國對美國貿易和航運的限制，提出了解決的兩種辦法，一是“通過與實行這些限制的國家進行友好的協商”；二是“由我們的立法機構通過單獨的立法措施來抵消它們的影響”。在這兩種辦法中，杰斐遜認為友好協商是比較合適的。“即使只有一個國家愿意同美國開始實行這種自由貿易的制度，和那個國家這樣做也是可取的；因為只有一個一個地進行，這一制度才能擴展到全世界”（注：彼得森編：《杰斐遜集》（上），第475—476頁。）。

這個應國會請求而撰寫的非常重要的文件包含著杰斐遜的自由貿易的思想，但更多的是體現出了如何通過雙邊自由貿易來為美國剩余商品找到市場，打破英國、荷蘭、丹麥、瑞典等歐洲國家對美國產品采取的禁止、差別對待和高關稅壁壘的限制。到了這個時候，他的自由貿易觀已經變成了有條件的，甚至包含著對那些違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家進行強硬報復的思想。杰斐遜在對歐洲重商主義國家發出的警告中宣稱，如果任何國家“設想通過繼續禁運、關稅和控制的方式來更好地體現出它的優勢，那么我們應該通過反禁運、關稅和控制來保護我們的公民、他們的商業和航海”。他反對做出單邊讓步，“自由通商和航行不能用來對限制和煩惱之事的交換；它們也不可能導致對限制和這些煩惱之事的緩和”。對那些“通過關稅和禁運阻止我們的商業和航行的國家”，拒絕給予無差別對待。對此他提出建議，“公正和平地進入”外國市場不是取決于“節制和公正”，而是取決于“我們自己獨立的手段，取決于使用這些手段的堅定意志”（注：參見小埃克 斯：《開放美國市場：1776年以來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第13頁。）。杰斐遜出任總統后，面對著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他必須義無反顧地維護和實現合眾國的外部利益。因此，當自由貿易不能使美國走出對外貿易的困境時，作為國家利益最高代表的杰斐遜絕不會固執地堅持這種具有“理想”色彩的說教。杰斐遜始終宣稱自己是一個自由貿易的提倡者。其實，在他執政期間美國所執行的對外經濟政策很少能體現出他的自由貿易思想，更多的是體現與自由貿易相對立的東西。杰斐遜告別政壇后，并沒有因為離開了決策圈而致力于自由貿易事業。如為了保護國內市場，他大聲疾呼國人購買國貨，并特別要求自由貿易的提倡者“只要能夠得到國內織物等價物就要與我一樣不購買外國東西，而不管價格的差別”。他以身作則購買國貨，實際是提倡對國內市場的保護。不過杰斐遜之所以沒有成為經濟民族主義者，主要在于他贊成美國的制造業應該是“自由”而不是“強行”的發展。盡管這樣，這種做法明顯與自由貿易的原則不相一致。對此，有人請他解釋一下他的自由貿易觀點。杰斐遜很不滿意地說，批評者正在把他寫的《弗吉尼亞記事》利用為“一種口實，掩蓋他們試圖使我們永久臣服于不友好的外國人的不忠誠的傾向”（注：參見小埃克斯：《開放美國市場：1776年以來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第19頁。）。這并不能說明杰斐遜“口是心非”，而恰恰證明了任何理論只有在不與國家利益相悖，而且有助于在國家利益實現的前提下才具有指導意義，否則就只能停留在紙上或口頭上，難以對決策過程產生影響，即使決策者贊成這種理論時也是如此。

杰斐遜的自由貿易觀一方面體現了當時進步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美國社會要求打破對貿易的限制以擴大美國商品出口的一種傾向。然而，自由貿易畢竟不是一相情愿的事情，美國的經濟力量也沒有達到具有推行自由貿易的基礎，所以他的主張沒有也不可能在其所制定的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實踐中體現出來，如果說起一點作用的話，有時僅僅成為反對過度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微弱的呼聲。

三

美國有的學者認為，從殖民時期開始，“商業精神”就產生和形成了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在18和19世紀期間，美國對外政策的奠基者堅持開放市場（“貿易的自由”）和攻擊國外重商主義的壁壘，以便支撐國內經濟和保證獨立。他們認為，美國船只和諸如棉花、大米和煙草等商品進入歐洲市場對國家的長期繁榮和增長是至關重要的（注：參見羅伯特·泰勒編：《約翰·亞當斯文件集》（Robert J.Taylor,ed., ThePapers of John Adams）第4卷，哈佛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124—125頁。）。實際上，在美國第一代領導人中間，一些人既不是自由貿易者，也不是經濟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思想可以說介乎于二者。他們最初在理論上毫無例外地贊成自由貿易，但在實際上又不得不面對著錯綜復雜的現實，最終放棄了自由貿易觀，回到了與美國利益保持一致的思想。從美國早期對外經濟關系史上來看，他們的主張隨著形勢的不同而發生著變化，比較切合實際需要，因此對美國制定對外經濟政策具有較大的影響。約翰·亞當斯和詹姆斯·麥迪遜是這方面的代表。

約翰·亞當斯在獨立戰爭勝利后先后出任過駐英大使、副總統和總統職務，是美國早期歷史上的重要領導之一。從信念上講，亞當斯是美國民主自由的堅定信仰者和追求者。他的經濟思想最早受到了重農主義學派的影響，認為歐洲大國不必擔心獨立后的美國將成為一個制造業大國，因為幾個世紀以來美國的興趣只是集中在農業上。所以，根據重農主義的精神，美國的真正利潤必須來自土地價值的提高。具體到商業問題，亞當斯與早期其他許多領導人一樣，希望打破束縛貿易的一切鎖鏈，“讓人民的精神自主行事”。在獨立戰爭期間，馬薩諸塞人試圖實施禁運，阻止私掠船，以抑制價格和得到士兵。亞當斯把這些措施譴責為對戰爭努力是毀滅性的。如果私掠船具有“公平的游戲規則”，即自由貿易，該州將得到許多戰利品和數百名海員。他在1776年4月6日致詹姆斯·沃倫的信中指出，南卡羅萊納由于在貿易中有優良的企業精神，以很便宜的價格得到了大量的商品，并能出口其大宗商品；至于商船，即使來自敵國殖民地，也能發現來這里有利可圖。當其他州奉行一種類似的政策時，“貿易很快在除了馬塞諸塞州之外的每一個州興旺起來”。所以，征收進口稅除減少了歐洲商品的市場份額外，將對自由構成了威脅（注：參見約瑟夫·多爾夫曼：《美國文明中的經濟思想1606—1865》（Joseph Dorfman, 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1606—1865）第1卷，紐約1966年版，第421頁。）。

亞當斯在早期顯然并不反對自由貿易，但他的思想更多地體現在貿易上的平等互惠。平等互惠具有兩個方面的基本含義：一是國家不分貧富強弱，只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國際貿易就可以相互帶來實際利益；二是在同等條件下相互給對方產品開放自己的市場，使彼國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能夠在他國市場上不受任何歧視性的人為限制。平等互惠包含著自由貿易的因素，但兩者又有著明顯的區別。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來看，平等互惠盡管是國家進行和發展對外貿易的首要之考慮，但由于經濟強權政治的存在，一般只出現在互有所求的國家之間，至于弱國與強國的貿易往來，真正的平等互惠幾乎是不存在的，所以通常又是弱國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對強國的一種正義呼聲。而自由貿易從理論上講應該是互惠的，但在實際上由于受其他條件的制約，往往成為經濟強大起來的國家為提高自己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占有份額的一種武器。美國在立國初期，經濟上比較孱弱，沒有形成相對完整的制造業體系，而對外貿易所得又是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自然會追求貿易上的平等互惠。1776年，在富蘭克林和其他人的幫助下，亞當斯起草了一份指導美國談判者與法國簽署商業協定的標準計劃，大陸會議在9 月略加修改后就批準了這一計劃。這個條約計劃首先提出了在商業事務上的互惠國民待遇，也就是簽約雙方的臣民在與另一國進行的商業活動中享受與該國公民的完全平等待遇。該計劃第一條指出，兩個國家的臣民都只交納對當地人征收的關稅或進口稅，在貿易、航海和商業上享有當地人及其公司所擁有自由、特權、豁免權和豁免稅額及其它權利。從嚴格意義上講，這一規定不是對雙邊自由貿易的要求，因為在各國政府依靠著關稅收入來為政府支出提供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所以對美國而言，能夠實現互惠國民待遇將會給美國商品打開歐洲的市場帶來更好的前景。這個條約計劃盡管是出自亞當斯之手，但體現了美國早期領導人對國際貿易認識的思想。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美國開始了與法國的談判。由于法國另有想法以及美國在反英斗爭中急于得到法國的援助，所以1778年2月在與法國簽署的友好與商業協定中并沒有完全滿足美國對貿易上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的要求，只是籠統地規定將相互特許權讓與第三國。此外，亞當斯與早期許多領導人一樣認為，從理論上講，自由貿易盡管是有益的，但只是一種抽象的理想。多少年的從政經驗告訴他，美國必須讓自由貿易原則從屬于實際考慮。

詹姆斯·麥迪遜一生致力于美國的民主自由事業，在政治上提出過許多發人深省的見解，美國憲法的形成與他的名字是密不可分的。麥迪遜對商業的認識受到他的政治哲學觀的影響，包含著提倡自由貿易的因素。他認為，加給商業的桎梏通常都是不公正的、壓迫的和不明智的。如果讓工業和勞作順其自然 地發展，一般來說，它們將導向最富有生產力的經濟活動。“為了節省縫衣費用，鞋匠自己縫制衣服不具有任何優勢的，縫衣匠為了節省從鞋匠那里買鞋的費用而自己做鞋同樣不具有任何優勢。更好的政策是允許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發揮特長。”（注：轉引自羅伯特·拉特蘭：《詹姆斯·麥迪遜：開國先輩》（Robert A.Rutland, James Madison: The Founding Father），紐約1987年版，第55頁。）所以國家通過限制貿易也不會獲得任何利益，貿易的完全自由應該是一種最佳的理想狀態。不過，麥迪遜對自由貿易的認識也就到此為止了。理想只是一種遙遠的目標，畢竟與現實還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現實的狀況并沒有為推行自由貿易提供充足的條件。如果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實行自由貿易，結果只會使國家的利益受到損害。所以麥迪遜提出了“自由貿易的例外論”，認為在一些情況下，一種完全的自由競爭對一種公正的競爭將是致命的。例如，如果兩個商業城市之間存在著競爭，一個擁有財富和長期的商業慣例，而另一個只在自然條件下占有優勢，后者不能獲得應占的商業份額，最后必須屈服。（注：參見多爾夫曼：《美國文明中的經濟思想1606—1865》第1卷，第286—287頁。）。麥迪遜盡管主張美國在農產品上比其他國家大大具有優勢，美國應該大力推進其農產品占領或壟斷世界市場，但他從來不忽視對國內市場的保護。他承認，保護關稅可以帶來許多好處，當其他國家限制美國產品進入時把美國港口大開，將是邀請他國在美國市場上傾銷其商品。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對外國產品征收關稅以保護國內市場顯得非常迫切，“某些關稅可以保護國內市場，盡管后者不應該過分地與前者混淆起來”（注：轉引自拉特蘭：《詹姆斯·麥迪遜：開國先輩》，第26頁。）所以，在麥迪遜的經濟思想中，國家出于某些特殊的目的對商業活動進行限制或保護無可非議，而且有利于國家實現其在對外貿易上的既定目標。1794年，麥迪遜提出對沒有與美國簽署商業協定的國家征收船舶和商品差別關稅的著名決議案，旨在迫使英國解除對美國貿易和商品出口的限制。美國國會為此展開了一場大辯論。在辯論中，麥迪遜不僅重復了“自由貿易的例外論”理由，而且指出，區別對待將會與共和制的法國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貿易關系（注：參見多爾夫曼：《美國文明中的經濟思想1606—1865》第1卷，第304頁。）。

麥迪遜從1801年之后就開始進入美國政府的最高決策層，上述這些關于商業的思想不僅對他提出一些相關政策發生了明顯的影響，而且日益與實現美國的切身利益相吻合。他在出任美國總統后，針對國內制造業的現狀，實際上是鼓勵在國家的保護下發展制造業。在1810年12月5日致國會的年度咨文中，他把使用關稅來維護國內“幼稚”的制造業說成是國會的“愛國主義的反應”（注：參見詹姆斯·理查森主編：《總統咨文與文件匯編》（James D.Richardson,ed.,A Compilation of theMa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第2卷，國家文獻局1897年版，第470頁。）因此，“每個深謀遠慮的國家將希望在食品、服裝和國防等必需品上不依賴于其他國家”（注：參見小埃克斯：《開放美國市場：1776年以來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第12頁。）在1815年12月5日第7次致國會的年度咨文中，麥迪遜強調了對自由放任理論的“例外情況”（注：參見詹姆斯·理查森主編：《總統咨文與文件匯編》第2卷，第552頁。）。麥迪遜沒有像美國的早期經濟民族主義者那樣公開宣揚貿易保護主義，至少在口頭上還沒有完全放棄對自由貿易的信念，但在實際上，他已經把經濟民族主義的傾向體現在決策過程中，把對美國制造業的保護提上了議事日程。難怪美國“新左派”史學大師威廉·威廉斯評論說，“麥迪遜的理論確定了美國重商主義的基調。那些想要實現自己帝國的商人們和制造商們覺得這種理論有說服力和比較方便”。（注：威廉·威廉斯：《重商主義時代：對美國政治經濟的一種解釋1763—1828》（William A.Willams,"The Age of Mercantilism: An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1763—1828"），《威廉和瑪麗季刊》（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15 卷第4期，1958年10月號，第425頁。）。在美國早期歷史上， 美國所謂的重商主義究竟與麥迪遜的思想有多大程度的聯系，史學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但像威廉斯對麥迪遜思想的這樣評論并不多見。像早期許多美國領導人一樣，麥迪遜的商業思想有著“理想”的色彩，但這種理想又很難解決美國在現實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作為美國政府的一個重要決策者，在理想與現實的天平上，麥迪遜當然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

1785年7月6日和8月7日，麥迪遜在分別致理查德·李和詹姆斯·門羅的信中表示，理想的貿易體系是商品的“完全自由”流動，“但在這一體系對美國成為可能之前，我們必須還清債務，在這一體系能夠真正付諸實踐之前，所有國家都必須贊成。只要其他國家把傷害強加給美國的商船和海員，我們必須要么在互惠原則的基礎上進行報復，要么放棄我們正當的利潤和實現真正獨立的希望”（注：多爾夫曼：《美國文明中的經濟思想1606—1865》第1卷，第246頁。）約翰·亞當斯1800年10月30日致國務卿馬歇爾的信中說，如果“自由的船只所載的貨物自由”的原則，“一旦真正確立和得到真誠的遵守，它將會永遠地結束所有海上戰爭，也不會出現所有用于軍事的海軍”。出于這種原因，上述情況將從來不會成為現實，“無論這一點對人類是多么的合乎需要，無論哲學也許是怎樣贊成它和基督教多么希望得到它”（注：塔克等：《自由的帝國：托馬斯·杰斐遜的治國才能》，第56頁。）。因此，貿易的“完全自由”只是一種理想，這種理想至少在當時以及之后的很長時期無補于解決美國在對外經濟關系中所面臨的問題，因為“自由貿易的黃金時代尚未到來”（麥迪遜之語）。

四

拿破侖一世曾指出，經濟學家只是系統化者，他們的原則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在實踐中卻是錯誤的（注：轉引自多爾夫曼：《美國文明中的經濟思想1606—1865》第1卷，第390頁。）。拿破侖這番話是針對他的“大陸體系”有感而發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將其絕對化，顯然不能解釋許多經濟現象。不過這種觀點用來說明那個時期許多人對自由貿易理論的看法，卻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英國古典經濟學派系統地闡述了自由貿易理論之后，的確給當時重商主義占據支配地位的經濟學界帶來新的氣息，許多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把這種理論作為向重商主義挑戰的一個有力武器。美國獨立前后的那一代開國先輩們很少沒有受到自由貿易理論的影響，他們希望國家之間的商業往來能夠實現不受人為限制的“自由”，但當美國作為一個主權實體開始與其他國家發生關系后，錯綜復雜的形勢又使他們不得不放棄了并不現實的自由貿易觀，轉而提倡或奉行與美國現行利益相一致的主張或政策。許多政治家經歷了這一思想的轉變，就連一些以提倡保護而著稱的人物一開始并不是絕對地否認自由貿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廣泛地閱讀過亞當·斯密等人的著作，其經濟思想實際上受到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影響（注：參見拉斯·馬格努森主編：《美國的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1822—1890：經濟學歷史上的關鍵概念》（Lars Magnusson, ed., Free Trade andProtectionism in America: 1822-1890, Critical Concepts in theHistory of Economics）第1卷，紐約2000年版，第13頁。）。因此，漢密爾頓對自由貿易并不十分的反感，只是認為條件不成熟，“當美國沒有力量迫使其他國家趨向自由貿易的時候，其他國家的保護主義將會損傷美國的利益”（注：轉引自克里斯廷·哈倫：《對古典經濟民族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重新評價》（Christine M.Harlen,"A Reappraisalof Classical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第43卷第4期，1999年12月號，第740頁。）。積極倡導“美國體系”的亨利·克萊自稱并不反對自由貿易，他在1820年4月26日的講話中指出：“ 現在，我將只能說，我也是自由貿易的朋友，但它必須是完全互惠的自由貿易。”（注：亨利·克萊：《制造業與保護關稅》（Henry Clay, "Manufacturing and a Protective Tariff"），《1797—1820年美國記錄：國內擴張與對外卷入》（The Annals of America, 1797-1820,Domestic Expansion and Foreign Entanglements）第4卷，不列顛百科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614頁。）所以，對克萊來說，實際經驗表明，取決于自由貿易的兩個條件“無一存在”。這兩個條件即“永久的和平”和世界各地對自由貿易準則的尊重。如果沒有“完全的互惠”，美國就不能單方面地奉行這種政策，外國也很難對它的政策無動于衷。

以上這幾個人最后都走到了自由貿易理論的反面，成為美國早期歷史上經濟民族主義的著名代表。他們實際上與約翰·亞當斯、麥迪遜等人一樣最后都放棄了自由貿易的主張，只不過是他們的思想轉變得更為徹底，絲毫沒有在以后的思想空間里給自由貿易留下一席之地。這說明了許多政治家放棄了自由貿易觀并不是說這種理論存在著重大的謬誤之處，而是在原則上可行但實踐上又難以行得通。對早期的美國而言，自由貿易還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東西。因為它尚不具備推行自由貿易的條件或力量，現實的選擇是尋求能夠更有助于實現美國外部經濟利益的途徑。不過，提倡自由貿易的呼聲從來沒有在美國政治舞臺上消失，隨著內外客觀條件的變化，尤其是美國經濟力量的強大，自由貿易的主張注定最終會對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發生重要的影響。

貿易論文:國際貿易中的商標產品平行進口問題法律的研究

我國立法在確定平行進口的合法性問題時,應從兩大理論分歧入手,結合商標的功能,以及商標法的立法宗旨這兩個方面,綜合加以考慮。原則上禁止平行進口,同時有限制地適用商標權國際(或區域)窮竭原則,在一定條件下允許平行進口。

當代國際貿易競爭日趨激烈,各國之間的貿易“攻防戰”可謂此起彼伏。平行進口,作為一個與知識產權密切相關的國際貿易問題,既是國際貿易競爭中的焦點問題之一,也是知識產權法學界長期討論且頗有爭議的棘手問題之一,在我國立法中尚屬空白。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之后,平行進口問題將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中,由此引發的法律爭議也會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所以,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與司法實踐中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將變刻不容緩。

一、平行進口的概念

平行進口亦稱為“灰色市場”,我國學者對其定義有一定的差別。一些學者的定義是:一國未被授權的進口商“未經商標權人許可,進口并出售帶有相同商標的商品”。[1]還有學者定義為:在外國商標權人授權國內商標被許可人(以下簡稱商)使用其商標制造或經銷其特定商品的情況下,其他未經授權使用其商標的國內經銷商(下簡稱非商)通過外國商標權人或第三人合法進口外國商標權人或其授權廠商制造或銷售的同牌名商品并在國內銷售,從而形成商與非商在國內市場因商標正面競爭的現象,對此現象稱之為平行進口。[2]根據第二種定義,必須有被授權商的“先行”使用或進口的事實,才存在非商的“平行”進口問題。而根據第一種定義,則沒有這樣一個前提條件。筆者認為,根據國外諸多國家的立法及實踐,只要本國存在商標權人,第三人未經其許可將標有其商標的商品進口到國內就構成平行進口,不管事實上是否存在商標被許可人的“先行”使用或進口。筆者比較贊同第一種定義法,不過既無“先行”進口,何來“平行”進口?所以筆者認為使用“灰色市場”這個概念似乎更恰當些。

筆者認為,所謂平行進口,是指當某一商標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注冊獲得法律保護時,一國未被授權的進口商直接或間接從外國商標權人手中合法購得標有其商標的商品并未經本國商標權人許可輸入本國銷售的行為。在平行進口關系中,有三方基本當事人,即:外國商標權人、本國商標權人、未經授權的進口商(非商)。

平行進口的上述定義表明:(1)平行進口商進口的商品必須是國外商標權人生產或銷售的同牌名“正宗商品”。(2)平行進口以非商合法取得標的物以及進口的標的物合法為前提。若平行進口的商品系非法取得或為非法商品,則這種“進口”將因其明顯違反國家相應的法律而受到制裁。因此,這種非法進口同牌名商品是否構成商標侵權已無討論的意義了。

二、在平行進口問題上的兩大理論分歧

在國際貿易中,出于經濟和法律的考慮,有關平行進口的合理性、合法性問題,特別是合法性問題,即平行進口是否構成對進口國當事人商標權的侵犯,成為國際貿易領域及知識產權法學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存在著商標權地域性理論與商標權窮竭理論之爭。

反對平行進口者的主要理論依據是商標權地域性理論。該理論認為,商標在哪國注冊,其所有人的獨占權利就應在哪國受到法律保護。因此,未經所有人或被許可使用人同意的平行進口是對進口國商標權人權利的侵犯。而且,商標權根據每一國家的商標法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權利存在,其合法作用除了標示商品(或服務)的來源及其信譽外,在不同的國家事實上具有不同的意義。特別是當商標使用權發生域外轉讓時,商標權代表著被許可使用人開發出的獨立信譽。為了建立這種信譽,被許可人做出了額外的努力,付出了相當的費用。保護這種獨立的信譽,就是商標權地域原則之所以產生的基礎,平行進口無疑將使被許可人的這種獨立的權利利益受到損害。[3]

反對平行進口者還認為,從經濟上看:(1)消費者對灰色市場的存在幾乎一無所知,面對市場上價格懸殊而商標相同的商品,消費者會感到茫然。平行進口的商品通常只具備商家提供的服務和擔保,不具備廠家提供的服務和擔保,消費者通常并不知道或不可能注意到這些差別,特別是由于各國具體情況不同,即使同一商標的商品,在質量上也可能存在差異,因而,平行進口可能使消費者對同一商標但不同來源的商品產生判斷和選擇上的困難。如果平行進口商品存在質量缺陷,而又沒有明確標示出商品來源,消費者就會因無從識別而遭受其害。(2)由于平行進口的貨物在質量、售后服務以及擔保方面和廠商提供的服務和擔保不同,由此引起消費者的不滿將直接損及國內商標所有人或使用權人的良好信譽。

贊成平行進口者的理論依據則是商標權窮竭理論,該理論認為:只要商標權所有人或被許可使用人曾經同意將標有其商標的商品投入市場,那么該商標權所有人及被許可使用人就喪失了對它的控制,其權利已經用盡。任何人合法取得該批商品后再如何轉銷,商標權人無權干涉。因此,平行進口是合法的,不構成對商標權的侵犯。

贊成平行進口者還認為:(1)從促進自由貿易的角度講,商標產品平行進口可以促使相關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自由流通,防止商標權人濫用自己的權利,造成國際市場的人為分割,從而有利于促進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與國際經濟的合作與發展,進一步推動世界貿易自由化進程。(2)平行進口商與授權進口商之間的競爭,可以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給進口國的消費者提供更多、更廉價的消費選擇。由于平行進口商一般不需要庫存及廠家售后服務的開支,不需要廣告和公關費用,因此,灰色市場進口的商品在價格上會便宜很多。

三、各國有關平行進口的立法、判例比較研究

由于商標權保護理論不同,各國的立法與司法實踐對平行進口的態度差異很大。

《英國商標法》第4條第3款第1項規定:只要商標所有人或其發出的許可證的注冊使用人曾經同意過在某種投放市場的商品上使用他的商標,無論帶有這種商標的商品怎樣分銷和轉銷,該商標所有人或許可證持有人都無權控制。《英國判例法》還進一步規定,如果經商標所有人或許可證持有人的同意而將帶有其商標的商品銷售到國外,他就無權阻止他的國外子公司將同樣的商品帶著同樣的商標再返銷英國。

貿易論文:試論我國國際貿易如何應對電子商務大潮

論文摘要:在當今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電子商務作為一種全新的商務模式,它的觸角已延伸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國際貿易領域是最早感受到電子商務影響和;中擊的領域之一。世界各國、WTO和世界其它一些經濟組織對電子商務的發展都極為關注,探索我國國際貿易在電子商務大潮中如何應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精密鑄造廠 五金加工廠

論文關鍵詞:電子商務 國際貿易

在當今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電子商務作為一種全新的商務模式,對降低跨地區的交易成本、提高貿易效益,最終改善全球的資源配置發揮積極作用。

在2008年“中歐企業與商會國際論壇會議”上,全球B2B電子商務市場規模已經達到每年5.8萬億美元,即使在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電子商務市場仍將保持快速增長,預計2010年全球B2B電子商務市場規模將達到26萬億美元。2008年,隨著人民幣升值、生產成本上升、美國因次貸危機縮減進口等因素影響,使得國內眾多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處境艱難。而電子商務因其開放性、全球性、低成本和高效率等內在特征顯示出傳統的貿易方式不具備的優勢,電子商務正在成為我國企業對外貿易方式的重要選擇之一。

據有關專家估計,2009年電子商務這種全新的商務模式大大地增加了全球各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機會、降低跨地區的交易成本、提高貿易效益,最終改善了全球的資源配置,成為國際貿易的必要橋梁。

一、全面認識電子商務對我國國際貿易的影響

電子商務一經誕生就以超常的速度發展,成為推動新世紀世界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也對我國國際貿易產生深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對從微觀主體的影響:

1.1電子商務對國際貿易交易雙方的新要求

電子商務改變了傳統的“面對面”式的商務交易模式,擺脫了展示柜與談判桌,使商務交易變成了一種“點到點”“、站到站”的商業數據互動,但是,電子商務應用于國際貿易并不是想象中由供應商建立起一個自己公司的網站,全世界買家就能搜尋到該供應商的產品,而后發出查詢、詢價、要求樣品等直至簽定合同、安排貨運、收付貨款等等如此簡單。國際貿易的開展,買家和供應商有各自獨立的商業目的。只有把雙方的目的有機地連接起來,貿易才能展開。同樣,運用互聯網和電子商務優化國際貿易進程也必須將買家和供應商各自獨立的商業目的通過互聯網,運用新的技術手段,軟件,服務和相配套的流程將其相互連接,這樣才能使雙方達到各自的目的。因此,無論是供應商還是買家必須在第一時間將自己的產品及公司介紹展示在互聯網上:而買家必須將供應商的信息收集、編輯成通用的形式以做比較,這樣才能讓電子商務為國際貿易作出更好的貢獻。

1.2電子商務促進國際貿易新的經營主體虛擬公司的出現

跨國公司戰略聯盟是這種“虛擬公司”的主要表現形式。這種創新型的跨國公司戰略聯盟與“虛擬經營”采用了合作競爭的經營方式,揭開了信息社會公司組織及運作方式變革的序幕。通過開放系統的動態網絡組合尋找資源和聯盟,這種虛擬公司能夠適應瞬息萬變的經濟競爭環境和消費需求向個性化、多樣化方向發展的趨勢,給跨國公司帶來分工合作、優勢互補、資源互用、利益共享的好處。

2從宏觀方面來看:

2.1電子商務要求虛擬市場——國際貿易新的運行環境的完善

電子商務通過網上“虛擬”信息的交換,開辟了一個新的市場空間,這是一個開放的、多維的、立體的市場空間,它突破了傳統市場以一定的地域為存在前提的局限性,在全球范圍內以信息網絡為紐帶連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和新型世界市場的形成。信息流動加速了資本、商品、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全球流動,帶動了全球“網絡經濟”的崛起在這種網絡貿易的環境下,各國間的經貿聯系與合作也大大加強。

2.2電子商務促進國際貿易營銷模式和貿易方式改變

傳統的營銷模式是先有了產品再尋找顧客,賣雙方基本上是用電話溝通、郵寄產品目錄、各式各樣的展覽會等方式交流意見和建議。而電子商務引起市場營銷的巨變,促進國際貿易營銷,產生新的市場營銷形式——電子營銷,即采用電子手段的市場營銷和以因特網為核心的電子營銷。而后者正在發展成為現代國際貿易營銷的重要方式。

另外,電子商務下的國際貿易方式與傳統國際貿易方式不同,主要表現為:(1)交易各方以電子方式而不是以通過直接面談方式或當面交換方式來達成和進行國際貿易交易:(2)國際貿易流程改革。實現對以紙面貿易單據(文件)的流轉為主體的傳統國際貿易流程和交易方式的改革,形成新的國際貿易流程方式。

2.3電子商務促進國際貿易管理和監管方式改變

電子商務提供的交互式網絡運行機制,為國際貿易提供了一種信息較為完備的市場環境。根據已有實踐,運用電子商務進行的國際貿易管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出口商品配額電子招標(2)網上申領發放進出口許可證(3)海關網絡化管理(4)進出口商品電子化檢驗檢疫管理(5)外貿企業全過程電子化管理。從監管方面來說,一方面要積極與世界各國合作,共同推進電子商務在國際貿易中的發展:另一方面要在國際貿易的管理上加強電子商務的應用如出口商品配額的發放、電子報關、進出口商品檢驗等方面要盡快與國際接軌,使政府在推動電子商務的發展中成為主導力量。

二、我國發展國際電子商務的對策

對中國來說,如何更前瞻性地適應國際貿易發展的新變化,更好地利用國際電子商務這一新的方式來提高出口企業的競爭力,大力推動出口貿易的增長,也是政府、企業界和相關各方面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在目前的環境下,中國發展國際電子商務應著重考慮以下幾點:

第一,積極鼓勵信息技術發展,加強電子商務基礎建設。

繼續完菩相關工程建設,加強有關部門之間的合作與協調,積極支持和鼓勵公司或個人開發適合中國國情的適用先進技術,對從事信息技 術開發和經營的公司或個人給予稅收的優惠積極推進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信息化建設,在資金、稅收等方面給予大力扶持:加強教育培訓,提高全民族的電子商務意識:引入競爭機制,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

第二,加強法律法規的研究與制定

首先,應密切關注中國電子商務的發展情況,及時總結問題,為政策出臺做好準備。其次,在政策的完善過程中應注重評估經濟影響。再次,應注重和已有政策法規的銜接問題。最后,應和國際上對電子商務的政策接軌,使中國的政策、制度規范化。現行國際貿易法許多規定不適用于電子商務方式,對電子商務的發展會帶來許多難以克服的障礙,為了保證電子商務的發展,圍繞電子商務發展及相關的網絡管理、信息安全、金融結算、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應加快現行法律的修改步伐,及時制定、出臺新的貿易法規。

第三,提高企業電子商務能力

企業是推行電子商務的重要主體,企業的積極參與是發展電子商務的必要保證。企業開展電子商務,需要具備必要的決策能力、技術能力、管理能力和資金能力。中國多數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開展電子商務的能力不足,要繼續推進各種形式的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教育和培訓,高等院校要進一步完善科學建設,培養電子商務專業人才和復合型人才,不斷充實和提高企業實施電子商務的綜合能力。

第四,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對話,積極參與國際貿易新規則的制定

面對電子商務帶來的諸如關稅與稅收、統一商業代碼、知識產權保護等一系列新問題,各國加強了對話與合作。我們可以吸收學習國外發展成熟的相關經驗,逐步發展壯大我國企業電子商務。如針對我國通信基礎設施薄弱,安全技術不夠完善,可利用國外的電子商務技術及設施,發展國際業務。事實上,這些對話活動不但直接影響著電子商務條件下新貿易規則的制定,決定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利益分配而且加強了各國的合作與交流,提高了各國電子商務的國際性。

第五,加強網絡管理,維護網絡安全,為電子商務創造有利的運營環境。

解決跨國電子支付手段的安全性問題,加強管理維護必要的網絡安全,減少網上犯罪行為,維護正當的商家對商家和商家對消費者交易和消費者權益,保護國家經濟安全和文化安全就成為當前現實而又必須的政策選擇。

貿易論文:國際貿易專業國際商法課程教學的研究

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帶動了國際商事活動蓬勃迅猛的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我國高校培養既懂國際商事活動又能運用國際商事法律的復合應用型人才。因此,符合這一要求的國際商法課程日益受到重視,在法學專業、國貿專業都相繼開設,甚至發展成為國貿專業的核心專業課程。然而,作為非法學專業開設的一門法律課程,其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授課對象的知識背景與法學專業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要根據國貿專業學生的知識背景、培養目標進行相應的調整。

一、明確國際貿易專業的《國際商法》課程教學目標:

所謂教學目標是指教學活動主體預先確定的,在具體教學活動中所要達到的教學結果。任何教學活動均要圍繞教學目標展開。①教學目標應該和專業培養目標相匹配。法學專業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專業型的法律人才。既包括適合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法律服務和企業法律實務等工作所需要的應用型法學專業人才又包括從事法學教學、研究的理論工作者。因此,《國際商法》對法學專業的學生來說僅僅只是一門學科而已,學習只是為了以后面對國際商事活動時,能夠較快的進行法律事務的處理。但是國貿專業不同,國貿專業培養的結合貿易、法律、外語知識的復合應用型人才。那么,對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生來說,國際商法是為了使他們懂得與國際貿易相關的法律,加強他們法律意識的培養,為工作中訂立外貿合同、預防和解決國際商事貿易活動出現的糾紛奠定基礎,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二、國際貿易專業《國際商法》的主要教學內容:

對于國貿專業的學生來說,《國際商法》是讓他們了解掌握規范國際商事主體及國際商事交往過程的各類法律。因此,只要是與國際商事主體、國際商事交往有關的的法律似乎盡可囊括,而不必拘于其法學部門的歸屬。從現在市面上絕大部分的國際商法教材看來通常包括商事主體法、合同法、買賣法、產品責任法、法、國際貨物運輸法、國際貨物運輸保險法、國際貿易結算與支付法律、國際商事仲裁法。不過,國際商法內容很多,但往往課時有限,在各類高校32-74個學時不等。如何使得學時和學習內容平衡,筆者認為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要突出實用性。國貿專業中專門開設有國貿實務、運輸、保險、國際結算等等課程,這些課程的一些內容和國際商法的內容是相重合的,這時候我們應該突出國際商法獨有應用和實用性強的內容進行講授。如《商事組織法》、《合同法》、《法》、《產品責任法》等等。

三、國際貿易專業《國際商法》教學方法的使用:

(一)案例教學法。案例教學以案例為基本教學材料,在教師的指導下,根據教學目的,將學生引入教育實踐的情境中,通過師生、生生之間的多向互動、平等對話和積極研究等形式,組織學生對案例進行調查、閱讀、分析和交流,教給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進而提高學生面對復雜教育情況的決策能力和行動能力,加深學生對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理解的一種特定的教學方式。1②法律課程的學習,有很大一個作用是為了解決糾紛。案例教學法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何能使得案例教學法成功呢?第一,選擇合適的案例是案例教學是否成功的決定性因素。選典型性和時效性近的案例---在有限的可是和浩瀚的國際商法內容中選取符合具有典型性的綜合性案例,激起學生參與、討論、調查、解決問題的興趣。社會在不停的發展,我們要注意選取新案例,不能選取早已經過時的案例。第二,案例準備階段有的國際商法案例較為復雜,涉及到不同國家的當事人、標的、經濟貿易關系,可能相關的知識面太廣,為了不耽誤課時,加大學生的參與面,在課前可以講案例的相關資料發給學生,讓學生查找案例的相關資料、課前討論和思考。第三,課堂教學階段,注重以學生為主,教師為輔,做好引導工作。在學生案例分析的過程中,突出對知識點的理解和掌握,培養學生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直接講授法。國際商法課程中,依然還是有一些涉及概念、原則的理論性內容。我們不可能所有的課程內容都能找到具體適用的案例。所以傳統的直接講授法依然有它存在的必要。例如國際商法的概念,發展歷史,這些采用直接講授的方法更能理解和掌握。只是為了讓學生們能夠更好的參與和理解,在講授時要采用比較生活化的語言,適當的結合一些小的例子和習題加深以便學生掌握。

(三)情境教學法。現在國家支持人們創業,國貿專業要培養創業應用型人才。國際商法課程要注重法律知識的應用和實際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應充分使用情景教學法。如何使得學生對國際商法的內容不覺得枯燥,不是死板的條文,在內容傳授上引入情景教學法。比如在商事組織法中對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公司的注冊內容的講授上,我會帶領他們實際模擬操作注冊程序。在學習合同法時,我會將學生分為買賣雙方,談判和簽訂正式的外貿合同,讓他們去解決談判中的糾紛。在講產品責任法的時候,會引導他們如何進行產品商標的注冊,自身權利的保護等等。通過這些情景教學法的使用,使得學生實踐運用法律知識的能力大大增強,也使得國際商法的書面知識牢牢掌握。 (四)模擬法庭教學法。模擬法庭教學法是法學專業教育常用的一種教學方式。我們在國貿專業學生授課過程中使用也是非常適合的。通過學生對法庭審判、仲裁案件的全過程全真模擬,能夠形象、直白的了解法律程序的相關知識。在對理論知識掌握的同時,學生以扮演法官、仲裁員、人、原告、被告的方式,對不同群體的自我權利保護有深刻的認知與體會。通過國際貿易交易過程的模擬,學生通過對進出口企業外貿合同談判和訂立的,處理外貿的糾紛的談判的演練,能夠對國際商法中合同法和國際貨物買賣法的內容有更深刻的理解。

(五)比較學習法。國際商法涉及到世界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為了更好的完成相關知識的學習,比較學習法是有針對性的教學方式。如在兩大法系知識的傳授時,可以結合中國大陸法系的法律現象和中國香港的法律現象進行比較,能夠使得學生對兩大法系的異同有更加直觀、形象的了解。在對公司法、合同法知識的講授時,可以列舉一個小案例,引導學生去分析同一案例在中國、英美、國際條約等的法律規定是否相同,分析各自體系法律制度的特性和優劣。在使用比較學習的教學方式時,要注重學生用該種方式歸納、思考總結知識點。

(六)現在信息技術和多媒體教學設備的使用。教師可以通過中國大學城、微課等校園現代化的管理平臺,將課程簡介、教學大綱、多媒體課件、習題、案例、作業等教學資源上網,方便學生查閱、學習、檢測,同時為教師與學生之間提供一個溝通的平臺,實現開放性教學。多媒體教學設備的使用,解決了傳統黑板粉筆教學單一的教學方式。多媒體具有信息量大、美觀性、實用性等特點。在上課過程中,多媒體教學內容是教師備課時已經寫好的內容,不需要像傳統的黑板寫字,學生在課堂內可以吸取更多的知識,同時,音樂、圖案等多種因素的穿插,使得學生在觀看多媒體學習時興趣高昂,參與度更好。

貿易論文:國際貿易慣例的法律屬性

摘要:目前學界對國際貿易慣例的認識存在不足,本文以慣例的要義為基礎,探討其淵源,分析慣例與其它法律規范的區別,最后從其對國際貿易合同當事人約束力的角度闡述了慣例在實踐中的應用。

關鍵詞:國際貿易;國際貿易慣例;國際貿易公約;國際貿易合同

隨著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逐漸接軌“, 國際貿易慣例”一詞的使用頻率日漸增多。但是,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在國際貿易慣例的涵義、國際貿易慣例的法律屬性等問題上認識都較模糊,分歧頗大。由于國際貿易慣例對我國國際經濟法學科和現代化經濟建設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文對這一問題做了探討。

一、國際貿易慣例要義闡釋。

《辭海》“對外貿易”一詞是這樣定義的:“一國或一個地區與他國或另一地區之間的商品買賣活動,即國際間的商品交換。對外貿易由進口和出口兩個部分組成,亦稱進出口貿易”,而國際貿易則是“各國對外貿易的總和”。[1 ] (P411) 如果認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無形商品,則這一定義并無不妥。但在國際貿易學界,占主流意見的觀點是,商品專指有形的物質產品,無形的產品即是服務。因此,國際貿易的對象不僅包括有形的物質產品,還包括無形的服務。長期以來,商品買賣一直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而所謂國際貿易慣例大多指有關商品買賣或與商品買賣有關的各類服務的慣例,這也是本文的討論對象。具體而言,本文研究的是從買賣雙方貿易洽商到最終履約(或未能履約) 整個過程的有關國際貿易慣例,由于在這一過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務、交通運輸等所謂服務貿易范疇,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國交換,并為賣方交付商品和買方支付貨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關服務也屬本文的研究范圍。慣例是一個經常使用卻又語義含糊的詞,也是一個在我國學術界備受爭議的用語(國外也有類似爭議) 。學術界對慣例應用的普遍性和實踐性有著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慣例的本質問題方面,則歧見頗大。

(一) 慣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學者認為,慣例需經過民間國際組織或貿易協會的編纂后才會有明確的內容,才能稱之為慣例。而大多數學者則認為,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固然是國際貿易慣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卻又為人所知并廣泛采用的國際商業習慣做法也是國際貿易的慣例。[2 ] (P13) 筆者贊同后一種看法。從國際貿易慣例的發展歷史來看,國際貿易慣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貿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實際做法。由于這些公司具有廣泛影響力,以及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減少貿易障礙等方面的作用,這些做法逐漸成為某一行業或某一地區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對同一問題的處理手法或對同一術語的解釋不盡相同,這就難免造成地區間或行業間的貿易障礙。為解決這一問題,一些組織擔當了統一解釋和編纂工作,這就形成了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國際商會編寫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的發展過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廣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沒有載入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如紡織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開即不能退貨的慣例。

甚至還有一些做法曾經被寫入一些組織編寫的國際貿易慣例,后因歧見消失、做法統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慣例。比如,國際商會在1980 年出版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關于CIF 術語賣方責任的表述中認為,賣方應提交清潔提單,但承運人在提單上對貨物的內容、重量、尺碼、品質等無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該提單是不清潔提單。但在1990 年實行的新的《國際貿易解釋通則》里則沒有這句話,這并不表明國際商會改變了看法,相反它正是顯示了貿易界及相關各界已認同了這一點,從而無需再用文字描述了。也就是說,這并沒有改變上述規定仍是國際貿易慣例的事實。[ 3 ] (P527 - 528)(二) 慣例的法律約束力。

慣例的法律約束力指的是不管合同當事人是否明示或默示甚至沒有表示是否接受有關國際慣例的約束,慣例自動約束有關當事人,即慣例具有強制約束性。《法學辭典》持的是這一觀點。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國際貿易慣例的產生和發展不是國家意志的結果, 因而國際貿易慣例不是法, 不能對當事人進行約束。[4 ] (P7 - 8) 第三種觀點認為,慣例分兩類:一類是不需要當事人選擇都必須遵守的強制性規范,一類是經過當事人選擇才對其有約束力的任意性規范。[5 ] (P27 - 28) 其實,國際貿易慣例不是某國立法機關制定的正式文件,也不是國家間的國際公約,因而它不是法律;另一方面,由于慣例的廣泛適用性和長期實踐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國際貿易合約當事人對自身及他人遵守慣例的心理期望,慣例對當事人各方又有一定的約束力。

這種約束力一般是在當事人明示接受慣例的情況下產生的,國際商會出版的《國際貿易條件解釋通則》(1990)在導言部分表達了這一觀點《, 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500)第1 條也闡述了這個意思,有關國際貿易慣例的這一規定符合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但是在一項國際貿易的契約中,不可能窮盡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的規定,因此就產生了所謂的“默示”做法。《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9 條第2 款規定:“除非另有協議,雙方當事人應視為已默認地同意對他們的合同或合同的訂立適用當事人已知道或理應知道的慣例,而這種慣例在國際貿易上已為特定貿易所涉同類合同的當事人所廣泛知道并為他們經常遵守。”簽定該公約的國家同意,何為慣例由法庭來決定。該款規定反映了國際貿易慣例一定程度上具有強制約束性(自動生效) 的一面,但是這也沒有改變慣例作 為任意規范的特點,當事人可以通過明示的方法排除對某一慣例或某一慣例部分條款的適用。

以上分歧的主要表現是學者們對一些英文單詞的解釋不同,特別是對custom、usuage 的理解差異。有人認為custom 有約束力,應譯為慣例,而usuage 則沒有約束力,應譯為習慣;也有人認為custom 沒有約束力,應譯為習慣,usuage 有約束力,應譯為慣例。還有人有其它的看法。其實,翻查一下國際商會的出版文件我們會發現,國際商會對慣例的用詞并不考究,在不同的文件中可能采用不同的詞,甚至在同一份文件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用語。比如,在《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中使用的是custom 和practice ,在《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使用的是usuage ,而在《托收統一規則》使用的則是rule 一詞。可見,國際商會對慣例的用詞并不看重,他們重視的是某一術語或某一做法在商業實踐中的狀況,只要這種術語或這種做法廣為人知(widely known) 和被業者經常遵守(regularly observed) ,它們即是慣例,而不管在國際商會或其它組織的出版物中用何詞來描述它們,或有沒有見諸文字。至于慣例對當事人有無約束力,則要看當事人在合同中的約定。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將國際貿易慣例定義為:在國際商品貿易和與國際商品貿易有關的服務實踐中形成的,某一地區或某一行業廣為人知并被經常遵守的任意性行為規范。

二、國際貿易慣例的淵源。

如上所述,國際貿易慣例有成文和不成文之分,也就是說,國際貿易慣例有兩個淵源: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與不成文的國際商業習慣做法。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指的是經過某一組織編撰和公示的規范化文件。編撰國際貿易慣例的主體可以是一些有影響的基于國家的國際組織,如國際商會;也可以是民間的國際組織,如波羅的海黑海航運公會;還可以是能對市場起到主導作用的商事組織,如通用汽車公司,它們的產出物因而也相應地表現為具有一定法規性質的文件。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一般依據過去已有而且現在仍然流行的商業做法而作出,其主要行為特征是必須有一個宣示的過程,因為比制訂規范文件更重要的,是它們必須廣為人知。國際商業習慣做法之所以成為國際貿易慣例的淵源之一,原因主要是多數國際貿易慣例從本質上講就是國際商業習慣做法的一個演進形式,而且是一個永不停止的過程。過去活躍在跨國或者說超國家或地區利益之上的國際商業習慣做法,通過編撰和公示之后變成了國際貿易慣例。今天的習慣性的商業做法還在重復著這樣一個過程。如果我們不這樣理解慣例的淵源,那么我們很可能會步入認識的誤區,或者認為慣例僅表現為成文化的規范,或者認為只能從過去的國際商業習慣做法中尋找慣例。這兩種僵化的認識不能反映現實,因而也不能指導發展中的國際貿易活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國之內或地方性的商業習慣做法也有可能演變成國際貿易慣例,這主要取決于該習慣是如何整合(incorperated) 到國際貿易流程中去的。

例如,美國西海岸港口的碼頭工會為保護自身利益向集裝箱貨主收取近乎落地費性質的雜費,這種雜費被各國班輪公會列入班輪運價或班輪條款,因而這種做法就成了有關業者之間的國際貿易慣例。承認慣例的習慣做法淵源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國際貿易慣例的性質,因為從國際貿易慣例中體現的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大都可以從習慣做法當中找到源頭。從商業道德的視角看,所有國際貿易慣例都來自于千百年來一直在支撐著川流不息的國際貿易活動的一套倫理體系,借助它可以形成關于對對方行為的預期;通過它的應用———即對己對人的約束,各方在此體系下的權利和義務得以區分、履行和保障。這套倫理體系的強化就形成了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而未成文的慣例則歸于國際商業習慣做法一類。

國際貿易慣例和國際商業習慣做法雖同為國際貿易慣例的淵源,以對現有的國際貿易慣例的貢獻而論,由習慣而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占有絕對的優勢;但后者在當今技術創新的條件下開始顯露出重要性。

三、國際貿易慣例與其它法律規范的區別。

(一) 國際貿易慣例與國際貿易公約。

由兩國政府或多國政府簽定的有關國際貿易關系的規范稱為國際貿易公約。從公約法律約束力的角度,可以將國際貿易公約分為兩類:一類是有強制約束力的公約;一類是任意性的公約。前者包括調整國家間經貿關系的一般性公約及約束某一具體合同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公約,如世界貿易組織的各項協定、聯合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制定的有關海上運輸合同的《漢堡規則》。強制性的公約要求締約方或接受公約的國家在本國的法律與公約沖突時,修改本國的法律,使之符合公約的規定;而且在處理國際貿易糾紛時以國際公約為準據法。既然強制性國際貿易公約的法律約束力大于國內法的效力,強制性國際貿易公約的效力當然優于沒有取得正式法律地位的國際貿易慣例。但是,國際貿易慣例與任意性的國際貿易公約的關系則不同。

任意性的國際貿易公約主要指有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幾個公約,即1964 年的兩個海牙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公約———《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成立統一法公約》及二者合并而成的《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這些公約遵循合同自愿的一般原則,允許合同當事人在合同中采用或排斥這些公約的規定,即可減損公約條款的效力。在同為任意性規范的層面上,國際貿易慣例與任意性的國際貿易公約十分類似,但是兩者的法律地位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對此《, 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公約》和《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成立統一法公約》均有明確的規定。《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雖未在這方面作具體規定,但它是由前兩個公約發展而來的,據此也可認為該公約持同樣的觀點。由此可見,在國際貿易慣例與上述3 項公約的規定發生沖突時,應優先考慮采用慣例的規定。

(二) 國際貿易慣例與國內法。

一般而言,國際貿易慣例是在與本國利益無沖突的領域發展起來的,其所規范的領域大多與本國法律的適用范圍沒有重疊。從這個角度上講,國際貿易慣例可以對國內法的不足起到補充的作用。但是,各國對國際貿易慣例拾遺補缺作用的態度是不同的。有些國家干脆把國際貿易慣例納入本國的法律體系,使之成為國內法的一部分,如伊拉克和西班牙就把國際商會制定的《國際貿易解釋通則》引入國內法。采取這種作法的國家不多,多數國家一般按照直接適用或間接適用的途徑運用國際貿易慣例。直接適用指的是當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接受國際慣例的約束,法院或仲裁庭依據當事人選擇的國際慣例進行裁決。法國、丹麥等國家采取這種方法。這些國家一般承認國際貿易慣例獨立于國內法律體系之外,國際貿易慣例可直接應用于國際經貿往來,無需國內法的指引。與采用直接適用的國家相比,采用間接適用的國家更多,我國也是采用間接適用的途徑。間接適用指的是國際貿易慣例不能脫離國內法而獨立運用,必須經過國內法的指引,而且國際貿易慣例的應用有賴于國內法對國際貿易慣例明示或默示的接受。明示接受指的是在國內法中明文規定,對特定的民事關系可采用國際貿易慣例處理。默示接受則是指在某國的國際貿易活動和法律實踐中普遍采用國際貿易慣例,從而可以推斷該國認可國際貿易慣例的。

我國采用的是明示的方法。《民法通則》、《涉外經濟 合同法》、《海商法》等都明確指出,我國法律和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公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有人據此認為,我國法律的效力高于國際貿易慣例的效力。其實,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國內法關于國際貿易的規定可分為強制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國際貿易慣例不可違反國內法的強制性規范,但可與任意性的規范不一致。因為國際貿易慣例廣為人知并被經常采用,只要當事人未明示拒絕慣例的適用性,國際貿易慣例就自動成為合同的一部分,盡管這部分并未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表示。然而,國內法中的任意性規范則沒有自動成為合同一部分的效能。由此可見,國際貿易慣例雖然是國內法的補充,但其效力仍優于國內法中的任意性規范。四、國際貿易慣例對合同當事人的約束力這里所講的合同,指書面達成的合同。對于口頭達成的國際貿易合同,我國不予承認。對此,我國在1986 年核準《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時已表明了這一點。

合同當事人在合同中引用國際慣例的方法有3 種:其一,引用國際商會、國際法協會或其它民間組織的條款或術語,如買賣雙方以CIF 價成交。普遍認為,采用了某一成文慣例的條款或術語,對該條款或術語的解釋應以該慣例為準。多數情形下,對某一條款或術語的解釋只有一個國際貿易慣例,但也存在對某一條款或術語的解釋不只有一個國際貿易慣例的情況,并且各慣例的解釋不一致。如沒有對具體采用哪一慣例作出規定,這時候的解決方法一般是以與合同最有密切關系的國家所采用的國際慣例作為依據,而判斷這一點往往是不太容易的。比如,對貿易術語FOB 的解釋就有國際商會制定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和美國進出口商會等機構制定的《1941 年美國對外貿易定義修訂本》兩個慣例,這兩個慣例對賣方交貨地點等方面的解釋差異很大。為防止事后買賣雙方當事人就采用哪一慣例產生爭議,合同當事人最好在采用條款或術語的同時明確規定采用哪個國際慣例。其二,采用國際組織或行業協會制定的標準合同,如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制定的關于成套設備和機器的出口合同、倫敦谷物交易協會制定的關于谷物買賣的合同。標準合同對合同全部或大部分條款都作了規定,一般只留出當事人名稱、貨價等項目供當事人填寫,當事人可通過協商對印定的條款作出修改或補充。這類合同試圖囊括有關合同關系的全部權利與義務,包括從合同的簽定到合同的履行、解除和違反合同的救濟的整個過程。由于在大宗貨物的買賣中廣泛采用標準合同,標準合同事實上已成為當事人普遍遵守的權威文件,是國際貿易慣例的組成部分之一。其三,在合同中明確表示接受某一慣例的約束,這種情況包括以下幾種類別: (1) 合同中采用了慣例規定的條款或術語,并且合同對這些條款或術語的解釋與慣例的規定相同,或合同直接引用慣例條款或術語并未另行解釋。在這種情況下,慣例與合同的規定并無二致。(2) 合同中某些條款與慣例的規定不一樣,此時應按照當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則,以合同的規定為準。(3) 合同中對某事項未作規定,但在合同的執行過程中,當事人會遇到這些問題。此時,當事人應按照慣例的規定履行合同或對合同救濟。

在上述情形以外,即當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示遵守國際貿易慣例約束的情況下,則采用下列兩個標準:表示合同當事人真實意思的主觀標準;以國際慣例為標志的客觀標準。主觀標準似乎體現了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則,但如當事人未在合同中以文字表示他們的意愿,以后在當事人發生爭議時,其真實意思在很多情況下是難以舉證或判斷的。可以想見,在實踐中應用主觀標準進行操作的難度很大。因此,在大多數國家的國際貿易實踐中往往采用所謂的客觀標準,客觀標準即是國際貿易慣例。采用國際貿易慣例這一客觀標準甚至也不以合同當事人知曉為條件。這就是說,即使合同當事人沒有表示接受慣例的約束,同時也未明示拒絕國際貿易慣例的適用,國際貿易慣例亦可自動地解釋和補充合同并對合同當事人構成約束。

貿易論文:國際貿易發展形勢調研對策

一、我市對外貿易現狀

今年上半年，__市對外貿易繼續呈現強勁增長勢頭，出現前所未有的好形勢，進出口總值達7.11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8.8%，高出全省平均增幅53個百分點，增幅繼續位列全省第一。其中出口4.38億美元，增長85.2%，進口2.73億美元，增長69.3%。 具備以下幾個特點：

(一)從出口產品結構上看，工業產品出口繼續保持強勁勢頭，食品農產品出口增幅明顯。鋁礦砂、紡織品分別列進口和出口首位。上半年出口商品中紡織品仍保持較高增幅，輪胎、鋁材出口成倍增長。進口商品以原料性商品和機電產品為主，其中鋁礦砂進口1.37億美元，占進口總值的一半，機電產品進口占進口總值的21.1%。

上半年__檢驗檢疫局檢驗出口食品農產品1579批，貨值6469萬美元，同比增長32.2%和57.5%。特別是今年2月__恢復進口冷凍雞肉以來，冷凍雞肉又成為我市農產品出口創匯的新亮點。

（二）從企業所有制結構上看，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占主導，國營企業成倍增長。不同經濟成分在進出口所占比重正在發生較大變化，趨勢是外資和民營企業所占比重逐年加大，國有企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三）從貿易類型上看，一般貿易超過加工貿易，比重逾八成，加工貿易比重進一步下滑。上半年我市一般貿易項下貿易進出口5.8億美元，占總值的81.6%，加工貿易項下進出口1.17億美元，占總值的16.4%，較去年同期呈現繼續下降的趨勢。

（四）優惠制原產地證書簽證量實現翻番。上半年__檢驗檢疫部門簽發優惠制原產地證書808份/6829萬美元，同比增長36.3%和116.24%，共計為我市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減免關稅達5000多萬元人民幣，有力地促進了我市產品的出口創匯。

二、我市對外貿易面臨的形勢

雖然我市進出口總值不斷攀升，對外貿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產品結構進一步優化，但是當前國際貿易面臨的形勢越來越復雜，國際貿易技術壁壘設置越來越嚴重，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國外媒體蓄意炒作，中國商品聲譽受到影響。今年3月以來，“美國寵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引發境外媒體對中國出口食品乃至出口商品質量安全問題的炒作，制造中國商品威脅論。他們以偏概全，從個別產品上升到中國制造，從產品質量安全質疑對華貿易政策，具有明顯的政治意圖，借質量問題打壓中國，已經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出口食品、玩具、機電產品開始采取嚴格檢查措施，甚至取消合同，個別還被退貨。

（二）國際貿易摩擦頻繁發生，我國巨額的貿易順差成為美國等發達國家向我國施壓的借口。在美國主導下，世界上要求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平衡貿易順差的聲音不絕于耳，使我們對外貿易發展面臨的環境更加嚴峻。

（三）國際貿易技術壁壘日益嚴重。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一些發達國家一手高舉自由貿易論的大旗，一手借其優勢產業和知識產權保護，為其自身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在其不具有優勢的方面采取種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通常以保護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為名，制定一系列復雜苛刻的環境、衛生標準和法規，設置重重壁壘以保護其本國產業。今年6月生效的歐盟《關于化學品注冊、評估、許可辦法》使我國出口到歐盟的化工、紡織、服裝、印染和玩具等3萬余種產品受到嚴重影響，無疑給我市紡織、化工產品進入歐盟市場增加了更大的困難和阻力。

（四）國內貿易政策的調整、人民幣持續升值，也將直接影響到我市的出口創匯。一方面對加工貿易政策的調整。20__年4月商務部、海關總署公告規定，自20__年8月23日起，對開展限制類商品加工貿易實行銀行保證金臺帳“實轉”管理。與原來相比擴大了限制類商品的目錄，增加了“兩高一資”商品的限制范圍，擴大了保證金的征收范圍。20__年上半年我市加工貿易項下進出口1.17億美元，增長77.1%，根據上半年進出口數據統計，我市企業需新增交保證金約1150萬元，新政策的實施使我市加工貿易企業較以往承擔大量的臺帳保證金，從而在資金流轉上給企業造成困難。我市目前從事加工貿易企業31家，受此次調整影響的企業有21家，其中影響最大的6家企業：__時風（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時風雙星輪胎有限責任公司、__合盛化紡有限公司、__新奧利乳膠制品有限公司、__中奧毯業有限公司、____華潤紡織有限公司。上述六家企業加工貿易項下進口值占到全市的81%。另一方面國家為了限制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優化進出口結構，自20__年6月1日起對142項商品加征出口關稅。自20__年7月1日起，調整不分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共涉及2831項商品，約占海關稅則中全部商品總數的37%，取消了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降低了2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稅，將10項商品的出口退稅改為出口免稅。此次調整涉及我市的出口商品主要有：服裝及衣著附件、橡膠輪胎、鋼材、鋁型材4類，上半年4類商品出口值1.03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23.5%。

三、促進我市外經貿發展的建議措施

面對當前的復雜嚴峻形勢，我們應該積極思考應對措施，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充分利用國家現有政策，調整進出口產品結構，順應國際貿易發展趨勢，做好我市的外經外貿工作。

（一） 積極研究對策，跨越國外貿易保護壁壘。一是成立國外技術貿易壁壘應對小組，組織技術人員廣泛收集國外技術壁壘信息，分析反饋新出現的壁壘可能對我市造成的影響，并提出相應對策建議。二是建立信息 通報制度，及時向企業通報信息，加強對企業的調查摸底，有針對性地做好幫扶工作。三是積極引導企業強化質量管理體系，幫助企業提高自檢自控能力，培訓企業檢驗人員，指導企業實驗室建設，確保企業具備發現產品問題的能力。

（二） 全面加強對出口產品的質量監管。一是認真從源頭抓質量，圍繞出口產品要符合進口國的標準和要求這個核心，從建立制度、落實責任、嚴格監管等方面加大質量監管力度。二是加強進出口產品檢驗檢疫監督，加強查驗部門之間的監管合作，對高風險、高敏感的進出口商品加強抽驗抽查工作，確保檢驗監管的有效性。三是嚴厲打擊質量違法行為，把出口產品質量安全責任落實到企業。組織相關部門加大對出口產品質量違法違規的打擊力度，推行“紅黑名單”制度，對誠信企業給予優惠和扶持，對違法違規的“黑名單”企業，吊銷生產許可證和禁止出口，從而督促企業認真履行在保證出口產品質量安全、提高出口質量水平的責任，加強對不法企業的打擊力度，堅決堵住不符合質量安全標準的產品走出廠門和國門。

（三） 強化認證認可工作，加強監督管理。引導幫助企業開展體系認證、產品認證，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檔次，突破國外技術壁壘。我市不少獲證企業管理水平不高，有的企業質量意識和誠信觀念淡薄，不能保持認證效果，有關部門要不定期進行檢查，檢查企業質量管理體系是否能達到要求，認證機構是否能夠執行各項規定，確保認證效果。

（四） 認清國家貿易政策調整趨勢，引導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技術水平。一是不管是擴大出口征稅商品范圍還是降低出口退稅率都直接加大相關行業的出口成本、壓縮利潤空間，我們要認識到這種政策調整背后的趨勢，針對“兩高一資”商品，降低出口增幅，平衡貿易順差，減少貿易摩擦，以實現我國整個外貿產業結構的改變。我們應該鼓勵企業順應趨勢，加快我市進出口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鼓勵和支持企業盡快實現產品的高新化、品牌化，進一步發展加工貿易，緩解出口退稅率帶來的壓力。二是引導企業加強出口產品競價的核算。為了增強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不少企業把出口退稅部分計入利潤再對產品進行定價。從當前形勢來看，企業應該及時加強出口產品競價的核算，充分考慮出口退稅率調整的影響，長期來看，要樹立不依賴出口退稅創利潤的觀念。三是加強企業內部管理，加快產品技術改造，降低產品成本。只有加大研發能力，提高產品技術水平和檔次，增強企業競爭力才是外貿企業的長遠之路。四是引導同類企業不打價格戰。同類產品占領國際市場不能單純依賴價格競爭力，要比信譽、比服務、比技術水平，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在國際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