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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論文:從國家安全及戰略高度出發大力發展我國的燃料電池發電技術

【摘要】 本文根據科索沃戰爭及近年來世界上發生的幾次大停電事故給我們的啟示，指出以"大機組、大電網、高電壓"為模式的現代電力系統是非常脆弱的，在戰爭狀態下更是不堪一擊。并認為燃料電池將是21世紀電力行業的主力軍，從現在開始，"大機組、大電網、高電壓"的模式再也不能繼續發展下去了。本文還認為臺灣局勢對大陸電力系統安全運行提出了新的挑戰，掌握和發展燃料電池發電技術是事關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建議由國家科技部、國家發展委、國家經貿委牽頭，根據國家長遠發展需要出發，制訂規劃，組織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國家電力公司、石油集團、石化集團及機械制造等工業部門參與研究開發，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經費投入，促進燃料電池發電技術的實用化、產業化。

1、科索沃戰爭及近年來美國西部大停電、馬來西亞全國性大停電、臺灣發生的三次大停電事故給我們的啟示

科索沃戰爭實際上以南聯盟的失敗而結束了，戰前人們預料的北約必須出動地面部隊才能結束戰斗、有可能又是一場越南戰爭的情況沒有出現，北約僅靠78天的空襲就迫使南聯盟屈服了。在這里我們必須充分注意到美國用石墨炸彈破壞南聯盟電力系統，從而破壞南聯盟國民經濟，造成南聯盟人民生活陷入極大困境在結束戰爭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電力工業屬技術資金密集型行業，電能生產、輸送、使用是在同一時間內完成的。現代電力系統的主要特征是"大機組、大電網、高電壓"，運行技術復雜、管理水平要求高。電網上任何一點的故障所產生的擾動都會以光的速度波及開來，嚴重的故障可能會引起大面積停電甚至全網崩潰，造成災難性的后果。今年7月29日23時30分，由于臺南縣關廟鄉附近山崩，壓倒臺電第326號高壓輸電線鐵塔，使得嘉義及臺南的兩條輸電線路跳閘所引發的臺灣全島大停電，至少造成上百億元新臺幣的損失，并導致島內民眾一片驚慌。1996年7月2日、8月10日在美國西部連續發生的大停電事故和1996年8月3日馬來西亞發生的全國性大停電事故，以及臺灣1995年5月24日、8月5日、1999年7月29日發生的三次大停電事故，損失慘重，教訓沉痛，給以大電網集中供電的現代社會敲響了警鐘。科索沃戰爭和上述大停電事故告訴我們：以"大機組、大電網、高電壓"為模式的現代電力系統是非常脆弱的，在戰爭狀態下更是不堪一擊！大電網大面積停電所造成的后果是災難性的！從現在開始，"大機組、大電網、高電壓"的模式再也不能繼續發展下去了！

如何保證大電網的安全穩定運行，如何保證電力的連續生產、穩定供應成為下世紀電力工業面臨的重大課題。在這里我們要指出：分散電源供電系統-燃料電池發電廠由于其巨大的優越性將成為21世紀電力行業的主力軍，掌握和發展燃料電池發電技術是事關國家安全和中華民族振興的重大問題；是事關我國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占領21世紀電力工業技術制高點的重大戰略課題。

2、燃料電池發電技術發展簡況

2.1 燃料電池的工作原理及特點

燃料電池（Fuel cell）是一種不經過燃燒直接以電化學反應方式將富氫燃料的化學能轉化為電能的發電裝置。其工作原理與一般的電池相似，基本上由電子導電的陰極和陽極及離子導電的電解質構成。在電極與電解質的界面上電荷載體由電子變為離子，在陽極（燃料電池的負極又稱燃料極）進行氧化反應，在陰極（燃料電池的正極又稱空氣極）進行還原反應，燃料擴散通過陽極時失去電子而產生電流。當外部不斷地輸送燃料和氧化劑時，燃料氧化所釋放的能量也就源源不斷地轉化為電能和熱能。

燃料電池被稱之為繼水電、火電和核電之后能持續產生電力的第四種連續發電方式，有著傳統的火力發電難以比擬的諸多技術上的優點。

首先，燃料電池屬于能量直接轉換的裝置，效率很高。各種燃料發電的平均理論效率在90%以上，應用中因電解質的電阻以及陰陽極的化學反應阻力，實際效率也均在50%以上。如果進一步將化學反應中產生的熱能加以利用，燃料電池的總效率可達到80%以上。

其次，燃料電池的環境兼容性好。由于整個能量轉換過程中沒有燃燒，CO2的排放量比常規火電減少40-60%，SOX和NOX的排放量更低，比火電減少90%以上。同時，能量轉換的主要裝置無運動部件，因此噪音極小。據測試，在已建燃料電池電廠外9米處的噪音僅為60dB。

第三，設備可靠性高，對負荷的適應能力強，可以無人操作。燃料電池過載運行或欠載運行都能承受而效率基本不變，負荷變化時響應速度很快。可以直接建在終端用戶附近，沒有龐大的輸配電網絡，供電可靠性高。同時節約大量的輸配電設備費用并減少損耗。

第四，燃料來源廣、建設工期短、使用方便。由于是組件化設計，建廠時間很短（平均僅需2個月左右）。電廠不需大量冷水，占地面積極小（幾十平方米即可），加上無污染無噪音，選址幾乎沒有任何限制。可用來發電的燃料種類眾多，甲醇、煤氣、沼氣、天然氣、含氫廢氣、輕油、柴油等均可。

從以上這些突出的特點可以看出，燃料電池是一種高效潔凈方便的發電裝置，非常適合作移動、分散電源和接近終端用戶的電力供給，尤其適宜應用于重要的政府與軍事等部門。隨著燃料電池的商業化推廣，其成本價格會迅速降低，民用市場的前景也將十分廣闊。

2.2 燃料電池的主要類型

燃料電池的種類不少，按使用的電解質不同分類，主要有磷酸燃料電池（PAFC）、熔融碳酸鹽型燃料電池（MCFC）、固體氧氣物燃料電池（SOFC）和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PEMFC）等。

PAFC型燃料電池

磷酸燃料電池（PAFC）電解質采用磷酸H3PO4。磷酸化學穩定性好且容易得到，利用磷酸的燃料電池工作溫度適中（200℃左右），容易實現大型化應用。

磷酸燃料電池（PAFC）是目前技術最成熟、應用最廣泛和商業化程度最高的燃料電池。

MCFC型燃料電池

熔融碳酸鹽型燃料電池（MCFC）的電解質為碳酸鹽Li2CO3-K2CO3，以氫氣為燃料，氧氣為氧化劑，負荷電流密度150mA/cm2，單個電池電壓達到0.75-0.85V。工作溫度高至650℃左右，不需要低溫電池必須的鉑系催化劑，而且對燃料的純度要求相對較低，可以在電池內重整燃料。高工作溫度加速了化學反應速度，減少了極化損失，效率提高到55-58%，高溫度的排放氣體可用來進行熱電聯產或與汽輪機聯合循環，總效率更可達70%及更高。所以設備比PAFC型相對簡單，價格也有優勢。

MCFC型燃料電池的商業化比PAFC型晚近10年，要解決的關鍵是壽命問題，即在高溫下液態電解質的腐蝕與滲漏問題。

SOFC型燃料電池

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SOFC）使用高溫下成為氧離子導體的陶瓷（氧化鋯系等）為電解質，因此不會出現電解質的蒸發和析出，也沒有電解液引起的材料腐蝕和電極析出等問題。工作溫度900-1000℃，具有效率高（50-65%）、出力密度大、結構簡單、壽命長等優點，可用于替代大型火電。缺點是必須有能適應高溫的材料和較高的制造技術。

PEMFC型燃料電池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PEMFC）也稱為固體聚合物（有機膜）電解質燃料電池，相對于其它幾種燃料電池發展較遲。工作溫度50-100℃，啟動快，固體有機膜的電解質不怕震動。實際應用效率可達80%以上，具有高比能量和比功率及低溫快速啟動等特點。

2.3 燃料電池技術的發展概況

1839年英國的W.Grove在實驗室里驗證了燃料電池的工作原理。但直到1939年蘇格蘭的F.T.Bacon才第一次用KOH水溶液制造出了燃料電池，工作溫度100℃，電池電壓0.89V，電流密度13mA/cm2。以后美國聯合技術公司（UTC）購買Bacon的專利，率先開發燃料電池技術，并于1984年成立國際燃料電池公司（IFC）。

燃料電池技術最初的應用開始于本世紀60年代的航天技術上。采用堿性電池AFC，但由于其應用條件較苛刻，必須使用純氫和純氧且微量的CO2即令電解質變質，隨后開發了磷酸型燃料電池PAFC。PAFC是目前技術最成熟商業化應用最廣泛的燃料電池，價格已降低至1500美圓/kW，美日歐等國投入運行的PAFC型電站已超過百座，最大容量者為東京電力公司的五井電廠（11MW）。

PAFC的缺點是它需要貴重金屬鉑做催化劑，還需要外部的燃料處理器來重整燃料以提高含氫量，降低了電池的效率并增加了費用和占地。因此，七十年代末開始開發被稱為第二代燃料電池的熔融碳酸鹽電池（MCFC）。MCFC工作于高溫600-700℃下，燃料的重整在內部進行從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可用于大規模發電。目前有2MW級驗證電站于1996年開始在美國Santa Clara運行，其建設周期僅2月，占地400m2，距廠房9米處噪音低于60分貝，發電效率53.7%，燃料使用天然氣和液化氣，單位造價1700美圓/kW。

固體電解質型燃料電池SOFC被列為第三代燃料電池。具有高效率壽命長的優點，目前正進行kW級的試驗工作。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PEMFC）是近幾年研究最廣泛、技術發展最為迅速的燃料電池。由于電解質采用高分子膜，具有構造簡單、啟動快、常溫工作的優勢，最適宜為汽車等交通工具提供無污染的動力。加拿大Ballard公司在1994年研制出可載75人的PEMFC型電動客車，連續行駛里程超過400公里。

目前，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都在投巨資研究開發燃料電池發電技術。美國政府及眾多企業每年投資達數億美圓，以UTC及其派生出的IFC技術最為先進，IFC和日本東芝公司于1990年成立的ONSI公司生產的PC-25型設備應用最廣，產品遍布美日歐。日本的富士電機、東芝公司、三菱電機等公司在政府支持下，自六十年代開始，繼美國之后大力研發燃料電池技術，運行中的電站僅PAFC型即超過100座，裝機30MW以上。歐洲各國，加拿大，韓國等國家由政府和企業界合作，也在燃料電池研究與應用上取得諸多進展。

我國在60年代就開始了多種燃料電池的實驗室研究，70年代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燃料電池用于空間技術，此后研究工作有很長時期的停頓。最近幾年，科學界和企業界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重新將目光投向燃料電池技術，尤其在PEMFC技術方面已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由于剛剛起步，國家和企業投入資金極為有限（僅為千萬元人民幣級），且研究力量分散各處，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尤其是難以將取得的成果進行實際應用試驗。

2.4 燃料電池發電方式與火力發電方式的技術經濟比較

燃料電池發電的高效率、無污染、低噪音性能符合未來工業的發展趨勢，其簡單的運行方式和優越的運行穩定性是火力發電難以比擬的，多種燃料種類和方便來源使燃料電池不存在應用上的障礙。

燃料電池是分散電源，可以直接建在終端用戶。沒有龐大的輸配電網絡，不存在網絡故障引起的供電中斷，供電可靠性大大提高了。燃料電池故障只影響局部用戶，沒有現代電力系統大面積停電的危險。

從目前看，國外已運行的燃料電池電站的價格大約為1500美圓/kW，考慮燃料電池的環保效益，已具備與火電競爭的資格。燃料電池建設周期短，占地極小，就近負荷安裝，節約建設費用、運行費用和維護費用的同時，節約了輸配電網絡建設費用并減少線損。而在傳統火力發電時，由于電站基本上都遠離負荷中心，往往需要投入相當于發電設備造價1-2倍的網絡建設費用來配套。網絡的安全與穩定運行更是時刻困擾大電網的問題之一。

3、從國家安全及戰略高度出發認識發展我國燃料電池發電技術的重大意義

3.1 臺灣問題給我國電網安全運行提出新的挑戰

自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以來，兩岸關系驟然緊張。李登輝提出"兩國論"是對大陸反應的一種試探，其目的是為臺灣走向獨立制造輿論。從李登輝上臺以來的種種表現看，其否定一個中國的原則蓄謀已久，其最終目標是分裂祖國實現。這種局面的出現毫無疑問會導致海峽兩岸發生一場戰爭，而這一戰爭將引發更大范圍的戰爭。也就是說，由于美國長期介入臺灣問題，和臺灣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并且美國明確表示反對中國政府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所以一旦兩岸發生戰爭，可以肯定美國將站在李登輝一邊，陳兵海峽直接和中國政府進行軍事對抗。最近，競選美國下屆總統的小喬治.布什就聲稱將用武力保護臺灣的安全。在此情況下，我國不僅僅是面對臺灣李登輝的軍隊，更大程度上是面對美國的強權勢力，美國在科索沃戰爭中使用的石墨炸彈完全可能會投向中國大陸的電力系統。由于大陸電網覆蓋區域廣、人口多，戰爭破壞造成的大停電所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將更為嚴重，對此我們必須有高度清醒的認識，萬萬不可掉以輕心。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電力工業，如何保證電能的連續生產穩定供應？如何避免電網崩潰所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已現實地擺在我們國家面前。我們必須制定相應的措施，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很明顯，燃料電池作為分散電源供電系統，在戰爭狀態下的可靠性是任何其他系統所無法比擬的。因此加快發展我國的燃料電池發電技術，對保障國家安全，抵御外敵入侵，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2 加快發展我國的燃料電池發電技術，占領21世紀電力工業技術制高點，是我國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需要

由于燃料電池具有能量轉換效率高，污染極小，用水少、占地小等突出優點，在發達國家已受到政府和企業的高度重視，并成為十分活躍的重要研究領域。美國政府1995年就把燃料電池列為影響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繁榮的27個關鍵技術領域之一，美國時代周刊1995年將燃料電池電動車列為21世紀十大高新技術之首。美、加、日、歐都在投入巨資開發燃料電池，已在國防工業和民用工業等方面取得較大進展。美、加、歐已將燃料電池應用于第三代潛艇，美國有數萬臺燃料電池發電站應用于賓館、醫院及居民小區，日本已建成11MW燃料電池發電廠。

21世紀將是氫能的世紀，燃料電池作為把氫能直接轉化為電能的潔凈發電裝置即將大規模全面進入社會，從軍用到民用，從潛艇汽車動力、衛星飛船電源到城市區域供電，其開發應用前景十分廣闊，市場潛力巨大。美國預計：到2017年30%的電能將由燃料電池提供。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能源作為基礎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加強燃料電池的研究開發并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意義重大，尤其是關系到我國加入WTO后未來整個能源行業的發展。

我國政府已認識到燃料電池的重要性，但是，組織開發的力度還遠遠不夠。與國外相比，我國的燃料電池研究水平還較低，總的來說仍處于科研階段，離實用化商業化應用還有較大距離。迄今為止，還沒有燃料電池發電站的應用實例，這和我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力量分散，經費投入少，沒有產業界的參與。盡管國家科技部也將燃料電池技術列為"九五"攻關項目，但經費較少，年度經費僅為百萬元級，與發達國家數億美元的投入相比微不足道。承擔研究任務的也只是中科院等少數科研院所，沒有企業的介入，很難形成產業化的趨勢。而美、加、歐、日則有數十家專門研究開發、生產制造燃料電池的公司，如加拿大的Ballard公司，其資產已達10億美元。

從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需要出發，我國必須大力發展軍民兩用燃料電池發電技術。為了促進燃料電池發電技術的實用化商業化研究開發，建議由國家科技部、國家發展委、國家經貿委牽頭，根據國家長遠發展需要出發，制訂規劃，組織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國家電力公司、石油集團、石化集團及機械制造等工業部門參與研究開發。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經費投入。除國家加大研究經費投入力度外，各大電力、電氣、汽車、石油、石化等企業也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從事燃料電池發電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工作。比如國家電力公司系統，1998-2000年城鄉電網改造總費用達3000億元，可否從中拿出10億元用于燃料電池發電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工作？

下世紀頭十年，將是燃料電池發電技術商品化、產業化的重要階段，其技術實用性、生產成本都將取得重大突破。分散電源供電系統-燃料電池發電廠必將在21世紀內取代以"大機組、大電網、高電壓"為主要特征的現代電力系統，成為電力行業的主力軍。而燃料電池的普遍推廣應用，必將在能源及相關領域引發一場深刻的革命，促進新興產業的形成，帶動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對能源領域的這場革命，政府、企業、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都必須給予足夠的認識和重視，準確把握它所帶給我們的機遇和未來。針對電力工業，我們不應過分強調發展更高的電壓等級、更大的單機容量以及大區電網互聯等。適當控制單機容量、電壓等級、電網規模的發展，而應將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到燃料電池發電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上來，使之早日實用化產業化，為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服務。

國家安全論文:國家安全觀的終結？——新安全觀質疑

內容提要:冷戰結束以后,國際社會面臨更為復雜的安全挑戰,傳統的以國家為本位的軍事安全只是國際社會面臨的眾多安全問題之一,人們的安全觀念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對此,國內外學者提出了新安全觀等概念來解釋這一現象。然而,對新安全觀的強調卻易使人們對安全問題的認識發生誤解和偏差,忽視或淡化國家安全和軍事安全問題,甚至有貶低傳統安全之虞。本文從國家安全的緣起、認識安全問題的不同視角及安全觀形態的轉變等方面入手,對安全問題展開了有針對性的論析,確認了國家安全觀的核心地位,并依據冷戰后安全問題的新發展,分析了新安全觀的理論和現實困境,提醒人們警惕忽視傳統國家安全的現象。

關鍵詞：國家安全觀　安全困境　新安全觀

冷戰結束以后,由于蘇聯的解體和美蘇對抗的消失,軍事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相對下降。與此同時,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國際社會面臨著更復雜的安全挑戰,傳統以國家為本位的軍事安全只是國際社會面臨的眾多安全問題之一,人們的安全觀念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國內外學者敏銳地注意到這一變化,并提出綜合安全、全面安全、新安全觀等概念來解釋這一現象。這一解釋使人們對安全問題的認識容易發生誤解和偏差,易于忽視或忘卻國家安全和軍事安全問題,甚至有貶低傳統安全之嫌疑。筆者擬從國家安全的緣起、分析安全觀的不同視角及國家安全觀的轉變形態等方面探討現今國家安全的地位,并對新安全觀提出質疑,以便更加準確地認識冷戰后安全問題的新發展,同時提醒人們警惕忽視傳統國家安全的現象。

一　國家安全的緣起與傳統安全觀

以國家安全、軍事安全為核心的安全觀古已有之,但其含義與今天的安全觀相比已有很大的差異,因此,要認識傳統安全觀,還得從國家安全的緣起和含義說起。

（一）國家安全的緣起

國家安全問題早已存在。中國歷史上就存在古代國家安全觀。當時的國家安全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即統治者政權的安全和外來侵略引起的“國家安全”問題。“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屬前一類安全,“戰國七雄”、“春秋五霸”及“三分天下”等指的是后一種安全。古代歐洲也曾出現過兩種不同的安全問題。愷撒被刺后的羅馬政局變化屬前一種安全,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及古羅馬與迦太基之間的布匿戰爭屬后一種安全。現代的國家安全則起源于歐洲。17世紀,歐洲在王權擺脫了教權的控制后,又陷入了領土和國際權力的爭奪,君主國之間兵戎相見,國家沒有安寧可言。領土沒有保障,民眾常常成為戰爭的犧牲品。大國干涉他國內政是常見現象。與此同時,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壟斷資本的擴張,歐洲國家間因對外擴張、擴大對外貿易和投資及搶占新領土而發生了一系列戰爭。為了使民族國家能享有主權獨立和安全保障,1648年歐洲在三十年戰爭結束后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國家主權的存在有了法律上的依據。在國際上,該和約第一次從法律上肯定了各諸侯國的主權地位,規定締約國不得破壞和約條款,對違約國家可以實施集體制裁,羅馬教會不再享有任意干涉各民族國家內部事務的權利,王權因此脫離了神權的束縛。這也是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現代國家安全的緣起之時。

（二）傳統國家安全的含義

傳統國家安全的含義大致可歸結為:第一,國家安全是軍事安全。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安全即國防的觀念影響很大,安全受制于國家之間的軍事沖突,各國為保衛領土和擴大邊界而擴軍備戰。加強軍事實力是世界所有國家主要的安全手段。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本能地考慮的是自己會不會被他國所威脅,自己需通過“自助”的方式來防止這種威脅的出現。因此,按照傳統觀念,國家安全主要涉及的是軍事問題,①國家安全是軍事安全,即國家軍事力量是否強大,是否面臨軍事威脅。第二,國家安全是保衛國家領土、邊界不受到侵犯。在歷史上,中外國家均為擴大邊界和保護邊界而戰。第三,國家安全是保護自己的國民和政權組織。保衛國民不受外來侵犯是國家成立的最初動因之一,因為當國際社會處于叢林狀態下,國家的首要任務是保護自己的財產和成員免于外來干擾。政權是國家的四大要素之一。如果沒有政權,就不可能將抵御外敵和懲罰各類犯罪的力量集中起來,臣民同樣處于不安全狀態。第四,國家安全是指國家主權不受到威脅。國家主權屬近代概念,源于歐洲,是在歐洲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后才有的,這也是傳統國家安全觀與古代國家安全觀的主要區別。第五,安全主要是客觀安全問題。有學者認為,安全包括主客觀兩個方面。所謂安全,就是客觀上不存在威脅,主觀上不存在恐懼。②其實,安全主要是客觀安全問題,與心理的關系不大。無論你是否恐懼,威脅就是威脅,安全就是安全。主觀安全可能是假想的、臆造的,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威脅,如果沒有安全威脅,恐懼是沒有必要的,這種對不存在的“威脅”的恐懼感是一種心理上的反應,而不是安全威脅,因為事實上這種威脅根本不存在。“中國威脅論”就屬這種恐懼感,是制造出來的恐懼感,中國的崛起被安全化(securitization)了。③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一直在謀求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樣,如果沒有恐懼感,只要威脅存在,也是不安全的。如在二戰前的綏靖政治,當時歐亞已存在巨大的法西斯威脅,盡管英國、法國及美國等國家領導人沒有恐懼感,然而威脅并沒有因為他們沒有恐懼感就不存在。事實上,這些國家均受到了法西斯國家的打擊。因此,假想威脅有兩種情況,即事實上存在的威脅(不安全狀態)和事實上不存在的威脅(安全狀態)。假想安全也有兩種情況,即事實上存在的安全狀態和事實上不存在的安全狀態。

（三）國家安全與傳統安全觀

到15世紀末,在反對羅馬教會干涉的過程中,西歐逐漸形成民族國家,然而當時各種分裂因素和國外的干涉勢力依然存在。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加強王權,近代國家主權理論應運而生。眾所周知,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家讓·布丹首先提出了國家主權理論,他認為,國家主權是“不受法律約束的、對公民和臣民進行統治的最高權力”,國家主權是絕對的、永久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讓與的,除了受制于自然法則之外,主權的行使不受限制。荷蘭著名法學家格老秀斯則從國際法的層面發展了國家主權理論。他認為,所謂主權就是國家行為不受另外一個權力的限制。主權國家平等相待,戰爭被證明只是用來保衛主權的。①目前主要有兩種國家觀,即“國家主權無限論”和“國家主權有限論”。從當今國際關系的現實來看,“國家主權有限論”較符合實際。

總之,傳統安全觀將安全理解為國家安全,堅持國家安全至上主義。它以傳統現實主義理論為基礎,認為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國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國家的國際目標是謀取最高權力。國家安全也主要限于軍事領域,軍事實力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國家的軍事力量越強大,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也越強。

二　分析安全問題的三重視角———國家安全觀是核心

在安全問題上,三大主流國際關系學派———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和建構主義的理論觀點存在很大差別:現實主義強調權力與安全,理想主義則注重制度、利益與合作,建構主義卻看重規范、文化和認同。然而在三大學派關于安全問題的分析中,國家安全占據其理論的核心位置這一點是相同的。

（一）現實主義的安全觀

現實主義是安全研究中最為廣泛的分析視角,②該理論從馬基雅維利關于人性惡的觀點出發,認為國家在國際上總想謀求權力。無論國際政治的終極目標是什么,權力總是它的直接目標。③由于國家安全處于自助狀態,國家只有通過自身的努力才能獲得安全。只要對手存在,國家就會有安全恐懼感。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經濟競爭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日益加大,國際合作開始受到重視,國際制度僅為國家間權力分配的反映,對國際安全的影響有限。國家在最關鍵的時候注重的是安全,而不是權力。這是新現實主義對傳統現實主義理論的重要修正。①具體來看,現實主義強調均勢安全和霸權安全,實力不足時可謀取權力均勢,實力強大時可建立霸權體系。

均勢安全觀認為,由于國際關系的現實呈現無政府性、多樣性和對抗性,因此,幾個主要大國通過結盟、加強軍備或削弱對手等手段使各力量之間處于均衡狀態,以此來制衡威脅安全的對手。權力均勢是傳統的維護國家安全的國際自助機制,是各國自發作用的結果。均勢是各方利益暫時妥協的產物,隨著力量對比的變化,均勢狀態就會被打破,各主要力量之間會重新組合,達到新的均勢。在國際社會處于互不信任的狀態之下,有關各方彼此之間相互猜疑,任何一方采取措施都會刺激他方采取反措施,造成國際局勢的緊張,出現“安全困境”。在這一背景下,國家安全的維護是一場零和博弈,一方所得為另一方所失,一國的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的基礎之上。因此,均勢安全狀態是一種非常脆弱的穩定狀態,是對權力追逐中的穩定。②均勢狀態中的各方只是獲得暫時性的安全,各方處在被他方侵略的恐懼陰影之下,國家之間互為人質。霸權安全觀則強調霸權體系的重要性。霸權體系是指由綜合國力遠大于其他國家并有要求別國做某事的能力(硬權力)的霸權國領導和統治的國際體系。霸權體系與國際安全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系,霸權國實力越大,世界就越安全。歷史上出現了三種霸權體系,即“古羅馬治下的和平”、“英國治下的和平”及“美國治下的和平”,這幾種體系是對該理論的有力支撐。按照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的標準來看,該理論始終保持旺勢,沒有衰微。③用歷史的觀點看,霸權體系表現出周期性,不平衡發展規律導致重新分配權力,世界走向新一輪的霸權沖突。④

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均強調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這一狀態導致國家間的競爭和沖突,國家必須通過自助來維護自己的安全。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活動的主要行為體,國家安全是最重要的目標,①加強軍事實力與軍事結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手段,重視物質權力對安全政策的影響,特別是對某一個特定國家的安全政策而言。②可以說,現實主義理論是地地道道的傳統國家安全觀。

（二）理想主義(或稱自由主義)的安全觀

理想主義者從人性善的觀點出發,聲稱要喚醒誤入歧途者的良知,要消除國家間的誤解,這樣世界和平與安全就有希望。他們歡慶國家主權的衰落,尋求通過多邊主義超越權力政治、狹隘的國家利益及從根本上超越民族國家本身。③理想主義認為,不能簡單地以軍事因素等硬權力來衡量一國是否強大,以文化為基礎的軟權力(想別國做某事的能力)對國家安全的作用可能更大,維護國家安全不僅在于軍事力量,文化、制度等因素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也同樣重要。理想主義的安全觀主要強調通過建構國際制度和建立全球民主制度的方式來獲得國家安全,即國際制度安全觀和民主安全觀。

跟現實主義一樣,制度理論也是功利主義和理性主義的。④制度安全觀認為,以軍事問題為中心的國家安全概念越來越難以準確地反映現實情境,其象征性作用也在下降。⑤安全不應僅僅局限于軍事領域和單純依靠軍事實力,通過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原則、規范和規則之上的國際制度能夠帶來真正的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及國家間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為全球性的國際制度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國際制度安排可以對國家行為進行規制,并通過談判、合作達到互信來減少彼此間的恐懼感。民主安全觀則認為由人民選舉而成的民主國家可通過制度約束阻止戰爭的爆發,當民主國家間發生沖突時不會訴諸武力,所以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當世界所有國家成為民主國家時,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就會有保障。①

制度安全觀和民主安全觀的基本出發點是國家安全。制度安全觀所建構的是由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謀求通過國家之間的合作擺脫國家安全困境,實現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是制度安全觀的最終目的。雖然制度主義者強調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對國際關系進程影響的重要性,但國際制度一般是國家間談判的結果,其權力也是國家讓與的,國家才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民主安全觀則將西方民主制度設計為國際安全的必要條件,西方民主國家的安全才是其追求的最終目標。

（三）建構主義的安全觀

建構主義者強調規范、文化和認同。規范表明了各行為體的利益和對利益的認同,文化是由不同規范和認同構成的,認同則是用來指行為者對安全的認知和學習,國家利益不是如現實主義所言由權力界定的,而是由認同安全或身份界定的。②國家有多重的、變化的認同和利益。③建構利益的觀念又是被國際體系中的共有觀念或文化建構的。④建構主義也承認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只是強調社會建構對國家行為和國家安全的影響,⑤認為這種狀態是一種文化,一種觀念形態,即所謂“觀念的分配”(distributionofidea)。安全文化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可以隨著環境的變化不斷建構的;民族和國家并不是必然趨勢,可通過建構而成。同樣,安全困境也是國際社會建構的結果。既然如此,國家安全也可以通過建構形成另外的國際規則,如國際安全共同體⑥。國家則可以在相互關系中通過學習扮演、認同自己的角色身份。國家是否安全取決于各方的觀念,取決于國家作為不同的身份認同,如對手身份或盟友身份。如果選擇作為盟友,彼此是安全的;如果選擇對手,彼此就處于不安全狀態。

建構主義理論與現實主義、理想主義理論一樣也沒有跳出國家安全的傳統框架,建構主義者提出的安全共同體指的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安全共同體,它沒有侵蝕國家的合法性,也沒有取代國家。①規范是由國家認同和遵守的規范,認同也是國家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和國際規則的認同,國家是建構主義分析的主要對象,建構主義著重解釋國家為什么會那樣行動的原因。②因此,國家安全仍然是其分析國際問題的前提和基礎。

三　安全觀的三種轉變形態———傳統國家安全是中軸

冷戰結束以后,安全觀念正處于巨大的變化之中。安全威脅、安全戰略、安全概念以及人們的安全觀念正在經歷深刻的變革。影響安全的非國家因素、非軍事化因素正逐漸增強,國家因素有所減弱,安全不再被簡單地理解為國家安全和軍事安全,安全問題出現了全球化、社會化和人道化趨勢,并相應出現了人權安全、全球安全和社會安全等概念,這一趨勢大致可歸結為安全變化的三種基本轉變形態,即從主權安全到人權安全、從國家安全到全球安全及從軍事安全到社會安全的轉變。

（一）從主權安全到人權安全的轉變

傳統國家安全觀強調國家安全和主權不可分割。人們對國家安全內涵的理解比較單一,過于注重國家主權而忽視個人權利,國家安全等同于維護國家主權和捍衛國家領土。18世紀中葉開始,同質性、單一性的國家觀念迅速轉變;形式化的國際關系概念成型,標準化的享有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個人概念和較具體的關于人類的概念成型。③如果說過去主權一直是要么全有要么全無的東西的話,現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國家邊界與過去相比,正在不斷地變得模糊。④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全球性問題的增多,社會發展中的人道問題的嚴重性日益顯露出來,國際社會因此變得相互依賴,國際人道合作顯得更加重要,傳統的主權觀念難以適應這一趨勢發展的要求,安全觀念正從以國家為本位的安全觀向以人為本位的安全觀轉變,國家成為維護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可能不再是維護安全的最終目的。國家可能無處不在,其觸角可以伸到每一個角落和縫隙,但它的結構、進程和政策可能已經遠離公民的認同感、歷史感和一致感。①個人安全觀強調民眾不受恐怖主義、種族沖突、社會犯罪、饑餓、環境及專制統治的威脅,強調保護個人的各種權利。只有有了個人安全,才會有國家安全和人類社會的整體安全,過分強調國家安全會對個人安全造成損害。在人類經歷了無數的戰爭的摧殘和長期的專制統治之后,以人道為主要內容的個人安全觀念也逐步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并有可能在各類安全觀念中占據主導性地位。

（二）從國家安全到全球安全的轉變

在主權安全向人權安全轉變的同時,國際關系中的安全觀也在經歷著從國家安全向全球安全的演變。在過去,由于國家處于自助狀態,國家要保護自己的主權、領土、居民和政權不受到外來力量的威脅,要保存自己既定的價值觀不受到攻擊,國家只有通過單邊行動加強自身軍事能力來保護國家安全。安全也往往指國家安全,安全被限定于國家范圍之內,國家強調本民族國家的安全利益。國家安全的地理邊界由國界決定。②今天,國家安全的邊界可能無處不在。③隨著國際局勢的迅速發展,威脅人類生存的各類因素已經跨越國界,這些新的威脅超越了單個國家的能力范圍,它們已不再是某個國家的內部問題,而是世界所有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其界限變得模糊,并顯示出同等的重要性。④這些變化促使人們突破過去的國家安全觀念,要求人們從全球安全的視角來看待人類面臨的共同威脅,安全觀也從國家為主導向以全球安全為主導的方向演變。

（三）從軍事安全到社會安全的轉變

安全具有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全兩重特性,前者將主權當作終極目標,后者則強調不同認同觀念的協調。⑤傳統國家安全觀過分強調安全的軍事層面,國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強自己的軍事能力或削弱對手,而社會安全觀則強調安全的綜合性、全面性和社會性,國家安全不應僅僅局限于安全的軍事層面,單純依賴軍事手段難以保證國家處于安全狀態,尤其是當安全的范圍急劇擴大,軍事安全只是國家所追求的幾個目標之一,安全不僅涉及軍事,還包括經濟、環境、人權等領域時,更是如此。如果國家安全不能保證國內民眾的生存條件,那么國家安全就變得沒有實際意義。因此,現在各種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產業協會等與國家復雜地聯系在一起,對主權的轉型都有重要的蘊涵。①當今安全觀的含義正在發生另一重大變化,這一變化同樣突破了傳統國家安全的局限,即安全觀念正從狹義傳統的軍事安全觀擴展到整個人類社會的廣義安全觀,軍事安全觀正在被社會安全觀所取代,這反映了全球化對整個國際社會影響而出現的一個新的趨勢,人、民族國家和全球社會在這一趨勢中似乎已找到了一條新的安全出路,人類安全觀念可能面臨一次全新的變革。

從國家安全觀基本的三種轉變形態可以看出,人類的安全觀念的確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也許正處在新安全觀念到來的轉折時期。過去,太過于強調國家安全和軍事安全,而忽視了安全的其他方面,如個人安全、全球安全及社會安全等。由于冷戰的結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這些安全問題從美蘇軍事、政治對抗的背后走上前臺,并日益成為影響人類社會生存的重大問題。即使如此,國際關系中的國家安全本位仍將難以改變,只是過去對國家安全、軍事安全、主權安全強調得太過了,現在只需將天平的砝碼向個人安全、全球安全、社會安全一邊稍稍移動罷了。人權安全需要國家安全的保護,全球安全只有在民族國家參與的條件下才能獲得,社會安全更不可能在沒有國家安全的情況下而存在。因此,主權國家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仍擔當著主要角色,傳統國家安全觀的主導性地位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四　國家安全觀的終結?———新安全觀質疑

冷戰結束以后,人類社會的確正面臨著更加復雜的安全挑戰,世界安全的威脅變得更加嚴重。特別是由于全球化和世界各國相互依存進程的快速發展,國際安全威脅呈現多樣化特征。人們日益感到,只注意安全的軍事層面已經遠遠不夠,因為全球化帶來的眾多全球性問題與傳統的軍事安全一起對人類構成不同的安全威脅,這些威脅已成為許多國家安全戰略的優先課題,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嚴重并難以解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世界各國的合作。在當代世界體系之中,越來越多的國家目標的實現因為相互依賴而需要集體行動,如應對生態挑戰、國際金融及貿易的競爭與合作以及武器控制和核不擴散等傳統安全問題。①眾多國內外學者提出的新安全觀試圖擺脫困擾人類數千年的安全威脅。新安全觀的提出是否意味著人類可以走出國家安全困境,意味著國家安全觀的終結?其實,新安全觀存在著難以逾越的理論和現實困境。

（一）新安全觀的理論困境

概而言之,新安全觀其要旨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而其理論困境也蘊涵其中。

新安全觀是綜合安全觀。新安全觀倡導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多個層面的綜合安全,包括經濟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跨國犯罪與安全、核擴散與安全、民族主義與安全、移民與安全、社會矛盾與安全等等。②這些新型安全問題的提出實際上降低了傳統安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因為在新安全觀中,傳統安全只是眾多安全問題之一。另外,綜合安全觀涉嫌利益即安全的誤解。綜合安全觀太過寬泛,如果將安全的外延任意擴展,將安全等同于利益、好處,安全將變得沒有實際意義。有些利益不屬于安全的范疇,如投資受損等。綜合安全觀有將整個國際社會安全化之嫌。安全應涉及個人、群體、國家及人類社會等安全主體的生存與發展等根本性問題,帶根本性的利益才是安全。在安全的概念方面,除了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之外,筆者認為,國家安全和非國家安全,軍事安全和非軍事安全也許是更為準確的概念表達。因此,在全球化進程中,雖然國家安全不能僅依靠增加軍備和建立軍事同盟來保證,但決不應該因新安全問題而降低甚至放棄傳統安全手段。

新安全觀強調要拋棄冷戰思維模式,提倡安全新視野。新安全觀拒絕用對抗、尋找對手及敵友思維等傳統思維模式看待當今國際關系,倡導在新的背景下的新模式。如在中日關系上,有學者強調用新的視野來看待兩國關系,要有“新思維”,①要進行一場“外交革命”,②要甩掉歷史包袱,要擱置歷史,③超越歷史問題的羈縻顯然是可行之舉④等等。雖然歷史已成為過去,但像生靈涂炭、慘無人道的集體大屠殺等反人性行為往往是難以超越的,心靈深處的創傷恐怕難以抹去。受害者曾飽受日本軍國主義的危害,如何讓他們超越歷史?如果問題沒有徹底解決而“超越”,實際上是對軍國主義的縱容。

新安全觀是“共生共亡”的安全觀。有學者認為,在核時代,戰爭是政治的毀滅,克勞塞維茨所謂的“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觀點已經過時。二戰后近半個世紀的和平從某方面說是在核武器陰影下得以維持的。戰與和的意義因此發生重大變化,戰則皆滅,和則共生。零和游戲不再適用了。⑤實際上,“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觀點并沒有過時,零和游戲依然在發生作用。如進行有限的核戰爭、常規戰爭、地區戰爭及核威懾等仍能達到政治目的。從冷戰時期和冷戰結束以后的國際關系來看,在許多情況下,美國通過戰爭和軍事威懾同樣達到了政治目的。

新安全觀是“俱損俱榮”的安全觀。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和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國家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信息和互聯網絡的發展使這一聯系更加緊密。各類信息的快速傳播、資本的瞬間轉移及經濟關系的聯動反應等,被許多學者稱之為“蝴蝶效應”,或稱之為“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國際現象。他們由此得出結論,國家之間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雙贏、多贏、共贏的局面。冷戰結束以后,一些國家的政治家、學者開始將此歸入安全的范疇,并稱之為經濟安全,將其作為新安全觀的主要內容之一。然而,這一觀點與冷戰結束以后的國際關系現實有相當的背離。的確,許多時候經濟上會出現“俱損俱榮”的現象,但也有一些時候并非如此。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開始走出經濟發展的底谷,并出現連續110多個月的快速增長,可歐洲、日本卻一直沒有擺脫經濟發展的困境。在發展中國家,除中國之外,很少有國家能與美國“俱榮”,“蝴蝶效應”似乎失效。

新安全觀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安全觀。其實,在國際社會,絕對的相互信任幾乎是不可能的,互利互惠是一個博弈過程,國家之間的平等更不可能做到,合作是有限度的。僅就相互信任而論,新安全觀認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相互信任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保證,共同利益是國家合作的基石,沒有共同利益的國家之間只會相互疑慮和猜忌。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國家間才能長期合作,和平才能持久。這一觀點存在四大疑問:第一,由于各國發展的程度不同,戰略目標各異,共同利益很難持久。第二,即使存在長期的共同利益,國家間的互信也不太可能長期維持。舊的猜忌消失了,新的猜忌又會重新開始。互信是一段時間的,甚至是暫時的。第三,任何安全措施都不能消除有關國家的不信任感,國家利益仍是各國制定對外政策的核心依據,是各國采取國際行為的主要動因。因此,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沖突時,各國的妥協就更加困難,如領土之爭。沖突的危險依然存在。第四,互信觀點的提出本身就表明當今世界處在一種互不信任的狀態。

新安全觀強調個人安全、群體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統一。冷戰結束以后,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國際交往更加頻繁,個人的生存和發展、各類人群群體的生存和發展(如一些非政府組織等)與全球整體的生存和發展等變得同等重要,因此,強調個人安全、群體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統一是非常必要的。不過筆者對此還是有些異議:其一,國家安全不能僅作為群體安全的一個方面而被其“湮沒”,應將其突出出來,甚至仍應著重加以強調,否則,易于讓國人忽視國家安全而喪失警惕。其二,強調三者安全的統一容易造成個人可以作為國際關系行為主體的誤解。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長河中,個人總是歸屬于某個集體,或國家或民族或某個組織等。某些特殊身份的個人盡管對國際關系產生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但個人無論何時均不可能成為國際行為體。而國家只要不消失,將一直會是國際社會最主要的行為體。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民族國家依然是國際社會的主角,國家安全仍將是各類安全問題的核心所在。

(二)新安全觀的現實困境

新安全觀表現出善良的目的和良好的愿望,然而這并不能掩蓋其觀點缺失,其主要問題不可忽視,主要表現在太過理想化,與當今國際關系的現實有很大的出入,世界仍深深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安全困境之一———美國單極霸權與多極化趨勢的沖突。美國仍舊突出強調它的軍事實力、地緣政治優勢等傳統安全目標,謀求美國及盟國的“絕對安全”,損害別國的安全。美國在其擁有巨大軍事優勢的條件下,仍然強調核威懾,推進導彈防御體系及實施先發制人戰略等。美國還繼續增加軍費,以取得和保持其在軍事力量方面的“絕對優勢”,實現“絕對安全”。美國繼續與日本、韓國等國結盟,在亞太地區駐軍并承擔軍事義務,扮演地區軍事力量“平衡者”的角色。美國還謀求將亞太經合組織擴展到安全領域。美國已部分實現了安全目標,如聯合反恐,但仍然堅持強調其軍事力量和強化軍事集團實現其安全目標的冷戰思維方式,隨意采取軍事手段來解決它所聲稱的“恐怖活動”、“武器擴散”及“地區沖突”等安全問題。2003年3月爆發的伊拉克戰爭也再次證明國際安全困境依然存在。

安全困境之二———全球軍備競賽與軍事威脅。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軍事因素在經過前一時期的沉寂之后,其影響日益加強,各主要國家開始加強軍事力量,軍備競賽的范圍有所擴大。軍備競賽加劇,國際間增加軍費開支和加速高科技武器的研制都是不爭的事實。①美國可以說是窮兵黷武。1999年,美國國防部制訂的軍費增長預算使其2000—2005年的國防投入均高于預先計劃,并增加軍費1000億美元。2002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了3830億美元的2003年軍費預算,這還不包括伊拉克戰爭花去的500億美元。2003年9月7日,布什要求國會追加870億美元的撥款用于反恐。1999年,俄羅斯在財政緊張的情況下,把國防預算由占GDP的2.8%提高到3.5%,歐盟、日本和印度等國家的軍費預算也都有所提高。2002年度全球軍費開支增幅為6%,達到7940億美元,占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2.5%,人均125美元。與此同時,有關國家重新反思軍事安全戰略,繼續推動戰略武器的研制,更加重視其核武庫的小型化、安全性和可靠性。因此,人類并沒有完全擺脫軍備競賽的現實困境。

安全困境之三———地區沖突與國際安全的兩難。地區沖突是當今國際安全沖突的中心問題之一。冷戰結束以后,每年全球有幾十起局部戰爭和武裝沖突發生。從1991年至1997年間,世界上各種規模的地區戰爭和沖突共計245次,年均約35次,其中新產生的共計73次,每年約10場次。②1999年發生了40次地區沖突。進入新世紀,全球三大地區沖突中心,中東、南亞、朝鮮半島等地的地區沖突不僅沒有絲毫緩和的跡象,反而還有愈演愈烈之勢。自印巴1998年核軍備競賽引起地區局勢的緊張之后,兩國還一直在試射新型導彈,邊界沖突不斷。中東局勢一直緊張,巴以局勢不斷面臨新的威脅。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及阿富汗等國家成為地區安全困境的犧牲品。現在伊朗、朝鮮等國家又面臨著同樣的危險。

安全困境之四———全球性問題與國家安全利益的博弈。全球性問題的出現使人類變得相互依賴。相互依賴的發展可以在重要的政治團體中間產生恐懼感和不安全感。這會影響到國家政策。相互依賴意味著各方都要付出代價。①因此,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國家之間的博弈仍是主調。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日益增多,環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擴散、跨國犯罪、恐怖活動以及等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挑戰。解決這些問題既是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同時也是為了主權國家自身的利益。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各國之間需要進行談判,由于威脅程度不同,各類問題的緊迫性也不一樣,各國的政策和態度也會有巨大的差異,談判過程就變成了博弈過程,誰該承擔更多的義務?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就是這一困境的結果。

(三)新安全觀不能取代傳統安全觀

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國際關系的實踐來看,新安全觀都不能取代傳統安全觀。國際安全威脅多樣化是否意味著國家安全觀的終結?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及人類相互依賴的增加意味著能走出安全困境?其實,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發展階段,各國所受到的安全威脅是不同的。發達國家的安全利益和發展中國家的安全利益就有不同的含義,美國的安全與中國的安全也有巨大的差別。很多發展中國家仍面臨國家主權受到干涉、領土被侵犯等傳統安全威脅,這些國家的主權與發展問題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問題。中國就存在著國家統一問題,而美國目前面臨的主要威脅是恐怖主義問題,歐盟關注的是難民威脅,非洲則面臨著種族仇殺、愛滋病泛濫成災等或舊或新的困境。如果讓朝鮮和美國一樣去打擊恐怖主義是難以想象的,讓非洲國家和歐盟一起去解決全球環境問題,和美國一起去倡導全球民主、人權,同樣是難以想象的。因此,對國家來說,自身的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它只在必要時,才會去維護國際安全。國際安全表現為國家安全的外延,成了國家安全的一種表現形式和實現手段。一般說來,在安全問題上國家都是“自私”的,它們是不會無條件地去“利他”的。如果國家認為某種國際安全對

其有害,它是一定會加以反對的。①因此,面對威脅,國家一般會本能地套用傳統的行為手段和模式來維護國家安全。從冷戰結束以后的國際局勢來看,國際關系中單極與多極之間的零和博弈狀況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國家仍會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主要國際政治矛盾是大國間的戰略矛盾,是美國稱霸與大國反霸之間的沖突,②這進一步說明當今國際社會仍沒有擺脫安全困境的束縛。

從安全的含義和起源、分析安全的不同視角及安全變化的三種轉變形態可知,傳統國家安全、軍事安全仍處于各類安全問題的核心地位,新安全觀本身存在著理論和現實困境。總而言之,在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放棄軍事安全考慮,美國沒有放棄,日本沒有放棄,歐盟沒有放棄,俄羅斯也沒有放棄,中國能放棄?雖然世界的未來存在和平與戰爭兩種變化趨勢,但未來大國間爆發戰略沖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們一定要堅持兩手準備,未雨綢繆。筆者并非反對新安全觀,而是提醒大家不要忽視傳統安全觀的地位和作用。筆者也認為,提出新安全觀、綜合安全觀是非常有意義和戰略眼光的,它告訴我們世界和國家面臨著更多的、更加復雜的安全威脅,并提出了走出安全困境的新思路。但我們決不要因為新安全觀的提出而降低傳統安全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居安思危”,中國的先哲早有警示,切切不能忘記。堅持傳統安全觀雖然傳統,但傳統有時比“革新”更有價值和意義,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也許有朝一日,人類真能擺脫動物本能,不為名利所誘惑,地球人成為善人,善為人類的惟一本性,世界真正出現永久和平的局面,那當然也是筆者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不過,到那時,人類可能已不再屬于人類了,而是所有人都達到了“佛”的新境界。

國家安全論文:淺談全球化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國家安全哲學范式

【關鍵詞】現代主義　國家安全哲學范式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　新安全觀

【內容提要】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考察了現代主義國家安全哲學范式的理論基礎、發展階段和根源，批判了強力意志論、主客體對立的二元論、機械唯物主義、孤立主義和利己主義，提出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國家安全哲學范式，主張相互合作、主客體統一、和諧以及創造性奉獻價值觀，以有機主義哲學觀來處理國家間關系。我們要吸收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國家安全哲學范式的合理成分，建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安全哲學新范式。

在全球化時代，不同國家之間怎樣相處?怎樣保衛國家的安全?這存在著不同國家安全哲學范式的較量。為了使全球化健康發展并實現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須批判現代主義的國家安全哲學范式，借鑒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國家安全哲學范式，確立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國家安全哲學范式。

一、現代主義國家安全哲學范式的批判性考察

國家安全的哲學范式就是國家安全的最一般觀點、理念、方法、運行模式及其附屬工具的總和。它包括國家安全觀所賴以建立的世界觀、方法論基礎，對國家間利益關系進行處置的思維及實踐模式及其運用這個模式達到本國目的的手段。有些手段、工具是物質的，如核武器、巡航導彈、隱形飛機、航空母艦、人造衛星等，但它們的設計、制造及運用都是附屬于國家安全的哲學范式的，是國家安全觀點范式的對象化，是國家安全觀的顯現和在場化。

在人類的近現代歷史上，支配人類歷史進程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安全哲學范式是現代主義的。正是這種現代主義的國家安全哲學范式導致了掠奪和相互爭奪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及其隨后的冷戰就是明證。而這種現代主義的國家安全哲學范式的理論基礎在于西方近代以來的主體客體二元分裂與對立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

現代主義國家安全哲學范式的核心理論基礎是救世主義的強力意志論。美國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大衛·雷·格里芬指出：“現代范式的一個災難性的特征是，它使得強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變化的基礎。”信奉強力就是一切的現代主義的國家安全哲學范式是不斷發展的。第一階段是初始階段。在這一階段，人們和社會無法擺脫上帝的糾纏，把無所不能的上帝看成是一切力量和運動的源泉。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者有笛卡爾、波義耳、牛頓及唯意志志論的先軀者們。由于把上帝看成是真理和秩序、安全的化身，維護上帝被看成了維護真理和安全的同義詞。“這樣一來，消滅自己的敵人就是在消滅上帝的敵人。’于是，一些資本和集團就打著維護真理和正義以及維護上帝權威的旗號發動掠奪戰爭和侵略戰爭，進行殖民擴張。現代主義國家安全哲學范式發展的第二階段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階段。在這一階段，現代主義安全觀公開奉行的原則是叢林原則。

隨著近代科學的發展，人們逐漸看到了世界的物質運動規律，自然科學越來越深入人心，尼采的強力意志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正是近現代帝國主義弱肉強食理論和行為的哲學范式。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急速增加并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時，先行帝國主義已廣泛占有了大量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場，后發的帝國主義要擴大國外市場，就必然要從先行帝國主義手里爭奪，這就產生了社會達爾主義流行的社會基礎。

這種現代主義國家安全哲學范式來源于二元論和機械唯物論的自然觀以及利己主義的倫理觀。大衛·雷·格里芬指出，機械唯物主義的自然觀認為，“自然完全是由無生命的物質構成的，它缺乏任何經驗、情感、內在關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動和努力。”“它沒有任何內在價值”，自然世界是“祛魅的”的世界，是僵死的、無生氣的，無主體的、無生命的神性。這種現代主義的世界觀，運用到社會領域就產生了兩種災難性的后果，一是激進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學”。這是一種“掠奪性的倫理學”。它的原則是，“人們不必去顧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內在的價值；上帝明確地規定了世界應由我們來統治(實質上是掠奪)。”這種二元論的世界觀導致人人都希望在對自然界的自由掠奪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和控制世界的“自然資源”，個人與個人、公司與公司、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便加劇了。現代主義自然觀運用到社會領域導致的第二個后果是“日益增長地把他人、尤其是婦女和‘未開化者’當客體對待的傾向。”把世界的某些部分僅僅看作是全然缺乏內在價值的神圣性的客體，久而久之，使得人們很容易習慣于把他人、婦女和有色人種當作客體來對待，剝奪他們的人權，甚至被用來證明有必要對“原始人”實行奴役、直至殺戮，以便使自我標榜“人性充分發展”的歐洲人(包括美國人一一筆者注)去占據和發展這個星球。除此之外，現代主義世界觀使“世界的祛魅”帶來的另一個嚴重后果是人與自然，從而是人與人的異化關系。由于人對自然的無限掠奪，貪得無厭，一方面，人與自然的關系日益對立，自然環境日益惡化，使人感到“惡心”、“煩”和“畏”，存在主義揭示了這一異化狀態；另一方面，技術工具理性主義排斥了價值理性，人與人彼此也嚴重異化，人與人之間互相視為客體。這種工具理性使人喪失了生活的價值目標和意義，導致吸毒、恐怖活動、邪教等反社會現象的出現，從而引起社會的動亂，危害國家安全。

現代主義范式對世界和平與安全產生威脅的另一重要根源是利己主義的社會存在觀和人生觀。現代主義從還原主義的視角看人，把人看成純自然的生物人，把人的目的、價值、主動性、創造性加以貶低和還原，歸結為一種性欲，認為“人是經濟動物”，除了自己的性欲和純經濟利益之外，沒有任何價值目標。這種性欲和經濟動物的行為取向支配人與人、國與國的關系。利己主義人生觀導致現代主義的政治家到處尋找自己的敵人，即使沒有敵人，也要樹幾個敵人或制造出敵人來，并以此作為自己爭霸世界、到處侵略的借口。

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國家安全哲學范式

摧毀的目的在于建構，批判的目的在于創新。在批判和顛覆了現代主義國家安全哲學范式以后，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系統地論述了自己的國家安全哲學范式。

1．重新規范力量的本質，摒棄強力中心論，主張“事物的本性在于合作”

與現代主義把上帝作為外在強制力量相反，建設性后現代思想產生了一種新的態度，它放棄使用上帝這個詞，而使用“神圣實在”這個概念，認為“這個神圣實在是我們的創造主，但并不是外在的單方面意義上創造主”。他“從內部激發我們，催促我們去以最理想的方式創造自己，它通過給我們一個夢而不是一個推動力讓我們行動起來”。人們模仿這個神圣實在就是去給他人提供一種精神動力即夢想，有了這種夢想，就能激發人們最深厚的創造性潛能。

在排除了上帝這個外在的強力實體后，(建設性)后現代思想“還把生活的基本關系描述為非強制性關系，指出在事物的本性中合作比競爭更為基本。”雖然社會生活中確實存在著強制性關系和激烈的競爭，但認為它們“是派生的，從屬的”。格里芬強調，“擁有后現代意識就是去發現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強制性的關系。”與此相適應，在社會關系行為準則中摒棄暴力，不再把暴力視作達到目的理想方式。通過拒斥強制性關系和暴力論，提供社會行為主體間的合作、互助、團結、和諧，共同促進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從而更好地促進國家安全。

2．反對現代主義客觀對立的自然觀，主張主客體的統一和諧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指出，現代主義的強制性關．系理論以主客對立的二元論為基礎，造成人與自然、從而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對抗、奴役和戰爭。要克服人與自然、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間的對立、對抗，就要摧毀和顛覆這種主客對立的二元論，走向統一和諧論，使“后現代世界觀占據主導地位”。在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看來，任何事物都不僅僅是任人宰割的客體，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應被視為體現著神圣性，只有在這種新世界觀的基礎上，人類才有可能建立一種新倫理學，以扭轉現代性的掠奪性和容易導致戰爭的趨勢。

由于現代主義的自然觀，主張“自然的祛魅”，其產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人與自然的那種親切感的喪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帶來的意義的喪失”，為了防止這種惡果的出現，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主張“自然的返魅”。而要使“自然的返魅”，就要賦予自然以自主性，與人類是平等的關系，而不是掠奪和被掠奪的關系。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把人與自然的和諧的主張進一步擴展到社會，要求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僅要尊重自然，同自然和平共處；同時也要使社會共同體的成員之間和平共處，建立一種和諧、共生的關系，發展出一種“新的世界觀和倫理學。”

3．摒棄現代主義片面的人性觀和孤立的存在觀，主張以創造性奉獻為主的價值觀，強調人的多樣性內在聯系大衛-雷·格里芬明確指出了現代主義國家安全哲學范式的片面性，認為這種哲學范式是建立在“片面的人性觀”之上。在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看來，“我們是創造性的存在物，每一個人都體現了創造性的能量，人類作為整體顯然最大限度地體現了這種創造性能量。”我們不僅接受他人的創造性的奉獻，同時“我們需要對他人作出貢獻”。這是“人類本性的基本方面”。運用這種創造性奉獻價值觀來看待個人與社會、國家與國家的關系，就能處理好決策者同個人的關系、強國與弱國的關系、大國與小國的關系。

另外，建設性現代主義反對現代主義孤立地看待主體間的關系，主張生態論的存在觀和整體有機主義。現代主義是一種非生態主義的存在觀。這種存在觀在初始階段把上帝看成至高無上的主宰者、孤獨者，“卓越的存在物”。現代人繼承了這一觀點，導致人對自然的統治。同時，把人看成孤立的個體，企圖“離開他人或群體的利益而實現自己的利益”，甚至打敗別人。這是戰爭的重要根源。與此相反，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要創造一種認為我們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識”，用這種有機論的觀點來看待主體間的關系，意識到“為他人的利益，為整體的(社會的、國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在為自己的利益工作”。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主張生態整體有機主義相互內在聯系和相互尊重、和諧相處的觀點，并進一步把它擴展到人際關系和國際關系中，要求把它作為“我們新文化范式的基礎”，使“一切事物的價值”都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關系”都受到重視。他們進一步呼吁要行動起來，造就一個安全、自由、民主、和諧、美好的人類社會，使霸權主義、帝國主義、戰爭銷聲匿跡。

三、批判吸取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國家安全哲學理念。建構國家安全哲學新范式。促進全球體的健康發展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批判了現代主義的國家安全哲學范式及其理論基礎，打擊了霸權主義安全觀，對全球化時代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它沒有也不可能找出現代國家安全范式的階級和經濟根源，不免帶有的抽象的人性論和理想主義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全球化時代，要保持全球各行為主體的共同安全，就要建構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安全哲學新范式。

首先，確認全球各行為主體的主體間性，建構各行為主體平等的交互主體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主體意識覺醒，紛紛獨立，從政治上確立了其民族國家的主體性地位。政治上的主體地位的確立必須要由經濟上的主體地位支撐。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要獲得經濟上的獨立主體性地位，不僅要強調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地發展經濟；還要在經濟和科技上向居支配地位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擴大同世界各個行為主體的交往。這種全球化時代的大交往實踐活動，凸顯了全球化行為主體的主體間性和主體際性。

全球化主體間的基本原則是主體平等原則。這種主體平等性是主體間性的邏輯規定和“絕對命令”(康德語)，具有邏輯先在性、先驗性、普遍性、必然性。在全球化時代，每一國家、民族、地區行為主體要生存和發展，不能脫離另一主體，只有承認另一行為主體的平等地位，以禮相待，才能被對方合理性地承認為主體，相互饋行，相得益彰。

全球化主體間性的行為表征是國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國際間的一切事務都要由當事國和相關國際組織協商解決。通過協商，充分發揚民主，發揮各個國家、民族和地區等文明主體的智慧，承認各自多樣性的主體性，照顧各種主體的利益，調動各個文明主體的積極性。只有如此，才能減少摩擦，避免劇烈震蕩，達到共存共榮。

全球化主體間性的內在要求之一是自律性。在互聯網時代，全球各行為主體的主體間性要健康的建構，很重要的就在于各行為主體的自律性。這種自律性就是要求各行為主體自覺地按關系實體和精神實體的要求不斷檢視自己，不做越規和侵犯其他行為主體利益的事，自覺遵守已經達成的國際間條約，不單方面解釋、違犯或毀棄條約，一旦發現有違約行為能自行糾正，補償其他行為主體的損失。全球化主體間性的重要保證是互信性。互信性要求全球各行為主體之間以誠相待，相互尊重對方主體的利益、價值，理解對方行為的正當性、合理性、適度性。主體間的互信性要求，各行為主體的政策、謀劃、企圖和行動要達到透明化、預告化、信息白箱化。

其次，確立系統整體有機的安全哲學范式，反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安全思維。安全是一個有機整體系統，它包括自然生態環境安全、人口安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思想文化安全等等。從大尺度空間來說，它包括全球安全、區域安全、國家安全、地區安全等等。每一子系統的安全都與整體系統的安全密切相關。而且它們各自相互交叉、相互滲透，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任何謀求單方面安全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如果不重視全球安全和其他國家的安全，只注重自己的單方面的安全，其實就自覺或不自覺地危害了他人的安全，其他主體就會感到威脅。要打破這種自閉性安全循環，必須跳出非此即彼的安全哲學思維范式，確立有機整體的安全思維范式。

再次，確立奉獻性和可能性的安全哲學范式，反對孤立主義、自我中心主義、烏托邦主義的安全哲學思維，建立廣泛的合作及協作伙伴關系，創建合理合情合法的安全體系力量架構。在全球化加速發展和世界各國聯系愈來愈緊密的條件下，在安全哲學范式上，我們主張創造性、奉獻性價值觀，但要堅決反對烏托邦安全哲學思維，樹立可能主義的富有預見性的安全哲學新思維。烏托邦主義的安全思維表現為：只要經濟發展了，我國的安全就自然而然有保證了；只要堅持全方位的友好政策，就不會有誰挑戰中國的安全；只要不搞軍備競賽，不在外國駐扎一兵一卒，不刺激強權或某些國家，中國就安然無恙。事實上，烏托邦主義的安全哲學思維非常有害，必須加以摒棄。正確的安全哲學思維應當是：既要立足于當前國際安全的現實，又要看到國際安全將來可能發生的種種不良局面；既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以發展為主線，同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搞好友好合作伙伴關系，又要看到霸權主義、新干涉主義的本質不會改變，危害世界和平與中國安全的因素仍然存在，有時會惡性膨脹。還要看到，恐怖主義給國際安全包括中國的安全已經帶來并將繼續帶來新的威脅。因此，為了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創造長久的國際和平穩定的環境，我們要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大力發展軍事高科技，加速推進我軍的現代化建設，把我軍鍛造成保衛中國安全和國際和平的堅固盾牌。

同志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以“三個代表”為出發點，提出和論述了新安全觀。而上海合作組織六國創造的“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為世界提出了重要和有益的啟示。①黨的十六大報告重申要實現國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樹立合作安全觀，在合作中求安全。

國家安全論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及對策

世貿組織不僅是當今全球最大的多邊貿易協調與管理機構、國際經濟活動規則的制定者，還是國際經濟合作的推動者以及國際間貿易糾紛的仲裁者。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以及全球化進程中的后來者，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為我們提供諸多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將會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形成嚴峻的挑戰。

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國家安全的態勢分析

由于歷史原因，世貿組織是一個以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濟理念和文化形態為背景的國際組織，從它的主導思想、組織運作到依據世貿組織條款所達成的各種多邊貿易協定，無不帶有明顯的西方色彩。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游離于GATT/WTO體系之外，再加上較為特殊的政治經濟體制、意識形態與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對世貿組織的運行機制和法律規則不甚了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為實現國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時，也為維護國家安全設置了更多的障礙，從而會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某些現實或潛在的威脅和挑戰。

(一)經濟安全

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夠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潛在風險，確保國家經濟主權不被分割，從而實現國家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縱深發展的時代條件下，經濟安全已經取代軍事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重心。如果一個國家獨立自主處理本國經濟事務和保證經濟不受外界影響與沖擊的能力受到削弱，進而引起經濟主權受損和弱化時，該國的經濟安全就受到了威脅。雖然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獲得了迅猛發展，但由于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中占有的份額較少，在國際分工中處于弱勢地位，因此，我國的經濟安全在入世后容易受到威脅。

第一，產業安全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產業安全是在產業結構分析的基礎上，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經濟安全所處的狀況。加入世貿組織雖然會給很多行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但還是有相當多的產業特別是傳統產業和企業將會受到巨大沖擊。首先，在世貿體系中，我國仍然屬于國際分工體系外圍的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總體上處于比較低的層次，與發達成員國形成垂直分工，經濟發展容易受到其它成員國的不良影響；其次，由于我國長期以來一直游離于GATT/WTO之外，沒有機會參與GATT/WTO機制法律法規的制定，因此，世貿組織的法律法規沒有反映出我國國家利益的要求；再次，我國目前的大多數企業規模小、資金缺乏、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較低，與在世貿體系中發展成熟起來的國外公司企業競爭，其艱難程度可以想象。同時，一些敏感行業，如通訊、航天、互聯網絡和金融等領域的對外開放，還有可能會對我國的軍事和政治安全產生直接的不利影響。

第二，國內市場面臨著巨大挑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國外公司企業對我國市場的滲透會進一步加強。這些公司涌入我國國內市場，對我國的社會變化和經濟發展有著雙重的作用：一方面會給我國帶來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刺激我國的經濟發展，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另一方面，由于擁有長期積累的競爭優勢，它們的產品已經在我國國內市場上占據著有利的地位。另外，長期以來，外國投資企業在華享受的“超國民待遇”對我國國內某些行業的企業發展已經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影響。

第三，金融安全受到潛在威脅。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金融市場是國家經濟體系的動脈，一旦金融機構出現危機，便很容易在整個金融體系中引起連鎖反應，導致經濟秩序的混亂，甚至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盡管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在金融領域的開放享有5年的過渡調整期，但由于我國金融行業整體固有的脆弱性，以及國際金融領域斗爭的復雜性等因素，使得維護和確保金融安全成為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后的很長一個時期內所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課題。

第四，經濟運行機制會受到影響。世貿組織作為一個國際性的經濟組織，它的首要目標是為成員國提供一種國際經濟交往的游戲規則。在這種游戲規則的制定與完善過程中，勢必要涉及到眾多成員國之間經濟權益的重新分配與整合。因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意味著參與了本國經濟權益在世界范圍內的重新整合和資源的再分配過程。這對于仍處于轉型時期的我國經濟來講，如何應對世界經濟的強勢沖擊，能否建立一個既公正又富有效率的經濟運行機制，事關我國的發展道路及發展模式能否成功等國家安全的大局。

(二)意識形態安全

意識形態表現為一種建立在明確的世界觀之上，對國家的發展道路及政治經濟制度進行自我規定和自我辯護的信念與理想體系。由于意識形態對維護國家政治穩定、保障國家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意識形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靈魂。冷戰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呼吁在國際交往中淡化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依然頑固地堅持冷戰思維，對社會主義國家繼續加大意識形態的沖擊力度，企圖實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

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西方國家對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在國際社會擴大影響存有戒心，因此，對我國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申請求全責備，設置了重重障礙，以迫使我國在政治上作出較大的讓步，其真實目的是把我國納入由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西方國家寄希望于通過世貿組織對我國的意識形態進行滲透與演變。西方國家借助于世貿組織體系，在利用其巨大的經濟、科技優勢與我們展開競爭的同時，在政治上也積極向我國滲透西方的民主價值觀，以達到最終演變我國的戰略目標。

同時，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必然會有很多棘手的社會矛盾與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有可能進一步激化，使其成為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侵蝕的溫床，社會中的一部分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的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念。這將極大地威脅到我國意識形態對我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中的整合。

(三)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保護本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免遭滲透和侵犯。雖然文化的表現形式千差萬別，但是文化本身所承載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歸屬感卻是唯一的。歷史的實踐證明，文化的滲透往往是與經濟力量的擴展相伴而行的。伴隨著我國的入世，眾多西方的文化形態將以產業化的形式紛紛涌入。發達國家向我國輸出資本和技術的同時，也會輸出發達國家所謂的精英文化。這種文化模式的影響在其占有明顯優勢的經濟攻勢的掩護下，往往會產生更加明顯的效果。國際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世界變得更緊密相連，為西方國家傳播其文化模式創造了便利條件。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新聞、廣電部門將陸續開放電視、出版、電訊等行業，外資也將進入我國的網絡領域。西方國家將會利用我國社會轉型發生深刻變化的時機，不斷加大文化滲透的力度，而且，西方對我國的文化滲透力度、范圍和方式還會隨著我國國際活動空間的擴大和國際經濟貿易聯系的增多而更加復雜化和尖銳化。

(四)信息安全

信息時代的到來使得國家安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信息產業已經成為入世后國外公司企業競相投資的熱門產業，這無疑將會促進我國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產業的蓬勃發展也會帶來一系列的信息安全問題。

第一，我國規范信息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尚不健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方法滯后，由此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可能在某些事關國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出現一定程度的信息失控。

第二，我國國家信息安全的指數不高。近期公布的《國家信息安全報告》顯示，我國的信息安全指數僅處于“相對安全和輕度不安全之間”。信息與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國家的邊界變得異常脆弱，某些方面甚至形同虛設，這對于我國的整體國家安全的維護埋伏著巨大的隱患。

第三，我國在信息技術的軟硬件方面均受制于人，這無疑會增加我們確保國家信息安全的難度。網絡系統的關鍵技術都掌握在外國生產商手中，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使我國網絡安全存在很大的漏洞。

(五)科技與人才安全

一個國家的科技安全態勢體現著國家能否用科技手段有效地維護本國的國家安全，其國家的整體利益能否免于受制于國外科技優勢的威脅，能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得以提高本國的綜合競爭力。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的科技安全將面臨著嚴重的威脅。其一，我國的整體技術實力同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這些差距必然使我國技術領域顯現出更多的易受攻擊性。其二，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難以發揮對技術成果的保護作用。世貿組織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協議將進一步加強跨國公司在技術供應方面的壟斷地位。而這種技術獨占權將會自然地轉化為市場壟斷權，從而在技術轉移方面對我國產生更大的限制，我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成本會更高。盡快健全我國的知識產權保障機制，在競爭異常激烈的世貿組織體系中使我國的技術成果得以有效的保護已是當務之急。

當前，知識傳播和流動的世界性特征越來越明顯。為了在激烈的綜合國力的競爭中取得優勢，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正在成為世界各國首要爭奪目標。一國擁有科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已成為當前國際競爭中國家安全的一項重要指標。人才天然具有流動性，所以人才安全也就具有相對性與不穩定性。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勢必要面臨著一場長期的人才競爭大戰。這場大戰有兩種表現方式：一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主要表現為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固有優勢從我國掠奪人才，從而導致我國的人才流失越來越嚴重，而且流失的勢頭還有增無減；二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表現為登陸我國的外國公司企業就地吸納我國內人才，成為外國公司企業的雇員。從長期看，外國公司企業對我國的人才資源會更加趨之若鶩，使我國的人才安全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

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國家安全對策的宏觀分析

通過全面融入全球化來最大限度地實現國家利益，全面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推進與加速我國的現代化進程，這才是真正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做出的歷史抉擇。

首先，加強和深化世界貿易組織體系對我國國家安全影響的研究，建立起一套國家安全風險的應對機制。世貿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有著較長的歷史，且擁有140多個成員國，其運行規則與法律法規相當復雜，因此，廣泛吸納社會各界人士對我國入世后的國家安全及其風險進行研究，對世貿組織的運作體系及其行為規則進行深入而細致的分析與探討。同時，認真評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我國整體國家安全的各個方面可能帶來的影響，并就國家安全風險的防范提出具有較強操作性的建議，建立一套快速、靈活的應對機制。

其次，盡快完善我國的市場運行機制，確保我國的經濟安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直接受到沖擊的是我國的經濟安全，經濟安全又是維系國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從加入世貿組織這個角度來看，一個國家經濟安全的主要問題就是視其市場運行機制是否完善與健全。世界貿易組織是建立在高效和規范的市場機制基礎之上的合作機制，世貿組織框架下的經濟競爭歸根結底是市場機制效率之間的競爭。因此，要根據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結合對世貿組織體系的科學認識，盡快建立健全符合世貿組織法律法規要求的市場運行機制，努力促進我國的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從根本上抵御和化解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的風險。

最后，全面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從根本上增強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世界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變化了的世界呼喚一種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安全觀。國家間的競爭已轉為綜合國力的較量，國家安全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安全，而應是包括政治和社會穩定、經濟安全、網絡信息安全、文化意識形態安全、科技人才安全以及能源環境等在內的綜合安全。因此，只有全面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才能從根本上增強維護我國國家安全的能力。正如同志指出，“我們國家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增強我們的綜合國力。”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們要在加強防范國外各種勢力有可能危害我們國家安全的同時，要加快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盡快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科技產業競爭能力，從而加快提高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步伐。這樣，我國的國家安全才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

國家安全論文:網絡時代國家安全與信息安全論文

一、美國國家安全的發展及網絡時代信息安全之源起

國家安全是國家調控機制中一個重要因素，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國家安全”也是一個歷史的和發展的概念，其內涵依據一個國家所處時代的不同而發展演變。時至今日，“國家安全”早已由狹義上的強調國家不受外敵入侵的軍事安全擴展為一個廣義的內容豐富的大體系。其內涵是一個由關系到國家與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各種國內外因素共同構成的動態系統。國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盡可能對不利于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各種國內外因素進行調控，實現國家的安定和預定的國家目標。代表國家的政治實體（政權和政治制度）為了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必須在滿足現代國家特定的內外需求的同時，符合一定的國際行為規范。對外政策是政治實體試圖適應或控制外部環境對內部影響的一系列行動方針或原則，對外政策能否奏效，取決于不同國家在國內治理和對外關系方面發揮效用的能力。從調控和治理之角度來說，國家對外政策是從屬于國家安全戰略的。在美國實現現代化及走向強國和超級強國的發展過程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大力發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軍事。軍事科技又帶動了高科技，進而帶動了整個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是美國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保障其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戰后不斷提高科研經費在財政預算中的比例，持續把龐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用于發展軍事工業。從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繼續大幅度增加。國防在美國的研發費用中占很大比重。戰后美國幾項關鍵性發明，如電子計算機、衛星通信、微電子處理器等，均直接產自于軍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戰時期，“遏制戰略”之父喬治?凱南也認為冷戰競爭主要是在各自內部，即“看誰在解決自己的特殊問題時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軍事手段。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斯則更加明確地指出，西方國家的命運“完全取決于其發展自己生產力的能力”。美國政府推動信息技術的發展，制定國家信息安全戰略，并在不同階段根據內外情況變化進行調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統治國理念。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國政府為了在冷戰中占據主動,圍繞“國家安全”進行國內外戰略設計與調控，大力支持發展信息技術，資助并主導了互聯網的誕生與發展。1957年蘇聯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后，艾森豪威爾總統先后簽署了兩個公共法案，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創建。這些部門的建立和相關科研預算經費的投入，有力地推動了軍事安全信息技術的創新發展。1962年，美國國防部設想建立一種能夠保證美國國內外防衛力量在遭到蘇聯第一次核打擊后仍具有生存和反擊能力的指揮系統。隨之，計算機專家提出了計算機“網絡”的概念。1971年，高級研究計劃署資助了一個項目———高級研究計劃局網絡，把接受其補助金的大學的電腦在全國聯網，實現了計算機“網絡”這一設想。為了對該網絡雛形進行統一技術管理，美國國防部于1974年主導建立了TCP（傳輸控制協議）和IP（因特網協議）（后合稱為TCP/IP協議）。同年，美國國防部將TCP/IP協議公開，向全世界無條件地免費提供解決電腦網絡之間通信的核心技術。五角大樓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聯網技術和相關管理協議，其背后自有其深遠的、頗具戰略意義的謀慮。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該互聯網絡是一套有明確假想敵的軍事指揮系統，其指揮乃至控制功能需要與內外部環境進行信息交換方能體現（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國家一旦應用此套技術并采納其管理規范，就會在虛擬空間產生對“美國制造”網絡的需求和依賴，這反過來又推動美國政府進一步放開互聯網技術，從軍用推廣至民用，促進經濟利益不斷擴大。從歷史根源的角度來看，自電子計算機互聯技術誕生之日起，其應用和推廣過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問題就相伴而生。但美國國家信息安全作為一種系統思想和戰略，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在政策實踐上以國內為重點，國內、國外并舉，圍繞內部穩定和發展與維系全球事務主導地位之戰略目標，在國內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礎上，根據不同時期的內外環境特點，制定和適時調整對外政策。

二、網絡時代美國信息安全戰略之發展

信息安全在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中開始上升到戰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頓執政時期。克林頓政府以綜合發展和綜合治理相結合的理念為基礎，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有機融合起來，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一方面大力推進信息技術在相關領域的研發；另一方面一步步構建信息安全領域的國家戰略。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美國在國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軍事戰略競爭對手，國內則面臨經濟增長乏力等問題，同時還要應付來自于歐洲和日本日趨激烈的經濟競爭。此時上臺的克林頓政府為應對這些新的挑戰，提出國家安全戰略三要點：以軍事能力維護美國安全；重振美國經濟；在國外推行“民主”。其中，“經濟安全”是核心。克林頓政府根據國際局勢的變化對軍事力量進行了結構性調整，繼續加大研發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軍事人員的素質。與此同時，開始著手信息安全領域的相關部署。1993年，美國政府提出興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構想”，對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大力發展信息產業，同時加快用高新技術對傳統制造業進行改造。產業結構的變化和信息產業的飛速發展帶動了金融和股票市場的繁榮，使美國經濟出現了有史以來不間斷增長時間最長的時期。到了90年代后期，構建網絡空間安全即為保護國家信息安全的戰略思想被正式采納，成為美國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隨之產生，然后納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體系。由此，網絡時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產生了。1998年5月，克林頓頒布第63號總統令———《克林頓政府對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義。該文件開宗明義“：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這兩種力量相互促進相互依賴，但是也越來越依賴某些關鍵設施和以網絡為基礎的信息系統。”在2000年12月克林頓簽署的《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進來。這標志著新的歷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為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外關系上，克林頓政府堅持一切以實現國家安全戰略要點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術優勢實現經濟安全戰略目標方面，克林頓對外政策的第一大特點，是把計算機網絡作為對外貿易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在因特網上的商業活動占得先機。1997年，通過因特網上進行的76億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國就占了9/10；美國企業占了全世界網址的70%，占網上總收入的93%。正是基于對全球互聯網貿易巨大潛力的認識，1997年7月，克林頓政府公布了網絡貿易戰略報告《全球網絡貿易框架》，強烈要求宣布互聯網絡為全球自由貿易區，發展技術并制訂行為準則。美國政府的目標是盡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優勢，把它研制的互聯網技術標準和制定的內部行為準則推廣到全世界，把美國的標準作為全球的標準固定下來，從而在全球虛擬空間貿易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由此可見，在對外關系方面，發展全球網絡貿易并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已成為美國政府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外交事務方面，克林頓政府的政策之顯著特點是推行新霸權主義，大打“人權牌”，以圖將美國的人權觀和價值觀推向全世界，這是克林頓政府安全戰略對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過利用網絡信息技術進行美國精英治理價值觀推廣是非常重要的。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國的國際規則，克林頓很注意使用“軟”的一手。他上臺伊始即把在國外推動民主和人權作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戰后美國對外關系新戰略的內容之一便是“幫助”社會主義國家“擴大民主和市場經濟”，極力通過外交手段繼續在國際社會中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克林頓政府為美國留下的最大一筆外交“遺產”，當屬以“新干涉主義”“克林頓主義”等著名的一套“軟”“硬”并重的“理論”。克林頓拋出的這套“人權高于主權”的“理論”，便是美國選擇的修改現行國際規則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廣互聯網技術，能相對低成本、高效率地幫助美國政府突破他國境外信息準入屏障，將自己的觀念即時傳播至當地民眾，對輿論造成影響。小布什2001年上臺后不久就爆發了“9?11”恐怖襲擊。在反恐戰爭的背景下，為保障美國國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現極端事件，美國政府進一步提高了對信息安全的重視程度，戰略思想從防御為主轉為攻防結合。2003年2月，美國公布了《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報告，提出建立美國國家網絡空間安全響應系統，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此系統可謂是一個國家—民間，公共—私人合作機制。奧巴馬2009年上臺后，從軍事安全角度，進一步強調網絡空間戰略的進攻能力和威懾性。同時，奧巴馬政府將互聯網信息安全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突破國家主權的便捷途徑，對外推進國家利益以及推廣自身認可的價值觀。同年5月，奧巴馬總統批準公布了國家網絡安全評估報告：《網絡空間政策評估———保障可信和強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指出“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統為基礎，……，政府需要綜合考慮各方競爭的利益，制定出一個全面設想和計劃，以解決美國面臨的網絡安全問題”；6月，美國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網絡戰司令部。2010年，白宮發表了《2010國家安全戰略》，保證將信息安全作為國家安全工作的重點。與克林頓時期相比，奧巴馬時期網絡安全戰略的特點是，網絡外溢效應凸顯，虛擬空間的傳播突破了傳統的國界線，同時也影響到了作為最初主導構建網絡內外空間的美國政府所要處理的內外問題。

三、信息安全在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目標是主動避免自身關鍵利益受到傷害，在內外環境中，爭取最大程度的主導權。作為國家安全總體戰略的一個部分，美國的國家信息安全戰略也即為此目標服務。在當代，信息技術與國家安全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后，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喬治?里卡斯對美國的世界秩序作了貼切的描述：“首先是盡可能擴大和鞏固生存空間，建立并鞏固一種更為廣泛的秩序，這種秩序在美國力量強大時是它自我表演的舞臺；在遇到失敗或力量相對衰落時是支持和復興的力量；即使美國最終衰敗時，也會“成為被人們銘記和仿效的楷模”。在網絡時代，美國政治精英們相信“信息就是權力”。美國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戰略是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服務的有力工具。美國對外安全戰略總的要求是，防止敵對和不友好勢力對美國利益的損害，美國的中心目標是建立一個以它為主導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無疑成為成本低、效果顯，影響既廣泛又深遠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國內外政策相互影響，兩者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國會動輒以“國家安全”對美國的內外政策加以詮釋。“世界秩序”則日益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掩蓋下“霸權有理”的代名詞，它涵蓋了美國由企圖主宰世界到試圖主導世界的策略上的轉變過程。而信息安全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內容。 國際規則是規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國對其信息主導地位的維護對全球信息安全規則產生了重大影響。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國對其信息安全戰略（政策）重新進行了詮釋，突出并強調該戰略中的“國際性”，極力詮釋其戰略目標及實現手段和規則制定之“道德性”，意圖在于通過“道德性”來掩蓋美國爭取國際網絡空間規則制定主導權以及相關利益的真實目的，通過“國際性”來印證其“道德性”。美國在實現手段和規則方面精心設計，力圖使其顯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類安全問題的時代潮流。2011年美國政府出臺的第一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首次明確將互聯網自由納入維護網絡安全政策體系之內，“將此項努力與二戰后建立經濟和軍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論”。從這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術在21世紀快速發展與全球普及，已經對國際秩序造成了深遠影響，美國作為國際社會霸主，意識到自己必須通過強調自身國家安全戰略的“國際性”與“道德性”來重新構建其世界影響力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網絡技術和信息安全對于提高美國的綜合國力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實力是一國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參考標準，信息技術的發展對美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提高產生了深刻影響。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越來越重視“軟”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綜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經濟和文化意識形態手段。約瑟夫?奈認為，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的沖突將讓位于更危險的各種文明之間的沖突，屬于不同文化范圍的各個民族的文明之間的沖突正是為了擴大自己的支配權；他還認為，在當今時代“，硬實力和軟實力同樣重要，但是在信息時代，軟實力正變得比以往更為突出”。基歐漢和奈在論述信息與權力的關系時指出：“信息和美國大眾文化的傳播增進了美國觀念和價值觀在全球的認知和開放”；“在21世紀，廣義的信息能力可能會成為最關鍵的權力資源”，“信息革命的最終影響是，改變政治進程，在軟、硬權力的關系中，軟權力比過去更為重要。”網絡外交的出現，使軟實力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時期，美國的對外政策開始向利用綜合力量進行調控。克林頓上臺后更加重視“軟”力量，把美國式的民主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作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廣。他在20世紀末向國會提交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強調，美國必須致力于外交“，為防止沖突、促進民主、開放市場”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會在安全上得到回報。奧巴馬總統則更加主動地出擊，把《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稱為“美國第一次針對網絡空間制定全盤計劃”。不難看出，美國政府是要將信息技術優勢充分為己所用，營造有利于自身穩定與發展的外部環境，通過危機管理、推廣民主和市場開放來塑造信息化時代的全球價值觀，增強自身國際影響力，進而鞏固和提高國家實力。信息技術的發展對外交決策的影響越來越大。自上世紀末，美國產業結構就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長期以來在產業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鋼鐵、石油、化工等產業的地位逐漸下降,以半導體、微電子、計算機、軟件業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產業迅速崛起。早在20世紀90年代，微軟、英特爾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當年的地位,成為美國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至今，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最大的產業，伴隨著這種變化，一批新的權勢人物也涌現出來，對美國的對外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批新的權勢人物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后盾，將逐漸在美國的政治權力架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有能力通過參與或資助競選、游說國會、制造和影響輿論等方式影響美國內政外交的醞釀和制定。鑒于信息技術產業如今在美國經濟發展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美國政府制定對外政策（尤其是經貿政策和知識產權問題）時勢必要考慮這一產業集團代表的利益與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的“雙刃劍”

互聯網的發展促進了人類的生產力的提高，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毋庸置疑，但其“雙刃劍”的角色也不可否認。對于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現代網絡信息技術對其國家安全和外交活動的影響更是雙重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網絡安全遇到的威脅日益嚴重。計算機病毒利用現代計算機網絡技術進行傳播，對網絡信息系統進行攻擊和破壞，對外交信息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黑客攻擊是另一種破壞程序，可給外交人員及國家帶來嚴重影響，甚至威脅國家和地區的安全。近些年來，不單是美國，世界其他主要國家也將信息安全列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如，俄羅斯在2000年9月把國家信息化建設作為其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英國政府2010年10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將網絡戰列為英國今后面臨的“最嚴重威脅”之一。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網絡已經直接影響到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運轉，控制著世界信息流動和國際經濟命脈如何切實維護網絡安全，各國尚無萬全之策，美國也不例外。對西方價值觀，特別是人權觀的影響愈發明顯。批判理論家羅伯特?考克斯指出，社會結構是主體間互動的結果，是社會建構而成的。人類安全和人權問題越來越受重視。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美國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去“規范”全世界，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一項重要內容，且占有越來越突出的位置。冷戰結束后，美國等西方國家把“捍衛西方價值觀”推到外交和國家安全的前臺。20世紀90年代以來成為西方一個重要政治理論“第三條道路”宣稱的對外政策的兩大實質，一是向全世界推廣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觀，二是推行“人權高于主權”“人權無國界”“主權有限”“主權過時論”等觀念。美國在“互聯網打上了美國價值觀的烙印”。但美國自身也是精英治理與個人自由之間矛盾著的混合體，一邊是現實，一邊是信仰及理想。“美國價值觀”在對外政策（人權問題、個人自由、道德觀）方面定調太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落實起來，困難很多。如屢屢發生的美國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對國內，特別是對別國機構和重要人物的竊聽丑聞，最有名的是斯諾登揭秘案例，就大大削弱了美國的“道德”影響力。正在逐漸削弱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霸權地位。1999年，約瑟夫?奈在《信息革命與國際安全》一書中，把信息技術革命視為21世紀美國在國際事務中保持主導地位、發揮更大作用的一種重要“軟力量”。美國憑借其在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方面的優勢謀求全球信息化主導權，以獲取“信息霸權”來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其21世紀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影響力，強化其“全球霸權”地位。迄今為止，以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在信息領域仍占有很大優勢，確立并保持著“信息霸權”。他們深信自身的政治主張和價值觀念具有優越性和普世價值，同時對政治體制和價值觀不同的國家心存偏見，在不完全了解這些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具體歷史和現實國情的情況下，干涉別國內政，制造民族間、國家間和不同宗教間的矛盾，招致了越來越多的不滿、嫉恨，為自己催生、培育了越來越多的對立面。一些宗教團體、政治黨派、極端組織等也通過各種信息傳輸手段傳播不利于、甚至反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各種主張。從國家層面來看，全球網絡信息空間主要的行為體仍是各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信息安全規范仍然缺位的情況下，各國均設法擴大本國網絡空間安全邊界來保障國家安全，由此產生的結果是合作與博弈并存。美國對此情況顯然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但仍無法擺脫過于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判斷，白宮在2011年5的《網絡空間國際戰略：構建一個繁榮、安全和開放的網絡世界》，被解讀為既是“合作的邀請”又是“對抗的宣言”。長期以來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著互聯網治理的話語權，從標榜互聯網“開放、共享、無國界”到借“網絡自由”等抨擊其他國家的網絡安全治理。這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國家或機構層級的抵制乃至對立。總的來看，美國在信息領域正經歷從“霸權”到“王權”的轉變過程。對國際關系概念和公共外交帶來挑戰。伴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空間技術的應用，傳統的“國家主權“”領空”和“領土”等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傳播旨在削弱、顛覆他國政權的信息、刺探情報或進行洗錢等活動，給國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防范問題。1965年“公共外交”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得到運用，該外交策略試圖通過現代信息通訊等手段影響其他國家的公眾，以幫助外交政策的形成與推行。美國是“公共外交”的有力踐行者，白宮大力開展思想文化傳播，實施外交戰略，在網絡信息空間構建“公共外交”的實踐場域。但通過互聯網頻頻披露的美國政府之種種劣行，無疑也會損害美國的形象，侵蝕美國透過外交展現的“軟”實力和“巧”力量。此外，信息安全“雙刃劍”還體現在這些方面：（1）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深入發展，美國的國家安全正遭受著越來越大的非傳統威脅，對傳統國家政治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戰。（2）政府權威受到進一步挑戰，個人、企業、非政府組織、恐怖分子、社會運動等都成為影響國際政治的重要變量，削弱了美國及許多國家政府對本國事務的控制能力；國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在網絡上受到更多質疑的同時,政府對網絡輿情的管理更加困難，對外交議程的控制力也會相應減少，如美國國防部因無法合理解釋關塔那摩監獄的虐囚事件而在網上廣受詬病。（3）面臨更多的國內外問題。美國雖在建立其國際安全體系方面“成就”顯著，但用于“國家安全”上的開支增加迅猛，這固然刺激和帶動了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也背負著過多的支出；它既可提高國家的安全系數，同時也增加了易受攻擊的“軟肋”。

五、結語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美國政治精英們為了維護國家內部的穩定和發展，鞏固和保持其國際超級強國地位，圍繞著“國家安全”進行內外戰略設計與調控，大力發展信息技術，資助并主導了全球化時代的互聯網之產生與發展。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美國政府已經構建了頗為完整的信息安全戰略，在其國家安全框架下，從政治、軍事、經濟和外交等多個方面統籌指導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與調整。總的說來，美國發展信息技術，將科技創新為己所用，迅速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一條有效措施，是使國家信息安全與國家發展和國際地位之鞏固緊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美國雖在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體系和實現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它自身在調控信息安全，主導對外政策的同時，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內外因素之制約。從美國自身戰略設計的角度來看，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國家信息安全作為支撐美國國家發展的一個龐大體系，涉及面非常之廣泛。在對外政策方面，由于國際環境的復雜與多元，加上與國內因素相互交織，任何一個部分出現誤判，都有可能使整個系統出現漏洞，使得其他部分和其他環節的工作化為烏有。若一味強勢追求自身“信息安全”，既有力不從心之虞，也會增加國際合作的難度，恐生過猶不及之憂。

作者：朱丹丹 單位：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

國家安全論文:網絡安全視角下國家安全戰略思考

一、信息網絡安全問題帶來國家安全隱患

(一)計算機網絡安全問題不容忽視。

計算機網絡是一個開放、自由的空間，計算機網絡在給人們帶來方便快捷的同時，其開放性和自由性也帶來了眾多安全隱患，不僅影響了網絡穩定運行和用戶的正常使用，嚴重時會威脅到國家安全。因IT系統簡單、漏洞較多，網絡攻擊普遍發生。特別是出于政治目的和經濟利益，針對政府部門以及國防、金融、能源等重要部門或行業，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持續性的網絡攻擊越來越頻繁。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黑客宰割的“羔羊”。只要黑客的攻擊不停止，網絡信息安全的斗爭也將一直持續。當網絡信息資源成為國家和公眾的生命線時，一旦信息網絡遭到入侵和破壞，其后果所帶來的經濟損失無法估量，由此引起的經濟、社會動蕩更是讓人不寒而栗。

(二)信息產業發展滯后帶來國家安全威脅。

由于我國在信息產業領域起步較晚，國內一些重要信息系統、關鍵基礎設施中的網絡核心設備和關鍵軟硬件長期依賴國外。全球網絡根域名服務器為美國掌控;中國90%以上的高端芯片和智能操作系統依賴于美國。這些依賴于國外的核心信息技術產品或服務，一但遭到惡意破壞，我國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方面情報就有可能被盜取、破壞，這無疑增大了經濟安全的隱患，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隨著云計算、大數據、智能化等網絡信息化新興產業的繼續拓展，大數據泄露事件時有發生，這將使中國網絡信息安全面臨更多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和挑戰。

(三)網絡犯罪與網絡恐怖主義嚴重影響國家安全。

網絡在迅速改變著這個世界，給社會和人們提供的便利越來越多，與此同時，網絡違法犯罪活動也越來越猖獗，如利用網絡散布破壞性病毒或設置“后門”程序;黑客攻擊，偷窺、復制、更改或刪除計算機信息;網絡詐騙等網絡違法犯罪呈現蔓延態勢。網絡無國界，不受物理時空的限制，跨國犯罪活動日益嚴重，給打擊和防范帶來極大挑戰。近年來，互聯網成為恐怖分子同網絡安全保衛組織、反恐機構相互斗爭的主要戰場。北京天安門、昆明和烏魯木齊火車站等地嚴重暴力恐怖襲擊事件，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網絡恐怖主義，是恐怖主義發展的新趨勢，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其隱蔽、便利、廉價、遠程，攻擊范圍廣，將給人類社會帶來更大的威脅。

二、加強信息網絡安全防護，維護網絡主權與國家安全

(一)推進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法治進程。

盡管網絡空間法治化面臨嚴峻挑戰，但始終改變不了依法治網的新常態。因此，必須要強化網絡世界的法治思維，加強網絡信息化領域的立法工作，執法工作，引導全社會遵紀守法，全方位推進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法治進程，促進依法管網、依法上網、依法用網，維護國家安全，建設網絡強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定，對我國網絡空間治理提出了明確要求。《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加強互聯網領域立法，完善網絡信息服務、網絡安全保護、網絡社會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規。”在主持召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時要求，“要抓緊制定立法規劃，完善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等法律法規，依法治理網絡空間，維護公民合法權益”。

(二)構建以大數據為重點的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加快出臺國家信息安全戰略。

隨著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數據竊取”和“大數據污染”頻頻出現，大數據的安全問題越來越受到高度重視。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大數據的安全;二是要從技術上把控大數據的安全。大數據是互聯網安全的核心。建設以大數據為重點的信息安全保障體系，是網絡安全的需要，也是國家安全的需要，必須要上升為國家意志，加快國家信息安全戰略的出臺。

(三)創新驅動核心技術的研發，捍衛國家“網絡空間主權”。

維護網絡信息安全最根本的就是要創新驅動發展，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掌握核心技術。具體講，只有牢牢把握網絡、計算、存儲這三個重要環節以及操作系統與芯片這兩個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研發，才能防止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等方面的重要數據或秘密被竊取、被泄露;才能從源頭上捍衛我國的網絡空間主權，維護國家安全。因此，必須加快改革創新和技術研發，加強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和基礎設施建設，維護國家安全，惠及民生。制定全面的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研究發展戰略，特別要注重研究、制定發展與計算機網絡相關的各類行業產品，如網絡掃描監控技術、數據指紋技術、數據信息的恢復、網絡安全技術等等，以自主知識產權掌握網絡主動權。

(四)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匯聚人才資源。

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強調，“網絡信息是跨國界流動的，信息流引領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信息資源日益成為重要生產要素和社會財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為國家軟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標志。”因此，要把人才資源匯聚起來，努力打造一支政治思想好、技術業務精、忠誠可靠、甘于奉獻、作風過硬的強大隊伍，為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域培養一大批創新型專家人才、尖子人才、領軍人才。

(五)堅決嚴厲打擊網絡犯罪與網絡恐怖主義，凈化網絡環境。

防范和打擊網絡犯罪、網絡恐怖主義，關乎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乎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在打擊網絡違法犯罪、網絡恐怖主義活動上，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努力:一是集中警力，打集群戰，重點突擊，確保以最快速度，在最短時間內偵破網絡違法犯罪或恐怖主義案件，捍衛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二是建立國際協作機制，加強溝通與交流，攜手共同打擊網絡犯罪及網絡恐怖活動，凈化網絡環境，共筑牢固的安全防線，力爭從根源上鏟除恐怖主義。三是加強網絡監管，加大宣傳教育力度，普及網絡安全知識，提高人民群眾的安全防范意識，從源頭上進行管控。

(六)加強國際合作，維護國際網絡空間安全。

網絡安全問題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一個疑難雜癥。世界各國或地區需要更加密切聯系，共同維護網絡安全，捍衛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力量。因此我國應在切實保障國家秘密和安全前提下，本著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則，積極參與情報交流、技術合作，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共同打擊網絡犯罪，維護信息網絡安全，進而維護國家利益。

作者：曹建萍 單位：中共巫山縣委黨校

國家安全論文:全球化國家安全管理

澳大利亞的小莫漢.馬利指出:影響21世紀國家安全的7個趨勢是: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技術擴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極化的國際政治,國際體系性質變化,安全概念的變化,沖突焦點的變化。對亞太地區的威脅有兩個方面:第一,傳統沖突:大國的霸權斗爭,成功國家民族國家的膨脹,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經濟競爭,大規模毀傷武器的擴散。第二類,未來沖突的新根源:衰敗國家的民族主義,文化和宗教信仰沖突,致命的輕武器擴散,石油,漁業和水資源的爭議,難民潮和人口流動,生態災難,恐怖主義.給21世紀的國家構成多重災難。

全球化對于中國經濟安全的影響不可：

第一，新經濟發展過快，受制于發達國家的新經濟技術標準和關鍵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絕大部分是美國生產的，這是電腦的核心部件，如果我們在普及網絡以后許多年仍不能獨立生產,恐怕就不僅僅是讓外國人多賺錢的問題了。我國工業的現代化,主要依靠設備進口,工業的進口依存度已經超過30%,甚至更高。

第二，經濟高速增長導致進口依賴度增加。

我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科學技術差距在拉大。與日本相比，單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為6倍，現在擴大到約15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一般都在50％-70％；而我國，"六五"期間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還占到32％，"七五"期間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來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化工機電快速發展，對能源和礦產品的需求急劇增加。目前中國鐵礦石自給率為80%左右，氧化鋁為70%左右，銅精礦為40%左右，鉻鐵礦為40%左右，鉀鹽僅為6%。2010年14億人口需要消耗50億噸標準煤（包括29億噸原油），8億噸鋼和17億噸鐵礦石。中國45種主要礦產的現有儲量，到2010年能夠保證需要的只有24種，需要進口2億噸。到2020年的需求量將是目前2倍，礦產品短缺量為2。5---3億噸，能夠保證需要的僅6種。鐵、銅、錳、鉻等金屬礦產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21世紀中葉除煤外，絕大部分礦產品均需國外資源補充。國內年木材缺口6000萬立方米，進口糧食進口5千萬噸。大量進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長率不能低于12%，中國占世界出口比重將從3%上升到18％，迫使許多國家讓出市場。

能源礦產結構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氣資源家底不清，后備資源嚴重不足，1993年成為能源凈進口國，其中每年石油進口量迅增1000萬噸左右，中國未來能源供需的缺口將會越來越大，石油進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國進口石油7000多萬噸，花費200億美圓。到2005年將缺口1億噸左右。2010年我國石油產量1.5億噸。要生產3.5億噸鋼，需要進口8億噸原油和3億噸鐵礦石。石油進口超過5000萬噸，國內經濟運行會受制于國際市場，超過一億噸要考慮采取外交、經濟、軍事措施以保證石油安全。國際石油跨國公司壟斷國際石油市場，商業利益與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利益一致，我國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國目前的外貿依存度是47%，5年以后可能達到65---70%，嚴重依賴國際市場又影響國際市場，沒有強大的國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國家主權的原因。

第三，國家安全因過多引進外資受到影響。

以高關稅特別是提高關稅實際保護率的辦法，保護國內產業，其結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資大量進入。比如到2006年我國按照WTO規定，將轎車的關稅從100%降低到20%，但是轎車零件的進口關稅為10%，這就是以提高實際保護率的辦法，促使外國資本進入，以合資企業產品代替進口整車。因此，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就成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076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工業增加值4201億美元，占全國20%；工業產值17696億元，占工業產值的27.7%；涉外稅收1648億元,占全國15%。未來5年以國內市場為代價，每年可以吸收600億美圓，但外商直接投資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難通過合資方式引進先進技術，引進外國設備過多會沖垮國內機器制造業。

其次，國內關鍵產業如飛機制造，數控機床，電腦芯片等，會被跨國公司整合和控制難以獨立發展。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主導全球產業結構調整，通過跨國合并，收購和合資形式向全球投資，往往是內部分工的結果，海外合資企業仍然受總公司指揮。中國最大的外資企業是德國的巴斯夫，在中國有9家化工企業，從尼龍，地毯，醇，涂料，維生素，乙烯，染料，乳膠，到分散體，形成系列產品分工體系。國內企業受到行政系統（條條塊塊）的分割，缺乏內在的技術和生產聯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難敵得過跨國公司的技術，商業和金融控制。

第三，"國內市場"也不是輕易可以讓得出來的。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占領市場意味著最終得到外匯而不是人民幣；我們讓出國內市場，就要承諾外商人民幣利潤的自由兌換。目前外商投資的國內人民幣利潤每年大約2000億人民幣，只有10%左右兌換成外匯匯出，其余留在國內再投資了。數年之后，利潤總額將積累到20000億人民幣，相當于2000億美圓，等于國家外匯儲備。如果在突發事件下集中要求兌換，就難免誘發外匯金融貨幣危機。

外貿依存度的調整

目前美國經濟的調整，將影響中國的出口。加入WTO將使中國社會受到全面的國際沖擊。國內社會結構與制度，將與國際發生劇烈的摩擦。22年形成的單一經濟思維，又不能夠把個人，企業和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與國家的地緣政治利益統一起來，不能把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與安全戰略統一起來，甚至嚴重忽視后者。按照目前經濟路線發展下去，中國將喪失與美國抗衡的能力。

如果中國在5年以后受到西方全面封鎖，經濟損失有多大？

（一）200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83000億人民幣，按照1：8。3匯率，為10000億美圓，外貿4743億美圓，增加31。5%；出口2492億美圓，增加27。8%；進口2251億美圓，增加35。8%。順差241億美圓。其中一般貿易出口1052億美圓，增加32。9%；進口1001億美圓，增加49。3%。加工貿易出口1377億美圓，增加24。1%，進口926億美圓，增加25。8%。機電產品出口1053億美圓，增加36。9%，高新技術出口370億美圓，增加50%；進口初級產品467億美圓，增加74%，原油，大豆；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增加30%。

外貿依存度是以外貿總額除以GNP，為47%。如果扣除加工貿易的重復計算，外貿依存度為35%，全部扣除加工貿易，外貿依存度為23。5%。

外貿依存度是國內非貿易品與貿易品的比價。從發展趨勢看，由于貿易品生產率提高快于非貿易品，價格下降得快，所以外貿依存度有下降趨勢。1980-1996年日本的外貿依存度從26%下降到17%，新加坡從440下降到356%。韓國從74下降到69%。匯率的升值會提高外貿依存度。

（二）假設中國沿著經濟主義自由路線繼續發展，不進行重大利益格局調整，國內外資源狀況仍舊可以支持5年左右經濟增長。假設國內生產總值年增8%，2004年為111553億人民幣，按照1：8。2匯率，為13604億美圓。外貿總額9196億美圓，外貿依存度達到67。5%。如果人民幣貶值到1：10，外貿依存度達到82。4%的歷史最高水平。

出口年增加15%，為4358億美圓，進口年增加20%，為4668億美圓，外貿逆差達到310億美圓。加工貿易年增加15%，出口2408億美圓，工繳費500億美圓。扣除加工貿易的外貿依存度是34%。

外商直接投資保持年600億美圓水平，使國際收支保持順差。國家外匯儲備保持2000億美圓。

(三)建議在2001-2004年突擊進口戰略物資，年增加進口200億美圓。在2004年底，我國進口總額將增加600億美圓，為5268億美圓，外貿逆差擴大到1000億美圓。國家外匯儲備下降到850億美圓。

（四）假設2005年出現西方全面封鎖。加工貿易全部停止。

2000年加工貿易出口1377億美圓，占出口總額2492億美圓的55。2%，加工貿易進口1001億美圓，占進口總額2251億美圓的44。5%。加工貿易總額2478億美圓，占進出口總額4743億美圓的52。2%。

2004年，加工貿易按照年15%增長率，可以達到2400億美圓的出口。如果全部中斷，損失是：

（1）外貿總額降低4500億美圓，出口降低2800億美圓，外貿依存度降低50%；

（2）4000萬人失業；

（3）國家外匯收入降低500億美圓；

（4）加工貿易全部使用進口原材料再出口，對國內產業沒有帶動效應，全部中斷以后國內只損失20%左右的工繳費，2004年為500億美圓左右，把乘數效應估計在內，大約1000億美圓。

（5）2004年的GNP是13604億美圓，2005年如果繼續增長8%，應該是14693億美圓，現在減少到13693億美圓，只增長0。6，增長率降低7。4個百分點。如果估計更高一些，大致可以說，由于加工貿易全部中斷，我國經濟成為零增長。

（五）從美日歐出口大部分中斷。

2004年我國出口4358億美圓，其中一般出口2000億美圓左右，其中向美日歐出口占60%，1200億美圓。

美國是我第二大貿易伙伴，我對美出口占出口總量20%以上，按照美國統計達到30%。我在美國出口份額中僅維持在2%左右。我對美國的資金和技術也有依賴，從美國進口最多的是技術含量高的機電產品（1998年為94.18億美元，占自美國進口總量的55%），有些難以替代。

日本是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1998年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7.9%，日本的資金技術對我也極為重要。

歐盟是我第三大貿易伙伴。1998年占我對外貿易總額的15.1%。

香港是內地第四大貿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場，1998年占我對外貿易總額的14.1%。

1998年我國外貿的64.3%、約2071億美元，是與美日歐的貿易（含內地與香港的貿易），我們獲得的貿易順差629億美元，如果沒有這一塊，外貿將有逆差193億美元。

假設2005年對美國日本出口全部中斷，對歐洲出口部分中斷，影響是：

（1）出口減少1000億美圓。2005年出口在和平環境下可以達到5012億美圓，減去加工貿易2770億美圓，一般貿易1000億美圓，只剩下1242億美圓，考慮到向其他地區增加出口，可以估計為1500億美圓，降低75%，大約倒退到1997年的水平，倒退8年。

（2）一般貿易出口的減少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比加工貿易大得多，因為大部分原材料來自國內，有連鎖性收縮效應。假設有4倍的收縮效應，即4000億美圓，相當于32000億人民幣。用4000億美圓除以2004年的GNP13604億美圓，經濟增長率降低29。4%。

（3）加上加工貿易中斷的影響7。6個百分點，共37個百分點。這就是加工貿易中斷和出口下降對于國內經濟的影響：第一年GNP下降37%，第二年下降更大，假設40%。第三年才有可能有所恢復。

（4）出口產品國內收購額占全國商品零售總額的40%左右，如果降低75%，將使國內總需求降低30%，加上乘數效應，將使國內通貨緊縮和企業破產更加嚴重，失業再增加4000萬，共增加8000萬。

（六）關鍵進口供應基本中斷

2000年我國進口大類產品是：礦產品245億美圓，化學品181億美圓，塑料橡膠164億美圓，紡織原料和制品166億美圓，賤金屬206億美圓，機器電器852億美圓，光學醫療設備82億美圓。

由于大量引進外國設備，我國工業最先進的部分，設備，原材料和零配件對于進口的依賴程度相當高，在1994年，工業對進口的依存就達到30%，現在可能超過50%。特別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數控機床，航空航天等方面，在關鍵部分依靠進口，影響更大。

（七）能源供應受到影響。

我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科學技術差距在拉大。與日本相比，單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為6倍，現在擴大到約15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一般都在50％-70％；而我國，"六五"期間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還占到32％，"七五"期間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來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化工機電快速發展，對能源和礦產品的需求急劇增加。

目前中國鐵礦石自給率為80%左右，氧化鋁為70%左右，銅精礦為40%左右，鉻鐵礦為40%左右，鉀鹽僅為6%。2010年14億人口需要消耗50億噸標準煤（包括29億噸原油），8億噸鋼和17億噸鐵礦石，中國45種主要礦產的現有儲量，到2010年能夠保證需要的只有24種，需要進口2億噸。到2020年的需求量將是目前2倍，礦產品短缺量為2。5---3億噸，能夠保證需要的僅6種。鐵、銅、錳、鉻等金屬礦產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21世紀中葉除煤外，絕大部分礦產品均需國外資源補充。年木材缺口6000萬立方米，進口糧食進口5千萬噸。大量進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長率不能低于12%，中國占世界出口比重將從3%上升到18％，迫使許多國家讓出市場。

能源礦產結構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氣資源家底不清，后備資源嚴重不足，1993年成為能源凈進口國，其中每年石油進口量迅增1000萬噸左右，中國未來能源供需的缺口將會越來越大，石油進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國進口石油7000多萬噸，花費200億美圓。到2005年將缺口1億噸左右。2010年我國石油產量1.5億噸。要生產3.5億噸鋼，需要進口8億噸原油和3億噸鐵礦石。

國際貿易與國家安全戰略的關系是這樣的：石油進口超過5000萬噸，國內經濟運行會受制于國際市場，超過1億噸要考慮采取外交、經濟、軍事措施以保證石油安全。國際石油跨國公司壟斷國際石油市場，商業利益與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利益一致，我國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八）外商撤資可能引發外匯危機

假定2005年爆發突發事件，外商直接投資全部停止進入，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項目順差，和經常項目進口方面的逆差，將同時減少600億美圓，對于國際收支平衡沒有影響。

我國已經引進3000億美圓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是真實資本，包括設備，專利，商標和管理，90年代年平均引進400億美圓。加入WTO的刺激，可以使未來5年，每年可達600億美圓，5年積累3000億美圓。到2006年，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總額達到8000億美圓。引進外商直接投資，與直接開放資本市場相比，被稱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一大經驗。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人民幣沒有自由兌換，國際投機資本無法在非常短的時間里獲得巨額人民幣，因此無法通過拋售的辦法沖擊我國的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中國沒有被卷入亞洲金融危機。

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就沒有風險嗎？如果引進太多，風險照樣存在，只不過時間比較長。

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資本，可以在幾分鐘內引起大崩盤。而外商直接投資所引起的金融外匯危機，要經過10年左右。主要環節是人民幣利潤的集中匯出，可能引起境內居民和企業擠兌外匯存款，進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幣兌換外匯，并擠兌人民幣。

所謂對外商開放國內市場，是允許其內銷產品，所得人民幣經過國際外匯管理居批準，可以匯回國外。大約5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資有8000億美圓，按照年內銷利潤有10%，即相當于800億美圓的人民幣，大約7500億人民幣。匯出的外匯超過了引進的外資。更為嚴重的是，每年數千億人民幣的人民幣利潤，有大約90%并沒有匯出，而是作為再投資重新投入。至于有多少是賣了土地廠房，多少是進入股票市場投機，無從估計。但5年之后這筆錢的總數達到20000億人民幣，相當于2000多億美圓，與國家外匯儲備大致相等----這就是危機的臨界點但如果積累起來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國內人民幣利潤，集中兌換，即有可能觸發外匯擠兌。

沿海地區的損失

外貿依存度并不能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的開放程度。還包括

1．投資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資占總投資的比利，工業對于進口的依存度。

2．科技依存度（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產業控制，關鍵部件在誰手里，新技術開發能力）。

3．資源依存度。

4．金融依存度（美圓化程度，外匯市場，股票市場，外債）。

1989---1991年西方對我國經濟制裁，停止對華軍品貿易和國際貸款。1989年，我國的外貿增長率下降15.7%；1990年又下降3.3%，其中進口下降16.8%。我國經濟連續3年低速增長，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

西方制裁對于沿海地區的影響尤其大。東南沿海地區指華東華南，福建、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南部，香港、澳門。

不含港澳，1999年有2億多人口，耕地面積1000萬公頃，占全國7%；國內生產總值近3萬億元人民幣，占國內生產總值37%；新增固定資產投資9000億元人民幣，占全國32%。鋼產量2800萬噸，占全國23%；汽車36萬輛，占全國20%；塑料324萬噸，占全國40%；化纖385萬噸，占全國60%；紗184萬噸，占全國32%；冰箱530萬臺，占全國40%；洗衣機635萬臺，占全國50%；彩電2770萬臺，占全國60%。

上述計算沒有包括直接受到的軍事打擊。

結論是：如果沒有補償措施，5年以后中國將由于經濟原因和文化原因難以與美國抗衡。因此，目前5年的經濟文化調整，比未來的軍事戰爭更加重要。如果在經濟文化方面失敗，等于自我瓦解，軍事戰爭難以取勝，甚至不戰而降。如果中國未來不想錯誤美國的附庸國，就必須堅決盡快進行戰略調整。

國家安全論文:高職國家安全教育挑戰及對策

國家安全的概念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其含義是保證一個國家的安全不僅是不受外國侵略，而且在國內也要穩定，要反對顛覆。并且隨著國家安全的提出，我國有了一個戰略性的轉折，由時代的“戰爭與革命”發展成為了“和平與發展”。這樣強調了經濟戰略，使得中國在國際上地位更高。200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在講話中提出：要頭腦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認識新形勢，懂得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國防安全的極端重要性，緊迫性。確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糧食、石油等戰略物資安全。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根據新階段國際國內的形勢發展，沿著上述國家安全發展的思想道路，明確提出了要確保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國防安全的要求。這說明我國領導人對國家安全所包括的內容在逐步的擴大。更加確保了我國在不受外國侵略的同時，防止內部矛盾，發展經濟的目標。

1開展高職院校學生國家安全意識調查的背景

首先，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雖然是時代的主題，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我國的安全和統一仍然面臨嚴重的威脅。西方超級大國亡我之心不死，東面的強鄰日本也不愿反思侵略歷史。特別是，西方超級大國在前蘇聯已經解體，俄羅斯日漸衰微的情況下，把中國看成其21世紀稱霸世界的最大障礙，開始以各種手段遏制中國的發展。周邊安全也存在不少隱患。南沙群島被東南亞小國強占，臺灣問題尚未解決，中日東海問題和釣魚島爭端也日益升級。同時，隨著我國國際競爭力、綜合國力和國家地位的空前提高，一些西方國家別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國威脅論”，也使我國國家安全形勢進一步惡化。當前，國家間的競爭日趨廣泛、激烈，當達到白熱化的時候，戰爭就在所難免。因此，歌舞升平之下隱藏著暗流涌動。對于如此嚴峻的國際環境，高職院校的學生大多缺乏清醒的認識。其次，20世紀90年代初，走私、販毒、非法槍支買賣、環境污染、跨國犯罪、經濟情報戰、疾病的跨國傳播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雖已出現，但還構不成戰略威脅。但現在這些問題已相當嚴重。而且“東突”活動猖獗，生物入侵滋生，洋垃圾不斷涌入，新的國家安全問題不斷出現。加入世貿組織，在受益的同時，也使國家安全防范更加困難，一些傳統措施將不允許采用，安全風險擴大到經濟、文化、信息、科技人才等諸多領域。對于這些非傳統安全問題，高職院校學生也大多缺乏危機意識。最后，隨著信息網絡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注重國家安全意識的培養,增強國家安全觀念已經日益成為高職院校學生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高職院校應當適應新形勢的發展,結合素質教育的開展和大學生的思想實際,明確教育要求,努力實踐探索,積極推進對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教育。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在為國家保持經濟軍事優勢的同時,也扮演著危及國家安全的角色,如破壞勢力通過技術竊密危及國家安全。發達國家還采取人才爭奪戰略,導致發展中國家大量人才流向發達國家,其中我國人才外流現象很嚴重,科技安全形勢嚴峻。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為信息快捷傳播與自由交流帶來了方便,使傳統意義的文化繼承在全球化模式下失去原有空間,國家和文化邊界正在消除,而文化生存是國家生存的前提條件,一旦文化遭遇威脅,必然給國家帶來危機。綜上所述,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國的國家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2當代高職院校學生國家安全意識現狀

通過對高職院校學生國家安全意識的調查顯示,當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狀況主流積極健康,但也有種種跡象表明,部分高職院校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還很薄弱。

2.1高職院校學生對國家安全認識模糊

高職院校學生對國家安全還停留在軍事、領土、情報這樣一些傳統的、局部的認識上。對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認識不足，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既沒有外部的威脅和侵害,也沒有內部的混亂和失序的客觀狀態。當前,國家安全既包括國土安全,主權安全、政治安全等傳統內容,也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新內容，200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講話中提出：要頭腦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認識新形勢，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國防安全的極端重要性，緊迫性。確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糧食、石油等戰略物資安全。而后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根據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國內的形式發展，沿著我國傳統國家安全發展的思想道路，明確提出了要確保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國防安全的要求。全方位理解國家安全有助于端正高職院校學生的思想認識,增強國家安全意識。講國家安全，高職院校學生會自然聯想到美國的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以及國家安全機關、軍隊、警察身上，這種把國家安全等同于情報間諜活動的片面認識，使高職院校學生不能自覺地把維護國家安全與自身的責任聯系起來，或多或少地、有意無意地認為“國家安全與自己無關”。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國際地位與日俱增，和平環境使高職院校學生自覺不自覺地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放松了警惕，淡化了安全意識，認為“對外開放無密可保”，“和平期間無間諜”等等。由于思想麻痹，造成國家的一些機密被泄露，更有甚者，個別經不起金錢等種種誘惑，不惜喪失國格人格，出賣國家情報，給國家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損失，教訓極為慘痛深刻！

2．2我國高職院校學生國家安全教育研究水平落后，當代高職院校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較為薄弱

目前,高職院校學生國家安全教育還處于宣傳階段,遠未達到有計劃,有目標,規范化教育的層次。國家安全意識是高職院校學生思想道德素質的重要內容,是衡量學校人才培養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之一。加強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高校要從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認識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引導大學生樹立對國家安全的憂患意識、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意識和保證國家安全的法治意識。當代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現狀顯然不能適應時代要求,無法應對全球化對國家安全的挑戰。

3高職院校學生國家安全意識淡薄的原因

1）意識形態淡化的副作用。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存在著巨大的差別。時期，由于過分強調意識形態因素，導致我國在外交中陷入孤立境地。為克服此種弊端，改革開放后，在國際交往中日益淡化意識形態因素。這雖有合理性、必然性，但難免導致國家安全意識的降低。2）高職院校學生大多都是從學校到學校，在教室、宿舍、食堂中打轉轉，社會交往很少，缺少社會經驗，這就很難接觸各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自然對其危害缺乏親身體驗，對樹立國家安全意識的重要性體會不夠深。3）學校進行的國家安全教育，與學生思想實際聯系不緊密，缺少針對性，教育方式僵化，內容空洞，很難引起學生的共鳴，教育效果欠佳。4）由于當今社會腐敗現象短期內難以消除，思想政治課內容凝固僵化、空洞抽象，目前高職院校學生普遍對思想政治課產生反感，產生逆反心理，越教育越不信。國家安全教育屬于思想政治課，自然也受到株連，不僅不受重視，反而心存抵觸，自然就難見教育效果了。

4培養高職院校學生國家安全意識的對策

4．1抓好國家安全教育和國防教育，強化責任意識

要教育全體人民同一切出賣祖國利益、損害祖國尊嚴、危害國家安全、分裂祖國的言行進行堅決的斗爭。要從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認識國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切實將高職院校學生國家安全教育列入教學計劃，滲透到日常教學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

4.2提高高校教師對開展國家安全教育的思想認識

沒有國家安全教育的愛國主義教育，沒有國家安全教育的學校教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教育。高校教師要在完成本學科教學任務的同時，完成好國家安全教育工作。

4．3樹立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觀念

鄧小平指出：“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國家安全涉及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國家、民族生存與發展的首要保障。科學技術是沒有國界的，但大學生不能沒有自己的祖國。高職院校學生要把國家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做任何有損國家利益、民族榮譽的事。

4．4熟悉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法規

對遇到的法律界線不清的問題，要肯學、勤問、慎行，弄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違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目前，特別應熟悉憲法、國家安全法、保密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科學技術保密規定、出國留學人員守則等法律、法規，做到心中有數。

4．5保持警惕，善于識別各種偽裝

有的諜報人員和負有特殊使命的記者，常以你能接受的面孔出現，用交朋友、做學術研究、出國經濟擔保、旅游觀光、新聞采訪等五花八門的手段，套取國家機密、科技政治情報和內部情況，對此要保持警惕，識破偽裝，避免上當受騙，防止陷入違法犯罪。在對外交往中，既要熱情友好，又要內外有別、不卑不亢；既要珍惜個人友誼，又要牢記國家利益；既要爭取各種幫助、資助，又要不失國格、人格。要淡泊名利，不受其誘惑。對發現的別有用心者，要依法及時舉報，進行堅決斗爭，決不讓其恣意妄為。

4．6克服妄自菲薄心理，挺直腰板

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安全與利益，也有別人沒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資源和秘密，還有獨具特色的傳統工藝等等。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但又是不可小視的大國，雖然在總體上有所落后，又決不是樣樣落后。要看到我們也有許多世界第一和“中國特色”，有一系列國家秘密和單位秘密。作為中國人，決不可妄自菲薄、悲觀失望，在對外交往中要挺直腰板，不卑不亢。

作者：周小翔 單位：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

國家安全論文:高校國家安全教育策略研究

摘要：新媒體給人類生活帶來了一場深刻的變革，也給國家安全帶來新的挑戰和威脅。當前，國家安全教育的主體是在新媒體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在這一新形勢下開展國家安全教育，就必須結合大學生的新特點，因勢利導，充分利用新媒體開展國家安全教育。基于新媒體環境，文章對高校國家安全的教育策略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新媒體；國家安全；大學生

新媒體在為信息的共享和快速傳播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新的威脅和挑戰。大學生是新媒體運用最為廣泛的群體，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教育是新媒體時代維護國家安全的關鍵環節。探索適應新媒體時代需求，符合大學生成長規律的國家安全教育策略，是當前高校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課題。

一、新媒體視域下國家安全教育面臨的新挑戰

（一）新媒體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新媒體的最大特點在于虛擬性和開放性，參與者可打破時空以虛擬化的身份參與社交活動。網絡手機的普及和社交APP的廣泛使用，使人們擁有了信息和傳播的權利。西方國家憑借在網絡技術方面的絕對優勢，通過網絡實施政治煽動和文化滲透，擾亂經濟秩序，削弱文化認同，竊取尖端技術和軍事情報，對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

（二）新媒體對大學生產生的負面影響

新媒體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大學生，思想開放，思維活躍。但西方的文化思潮通過新媒體在大學生中迅速傳播，給學生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網絡的虛擬化和弱規范性，使一些大學生在虛擬世界里挑戰規則，游戲人生，導致法制觀念的淡薄和責任意識的缺失。網絡世界的無界性使部分大學生缺乏保密意識。

（三）新媒體未充分運用到教育中

高校對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教育沒有適應國家安全形勢的變化和新媒體環境下大學生的新特點，無法達到全面提高國家安全意識的要求。一是部分高校沒有充分認識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二是部分高校國家安全教育還局限在政治、軍事等方面，采用課堂灌輸、大會宣講等方式進行，缺乏吸引力，教育效果不佳。

二、新媒體視域下高校國家安全教育對策

（一）轉變國家安全教育理念

新媒體時代，網絡已成為大學生生活和學習不可或缺的部分，對其思想、心理和行為產生著深刻的影響。高校要及時研究當下國家安全的新變化和大學生國家安全意識出現的新問題，在理論和實踐層面轉換傳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改變傳統的、權威式的強制性教育理念，尊重學生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教育者應主動從國家安全教育的施教者轉變為引領者和參與者，借助新媒體平等地與學生交流，增強大學生接受國家安全教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二）創新“立體化”國家安全教育模式

新媒體為高校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供了新的教育途徑和手段，高校應充分挖掘現有教育資源，建立國家安全教育專題網站，搭建國家安全網絡教育平臺，讓國家安全教育向課堂外延伸。高校要大力支持教師開發具備聲、色、光、畫等多種表現手段的微課，通過網站、微信、微博等大學生喜聞樂見的傳播途徑將知識傳送給學生，增強其對國家安全教育的情感體驗，激發他們學習國家安全知識的熱情和興趣。

（三）提高大學生在虛擬世界的內控力

大學生是新媒體應用最為廣泛的群體，高校應順勢而為，開設網絡安全教育類的課程，開展以提高大學生網絡素養和道德意識為主題的校園文化活動，培養其對信息的思辨、評估能力，構筑抵制不良信息沖擊的思想“防火墻”。此外，梳堵結合。高校要積極引導大學生的網絡行為，培植骨干學生轉發、評論有利于國家安全的正面信息。也可通過建立大學生網絡信息的監控機制，約束大學生的網絡行為，提高維護國家安全的自覺性。

（四）構建新媒體環境下國家安全教育的協同創新機制

新媒體時代教育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迫切要求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的協同創新。一方面，要積極聯合校內外力量，搭建學校負責、政府督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社會大系統教育平臺，通力配合，共同推進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改革。另一方面，要優化整合校內教育資源，各部門密切合作，構建課堂教學、校園文化活動、日常教育管理相結合，理論教學和社會實踐相結合，顯性教育和隱形滲透相結合，線上教育和線下網教育相結合的立體式的國家安全教育平臺。

三、結語

作為國家公民，人人都應該增強國家安全意識。大學生是社會發展的青年力量，代表著祖國未來的方向，因此，更應該利用當下充足的教學資源，了解國家安全信息，掌握相關政策，全面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努力避免新媒體弊端的影響。高校在培養大學生國家安全意識上義不容辭，要繼續探索。

作者：王艷 單位：陜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國家安全論文:高職院校國家安全教育論文

一、海南省高職院校畢業生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缺乏警惕性

經調查統計，目前海南省高職院校畢業生普遍在與外國人交往過程中，警覺性不強。對一些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不能加以區分甄別，極有可能在工作生活中自覺或不自覺成為這些人利用的對象。有的同學為了練習外語的聽說能力；有的虛榮心作祟，將結交外國朋友的多少作為炫耀的資本，工作生活中主動去與外國人搭訕、交朋友，缺乏辨別能力。特別是有些畢業生由于國家安全意識的薄弱，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經意間泄露國家機密，甚至經不起金錢、美色等種種誘惑，不惜喪失國格人格，出賣情報，給國家安全造成重大損失。

二、國家安全教育的缺失，海南省高職院校責無旁貸

（一）高職院校國家安全教育模式老套，滯后于形勢任務的變化

目前高職院校對學生國家安全意識的培養重要性認識不足，許多高職院校認為，大專生今后主要在一些低端行業就業，接觸不到國家核心利益，過多地關注國家安全意識培養意義不大，因此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培養學生職業技能上。1.國家安全教育流于形式。高職院校對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教學內容設置偏少。有的即使開設了國家安全教育課，也主要是以完成教學任務為目的，教育流于形式，走過場的現象依然突出。由于教育主管部門沒有作出明確的要求，因此，大多數高職院校國家安全教育沒有專門的課程設置，而只是零星的散落于《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和《形勢與政策》等課程中，并且所占的分量也非常少。2.國家安全教育內容陳舊、淺顯。許多高職院校在進行國家安全教育過程中，所傳授的知識相當一部分還是以前陳舊的知識，對于當前國家安全形勢變化的新特點新趨勢、國家安全方面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涉及較少。教學內容更新不及時，不能跟上國際國內形勢變化，不能緊貼時代脈搏，自然不能滿足學生需求。3.國家安全教育理念落后。在傳統的國家安全教育過程中，許多高職院校側重于意識形態方面的教育，即教育學生認清西方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政策，樹立堅定的政治立場。在施教過程中，有的片面地把國家安全理解為傳統安全即政治安全和國防安全，誤導了學生。雖然有部分學校教師在授課時較為全面地涉及到國家安全的7個方面，但由于課時限制、自身知識儲備等問題也僅僅是淺嘗即止、缺乏深度。而作為新時期的國家安全教育應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地圍繞國家安全的基本內容為學生進行講解教育，幫助學生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增強學生國家安全意識，培養學生維護國家安全的自覺性。

（二）高職院校國家安全教育配套設施缺乏，學生了解國家安全知識的途徑有限

高職院校在國家安全教育方面投入不多，導致配套設施缺乏。我們課題組走訪三亞幾所高職院校，發現幾乎所有學校都沒有一塊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板報、櫥窗、橫幅或標語，學校網站上也沒有開辟有關欄目。學校圖書館有關國家安全教育方面的書籍也是鳳毛麟角。而且據了解，很少有學校外請國家安全部門或科研院所的專家教授進行有關國家安全方面的知識講座，更談不上建立國家安全教育基地之類的場所。因此，學生除了從有些課堂上能夠了解到一點有關國家安全的知識外，其他的途徑幾乎被堵塞了。

（三）高職院校學生國家安全知識匱乏，國家安全意識淡薄

我們課題組對三亞航空旅游職業學院的學生進行了一項有關國家安全知識方面的問卷調查。經統計發現，絕大多數學生對國家安全認識不全面，國家安全知識匱乏；對哪些行為會危害國家安全知之甚少；對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的危害性認識不足，國家安全意識十分薄弱。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國家安全教育受教學內容限制，相對于其他專業課程，內容單調、枯燥乏味，引不起學生的興趣；二是部分教師由于沒有受過專門的培訓，自身知識掌握不全、缺乏深度，直接影響教學的質量和效果；三是由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受“無用論”思想的影響，對國家安全知識的學習重視不夠，再加上國家安全教育一般都不是考試課程，學生沒有考試的壓力，也就不愿學、不想學。這也是導致學生國家安全意識淡薄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改進國家安全教育教學模式，海南省高職院校義不容辭

高職院校作為教學的載體，理應把國家安全教育提上重要議事日程，堅持頂層設計，加強國家安全教育，努力改進國家安全教育的不足之處，積極探索新的教學模式，切實增強學生國家安全意識，提高學生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

（一）堅持把課堂教學作為國家安全教育的出發點，努力增強學生國家安全意識

課堂是教師進行國家安全教育的主陣地，是學生了解掌握國家安全知識的主要來源。高職院校要充分利用好這一舞臺，在大力開展國家安全教育的同時，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與國家安全教育是緊密相連、互為促進的。學生愛國了，有了民族氣節，自然不會干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因此，我們要把愛國主義教育作為國家安全教育的基礎。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增強民族認同感，教育學生不做傷害民族、危害國家的事。要讓學生把愛國與維護國家安全等同起來，把維護國家安全作為愛國的重要舉措、作為人生的行為準則、作為平時工作生活學習的自覺。要加強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引導學生找準自己人生的目標，正確對待金錢美色，自覺抵制各種誘惑。要加強《國家安全法》的教育和學習，增強學生遵紀守法意識，使學生始終能夠做到自覺遵守《國家安全法》，自覺維護國家安全。

（二）堅持把人生實踐作為國家安全教育的落腳點，努力提高學生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

海南地區的高職學生在校內學習的時間一般為兩年半。院校學習后，最終大家都會走向社會，走向實踐。高職院校對學生進行國家安全教育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提高學生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使學生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夠自覺做到在任何時刻、任何場合牢記國家安全利益，能夠鑒別間諜的真偽，抵制間諜的誘惑，不叛國、不出賣國家利益、不做有損國家利益的事。在教育過程中，要讓學生明白哪些行為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哪些人是間諜，一旦發現間諜要積極主動向公安機關或國家安全部門報告。通過院校系統的國家安全教育，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增強國家安全意識，提高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走好人生的道路。

（三）堅持把資源整合作為國家安全教育的切入點，努力提高教育的質量和效果

將以往涉及到國家安全方面的教學內容進行資源整合，作為一門系統課程提煉出來，或作為形勢政策教育的一部分，并加大教育的課時量，同時將考查課改為考試課，用考試成績來檢驗學生關于國家安全知識掌握的程度。加大對高職院校教師國家安全知識的培訓力度，提高教師教學水平。緊跟國家安全形勢變化，及時更新教學內容。創新授課形式、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從而提高學生對國家安全知識的興趣度。同時利用網絡等新興媒體，作為教學的輔助手段，幫助學生消化吸收課堂上的知識。加大經費投入力度，通過板報、櫥窗、橫幅、標語等形式，營造濃厚的國家安全教育氛圍；在學校網站開辟國家安全知識專欄，為圖書館增添相關書籍，外請國家安全部門或科研院所的專家教授進行知識講座，協調軍隊或國家安全部門，組織學生到國家安全教育基地參觀見學。總之，只有堅持多管齊下，努力提高教育的質量和效果，才能提高高職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

作者：史金紅 單位：三亞航空旅游職業學院

國家安全論文:高校國家安全教育論文

一、國家主導

在國家安全教育的實施過程中，政府的主導和輿論的導向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對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視，首先體現在無論是在政策的制定，還是具體工作的推進，或者是氛圍的營造方面，政府都起主導和決定性的作用。同時，在傳承歷史文化、凝練民族精神、弘揚主流思想等方面，政府又成為把握方向、為國家安全教育的有效實施保駕護航的舵手。在這些國家里，從宏觀的學校培養目標到微觀的教學內容，從人才培養模式到具體的教學方法，甚至于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教師的選拔與任用，都強烈地滲透著國家意志和政府權力。

二、實踐為重

國家安全教育如果僅僅停留在內容的宣講和空洞的說教上，那么成效可能微乎其微。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有一個普遍認知，即“學校的課堂教育只是國家安全教育的一個環節”，雖然這一環節很重要，但是課堂教學必須與個體的實踐活動有機融合，使學生走出課堂、走向社會，了解國情、了解世情，感受課本上難以言喻的真實世界。在堅守學校系統的課堂教學主陣地的同時，學校鼓勵學生廣泛地參加社會實踐活動，讓學生達到從“了解”的程度到“培育”和“形成”良好的國家安全意識。而這一切，絕不是學校能獨立完成的，需要全社會的廣泛關注，為學生提供參加實踐活動的可能性。

三、危機意識

日本、韓國、新加坡都是資源小國，在國家安全教育的實施過程中注重強化公民“危機意識”，將“生存”作為全體公民的共同追求。政府不僅要求每一個公民須熟悉本國的歷史和國情，還要了解本國與鄰國的關系及在亞洲、世界的地位。新加坡的學校教育更是告誡國人:“在激烈競爭的世界市場上，新加坡是一個小國，他在充斥著妒意的鄰國夾縫中生存，猶如一葉扁舟行駛在驚濤駭浪的大洋上，處境極為危險，稍有不慎，便會船沉人亡。”這種形象的比喻把個人的命運放置于國家存亡的大環境之下，使兩者休戚相關。

四、發達國家國家安全教育對我國的啟示

1．鞏固強化政府在高校國家安全教育中的決定性作用

國家安全教育是一項必須由政府倡導和推行的全民教育活動。近年來，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是治理體系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政府管理大學的重點落在管方向、管政策、管引導、管評價等方面。而由政府倡導和推行的國家安全教育正是政府在高校發揮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是國家安全教育的唯一的領導者、規劃者，也是最重要推動者和實施者，政府的高度重視，是保證國家安全教育良好效果的堅強后盾。無論是國家安全教育目標的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倡導，還是抵御境外意識形態的滲透、探索網絡時代大學生國家安全意識教育，政府在其中都應發揮主導作用。要充分發揮政府在國家安全教育中的領導核心作用，首先要把握高校國家安全教育的方向，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還要提供強大的理論支持，凝聚人心、振奮斗志、促進團結，為高校國家安全教育的實施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2．辯證看待利用東西方文化成果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網絡化的飛速發展，世界各國文化交流和交融比以往更顯頻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高校國家安全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機:某些境外背景可疑的外教在從事教學活動的同時，騙取任教學校師生的好感和信任，再進行非法傳教;一些敵對組織假借學術機構的名義，向國內高校贈送書籍刊物，企圖攻擊黨的政策、詆毀社會主義制度;在部分合作辦學的學院中，黨團組織被架空，思想政治工作完全被西化的管理覆蓋。面對這樣的情況，高校在實施國家安全教育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挖掘傳統文化在增強學生國民意識、珍惜現有幸福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時，高校要注重拓寬大學生的視野，理性地吸收西方優秀文化，學習西方文化中獨立自主的精神、豐富的藝術創造、先進的科學技術等，幫助大學生以更加開放積極的心態充分利用一切有價值的文化資源。進行國家安全教育，應主動順應時展的潮流，做到既弘揚本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又能夠借鑒吸收其他國家的先進文化，正確處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關系。

3．理論結合實踐、顯性教育融合隱性教育

一直以來，我國高校的國家安全教育側重于采取正面的、顯性的教育方式，主要通過在學校開設與之相關的課程進行，強調理論的灌輸與知識的傳授。傳統的課堂教學雖然可以向學生系統地講授相關知識，是在高校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最直接、也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種途徑。但是這一方法實際效果并不明顯，枯燥的教學內容和單一的教學模式甚至讓學生產生抵觸心理，使得國家安全教育在高校很難開展。國家安全教育要采取顯性教育與隱性教育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即在對學生進行理論灌輸的同時，注重對學生潛移默化的熏陶。與顯性教育相比較而言，隱性教育更容易被學生尤其是在校大學生接受。事實上，在高校利用隱性教學資源、轉變教學方式也是實現有效教學、應對全球化浪潮、維護國家利益的必然選擇，更是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實現學以致用的長遠考慮。高校要采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使刻板的說教轉變為知識的熏陶、情緒的感染和思想的引領，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認可“顯性課堂教學”。有效的國家安全教育一定建立在對國家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真切了解的基礎上，因此實踐活動是高校國家安全教育不能忽視的載體。通過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活動，才能不斷提升國家安全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4．針對“95后”特性，加強憂患意識教育

歷史反復證明，一個民族若是缺乏憂患意識是危險的，一個國家若是不能居安思危是沒有前途的。“95后”大學生成長于網絡時代。從他們在網上的意見來看，部分學生對我國所處的國內國際形勢了解較少，或根本不關心，缺乏應有的憂患意識。因此，幫助大學生正確認清中國的國情和在世界的地位，應成為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多數大學生覺得個人在應對國家危機時所需承擔的責任較小，他們往往對個人發展的擔憂多于對國家、民族的憂患。這些都表明，當今大學生的憂患意識還不足，亟需通過合理的途徑讓他們清醒認識到自己面臨的各種深層危機和嚴峻挑戰，真正形成一種民族的集體危機感。

作者：陳偉 單位：江蘇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國家安全論文:國家安全新形勢下的國防教育

一、國家安全新形勢為推動國防教育提供了新動力。

國防教育作為鞏固和加強國防而對公民進行的教育，是建設和鞏固國防的基礎，也是增強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質的重要途徑。要進一步明確國防教育工作的總體要求、目標任務、方法途徑、保障措施等，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普及和加強全民國防教育奠定基礎。黨的十八大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發展路子，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加強軍民融合式發展戰略規劃、體制機制建設、法規建設。要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圍繞促進軍民融合發展，搞好全民國防教育，教育引導廣大干部群眾，把愛國擁軍熱情轉化為推進經濟建設和國防后備力量建設協調發展的實際行動，不斷深化國防教育成果。

當前，我國正處在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國家安全形勢保持總體穩定，但國家安全問題的綜合性、復雜性、多變性趨勢不斷增強，對搞好國防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新形勢的需要，不斷加強新形勢下國防教育是鞏固國防，促進國家安全的重要任務。加強新形勢下國防教育，必須圍繞時代主題和形勢任務，樹立與科學發展觀要求相適應的國防觀。要著眼推進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協調發展，大力宣傳黨和國家關于國防建設的方針政策，加強國家安全新形勢教育，普及和深化國防法規宣傳教育，引導廣大干部群眾牢固樹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觀念，樹立富國和強軍相統一的觀念，樹立軍民融合式發展的觀念，樹立依法履行國防義務的觀念，切實打牢建設和鞏固國防的思想根基。

把國防教育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開展“中國夢”宣傳教育與國防教育統一規劃、同步實施、共同推進。動員全社會共同參與國防教育，調動各層面、各類群體的積極性，依法開展國防理論、國防知識、國防歷史、國防法規、國防形勢教育，把國防教育成果轉化為企事業單位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員工素質、履行國防職能的實際成果，轉化為雙擁共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實際行動，增強國防教育的系統性、針對性和實效性。要堅持齊抓共管，按照《國防教育法》規定，健全黨委、政府統一領導，國防教育辦公室組織協調，軍地有關部門各負其責的工作機制，形成整體合力，認真開展宣傳教育，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熱愛國防、關心國防、獻身國防的積極性。統籌國防教育與城市文化傳播，把國防教育融入城市歷史文化宣傳活動，在弘揚城市文化的過程中，強化公民責任意識、危機意識和國防意識。

二、國家安全新形勢下深化國防教育的新舉措。

雖然我國安全形勢不容樂觀，但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經濟社會持續向好發展的總體趨勢不會改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正帶領全國人民攻艱克難，穩中求進，開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偉大征程，全國人民對美好未來的信心更加堅定，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更加充滿期待，強國強軍、鞏固國防已成為全國人民的普遍共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和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為強化國防觀念，加強國防教育提供了新的機遇。要豐富載體、更新手段、創新舉措，加強思想引導，開展輿論宣傳，注重實踐培養，突出工作重點，使國防教育與時展合力合拍、同頻共振，為建設強大國防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一）要借助新興媒體開展國防教育。要適應信息生產和傳播方式深刻改變，媒體格局和輿論生態深刻改變的新形勢，用好互聯網、手機等新興媒體開展國防教育，開辦國防教育網站或網頁，建立新型國防教育宣傳平臺，把國防教育題材融入游戲、動漫、微視、微電影等，積極拓展信息化條件下開展國防教育的方法和途徑，不斷擴大國防教育傳播范圍。同時，要準確把握信息網絡全球化、普及化、開放化的特點，樹立保衛國家網絡空間安全的意識，重視網絡空間對國家發展和安全構成的嚴重威脅，自覺維護網絡信息安全〔1〕。

（二）要發揮紅色陣地作用促進國防教育。要充分發揮我市的紅色資源的教育功能，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國防教育基地建設，發揮好西滿革命烈士陵園、和平廣場、江橋抗戰紀念館等國防教育基地作用，搞好國防知識普及，開展生動形象的國防教育。組織機關干部、學生、企事業單位職工參觀“江橋抗戰”公園和“江橋抗戰”紀念館，觀看抗戰紀錄片，重溫抗日將領馬占山將軍指揮黑龍江省防軍在泰來縣江橋打響中華民族抵御外族侵略、有組織具規模的抗日第一槍的悲壯歷史和光輝戰例，深刻緬懷抗戰壯士，見證歷史、激勵斗志。

（三）要利用重大節日和紀念日引領國防教育。要利用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八一、十一、8月15日“齊齊哈爾和平節”等節日深化國防教育。進一步明確中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悼念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罪行，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和愛國精神。

（四）要開展社會實踐活動深化國防教育。要通過“鶴城讀書月”、“道德講堂”、“道德模范評選”等活動，深入開展國防教育。建立以人武、專武干部為骨干，以民兵為主體的“為民服務隊”，開展社會志愿服務，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在傳播志愿服務理念的同時，增強人們的國防觀念，強化國防意識，使國防教育由“虛”變“實”。通過修建國防路、栽植國防林、建立國防教育基金等形式，動員社會力量共同搞好國防教育。選樹部隊、人武干部、退伍軍人中的先進典型，開展國防教育宣講、宣傳活動，營造濃厚的國防教育氛圍。采取每周播放愛國主義教育電影，每天播放國防知識，每天發送國防教育短信等形式，搞好社區國防教育宣傳，使國防教育向基層延伸〔2〕。

（五）要突出工作重點推動國防教育。抓好領導干部的國防教育。要把國防理論、國防法規、國防戰略等列入領導干部理論學習計劃，重點學習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論述，特別是關于黨的新形勢下強軍目標的重要論述，強化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軍民融合發展等理念，提升從戰略層面認識和思考國防建設的能力〔3〕。抓好青少年學生的國防教育。要把國防教育納入學生素質教育之中，把國防教育同學校德育、素質教育同步推進，利用與部隊共建的平臺，開展軍校國防教育共建共管共育活動，向學校派出軍訓教員或國防教育輔導員，結合“軍營開放日”，組織學生參觀部隊榮譽室、隊史館、訓練場，觀摩官兵訓練，感受軍人的愛國主義情懷。舉辦“強軍夢、鶴城夢、我的夢”系列主題活動，開展“走出去、請進來、學起來”活動，組織學生參觀國防教育基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感受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跡，激勵愛國熱情。抓好民兵預備役人員的國防教育。著眼牢記使命，強化職能意識，圍繞高舉旗幟、聽黨指揮這個根本，突出抓好職能任務、形勢戰備、戰斗精神等教育，進一步增強他們建設祖國、保衛祖國的使命意識。認清國家安全新形勢，匯集各方力量，深化國防教育是黨委、政府和全社會的共同責任。要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堅持統籌兼顧、與時俱進，在深入開展國防教育中，進一步弘揚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喚起人民的憂患意識和民族危機感，為鞏固國防、強國強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作者：李志濤單位：哈爾濱鐵路局人民武裝部齊齊哈爾民兵教導隊

國家安全論文:比較分析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在我國的完善

[摘要]通過綜合考察西方國家的安全審查制度的歷史和具體實施情況，基于國家安全因素對外資進行審查主要包含三種實施模式：獨立型外資國家安全查、嵌入型外資國家安全審查和聯合型外資國家安全審查。在外商投資準入逐漸寬松化的背景下，對外國投資進入我國加強國家安全審查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主要通過對三種具體實施模式的比較結合我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征求意見稿）》（草案）的突出情況進行分析和研究，重點關注研究結果在我國的實施可行性從而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提出建議。

[關鍵詞]國家安全；外商投資；審查模式；具體實施

針對外國投資進行國家安全審查而設立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是各國從本國的根本安全利益出發，為平衡資本流入對本國造成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而采取的對外國投資的限制或禁止措施從而有效管理外國投資的一項重要制度。它反映了一國對待外資的政策和價值取向，更是投資東道國行使國家主權的行為，在目的上具有維護國家安全這一正當性，在審查結果上具有強制性。

基于國家安全原因對外資進行監管從很久以前就開始進行。目前西方社會關于外商投資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有兩種立場：一種立場認為對于外商投資的國家安全審查尤其是針對主權投資的審查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主要針對依據政治目的或者受政治目的影響的投資以及對國內經濟將會造成重大挫傷的投資；另一種認為外商投資是一個市場經濟模式下的商業問題，能夠使西方國家在經濟上獲益，它的政治目的被過度夸大了從而限制了全球化經濟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國家應當充分發揮的是管理職能而不是參與職能。國家安全審查應當有明確的界限。

通過綜合考察西方國家的安全審查制度的歷史和具體實施情況，基于國家安全因素對外資進行審查主要包含的是三種實施模式：獨立型外資國家安全審查、嵌入型外資國家安全審查和聯合型外資國家安全審查。其中以美國為主的獨立型外資國家安全審查模式主要是指針對國家安全方面建構了單獨的制度體系。體系中明確規定了獨立的審查主體、獨立的審查程序、獨立的審查決定、獨立的審查依據等。以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為代表的嵌入型外資國家安全審查模式是指將國家安全審查嵌入一個總的監督管理體系之中，國家安全僅僅是監管審查部門在進行監管審查時考慮的一個因素。以德國和法國為主的聯合型外資國家安全審查模式是指國家安全審查與其他監管聯合在一個制度體系中，目前比較常見的就是將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聯合的外資安全審查。

本文主要通過對三種具體實施模式的比較結合我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征求意見稿）》（草案）的突出情況進行分析研究，重點關注研究結果在我國的實施可行性從而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提出建議。

1獨立型外資國家安全審查模式

11美國國家安全審查獨立的機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成員由9個部門的領導構成：分別是財政部、國務院、商務部、國防部、司法部、國土安全部、能源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與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其中，任命財政部部長為委員會的主席，委員會的活動中還有5個部門是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分別是經濟委（經濟指導委員會）、國安委（國家安全委員會）、國經委（國家經濟委員會）、管理和預算辦公室和國土委。國家情報局的主任和勞工部的部長是委員會的當然成員，但不享有投票權。

12美國國家安全審查獨立的程序

美國《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規定的安全審查程序分為申報、通報、初步程序、調查程序和決定程序。一是申請由任何一方自愿地向委員會提出或者向委員會的任何成員部門提出審查要求。該條體現出當事人的申報適用的是自愿申報的原則。此外，法律還規定：如果發現交易損害了國家安全然而之前卻并沒有申報，總統有權指派司法部授權給該地區的法院分離交易。二是初步程序就外國投資者提供的資料進行基礎性審查，為期30天。三是調查程序對國家安全將會產生損害或者對國家安全有損害的威脅而不能夠緩解的外國投資進行。適用于以下投資：其一，初步程序進行過程中和之前的外國投資對國家安全造成了損害卻不能夠得到有效緩解的外國投資；其二，該投資交易是外國政府控制的交易；其三，在美國基礎實施中的外國投資，如果外國投資委員會認定能夠對美國國家安全產生損害，該損害不能夠被初步程序中提供的措施緩解的；其四，牽頭機構提出、外國投資委員會同意應該實施調查。四是針對并購交易的處理方案外國投資委員會應當在調查結束后提出建議并向總統匯報。調查報告交到總統手上后，總統需要在15天內做出決定。如果并購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或有構成威脅的潛在風險已經被證據所證明，總統有權停止并購活動。

另外，外國投資委員會在審查實踐中還將根據投資公司的股權構成、國家補貼程度和透明度判斷并購交易是否受到外國政府的控制。其中股權構成的方面，法律規定，如果美國公司的股權被外國政府控制的公司占有超過10%、擁有了公司的否決權、董事會成員中的一員或者有重要職位的任命權利等就可以被認定為“受到外國政府控制”。國外企業與政府關系密切有一個象征性的標志，那就是國家補貼，政府控制的風險就通過國家補貼的程度來體現。因此，是否受到外國政府控制，國家補貼的程度是判斷的重要因素。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審查實踐中，針對中國國有企業內部治理缺乏透明度產生的擔憂，外國投資委員會要求中國國有企業自擔向其證明不受政府控制的舉證責任。

2嵌入型國家安全審查模式

嵌入型外資國家安全審查模式現今被比較多的國家實行，表現形式上主要有兩種：一是澳大利亞、加拿大所采用的將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嵌入一個更大的審查監管體系之中，沒有單獨的國家安全審查體系；二是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多實行的外資批準制，將國家安全審查嵌入外資批準體系當中來綜合平衡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筆者認為第一種表現形式對于我國建設現代化法治國家更加具有借鑒的意義，因此僅分析澳大利益和加拿大兩個國家為代表的嵌入型國家安全審查模式。

加拿大沒有獨立的國家安全審查體系，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僅僅是凈利益審查制度框架體系下額外的補充。因為根據外資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無論是綠地投資還是外資并購，不管外投資的額度有多少，都是在外資安全審查的范圍之內。以主權投資規則為例，加拿大現有關于主權投資的規則不多，且都需要與凈利益審查規則相結合。比如新《投資加拿大法》在判斷國有企業的投資是否會給國家利益造成損害時用實質性的事實標準即凈利益標準而不僅僅是通過法律形式來判斷。再比如《國有企業指南》明確列舉出的對國有企業投資審查的凈利益標準。其中加拿大對于國有企業有責任向主管部門證明其投資不會給加拿大國家安全帶來損害的規定和美國一樣隱含著國有企業有主動證明其投資不會損害東道國利益的責任。加拿大的凈利益審查制度涵蓋內容非常廣泛，在許多方面已經涵蓋了國家安全審查的內容，因此有學者認為再進行安全審查就變得沒有必要。

綜合看來，嵌入型國家安全審查實施模式中重要的并不是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本身，而是該制度所依托的體系是否能夠充分發揮出國家安全審查的職能。

3聯合型國家安全審查模式――相同模式下的異與同31異――對于資本自由原則的遵循不同

根據德國現有的條文，結合歐共體條約第46條和第58條。一方面對于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理解應當不違反資本自由的基本原則，對外國投資進行審查或限制僅僅是設立企業自由以及資本流動自由的例外規定即對于外資并購的公共安全審查不能違反歐共體和德國關于資本自由的規定。另一方面，就像有學者所指出的，“對社會的根本利益造成實質性和充分的嚴重威脅”表達了限制措施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可以采取的態度，并且這里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并不屬于行政法上定義的廣義的公共安全和秩序中的特殊情形。而法國則不一樣，一直以來相對持謹慎態度的外資準入政策，保守的外資審查制度屢次被歐盟委員會要求修改外資并購審查制度。筆者認為原因就在于法國在外資并購領域規定的審查制度模糊并且不可預見，很容易被濫用，導致侵蝕歐共體條約資本自由的原則。如果說將德國的國家安全審查界定為資本自由的例外，那么法國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可以界定為模糊的資本自由限制。

32同――歐共體條約的遵循和國防利益的保障

目前，歐盟委員會對外國投資的審查與其成員國國內對外國投資的國家安全審查的關系實際上是并列的，某些方面還是重復的。只有特定條件下，歐盟委員會才會依據《歐共體并購條例》審查該外國投資。

在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條約》中要求將歐盟地區的投資政策的管理職責逐步由歐盟成員國轉移到歐盟委員會，目的在于盡快實現市場一體化的目標從而加快歐盟這個超國家組織一體化的進程。事實上，對并購交易的審查權在外國投資者向東道國申報之后，即使有些外資并購未達到歐盟委員會規定的審查標準。審查權限在“經過三個或者三個以上的成員國審查”或者“有一個及以上的成員國要求歐盟委員會對該項并購交易進行調查”兩種情況下，方案仍然可能會被移送到歐盟委員會。歐盟委員會審查權的擴大將同時增加成員國的遵循內容和外資國家審查制度的相似性。

4我國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的新型實施模式

41擬出臺《外國投資法》

現階段，我國的外資并購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尚處于初級階段，完善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并未建立。在2015年年初公布的《外國投資法（草案征求意見稿）》（草案）第四章對國家安全審查作出了詳細的規定，其中包括國家安全審查的審查機關、審查程序、決定類型、安審措施、法律責任等。在2011年《關于建立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實施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規定》和《反壟斷法》中對國家安全審查原則性規定的基礎上，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在草案中被納入了外資基礎性法律，法律位階上提高了法律層級，具體實施上細化了實體標準和程序標準從而增強了可操作性，可以說技術上取得了較大的進步。

42我國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的新型實施模式

《征求意見稿》對外國投資同時實行準入許可和國家安全審查，外國投資準入制度要求對禁止或限制外國投資的領域依據特別管理措施目錄實施管理，其中對限制外國投資領域的外國投資實行準入許可。長期以來，我國采取全面管理的模式審查外商投資項目。從維護經濟安全、保障公共利益等多方面全面核準一直是我國政府管理部門的審查方式。在實施方面，準入前國民待遇是我國履行國際條約的承諾，與負面清單相結合是我國具體的實施模式，意味著我國過去針對外商投資的全面審查模式將會被廢除，同時對禁止和限制外國投資的領域通過特別管理措施目錄實施準入管理。

43我國國家安全審查的新型審查程序

《征求意見稿》中規定了自愿申報，第三方申請和強制申報三種提起審查的方式。《征求意見稿》第52條規定，“向國務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提出安全審查申請之前，外國投資者可就有關程序性問題提出預約商談的請求，提前溝通有關情況。”第34條就“準入許可和安審的銜接”做出了詳細安排，第35條規定，安審期間不計入準入許可審查的30天之期限。《征求意見稿》生效后將會形成包括準入許可審查、反壟斷審查與國家安全審查三審查并進的外資管理體系。

5《征求意見稿》的不足和借鑒

從各國的規定對比來看，國家安全審查標準都具有模糊性的特征。與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相比，《征求意見稿》所列的因素涵蓋范圍更廣也更為具體，不足之處就是沒有從總體上對國家安全的概念進行界定。而是通過兜底條款將自由裁量權全部賦予聯席會議，確定性稍顯不足，透明度略顯欠缺。具體來說《征求意見稿》雖然規定了一般性審查和特別審查的期限和簡單程序，卻未明確決策方式。聯席會議審查意見的最終形成，是采取“一致同意”原則還是“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并未明確，聯系會議成員是否具有一票否決權沒有明確的規定。這就使得決策程序具有模糊性和爭議性。再者《征求意見稿》只規定了國家安全審查機構的職權，沒有明確監督制約機制，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缺乏制約，可能對投資者信心和我國投資環境造成不利影響。筆者建議在對審查標準進行列舉之前，可以根據我國國情和現實需要，對國家安全的概念首先進行原則性界定。可以借鑒美國的實施方式明確規定采用“一致性”原則的決策機制。美國賦予了總統一票否決權，我國可以賦予總理一票否決權，使整個決策流程更加明確透明。可以設立預申報制度，鼓勵交易各方在提交正式申報以前咨詢審查機構并在適當情況下提交申報草稿或其他適當文件，以幫助交易各方了解交易內容并確定交易方應當提交的其他信息。

國家安全論文:新形勢下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的困境

摘要：進入21世紀，多維化的國家安全威脅使中國各高校的國家安全教育問題日漸凸顯，僅將大學生國防教育等同于國家安全教育的做法已無法滿足國家安全教育現實需要。本文根據黑龍江省部分高校實證調研，統計并分析國家安全問題多維化時代下我國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所處的困境，為新形勢下完善高校國家安全教育體系、增強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問題意識提供數據分析與理論依據。

關鍵詞：大學生；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教育；困境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

“安全”和“國家安全”兩個概念是解讀國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謂“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對象處于沒有危險或者雖有危險但有充分的應對手段的狀態，具體包括安全的指涉對象，威脅的來源、應對威脅的手段、應對威脅的行為主體等幾個因素，簡單地說就是誰的安全、威脅是什么、應對威脅的手段、誰來應對威脅。

“國家安全”是一國最根本的國家利益，是指一個國家處于沒有危險或者有充分的應對手段來應對危險的客觀狀態。國家安全的指涉對象是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國家核心利益。

國家安全威脅的來源包括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傳統安全威脅指的是外部武裝入侵或者武裝入侵威脅，應對手段主要為軍事、政治手段，行為主體是國家。而非傳統安全威脅則包括經濟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糧食安全、環境安全、生態安全等各個領域，如果說傳統安全威脅主要來自于外部敵對軍事力量，那么，非傳統安全威脅則既可能來自于外部，也可能來自于內部，甚至內部非傳統安全威脅與外部威脅的勾結。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主要手段則為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行為主體也相應的多元化，每個公民、每個企業、每個公民組織都應擔負著應對各類非傳統安全威脅，以維護國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勢下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民族、宗教、國際金融風險、互聯網黑客等長期以來被列為“低政治”范疇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威脅著我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領域的國家利益。應對此類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手段亦有所改變，由原有的單一軍事手段漸漸擴展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軟、硬實力的增強，每個公民，特別是作為信息技術時代主角的大學生都已成為國家安全的行為主體。

面對多維化發展態勢的國家安全問題，豐富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內容勢在必行。有效的國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夠培養大學生為國防事業貢獻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學生在學習、工作和參與社會生活的過程中時刻具備對不同國家安全威脅的警惕性和責任意識，以自己的言行維護國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學生具備對非傳統安全威脅保持警惕的主觀意識和客觀能力，絕不能成為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助力者。

三、新形勢下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所面臨的挑戰和困境

本文通過對部分高校學生及教師的問卷、座談及訪問，了解到各高校國家安全教育的教學內容、形式及課時等教育現狀，同時窺見，新形勢下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仍面臨諸多挑戰與困境。如大學生對我國國家安全常識有大體了解，但個別同學還存在著盲區和誤區，暴露出安全常識知識掌握還比較碎片化，不夠持久與系統；在國家安全問題多維化時代條件下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供給雖然存在但還不足，未能提供足夠的理論工具幫助理解國家安全問題，使大學生雖對國家安全熱情關注但卻無法從高校課程中系統掌握相關知識。以下分別從大學生國家安全常識的了解、高校國家安全教育的開展、國家安全意識的養成三方面內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對新形勢下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所面臨的挑戰和困境展開分析：

（一）大學生國家安全常識――基本了解與理論碎片的矛盾

國家安全常識對大學生來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對其詳細內容缺乏深刻的了解與感悟，一部分大學生未能站在時代背景從當今國際環境角度審視國家綜合安全，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在國家安全中的作用認識不足，由于政治與軍事與大學生生活存在一定距離造成大學生潛意識中認為國家安全與自己關聯不大，國家安全意識不足，缺乏歷史使命感與自我責任感。

調查問卷中96.5%的學生認識到國家安全包括傳統安全及非傳統安全；3.5%的學生將領土主權安全問題看成是我國的國家安全問題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義、極端宗教主義、環境問題、生態問題、金融秩序問題等各個維度的綜合安全問題。5.7%的大學生認為當前我國的國家安全威脅是以敵對武裝力量入侵為主的傳統安全威脅，安全威脅的主要行為體是軍隊或國家，主要解決手段是軍隊；而并未認識到民族分裂勢力、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洗錢等構成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同時也未考慮到應對每個公民、企業、組織經濟實力是就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主要行為體，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穩定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法治建設的全面推進等軟實力與硬實力的增強是解決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見，當前大學生對國家安全理論的核心四要素，即國家安全的指涉物、國家安全的威脅來源、應對國家安全威脅的手段、應對國家安全威脅的行為主體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統化、理論化的認識。

（二）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供給不足與兩軌平行的矛盾

國家安全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高校必須認清境內外形勢，基于地區實際情況在實踐中探索與運用各種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動，形成新國家安全觀教育的合力。目前許多高校已經意識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也進行了一些嘗試，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在實際進行過程中諸多渠道各自為陣，在內容實踐形式等方面沒有實現有效的融合與銜接，缺乏整體目標統籌與詳細規劃，各活動與各環節錯位缺乏有效協調。

大學生國家安全常識之所以不夠系統化、理論化與高校大學生國家安全教育供給不足有著直接的關系。

調查顯示，59%的學生指出自己所在學校并未開展過專門的國家安全知識教育；94%的學生認為高校開展國家安全教育的形式僅為開設軍事理論課，并未開設專門的國家安全教育講座；76%學生反映在《大學生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思想鄧小平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概論》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教學中，教師并未能提供足夠的理工具來幫助理解傳統國家安全問題和非傳統國家安全問題，并未將熱點的國家安全問題納入到課堂教學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擔負著立國樹人、鞏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重任，但國家安全教育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兩軌平行”現象嚴重。據調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各門課程的教學內容與多維的國家安全教育內容脫節嚴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學實踐之中，因此缺少為大學生提供持續的、系統的、多維的國家安全教育，使許多學生僅通過網絡、電視媒體等途徑掌握國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識。

這一困境的有效解決途徑之一就是盡快按思政課的教學內容及特點梳理整合相關內容，結合我國國家安全威脅的新形勢、新特點，從情感、理論、歷史與現實等各個角度探索將國家安全教育內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具體教學的方式，為大學生提供多維、系統化的國家安全教育，使大學生更全面、準確地看待我國的國家安全問題，并為應對我國所面臨的各種安全威脅作出自己的貢獻。

（三）大學生國家安全意識――熱情關注與無所適從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價值觀、高速發展又日益復雜的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以及國家安全問題本身的敏感性、復雜性，使大學生在國家安全問題上表現出熱情關注卻又無所適從的內在矛盾，并由此產生諸多困惑。

調查顯示98%的大學生對于國家安全的相關知識有強烈的學習愿望，大部分學生對國家安全問題比較關心，認為自己與國家安全有一定關系，但因目前了解相關知識的途徑單一、掌握知識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統性與持續性，特別是網絡、電視等傳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國家安全問題的基本理論工具，使大學生出現無所適從的心理。因此，高校應努力將國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門課中，使國家安全教育在內容上應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國家安全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高校應在認清國內外形勢基礎之上，根據各地區實際情況在實踐中探索與運用各種教育渠道，融合互動，形成新國家安全觀教育的合力。

國家安全論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中國的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

摘要：“絲綢之路”是起始于漢代中國，貫穿中亞，并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諸多國家和地區的商業貿易路線。2013年9月，國家主席出訪中亞哈薩克斯坦等國期間，提出了與中亞等國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議。雖然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主要目標是相關國家和區域間的經濟發展與經貿合作，但其主要意義至少指向中國的西部開發、經濟增長、國家開放、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等多重戰略目標。多元戰略目標及其戰略意義的匯集，使得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不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容低估的影響，而且對中國的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格局也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關鍵詞：“絲綢之路經濟帶”；中亞；地緣政治；國家安全

2013年9月間，主席出訪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四國，并出席了G20峰會和上合組織元首峰會。出訪期間，在全面與系統地闡述中國新一屆政府的中亞政策時，強調中亞各國應由其人民自主選擇國家發展道路，倡議中國和中亞國家應在基于“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原則的基礎之上，運用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由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域包括了中亞和中國廣袤的西部地區，它的東邊是當前世界經濟發展最有活力的亞太經濟圈，西邊則是正在走向經濟一體化的歐洲經濟圈，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因而，“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的提出，不僅對中國和中亞的經濟發展，乃至全球經貿發展將產生重大影響，而且也與中國的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有著極其重要的關系。

一、“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

“絲綢之路”是指起始于漢代中國，不僅貫穿古代中亞各國，并由此連接古代亞洲、非洲和歐洲諸多國家和地區的商業貿易路線。絲綢之路一詞，其最早來源于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雖然經這條路線運輸的貨物品種眾多，但以絲制品的影響最大，因此得名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從廣義上講有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之分，而從狹義上講則是指陸上絲綢之路。

陸上絲綢之路是指西漢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東漢時以洛陽為起點，經甘肅的河西走廊，以及古時西域諸國，穿過中亞和西亞，抵達北非與歐洲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自張騫開辟絲綢之路之后，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辟的這條道路，來往絡繹不絕，極大地促進了沿線各國和地區的政治交往、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隨后，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和北非，東邊則到達了韓國、日本，從而將東亞、中亞與中東和地中海各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成為亞洲、歐洲、非洲各國經濟與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如果說“古絲綢之路”不僅是一種經濟意義上的地區與社會間互動交往的表征，而且是一種多元文化交流與融合的歷史象征，那么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的提出及其建設，就更應包涵當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是“傳統的再發明”。[1]這正如主席在演講中所指出的那樣：兩千多年前的張騫出使中亞，不僅開辟了一條橫貫東西方，連接歐亞的絲綢之路，因而為促進古代不同民族與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且還明確指出了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方向，即通過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溝通等方式，實現以點帶面，從線到片，從而逐步形成相關國家和區域間經貿的大交流與文化的大合作。由此可見，在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之時，也是借鑒了古絲綢之路的原有涵義，并賦予了新的內涵。

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首先必須對該經濟帶的區域特征做一區分。有學者認為，根據該區域特征可以劃分為功能有所差異的三大區段：一是中亞經濟帶，包括哈薩克斯坦等中亞五國；二是環中亞經濟帶，其涵蓋了中亞、俄羅斯、南亞和西亞等國家；三是亞歐經濟帶，涵蓋環中亞地區、歐洲和北非等國家。并對以上三個經濟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整體發展水平進行了一番較為細致的研究和定位。[2]這應該是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區域特征一種比較細致的劃分。

顧名思義，“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主要目的是發展經濟，以提升中國與處于此經濟帶中相關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整體水平。“‘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是一個經濟設想，它冠以‘經濟帶’之名說明了這一點。這也意味著它以經濟利益為基本追求。不過，它的具體所指還不明確。”對于中國而言，“它是指為中國西部省份提供一條運輸通道？或是一個商品銷售市場？亦或是一個投資市場？這些問題還未解決。”[3]而對于相關國家來說，如何將自身的發展與區域間經濟發展與經貿合作等方面與中國的經濟帶發展的整體戰略盡量一體化，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此外，由于與經濟帶有著相關利益的國家和區域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整體水平的巨大差異，以及與中國經濟社會、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程度的深淺，因此如何協調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目標，處理好相關國家的切身利益等問題還有待于解決，也急需官方、學界與社會組織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這些都是目前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所面臨的主要困難和挑戰。

二、“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地緣政治

雖然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主要目標是相關國家和區域間的經濟發展與經貿合作，但其重要意義并不僅僅限于從經濟層面來理解。從當下來看，經濟意義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總體來說，經濟帶建設的主要意義至少指向中國的西部開發、經濟增長、國家開放、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等多重戰略目標。多元戰略目標及其戰略意義的匯集，使得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對中國的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格局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從歷史上看，中亞歷來就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二十世紀初，英國著名的地緣政治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就曾指出中亞是全球戰略競爭的決勝點，誰控制了中，誰就控制了世界。盡管在目前全球化的時代，由于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所驅動的地緣經濟的巨大潛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亞傳統的地緣政治價值，[4]但由于目前國際局勢的復雜性，以及中亞處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域，因此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對中國當下及未來的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就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中亞這個概念，最早是由德國杰出的地理學家亞歷山大?洪堡于1843年提出的，但一直以來學界對其所包含的區域有不同看法。根據前蘇聯官方的定義，即僅指其下屬的五個加盟共和國，即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由于前蘇聯時期的這一界定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使用和承認，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本文所探討的中亞范疇也以此為準，所分析的地緣政治勢力與影響基本以此為大致范圍。

從歷史的長時段維度來看，中亞地區歷來就是多個民族、多元文化、多種宗教和多個政治勢力與團體激烈角逐與控制，并互為影響的重要場所。隨著前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國際戰略格局和區域性戰略力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重返中亞，以及歷史上本身的復雜因素等多方面的影響，中亞地區的形勢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形成了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的“三股勢力”。這幾股破壞勢力的產生與發展不僅嚴重危及到中亞各國的政治穩定和社會發展，而且也對中國西北邊疆的安全產生了嚴峻的影響。

從宗教極端勢力的破壞性看，雖然中亞各國目前的政治局勢還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狀態，但突發性的群體性事件與恐怖性事件的發生，嚴重威脅到中亞各國的社會發展與國家安全。不僅如此，在中亞各國下層民眾盛行的伊斯蘭教復興運動與各國政府堅持世俗化政治制度之間的矛盾也日益突顯，“由此形成的極端宗教勢力是當今中亞各國現今政權的最大敵人。”[5]國際恐怖勢力的危害則更多地表現為與宗教極端勢力的交織。從前蘇聯解體后獲得獨立的中亞各國，伊斯蘭教的信仰和勢力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并表現出“回歸”與沖突兩種不同的狀態，主要表現為普通社會民眾對民族傳統的認同和社會政治精英的政治理念，以及世俗觀念與傳統宗教乃至極端主義之間的對抗。因而，以宗教名義為幌子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與組織的破壞活動不僅會嚴重危害中亞各國的政治安全，也必將嚴重影響國際局勢的發展與走向。[6]而多民族混居的現象則勢必影響到中亞各國的政治與社會穩定，也給民族分裂勢力帶來了可趁之機。從歷史上硭擔中亞各國間就經常發生民族與人口遷移事件，而且時常從一個被遷居國家又遷移到另一個被遷居國家。這種現象固然有助于遷居民族和人口得以謀生，同時保存其固有的民族文化傳統，但也嚴重威脅了被遷居國家的生存環境，并由此帶來民族、宗教與生存等方面的深刻矛盾。因此，這種跨國與跨民族混居的現象，以及由此產生的民族與宗教和生存與發展等種種問題是中亞各國必須面對并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必將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暢通、維系產生挑戰，也將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安全帶來相對嚴峻的考驗。”[7]與此同時，這三股破壞勢力也給中國西部的開發與邊疆安全和社會穩定帶來了極為嚴峻的挑戰。

為了消除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的不安全與危險的因素，中國應首先在大力實行西部大開發的前提下，在現有的基礎上，加強國內尤其是以新疆為核心的西部區域與中亞國家的經貿聯系，以實現彼此經貿的共同發展。其次，在文化與宗教方面加強與中亞國家的交流與合作。中國西部的許多少數民族不僅在族源、民風、文化、宗教與生活習慣等方面與中亞國家有著相當的共通性和共融性，而且從歷史的角度看也與這些國家出現過多次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大融合現象。[8]這正是中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所具有的得天獨厚的優勢，應充分加以開發利用。第三，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亞在中國西北邊疆的國防安全與周邊外交的建設等方面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然應從中亞地區率先啟動。由此可見，中亞地區對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中亞地區已成為中國的核心利益區之一，是中國西北邊疆的安全屏障和經貿、能源戰略合作伙伴。”[9]到2013年，中國不僅與所有中亞國家都建立了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而且在上合組織框架內建立了密切的政治與安全協作關系，從而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提供了相當堅實的基礎與保障。

因此，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對中國當下經濟發展，尤其是地緣政治的意義就在于：一方面，在經濟意義上不僅有助于西北擺脫被支援與被扶貧的地位，促進西北經濟的大發展，而且也有益于中國與中亞和西亞形成政治上的“命運共同體”和經濟上的“利益共同體”，這無疑有助于中國西北的邊疆安全。另一方面，在文化意義上也有助于中國與中亞和西亞等國家加強彼此的了解、溝通與互信，進而清除“三股勢力”在中亞和西亞的生存環境。同時，在政治意義上還能增進中國與中亞和其他地區國家的“政策溝通”和深度合作，共同反對“三股勢力”，采取切實而有效的措施維護彼此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從而為我國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周邊環境。[10]

三、“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國家安全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打造一條連接亞歐國家的陸路經貿大通道，以經濟和貿易的發展來促進中國與中亞、西亞和歐洲的經濟交流與全面合作，著力深化互利共贏格局。其主要涉及了中國、俄羅斯、中亞五國，以及歐盟等國家，這其中，中亞五國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合作國家。不過，由于前蘇聯解體后獨立出來的五個中亞國家自身的情況，以及其所擁有的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未來的發展前景，再加上中亞自古就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極易引起一些力圖謀求世界霸權和自身利益的國家與國際勢力對該地區的覬覦。因此，給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邊境安全、能源安全、反恐安全等都帶來了嚴峻的困難與挑戰。

從上世紀末至今的十多年時間里，美國、日本與俄羅斯等國都陸續制定和通過了一系列的方案和計劃，力圖主導中亞等地區的事務。如美國于1999年通過的“絲綢之路戰略法案”、2005年提出的“大中亞”計劃、2011年提出的“新絲綢之路計劃”，都是通過支持中亞、南高加索地區與南亞等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獨立，以及地區發展與民主改造，以此來致力于推動中亞等國家建立所謂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體制，并企圖在這些國家設立美國的軍事基地，進而建立由美國主導的中亞和南亞新秩序，進而削弱與遏制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日本于1997年和2004年兩次提出所謂的“絲綢之路外交”戰略，也將中亞和高加索地區擺在日本外交戰略中的重要位置。日本政府認為，日本應該幫助中亞各國加強彼此間的經濟合作，以便這些國家能有效地進入國際市場，實現一體化，以此達到在此過程中強化日本在中亞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的目的，進而形成對中國的戰略遏制。俄羅斯也希望重返中亞，于2011年10月提出了建立歐亞聯盟的構想。其設想是由前蘇聯的各共和國建立一個類似歐盟的超國家聯合體，即所謂的“歐亞聯盟”，作為在歐洲和亞太地區間橋梁，成為世界多級格局中重要的一級，從而達到與美國、歐盟和中國三大中心平起平坐的目標。①顯然，美、日、俄等上述戰略意圖和計劃給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非傳統安全等方面都帶來了非常嚴峻的挑戰。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由中國政府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與美、日、俄等國意欲實行的方案，可以看出其主要區別在于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是中國與經濟帶相關國家經貿共同發展，文化交流、國家互信，并不追求中國在此地區的主導力量，而美、日、俄等國則尋求在此地區的主導影響，并進而遏制中國。因此，美國等國家對中亞等區域事務的介入不僅對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產生了嚴峻的挑戰，而且也嚴重威脅到中國的邊境安全。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平衡各方面的力量和利益，以確保“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順利實行和國家利益不被侵害。

能源安全也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內容之一，而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則與國家的能源安全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能源需求不斷增長，正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大和最穩定的國際石油和天然氣消費市場。據統計，2012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經達到58%，而隨著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全面提升，中國石油對外依賴度毫無疑問將進一步加深。但目前中國石油進口的約三分之二以上來自于政治局勢動蕩的中東與非洲地區。不僅如此，中國石油進口線路主要是依靠海運，即通過印度洋和馬六甲海峽線路，這形成了所謂的“馬六甲困境”，而一旦國際或者此地區的局勢惡化，勢必將嚴重影響到國家的能源安全與經濟發展。而中亞地區作為世界三大能源中心之一的主要供應地，不僅可以為中國的能源進口多元化戰略與中亞能源出口多元化戰略提供一個良好的國家戰略利益互補格局，而且可以通過中亞國家以陸路渠道的方式來獲取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以便減少我們國家對海路運輸能源渠道的依賴程度，借此實現中國能源供應的多元化戰略目標。②由此可見，“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對中國能源安全的重要意義。

此外，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也與國家的反恐安全戰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眾所周知，絲綢之路所覆蓋的中亞和西亞等地區長期以來盛行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這嚴重威脅到該地區的和平發展和人民的生命安全。而與上述“三股勢力”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東突”勢力則是目前我國反恐維穩的主要目標。從保障國防安全的角度來看，由于西部地區與十幾個國家接壤，存在著邊界爭端等不穩定因素，因此該地區就成為我國國防力量布局的重心，而通過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我們與中亞及周邊等國家可以加強政治上的互信、經貿上的往來和文化上的交流，并聯手打擊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分子“三股勢力”，以及危害西部社會穩定的“東突”勢力，消除非傳統安全威脅，以保障我們的國防安全和邊疆穩定。③因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僅可以加強中國與美、俄等世界上主要大國以及歐盟等國際組織和中亞各國之間的政治合作，特別是在維護區域穩定和反恐等問題上的密切合作，從而有效保護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大國之間的根本利益，而且“為各國營造良好的周邊政治、國防、民族環境，也對穩定國際政治局勢和地區穩定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1]

總之，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不僅可以消除危及國家安全的隱患，從而保障中國經濟區域平衡與發展，提高綜合國力，而且也有助于中國與經濟帶相關國家，以及美、俄、歐盟等世界主要大國和國際組織形成新型外交關系，其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意義不容低估。

國家安全論文:保障國家安全要強化底線思維

【摘要】我們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高度，全力維護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全力化解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帶來的內生風險，使國家安全工作不僅成為防御性的鋼鐵長城，更要成為實現現代化、推動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的強大建設力量。

【關鍵詞】國家安全 中國夢 人民安全

2017年2月17日，在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牢固樹立和認真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努力開創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堅實安全保障”。古今中外的經驗都證明，國家安全是國家和人民的底線、生命線，沒有國家安全，一切關于美好生活的理想都是鏡花水月。

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

多次強調，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必須清醒地看到，新形勢下我國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面臨的威脅和挑戰增多，特別是各種威脅和挑戰聯動效應明顯。我們必須保持清醒頭腦、強化底線思維，有效防范風險，有力應對挑戰。

關于國家安全的底線思維就是穩定壓倒一切。1989年初，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時任美國總統布什時強調：“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鄧小平同志的這一重要論斷不是針對特殊政治氣候的權益之計，而是深刻把握了現代化復雜歷史進程的一個基本規律。因而，穩定壓倒一切也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曾經以“歷史終結論”聞名的美國政治學家福山在近著中提出，現代政治秩序有三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即國家、法治和負責制。國家即力量，合法地產生、利用權力來執行法律，保護國民免于遭受來自國內外的暴力，提供公共產品，如基礎設施、衛生、教育和其他國民所需要的服務。福山的“國家能力論”從政治學角度對穩定―秩序的首要性的論述是相當深刻的，受到社會科學界的廣泛關注。

需要說明的是，穩定壓倒一切絕不意味著消除一切矛盾。馬克思主義認為矛盾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而且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美國社會學家科塞提出，彈性和靈活性比較大的社會結構容易出現沖突，但不會根本性地破壞乃至顛覆社會，因為這種沖突可以促進社會互動，改進社會控制，對社會的整合和穩定發揮積極作用。相反，僵硬的社會結構不允許或壓抑沖突，一旦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全面爆發，將嚴重破壞社會結構，甚至顛覆國家基本制度。所以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避開走不通的老路、邪路，以永不懈怠的憂患意識、創新意識，堅持和完善國家安全戰略。

國家安全面臨“三大陷阱”的嚴峻挑戰

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由“小安全”上升為“大安全”――總體國家安全。而“大安全”的大背景就是戰略機遇期的深刻變化，出現了各種新的矛盾、風險與挑戰。

一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將全世界的經濟體分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個層次。“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是，大多數中等收入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這段階梯的中段之后，經濟發展會出現長期停滯徘徊局面。統計顯示，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只有13個成功升級為高收入經濟體，成功率只有13%。究其原因，主要是中等收入經濟體難以擺脫其發展前期賴以成功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既不能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社會事業，優化勞動力供給，支撐產業升級；又不能改革原有體制，強化產權保護和創新激勵，優化制度供給，增強經濟全球競爭力。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隱患就是勞動力供給和制度供給落后于經濟發展的前沿，主要勞動力向上流動的通道開始淤塞，制度性的“倒丁字”型社會結構難以向橄欖型社會結構轉變。

二是“塔西陀陷阱”。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認為，當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是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做壞事，社會都會給出負面評價。2014年3月，在指導蘭考縣委常委班子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專題民主生活會時，引用了這一觀點。他指出：“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十八大以來的“偉大斗爭”對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初步實現治標，但尚未實現治本，內生性的社會安全、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隱患仍將存在。

三是“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的互動多數以戰爭告終。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明確強調，要堅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正確方向，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當前，歐美發達國家內生的逆全球化浪潮，某種程度就包含著大國之間的戰略誤判，中國的外部安全、軍事安全壓力進入短中期上漲的通道。而國內一些人長期宣揚“中國正面臨第三次被瓜分的危機”“會有一場針對中國的大屠殺”“中美必有一戰”等危言聳聽的觀點，會逐漸引導一股民間性的戰略誤判，進而形成對中央決策的輿論壓力。

中國的國家安全應以人民安全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為宗旨”

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安全因為日益增長的綜合國力而有根本保障，真正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問題來自內部，可能導致中國社會動蕩混亂的因素蘊藏在中國社會中。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是《尚書》中的警句，也是中華文明最偉大的思想精華之一。可以說，人民是國家之本，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之本，這個基本思想中華先賢三千年前就很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決定了必須始終以人民為中心，而中國的國家安全則相應地要求以人民安全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為宗旨”。

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集中體現。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十一個安全類型中并不包括人民安全，可見人民安全并非一個具體安全領域，而是體現在各個具體安全領域之中，各領域安全本質上都是該領域的人民安全。比如，作為國家安全重中之重的政治安全也是立足于人民安全，人民沒有安全，政治就沒有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就基本安全。一些由大規模內亂進而導致政治安全崩潰的國家，根上是人民安全出了問題，不能保衛自己人民的政府離被人民拋棄只有一步之遙。

人民安全問題已經成為我國國家安全的關鍵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大幅提高，但是人民群眾的幸福感、滿意度并沒有相應提高，對政府和社會的信任感甚至有所下降，其原因就在于改革發展的爬坡過坎期也是矛盾凸顯期，各種不安全因素集中爆發。鑒于此，我們必須真正落實“以人民安全為宗旨”，通過制度改革和政策優化，有力引導社會預期，幫助群眾樹立安全信心，進而爭取時間加快改善人民安全狀況。否則，中國夢就會“脫心脫腦”，就會面臨總體性的國家安全危機。

指出，“國家安全工作歸根結底是保障人民利益，必須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為群眾安居樂業提供堅強保障”。這充分顯示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核心，人民安全觀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核心。

民安是國安的基礎，國安是國強的支撐。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高度，全力維護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全力化解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帶來的內生風險，使國家安全工作不僅成為防御性的鋼鐵長城，更要成為實現現代化、推動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的強大建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