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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論文:心理與國際關系——國際關系心理學的理論正當性與研究路徑

內容提要：在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日趨走向體系層次理論建構的背景下，微觀層次上的國際關系心理學分析是否還具有理論上的正當性？本文嘗試從三個方面試圖對這個學科本體存在問題進行初步的分析：首先從“層次分析法”和“施動者-結構”角度探討國際關系心理學研究的理論正當性，進而對現有的國際關系心理學分析的研究路徑進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學與國際關系學的結合所內在的問題，以及微觀理論和體系理論的結合對國際關系學的發展所具有的意義。

關鍵詞：國際關系學 心理學分析 理論正當性 研究路徑

國際關系學學科作為一門獨立社會科學的本體性地位，自20世紀初一般意義上的學科誕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們的批評和質疑。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馬丁·懷特(Martin Wight)在《為什么沒有國際理論？》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國際關系學的學科本體地位在某種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現代國際關系理論思想史的一個顯著特征，即理論創新和發展的動力很大部分來源于對其他社會科學的借鑒。

冷戰結束后，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國際關系理論異軍突起，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進一步向體系理論深入和發展，國際關系理論進入“社會學轉向”時期。與此相反，微觀層次的國際關系心理學分析的理論與實踐似乎始終處于學科發展的邊緣，國際政治認知心理學代表人物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說，“研究個性和個性的類型在心理學和政治學領域已不受人青睞。”[2]其實，國際沖突理論中一直存在著社會學和心理學兩種分析路徑，分析代表著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視角[3]。在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逐步走向體系層次的理論建構的情境下，微觀層次的個性分析、知覺理論、社會學習理論等心理理論是否還具有理論上的正當性？微觀個體理論的解釋力有多大？國際關系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分析存在哪幾種路徑？個體理論能否與體系理論走向統一？等等，本文嘗試對上述問題進行初步分析，以期確立心理學與國際關系學在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可能性與正當性問題。

一 心理與國際關系：理論正當性

“層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動者-結構(Agent-Structure)”問題是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中兩對最基本的范疇，古典現實主義以來的任何一種科學國際關系理論都必須在這兩對關系坐標中確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這兩個基本問題也是我們進行國際關系理論知識譜系歸類整理的最佳路徑。以這兩個基本問題為分析視角，當可揭示國際關系心理學的理論正當性和合法性。

1．“層次分析法”的視角

20世紀50、60年代，國際關系學中“層次分析法”的產生推動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朝著更為嚴謹的方向發展。國際關系理論中宏觀、中觀和微觀理論劃分的依據直接來源于“層次分析法”最初關于“體系”、“國家”和“個人”三個基本層次的劃分。筆者認為層次分析的核心問題主要集中于兩方面：從縱向來看，為層次的劃分問題，即到底可以劃分為幾個層次？從橫向來看，為方法論的(Methodological)層次、本體論的(Ontological)層次和認識論(Epistemological)的層次問題。層次本身具有兩種含義：解釋的來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對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體意義上的層次將層次視為“分析的不同對象和單位”，而認識論意義上的層次則把層次視為“解釋某一特定單位行為的一系列原因變量”。布贊依據兩條路徑，重新審視了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層次概念。首先，他根據空間規模的原則和組織的層次，認為這種意義上層次既是解釋的來源，又是解釋的結果和對象。因此，根據最基本的“個體與體系”的關系范疇，國際關系中的層次可具體劃分為“體系-國家”、“國家-官僚機構（次國家）”、“官僚機構-個體”這幾個基本的范疇。其次，如果把層次視為所分析對象的不同解釋來源，那么個體、國家和體系層次都存在結構(Structure)、進程(Process)和互動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這幾個因素。[5]布贊沒有把研究的重點置于層次在縱向量上的擴大，而是對每個分析層次進行了獨立的本體屬性的考察，這正是他對層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貢獻。

盡管國際關系學界無人能否認個體層次的重要作用，學者也普遍認為“運用心理學來研究政治是一種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越來越傾向于宏觀體系層次上的研究。整體論和結構主義理論在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體系理論和結構主義理論對個體心理理論的批評是：個體心理因素在解釋國家的決策行為、以及國際沖突的根源上具有說服力，但對于整個國際體系的變化發展缺乏足夠的解釋力。因而可以說，整個體系理論的建構過程中忽視了對個體層次的心理與認知因素的考量。

“個人在國際政治分析中從未成為一個常見的范疇”[7]，有一些學者對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忽視個體層次因素的學術研究偏向表示不滿。舉例來說，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把國際沖突與戰爭的根源分為三個層次，即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國家的屬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構的是一種體系層次上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而戴維·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慮國際體系與國家單位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個體層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篩漏出去[9]。此后，眾多學者在層次的細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個體與社會的關系范疇逐漸成為國際關系層面國家與國際社會關系分析的理論根基。但是，我們仍需考慮的一個問題是，眾多層次中究竟哪一層次所起的作用最為重要？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最為重要？

對此問題，學界往往容易產生決定論的傾向，或者是結構主義決定論，或者是還原主義決定論。盡管沃爾茲建立一種體系層次的結構主義理論，但他辯解他并沒有建立一種結構主義決定理論。在解釋國際事件中，沒有一個層次的單元或解釋來源是占主導地位的，往往是個多個層次的變量都在起著重要的作用。由此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假設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元或解釋來源同時發生作用，那如何將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進整體理解中？”[10]

在確定分析層次的重要性時，必須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層次在不同的問題領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決策中，不同的決策階段層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變量在一個層次上的重要程度與其他變量的狀態相關聯。[11]所以，如果要確立某變量層次的重要性，必須對其他的相關變量層次做出相應的假設，在這種理論上預設的前提下，再探討具體變量層次的作用。如我們在討論個性對政治的影響時，關鍵是解釋清楚“個性作為政治行為的一個制約因素的重要程度”，進一步假設個性在什么條件下以及如何影響政治行為[12]。以房子起火逃命為例，為什么人會逃生？這里或許沒有唯一的答案。或許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為；或許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況下，人所進行的一種模仿和學習過程；或許是他頭腦中已有的直接和間接經驗促使他逃生；或許他在房屋內巋然不動，因為他沒有形成對大火的危險性的認識，等等。但必須明確一點，即人只有在形成對大火的認知后，才能進一步確定自身接下來的行為。杰維斯指出，知覺在這一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這種極端的環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為，而其個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國上臺之后，丘吉爾就認為房子起火了；而張伯倫認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對于另外一些人來說，從來就沒有出現什么大火[13]。關于人的行為的爭辯始終存在著自我決定論和情境論兩種不同的聲音，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認為大多數人是處于兩種極端之間：一種是自我導向的人，這種人的行為是自我規定的；一種是他人導向的人，他的行為方向是由當時的環境所決定的[14]。

而從實踐中來看，個體在國際政治領域無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國際關系心理學中個體心理分析理論的主要理論預設為國家行為的行使主體是個體，具體的國家領導人與精英才是抽象國家行為的實踐者。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個體尤其是重要的領導人或領袖建構了國家行為。個體對于國家決策行為和過程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在整個國際關系史發展歷程中，一些重要的國家領袖和外交家對于國際關系的進程具有重要的推動或阻礙作用。[15]那么接下來需要考證的問題是，個體層次的動力來源為何？個體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還是社會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們可以對個體因素進行進一步的層次分析。個體心理層次同樣存在環境論和遺傳論之爭，心理學理論中也存在個體主義與結構主義理論的區分。

2．“施動者-結構”的視角

“施動者-結構”關系范疇，即“部分-整體(Parts-Whole)”、“行為者-系統(Actor-System)”、“微觀-宏觀(Micro-Macro)”的關系問題是整個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新現實主義和世界體系論就是基于結構的解釋力優于施動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體系層次上的結構主義理論。從本體論意義上來說，“施動者-結構”指分析的單元何為先的問題：是施動者（個體）先于結構（社會），還是與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種答案，即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和結構化主義(Structurationism)。而認識論意義上的“施動者-結構”指的是由施動者（個體）的屬性來解釋體系的結構和施動者的行為，還是以結構（體系）為導向？[16]

“施動者-結構”關系最初表達了這樣一種意義，即人類社會行為分析可分為“人類及其組織的行為者”和“制約行為者的社會結構”兩大對立變量層次。推及國際體系層面，這一范疇的表現形式則為“處于國際社會中的國家”與“國際體系及結構”的關系；推及個體微觀層面，這一范疇的表現形式則為“微觀個體心理因素”與“社會文化情境和社會心理結構”的關系。新現實主義的本體論為個體主義，而世界體系論則持整體主義的本體論，盡管存在這種差異，這兩種理論都被稱為結構主義理論或結構導向理論。“施動者-結構”范疇實質表現出一種微觀與宏觀上難以調和的矛盾，溫特(Alexander Wendt)則指出社會學中的結構化理論[17]的借鑒有助于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這種理念和邏輯分析路徑，溫特等建構主義學者建立了某種意義上的結構化國際關系文化理論[18]。可見，不僅可以在國際體系層次建構結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微觀個體層次同樣可以建構結構主義理論。學界傳統上把體系理論與結構主義理論相聯系起來，而筆者認為結構主義方法和結構主義理論并不是體系層次理論建構的專利。

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Jean Piaget)給“結構”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即認為結構是一些實體的排列組合，這些組合呈現整體性、轉換性、和自身調整性的特性[19]。整體性是指結構內在的連貫性，是強調共時性特征；而轉換性和自身調整性是指結構并不是靜態的，它有自身的動力變換來源和機制，強調歷時性特征。心理學中結構概念的出現，最早來源于思維心理學用思維的結構反對聯想主義只用主體的感覺和印象來解釋一切。心理學中真正結構主義的出現是“格式塔”理論(Gestalt Psychology)中結構主義的提出。“格式塔”結構主義的中心觀念是整體性觀念，其所指的結構類似于物理學中的場效應概念。如果以一種二分法的標準劃分，結構有物質結構和觀念結構兩種基本形式（物質的結構與觀念的結構其實就是客觀結構與主觀結構的區別，而國際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結構）。國際關系理論中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世界體系論等建構的是物質（權力、生產、經濟）結構概念；而英國學派、建構主義和國際關系心理學則強調觀念（規范、認同、心理）結構變量的影響和作用。

因此，本體論或方法論意義上對國際關系心理學的個體主義或原子論的批評效應具有一定的限度，這種批評的極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動者-結構”在微觀層次上所具有的意義。所以，接下來的問題還是個體、國家與體系等層次的因素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層次的變量在何種情境中起何種作用？這就回歸到上文所述的層次分析問題了。

綜合上述，我們從“層次分析法”和“施動者-結構”兩個視角考察了心理學與國際關系學相結合的理論正當性問題。層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個體與群體心理作為一個獨立變量分析層次在國際政治分析中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意義；“施動者-結構”考察主要是論證國際關系的心理學分析既可以建立起個體主義的還原論理論，也可以建構整體主義的結構主義理論。現代政治研究越來越重視分析制約政治行為和發展的非政治因素，行為心理學(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義心理學(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體現了它的政治正當性和相關性[20]。同理，國際關系的心理學分析也有其理論正當性和合法性，這是我們理解和解釋國際關系變化和發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條重要路徑。

二 心理與國際關系：研究路徑

國際關系心理學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運用心理學的基本理論范式和方法進行國際關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領域為國際沖突的微觀心理和生理學解釋以及在決策層次的心理學解釋。這些基本的心理學理論范式和方法可以歸類為兩對基本的范疇，一是深層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認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徑；一是個體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會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徑。

1．深層心理與認知心理

攻擊傾向是否為人的天性？人類戰爭與沖突的根源為何？動物之間的種族攻擊與爭斗與人類的沖突與戰爭有何關聯？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否與人的心理因素與心理基礎緊密相連？以精神分析學說為基礎的深層心理學家、政治心理學家以及生物學家等對這些沖突與人性之間的關系問題展開過一些細致的論述。持這一分析路徑的影響最大的心理學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屬，他也是心理學歷史上很少能與其并肩、所引起的爭議也最多的學者。盡管對政治與政府事務關注不多，但他關于戰爭根源的論述以及人類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獨特的戰爭心理學。

弗洛伊德的本能學說認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沖動和驅使力量[21]。人具有兩種最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毀滅本能(Death Instinct)。毀滅本能表現為侵略、破壞和仇恨，它導致人類相互殘殺和戰爭，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則是維系人類團結和友愛的內在推動力量。盡管如此，侵略本能卻是人的愛欲或生命本能的結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時的表現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與愛因斯坦關于戰爭根源的討論信件中，闡述了他的戰爭觀[22]。他認為人類早期政治社會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礎之上的。隨后，法律和倫理的出現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會中占據統治地位的人群聯合壓迫微弱分子和勢力的結果。而在相近地區形成了各種聯合力量時，人類群體之間的相互沖突便無休止的發生了。總之，弗洛伊德的戰爭心理學集中探討了人類的毀滅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戰爭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認為兩種因素推動著人類文明進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進步有助于減弱人類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壞侵略本能，認同也維系著人際之間的情感連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種世界權威組織，而且存在著維護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軍事力量，那么戰爭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義思想的發展直接促使了二戰的爆發。因此，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成了和平與沖突解決課題中的一項重要議程。心理學家弗羅姆(Erich Fromm)通過對現代社會的自由的考察，從心理和社會環境層面指出了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微觀社會根源。[23]中世紀社會，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個體卻能在社會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沖擊下，作為個體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獲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資本主義經濟和民主的發展，人又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獲得了自由。但是，現代社會中自由所帶給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現代激烈的競爭社會中感到的只是孤獨、恐懼、焦慮和不安等等。由此，人產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傾向于通過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過屈從于某種權威獲取保護（受虐狂）。這就是二戰前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產生和發展，并受當時大眾所瘋狂崇拜的社會心理根源。

國內和國際社會的種種破壞行為使人思考著人的攻擊傾向是否天性的問題。很多生物心理學家、哲學心理學家通過研究動物行為，把動物攻擊同類的天性應用于人際層面，指出人與動物一樣具有攻擊的本能，人與動物的攻擊傾向出于同一淵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時，容易表現出一種攻擊傾向。人的攻擊本能在資源缺乏、出現社會組織后表現更得更為突出和有組織性。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出現了幾種較為有代表性的理論：攻擊本能論、動物行為研究、洛倫茨的“種內攻擊”說、挫折-攻擊理論等[25]。深層心理路徑的分析強調人的無意識（潛意識）、本能和人性對人的行為的重要影響，這在科學說服力上略顯不足。但精神分析學說的發展及廣泛影響，無不說明人類社會在對自我認識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國心理學家、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繼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他的政治理論的中心議題為“各種政治運動的生命力來自傾注在公眾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認為政治運動其實就是個人的感情導向公共渠道的結果。另一層次，他通過分析世界政治與個人的不安全的關系，指出在國際沖突中“閹割情結”的重要影響作用。[26]

20世紀50、60年代以來，認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學學界興起。此后，國際關系研究中也借鑒認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學中的信息處理加工、知覺與錯誤知覺(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與信念體系(Belief System)、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等在國際關系分析中得到廣泛領會和運用。羅伯特·杰維斯無疑是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27]他對國際政治中決策領域的知覺與錯誤知覺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在歸納了錯誤知覺的14個假設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國際關系領域常見的錯誤知覺及其生成機制。錯誤知覺的生成機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認知相符現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誘發定勢(Evoked Set)和歷史學習和類比。決策中經常發生的錯誤知覺有過高估計自己和過高估計對方、愿望思維(Wishful Thinking)、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覺現象和過程其實就是信息加工和處理的過程，其基本認知模型為：首先是接受信息、編碼，存入記憶，再利用記憶材料做出決定以指導外部行為。在這一認知過程中，作為決策者個體的個性心理特征、認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體系等對正確與錯誤知覺的形成產生重要的制約作用。如決策者個體的意象對國際沖突和戰爭的爆發起著重要影響作用[28]。國家領袖個體的學習與歷史借鑒對其決策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除個人的學習之外，還存在組織的學習。組織學習的機制為，個人思想對環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個人的學習改變組織程序，組織變化造成進一步反饋效應，這樣歷經一個循環過程。而政府的學習更為復雜，受政治體制的影響較大，決策者個人的經歷、智囊團和多元的政治體系都是影響學習過程的因素。[29]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進化觀集中表述了宏觀層次上的學習行為。世界政治的結構是由進化過程塑造、調整和發展，學習模式和社會進化模式能夠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結構變化過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創新的模式、起源和影響等，進而提出世界政治長周期理論。[30]我們可以通過列表來說明深層心理和認知心理路徑中國際關系分析的理論與實踐。

2．個體心理與社會心理

以主體屬性為標準，心理因素可以劃分為個體心理與群體心理（社會心理），這就是我們所要探討的第二組分析路徑與變量。個體及個體心理一直是心理學中的中心議題，精神分析學說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學家對變態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個體心理的治療與關懷；國際政治認知心理層次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意象與信念體系以及個體的社會學習等都是從個體心理層次出發的剖析。因此，這兩組分析路徑存在著變量重疊的事實。

個體心理層次研究的重要內容為分析重要領導人和精英的個性和政治態度，以揭示其與政治行為、國家政策的因果關系。這里有兩種分析的方法：心理歷史學(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學。在這一方面，美國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備受研究者的青睞，大量的資料和研究表明威爾遜的個人成長環境和經歷對其個性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他對權力和控制他人問題的態度，以及不向政敵妥協的性格與他童年跟父親的關系密切相關[31]。而近現代而言，大國領導人的生理和心理狀況對國家外交政策和國際關系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當代世界政治的頭號領袖們“對創造世界歷史做出了貢獻，但他們幾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個艱難時刻使國家走上一條危險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將國家拖入可怕的災難之中。”研究表明，這些領袖們在年輕時能發現某些年長者的精神與身體狀況嚴重影響了他們個人的決定，甚至危及國家的安全，但當他們年長時卻犯下同樣的毛病。如果這些領袖的身體狀況在某些重大時刻不一樣的話，那么決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發展也會大大不一樣，甚至世界歷史將有可能重寫。[32]在對領導人的個性進行分類方面，美國學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據與父母的關系以及素質將總統的性格進行一種簡單的分類，以區分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總統風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種對應的總統個性類型[33]。二戰后對法西斯主義的一項研究，試圖揭示出一種所謂的權力主義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種“F量表”標準測試出被試者的法西斯主義傾向性格。[34]這種權力主義人格的測試也可以進一步在被試者的政治參與、意識形態上做出一定的預測。但是，這項研究遠未揭示出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根源問題。

個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與政治相關。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種需求說，這些內生的需求主導著人的意識，進一步影響人的行為[35]。具體來說，自尊心強度不同的個人具有不同的行為傾向和性格；根據對于權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區分出權力導向型和傾向于隸屬他者尋求合作型的個人。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個人對于外部世界的知覺、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際態度和沖突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種尋求和確立外部敵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個敵人，則又會極力尋求一個替代者。這方面一項頗為敏感的心理視角定量研究為：即前蘇聯崩潰后，中國與美國的關系交惡，由此從心理學的角度推測，中國是否是蘇聯崩潰后美國領導人所尋求一個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個人心理的形成機制中社會文化情境發揮著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身份與認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義(Nationalism)思想等社會心理因素是制約國家的對外政策與行為的重要變量。現代大眾政治和市民社會的形成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公眾輿論對政策決策的影響。現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眾輿論在何時、何種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響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強調社會文化制度對領導決策者的公眾輿論信念的塑造和影響作用。這種理論分析的兩個維度為：規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眾輿論影響的輸入是否合適？實踐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眾對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認同與身份的概念本身來源于社會心理學，認同是對某一共同體身份的確認，這直接關系到行為者對自身利益的建構，進而影響其行為和信念。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就是遵循這種社會心理的邏輯分析路徑，強調國際關系體系層次中規范、認同和價值的本體作用。從這種意義上說，心靈、自我與社會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現代國際政治中民族主義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是一種建立在認同和身份基礎之上的群體心理與心態。正因為如此，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民族主義視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39](Imagined Communities)，這種共同體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內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價值觀和共同遵守的規范；同時，在血緣和地理上相連或相關，往往共享同一種屬于共同體內部的集體記憶。極端發展形態的民族主義，如群體無意識、法西斯主義以及類似于群氓的時代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同時也極大地影響其共同體內部的個體成員的心理與行為。在這種情境下，個體的心理特征往往從屬于集體的心理需求。在中東等宗教情結濃厚的地區，民族主義所代表的社會集體心理對民眾行為和國家行為甚至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愛國主義情結和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屬于一種民族主義心態，盡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烙印。綜合上述，筆者從第二組個體心理與社會心理路徑梳理了國際關系與心理學的關系（表2）。需要說明的是，筆者所做的工作僅僅是對兩組研究路徑的簡要整理概括，并沒有深入細致探討與總結所有的分析變量及變量關系。

三 結語

任何理論只是在某一特定領域、特定時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釋力。國際關系心理學也只是集中確立有限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是一種精致實用的中觀理論（當然，從層次分析上說，心理理論應屬于微觀理論）。所以，盡管前文已對國際關系中的心理學分析的理論正當性和研究路徑進行了論證，但并不能否認這種分析路徑仍存在一定內在缺陷。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確性和規律的客觀性，但社會科學研究中卻很難做到這一點。政治現象具有時鐘(Clock)的特性還是煙云(Cloud)的特性？政治現象在什么層次具有時鐘的特性，在什么層次又具有煙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具體分析。

第一，理論模型(Modeling)與個案研究(Case Studies)的問題[41]。在國際關系和國際沖突領域，理論模型的建構和經驗層次上的個案實證研究各有各的優勢和缺點，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國際關系心理學研究中，我們同樣需要處理理論研究和個案研究的關系。國際關系心理學的理論來源于心理學和政治心理學，它主要借鑒心理學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論范式和研究方法等）進行國際關系分析。政治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煙云的特性，是多種因素和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心理學研究中注重運用的是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將心理學的理論應用于政治事務的分析將導致研究的僵化和災難。

除此之外，“我們可能無法確定個人行為的動力與動機是如何轉化成群體和組織行為的動力和動機的，更不用說確定它們是如何轉化成決定戰爭或和平的國家公共政策決策的動力和動機了。”[42]國際關系心理學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理論（如精神分析學說、個性分析、認知失調理論、社會學習理論等）進行國際關系層面的實證研究較多，而理論研究和創新略顯不夠。所以，這種研究取向客觀上將導致國際關系心理學的說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發展空間。因為研究的發展與創新主要取決于心理學本身理論的發展，而剩下的工作是運用理論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經驗層面事實進行驗證，或者是對國際關系進行心理學的解釋。當然，不同的領域對于模型化和個案研究的傾向不同，如國際政治研究中“討價還價”(Bargaining)更多的是著眼于理論模型的建構，而對于錯誤知覺的分析卻更多的是經驗個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與政治文化問題。政治心理研究與政治文化研究緊密相連，但現有的研究在兩者結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現有的個體心理的研究、國家決策和危機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歐美文化情境。這種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時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義，至少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確證。關于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該研究領域的偏向，但從20世紀70、80年代以來，這種情況有了較大的改善。其次，國際關系心理學的個體層次心理分析往往從個體的微觀心理特性出發解釋政治人的行為，但忽視了整個社會文化、制度等對個體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這說明需要把個體心理與社會心理的研究統一起來，需要解釋歷史事件和社會實踐對個體的身份、思維、個性與認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構作用。此外，政治事務不是孤立的現象，政治人的心理與自然人的心理，與政治化的心理必須加以區別對待[45]。

第三，個體理論與體系理論的問題。現有的國際關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論各執一端，缺乏交流與互補的平臺和意愿的現象。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日趨集中于體系層次理論的建構，而忽視微觀層次的個體心理與群體心理的作用，就是這種極端現象的體現。正如前文布贊所言，國際關系事實往往是各層次的變量所共同作用的結果，很難說哪一層次居于主導地位。因此，筆者認為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發展中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個體理論與體系理論如何進行對話和交流、走向理論綜合。

盡管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S. Kuhn)認為理論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約性[46]，但這并不表示在兩種極端的理論傾向之間沒有走中間道路的可能。如建構主義就是在主流理論和批判理論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在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反思主義(Reflectivism)之間力主一條中間道路[47]。在微觀個體和群體心理層次，既可以建立起還原論的個體主義理論，也可以建立起整體論的結構主義理論。這是微觀層次個體理論與體系理論交融的表現。因而，認真思考微觀理論與體系理論如何結合與統一是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重要問題。從這種意義上說，國際關系心理學的發展不僅關乎微觀理論的前途，更關乎整個國際關系理論的前途。從實踐的角度觀察，這種研究取向和路徑也具有可行性，比如關于身份與認同的研究，就具有這種理論上深入和創新的空間。因為身份與認同既是以微觀個體與群體的認知為基礎，又在國際體系層次上具有廣泛的運用空間。

國際關系論文:國際關系本體論分析

【論文關鍵詞】　國際關系　本體論　社會事實　主體間性

【論文摘要】　本體論是我們對研究對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者一般視本體論為國際關系研究對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種存在而進行探討。根據社會學家關于社會事實互動性的定義,國際關系事實可歸類為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的根本特性是主體間性,所以國際關系事實可視為在根本上是一種主體間事實。作者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國際關系本體論是一種主體間本體論。國際關系主體間本體論的提出有助于建構更加清楚的國際關系理論,并為國際關系諸概念的統一分析創造了條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通常,我們在試圖認識和觀察某一外在事物時,總是通過一些中間媒介間接地對認識對象進行觀察和認識。比如,我們通過對光線成像的感知,可以間接地認識能反射光線事物的形狀和構成。我們通過對事物特征進行合乎邏輯地預設,間接地認識“主權”、“結構”之類事物的結構和形態。我們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沒有必要直接跟認識對象發生聯系,這種認識方式決定了我們必須不斷地根據邏輯推理或常識推理,對認識對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據這種假定形成對認識對象的知覺框架,從而完成對認識對象的認識。在這一認識過程中,我們對認識對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體論假定”。

一　本體論的哲學含義

本體論(ontology)是指在觀察和研究對象事物時,對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對所認識事物的終極假定。沒有這種假定,我們就難以認識外在的事物。所以,本體論假定對于我們認識和研究國際關系現象具有重要意義。“本體論”這一概念的含義在其發展演變的歷程中發生過較大的變化。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將這一術語從哲學領域引入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時,根據本體論的現代哲學含義對其意義做了取舍。現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的本體論含義已經與傳統本體論的哲學含義大有不同。所以,我們在研究和學習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時,需要首先澄清“本體論”術語意義的這種變化。

理解和澄清本體論的術語意義及其變化,需要從其哲學含義開始。

在古希臘,人們認為人類之所以具有各種各樣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協調關系、吟詩作賦、發明創造等,是因為人類有一種叫做“智慧”的東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熱愛。所以古希臘人把“熱愛智慧”稱為“哲學(philosophy) ”,這就是哲學一詞的最初含義。

智慧使得我們有了處理各種問題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卻不能直接體現出來,也不能直接為我們觀察到。我們能夠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現形式。為了方便對智慧進行研究,一些希臘哲學家(主要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逐漸把熱愛智慧具體化為追求“普遍知識”,并用“普遍知識”代替“智慧”進行研究,哲學也就順勢轉變成為追求普遍知識的學問,而不再是關于智慧的學問。柏拉圖暗示,作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識,不是關于“現象世界”的知識,而是關于“理念世界”的知識。

亞里士多德對所有的學問和學科進行了分類,在分類的基礎上,他把“尋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學”作為第一哲學,“它研究‘是者之所以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應有的性質”。“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當于英文的詞根ont - ,加上logy (學科) ,構成“ontology”一詞。所以,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就是指本體論。[3] 這是本體論一詞的最初哲學含義。

黑格爾接受了這一界定,并繼續把本體論局限在純粹的理念知識,與經驗知識和現象界的知識區別開來。黑格爾的邏輯學是純粹的原理,即是所謂的本體論;自然哲學則是純粹原理的外化和展開,具體化為自然的原則;作為純粹原理的絕對理念經過自然界的外化,最終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這部分內容就是精神哲學。作為絕對理念的邏輯學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體論的研究內容。

亞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學里面曾專門討論過“本體(noumenon) ”的概念。他認為,只有本體是能夠獨立存在的,其他各種“所是”都是依附于本體才能成立的,這是他討論“是者之所以為是”時的一個基本觀點。[4] 但是,由于本體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諸“是者”之一,所以本體論實際上是關于“是者”及其“所以為是”的學說,而不僅僅是關于本體的學說。

本體論學說在西方哲學中不斷發展和演化。一些現代西方哲學家對本體論做了不同的解釋。美國哲學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體論簡單地歸結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爾(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則認為本體論“是對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尋求發現是者之是”。[5] 總之,在現代西方哲學中,以“存在”代替“是”作為本體論的研究對象,而“存在”又被當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質的概念。于是,本體論被當成關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質的一門學問。總之,在西方哲學中,“傳統本體論”是關于本體和由“本體”所衍生出來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為是”的學說,這種學說是純粹理念性的、未經證實也無須證實的形而上學理論,與實證理論和實體理論截然不同。“現代本體論”的內容有所簡化,被視為關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質的一門學問,是關于一切實在的基本性質的理論或研究。[6]

二　西方學者對國際關系本體論的分析

隨著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日益觸及深層的本體論問題。有意識地對國際關系事實進行本體論分析、做出本體論假定日益成為國際關系理論學者難以回避的話題。在這種背景和趨勢下,自覺地加強國際關系本體論的專門分析和研究,變得至關重要。對國際關系本體論進行自覺分析始于西方學者。所以,理解國際關系理論中本體論的含義,需要了解西方學者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本體論的。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西方學者較早主張對國際關系本體論進行系統考察和研究,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亞歷山大·溫特在其建構主義的經典著作《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曾在多處論及本體論問題。他指出,他這本書是關于國際生活本體論的。他認為,即使最具有經驗思想的國際政治學者,也必須研究一下本體論(must do ontology)。為了說明國際體系是如何運作的,溫特指出,研究者必須做出一些形而上學的假定:國際體系是由什么構成的? 它是如何被構造的? 因為人類不可能直接地、沒有任何中介地接觸世界,故所有的觀察都一定是摻雜了理論的( theory - laden) ,這種觀察依賴于一些關于“何種事物存在”以及“它們是如何被構造的”等這樣一些觀念,這些觀念通常被當做是沒有問題的,或者是不被質疑的。當我們所研究的物體不可觀察時(比如國際關系中的事物) ,我們尤其需要這些本體論假定。問題是,我們如此限定我們的認知活動,本體論就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我們的實體理論的內容。[8] 在此書中,溫特試圖揭示新現實主義關于國際政治的結論是存在問題的,這是因為其結論從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層的物質主義和個體主義本體論,如果我們以理念主義和整體主義的觀點來審視國際體系,那么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國際政治。[9]

從這段話里我們清楚地看到,溫特所謂的本體論是指關于研究對象的本質特性及其建構方式的形而上學(純粹理念性質的)假定,比如我們從純粹理念上假定,我們的研究對象從根本上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構造的? 在溫特看來,新現實主義的問題根源是,它把國際體系(研究對象)看成了一種物質性的存在(物質主義本體論) ,這種物質性的存在從根本上來源于國家個體的行為表現(個體主義本體論)。[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對本體論的含義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國家中心”主義是新現實主義理論建構的本體論原則。新現實主義采用個體主義方法論(從本體論意義上也是個體主義) ,把國家比做一個棱鏡,通過這個棱鏡,把集體主義理解為國家個體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動的集合結果。[11] 華爾茲在此意義上認為,國際體系從本源上講是個體主義的,是自然發展起來的,而非有意設計的結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對新現實主義來說,國家在本體上是優先于國際體系的。這一體系的結構是這樣產生的:先將國家定義為各個獨立的個體,然后研究幾個個體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時表現出來的特性。對新現實主義者而言,不先形成國家行為體的概念,就無法描述國際體系結構。”[13]

從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謂的本體論似乎與溫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謂的本體論是指對于國際體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先于國際體系而存在,因而國家是國際體系的本源,所以“國家在本體上是優先于國際體系的”。[14]如何理解這種不同呢? 仔細品味一下,其實他們本質上講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談的是總體上的國際體系,是以國際體系為研究對象時的本體論,試圖回答國際體系根本上是什么的問題。那么國際體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這是阿什利提出的問題。阿什利認為,在新現實主義看來,國家比國際體系更根本,更具有本體性,所以,國家是國際體系的根本。溫特在談到本體論時,不是指總體上的國際體系,而是指以國際體系結構為研究對象時的本體論。那么,國際體系結構根本上是什么呢? 這是溫特所提出的問題。溫特認為,從根本上看,國際體系結構是一種觀念結構,而不是物質結構。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無論溫特還是阿什利,他們談論的本體論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對象在根本上是一種什么存在。這恐怕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在使用本體論這一術語時采用的一個基本含義。

三　國際關系事實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性存在

既然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者把本體論理解為研究對象在根本上是一種什么存在,那么從總體上看,國際關系事實在根本上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這一點,我們需要先明白一個重要的概念———社會。什么是社會呢?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個人之間是處在不斷的互相作用過程之中的,由于個人的互相作用而聯系起來的網絡就是社會。社會只不過是對互動著的一群人的稱呼。所以社會學的任務是要闡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即闡明個人怎樣互相交往而形成群體,群體又怎樣制約個人,故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16] 馬克斯·韋伯也認為,社會學是一門試圖說明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由此而對這一行為的過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釋的科學。“行為”在這里表示人的行動,只要這一行動帶有行為者賦加的主觀意向即可。“社會行為”則表示,行為者的行動根據行為者所賦加的意向而與他人行動有關,并在其行動過程中是針對他人行為的一種行動。[17] 這意味著,只要某個行為者與他人發生了有意識的行動聯系或行為互動,他就采取了一種社會行為而不是單個人的獨立行為。所以,社會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有意識的聯系與互動,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有意識聯系和互動而形成的關系網絡就是社會。這一定義與齊美爾的定義差不多,只是馬克斯·韋伯更加強調了社會行為的意圖性。

根據關于社會和社會行為的這種定義,我們可以確定,典型的社會行為不僅包括社會成員之間有規范的避讓(如紅燈停、綠燈行) ,而且包括他們之間無規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韋伯所謂的兩個騎車人相撞后的對罵互毆)。[18] 也就是說,從含義上看,社會行為僅僅意味著社會成員之間的有意識的互動,而與互動的方式及與互動者之間是否存在規范的秩序無關。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國際體系中,如果我們把體系成員看做是各個國家的話,那么國際社會或者說國際體系中的社會事實就不像英國學派所斷言的那樣,僅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規范的國際體系中。純粹通過暴力規則交往的國際體系(如霍布斯體系)也是一種社會體系,其中的國家交往也是一種社會交往。英國學派所謂的“國際社會”,只是一種文明程度更高的國際社會,而不是唯一的國際社會形態。筆者認為,國際關系現象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現象,國際關系事實屬于社會事實。絕大多數國際關系學者都有意無意地支持了這種觀點。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國際關系看做社會現象的著名學者之一,其巨著《戰爭與和平》是用社會學方法分析國際關系的重要著作。國際關系的理想主義理論以及現實主義理論的早期著作,如卡爾的《二十年危機》、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等,都是從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社會關系出發來分析國際現象的,都默認國際關系的社會性質。新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也不例外,從葛蘭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都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國際關系的社會屬性與社會互動(盡管互動的主體可能主要不是國家) ,默認國際關系的社會屬性。

除此之外,當前國際關系的三大主流理論———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也都堅持國際關系事實的社會屬性。

首先是新現實主義。被普遍誤認為采用物質主義本體論的華爾茲實際上認可了國際政治(國際關系)的社會屬性。他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指出,國際體系發揮作用、塑造行為的方式有兩個:一個是社會化,另一個是競爭。這都是在描述社會行為。社會化通過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效仿和競爭使得社會成員變得類似。“沒有人讓一個學校或城鎮的青少年穿著相似的衣服,但他們大部分人都這樣做了……社會以一種自發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為規范。組織的觀點可以左右其成員。英雄和領袖出現了,大家競相效仿。社會化使得一個組織的成員與這個組織的規范變得一致起來。有些成員可能會感覺到壓抑并企圖做出越軌的行為,但輿論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軌或者迫使他離開這個組織。社會通過各種方式建立規范并鼓勵一致性”。此外,“競爭鞭策行為者,促使他們調整自身,采取社會上最能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會化和競爭是減少行為及其后果多樣性的兩個方面”。[19] 可見,華爾茲并沒有把國際政治和國際體系看成是物質事實,而是看成社會事實。華爾茲只是把他發現的國際政治研究中的一個核心變量———國際體系的結構———看成是物質性的。如果華爾茲的研究對象僅僅是“國際體系的結構”,那么我們可以說他的本體論假設是物質主義的。但是,華爾茲的研究對象不是國際體系的結構,而是整個國際政治體系,所以,將華爾茲理論的整個本體論假定理解成物質性的,就存在問題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義。對于基歐漢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對象也是國際關系。總體上,他從基本的國際關系假定出發來駁斥華爾茲的理論。他關注的基本問題是:國家之間怎樣通過制度合作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國際制度如何對國家行為產生影響。[20] 這顯然也是在研究國家個體之間的社會行為和社會互動,其基本假定也認為國際關系是社會性的。

最后是溫特的建構主義。溫特更加明顯地把國際關系看做是社會事實。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論稱之為“社會理論”,不僅如此,他還把華爾茲的理論作為社會理論的一種。溫特對國際社會理論核心問題的定義及其答案與華爾茲的有所不同:溫特把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定義為“觀念在社會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觀念起決定作用;而“華爾茲的社會理論”則似乎可以把核心問題定義為“物質在社會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質起決定作用,因為物質主義者把社會中起關鍵作用的事實理解為物質力量的組合。[21] 溫特明確指出,國際關系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關系,這是默認的事實。對于什么因素在國際關系的社會事實中起關鍵作用,物質主義和理念主義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在這種認識基礎上,溫特明確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國際體系的本質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對象就限制在了國際體系及其結構上面,其本體論問題就變成了“國際體系及其結構在根本上是一種什么樣的事實和存在”。溫特假定,國際體系結構在本質上是一種觀念結構,這里的觀念是指共有觀念,即社會觀念。

必須指出的是,華爾茲關于國際體系結構的物質性界定存在一定的問題。既然華爾茲明確假定國際政治和國際體系是一種社會事實(他本人對此有過具體的論述) ,那么作為國際政治和國際體系的“社會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體系的結構就應該是一種社會性事實,而不可能是一種物質性事實。此外,根據社會和社會行為的定義,社會事實的構成基礎應該是人或國家這樣的具有主觀意圖的施動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沒有主觀意向的物質要素。所以,作為社會事實的國際體系的結構,其構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質性的,而只能是社會性的。顯然,華爾茲在這里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

需要指出的是,不僅國際體系結構不可能是物質性的,國際關系的核心概念“權力”也不應該是物質性的。如果我們根據前面對國際關系是社會事實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導出“權力”的定義,那么我們也只能將權力界定為一種社會關系,而不是物質力量。從另一方面看,把“權力”界定為一種社會關系,也更加符合我們對它的經驗認識。

四　國際關系的主體間本體論

既然國際關系是一種社會事實,那么我們用什么概念準確地表示國際關系的本體性特征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引進“主體間性( intersubjectivity) ”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體間性? 馬克思指出,人在本質上是一種“類”的存在物,或者說一種社會存在物。作為社會存在物的人,每個個體都會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個體性,與其他社會個體進行交互性的活動,發生各種各樣的“主體間”關系。[23] 在這種活動和關系中,各種各樣的主體間性問題、意義和困境都不斷地、現實地展示出來。[24]英國文化學家麥克爾·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況下,人類的特性和經驗只能在任何人的關系中、并通過任何人的關系而存在。[25] 社會就是人的集合,社會問題的實質就是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個人與類的關系問題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問題。[26]這說明所謂社會行為和社會事實,實際上是一種交互主體性的事實,或者說“主體間事實”。[27] 社會事實不是表現為某個獨立個體的單獨活動,而是表現為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交互活動,它存在和表現于主體之間。社會事實具有主體間性。

主體間性是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漢語一般翻譯為“主體間性”,也有的翻譯成“交互主體性”、“主觀際性”、“主體通性”、“共主體性”等。就其字面意思來看,翻譯成“主體間性”似乎最準確,意指事物存在于主體之間的性態。主體間的東西要與純粹的主體性的東西相區別,這意味著“某種源自不同心靈之共同特征而非對象自身本質的一種客觀性。心靈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隱含著不同心靈和主體之間的互動作用和傳播溝通,這便是它們的主體間性”。[28]需要說明的是,主體間性是以主體性的存在為基礎的。“主體”作為一個概念,最初是指實體,但在現代哲學中,主體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識確立起來的一種實在。所謂主體性是指意識本身所具有的主動性、能動性、構成性、創造性和自由性。主體性原則建立在主體與客體對立與統一的基礎之上。客體性具有被動性、受動性、機械性、固定性的特點。主體間性是主體之間的關聯形態,是主體之間的影響和作用, [29]所以沒有主體性就沒有主體間性。

國際關系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必然具有主體間性,其本質上是一種主體間事實,這是國際關系事實的本質特性和本體論屬性。對于國家間關系而言,或者對于以國家為基本主體的國際社會而言,我們研究和關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國家之間或被不止一個國家所共有的國際關系事實。當然,從廣義的角度看,國際社會中的個體性主體不單單是國家,國際社會中還有為數眾多的個人行為體和組織行為體,它們都具有主體性,是國際關系的主體。所以,從廣義的角度看,國際關系的主體間事實還包括為這些個體行為體所共有的事實。

五　國際關系本體論研究的意義

筆者認為,國際關系事實是一種主體間事實,國際關系的本體論是一種主體間本體論。這一結論對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第一,國際關系主體間本體論的提出,明確了國際關系現象的根本特性是主體間性,可以使我們更加自覺地避免對國際關系事實屬性的曲解和誤解,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準確地把握國際關系事實本身。例如,明白了國際關系事實的“主體間”本體性,我們就可以很容易推導出以下結論:權力不是一種物質現象,而是一種社會關系;體系結構也不是物質性的,而是社會性的,具有主體間性。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華爾茲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國際關系主體間本體論的提出,有助于我們建構出理論基礎更加清楚的國際關系理論。一個好的國際關系理論,必須具備“清楚”的理論基礎,而不是“多重混雜”的。多重混雜意味著理論的本質不清,本質不清就難以有集中統一的邏輯起點和推理基礎,從而難以建構出嚴謹簡約的理論。國際關系主體間本體論的提出,為國際關系事實找到了一個可以信賴的深層基礎和根本屬性,使國際關系事實有了統一的本體論基礎。這為建構基礎純凈、嚴謹簡約的國際關系理論創造了條件和可能。

第三,國際關系的主體間性的統一為國際關系諸概念的統一分析創造了條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國際關系理論“各自為政”,物質、觀念各執一詞,人為地在國際關系理論涉及的關鍵事實和核心概念之間制造出無法通融的隔閡。物質性的權力和觀念性的文化迥然相異,缺乏統一的分析基礎,一個優雅的理論不大可能將它們進行合并分析。國際關系的主體間本體論可以有效地破除這一難題,使得權力和觀念、規范等概念有了統一的分析基礎,可以把它們放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下進行分析(無論是進行因果關系分析還是建構關系分析)而不必擔心理論基礎不清楚的問題。

第四,國際關系的主體間本體論為國際關系的實證研究提供了認識論基礎。主體間性保證了社會事實的客觀性和可觀察性,而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和可觀察性是實證研究的基礎條件。如果國際關系事實不具備這兩個基本條件,就談不上對其進行實證研究。主體間性的提出為我們從認識論上解決了實證分析的難題,批駁了反實證主義者對實證研究的非議和攻擊。[30]

總之,國際關系主體間本體論的提出,不僅比較有效地解決了傳統理論分析中存在的混亂和難題,也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統一分析和實證研究開辟了空間,應該引起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國際關系論文:科技革命與國際關系的發展演變

摘 要 歷次科技革命不僅對人類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而且還深刻地影響著國際關系的發展演變。二戰結束以后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尤其深刻而廣泛，最重要的影響是：導致了兩極格局的終結與多極化的出現；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日益面臨挑戰；對南北關系產生重大影響，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促使人類戰爭觀念的轉變，和平與發展成為國際關系的主旋律。

關鍵詞 科技革命 國際關系 演變

科技革命是科學技術在自身發展過程中發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質的突破和飛躍。它不僅對人類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而且還深刻地影響著國際關系的發展演變。二戰結束以后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尤其深刻而廣泛，新技術革命的發展一方面導致了兩極格局的終結與多極化的出現和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日益面臨挑戰，另一方面對南北關系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同時還促使人類戰爭觀念不斷發生轉變，和平與發展日益成為國際關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與國際關系的發展演變

恩格斯曾經指出：“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類發展的進程中出現的歷次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證明了這一點。近代以來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人類社會經歷了兩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響了國際關系的發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紀以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為標志的工業大革命，這場革命造成了紡織工業、冶金工業、機械工業、造船業以及航海交通的大發展，在極大地推動了當時歐洲各國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使人類社會從手工工場時代躍入機器大工業時代。這次科技革命不僅使一直以來處于歐洲文明邊緣的小島國——英國因為最早開始了這場革命而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導致了現代國際關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雖然15世紀、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使世界各大洲之間開始發生交往，但這種聯系是不經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現代意義的國際關系。工業革命后，隨著天文學、地理學的發展，航海事業達到空前規模，各大洲內部和各大洲之間開始了經常性的、較為密切的聯系，全球性的國際關系才開始逐漸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開始于19世紀后期開始，以電力技術的推廣和應用為標志，它引起了電燈、電話、電報和電動機的出現，以及鋼鐵工業、汽車工業、航空業和鐵路、公路交通、化學工業等的迅速發展。使人類社會從蒸汽時代跨入電氣時代，并最終促使了現代國際關系的形成。國際關系的發展從此具有了明顯的全球性、整體性，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影響。而每個國家，特別是一些主要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也會對全球國際關系產生各種影響，特別是由于國家實力的不平衡發展。幾個在經濟、軍事實力方面對其它國家具有壓倒優勢的強國，在國際事務中常常起著主導的作用，并相互爭奪世界霸權。而在這次科學革命中處于領先地位的是德國和美國，英法緊隨其后。由于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與經濟發展不平衡，新興國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爭奪世界霸權。最終在20世紀上半葉爆發了兩次世界性的大戰。先后建立了凡爾賽體系和雅爾塔體系，并在雅爾塔體系的基礎上確立了戰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相互爭霸的兩極格局。兩次大戰的發生以及美蘇兩極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國綜合國力對比的變化。

近代國際關系發展演變的歷史清楚地說明，伴隨著科學技術中心在世界范圍內的轉移，國際關系格局也總是發生著相應的變化。19世紀英國稱霸世界，20世紀上半葉德國對英國霸權的挑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兩極格局的形成，都是與這些國家在當時世界科技領域處于領先地位密切相關的。

2 新技術革命對國際關系產生的影響

近代的兩次科技革命以及它們引起的產業革命延續時間長達上百年，它們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響所掩飾，因而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近代科學技術對國際關系的影響雖然深刻，但表現卻并不是非常明顯，這影響了對于科學技術因素的重視程度。

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迅速發展的新技術革命是以原子能、計算機、特別是微電子技術、生物工程技術和空間技術的廣泛應用為主要標志。這次科技革命對國際關系產生的影響與前兩次相比不僅更加直接和明顯，而且更加深刻和廣泛。

(1)導致了國際關系格局的轉換，美蘇兩極格局最終解體，世界正朝多極化方向發展。國際關系格局的變化，歸根結底是力量對比的變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國家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革命性增長，從而導致國際關系的根本性變化。

在歷史的長河中，軍事實力長期是國際較量制高點。大國都傾力于軍事領域，追求著由軍事強國而成為世界強國的目標。然而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現代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使科技力在國力中逐步取代軍事力成為國際較量的一個制高點。在新的形勢下，蘇聯與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科技、經濟實力的差距逐漸拉大，并最終解體，由此導致兩極格局的終結。與此同時，現代科技革命興起不僅使日本、西歐等西方發達國家縮短了與美國的差距。而且，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綜合國力也在近二十年來急劇上升，這些國家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并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而推動著國際關系格局朝多極化方向發展。

(2)新技術革命的發展使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日益面臨挑戰。國家主權是國家固有的區別于其他社會集團的最重要屬性，表現為一國對內的最高統治權和對外的獨立自主權。正是由于這一根本屬性，國家才能在國際關系中發揮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為國際關系中最基本的行為主體。傳統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轉讓、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隨著現代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傳統意義上的國家主權觀念正日漸受到挑戰和侵蝕。特別是人造衛星、宇宙飛船和電子技術等的發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進行信息的自由傳遞，使每個國家在嚴格意義上講已經沒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邊界的重要性也被國際分工、國際市場體系和科學技術在國際間的轉移和流動而極大地削弱了，因而給每個國家維護自己的主權帶來了威脅并產生了一些新問題。

因此，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作用已經使國家擁有絕對的主權是完全不可能的了。當所有的國家都在聲明它們的主權神圣不可侵犯的時候，一個本質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運轉和管理所需要的協定，正在慢慢地侵犯著它們的主權。而在未來越來越開放的國際社會，國家主權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讓渡已成為發展的大趨勢。傳統意義的國家主權概念也必須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發展變化。

(3)新技術革命的發展對南北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20世紀中期開始興起的新技術革命與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兩個較為突出的特點：一是耗資大。新研究項目的開展，新產品的開發，實驗設備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綜合科研銷售系統，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統、發達的基礎科學，齊備的科技人才，先進的制造工藝和技術，一流的實驗條件，發達的信息網絡和完善的產品推廣銷售系統等條件，這樣才能保證處于領先地位的新產品能夠迅速研制、開發、利用并銷售出去。

新技術革命所具有的這兩個新特點使絕大多數科研活動只有發達國家才有能力進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動的80%以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發展中國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經費、科研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員的數量等方面，發展中國家都遠遠落后與發達國家。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南北科技差距將進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將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發達國家憑借其先進的技術，以低價進口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加工成技術含量高的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則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發達國家出口廉價的原材料和初級產品以換取外匯，再從發達國家高價進口制成品。這種不平等貿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南北矛盾也會因此而不斷深化甚至還可能激化。

(4)新技術革命的發展還促使人類戰爭觀念不斷發生轉變，使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的主旋律。在人類歷史上，盡管曾發生過大小數千萬次的戰爭，但由于受到技術條件的限制，其作戰能力、打擊力、殺傷力、破壞力都遠不能與今天相比。今天，現代科技革命的發展、大量新型武器的產生，戰爭的領域向上擴展到了“無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則可潛入到海底深處。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風。在英阿馬島之戰中，英國的空軍急速開赴遠在1．3萬km之外的馬島進行空戰；在海灣戰爭中，美國的空軍遠涉重洋，長途飛行3 200km，進行大規模空襲。在海灣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憑借著夜戰裝備上的絕對優勢，使夜戰場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單向透明”的戰場，多國部隊主要的作戰行動大都放在夜間進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戰效果。核武器的出現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殺傷力和破壞力更是使現代戰爭沒有真正的勝利者。在現代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的今天，全世界處于一種一按電鈕就可以在一瞬間全部毀滅的狀況之中。過去認為交戰國必有一方勝利，一方失敗，而戰勝國從勝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歷史的發展趨勢，為歷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說，人類的戰爭觀念已經發生轉變。在當今時代依靠科技優勢，通過和平手段來追求、實現國家目標，已有了可能。制約世界戰爭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長。正是這種觀念的轉變使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的主旋律。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60年以來世界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處于總體和平狀態的重要原因。

3 結論

總而言之，新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不僅推動了人類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對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有著重大的影響，而且對國際關系的發展和演變產生著更為深刻而廣泛的影響。21世紀是科技競爭更加激烈的時代，哪個國家在科學技術領域處于領先地位，就會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的地位，也就會在未來的國際關系和國際事務中處于主導地位。

國際關系論文:自由主義與世界政治——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啟示

【內容提要】自由主義是對國際關系實踐產生最深刻影響的思潮之一。本文試圖對國際關系中的自由主義發展道路進行梳理，文章對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假設進行了重新辨別，并分別闡述了國際關系中的放任自由主義與管制自由主義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進中的意義。

【關鍵詞】自由主義；世界政治；國際關系理論

在20 世紀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義、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是對國際關系實踐產生最重要影響的三股思潮。而在這三股思潮中，無論就影響還是對人類政治終極關懷程度而論，又尤以自由主義為最甚。自由主義為悲觀時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種，也為樂觀時代的世界政治提供無窮的鞭策力量。自由主義無時不躊躇滿志地表達著其對世界秩序的規劃藍圖，并滿腔激情地將其理念賦予世界政治的實踐之中。自由主義因此為我們理解國際關系思想提供了一條最重要的線索。

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假設

在過去的30 年中，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交鋒（新-新辯論）為國際關系理論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動力。兩者在對世界政治許多基本問題（諸如合作、制度的意義、收益問題等）的看法上存在著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在基本假設上有著本質的不同，這也是筆者認為兩者具有不可相容與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義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點上，至少有以下幾點與現實主義相比是獨特的：第一，無論在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中，個人或者團體是最重要的行為體，個人行為是以利益與目標為導向的，在特定的條件下，他們會努力追求并促進社會秩序與個人福利的進步。因此，個人（個體，individual）成為自由主義世界政治假設的核心，個人行為與世界政治有直接的關聯。第二，與第一個假設直接相關的是，在自由主義理論中，國家（或者個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為體，但是，自由主義眼中的國家不是現實主義理解的類似實心球那樣的“國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頭國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說，國家只是國內社會利益的集合體，其政策與行為是由國內社會團體與個人的偏好累積而成的。個人、利益集團、官僚機構以及社會團體之間構成競爭關系，國家政策與行為只是國內集團利益相互博弈與談判的結果。第三，現實主義更多是從國家-國家關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義則從國家與社會關系出發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義重視社會因素的作用，這里的社會因素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國內層次的市民社會，其二是隨著相互依賴與跨國交流的發展，在國際層次出現的跨國市民社會。在國家之外，社會力量同樣是國際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參與并推動著國際政治的進程。更為重要的是，市民社會從國內與國際方向上發揮著對國家的制約作用。[2] 國家-社會關系假設的引入，使自由主義得以接觸更加立體的世界，從而極大豐富了國際關系研究。第四，自由主義關于世界政治性質的認識也是獨特的，這一點恰為許多分析者所忽視。多數學者認為，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都假設世界政治的無政府特性。其實并不盡然。現實主義者幾乎毫無例外地認為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因而通行國內政治的原則是不適用于國際政治的，試圖將國內社會中的憲政與民主原則加于國際秩序設計是幼稚與愚蠢的。因此，現實主義特別是新現實主義喜歡聲稱自己的理論是“國際政治的理論”。與此對應的是，自由主義更接近是一種將國內社會經驗放大到世界的國際關系理論。自由主義盡管承認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特性，但是此認識是在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并不存在本質性區別的假設基礎上的。所謂不存在本質性的區別，是指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類似國內社會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國際社會的結果，換句話說，國內政治經驗可以應用并普及于國際政治，并最終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狀態。[3]

總之，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并非同根異枝，在行為體特性、個體行為的社會背景以及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關系問題上，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有著天壤之別。

古典自由主義的世界政治哲學

與現實主義一樣，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也不是鐵板一塊的。從飽受批判的威爾遜理想主義，直到近些年學術界討論很熱的自由制度主義與民主和平論，都屬自由主義陣營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義陣營之內，不同學者對自由主義派別的劃分也不一樣。[4]在國際關系學界，這些年人們遇見最多的一詞莫過于“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有“新”當然就有“舊”，但是人們對新自由主義何以與舊自由主義區別開來，至今并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學理根據。本文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出現是國際關系中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分水嶺。我將在闡述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部分給出這一劃分理由。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義的世界政治哲學觀。

20 世紀之前的自由主義國際關系思想，散見于洛克、盧梭與康德的政治哲學，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經濟學，以及像邊沁和斯賓塞這些對國際關系感興趣的學者的著作中。我把凱恩斯主義之前的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稱為古典自由主義。秉承同樣的血脈，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一些國際事務基本問題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過各種各樣的政治和經濟手段，在國內與國際關系中促進與擴大自由（以及后來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與正義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礎。自由主義者認為只有通過不懈地推廣自由主義的綱領，才能獲得世界持久的和平與秩序。個人自由與世界政治秩序之間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聯系。此種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關于在四大自由基礎上（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建立戰后世界秩序的闡述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推而廣之，在自由基礎上的自由國家（liberal state）是推動國際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謂自由國家，大致具有這樣的特征：司法平等，對個人權利實施保護的良好憲政，代議制政府，建立在私有產權制度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制。第二，國際合作是實現更廣泛的人類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義者不認為人類政治生活是和諧的，但是自由主義并不認為充滿利益沖突的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認為，或者關注的是，個體可以各種途徑（制度安排、社會交往、貿易、契約等）協調彼此之間的利益沖突，他們并不理想地認為個體之間存在完美的和諧狀態，他們接受紛爭與強制曾經是而且一直是國際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實，但是與現實主義不同的是，自由主義者堅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強制性的談判會成為國際生活最重要的內容。因而，自由主義者試圖理解的對象是特定國際生活中，沖突和共同的利益、強制和非強制的談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間是如何達成平衡的；[6] 如何促進個體之間的合作，是自由主義關注的重要話題。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義認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進自由與進步，因而與現實主義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義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進步的而非循環的，是演化的而非靜止的。從這一點說，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是一種進步的理論，它與一般的現實主義簡單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國際關系視為權力政治的游戲和戰爭的循環往復不同，相反，它認為通過國內政治制度的改進和完善（自由國家建設），以及在世界范圍不懈地推廣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戰爭狀態的，所謂的戰爭狀態并非一成不變的，是可以而且應該能夠走得出的一個困境。[7]

但是，與后面闡述的新自由主義有所區別的是，古典自由主義對世界政治理解的獨特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紀主流自由主義國際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經濟上相信自由貿易會促進和平，而在政治上則相信類似競爭性市場的國家體系，一只無形的手（均勢）會自動調節國際秩序。應該說，古典自由主義的這種世界秩序理念，與其在國內信奉的政治經濟信條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義因為相信均勢會自動調節國家間關系的這點看法，容易使人把它與信奉均勢原則的政治現實主義聯系在一起。其實不然，古典自由主義更多地是從自動調節的意義上理解均勢，而政治現實主義則更多是從作為手段與目的的意義上理解均勢。[8]第二，古典自由主義在國際事務中（至少在自由的國家之間）支持民族自決與不干預政策。基于自由與民主理念為基礎的民族自決運動，應該受到鼓勵；而對自由國家內部政策的干預，是不被支持的。這也正是不干預原則成為19 世紀自由主義外交思想核心內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與前兩點直接相關的是，古典自由主義認為受到最少干預或者不被干預的世界本身就會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貿易與基于自由原則基礎上的民族國家建設能夠及于世界的話。

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政治哲學

古典自由主義盛行的時期基本是以領土為中心的國際政治時期，超越國界的全球公共問題還沒有成為世界政治經濟中的緊迫問題。但是，隨著各國相互依賴的發展，國際關系對國內政治的制約能力在加強，聽任國際體系中大量跨國界問題的發展而不給予關注與治理，已經威脅到國內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義的世界政治觀開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驗。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 年危機，成為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分水嶺。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義國際思想在兩次世界大戰面前面臨嚴酷的挑戰，民主國家內部的制度與價值以及國家間體系的生存，幾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毀滅性打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首先對這種放任自流自由主義世界觀進行挑戰的是威爾遜。威爾遜第一次把“有組織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帶到戰后國際關系的實踐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國家之上形成一個超國家機構，裁判紛爭與沖突，具體內容是通過國際聯盟的建立，解決困擾18～19 世紀歐洲的安全問題。這是古典自由主義國際理論向新自由主義轉向的開始。20 世紀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發的經濟大蕭條，進一步催生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大蕭條及由此引發的國內與國際危機，加速了人們對自由放任國際主義政策的懷疑。大蕭條無論對國內還是國際生活，都產生了毀滅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義者認識到，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一個不受管制的政治經濟體系都是災難性的。凱恩斯國家管制思想應運而生，并在美國的新政實踐中大獲成功。凱恩斯主義的要義不只是將國家管制的理念帶到國內政治經濟治理中，其國際政治意義還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戰這樣的災難，也必須對國際生活進行必要的管制。這也正是二戰結束前后，美國把管制性多邊制度理念訴諸世界秩序設計的理論基礎。[10]通過國際組織與國際規則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現，標志著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發生了重大的轉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不僅在國內也在國際上逐漸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來，新自由主義至少在以下幾點上與古典自由主義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放任的國際生活從邏輯上并不必然導致秩序，相反，理性個體行為，會導致非理性的國際政治經濟市場失靈的惡果，新自由主義強調通過國際組織、多邊制度與國際法對國際生活進行調控與必要的管制，非此國際政治不會進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義相信和平與正義不是自然的狀態，它們是人們精心政治設計的結果。新自由主義因此提出在國際層次上進行改革的問題，包括國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績效，加強多邊主義，擴大跨國社會行為體的參與權等等。第三，新自由主義主張對國際政治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干預，認為在一個邊界的政治經濟意義正逐漸模糊的世界中，人類政治發展正面臨著許多跨越國界的共同問題，這些問題必須通過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時候借助干預以得到治理與解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新自由國際主義理論，由新自由制度主義、社會自由主義以及伯利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義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義最為國內學術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辯論中，以及多數學者所闡述的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中，幾乎均把新自由主義簡單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義，而對其他新自由主義流派幾乎置若罔聞。這實在是對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著重闡述社會自由主義與法律自由主義。

威斯特伐利亞秩序，或者領土型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將國際社會中的權力徹底下放到以領土、居民為基礎的主權國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亞秩序解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確立主權歸屬各個民族國家的理念，賦予各個主權國家獨立的、絕對的不受干涉的權利。在一個互相猜忌與恐懼的國際體系中，它從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證國家足夠的權利去維護自己的獨立性。但是，隨著跨國互動的加強，國內與國際事務界限的模糊，各種議題的相互交叉與重疊，領土型國際政治的“邊界”在發生變化，這個邊界不只是傳統國際政治的地理邊界，而是問題性質上的邊界變化，并進一步引起國家層面與國際政治層面如何進行權力兩級分配問題。換句話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沒有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治理國家互動過程中出現的在國家之上的公共問題？公共問題的解決僅靠國家自覺性的約束是不夠的，它們需要國際層次上必要的具有強制實施能力的制度來保障，需要國家將一些權力委托或者轉讓給更高的國際機構，而這一點正好與威斯特伐利亞秩序“主權在國”的理念相沖突。[11]

這是新時代國際政治與舊的領土型國際政治的最大區別所在。人類政治面臨的問題性質的變化，導致國際層面上對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亞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滿足不了此類需求。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點是確立“私權”（主權）的法律意義，由此形成的國家社會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公共權力”處理國家之間與國家之上的共同問題。這是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的內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義開出的處方是強調國際層次上制度安排的意義，認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與風險，改進信息質量，確立穩定可靠的預期，以促進合作與共同問題的解決。

法律自由主義對此反應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義思想主要體現在主張將國際關系理論與國際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合作國際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開始代替共存國際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為規劃世界秩序的重要規范。與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傳統國際法賦予國家以近乎無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國際法則把國內人權、健康保護、經濟狀況以及環境保護都納入到規范的范疇。[13]合作國際法的主體、范圍與功能較之領土型國際政治下的傳統國際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現深受二戰以后發達國家國內福利自由主義的影響，就國際層面而言，則與相互依賴加強后不斷增加的跨國社會問題所帶來的管理壓力有關。按照法律自由主義的邏輯，國際法（transnational law，跨國法）將變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政府之間跨國活動法律的總和，目的是要幫助形成跨國社會中個人和團體互動的結構模式，以限制國家的行動。[14]國際法調整的范圍空前擴大了。

管制與干預并不是很難界定的詞，但是新自由主義管制理念的實踐，在以不干涉原則為主導的傳統國際法下，則極容易被理解為干涉的同義詞。當代國際政治中不斷出現的關于干預問題的爭議，從反面說明國際與國內政治經濟生活中被管制問題的范圍擴大了。一方面是不斷擴大的管制領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權名義下對管制（干預）的抵抗，這就是新老交替時期國際政治的特點，也映照法律自由主義對跨國共同問題解決的深刻影響。

所有國家之間以及國家之上的跨國共同問題，幾乎均與正義問題相關。新自由主義對此做出的反應體現在社會自由主義的主張中。[15]社會自由主義對當今國際分配正義給予格外的關注，其本質是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種道德基礎。貝茨（Charles Beitz）列舉出當代國際分配正義問題，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與貧困；為了解決全球不平等與貧困問題，國際制度應該做出怎樣的調整與變革；國際復合相互依賴中的新問題（貿易制度變遷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國際資本流動與跨國公司行為，國際資本流動對福利國家的威脅等）；除國家之外，誰（跨國社會中的各類非國家行為體）有權參與全球公共問題管理的決策？[16]

社會自由主義在這些問題上的許多主張帶有“社會主義化”的性質。社會自由主義相信國際正義不是自然的狀態，而是人類潛心設計的產物。合作可以促進福利增長，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會導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會自由主義在對國際分配正義與公正的訴求基礎上，提出許多重要的主張：第一，國際民主的重要性。國際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關全球公共問題的治理過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運行。社會自由主義主張對國際層次上的多邊制度進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們至少在程序上更為民主。[17]第二，檢討現有國際公共決策，淡化國家以及軍事力量在全球價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張把更多的跨國社會團體納入全球決策結構中來。第三，重視國際關系中弱勢群體權利的保護。

社會自由主義因為對國際關系中平等與公正的關注，使其成為一支重要的中間與平衡力量。如果說新自由制度主義與法律自由主義強調管制作用的話，那么社會自由主義則更看重調節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國際政治中，諸如南北問題、多邊機構改革、環境領域的可持續發展等，都受到社會自由主義思想的極大影響。

結論：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啟示

霍夫曼在論述自由主義與國際事務時，認為國際關系狀態與自由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因為自由主義的本質是節制、寬容、協調與和平，而國際政治的本質則正好相反，是一種戰爭狀態。[18]叢林法則的國際政治果真為自由主義的天敵？自由主義者對此給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義強烈的入世關懷，使它在所有的國際思想學派中，對世界秩序的規劃最抱有宗教般的執著與狂熱情結。如前所論，自由主義把世界政治設想為處于戰爭與和平的“混雜狀態”（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義并不靜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叢林”，自由主義認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種）的園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戰爭的狀態，但也有和平狀態的可能性。[19]自由主義相信進化與進步力量，從個人自由的保護，到自由國家的擴大，再到國際層次的制度與法律約束，國際政治生活會逐步達到自由國家內部社會那樣的秩序。這就是自由主義一以貫之的國際社會改造原理。

自由主義任何時候都不失其時代意義。在所有的國際思想流派中，自由主義也是最早洞察到國際政治發生的轉型及其帶來的挑戰。在現實主義還迷戀領土政治的游戲規則時，自由主義已經意識到超越國界的共同問題對傳統國家間關系帶來的革命性影響。而自由主義正是通過內在的改造，即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換，對此做出即時的回應。二戰以后國際關系領域多邊制度的風行，肇始于歐洲的區域主義及其對其他地區正在產生的示范效應，多邊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在制度設計與改革中的意義，所有這些，都與自由主義理念在國際政治的貫徹有著密切的關系。自由主義為我們時代提出的最迫切問題就是，在國際力量參與各國內部政策調整范圍持續擴大，以及跨國社會力量對國家行動制約不斷加強的情況下，國家與國際的兩級關系變得格外緊張，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完成了為處理國家之下問題的國家層次的權威分配問題，但是，正如前述，在國家之間和國家之上問題的解決上，國際社會所被賦予的公共權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這樣一對關系，為未來世界秩序之關鍵。自由主義不能全部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就新自由主義力主國際層次管理機構安排的意義而言，仍然為全球化下的國際治理提供了最具創造性的一種途徑。

以自由主義視角觀照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系，于我們也不無啟發意義，這是現實主義視角不能給予我們的。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如何從自由主義視角研究中國與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中發現自由主義的意義？第一個問題與研究方法有關。從作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義來說，需要我們更多地從國家-社會關系看中國對外關系的變化。自由主義強調社會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組織與跨國社會團體等在中國外交變化中起著什么樣的作用？隨著法治中國的發展，中國強國家-弱社會模式的變化在外交上的含義是什么？作為超大社會與單一國家，中國的央地關系以及國內不同利益集團（部門）之間的博弈怎樣影響到外交領域的變化？中國獨特的國內區域經濟體與其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對未來東亞國際關系的含義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無疑為我們思考中國的國家關系提供許多全新的問題。第二個問題事關中國與世界關系中的自由主義維度。這一視野下也有許多有趣的問題，例如，經濟開放及經濟外交如何改變著中國處理與他國（地區）的紛爭方式？中國參與國際制度以及國際制度介入中國，怎樣影響著中國多邊外交以及中國對多邊主義的信念？中國在東亞區域化過程中怎么看待國家與地區兩級層次中的權威分配？等等。顯然，在現實主義主導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中，自由主義分析的引入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促進研究進步的有意義問題。

國際關系論文: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討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過程,也試圖討論它的未來走向。1919-1948年是國關理論初創與理想主義主導時期,源于對一戰的深刻反思,理想主義謀求實現一個想象中的和平世界。從二戰到1979年是現實主義的主導時期,以二戰和冷戰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現實主義理論框架,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在理論上做出了重大貢獻。1979-1992年是自由主義復興時期,新自由制度主義成為理論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義流派,與新現實主義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強調觀念和認同的建構主義興起,逐漸與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國關理論將更多地表現出進化思維、權利政治和多元理論的發展取向。

[關鍵詞] 國際關系理論;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

關系成為一門學科有近100年的歷史,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設立第一個國際關系教席是國際關系學科成立的標志.學科的建立反映了人們對一戰的反思和對消除戰爭的希冀.從1919年起,國際關系理論的沿革經歷了四個主要階段.本文主要探討在這四個階段中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與變化,并討論國關理論可能的發展取向。

一、國際關系理論初創階段與理想主義的興起(1919-1948)

一戰后,人們希望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社會.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計劃,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義思想。威爾遜理想主義的核心是建立一個可以維護世界和平的超國家組織,具體體現在國際聯盟上面.威爾遜主義影響深遠,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到第三個階段,即自由主義復興時,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將威爾遜理想主義中民族自決、自由貿易、國際組織等觀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論化.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關系思想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歷史上許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勞秀斯、康德等人都有著關于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重要論述,但沒有統合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的體系.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至多是一些關于國際關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議.因此,1919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是國關學科的初創階段、或曰幼稚階段.從理論角度講,理想主義是這一階段國際關系的主導理念,考慮的是"應然"問題,就是世界應該是什么樣子.在方法論方面,國際關系遠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論體系,主要是借鑒歷史學和國際法的研究方法.威爾遜的很多思想來源于國際法,他本人在任大學教授時期主講課程也是政治學和法學.另外,一些國際聯盟的積極倡導者,如塞西爾、勞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

但是,國際關系理論在第一個發展階段中發生了一個重大的"斷裂",這就是1939年卡爾《二十年危機》一書的出版.該書矛頭直指威爾遜理想主義.卡爾認為,在國際關系思想界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一種是烏托邦主義,即威爾遜理想主義,一種是現實主義.理想主義的典型實例國際聯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屢遭失敗,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把世界設想得過于理想,與現實脫節.國聯的失敗也是理想主義的失敗,它忽視了現實世界到底是什么樣子的問題,亦即"實然"問題.卡爾指出現實主義是一種和烏托邦主義對立的理念,它所重視的第一要素就是權力,最核心的一點是怎樣看待權力和道德.卡爾認為這個世界上沒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樣遵循國際道德,國家怎樣具有自己的道德,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權力這-核心問題上,卡爾對理想主義的尖銳批判使這本書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響,但最大的震撼還是來自二戰.《二十年危機》首版在1939年,當時戰火初起g此書于1946年發行第二版,二戰剛剛結束.二戰的實際似乎印證了卡爾的預言,此書影響力進一步加大.二戰前人們紛紛談道德和秩序,但卡爾說,國際關系的實質是權力.所謂的道德,所謂的維持國際秩序、國際組織,都是維持現狀國家的口號,德國不會這樣思考問題,不滿意現狀的國家必然要加強實力去改變現狀.《二十年危機》使得理想主義的發展出現了"斷裂",為戰后現實主義的興起做出了重要的鋪墊。

二 、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階段與現實主義理論體系的確立（1948-1979）

第二階段開始的標志是1948年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書的問世.如果說卡爾在理論上的重大貢獻是界定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大流派并突出了現實主義理論的話,那么,摩根索則建立了現實主義的理論體系,系統表述了現實主義的整體思想、基本原則和運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稱為"戰后現實主義之父".由于國際關系有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所以,作為一門學科,它開始走出幼稚階段,進入發展階段.戰后最初幾年,美國一度壟斷原子彈,被稱為"短暫單極".但冷戰很快就開始了,美蘇對峙局面迅速形成,這種國際政治的背景又給現實主義增添了發展的土壤與證據.美蘇對峙的本質是軍事對峙,最終體現在戰略均勢上面。在這個階段,國際關系研究的重心轉向美國,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主導范式,國際關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中展開的.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是:權力(特別是軍事實力)是國際關系的最根本因素,國家的利益至高無上,普世道德是沒有意義的.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中最極端的表述是將國家的一切行為動機歸于獲得權力、增加權力和保持權力.權力不僅是國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為國際關系的目的和國家本身的目的.現實主義作為主導理論持續30年.在這個大框架下,許多針對實際問題(如:戰略威懾問題、安全困境問題等)的研究深入展開,使國際關系學進入了迅速發展時期.標志有兩個:

其一,現實主義高度理論化。《國家間政治》提出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問題,但全書理論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經過眾多學者的努力,一些有影響的理論相繼出現,理論化程度越來越高.比如強調權力結構決定世界體系穩定的霸權穩定論,認為霸權國和挑戰國之間相對權力變化會導致戰爭的權力過疲論等.再如,卡普蘭的體系論、文利森的決策理論等也使國際關系研究進一步規范化.《集體行動的邏輯》的作者奧爾森從經濟學角度也提出了國家興衰理論,指出大型分配聯盟是國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戰爭可以將原有的社會結構全部打亂,所以戰后會有迅速的經濟發展-m經濟學家嚴謹的方法論更加受到重視.有人用這種理論專門分析了戰后德國和日本的發展,也有人試圖把此理論運用到分析中國""后的發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會科學方法為基本方法的方法論體系.在國關理論的幼稚階段,很多學者是從歷史學、法學轉行研究國際關系的,前者沿著歷史學的方式進行研究,后者沿著國際法學的脈絡展開分析,國際關系理論本身在幼稚階段沒有自己的方法論.在現實主義主導階段,國關理論在方法論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戰后美國出現的社會科學繁榮,人們強調社會科學向自然科學靠攏,行為主義開始主導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行為主義堅持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一元論,認為二者本質上一樣.與此相呼應,國際關系學學者努力將自己的理論體系化為一種極其筒約的理論,能夠用公式表示出來,能夠用定量方法計算出來.不僅在國際關系學界,在整個政治學界都出現了這個趨勢.所謂國際關系學第二次大論戰主要是方法論論戰,爭論焦點在于自然科學的方法到底能否運用到國際關系研究之中.結果是科學派占了上風.這種結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將國際關系學科的方法論逐漸統合起來,形成了比較"硬"的國際關系科學方法論.與之相關的數據收集也積極展開.比如,在密歇根大學建立了龐大的戰爭數據庫,收集了自拿破侖戰爭以來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戰爭數據,建立了"戰爭相關系數"體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過,這樣做的負面效應是建立起科學方法論的話語霸權,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邊緣化了。

國際關系理論和方法論這兩條主線的發展,到1979年匯聚到一個頂峰,即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L以自然科學理論標準衡量,此書至今仍是國際關系理論界最嚴謹、最簡約的著作.它以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為基本前提,將以主要國家實力分配為基本內容的體系結構視為國際政治的核心變量,形成了以國際體系結構解釋國家行為的嚴謹理論體系,簡稱"結構選擇".以方法論的標準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論簡約性和可證偽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論假設,通過理論、假設、數據、驗證的步驟,得出分析結果.《國際政治理論》是國際關系學引用率最高的書,是第二階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和學科趨于成熟的標志.當時的國際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臺后美蘇展開的第二輪冷戰,似乎再度證明了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不可取代的。

三、國際關系理論繁榮階段與自由主義的復興(1979-1992)

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學科的繁榮時期,以現實主義危機和自由主義復興為基本標志.20世紀70年代初,國際政治現實中出現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垮臺、美元貶值、越南戰爭、石油危機等一系列事件,這使人們開始反思現實主義的許多基本命題是否還能解釋國際關系的現實.將1979年作為國關理論發展的第二和第三個階段的分野是因為此年《國際政治理論》出版.此前兩年,即在1977年,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權力與相互依賴L在這本理論著作之前,兩人也已提出過"跨政府關系"的概念,對國家作為單位提出了質疑.m《權力與相互依賴》否定了現實主義的三個基本假定,雖然由于第二輪冷戰開始的政治大背景,該書沒有立刻掀起理論論戰,但它是自由主義全面復興的序曲。

《權力與相互依賴》提出的三個與現實主義針鋒相對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現實主義以國家為國際關系惟一行為體的命題,認為國家不是單一的理性行為體,其他超國家和次國家行為體也在國際關系中發揮著重大影響.第二,軍事安全并非總是國家的首要問題。其他問題也會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第三,軍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國際關系中實現國家對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華爾茲對摩根索的理論做了兩個重大修正.一是把國際政治的第一推動從人性改變到了無政府性.人性難以科學化,是難以驗證的東西,華爾茲的理論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論變量都是可驗證變量,這樣華爾茲否定了摩根索現實主義的第一原則,亦即人本性好斗。華爾茲認為國家間戰爭的根本原因在于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華爾茲認為權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華爾茲理論又被稱為"防御性現寒主義".在無政府狀態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軍事力量,因此,華爾茲主張權力的合理性夠用.但是,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基歐漢和奈提出了質疑,是否只是軍事手段才是權力?例如,軍事強大的美國和軍事屬弱的加拿大為鄰,是否美國可以因漁業糾紛而派兵進攻加拿大?基歐漢和奈認為軍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保障國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權力不僅僅是軍事力量,權力也可以來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對等的,不對稱的相互依存產生權力。

1977年以后,特別是進人80年代后,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有影響的國際關系自由主義理論包括:邁克爾·多伊爾和布魯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體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貿和平論,繼承了亞當·斯密的思想,認為只要國際上有一個開放的商貿體系,國家就不會發動戰爭.梳理起來,共有五種形態的自由主義,即:共和自由主義、相互依存自由主義、認知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和制度自由主義.各種理論紛紛出臺,形成了繁榮階段的高峰時期。

在諸多自由主義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化程度最高,這主要歸功于基歐漢.新自由制度主義在方法論上沒有新的貢獻,而是嚴格繼承了科學方法論,堅持科學實在論和物質主義本體論,堅持國際關系中客觀規律的存在和可發現性.從這個角度來說,華爾茲和基歐漢都借鑒了徽觀經濟學的理論,在理性主義這個大范疇中進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根本突破始于對現實主義一個重大理論——霸權穩定論的批判.霸權穩定論是華爾茲結構現實主義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題是國際體系中實力分配的結構決定這個體系是否易發戰爭、是否穩定.霸權國可以遏止戰爭,一旦沒有霸權國,則會狼煙四起.根據這個理論,霸權國在軍事經濟上占有絕對優勢,且建立起規則、機制和制度來維持霸權地位,同時也維持著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們普遍認為美國霸權衰退了,《大國的興衰》反映了這種共識.該書的基本觀點是任何大國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國戰線太長,太多的承諾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資源基礎.根據霸權穩定論的基本理論,只有霸權國把自己的軍事經濟實力重新恢復到最高點,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規則、機制和制度,維持體系本身的穩定.基歐漢則認為,維持秩序既靠權力,也要靠制度,如一個國家或社區成員服從制度,在沒有強權保障秩序時,仍然可以維持秩序,實現穩定.霸權國(指美國〉在權力鼎盛時的1945年領導建立了一系列的國際制度,根據霸權穩定論的說法,霸權國一旦跌落,它所領導制定的制度也隨之瓦解.但基歐漢指出,這種供應學派觀點是不適當的,應當從需求角度思考這個問題.即便制度是霸權國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體系中國家對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權國權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會全然瓦解,國際制度仍然可以是維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國家闊的合作.1984年,基歐漢出版了《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L作為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代表作,該書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比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學派的制度理論,也使新自由制度主義成為了眾多自由主義流派中理論化程度最高的理論,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階段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發展:

其一,二戰以后在英國出現的"英國學派"此間取得了重大進展.英國學派大致可以歸為社會自由主義學派。早期重要學者馬丁·懷特在卡爾分類的基礎上,將國際關系理論分為現實主義、革命主義和理性主義,分別對應著霍布斯傳統、康德傳統和格勞秀斯傳統.前兩者類似于卡爾所說的現實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第三類則是懷特的貢獻.國際社會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戰的原始狀態,而是有法律和準法律約束的社會性結構.懷特閘釋的理性主義成為英國學派的基本理論出發點.布爾是英國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會》在70年代冷戰非常激烈之時提出可以建立一個有規則管理的國際社會.英國學派發展至今,出現了新的一代以及《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的發展》等代表作.布贊的《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發展了英國學派的核心思想.盡管他本人不承認自己屬于什么學派,但布贊探討國際社會向世界社會的演進,其方法論特征也已經比較明顯,即從歷史中提煉理論,這與英國學派的基本研究脈絡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說,談國際社會、國際體系,不像華爾茲那樣當成是超歷史概念,而要研究在歷史中的發展演變過程.這樣,歷史演進就成了英國學糠的主要研究方法.與歷史學家不同的是,這種歷史演變的方法著重于在歷史中提煉國際關系理論的概念,是史學與國際政治的融合、史料為政治學研究服務.這種方法的優點是有大的歷史觀,很容易形成一種發展和進化的理論,弱點是以科學觀來看,英國學派理論難以提出明確的因果關系假設,缺乏理論陳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論對主流理論的抨擊日趨尖銳.一方面,20世紀60年展起來的依附理論仍然在發展中國家有著很大的影響,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也在進一步發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論也開始與主流理論正面交鋒.1984年,基歐漢主編《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論和后現論對新現實主義的質疑和批判.雖然主流理論后來沒有高度重視非主流理論的力量,真正的對話并沒有深入展開,但非主流理論的批判一直沒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繼問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1987)、林克萊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現實主義:批判理論與國際關系》(1990)、埃爾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別與國際關系》(1987)等都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加大了第三階段的爭鳴力度,為下一階段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國際關系理論的三足鼎立時期與建構主義興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國際關系理論范式分野再顯清晰的時期,標志是建構主義興起并與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態勢。建構主義在西方社會科學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國際關系學中,現實主義在第二時期形成話語霸權,并借助科學方法論的工具,加之建構主義在國際關系領域自身沒有形成高度理論化的體系,所以一直處于邊緣狀態.20世紀50年代對歐洲一體化的研究表現出了建構主義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為代表的功能主義學派、以哈斯(Ernst Haas)為代表的新功能主義學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為代表的社會交流學派等。但由于冷戰的反復持續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曲折復雜,這些學派沒有形成重大的影響。

80年代末,奧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構主義這一術語正式引人到國際關系學,并出版著作《我們造就的世界》.對國際政治學建構主義做出最大貢獻的是亞歷山大·溫特.溫特1987年在《國際組織》上發表了一篇以行動者和結構的關系為內容的文章《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開始探討國際政治的社會因素.1992年,溫特發表了《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立刻引起轟動,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開始得到廣泛關注,因此可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發展進入第四個階段的標志.溫特的這篇文章質疑的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研究的起點問題——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作為事實接受下來,以此為起點開始研究.但溫特指出,這種接受"無政府邏輯"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質疑."無政府邏輯"并非只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接受的那種霍布斯邏輯,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內的多種邏輯."無政府邏輯"也不是亙古不變的客觀存在,而是行為體在社會實踐中建構起來的社會事實,有別于自然科學中的自然事實.國家利益、權力政治這些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同樣也是社會實踐建構的產物.這些思想集中體現在溫特1999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這部著作與新現實主義大作《國際政治理論》形成鮮明對照,被認為是20世紀國際關系學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構主義對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形成了根本性挑戰,并逐步與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條是它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存在不可通約的本體論觀點,認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認識論、本體論、方法論三個方面的機械一元主義是不能成立的.建構主義強調觀念、認同、文化的重要性,認為國際體系的物質性結構只有在觀念結構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義。考察兩個國家的關系,不要只看它們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鄰國,也要看它們到底是敵人還是朋友.溫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國并不擔心英國的一百枚核彈頭,卻十分害怕朝鮮的一枚核彈頭.因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敵人。

現實主義仍在發展.當前具有代表性的現實主義理論是所謂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它可被視為現實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也是后冷戰時期最典型的、最激進的現實主義,代表作是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雖然這部著作的理論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現實主義意識卻超過了以往的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從兩個源泉獲得了靈感,一是摩根索的權力論,二是華爾茲的結構論。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權力是第一要素.但國際體系的元政府結構卻決定了國家永遠無法知道自己擁有多少權力才能實現這一目標,所以,國家必然追求無限大的權力,因而爭霸也就成為大國關系的必然態勢,爭霸的結果又取決于經濟和軍事實力.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大國爭霸是國際關系的鐵律,人是沒有任何作用的,這是機械唯物主義的錯誤.正因為如此,進攻性現實主義才是極其悲觀的現實主義,悲觀程度超過了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過了摩根索的傳統現實主義,摩根索至少還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藝術恰恰是人之所為。

自由主義的發展也仍在繼續.一是制度合作研究進一步深人,阿克塞爾羅德的復雜系統和合作進化理論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僅研究國家在國際體系中通過復雜學習程序進行合作的問題,也研究其他行動者和生物體之間在復雜系統中的合作過程.還有學者將自由主義的幾個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體和國際制度結合起來研究戰爭與和平問題,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論.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發展迅速的階段,以元政府治理為基本內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多邊主義與多邊國際組織再度成為自由主義研究的重點之一.與之相關的是軟權力的概念,因為在全球治理中,僅僅依靠硬權力是遠遠不夠的.三是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結合.自由主義從第三階段起就開始注意國內國際政治的相關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雙層博弈模式,強調了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的關系.海倫·米爾納在1991年的一篇論文中就對以無政府性劃分國際國內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顯地沿著國內國際政治的結合部位和相互影響方面發展。

五、國際關系理論發展走向

從國際關系理論的沿革歷程來看,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可能會有以下幾個走向。

首先,從強調循環向強調進化發展.回顧社會科學(不僅僅是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大理論有兩種明顯的思維取向.一種是認為整個理論體系是循環的,人的社會運動也是循環的,湯因比的"文明循環論"和米爾斯海默的霸權輪回圃等都有著決定論的循環理論色彩.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也是如此,認為只要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質不變,國際體系中的行為體都會圍繞權力這一軸心運轉,這是不可更改的客觀規律.但理論發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這樣了.自由主義的制度觀是進化性理論,制度是人為的社會事實.基歐漢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最簡單的表述是"制度選擇"——制度可以促成國家間的合作行為,若將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動性考慮在內,就是人通過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這個命題確實反映了基歐漢的思想,那么意味著國際關系的整體發展可以走出循環圃,不斷地向更趨合理的方向發展.建構主義則進步突破機械的歷史循環論,突出了人的觀念的力量,重視人的實踐活動的建構功能,強調了文化的作用.從循環理論走向進化理論的實質是關注人的能動性.如果說華爾茲的理論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歐漢的制度自由主義則是人有限能動的世界,而溫特的建構主義則是人積極能動的世界.人的能動是國際關系和歷史的推動力,人的復活也是國際關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從權力政治向校利政治發展.在現實主義頂峰時期,權力變成了一切國際關系活動的核心.二戰后,摩根索建立現實主義理論大廈時,權力就開始走向神話.如果以權力為政治活動目的的情況持續下去,人類是永遠沒有希望的.當然,在當今國際關系中,權力仍十分重要,沒人會否認這一點.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種越來越清晰的理念軌跡,它在更多地向權利的方向發展.后現代國際關系理論、女權國際關系理論,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構主義理論都表現出這種跡象.即使把國家作為主要的國際政治行為體,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國家之間爭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權利沒有得到承認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脅.對等關系是要承認擁有平等的權利.即使對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認對方的權利,就會形成不解之結。民族之間、個人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權力和權利是政治學中永恒的概念,核心問題是誰是目的,誰是手段.如果人類社會要不斷走向進步,就不應該忽視權利,并將權利視為目的,將權力視為手段.如果說現實主義是權力政治理論,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則更加重視極利政治的歷史性和現實性意義。

第三,從話語霸權向多元理論和方法論發展。如果說第一階段是理想主義的天地,第二階段是現實主義和科學方法論主導,第三階段已經明顯表現出多元態勢,無論是理論還是方法論都是如此.無論哪個學者都很難說自己的理論就是惟一正確的國際關系理論,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國際關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是多種理論并存,多種方法并存,而且同-個研究中有并用多種方法的現象,即所謂的后實證主義的狀態.除三大主流理論之外,還有深入發展中的批判理論、規范理論、女性理論、后現論。除了實證主義方法論之外,還有解釋學方法論、解構方法論等等.這樣的狀態應該是正常狀態,因為多理論、多方法論的競爭狀態,才應該是"學問"的真實狀態。

國際關系學是和現實結合很緊密的學科.從理論與現實的關系看,國際關系理論,除了威懾理論等非常具體的理論外,宏理論一般對國際關系實踐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卻有潛移默化的功力.從理論自身建設來看,它要解決的是最根本的問題,比如,我們是誰?世界是什么?國際關系是什么?理論本身的意義在于積累思想、傳播學術,實現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國際關系理論經過近百年的積淀和沿革,深化了人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為社會科學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是國際關系理論自身的學理旨趣。理論的根本功能是使人們對世界和人類的根本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而能夠使人類向更美好的未來發展.說到底,國際關系的根基是人與人的關系,國際關系學的終極關懷也應當是人。

國際關系論文:關于幾個重要國際關系術語中文譯法的討論

[內容提要] 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在譯介外國國際關系文獻的過程中引進了大量術語，但是在這些術語的譯法上缺乏統一的規范，不利于學術研究的與交流的正常進行。本文討論了十個重要的國際關系術語的中文譯法，結合這些術語在原文中表達的意思以及國際關系的語境給出了相應的推薦譯名，旨在引起學術界的重視與討論，促進中國國際關系專業術語譯名的規范化和標準化。

[關鍵詞] 國際關系理論；術語翻譯；學術規范；譯名標準化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外國國際關系文獻被中國學者翻譯、評介，其間引進了大量的國際關系術語，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說，“在這些名詞的翻譯上既缺乏權威的規定（如過去新華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譯名手冊》），也沒有同業公會（如國際關系學會）認可的業內標準，結果就出現了一詞多譯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亂和困難。” [1]專業術語規范化是任何一門學科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也是專業文獻翻譯水平的重要標志。如果每個學者都各自使用一種譯法，沒有統一、規范的術語，既不利于正常的學術交流的進行，也不利于讀者對國際關系理論的學習和理解。為了提高學術研究的精密性和準確性、保證學術交流的通暢，我們需要對這些翻譯、引進的術語進行甄別和校正。正當國際關系學科在中國起步不久之際，術語譯名的規范統一意義尤為重大，而任務也十分艱巨。

為了引起學界重視和討論，爭取盡早在術語譯名問題上達成共識，本文將簡要討論幾個重要的國際關系術語的中文譯法。這里所選取的術語在國際關系文獻中使用較頻繁，而譯法分歧較多，有些通行譯法不太符合術語的本來意思。本文試圖通過考察這些術語的原意及其在國際關系的特定語境中的用法來尋求它們在中文里比較貼切的對等詞匯。

一、Identity（身份、認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隨著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對建構主義的介紹越來越多，這個詞在中文文獻中也出現得越來越頻繁。在相當多的中文文獻中，identity一詞被譯為“認同”[2]，而建構主義經典文獻《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的中文譯者秦亞青教授在中譯本里將其全部譯作“身份”。

其實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認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屬性，借以認定其所屬或類別；“身份”一詞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體對主體）認定的成分，它是一種社會性標識，而“認同”更多內在（主體對主體本身）認定的成分，具有主體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種意義。下文將對這個詞在建構主義理論文獻中的用法進行考察，以表明這個詞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體體現，而在一些中國學者對這個詞的翻譯中往往只表達出一種意思是不夠準確的。

在1992年發表的《無政府是國家造就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一文中，溫特對identity作了闡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為體對自身相當穩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與預期……每個人都有許多與制度性角色相聯系的identity，如兄弟、兒子、教師、公民等；國家同樣也有許多identity，如‘統治者’、‘自由世界的領袖’、‘帝國’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溫特使用的第一個identity強調的是行為體對自身的“理解與預期”，因此應譯作“認同”；而從其后強調的identity與角色的聯系以及所列舉的關于個人和國家的各種identity的例子來看，后兩個identity應該譯為“身份”。

Identity的三種意思在溫特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也有明確表達。溫特在討論identity的定義時首先指出，“在哲學意義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為該事物的因素，這種用法在這里太寬泛而不適用。若據此用法，獵犬和自行車也具有identity[4]”。在這句話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為該事物的因素，應該理解為“特征”。

溫特進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為有意圖的行為體的屬性（property）……這意味著identity是基于主體或單元層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為體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層含義，因為“這種理解的意義常常依賴于其他行為體是否以同樣的方式想象這個行為體，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體間或體系特征。”在這里，溫特明確地指出了identity的兩種意義，即“兩種觀念可以進入identity，一種是自我持有的觀念，一種是他者持有的觀念”。[5]自我持有的觀念是主體對自身的認定，而他者持有的觀念是客體對自身的認定，當identity在第一種意義上使用時是主體的“認同”，而在后一種意義上是社會賦予主體的“身份”。

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還出現了identification一詞，它是指“一個認知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線變得模糊起來，并在交界處產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歸入’他者” 。[6]秦亞青在中譯本中將這個詞譯作“認同”是貼切的，因為“身份”是一種屬性，而“認同”是主體的認知。兩者的聯系在于，一方面認同依賴于主體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認同也是主體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過程。在某些語境下，identity與identification表達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亞青將所有的identity都譯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主體對自身的認定與客體對主體的認定是兩種不同的意思，一概譯為“身份”顯然不能體現兩種意思的區別。

通過對identity一詞在建構主義經典文獻中用法的梳理表明，這個詞在中文里最貼切的翻譯應視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論；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屬性、主體對自身的認定和客體對主體的認定等三種含義，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認同”和“身份”等不同詞語分別表達，所以不管譯成什么都會顧此失彼；但是為了表意的準確性，使用這個詞匯時應仔細推敲其內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選擇合適的譯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國際共同體）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譯為“國際共同體”，但也有譯者將其譯為“國際社會”（中文的“國際社會”一般對應international society）。考慮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國際關系中的特定內涵，澄清兩者之間的區別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號的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刊登了一組討論文章，題為“什么是國際共同體（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國外社會科學文摘》發表了這組文章的中譯文，將標題冠之以 “什么是國際社會？”[7]。參與這次討論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動家、記者和政治決策者等），他們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圍以及基本特征等問題上都存在分歧。可見它與我們通常使用的“國際社會”不同，后者的含義比較寬泛也較少爭議，就是指“作為國際主要行為者在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中形成的相互關系總體”[8]。

在政治學中，community是與自然親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識形態聯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魯斯·克羅林（Bruce Cronin）的定義，國際/跨國共同體意味著“一系列具有共同社會特征、共同關系、共同經歷和正面的相互依賴的政治行為體之間形成一種政治上的共識，使它們成為一個獨特的團體。”[10]從International community對上述共同性的強調來看，譯為“國際共同體”是最合適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學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雖然在中文里譯為“國際社會”，但是它與我們通常理解的國際社會是有區別的，英國學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與上面討論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內涵是一致的。按照布爾在其《無政府社會》一書中對“國際社會”的表述，“國際社會”的存在是因為“一組國家意識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它們也意識到彼此之間由一系列相互關系的共同法則聯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國學派使用的“國際社會”概念與一般意義上的國際社會的不同點及其與“國際共同體”概念的一致性，對于我們理解英國學派的核心概念、理論主張是非常重要的。國際共同體在現實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圍也是有爭議的，由于對共同價值和身份認同的強調，國際共同體有著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將international community譯為“國際社會”顯然抹殺了這個概念在國際關系中的特定內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這個詞語時的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國際規制）

關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詞的中文譯法問題，不少學者曾進行了專門論證。目前出現的不同譯法主要有：國際制度、國際機制、國際規制、國際體制、國際規則等[12]。由于regime一詞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譯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爭論也就不足為奇。《現代英漢綜合大辭典》在regime詞條下列出了七種漢語釋義：1.政體、政權、社會制度；2.統治方式、時期；3.狀況、狀態和自然現象的特征；4.領域、范圍；5.規范、紀律；6.方式、方法；7.制度、體系[13]。王逸舟也指出“單從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規范’、‘規則’、‘體制’、‘制度’、‘政權’、‘政體’、‘安排’、‘管理方式’、‘統治形式’、‘系統設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種譯法。[14]”

目前國內學術界使用“國際機制”一詞較多，并且中國學者也有這方面的專門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軍所說，中文的“機制”一詞早有mechanism與之對應，而且機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詞譯為“機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貼切，另一方面則易與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譯名相混淆。

在國內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種既定的政府或憲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來的規則（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調節國家內的個人、組織或階級之間的關系。國內政治意義上的regime一般譯作政權、體制等。雖然國內政治中的“政治體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樣帶有根本性、不易變更性，但是作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憲政秩序”，或者與政權相聯系的一系列“機構設置、領導隸屬關系和管理權限劃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當的權威性、系統性和穩定性。

而在國際背景下，這個詞匯被定義為，特定的國際關系領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則、規范、規則和程序，行為體的預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國際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備權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統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礎上的。注意到在國內與國際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區別，將其譯為“體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國際關系語境下的意思。

考慮到regime一詞在國際關系中同時表達出規則、規范、制度等幾種意思，而且也為了與機制、體制等常用的詞語作必要的區分，似譯為“規制”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國際制度/機構）

在國際關系中， institution是一個與規制（regime）意義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詞，隨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興起以來，institution一詞較regime使用更頻繁。

相對于其他術語，國內學術界對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譯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數學者將其譯為“國際制度”，也有少數譯為“國際機構”[19]的。在一些政治學的辭典和百科全書中，institution一詞也主要譯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羅伯特·基歐漢所言，“人們經常在根本沒有定義或者僅僅隨意定義的情況下討論institution”[20]。

基歐漢在《國際制度：兩種方法》一文中專門討論了institution的定義，他將其界定為“一系列約束行為、塑好預期、規定角色的規則（rules）”，“在國際關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組織，它們有規定的等級和實現有目的行動的能力。另外，諸如貨幣和貿易領域的國際規制（international regime）則是規則和組織的復合體[21]”。基歐漢還特別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慣例（practice）。在這段定義中，基歐漢主要討論了institution與國際組織、國際規制和慣例之間的關系。在國內學者中，任東來曾著文介紹基歐漢的國際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國際組織、國際規制和國際慣例三大塊[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機構、規則和慣例三層含義。上文已經提到，這個詞在中文里主要出現的是“制度”和“機構”兩種譯法。根據《漢語大詞典的釋義是，“制度”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范，[23]從這個釋義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規則（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慣例（禮俗等）。因此，institution譯為“制度”可以表達出其三層含義中的兩層，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機構”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詞在中文里沒有一個完全的對等詞，對這個詞的譯法的選擇也需要視上下文而定。當作者論及國際規則和慣例時，可以將其譯為“國際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體的國際機構或組織（如WTO、IMF、EU 、NATO等），則應譯為“國際機構”；而當其既論及國際規則（或慣例），又涉及國際組織，則可以譯為“國際制度及機構”，這樣的表述雖然略嫌繁瑣，但是意思明確、貼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達的多層含義。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勢，力量對比；權力政治）

Power一詞在中文里譯法很多，主要有權力、實力、力量、權勢、大國等。與這個詞相關的有兩個術語：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對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應地出現了均勢、力量均勢、權力均衡、實力平衡等幾種譯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譯為權力政治、實力政治、強權政治等。

在政治學著述中，power是一個經常出現的詞匯，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對其進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國際關系中是兩類力量的集合體：實體性力量和關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擁有的實力（包括軍事和經濟方面），而后者體現為對其他行為體的影響力。Power的兩種不同用法也給理解帶來了困難，因此，“一些作者建議，應在第一種意義上使用capability一詞，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層意義可以減少表意的混亂。[25]”

由此表明，對power一詞可根據兩層意思分別譯為實力和權力，當作者主要表達一個國家本身所具備的實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時，應譯為“實力”；而當作者強調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力量關系（power relationship）時，則應譯為“權力”。

Balance of power一詞譯為力量均勢在語義有重復，力量和“勢”表達的意思相同；譯為均勢、權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達意思上是一致的，不過譯為“均勢”較其他譯法更為簡潔明確，因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勢”則是“權力、力量（power）”。上文中討論的“均勢”實際上只表達出balance of power在國際關系文獻中常用的一層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額、差額”兩種基本含義，當balance作后一種理解時，balance of power應該譯為“力量對比”，這一層意思一般不為中國學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文獻中是有明確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討論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義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種解釋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這是balance of power一詞出現在簡單的描述性表達中，最簡單也是最常見的用法” 。[26]馬丁·懷特也指出這個術語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狀況，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還經常出現“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對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達，這時，balance of power應該理解為“力量對比”。

基于以上論述可以認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達“均勢”和“力量對比”兩種不同含義，后一層含義使用也比較普遍，但是一些中國學者在使用這個術語時并沒有仔細辨別，因此在翻譯和閱讀時有必要特別注意第二種意思，以免誤讀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譯為“權力政治”較為恰當，上文已經對實力和權力的關系作了說明，可以看出“實力政治”表達的意思較狹窄。用“強權政治”一詞則有明顯的貶義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個經濟學術語，最初也是由一些經濟學家（如金德爾伯格對霸權穩定論的分析以及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等）引入到國際關系分析中的。這個詞是本文收集到的術語中譯法最多的一個，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產品”、“公共物資”、“公共商品”、“公眾商品”、“公共財貨”、“公益”等八種之多[28]。

在經濟學中，public goods譯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但是goods一詞既可以表示實體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處。正是由于它是一個“模棱兩可”的詞匯，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學家常常用意義更明確的“利益（benefits）”來替代它。[29]由此可見，goods在這里應理解為利益而不是商品、產品或物品。

在國內和國際政治領域，由國家或集團等組織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實體性的。吉爾平分析了國際關系領域中的三種常見的public goods：自由開放貿易制度、穩定的國際貨幣、國際安全[30]，這些就很難被界定成商品或產品。

考慮到國際關系的特定語境，而且goods一詞本身也包含“好處、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譯為“公益”更能體現這個詞表達的基本含義。

七、Rreductionism（簡化論/簡化主義）

肯尼思·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把reductionist一詞引入到對國際關系理論的分類中，他將國際政治理論分為兩類：一類是立足于從單元或次單元層次，另一類則是從體系層次上建構理論[31]。按照沃爾茲的解釋，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過了解部分的屬性和互動來理解整體……通過分解有機體、并使用物理和化學的知識及方法對它們的組成部分進行檢查，進而了解這些有機體，這種曾盛行一時的嘗試，也許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國學者在介紹和引用沃爾茲的論述時，有的將reductionist理論譯為“簡化理論”，另一些則譯為“還原理論”。[33]

在漢語里，還原和簡化在語義上顯然有很大差異，“還原”一詞的意思是事物恢復原狀如氧化物脫氧后還原為原物質，“簡化”則是把繁雜的變成簡單的[34]。Reductionist理論應該理解為一種將事物恢復原狀的理論還是一種變復雜為簡單的理論呢？

維奧蒂和考皮認為reductionism是一種導致過分簡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這個詞指僅僅通過考察單元內部（如國家或個人），而忽略單元所處的環境以及單元與環境中的要素之間的互動來做出解釋。……同樣地，試圖僅僅通過社會或社會心理關系來解釋革命，而忽視經濟、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論家也被批評為reductionism”[35]。在這里，無論是忽視單元所處的環境以及單元與環境中的要素之間的互動還是忽視該理論以外的其他因素，與事物恢復原狀并沒有關系。《美國傳統詞典（雙解）》對reductionism詞條的釋義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對簡單（simple）的原理解釋復雜（complex）現象或結構的企圖或趨勢”[36]，這里也強調的是由復雜到簡單的解釋過程。

由此可見，Reductionis m應該理解為“簡化論/簡化主義”，而不是“還原論/還原主義”。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兩難）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約翰·赫茲提出，按照這種觀念，“在一個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A國可能完全出于防衛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務開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國家視A國具有侵略企圖、對此作最壞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們也相應地增加自己的軍備水平，導致A國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進一步增加軍事開支。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A國最初試圖增強安全的努力引起的過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這個術語的中文譯法主要有“安全兩難”和“安全困境”兩種。從一般意義上理解，“兩難”和“困境”的區別不大，都可以表達面臨困難的選擇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詞的本意及其在國際關系中的應用，兩種譯法也是有區別的。

從詞的本來意義來看，dilemma指“兩個可供選擇的行動方式中的每一個都會引起某個令人不滿的結果。[38]”應用到國際關系方面，處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國家實際上只有兩種選擇，而且兩種選擇都有不利之處：如果針鋒相對，勢必會加重本國的財政負擔，而且會導致軍備競賽的升級，最終還可能引發軍事沖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國家可能失去武裝自己的最佳機會，使國家安全甚至生存處于危險之中。

對dilemma一詞的本義及其在國際關系中的確切含義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詞表達的意思太寬泛，而dilemma譯為“兩難”較之更為準確。

九、Three images（三種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爾茲在《人、國家與戰爭》一書中提出來的，用來概括三種關于戰爭起源的理論解釋，這三種解釋也通常被理解為三個不同的層次（個人、國家和國際體系）。

雖然《人、國家與戰爭》這本國際關系經典文獻很早就被翻譯為中文，而且沃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解釋也經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譯介者通常用“三種分析層次”來替代Three images這個關鍵概念。這個詞的中文譯法主要有“三種想象”、“三個概念”、“三個層面”、“三種設想”[39]等。

沃爾茲概括的三種解釋的確存在于個人、國家和國際體系三個不同層次上，但是image一詞并沒有“層次”或“層面”的意思。《國際關系理論：現實主義、多元主義、全球主義及其超越》一書中將三種國際關系理論范式也歸結為三種images，在這本書中，image被定義為“一種關于國際關系和世界政治的總體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這里所使用的image與沃爾茲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圍是局限于國際關系中的某一問題（戰爭的根源）的“總體看法”。

作為一種“看法”的image屬于認知的范疇，是對人們對事物的抽象化和認知的構建。在心理學中，image一般譯作“意象”，這種譯法應用到這里也是合適的。因為意象(image)是指人們曾經感知過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現的形象，而沃爾茲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對政治哲學家們認識戰爭本源的不同“意象（觀念形態）”進行的歸納。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義）

羅伯特·基歐漢在1988年的《國際制度：兩種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義（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義（reflective）兩種方法的區分，這種區分后來也被應用到對國際關系理論的分類中。中國學者在翻譯和介紹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著述中出現了關于reflectivism一詞的三種譯法：“反映主義”、“反映論”或“反思主義”[41]。

按照基歐漢對那些reflective學者的表述，“他們強調國際制度活動的‘主體間意義（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在對這些規范的意義進行評價時，理解人們如何看待制度性規范與規則，以及他們就此所進行的對話，與衡量這些規范所帶來的行為變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這些學者強調，“制度不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單元的偏好和權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單元的偏好和權力。因此，制度是行為體的構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見，制度與單元是雙向而非單向的，它們相互反映。

基歐漢進一步指出，“為了強調這種觀點的重要性，也為了專注與理性主義理論的對話，我將那些強調了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為一個思想流派的成員。……既然他們都強調人類的反映（reflection）對制度的性質、最終對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為這些學者創造了一個新名詞，稱他們為‘反映主義（reflective）’學者。”[44]

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強調國際制度活動的‘主體間意義’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與行為體的關系視為單向反映的過程，它們把被理性主義所忽視的人的理解與反映揭示出來。漢語里的“反映”是指“有機體接受和回答客觀事物影響的活動過程”[45]，應用到這里就是指行為體接受和回應制度影響的過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詞主要指對經驗教訓的總結。如果把基歐漢所歸結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種思想視為對傳統的“理性主義”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種思想的出現都可以視為對已經存在、并與之對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歐漢在這里使用reflection一詞，所強調的這些理論的一致性在于它們關注人對制度的理解和認知，而不在于它們對“理性主義”進行了反思。

以上論述表明，reflectivism譯為“反映論”或“反映主義”是恰當的，但是在哲學上，“反映論”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是一切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共同原則[46]”。這一點與國際關系理論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譯為“反映主義”可以與哲學上的“反映論”相區別。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國際關系文獻中出現較頻繁、譯法較多的術語，存在不同譯名的術語遠不止這些，這里就不一一討論。在搜集相關譯名過程中，我們發現，對一些術語的不同譯法出現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時甚至出現在同一篇文章中，這表明某些學者在處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譯法時的隨意性，術語的規范性問題還沒有成為學術界的自覺和共識。有鑒于此，本文對于上文討論到的術語，結合這些術語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國際關系的特定語境，文章也嘗試性地給出了相應的推薦譯名。當然，本文不可能也沒有想要確定一個譯名標準，只是為了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和討論，權當是拋磚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見以求集思廣益。

為了推動國際關系術語譯名標準化問題的解決，我們在此提出幾條建議供學術界同仁參考。首先，國際關系類核心期刊在審稿、校對過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統一的專業術語譯法，并且將有分歧的術語的譯名標準附于刊末供讀者參考和討論。其次，國外學術著作往往附有相關的索引和術語一覽，以往我們在翻譯、出版時多將其略去，近年來隨著國內學術界學術規范意識的覺醒，對主題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視，以后對專業術語也應跟上。有國際關系類書籍業務的出版機構可以建立一套術語數據庫，在其出版著作中統一用法并在附錄中加入術語的原文、中文對照一覽表。最后，借鑒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編訂或翻譯本學科辭書的經驗，可以由國際關系研究機構或專業學會組織專家學者編訂出版本學科的術語辭書。總而言之，術語譯名的標準化工作需要國際關系學者、研究機構、出版社、雜志社在取得共識的基礎上共同推進。

國際關系論文: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領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變構成了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的重要內容。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注重理性個體的作用,堅持國際關系發展的進步論。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從康德、威爾遜的理想主義開始,經過相互依存理論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個高潮,占據了國際關系理論的半壁河山。冷戰后以全球治理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新的方向上進行探索,注重對非主權國家行為體和世界政治中的社會性力量的研究。

關鍵詞: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理想主義;新自由主義;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義是西方政治學的重要傳統,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兩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寧把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概括為如下幾點:自由主義認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個人的自由是社會變革的動力;個人自由與福利、社會正義和安全有賴于法制;自由主義的歷史觀是進步的,它認為合于理性的人類社會的規范設計是可以實現的。①自由主義的發展源遠流長,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臘哲學中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柏拉圖在其名著《理想國》中對國家(城邦)先驗性正義目標以及理念的闡述可謂自由主義在此一方面的發端。②但是,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直接源頭還是來自從18世紀啟蒙運動開始的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的傳統。

一、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的傳統:從康德到威爾遜

18世紀開始的啟蒙運動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啟蒙運動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義的大旗,對以歐洲專制主義和宗教神權為代表的腐朽“舊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撻伐。理性主義和人類尊嚴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勢無情地蕩滌著幾百年來一直禁錮人們頭腦的陳腐渣滓。人類似乎重新發現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國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Kant)所言,這是一個“讓光明照亮人類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時代。

盡管啟蒙運動中的思想家大多是從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角度出發探討一般的哲學問題,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學基礎上對國際政治和世界秩序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這些思考成為了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直接源頭。啟蒙運動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約翰·洛克(JohnLocke)、讓 雅克·盧梭和康德。這些思想家確立了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與中世紀的神權和蒙昧主義不同,他們認為,理性是人類獨有的一種天然稟賦。理性個人的目標是自我實現,這乃是一種“自然狀態”。而國家不過是社會中的個體之間訂立“契約”的產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們建立在推理基礎上的自然權利。④

在這些偉大的思想家中,對后世的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影響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義發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與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極個人自由觀念不同,在康德那里,個人自由的理念強調的是個人對政治生活的積極參與。或者說,人是自由的,他可以為自己的行為準則立法。政府應該在法律和正義的原則下維護個人的安全和福利。與馬基雅維里相反,康德認為個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積極的個人自由觀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學的核心。⑤在國際政治哲學方面,康德認為,國家之間戰爭帶來的巨大損失、公民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理性,最終會使國家之間的關系從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過渡到法制狀態,從而實現“永久和平”的目標。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對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即民主和平論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對此我們將在后文詳細論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國際政治領域發揮重要影響力的國際思想是傳統的均勢論,以梅特涅和俾斯麥為代表的歐洲政治家們成了維持歐洲均勢的大師,他們試圖通過復雜致密的結盟關系來維護國家利益和維持歐洲和平。但殘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無異于對這些努力的無情諷刺。為此,當時的一些政治家和學者們開始對人類理性進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擺脫這種均勢論宿命式的悲劇,這直接催生了現代意義上的理想主義國際關系思想。

從20世紀20、30年代開始,現想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國總統兼學者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約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國學者阿爾弗雷德·齊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諾爾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衛·米特蘭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義否認人性惡的本質是導致國家間沖突和戰爭根源的現實主義觀點。齊默恩認為人類的本性無所謂善惡,關鍵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發生戰爭不是人類缺乏國際共同體的觀念,而是知識的局限使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⑥如威爾遜所言:“惡與善俱來來,純金常被侵蝕”⑦。也就是說,盡管人的天性中存在著愚昧和無知,而獨裁者也可以利用這個弱點實現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傳的力量可以克服這個弊端。因此,理想主義者十分重視對于民眾的教化。同時,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類的理性和智慧充分發揮,彼此形成世界共同體的觀念和國際主義精神,從而在根本上杜絕戰爭的根源。

在國際政治領域,理想主義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力量來追求國際社會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義。這集中體現在威爾遜對于戰后安排的“十四點”方案,以及作為該方案的直接成果———國際聯盟的建立上。威爾遜學者和政治家的雙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義和平方案付諸實踐。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在美國國會的演說中首次提出了“十四點”計劃作為構建戰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綱領。針對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些國際政治弊端,“十四點”計劃主張,各國應當放棄秘密外交、取消貿易壁壘、公海自由航行、鼓勵民族自治、裁減軍備等;作為“十四點”計劃的核心,威爾遜強調戰后應當建立一個以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為目的的國際組織。威爾遜的這一國際組織方案以集體安全原則取代了均勢原則,是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義的國際秩序理念。理想主義認為一戰前的均勢體系的瓦解及一戰的爆發,是各國漠視國際法和國際道德正義原則的惡果,而建立一個普遍性國際組織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良好途徑。⑧一戰后建立的國際聯盟是這一理想主義理念的偉大試驗⑨。它所體現的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具有非凡的意義,對于后來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但國際聯盟在20世紀30年代的國際政治進程中并沒有能實現自己的目標。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等事件中表現得軟弱無力,特別是,它沒能阻止法西斯勢力的發展并最終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些事態促使愛德華·H·卡爾、漢斯·摩根索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國際關系理論家開始反思理想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有效性問題,對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設和內在邏輯進行大膽的質疑,認為理想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用“應該如何”(shouldbe)的烏托邦式假設代替了“現實如何”(tobe)的理性主義思考,從而必定在現實國際政治中遭到挫敗。⑩他們進一步提出了以強權和利益為核心的國際政治范式,從而創立了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主義學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現實主義在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研究中占據了統治地位。盡管如此,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具有非凡的意義,對于后來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是一筆不可多得的思想財富。

二、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諸流派

20世紀50、60年代的國際關系理論是在傳統主義和科學行為主義辯論中發展的。這場爭論盡管十分激烈,但從根本上來說卻是“一場虛假的戰爭” ,雙方的爭論僅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盡管這對于推動學科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但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觀念和思想層面卻鮮有深入的探討。從這個意義上說,戰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真正巨大進步是20世紀60、70年代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出現,以及它們在理論上的交鋒,這些構成了延續至今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主導潮流。所謂“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標簽,是為了區別于傳統的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和經典現實主義。

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世界政治的發展呈現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如核戰爭的恐怖陰云、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石油危機、全球環境問題等,這些問題大大增強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從而引發了國際政治理論家們對世界政治本質的重新思考,他們開始反思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進一步從早期理想主義的遺產中發掘出了有價值的思想,與世界政治發展的實際相結合,發展出新的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國際關系理論,并逐漸成為當代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義”的標簽只是一種泛指,因其研究重點和具體觀念的差異,其中還存在著不同的流派。在這里,我們把它簡單歸納為三個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論

核武器的巨大殺傷力使處于冷戰中的人們認識到,核戰爭的結果無異于人類的集體毀滅;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發展使得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環境生態等全球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日益加劇。這些深化了國際政治研究者們對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認識,也最終促進了相互依存理論的誕生。

相互依存理論的代表人物有羅伯特·基歐漢(RobertKeohane)、約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羅斯克蘭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歐漢現為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奈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兩人長期合作研究,成果豐碩,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國際關系理論學界被傳為佳話。相互依存理論就是兩人共同創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國關系和世界政治》、《權力與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論的巔峰之作。羅斯克蘭斯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貿易國家的興起》。

相互依存理論全方位挑戰了現實主義的一些基本設定。現實主義認為,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為體,國家之間的關系構成了國際政治的基本內容,非國家行為體盡管存在,卻不能發揮什么實質性作用,只是主權國家權力政治的從屬物。 相互依存理論反對國家中心主義,認為主權國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為體,越來越多的超國家和跨國家組織在國際層次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論重視對跨國關系的研究,注重對一體化后果及影響的分析。現實主義認為,主權國家的首要目標是追求軍事上的安全,其次才會考慮經濟、環境等事務。相互依存理論認為,一體化的發展不僅使得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加深了,而且加強了軍事、政治、經濟、環境和生態等領域全方位的“復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現實主義從軍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經濟、環境等“低政治”過渡的優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務越來越成為一個整體。以主權國家強權和利益為核心的國際間政治模式應該逐步讓位于超越主權國家范圍的眾多跨國問題研究議程。

相互依存理論的出現打破了現實主義理論獨霸國際關系理論領域的狀態,大大拓寬了理論研究的視野,帶來了一種全新的世界政治變革分析的思路和議程,為現代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迅速發展和崛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論或復合相互依存理論的基礎上,新自由制度主義才得以誕生,并對于冷戰后出現的全球治理論等最新自由主義世界政治理論產生了直接影響。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論的代表作《權力和相互依存》被譽為“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義

在復合相互依存理論的基礎上,以基歐漢為中心的一批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者進一步深化和豐富了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提出了被稱為“制度理論(institutiontheory)”或“規制理論(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除基歐漢以外,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還有奧蘭·揚(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與相互依存理論不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接納了新現實主義理論的若干基本假設,如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為體、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等,盡管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釋。 與此同時,它還吸收了博弈論、理性選擇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論分析更加嚴謹而實用。

根據斯蒂芬·克萊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義,所謂“規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行為體對特定國際關系問題領域的預期圍繞它匯聚起來” 。盡管不同的學者對于“制度”或“規制”有不同的定義,但其基本含義大多包含在這個定義中,強調了制度在規范行為體的行動,匯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

建立在博弈論基礎上的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義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論工具。理性選擇理論又稱公共選擇理論,它最早來自經濟學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觀點包括,把集體行動的個體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為者,這些個體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動中他們可以在權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從而構成集體行動的一般邏輯。理性行為體通過功能、博弈和學習三種途徑建立合作。

相應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分析起點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國家。自由制度主義同樣承認國家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但它認為,即使是在無政府狀態的自助的國際體系里,國家之間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實現的。基歐漢認為,主權國家之間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賴利他主義、理想主義、個人榮譽、共同目的、規范的內化或對某種文化價值觀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計的理性的國家之間關系并不必然是沖突,國家的優先目標也并非僅僅是軍事安全。在國際制度和規制的規范和強化作用下,國家之間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開始時創建制度主導合作的霸權國家消失后,霸權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這里,制度的力量逐漸發揮了獨立而持久的作用,國家關注的不再是相對收益,而更多的是絕對收益。為此,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目標應當轉移到探討合作在何種條件下得以出現并維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變上來。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并得以維持,行為體的預期就會受其規范,增加彼此獲取的信息,建立信用體系,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終推動該制度下所有行為體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借鑒了現實主義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認為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從而在世界觀上持有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它緊緊把握住了世界政治發展的新趨勢和新問題,給出了全新的解釋。新自由制度主義在20世紀70、80年代的崛起在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尤其是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義。盡管基歐漢自己也承認它存在不少缺點 ,但它對當代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意義卻是顯而易見的。作為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它和新現實主義之間的爭論構成了冷戰結束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的主要內容。當然,制度主義并非這一時期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論(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紀70年代的出現及其在冷戰結束前的“再發現”就是明證。

(三)共和自由主義:民主和平論

雖然“民主和平論”被認為是冷戰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義的成果 。但作為一種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稱作“重新發現的”(rediscov ered)理論 。最早提出類似理論的是康德,他論述了被稱之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國組成的不斷擴大的共同體可以在國際法的原則下最終達到“永久和平”。因為共和政體的制約機制能阻止共和國家冒險進行戰爭;而非民主國家是否進行戰爭則全憑獨裁者不受制約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稱作“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 ,它在一戰前后得到進一步發展,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十四點”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決定自己制度的國家”“愛好和平”,“能夠獲得正義的保證,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損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進一步提出“民主的資本主義能導致和平”的命題 。當代學者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重新認識民主和平的問題,并逐步理論化系統化。斯莫爾(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為一種基于經驗事實的現象進行描述 ;1983年多伊爾(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義遺產與外交》一文中正式將“民主和平”作為一種理論提出來 ;冷戰結束后,“民主和平論”成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的研究熱點之一,有關著作層出不窮,其中,布魯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戰后世界的原則》中對它作了系統論述 。

作為一種關于國際安全模式的假說,現代“民主和平論”的主要觀點有 :(1)國際關系中的一條經驗法則是,民主國家之間從不(或很少)發生沖突;(2)即使它們之間發生沖突,彼此也不大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因為這有悖于民主的原則和理性;(3)專制國家之間或者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更容易發生沖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決爭端。更有甚者認為,與民主國家相比非民主國家更加好戰(War prone) 。

作為一種經驗法制,“民主和平論”者的重要依據之一便是“民主國家少戰爭”的“經驗事實”(em piricalfacts)。如果說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種理想的話,那么當代“民主和平論”者則試圖通過各種統計與分析,證明這一現象在不同的時間段內普遍存在。斯莫爾和辛格及多伊爾認為,自1816年以來民主國家之間幾乎就沒有真正發生過戰爭 。

對此,“民主和平論”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國家內部的制度約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國家之間共同的民主規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論”者認為,國內政治中發展起來的一些制度和規范影響一國對外行為模式,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在國內政治上的差異導致了雙方在對外政策決策上的不同。民主政體強調通過和平方式進行有規則的政治競爭,因而民主國家國內政治矛盾的解決不是通過消滅對手而實現的,這使得民主社會無論從國家、地區還是個人層面上來說,都是穩定的。而在非民主國家的政治競爭中勝者得到全部,敗者沒有機會重新崛起;非民主國家的穩定必須建立在沒有有效的的基礎之上 。具體來說,制度約束體現為:首先,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決定政府要對選舉實體(electionbody)負責。其次,民主國家政體中的分權(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則使得外交決策責任多元化,從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極端的決定。另外,由于民主國家進行戰爭要經過公開辯論和民主政治諸環節的認可,故備戰的時間更長,也為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在時間上提供了緩沖機會。

對于民主的規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論”者認為,民主國家所共同擁有的精神氣質(ethos)也使得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發生戰爭,這些精神氣質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競爭和政治妥協。一個民主國家會設想其它民主國家也會以有規則和平競爭的辦法解決爭端,并且將其運用到對外關系中,因此,民主國家對其他民主國家的印象是積極的,從而民主國家彼此認為是和平的,并會形成相互尊重的關系。相反,民主國家同非民主國家之間缺乏這種抑制紛爭的精神氣質 。

盡管“民主和平論”從概念、事實到邏輯均存在著諸多缺陷,被為數不少的學者所批評 ,但因其一個暗含的邏輯便是世界和平的穩固基礎在于擴展西方所認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和政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開辟了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思考的一條引人注目的蹊徑。

三、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新發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從20世紀新自由主義異軍突起開始,它和同時誕生的新現實主義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但是和前兩次大論戰不同,雙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現了明顯的所謂新(現實主義) 新(自由主義)合流的趨勢。即論戰的雙方都從自己最初的立場退卻,互相吸收對手的一些基本理論要素,使得它們在一些基本理論要素方面趨同,甚至基歐漢自己都承認制度理論被貼上自由主義的標簽幾乎是一種“誤導” 。從而,爭論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價值和意義都大受影響。自由主義甚至整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轉向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特別是,1991年冷戰以一種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解釋力不足的窘境令諸多國際關系理論家措手不及。這使得一些學者開始另辟蹊徑,致力于發展一些解釋力和預測性更為強大的理論。其中,從本質上屬于自由主義傳統的全球治理理論以其新穎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引人注目。當代全球治理理論的最著名的國際關系理論家是現任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的詹姆斯·N·羅斯諾(JamesN Rosenau),此外還有大衛·赫爾德(DavidHeld)、奧蘭·揚、恩斯特 奧托 澤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馬丁·休遜(MartinHewson)、馬克·贊齊(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鮑威爾(DominicPowell)等人。

羅斯諾對當代學理意義上的全球治理觀念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索,特別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論”的世界觀成為全球治理理論的哲學基礎,為該理論在當代的發展建立了一個共同的知識平臺。“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語單詞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詞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詞的后半部分( gration)結合而成。該詞的構成形象地表達了“分合論”世界觀的思想內核:當代世界政治變遷的動因包含著分散化和一體化兩個同時起作用的趨勢,這兩個因素在當代全球政治的進程中又分別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區域化(localizing)的現象。當代全球政治的圖景正是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

當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區域化在時間是共時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間上是相互交疊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隨著跨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信息和通信技術的進步、全球公共問題領域的涌現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進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眾多的少數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團體的增生、形形色色認知共同體(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現為標志,區域化的趨勢也日益突出。當代世界“分合”的進程正在三大領域展開。在經濟領域,經濟全球化和新的“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疊。在社會領域,“分合”的趨勢也十分明顯,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會”(globalcivilsoci ety)意識就逐漸形成,另一方面,國家自主權和權威的散失使得人們覺得必須依靠歸屬于適當的集體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并獲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組織和民族宗教分離主義勢力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領域,全球化的動因使得傳統的民族國家治理面臨著巨大的危機。當代世界政治中越來越多的議題超越了民族國家主權的界限。在跨國和超國家層面上,主權國家處理政治事務時深受諸多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的制約。幾乎與國際組織作用不斷加強同步,一般民眾的政治視野更加開闊,主權國家的政治決策也越來越難以博得大多數國民的支持。在“分合”進程的影響下,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權威結構大受侵蝕,當代世界政治體系正在經歷意義深遠的變革,這一變革集中體現在全球事務中的權威遷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論者認為,推動權威遷移的因素來自六個方面 。首先是冷戰的結束和美蘇兩大超級大國競爭的終結去除了兩極結構的束縛,使權威遷移的進程在體系層面上成為可能。其次,兩極結構的崩解造成了冷戰后世界局勢的動蕩狀態(turbulence) ,與此同時,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這個世界日益縮小,這些前所未有的態勢促使人們去尋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組織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們能夠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時更加容易地參與集體行動來表達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來自次團體主義(subgroupism)的發展。社會越來越分化出大量有組織的實體,它們成為新的權威中心和忠誠目標。第五個因素是國家和地方經濟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維系商業和金融關系的傳統方式。最后,權威遷移的進程被不斷出現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態所加速,這些事態強化了跨國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斷高漲的社會運動 。總之,權威遷移的動因來自“分合”世界觀下同時展開的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間的互動。有些情況下,超越國家邊界的控制機制得到加強,而在另外的情況下,鄰里間心理安慰和種族歸屬等需要則催生和強化了區域化的控制機制。

盡管當代世界事務大多數仍然是在主權國家管轄的框架內展開的,但是隨著國家內部和外部各種新的控制機制的出現,越來越“呼喚全球政治權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羅斯諾把這種“新形式”稱作“權威領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謂權威領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權力的行為體,在各自相應領域里可以得到民眾的支持和服從。與國家主權權威不同的是,這種服從主要不是依靠國家機器的強制力獲得的,其服從主要來自民眾對于它的信任和認可。權威領域往往沒有正式的組織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領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區域性的,同時其影響范圍在不斷地發生擴大或縮小的變化。

國家主權權威向形形色色的權威領域的遷移是當代世界政治變革中的一個突出現象,在許多問題上國家也要和其他權威領域一樣去爭取自己的權力以獲得人們的認同。當代世界政治的主軸開始從主權國家為中心的統治(governent)向以權威領域為中心的“治理”變革 隨著世界政治分合趨勢的不斷發展和權威遷移的不斷加速,國內(domestic)和國外(foreign)之間的分野不斷淡化,以前清晰堅固的劃分國內和國外的邊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滲(porous),以權威領域為基礎的治理(governance)則大行其道。特別是,眾多全球公共問題的出現使得全球規模的治理成為世界政治美好未來的必由之路。

總之,“治理從頭起便須區別于傳統的政府統治概念”。 全球治理論對自由主義理論的回歸深刻地體現了這一點。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不同,全球治理論大膽地放棄了國家中心論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理論緯度,敏銳地發現了其中最新的發展趨勢。在本體論和世界觀上,全球治理無疑是自由主義傳統和全球主義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論上,它一方面沒有徹底放棄實證主義的實在論和個體主義,同時也能夠吸收諸如建構主義和英國學派國際社會理論的社會建構方法和整體主義,這無疑折射出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精神,為走進新千年的五彩繽紛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增加了一個新的方法和門徑,不僅對于我們的理論研究和創建富有啟迪意義,還為解決當今世界政治面臨的困境指明了一條有益的道路。

國際關系論文: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歷史邏輯

恩格斯說，“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此，關于思維的科學，和其他任何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關于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頁）

今天，中國正在向現代化轉型，與之相應，在理論思維上，中國也要達到一個新高峰和新境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的時代，而國際關系理論正是中國學人認識和把握這個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理論思維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哲學層面，哲學層面談的是本體論問題，另一個是邏輯層面，涉及的是方法論問題。當然，方法論問題也屬于哲學問題，但就邏輯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論問題。人類最初的理性思維方法是形式邏輯，其特點是排斥矛盾，強調一致和同一性。其極端發展就是近現代數理邏輯的出現。數理邏輯從笛卡爾開始，直到布爾建立邏輯代數，語言被固化為數學符號以盡量減少歧義。形式邏輯在微觀和程序性較強的認識領域產生了積極作用，計算機的出現就是這種作用的物質成果。形式邏輯因其排斥矛盾的特點，所以在社會科學，特別是在國際關系理論領域，始終缺乏具有革命意義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學是形式邏輯在思維領域發展的高峰，它把本來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無限細微的片段，微積分既是這個時代的成就又是這個時代的縮影：象圓一樣是個不可分割的社會科學被切割成無限多的直線片斷。但不管學科分得如何細微，當對微觀世界的研究達到一定的程度時，人們就發現世界本是整體性聯系著的，為了研究樹木就必須研究森林，需要把這些很細的部分用對立統一的方法聯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現了辯證邏輯。康德、黑格爾就出現了。黑格爾是辯證邏輯的集大成者，他將原先被學科分解的肢離破碎的科學納入沿著必然性發展著的和聯系著的整體。但他的辯證法也有單線性的缺點，客觀世界的演進按照其主觀邏輯并服從于主觀邏輯。這就產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論。二十世紀的科學實驗，特別是愛因斯坦相對論證明，大千世界其實有著許多處于不同參照系，或著說不同時空結構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納入人的思維邏輯即被認識和控制并服務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們人類的必然性，人們沒有認識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對人而言則是偶然的。也就是說，必然性是多線條的，偶然性是聯系這些“必然性”線條的結點。這是黑格爾的主觀邏輯無法解釋的更為復雜的大邏輯，這個邏輯我稱之為“歷史邏輯”。歷史邏輯，顧名思義，就是歷史本身的邏輯。

這里所說的“歷史”不僅是人的歷史，而是包括人的歷史在內的自然歷史，這里所說的“邏輯”，就是歷史的必然性。邏輯是必然性的核心內容。關于歷史邏輯，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歷史合力”思想，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思想，都給我們提供了理解問題的線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的信中寫道：“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行，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以往的歷史總是象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希望都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終歸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頁。）

特定的規律只能是特定時空結構中的歷史運動。人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歷史的客體。人的認識本身是有限與無限的統一，人類，不管其個體還是總體，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認識的事物，對人而言，是無限和絕對的，而可認識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對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對自然的認識，對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參照系下的物質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類認識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們傳統上講的必然性則是對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觀邏輯所規定了并通過實踐性揚棄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盡頭則是偶然性即沒有參與認識主體歷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擊事件，對美國的認識而言，是必然的，因為它決定要來南中國海，但對中國來說，則是偶然的，因為我們沒有認識到美國人主觀邏輯中的“必然性”。雙方磨合的結果便形成了歷史邏輯本身。這種邏輯為中美雙方所認識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歷史邏輯的主觀邏輯。對國際關系而言，決定其邏輯走向的則是國家間動量在興衰中轉化和守恒，這包括意識形態、價值觀、經濟、政治等在內的動量轉換；轉換的結點由偶然事件所拉動，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終結，如1914年薩拉熱窩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后凡爾賽體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兩個陣營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

因此，人類歷史的必然性揚棄并改變著偶然性，同時偶然性也揚棄和改變著人類歷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終極原因（黑格爾），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愛因斯坦相對論證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參照系之中，運動是參照系轉換的結果。不同的參照系中的物質運動有不同的坐標，不同坐標中的物質運動則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間沖突，并在沖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個類似恩格斯晚年所稱的“歷史的合力”，合力運動的軌跡便是自然歷史邏輯演化的軌跡。人類只有認識和利用，而不能改變這個軌跡；人類只有根據主觀邏輯主動認識、能動地利用歷史邏輯，而不能取消歷史邏輯。歷史邏輯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種必然性相聯結、多種運動矢量相合成的開放的多棱巨網。這張巨網是以非邏輯的方式，以散狀分布的偶然性事件為結點，由包括人的個性在內的諸多偶然性相互沖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結果。一句話，歷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間無數有限連線聯結的總和，也是人思維對歷史現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爾的“必然性”是對形式邏輯的“同一律”的揚棄性繼續，而同一律與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標同一和時空同構。但世界本質是處于不同坐標系、不同參照系和不同時空結構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質運動的共和。

從這個意義上說，偶然性是歷史邏輯的先導，它牽動著歷史的量變，也帶動著歷史的質變。不是偶然性服從于人類認識到的“歷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認識要首先適應由偶然性聯結而成的“歷史合力”。因此，自然歷史運動的法則是邏輯與非邏輯的統一；而人類歷史運動的總路線是自然與自覺的統一，是歷史邏輯與主觀邏輯的統一。邏輯存在于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既定參照系之中，非邏輯則是諸多不同參照系因而不同邏輯體系中存在著的事物的動量交換的方式。意識是歷史邏輯中的能動要素，人類只是歷史邏輯構成的片斷。人類歷史的必然性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而自然歷史的必然性則是客觀與客觀的統一。必然性是邏輯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歷史邏輯似乎是包括思維個性在內的偶然事件辯證作用后，所產生的環環相扣和無始無終的邏輯鏈。

國際關系是歷史邏輯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內容而言，歷史邏輯似乎是包括國家意識形態在內的國家力量相互轉化和動量守恒的軌跡。具有質變化意義的新歷史多不發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過程之中，而是往往發生在被必然性拋棄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為前提。比如東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轉換并沒有發生在東方文明發展的峰巔地帶，而是發生在被中世紀文明的必然性拋棄的大不列顛孤島上；社會主義的歷史并沒有發生在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而是發生在被資本主義拋棄的國家等等。對此，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中有較明白的表述，他說

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的階段在發展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頁。）

但是，作為學科的國際關系也有自己的學術特點，而學術間不同特點的產生則是由于其邏輯原點的差異。國際關系理論是以國家主權為邏輯原點，其實踐是以國家風險為代價。國際關系實踐不能在實驗室中預制和勘誤，因此，國際關系理論也不能在實驗室中證實和證偽。

有人將證偽作為認識真理的基礎，其實，科學哲學中證偽主義本身也有偽問題的方面：證偽的前提是用于證偽的信息必須完全。在實踐中，信息不可能完全：從橫向說，我們不可能認識和把握與我們處于同時期的所有信息，從縱向說，我們甚至不能認識和把握每分鐘之后我們面臨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們無法把握一場風暴是否由遙遠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應），也不能預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將來會引起一場風暴。有人說，我當然知道明天將要發生的事，這不是科學意義上的回答，這與恩格斯曾批評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螞蟻的庸俗方法來證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一樣。人的認識的有限性決定了證偽和證實的“真”與“假”的判斷永遠是有限的和相對的，完全的和絕對的證偽和證實都是不可能的，絕對觀念的真理性在鮮活的歷史邏輯面前沒有立足之地。換言之，如果證偽或證實（實證）方法可以獲得絕對正確的原理，人的歷史就不會犯重大錯誤，至少不會犯重復性的重大錯誤。而事實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總在重復前幾代人的錯誤。

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樹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 “歷史邏輯”的提出，就是一個將邏輯歸還歷史的過程。

歷史邏輯以非邏輯、偶然性為主導的存在方式，不僅使國際關系理論有了更生動的色彩，同時使國際關系學科有了實踐品質；國家風險的不可實驗和不可重復性質，又使國際關系的實踐品質高于其他許多學科。這就要求國際關系理論及其學者應當具有較強的實踐品格：它要求國際關系理論及其學者不僅要有能力解釋世界，更要有能力改變世界。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閣的所謂“邏輯體系”，其教學目標也不應是為了培養脫離實踐的“神圣家族”，與此相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存在和發展的目標，在于研究發生在中國時空結構中的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必然性，并通過積極實踐，將其他時空結構中的國家發展的必然性與中國發展必然進程相融合。因此，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不僅要有“中國主體”的概念，從長遠考慮，還要有“中國價值”的概念。前者服務于中國崛起前與世界的關系，后者服務于中國崛起后與世界的關系。肯定即規定。中國價值，是一個中國規定世界同時又為世界所規定的概念，價值之間的主體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國際關系學術所具有的國家風險特點，國際關系學科要求其研究人員不僅要有相應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國家責任的意識。外交無小事，對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論述，他說：

學者分析國際體系的動作；政治領袖則建立國際體系，分析者與從政者的觀點大異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題，而政治人物所面對的卻是客觀環境塑造的問題。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時間追求確切的結論；但政治領袖最大的挑戰卻是時間壓力。學者沒有風險，如果結論錯誤，大可重新來過；政治領袖卻只有一次選擇，一旦出錯便覆水難收。學者可掌握所有相關事實，其成敗取決于個人學養；政治人物必須在眼前無法斷定利弊得失的情況下當機立斷，歷史對他的評價將根據他如何明智地面對無可避免的變局，尤其是他如何維護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頁）

基辛格是一位實踐性較強并對國際關系有較大貢獻的學者，他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在這里婉轉批評國際關系研究的坐而論道和不負責的經院學風，國際關系是有很強的實踐目標即國家利益，而可以參與實踐的國際關系理論附帶有國家風險的。這就使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不能僅僅是坐而論道的專家，而應是致力于改變歷史的實踐并對國家命運負責的學者。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首先要解決中國崛起帶來的利益變化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有一種重政策，輕利益研究，將“不違背政策”當作限定研究原則的傾向。但政策是隨國家利益而非政策變化，如果我們不能及時研究出這種變化，那我們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要講中國價值和中國的國家利益，要為中國崛起服務，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務。其次，歷史邏輯的多元性和國際關系中的國家主體性，要求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要有中國的立場，沒有這個立場，就不會有鮮活的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具體到研究方法，方法論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論都有其合理的價值，但不合理的運用，則反會窒息科學。比如現代學術強調要學習西方，寫文章要講究完備的注釋。其實，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對注釋的要求恐怕在當時只會嫌其過而不會嫌其無，但在其達到高峰之際反成了窒息科學的桎梏。五四時期及中國共產黨時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這種種學術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學并使其成為大眾可能參與的文化活動。中國“”又將這種本有積極意義的活動推向極端并使其走向庸俗，這又從另一面窒息了科學和科學精神。今后我們當總結方法論發展的歷史，科學地運用科學的方法。科學本身是最革命的東西，方法不能成為窒息科學和僵化思想的工具。歷史邏輯中偶然性的主導性地位要求國際關系學者具有特殊的學術品質，即在學術上他是學理性的，而在實踐及其認識上，他又是藝術的和政治的。國際關系本質上是一門藝術。

國際關系論文:科技革命與國際關系的發展演變

摘 要 歷次科技革命不僅對人類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而且還深刻地影響著國際關系的發展演變。二戰結束以后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尤其深刻而廣泛，最重要的影響是：導致了兩極格局的終結與多極化的出現；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日益面臨挑戰；對南北關系產生重大影響，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促使人類戰爭觀念的轉變，和平與發展成為國際關系的主旋律。

關鍵詞 科技革命 國際關系 演變

科技革命是科學技術在自身發展過程中發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質的突破和飛躍。它不僅對人類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而且還深刻地影響著國際關系的發展演變。二戰結束以后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尤其深刻而廣泛，新技術革命的發展一方面導致了兩極格局的終結與多極化的出現和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日益面臨挑戰，另一方面對南北關系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同時還促使人類戰爭觀念不斷發生轉變，和平與發展日益成為國際關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與國際關系的發展演變

恩格斯曾經指出：“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類發展的進程中出現的歷次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證明了這一點。近代以來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人類社會經歷了兩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響了國際關系的發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紀以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為標志的工業大革命，這場革命造成了紡織工業、冶金工業、機械工業、造船業以及航海交通的大發展，在極大地推動了當時歐洲各國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使人類社會從手工工場時代躍入機器大工業時代。這次科技革命不僅使一直以來處于歐洲文明邊緣的小島國——英國因為最早開始了這場革命而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導致了現代國際關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雖然15世紀、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使世界各大洲之間開始發生交往，但這種聯系是不經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現代意義的國際關系。工業革命后，隨著天文學、地理學的發展，航海事業達到空前規模，各大洲內部和各大洲之間開始了經常性的、較為密切的聯系，全球性的國際關系才開始逐漸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開始于19世紀后期開始，以電力技術的推廣和應用為標志，它引起了電燈、電話、電報和電動機的出現，以及鋼鐵工業、汽車工業、航空業和鐵路、公路交通、化學工業等的迅速發展。使人類社會從蒸汽時代跨入電氣時代，并最終促使了現代國際關系的形成。國際關系的發展從此具有了明顯的全球性、整體性，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影響。而每個國家，特別是一些主要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也會對全球國際關系產生各種影響，特別是由于國家實力的不平衡發展。幾個在經濟、軍事實力方面對其它國家具有壓倒優勢的強國，在國際事務中常常起著主導的作用，并相互爭奪世界霸權。而在這次科學革命中處于領先地位的是德國和美國，英法緊隨其后。由于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與經濟發展不平衡，新興國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爭奪世界霸權。最終在20世紀上半葉爆發了兩次世界性的大戰。先后建立了凡爾賽體系和雅爾塔體系，并在雅爾塔體系的基礎上確立了戰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相互爭霸的兩極格局。兩次大戰的發生以及美蘇兩極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國綜合國力對比的變化。

近代國際關系發展演變的歷史清楚地說明，伴隨著科學技術中心在世界范圍內的轉移，國際關系格局也總是發生著相應的變化。19世紀英國稱霸世界，20世紀上半葉德國對英國霸權的挑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兩極格局的形成，都是與這些國家在當時世界科技領域處于領先地位密切相關的。

2 新技術革命對國際關系產生的影響

近代的兩次科技革命以及它們引起的產業革命延續時間長達上百年，它們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響所掩飾，因而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近代科學技術對國際關系的影響雖然深刻，但表現卻并不是非常明顯，這影響了對于科學技術因素的重視程度。

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迅速發展的新技術革命是以原子能、計算機、特別是微電子技術、生物工程技術和空間技術的廣泛應用為主要標志。這次科技革命對國際關系產生的影響與前兩次相比不僅更加直接和明顯，而且更加深刻和廣泛。

(1)導致了國際關系格局的轉換，美蘇兩極格局最終解體，世界正朝多極化方向發展。國際關系格局的變化，歸根結底是力量對比的變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國家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革命性增長，從而導致國際關系的根本性變化。

在歷史的長河中，軍事實力長期是國際較量制高點。大國都傾力于軍事領域，追求著由軍事強國而成為世界強國的目標。然而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現代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使科技力在國力中逐步取代軍事力成為國際較量的一個制高點。在新的形勢下，蘇聯與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科技、經濟實力的差距逐漸拉大，并最終解體，由此導致兩極格局的終結。與此同時，現代科技革命興起不僅使日本、西歐等西方發達國家縮短了與美國的差距。而且，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綜合國力也在近二十年來急劇上升，這些國家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并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而推動著國際關系格局朝多極化方向發展。

(2)新技術革命的發展使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日益面臨挑戰。國家主權是國家固有的區別于其他社會集團的最重要屬性，表現為一國對內的最高統治權和對外的獨立自主權。正是由于這一根本屬性，國家才能在國際關系中發揮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為國際關系中最基本的行為主體。傳統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轉讓、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隨著現代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傳統意義上的國家主權觀念正日漸受到挑戰和侵蝕。特別是人造衛星、宇宙飛船和電子技術等的發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進行信息的自由傳遞，使每個國家在嚴格意義上講已經沒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邊界的重要性也被國際分工、國際市場體系和科學技術在國際間的轉移和流動而極大地削弱了，因而給每個國家維護自己的主權帶來了威脅并產生了一些新問題。

因此，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作用已經使國家擁有絕對的主權是完全不可能的了。當所有的國家都在聲明它們的主權神圣不可侵犯的時候，一個本質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運轉和管理所需要的協定，正在慢慢地侵犯著它們的主權。而在未來越來越開放的國際社會，國家主權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讓渡已成為發展的大趨勢。傳統意義的國家主權概念也必須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發展變化。

(3)新技術革命的發展對南北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20世紀中期開始興起的新技術革命與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兩個較為突出的特點：一是耗資大。新研究項目的開展，新產品的開發，實驗設備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綜合科研銷售系統，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統、發達的基礎科學，齊備的科技人才，先進的制造工藝和技術，一流的實驗條件，發達的信息網絡和完善的產品推廣銷售系統等條件，這樣才能保證處于領先地位的新產品能夠迅速研制、開發、利用并銷售出去。

新技術革命所具有的這兩個新特點使絕大多數科研活動只有發達國家才有能力進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動的80%以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發展中國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經費、科研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員的數量等方面，發展中國家都遠遠落后與發達國家。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南北科技差距將進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將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發達國家憑借其先進的技術，以低價進口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加工成技術含量高的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則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發達國家出口廉價的原材料和初級產品以換取外匯，再從發達國家高價進口制成品。這種不平等貿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南北矛盾也會因此而不斷深化甚至還可能激化。

(4)新技術革命的發展還促使人類戰爭觀念不斷發生轉變，使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的主旋律。在人類歷史上，盡管曾發生過大小數千萬次的戰爭，但由于受到技術條件的限制，其作戰能力、打擊力、殺傷力、破壞力都遠不能與今天相比。今天，現代科技革命的發展、大量新型武器的產生，戰爭的領域向上擴展到了“無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則可潛入到海底深處。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風。在英阿馬島之戰中，英國的空軍急速開赴遠在1．3萬km之外的馬島進行空戰；在海灣戰爭中，美國的空軍遠涉重洋，長途飛行3 200km，進行大規模空襲。在海灣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憑借著夜戰裝備上的絕對優勢，使夜戰場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單向透明”的戰場，多國部隊主要的作戰行動大都放在夜間進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戰效果。核武器的出現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殺傷力和破壞力更是使現代戰爭沒有真正的勝利者。在現代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的今天，全世界處于一種一按電鈕就可以在一瞬間全部毀滅的狀況之中。過去認為交戰國必有一方勝利，一方失敗，而戰勝國從勝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歷史的發展趨勢，為歷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說，人類的戰爭觀念已經發生轉變。在當今時代依靠科技優勢，通過和平手段來追求、實現國家目標，已有了可能。制約世界戰爭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長。正是這種觀念的轉變使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的主旋律。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60年以來世界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處于總體和平狀態的重要原因。

3 結論

總而言之，新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不僅推動了人類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對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有著重大的影響，而且對國際關系的發展和演變產生著更為深刻而廣泛的影響。21世紀是科技競爭更加激烈的時代，哪個國家在科學技術領域處于領先地位，就會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的地位，也就會在未來的國際關系和國際事務中處于主導地位。

國際關系論文:試論近現代國際關系中主權觀念及實踐演變

[論文關鍵詞]政治主權 經濟主權 文化主權

[論文摘要]主權是政治學的重要概念，也是國際關系中的重要實踐內容。在近現代國際關系近400年的歷史進程中，主權的內涵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地變化。正確認識這種代際演變的內在邏輯，有助于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給國家主權適當的定位。

一、近代國家主權的早期實踐

主權是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征，在權力的意義上它的出現與國家是同步的。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國家主權從未得到過法律形式的確認，甚至國家本身也還沒有對主權的系統和理性的認識，但對最高權力的追求始終是國家本能的目標，實際上也存在著主權的意識。到14世紀法國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權概念，并以此作為當時世俗君主與基督教教會斗爭的武器。15、6世紀的歐洲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宗教改革的運動，大量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獨立自主的邦國和君主國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說法，“日益明顯日益自覺地建立民族國家的新趨向，是中世紀進步的最重要的杠桿之一”。[1]

1618年，擁護宗教改革，反對神圣羅馬帝國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統治的新教聯盟與天主教聯盟之間因奧地利統治者壓迫捷克新教徒，剝奪新教徒的政治權利而爆發了戰爭，在隨后30年中，當時歐洲大國君主先后卷入戰爭，使德意志內部邦國之間的宗教戰爭成為一場席卷歐洲的大規模國際戰爭，到1648年，戰爭在參與各方簽署《威斯特伐利呀亞和約》后宣告結束。在和約中，啟蒙學者提出的國家主權主張首次通過具有國際法性質的國際條約而得到確認。國家主權原則首次在國際關系中被付諸了實踐。威斯特伐利亞和會是歐洲有史以來舉行的第一次幾乎歐洲所有大國都參加的政治會議。教皇雖派使節參加了會議，但首次作為會議的旁聽者，世俗的君主國家成了會議的主角。國家、戰爭等這些曾經為教皇把持的重要權力轉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這種以世俗的主權國家舉行會議解決國際問題做法開創了先例，標志著國際關系開始了嶄新的時代。和約的簽訂更表明國家主權的原則正式被應用到國際關系的實踐當中了。和約關于卡爾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規定，徹底打破了羅馬教皇神權下的世界主權論，使主權原則徹底的擺脫了神權的束縛而開始成為一個世俗的概念。和約締結后，各國普遍建立了常駐外交使節的制度，從而把主權原則日常化為國家基本的行為準則。

關于威約在國家主權原則方面的重大價值，美國歷史學家帕爾默·科爾頓作過高度的評價：“和約標志著國際法法上現代歐洲國家體系的出現。聚會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外交家們代表著，不承認有任何有上級和公共約束力的獨立勢力。再沒有任何人能說歐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義的統一。歐洲被認為是由大量毫無聯系的、主權的、自由的和分離的原子，即國家所組成。這些國家按照他們自己的法律行動，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組成或者解散聯盟，交換大使和使節，抉擇戰爭與和平，根據均勢的變化而轉變立場”。[2]其評價是合乎實際的。

國家主權作為進步的國際關系原則，雖在近代長期被看作是歐洲國家的專利。但這一概念的內在邏輯使其最終突破歐洲的地域，開始向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延展。最早接過主權旗幟的非歐洲國家固然是美國，但美國與歐洲列強在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和經濟水平相近的本質決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與歐洲沒有太大的差別。真正突破歐洲主權藩籬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紀末和19 世紀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規模的獨立運動是歐洲以外的國家爭取主權的第一次大規模的運動。經過長期的斗爭，到19世紀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現了18個獨立的主權國家，1823年美洲各國舉行的巴拿馬會議提出了“尊重各個締約國的主權”和“不干預的原則”，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玻利瓦爾還提出：“我們每個國家的獨立與主權是與整個大陸的獨立與主權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主權新原則。1826年美洲大陸會議確認了這些原則，在與會國簽訂的《團結、聯合和永久同盟條約》中，規定了共同維護各個締約國的主權與獨立；各締約國的爭端通過調解和仲裁來解決；努力發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礎，但不干涉締約國自己的決定等原則。近代日本曾與其他國家一樣，經受過西方列強的侵略與干涉，但經過“明治維新”后，迅速走上發展的道路，確立了自己的獨立主權地位。

二、20世紀上半期國家主權的發展

進入20世紀，一戰的爆發和戰后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徹底改變了主權主要局限在歐洲國家之間相互認可的現狀。一戰后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一批民族獨立國家的出現，開始打破了主權在地域范圍上的有限性，使爭取國家主權成為世界性的進步潮流。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產生，使國際關系進入到一個全新的時代。具體到國家主權方面，一戰主要在兩個方面推動了國家主權原則在國際關系中實踐中的地位的進一步提升。

其一 在國際法的意義上，作為一戰的產物，國際聯盟是國際社會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規的形式確認主權。使國家主權和獨立不受侵犯的國際關系的新原則從此確立起來。但是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國聯的這些建議并未被當時的歐洲列強所尊重，即使在凡爾賽和會期間，不僅戰敗國和落后國家的主權得不到尊重，實力稍弱的國家也沒有從中得到多少好處，一度對建立國聯持積極態度的美國最終拒絕加入，注定了國聯最終失敗的結局。列寧指出，“靠《凡爾賽和約》來微細的整個國家體系，國際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興起，最終埋葬了國聯。

其二 俄國十月革命。蘇維埃俄國不僅率先提出了所有國家和民族都有權擁有自己的國家的主權的主張，在蘇俄政府頒布的第一個對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個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個強大的國家，而沒有得到這個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確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別國領土的行為……最后不關這個民族是居住在歐洲還是居住在遠隔重洋的國家，都是一樣”[5]。在蘇俄那里不僅率先宣布了主權獨立的原則還身體力行地在對外關系中付諸了初步的實踐，在國際關系中樹立了尊重弱小國家主權和獨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中，蘇俄政府宣布“放棄一切特權，廢棄俄過商人在中國境內的一切商站。任何一個俄國官員、牧師和傳教士不得干預中國事務。如有不法行為，應依法受到當地法院的審判。在中國除了中國人民的政權和法院不應當有其他的政權與法院”[6]蘇聯是近代以來第一個宣布尊重中國主權，廢棄在華特權的國家。

列寧時期蘇俄的主權政策為國家主權原則在國際關系中的實踐開創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時期，蘇聯逐漸偏離了這一軌道，蘇聯在與弱小的國家打交道時不僅不尊重其主權獨立，而且公然侵犯別國主權。二戰后，蘇聯在“有限主權論”和“社會主義大家庭”理論指導下大肆干涉別國內政。從而在國際社會陷入孤立，而蘇聯解體的直接表現，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而成為主權國家。

三、二戰后主權觀念的演變

二戰是國家主權原則在國際關系中廣泛付諸實踐的重要轉折點。二戰戰后國際社會痛定思痛，聯合起來維護國家主權和國際和平與安全。《聯合國憲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殘不忍睹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類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創造適當的環境，維持正義，尊重由條約與國際法其他淵源而起之義務”。隨著聯合國把主權原則確立為基本的原則，大批新興民族獨立國家的出現使這一原則在國際關系中得到普遍的認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國家獲得主權地位，完善了主權國家體系和國際社會進一步強調國家主權不容侵犯的原則外，國家主權在實踐中最顯著的成就表現在：經濟主權的提出和不斷強化方面。基于經濟受支配導致國家主權不完整的事實，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就明確表示，西方對本國資源和經濟命脈的控制是貧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實際上的主權不完整。因此，他們在制定國內經濟發展戰略時，首先把矛頭指向了，西方國家在其國內的經濟勢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國的經濟特權。

1974年的第六屆特別聯大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行動綱領》規定了國際經濟新秩序中的經濟主權原則。1974年12月，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把經濟主權的規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規范，明確規定了每個國家對其財富、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權等。該憲章是自《聯合國憲章》來國際社會在國家主權規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說后者確立了國家政治獨立的話，前者則確立了經濟主權的國際關系原則。無論是在對主權內容的明確性方面，還是在內涵方面都是對聯合國憲章的重突破和發展。體現了主權意識在在經歷了長期的國際關系的實踐發展后在國際社會不斷的強化和深化。在國家主權的意義上，擁有了與聯合國憲章同等重要的國際法的價值。70年代也因此成為國家主權實踐的黃金時期。

進入90年代，國家主權的內涵出現新的變化，文化主權成了國際社會關注新焦點。“9·11”事件以來，在文明沖突論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日益凸顯。文化主權作為國際關系中出現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針對西方國家的文化侵蝕和文化霸權而提出的。西方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和主導力量，所追求的不僅僅是一個開放的市場，還包括西方文化與價值觀念的推廣，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觀念成為壓倒一切的意識形態。很大程度上把經濟全球化異化成了一場霸權色彩濃厚的文化擴張運動，面對西方文化擴張戰略的挑戰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間的表現出的緊張關系，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包括一些發達國家賦予了主權以更多的文化內涵，提出了文化主權的概念。把維護國家文化主權同維護國家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放在了國家主權戰略的重要位置。

四、結語

從主權的概念與實踐的發展演變中，我們可以看出：主權的內涵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地發生著變化。惟一不變的是它作為國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權力，是國家在內部事務方面不受干預的和最高的權威。雖然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將是今后國際關系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

當然，論及國家主權的演進時，一種主權的一個方面被強調，并非意味著主權本身趨于單一性。20世紀60年代經濟主權的提出突出的是國家對控制自然資源和天然財富的緊迫性，經濟全球化時代文化主權的突出并不意味著政治獨立和經濟主權問題已經不復存在或者已經得到切實的解決，而這是由于特定的國際背景，使文化主權在各國主權考慮中被放在了一個重要的位置。而主權的其他內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國際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這是由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的發展變化所決定的。

國際關系論文: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領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變構成了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的重要內容。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注重理性個體的作用,堅持國際關系發展的進步論。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從康德、威爾遜的理想主義開始,經過相互依存理論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個高潮,占據了國際關系理論的半壁河山。冷戰后以全球治理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新的方向上進行探索,注重對非主權國家行為體和世界政治中的社會性力量的研究。

關鍵詞: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理想主義;新自由主義;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義是西方政治學的重要傳統,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兩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寧把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概括為如下幾點:自由主義認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個人的自由是社會變革的動力;個人自由與福利、社會正義和安全有賴于法制;自由主義的歷史觀是進步的,它認為合于理性的人類社會的規范設計是可以實現的。①自由主義的發展源遠流長,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臘哲學中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柏拉圖在其名著《理想國》中對國家(城邦)先驗性正義目標以及理念的闡述可謂自由主義在此一方面的發端。②但是,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直接源頭還是來自從18世紀啟蒙運動開始的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的傳統。

一、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的傳統:從康德到威爾遜

18世紀開始的啟蒙運動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啟蒙運動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義的大旗,對以歐洲專制主義和宗教神權為代表的腐朽“舊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撻伐。理性主義和人類尊嚴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勢無情地蕩滌著幾百年來一直禁錮人們頭腦的陳腐渣滓。人類似乎重新發現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國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Kant)所言,這是一個“讓光明照亮人類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時代。

盡管啟蒙運動中的思想家大多是從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角度出發探討一般的哲學問題,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學基礎上對國際政治和世界秩序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這些思考成為了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直接源頭。啟蒙運動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約翰·洛克(JohnLocke)、讓 雅克·盧梭和康德。這些思想家確立了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與中世紀的神權和蒙昧主義不同,他們認為,理性是人類獨有的一種天然稟賦。理性個人的目標是自我實現,這乃是一種“自然狀態”。而國家不過是社會中的個體之間訂立“契約”的產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們建立在推理基礎上的自然權利。④

在這些偉大的思想家中,對后世的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影響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義發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與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極個人自由觀念不同,在康德那里,個人自由的理念強調的是個人對政治生活的積極參與。或者說,人是自由的,他可以為自己的行為準則立法。政府應該在法律和正義的原則下維護個人的安全和福利。與馬基雅維里相反,康德認為個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積極的個人自由觀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學的核心。⑤在國際政治哲學方面,康德認為,國家之間戰爭帶來的巨大損失、公民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理性,最終會使國家之間的關系從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過渡到法制狀態,從而實現“永久和平”的目標。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對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即民主和平論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對此我們將在后文詳細論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國際政治領域發揮重要影響力的國際思想是傳統的均勢論,以梅特涅和俾斯麥為代表的歐洲政治家們成了維持歐洲均勢的大師,他們試圖通過復雜致密的結盟關系來維護國家利益和維持歐洲和平。但殘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無異于對這些努力的無情諷刺。為此,當時的一些政治家和學者們開始對人類理性進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擺脫這種均勢論宿命式的悲劇,這直接催生了現代意義上的理想主義國際關系思想。

從20世紀20、30年代開始,現想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國總統兼學者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約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國學者阿爾弗雷德·齊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諾爾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衛·米特蘭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義否認人性惡的本質是導致國家間沖突和戰爭根源的現實主義觀點。齊默恩認為人類的本性無所謂善惡,關鍵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發生戰爭不是人類缺乏國際共同體的觀念,而是知識的局限使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⑥如威爾遜所言:“惡與善俱來來,純金常被侵蝕”⑦。也就是說,盡管人的天性中存在著愚昧和無知,而獨裁者也可以利用這個弱點實現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傳的力量可以克服這個弊端。因此,理想主義者十分重視對于民眾的教化。同時,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類的理性和智慧充分發揮,彼此形成世界共同體的觀念和國際主義精神,從而在根本上杜絕戰爭的根源。

在國際政治領域,理想主義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力量來追求國際社會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義。這集中體現在威爾遜對于戰后安排的“十四點”方案,以及作為該方案的直接成果———國際聯盟的建立上。威爾遜學者和政治家的雙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義和平方案付諸實踐。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在美國國會的演說中首次提出了“十四點”計劃作為構建戰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綱領。針對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些國際政治弊端,“十四點”計劃主張,各國應當放棄秘密外交、取消貿易壁壘、公海自由航行、鼓勵民族自治、裁減軍備等;作為“十四點”計劃的核心,威爾遜強調戰后應當建立一個以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為目的的國際組織。威爾遜的這一國際組織方案以集體安全原則取代了均勢原則,是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義的國際秩序理念。理想主義認為一戰前的均勢體系的瓦解及一戰的爆發,是各國漠視國際法和國際道德正義原則的惡果,而建立一個普遍性國際組織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良好途徑。⑧一戰后建立的國際聯盟是這一理想主義理念的偉大試驗⑨。它所體現的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具有非凡的意義,對于后來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但國際聯盟在20世紀30年代的國際政治進程中并沒有能實現自己的目標。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等事件中表現得軟弱無力,特別是,它沒能阻止法西斯勢力的發展并最終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些事態促使愛德華·H·卡爾、漢斯·摩根索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國際關系理論家開始反思理想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有效性問題,對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設和內在邏輯進行大膽的質疑,認為理想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用“應該如何”(shouldbe)的烏托邦式假設代替了“現實如何”(tobe)的理性主義思考,從而必定在現實國際政治中遭到挫敗。⑩他們進一步提出了以強權和利益為核心的國際政治范式,從而創立了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主義學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現實主義在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研究中占據了統治地位。盡管如此,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具有非凡的意義,對于后來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是一筆不可多得的思想財富。

二、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諸流派

20世紀50、60年代的國際關系理論是在傳統主義和科學行為主義辯論中發展的。這場爭論盡管十分激烈,但從根本上來說卻是“一場虛假的戰爭” ,雙方的爭論僅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盡管這對于推動學科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但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觀念和思想層面卻鮮有深入的探討。從這個意義上說,戰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真正巨大進步是20世紀60、70年代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出現,以及它們在理論上的交鋒,這些構成了延續至今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主導潮流。所謂“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標簽,是為了區別于傳統的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和經典現實主義。

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世界政治的發展呈現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如核戰爭的恐怖陰云、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石油危機、全球環境問題等,這些問題大大增強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從而引發了國際政治理論家們對世界政治本質的重新思考,他們開始反思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進一步從早期理想主義的遺產中發掘出了有價值的思想,與世界政治發展的實際相結合,發展出新的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國際關系理論,并逐漸成為當代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義”的標簽只是一種泛指,因其研究重點和具體觀念的差異,其中還存在著不同的流派。在這里,我們把它簡單歸納為三個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論

核武器的巨大殺傷力使處于冷戰中的人們認識到,核戰爭的結果無異于人類的集體毀滅;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發展使得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環境生態等全球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日益加劇。這些深化了國際政治研究者們對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認識,也最終促進了相互依存理論的誕生。

相互依存理論的代表人物有羅伯特·基歐漢(RobertKeohane)、約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羅斯克蘭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歐漢現為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奈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兩人長期合作研究,成果豐碩,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國際關系理論學界被傳為佳話。相互依存理論就是兩人共同創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國關系和世界政治》、《權力與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論的巔峰之作。羅斯克蘭斯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貿易國家的興起》。

相互依存理論全方位挑戰了現實主義的一些基本設定。現實主義認為,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為體,國家之間的關系構成了國際政治的基本內容,非國家行為體盡管存在,卻不能發揮什么實質性作用,只是主權國家權力政治的從屬物。 相互依存理論反對國家中心主義,認為主權國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為體,越來越多的超國家和跨國家組織在國際層次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論重視對跨國關系的研究,注重對一體化后果及影響的分析。現實主義認為,主權國家的首要目標是追求軍事上的安全,其次才會考慮經濟、環境等事務。相互依存理論認為,一體化的發展不僅使得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加深了,而且加強了軍事、政治、經濟、環境和生態等領域全方位的“復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現實主義從軍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經濟、環境等“低政治”過渡的優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務越來越成為一個整體。以主權國家強權和利益為核心的國際間政治模式應該逐步讓位于超越主權國家范圍的眾多跨國問題研究議程。

相互依存理論的出現打破了現實主義理論獨霸國際關系理論領域的狀態,大大拓寬了理論研究的視野,帶來了一種全新的世界政治變革分析的思路和議程,為現代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迅速發展和崛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論或復合相互依存理論的基礎上,新自由制度主義才得以誕生,并對于冷戰后出現的全球治理論等最新自由主義世界政治理論產生了直接影響。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論的代表作《權力和相互依存》被譽為“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義

在復合相互依存理論的基礎上,以基歐漢為中心的一批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者進一步深化和豐富了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提出了被稱為“制度理論(institutiontheory)”或“規制理論(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除基歐漢以外,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還有奧蘭·揚(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與相互依存理論不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接納了新現實主義理論的若干基本假設,如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為體、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等,盡管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釋。 與此同時,它還吸收了博弈論、理性選擇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論分析更加嚴謹而實用。

根據斯蒂芬·克萊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義,所謂“規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行為體對特定國際關系問題領域的預期圍繞它匯聚起來” 。盡管不同的學者對于“制度”或“規制”有不同的定義,但其基本含義大多包含在這個定義中,強調了制度在規范行為體的行動,匯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

建立在博弈論基礎上的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義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論工具。理性選擇理論又稱公共選擇理論,它最早來自經濟學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觀點包括,把集體行動的個體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為者,這些個體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動中他們可以在權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從而構成集體行動的一般邏輯。理性行為體通過功能、博弈和學習三種途徑建立合作。

相應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分析起點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國家。自由制度主義同樣承認國家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但它認為,即使是在無政府狀態的自助的國際體系里,國家之間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實現的。基歐漢認為,主權國家之間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賴利他主義、理想主義、個人榮譽、共同目的、規范的內化或對某種文化價值觀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計的理性的國家之間關系并不必然是沖突,國家的優先目標也并非僅僅是軍事安全。在國際制度和規制的規范和強化作用下,國家之間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開始時創建制度主導合作的霸權國家消失后,霸權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這里,制度的力量逐漸發揮了獨立而持久的作用,國家關注的不再是相對收益,而更多的是絕對收益。為此,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目標應當轉移到探討合作在何種條件下得以出現并維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變上來。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并得以維持,行為體的預期就會受其規范,增加彼此獲取的信息,建立信用體系,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終推動該制度下所有行為體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借鑒了現實主義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認為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從而在世界觀上持有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它緊緊把握住了世界政治發展的新趨勢和新問題,給出了全新的解釋。新自由制度主義在20世紀70、80年代的崛起在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尤其是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義。盡管基歐漢自己也承認它存在不少缺點 ,但它對當代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意義卻是顯而易見的。作為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它和新現實主義之間的爭論構成了冷戰結束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的主要內容。當然,制度主義并非這一時期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論(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紀70年代的出現及其在冷戰結束前的“再發現”就是明證。

(三)共和自由主義:民主和平論

雖然“民主和平論”被認為是冷戰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義的成果 。但作為一種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稱作“重新發現的”(rediscov ered)理論 。最早提出類似理論的是康德,他論述了被稱之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國組成的不斷擴大的共同體可以在國際法的原則下最終達到“永久和平”。因為共和政體的制約機制能阻止共和國家冒險進行戰爭;而非民主國家是否進行戰爭則全憑獨裁者不受制約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稱作“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 ,它在一戰前后得到進一步發展,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十四點”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決定自己制度的國家”“愛好和平”,“能夠獲得正義的保證,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損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進一步提出“民主的資本主義能導致和平”的命題 。當代學者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重新認識民主和平的問題,并逐步理論化系統化。斯莫爾(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為一種基于經驗事實的現象進行描述 ;1983年多伊爾(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義遺產與外交》一文中正式將“民主和平”作為一種理論提出來 ;冷戰結束后,“民主和平論”成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的研究熱點之一,有關著作層出不窮,其中,布魯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戰后世界的原則》中對它作了系統論述 。

作為一種關于國際安全模式的假說,現代“民主和平論”的主要觀點有 :(1)國際關系中的一條經驗法則是,民主國家之間從不(或很少)發生沖突;(2)即使它們之間發生沖突,彼此也不大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因為這有悖于民主的原則和理性;(3)專制國家之間或者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更容易發生沖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決爭端。更有甚者認為,與民主國家相比非民主國家更加好戰(War prone) 。

作為一種經驗法制,“民主和平論”者的重要依據之一便是“民主國家少戰爭”的“經驗事實”(em piricalfacts)。如果說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種理想的話,那么當代“民主和平論”者則試圖通過各種統計與分析,證明這一現象在不同的時間段內普遍存在。斯莫爾和辛格及多伊爾認為,自1816年以來民主國家之間幾乎就沒有真正發生過戰爭 。

對此,“民主和平論”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國家內部的制度約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國家之間共同的民主規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論”者認為,國內政治中發展起來的一些制度和規范影響一國對外行為模式,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在國內政治上的差異導致了雙方在對外政策決策上的不同。民主政體強調通過和平方式進行有規則的政治競爭,因而民主國家國內政治矛盾的解決不是通過消滅對手而實現的,這使得民主社會無論從國家、地區還是個人層面上來說,都是穩定的。而在非民主國家的政治競爭中勝者得到全部,敗者沒有機會重新崛起;非民主國家的穩定必須建立在沒有有效的的基礎之上 。具體來說,制度約束體現為:首先,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決定政府要對選舉實體(electionbody)負責。其次,民主國家政體中的分權(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則使得外交決策責任多元化,從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極端的決定。另外,由于民主國家進行戰爭要經過公開辯論和民主政治諸環節的認可,故備戰的時間更長,也為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在時間上提供了緩沖機會。

對于民主的規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論”者認為,民主國家所共同擁有的精神氣質(ethos)也使得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發生戰爭,這些精神氣質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競爭和政治妥協。一個民主國家會設想其它民主國家也會以有規則和平競爭的辦法解決爭端,并且將其運用到對外關系中,因此,民主國家對其他民主國家的印象是積極的,從而民主國家彼此認為是和平的,并會形成相互尊重的關系。相反,民主國家同非民主國家之間缺乏這種抑制紛爭的精神氣質 。

盡管“民主和平論”從概念、事實到邏輯均存在著諸多缺陷,被為數不少的學者所批評 ,但因其一個暗含的邏輯便是世界和平的穩固基礎在于擴展西方所認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和政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開辟了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思考的一條引人注目的蹊徑。

三、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新發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從20世紀新自由主義異軍突起開始,它和同時誕生的新現實主義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但是和前兩次大論戰不同,雙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現了明顯的所謂新(現實主義) 新(自由主義)合流的趨勢。即論戰的雙方都從自己最初的立場退卻,互相吸收對手的一些基本理論要素,使得它們在一些基本理論要素方面趨同,甚至基歐漢自己都承認制度理論被貼上自由主義的標簽幾乎是一種“誤導” 。從而,爭論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價值和意義都大受影響。自由主義甚至整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轉向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特別是,1991年冷戰以一種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解釋力不足的窘境令諸多國際關系理論家措手不及。這使得一些學者開始另辟蹊徑,致力于發展一些解釋力和預測性更為強大的理論。其中,從本質上屬于自由主義傳統的全球治理理論以其新穎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引人注目。當代全球治理理論的最著名的國際關系理論家是現任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的詹姆斯·N·羅斯諾(JamesN Rosenau),此外還有大衛·赫爾德(DavidHeld)、奧蘭·揚、恩斯特 奧托 澤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馬丁·休遜(MartinHewson)、馬克·贊齊(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鮑威爾(DominicPowell)等人。

羅斯諾對當代學理意義上的全球治理觀念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索,特別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論”的世界觀成為全球治理理論的哲學基礎,為該理論在當代的發展建立了一個共同的知識平臺。“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語單詞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詞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詞的后半部分( gration)結合而成。該詞的構成形象地表達了“分合論”世界觀的思想內核:當代世界政治變遷的動因包含著分散化和一體化兩個同時起作用的趨勢,這兩個因素在當代全球政治的進程中又分別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區域化(localizing)的現象。當代全球政治的圖景正是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

當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區域化在時間是共時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間上是相互交疊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隨著跨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信息和通信技術的進步、全球公共問題領域的涌現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進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眾多的少數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團體的增生、形形色色認知共同體(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現為標志,區域化的趨勢也日益突出。當代世界“分合”的進程正在三大領域展開。在經濟領域,經濟全球化和新的“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疊。在社會領域,“分合”的趨勢也十分明顯,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會”(globalcivilsoci ety)意識就逐漸形成,另一方面,國家自主權和權威的散失使得人們覺得必須依靠歸屬于適當的集體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并獲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組織和民族宗教分離主義勢力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領域,全球化的動因使得傳統的民族國家治理面臨著巨大的危機。當代世界政治中越來越多的議題超越了民族國家主權的界限。在跨國和超國家層面上,主權國家處理政治事務時深受諸多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的制約。幾乎與國際組織作用不斷加強同步,一般民眾的政治視野更加開闊,主權國家的政治決策也越來越難以博得大多數國民的支持。在“分合”進程的影響下,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權威結構大受侵蝕,當代世界政治體系正在經歷意義深遠的變革,這一變革集中體現在全球事務中的權威遷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論者認為,推動權威遷移的因素來自六個方面 。首先是冷戰的結束和美蘇兩大超級大國競爭的終結去除了兩極結構的束縛,使權威遷移的進程在體系層面上成為可能。其次,兩極結構的崩解造成了冷戰后世界局勢的動蕩狀態(turbulence) ,與此同時,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這個世界日益縮小,這些前所未有的態勢促使人們去尋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組織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們能夠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時更加容易地參與集體行動來表達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來自次團體主義(subgroupism)的發展。社會越來越分化出大量有組織的實體,它們成為新的權威中心和忠誠目標。第五個因素是國家和地方經濟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維系商業和金融關系的傳統方式。最后,權威遷移的進程被不斷出現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態所加速,這些事態強化了跨國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斷高漲的社會運動 。總之,權威遷移的動因來自“分合”世界觀下同時展開的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間的互動。有些情況下,超越國家邊界的控制機制得到加強,而在另外的情況下,鄰里間心理安慰和種族歸屬等需要則催生和強化了區域化的控制機制。

盡管當代世界事務大多數仍然是在主權國家管轄的框架內展開的,但是隨著國家內部和外部各種新的控制機制的出現,越來越“呼喚全球政治權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羅斯諾把這種“新形式”稱作“權威領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謂權威領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權力的行為體,在各自相應領域里可以得到民眾的支持和服從。與國家主權權威不同的是,這種服從主要不是依靠國家機器的強制力獲得的,其服從主要來自民眾對于它的信任和認可。權威領域往往沒有正式的組織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領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區域性的,同時其影響范圍在不斷地發生擴大或縮小的變化。

國家主權權威向形形色色的權威領域的遷移是當代世界政治變革中的一個突出現象,在許多問題上國家也要和其他權威領域一樣去爭取自己的權力以獲得人們的認同。當代世界政治的主軸開始從主權國家為中心的統治(governent)向以權威領域為中心的“治理”變革 隨著世界政治分合趨勢的不斷發展和權威遷移的不斷加速,國內(domestic)和國外(foreign)之間的分野不斷淡化,以前清晰堅固的劃分國內和國外的邊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滲(porous),以權威領域為基礎的治理(governance)則大行其道。特別是,眾多全球公共問題的出現使得全球規模的治理成為世界政治美好未來的必由之路。

總之,“治理從頭起便須區別于傳統的政府統治概念”。 全球治理論對自由主義理論的回歸深刻地體現了這一點。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不同,全球治理論大膽地放棄了國家中心論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理論緯度,敏銳地發現了其中最新的發展趨勢。在本體論和世界觀上,全球治理無疑是自由主義傳統和全球主義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論上,它一方面沒有徹底放棄實證主義的實在論和個體主義,同時也能夠吸收諸如建構主義和英國學派國際社會理論的社會建構方法和整體主義,這無疑折射出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精神,為走進新千年的五彩繽紛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增加了一個新的方法和門徑,不僅對于我們的理論研究和創建富有啟迪意義,還為解決當今世界政治面臨的困境指明了一條有益的道路。

國際關系論文:淺論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構建中國國際關系學體系

論文關鍵詞：和平與發展；國際關系學；學科體系

論文摘要：構建中國國際關系學體系應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和平與發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的主題，能夠體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目的要求，能夠反映國際關系演化發展的歷史規律，能夠明確評析各種國際關系現象的價值標準，能夠形成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門學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題。這一主題反映該學科的宗旨，體現該學科的存在價值。它在一門學科中是貫穿始終的一條紅線，該學科的全部內容都應以其為核心和中軸而展開，從而構建成一個科學、嚴禁的體系。

中國對國際關系學的研究，雖起步較晚，但發展很快，已經由原來主要是介紹、研究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到有條件構建中國國際關系學體系的新階段。要構建中國國際關系學體系，就要為其確立一個合理的主題。

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確立一個主題，必須考慮到它既應符合歷史規律又能表明現實狀況，既具有理論價值又具有實踐意義，既反映國際關系的共性又體現中國參與國際關系活動的特色。筆者拙見為，這個主題應是“和平與發展”。

和平與發展之所以應當成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的主題，是因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與發展不僅僅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它也是全人類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態，是整個人類社會演化、進步的基本趨向。盡管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時常出現爭斗、戰亂和危難、困苦的景況，但致力于消除這些有害于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不良現象，爭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國富民強則是歷世歷代的人們所竭力而為之的。即使到將來，人類社會沒有了階級統治和剝削，沒有了民族壓迫和奴役，消除了戰爭，擺脫了貧困，人類仍然有繼續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任務。或許那時的和平與發展在內涵上會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與發展的必然延續和更新，是一脈相承的社會進步現象。

(二)普利性。和平與發展不僅僅是哪一個國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的目標要求。和平與發展也不只是對哪一個國家有好處，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國家。雖然有的國家對外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造成了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威脅，但是它們也不可能完全反對和否定和平與發展，因為反對和否定和平與發展對這些國家也是沒有好處的。只不過，它們對和平與發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慮自己的和平與發展，而不顧及甚至損害他國的和平與發展。所以，必須反對這種霸權主義的和平與發展觀，樹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與發展觀，真正體現和平與發展的普利性本質。

(三)人本性。和平與發展不僅僅是著眼于國際社會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為了人自身的生存、發展與完善。任何社會活動歸根結底都是以人為本的，國際政治活動也不例外。馬克思主義就是把實現全人類的徹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奮斗目標的。中共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事關各國人民的福祉，是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這是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發展與完善任何時候也離不開政治和平、經濟發展這兩個基本條件。以和平與發展作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的主題，就給這門學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論品質，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為本的精神基礎上。

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構建中國國際關系學體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能夠體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目的要求。構建中國國際關系學體系，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這是無須論證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就應當揭示和把握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目的要求。

馬克思主義理論，從現實目的上來說，它為各國無產階級和所有勞動群眾開展革命斗爭、爭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對外來侵略和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統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從未來日的上來說，它為全人類徹底擺脫在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精神控制等各種束縛素，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奠定了理論基礎。現實目的和未來目的是統一的，現實日的服務于未來目的，來目的引導現實目的。無論從哪一層目的上來說，都體現了和平與發展的要求。

無產階級革命雖然可能離開暴力，但這種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對和平與發展的破壞；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來摧毀反動暴力，是爭取真正和平與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剝削階級統治下，不會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擴張和強權掠奪，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引發這樣那樣的戰爭。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消滅剝削階級的統治，使廣大人民群眾獲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權利，才能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會基礎；只有恢復每個民族的獨立和統一，才能有“各民族為達到共同目的而必須實行的和睦的與自覺的合作”。無產階級革命也為經濟發展開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生產關系桎梏，從而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最終實現全世界各國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和平與發展。

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人們將真正成為自然界和社會的主人，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起來，人們就能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從而實現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這也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樣一種新的聯合體。到那時，同“經濟貧困和政治昏聵的舊社會”相對立，“這個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將是和平”；到那時，“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來的自由王國即共產主義社會里，和平與發展將會得到充分展現。可見，和平與發展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出發點，也是其落腳點。

第二，能夠反映國際關系演化發展的歷史規律。

構建中國國際關系學體系，必須反映國際關系演化發展的規律，否則，這種研究就是支離破碎的，甚至是脫離實際的。

筆者認為，自古至今，國際關系演化的歷史就是人類不斷爭取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我國學者叢鳳輝女士曾作過《和平頌歌》，其中前兩句為：“翻開人類史冊，和平與發展是歷史長歌的主旋律。”我對這一說法非常贊賞。影響中國社會兩千多年發展歷史的儒學，就是以“仁”、“和”思想為核心的。《論語》日：“禮之用，和為貴。”《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因此，在對外關系上，就應“協和萬邦”，“修文德以來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贊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圖認為，人類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設想的“理想國”就是不同等級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諧一致”。亞里士多德主張，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長治久安的國家形式是共和政體。至近代，隨著國家對外交往的擴大，相互聯系的加強，規范國家行為以求“和平”促“發展”的國際法應運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戰爭與和平法》，為近代國際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他指出：人們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戰爭，即便是各國為了自衛自救在必要時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須遵守共同的權利和人道主義原則。戰爭的目標是締結和約，造成并維持國際和平。1648年締結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了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并開創了以國際會議的形式通過和談來解決國際爭端的先例。特別是1945年聯合國建立并制定了《聯合國憲章》，標志著國際法趨于成熟。《聯合國憲章》確立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各國之間的友好關系；進行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經濟、社會、文化和人道主義性質的問題，并促進對于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項宗旨，還規定了各國參與國際關系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從而把人類社會推進到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新階段。盡管近代以來國際法中的許多規則主要是大國紛爭的產物，在實踐中也常常受到強權國家的破壞，但世界各國所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在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方面仍然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當然，不可否認，在人類歷史上也充斥著戰爭和暴亂，使人類陷入互相殘殺、極端困苦的境地，但這不是人類所希求的現象，而恰恰是人類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東西。恩格斯說過：“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痛定思痛，人類每經歷一次戰爭蹂躪和災荒折磨，就使自己變得更聰明一些。他們從中總結經驗教訓，探尋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動了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的歷史進程。因此說，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以人類不斷爭取和平與發展的業績而譜就的，而國際關系的演化史無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夠明確評析各種國際關系現象的價值標準。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各種國際關系現象層出不窮，而且紛繁復雜。尤其是近代以來，隨著國際社會的正式形成，國與國之間的聯系愈益加強，需要各國共同參與解決的國際事務愈益增多，上述狀況就更加突出。對諸多的國際關系現象如何去認識，采取怎樣的態度來對待，需要確立一個統一的合理的價值標準。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標準，就會是非難辨，無所適從。筆者認為，國際關系學的研究任務，就是要為評析各種國際關系現象確立這樣一個標準，以抑惡揚善，促進人類社會朝著進步的方面發展。

在國際關系的演化發展中，戰爭、媾和、談判、斡旋、聯盟、分裂、合作、冷戰、建交、絕交等等這些現象，往往都表現出多種目的和多重意義，因而不能僅僅從一時的成敗來評判這些問題，也不能僅僅從階級的眼光來分析這些問題，更不能任由各個國家從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發而隨意解釋并為所欲為，超越時空狹隘限界的認識標準就應當是和平與發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現象，就應當給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堅決反對。在當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種傳統的國際關系現象之外，還出現了一些新的國際關系現象，諸如人權外交、人道主義干涉、國際恐怖主義、維和行動等等，對此，也應納入和平與發展的軌道上來加以評判。此外，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強，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領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強，使許多國際關系爭端帶有了經濟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許多國際關系爭端的解決也有賴于經濟手段，如因政見不同而引發經濟制裁或經濟報復，利用經濟援助或經濟合作迫使他國進行政治變革等等。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價值標準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論，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決。

發展離不開和平，和平有賴于發展。以和平與發展為價值標準來透析國際關系演化發展的歷史，就可以使各種國際關系現象得到正確的解讀。

第四，能夠形成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研究特色。

國際關系學作為-'u-J獨立學科而產生，公認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英兩國各自開始設立專門的國際關系學術研究機構，并提出了頗具影響力的理論觀點，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思想體系。此后，國際關系學一直是以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學說為主導的。

西方國際關系學雖然也學派林立，各學派之間也有著這樣那樣的分歧并進行激烈的論戰，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務于西方國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帶有大國強權霸權的色彩。盡管有的學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現，如理想主義，但它的大國強權的氣息仍然是很濃重的。威爾遜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秩序而提出的“十四點計劃”，就是理想主義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闡述，“就是在這個最顯得正義的理論后面，反映出它是為一定的國家利益服務的虛偽性。……威爾遜認為，在戰爭中，美國支持了世界，在戰后，世界就應當聽美國指揮。”也有的學派以強調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而見長，如科學行為主義，但其為西方大國利益服務的理論實質與其它學派并無二致。還有的學派以討論世界文明的進步為標榜，如文明沖突論，但其為美國的霸權主義作辯解并尋找新的理論支撐點的目的昭然若揭。

這樣說，決不是想全盤否定西方國際關系學，也無意抹殺西方國際關系學在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而只是想說，我們不能簡單地搬用西方國際關系學，簡單地搬用，不符合我國社會制度和對外戰略目標的要求。我們可以借鑒、吸收西方國際關系學中的好的東西，但必須形成我們自己的研究格調，構建富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學體系。

筆者認為，中國國際關系學與西方國際關系學之根本區別，就在于是否以和平與發展為宗旨。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我們愿同各國人民一道，共同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這里所說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兩個國家的絕對安全；是指世界各國平等的和平共處、友好往來，而不是指在一兩個霸權主義國家控制下的非戰狀態。這里所說的發展，是指世界各國在互利基礎上的共同發展和繁榮，從現實意義上來說，首先是指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問題，而不是指少數國家如何處心積慮地維持自己的發達地位、使富者愈富的問題。以這樣的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為宗旨來構建中國的國際關系學，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一致性，這樣才能適應國際關系進步、發展的規律和趨勢，真正發揮其積極的有益的指導作用。

國際關系論文:試論全球化視野下國際關系學研究

【論文關鍵詞】 全球化　國際關系學　研究對象　基本問題　主要方法

【論文摘 要】 在全球化視野下，國際關系學研究的對象范圍廣闊、內容復雜，但其基本問題是國家和國家及非國家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原則，具體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階級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法、經濟分析法等。

國際關系學是一門研究國際關系發展、演變規律的學科，主要是指研究國際關系行為體之間相互作用，各種國際體系運行和演變規律,特別是研究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行為體的跨國互動關系，并進而主要從政治的視角研究影響這種互動關系的一切因素的學科。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關系的政治活動與國際關系、國家間的互利與合作、各個國家的政治動態有很大的關系。

一、全球化視野下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

國際關系學，顧名思義，是研究國家間關系的學問。然而，“國際關系”在其歷史進程中，已經極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義，開拓全球空間，包容整個世界。但直至今天，國際關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門比較成熟的社會科學，但是從現實中已經涌現的大量國際關系研究的專業機構，學術刊物乃至時事報刊看，國際關系已經成為了一門獨立性較強的學科。

從某種意義上說，有國家出現就有了國際關系。但是古代對國際關系的研究沒有形成一個學科，而是主要散見于古典政治學、歷史學、哲學的某些部分。國際關系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是20世紀的事情。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設立第一個國際關系教席，一般被認為是國際關系學科建立的標志。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它才有了比較象樣的可稱為一門學科的輪廓，國際關系學者們在理論體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對象等方面開始逐漸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變著人類歷史的進程，也改變著國際關系，將其置于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加以重新審視，重新鑄造。迅速變動中的國際關系以全球化作為新的邏輯起點，獲得了意料不到的擴展空間，以至于我們再也不能把國際關系僅僅看做國家間關系，我們更應該把國際關系視為“全球關系”，這種新形態的國際關系注重所論關系的全球規模，更注重所論關系的本質意義的變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學含義又有全球社會學寓意，既包括國家間關系又包括跨國關系。國際關系日益與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水乳交融，合為一體，明顯地表現出“全球關系”的整體性和趨勢性。

國際關系在全球化趨勢下迅速拓展，使得對國際關系學的界定從傳統走向未來。于是關于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也成了一門范圍廣闊、問題復雜的科學。從其原初意義上來說，人們通常把它視為“關注國家間的聯系并且主要關注對外政策”的科學，或“關于國際關系體系運行和演變規律的科學”［1］。西方學者通常把國際關系學定義為研究關于國家權力關系的學科。由于當今國際關系現實與走勢所決定，必須要擴展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和視角，使它成為一門把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并適當包括自然、物理科學在內的理論觀點，兼收并蓄的獨立科學或邊緣學科。這一界定使研究范圍拓展到全球空間，強調的重點從國家中心主義的國際關系轉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關系。這種新的視角與觀念重視國家合作共治，關注非國家行為者參與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為者之間的關系，是為了有助于我們理解國際關系的全球化的現象，理解全球政治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國際關系內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對象也在深化。非國家行為者的出現，為國際關系注入了新鮮血液，它們與國家不同，其觀念、視野、關注與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強調中央權威和權力，而是努力通過全球共治來管理全球事物。非國家行為者作為一種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導致國際關系行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為者之間的互動，打破了行為者一元說及其國家中心主義。原先只有國家間的關系一種，現在演化出三種互動關系，共同構成國際關系學研究的基本內容，這種復雜多樣、新舊交替的互動，充分反映了當今國際關系從傳統走向未來的豐富內涵、鮮明特點和發展趨勢。

二、全球化視野下國際關系學的基本問題

我們學習和研究一門學科，抓住這個學科的基本問題是最重要的。所謂“基本問題”，就是說它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貫穿于一切的、內在的能賦予學科生命力的東西，是該理論體系的靈魂和核心［2］。全球化視野下國際關系學的基本問題作為原社會學層次意義上的問題，它必須揭示學科全部研究內容的本質聯系，由它可以推導出學科的范疇體系和概念體系，同時具備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問題必須是從研究對象高度抽象出來的一對客觀辯證的范疇；第二，基本問題必須是貫穿整個當代國際關系始終的一個較為穩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疇；第三，基本問題必須能夠有效說明與解釋當代國際關系中的其它理論問題，或者說基本問題可以派生出當代國際關系的其它范疇與概念。

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與綜合國力的競賽在今后國際力量的角逐和國際局勢的發展演變中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隨著世界經濟的國際分工與合作的不斷加強，經濟的作用已不僅僅在于增加國民財富，促進社會繁榮，還日益成為一國保障國家安全，提高國際地位，推行政治、軍事和外交戰略的重要手段。國際關系的實質是各種行為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核心是國家間的利益關系。這構成了國際關系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主權國家和其他行為體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們為實現自己的利益，在國際舞臺上積極活動，力圖引導或影響國際形勢的發展，創造對自己有利的國際環境。各種行為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錯綜復雜，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暫時的共同利益，可以構成國際協調與合作的基礎；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則是引起摩擦和沖突的根源。

國家利益是影響、推動或制止國家在國際關系中行為的基本動因，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其內容主要包括：安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以及國際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類型的或相同類型的國家之間，彼此的國家利益經常存在著差別和對立。國家間利益的不協調是絕對的，協調一致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就要求一國的外交政策在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還要協調同他國、本地區乃至世界各國的利益關系。當代科技的進步，國際政治和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各國和國家集團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日益加深，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變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但當今國際社會，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依然存在；國際形勢劇烈變化，動蕩不安；廣大發展中國家仍要為維護和捍衛本國利益進行長期艱苦的斗爭。國家利益依然是國際關系的核心。

雖然各國間還存在著利益的分歧、對立和斗爭，但在經濟發展、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人類環境的改善等方面有著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這將推動國際機制朝著協調與合作的方向發展。大致表現為三種基本狀態：一是競爭。一國為了實現其國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內同他國相互競爭、追趕、超越，從而使本國不斷發展。二是合作。國際合作是指各種行為體之間在一定領域和范圍內，在利益和目標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礎上所進行的一定程度的協調和聯合。三是沖突。國際沖突是各種國際行為體之間因彼此利益和目標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對立。另外在新技術革命浪潮的不斷推動下，交通、通訊手段日新月異，世界經濟迅速走向國際化。各國經濟利益相互滲透，緊密聯系；同時，各國還面臨著環境污染、生態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資源匱乏、核戰爭威脅等一系列全球性問題，需要國家間通力合作，共同解決。

三、全球化視野下國際關系學的分析方法

現在，全球化視野下的國際關系學學科研究出現了新現實主義、新制度主義、建構主義等理論范式，我們必須要進行辯證的分析。該學科就方法論原則來講，仍然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原則，堅持現實和歷史相統一的原則，堅持學理的分析和實事求是的原則。就具體的方法論運用來講主要是：階級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法、經濟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觀為指導

馬克思從現實的個人存在這一基礎與根據出發，建立起科學的唯物史觀及其理論原則，并將社會歷史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具體來說就是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經濟和政治相互關系的原理,世界發展“合力論”的思想，世界各國相互依存的思想，國家理論，帝國主義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理論、民族解放運動理論、戰爭與和平理論，始終從唯物史觀出發，從歷史觀發展的角度去進行研究，通過這種戰略性研究，揭示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所具有的復雜、多元意蘊，揭示出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的具體形式等等。這樣就能夠自覺消除唯心史觀，看清國際關系的本質，看清國際關系演變和發展的歷史線索。

2、歷史分析法

研究國際關系或任何國際問題，都要把它們放在一定的歷史范圍內予以考察，根據它們產生和發展所處的特定歷史條件進行分析，尋求其發展、變遷的原因，既要考察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以及生產力發展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類歷史活動的動機，正確對待領袖人物和人民群眾在國際關系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這是一個事實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點是，歷史經驗不一定適合于解釋當今國際關系的新變化。所以國際關系學要把傳統的規范研究和經驗研究二者結合起來。既要總攬全局，又要把握歷史、時展的主要線索。

3、經濟分析法

它強調世界生產力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力量，國際關系是世界生產力的表現，它必須與世界生產力相適應，并隨世界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即從國際關系是世界生產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約的觀點出發，分析國際關系的現象與趨勢。同時，我們要重視國際關系的反作用，強調兩者是辯證的、互動的關系。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各國各地區經濟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關系的加強，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都離不開其它國家和地區，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關系。在使用這一方法時，我們要特別注意，利益關系的核心決定性問題和線索，同時，它從其他科學中脫胎而來，從眾多學科中得到借鑒，形成綜合性、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研究方法。

4、階級分析法

階級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動態地分析階級狀況，分析各階級的經濟地位、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準確把握各階級之間的關系和階級力量的對比，把握社會運動和社會生活的脈搏。由于國際政治經濟化與國際經濟政治化的趨勢日漸加強，我們考察國際關系時，要注意它是否體現階級關系，以及體現何種階級關系，要研究國際關系行為主體及其互相關系的階級屬性，分析國際關系的社會政治和階級內容，從本質上揭示國際現象。但是，國際關系不等于階級關系，切忌簡單化、擴大化。階級分析方法為我們透過紛繁復雜的階級社會現象，認識階級社會的本質和規律，提供了科學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