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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學論文:營銷場域市場運作經濟社會學

一、基于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市場研究

市場本意是指“貿易”或“貿易的場所”,西方市場含義從原初的“一個交易者進行交換的物理空間、人們的聚集以便從事相關的經濟活動、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的權利”,到近代的市場意味著“一般性的買賣關系”。從那時起,經濟學家把市場視為一種抽象的價格機制(朱國宏,1999)。當前,主流經濟學仍然把市場視為理性個人決策者基礎上的價格機制。

從歷時維度梳理市場的經濟學研究,可從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論點中得到體現: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把市場的主題定義為市場與勞動的分工及市場對價格的影響;馬歇爾的邊際主義學派分析市場的局部均衡理論——生產者對利潤的最大化追求與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爾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市場過程理論——自發秩序的市場,排除外在干預如國家、法律等;凱恩斯對薩伊定律的批判——強調國家政府干預的市場無效問題;以及二戰后以諾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對市場的研究——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制度。

經濟學家關于市場的研究忽視了“市場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復雜的市場現象簡單化為純經濟問題來處理的弊病。當然這其中經濟學制度學派的市場理解——把市場視為一種制度,為經濟學與社會學共同關注“市場”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窗口。正如喬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曾提到,“經濟學理論是關注市場的,(而同時)它也正是造成一種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們很少將注意力關注于市場理論”(GeorgeStigler,1967);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經濟學文獻關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制度即市場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認為“經濟學家宣稱要研究市場,但是在現代經濟理論中,市場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為模糊”(Coase,1988)。

市場現象是復雜的,正由于市場現象的復雜性以及經濟學自身對市場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努力,促使了對市場研究的“社會化”。與此相應,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研究市場的古典作品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分析,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實質是一種社會性的構成形式,市場是由社會關系組成的;韋伯強調的權力競爭的市場——在市場中發生的社會行動往往是以競爭的形式開始而以交換的形式結束的;波蘭尼在《大轉變》一書中力圖進行的工作就是認為具體的市場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并由現實的社會結構所決定;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與尼爾?J?斯梅爾瑟(NeilJosephSmelser)在《經濟與社會》中,他們主要是在結構——功能的系統分析中闡述了社會體系支撐下的市場。

瑞典著名的經濟社會學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2005)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市場,強調市場是各方間通過交易而維持的不斷發生的一種固定互動模式;美國的社會學家尼爾?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2008)主要從市場的制度角度出發,認為一個穩定的市場需要產權、治理結構、交換規則和控制觀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場的問題上,弗蘭克?道賓(FrankDobbin,2008)主編的《經濟社會學》一書中的作者們,特別關注影響市場形成與演化的四個因素:政治制度、經濟模型、社會網絡以及經濟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認為還存在另外一些從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國發展的一種他們自己獨特的市場社會學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dieu),而且構成了市場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經濟社會學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1960)、《區隔》(Distinction)、《經濟的社會結構》(TheSocialStructuresofEconomy),以及《經濟人類學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綱要性闡述。布迪厄對市場問題研究的切入,主要是應用他的場域-資本-習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論框架。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源于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這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另外一種思路,這種思路顯然不同于西方經濟發展的模式。“中國經驗似乎是對我們現有經濟發展理論之主要原理的一個巨大挑戰”(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種特殊的市場營銷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寧人在滬建構鋼材專業市場為例,探討周寧人的市場營銷實踐所帶來的理解市場建構的新視角。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為什么一個人口不到20萬的小山縣現在卻有6萬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邊從事鋼材貿易行業,周寧縣人在上海的幾十個鋼材貿易專業市場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以及鋼材專業市場內部運作邏輯是什么,為什么近十多年來周寧縣人紛紛涌入鋼材專業市場從事鋼材貿易行業,而不是其它的行業,鋼材是同質性強且資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場中競爭強烈的企業如何獲得利潤從而進行自身的再生產,以及鋼材專業市場的發起、穩定與變遷的內在動力、變化機制是什么。

二、營銷場域:市場運作的分析方法與范式

(一)“場域-資本-習性”及其分析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來在西方學術界中被人們引用最多的當代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創建了一種“建構的結構主義”的獨特思想風格和理論研究的新視野。布迪厄的理論雖然艱深,但有一組核心概念和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即“場域-資本-習性”。布迪厄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提煉出一般的場域理論分析方法的同時,“確信只有深入一個經驗的具有歷史處境的現實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會最深刻的邏輯”(布迪厄,2007)。針對本文研究的鋼材專業市場,這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根據鋼材市場具有的特有運作邏輯,尋找鋼材專業營銷場域的“本土”性的現實機制——經驗的特殊性。

要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理解市場的運作,首先必須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性思維”;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傾向行為哲學——習性概念,這是分析與理解營銷場域的關鍵;第三,要理解不同場域有不同的“邏輯與運作規律”。場域具有“場域的同構性”特征,即“差異中的相似”(Boudieuand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場域-資本-習性”的一般特征與分析營銷場域的方法和步驟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主要是認為“社會科學無需在這些極端(行為與結構)之間進行選擇,因為社會現實既包括行為也包括結構,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歷史,而這些社會現實的材料存在于關系之中”(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其場域與習性概念的分析體現了關系性思維的分析特點:“一個場域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些列客觀歷史關系構成,而習性則由‘積淀’于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的關系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

布迪厄認為習性是作為一種生成的自發性,在與不斷變化的情境的臨時遭遇中確定自身,它遵循著一種實踐的邏輯,這種邏輯雖然含糊,帶有大約的性質,但卻確定了與世界的日常聯系(布迪厄,2005)。習性體現了“結構化了的結構(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ingstructures)”兩層含義,結構化了的結構是指習性源于早期的社會化經歷,是結構的產物,為行為設置了結構性的限制;促結構化的結構是習性作為一種結構化的機制,是實踐的產生者,為實踐的生成提供原則(布迪厄,2005)。總之,習性的核心意義在于它表示行為的身體基礎與認識基礎,強調創造性、生成性,但同時又是習慣性的行為方式。如戴維?斯沃茨闡釋道,“它們指向一種實踐的而不是話語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識的、身體化的同時是認識的、再生產的但又是創新的行為理論”(斯沃茨,2006)。

何謂場域,布迪厄曾如此定義:“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對占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制度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都是客觀決定的;而決定這些位置的是它們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它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支配關系、屈從關系、結構上的對應關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觀點,場域即游戲的實踐空間,場域運作與轉變的原動力在于場域的結構形式,特別是根源于場域中各種特殊力量之間的距離、鴻溝和不對稱關系;場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據者用各種策略來保證或改善自己在場域中的位置,獲取更大的利益,以便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爭斗的空間。

資本是積累的勞動(以物化的或“具體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當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者小團體占有時,這種勞動就使得他們能夠以具體化的或活的勞動的形式占有社會資源。資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擴大的形式去獲取生產利潤的潛在能力,資本包含一種堅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種銘寫在事物客觀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認為資本主要有四種形式:即經濟資本(財產)、文化資本(尤其是教育資歷)、社會資本(主要體現為社會關系網絡,尤其是社會頭銜)和符號資本。資本與權力是相連的,一個人擁有資本的數量和類型決定了他在場域空間中位置,各種資本之間存在相互轉換的可能性,經濟資本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認為習性、資本和場域之間是一種雙向互構關系,這主要表現在:(1)習性取決于場域中行動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資本的占據而構成;(2)場域對習性是形塑關系,同時場域制約著習性;(3)習性對場域有認知的建構關系,場域是一個被賦予了價值和利益,值得行動者去投入的世界;(4)資本與場域是相依共存的,資本的價值取決于它所處的場域,行動者使用資本的行動策略也決定于行動者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5)場域是一種網絡結構,如果沒有資本,空洞的結構也是沒有意義的。

布迪厄認為根據事物具有“結構與功能的同構性”特性,說明了不同場域具有差異中的相似性——場域具有同構性特征,即“在場域發展出同型的特征——諸如統治位置與被統治位置、排除策略與侵占策略、再生產機制與變遷機制等——的意義上,不同的場域具有同構性”(沃爾茨,2006)。這是布迪厄場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論原則,也是場域理論的解釋原則。正基于這種觀念,本文提出的“營銷場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場域理論的依據。

另外,布迪厄認為開展場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驟是:第一,必須分析與權力場相對的場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實踐場域與更大的權力場域結合起來;第二,必須描繪出行動者或群體所占據的位置之間的關系的客觀結構,這些行動者或群體是為爭奪在這個場域中的特殊權威的合法形式而展開競爭的;第三,分析行動者帶入他們在場域中的相應位置的習性,以及他們在競爭場域中追隨的社會軌跡(包亞明,1997;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沃爾茨,2006),這為人們分析營銷場域提供了研究進路。

(二)營銷場域:一種市場運作的分析范式

營銷場域理論的基礎假設主要包括:其一,人類的行為無法用理性行為假設分析,更多地是考慮行為合法性,表現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習性”實踐上;其二,行為的選擇偏好來自特定場域,即經濟性行為是嵌入在場域的社會結構中,同時制度、規范以內生的形式,建構理性行為選擇的偏好。營銷場域中的行動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與目標和制定實現目標的策略時,總是從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場結構中尋找資源。

營銷場域從分析的意義上說,可以定義為營銷場域里各個行動者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網絡或構型,強調營銷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競合關系的社會實踐空間。這樣理解的市場其特征主要有:強調市場中個人或組織之間的互動、市場出現統治結構或聯盟、能勾畫出市場中行動者各個位置之間的客觀結構,以便行動者的策略選擇、行動者明確占有資本與它們之間的轉換以及強調習性的實踐性。

從概念化的意義上看,營銷場域理論必然是一種市場社會學的分析范式。市場被概念化為場域的一部分,或者說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場域,它主要說明的是市場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市場的動力機制問題。比如以價格為例,價格是由該營銷場域的結構所決定,而非其他,這與經濟學分析市場中價格的形成機制是不一樣的,“價格不能決定整體結構,而整體結構能決定價格”(Bourdieu,2000)。針對作為場域部分的市場,布迪厄強調經濟生活主要是由行動者與特定的行動習性在營銷場域的遇合,同時市場深受某一完整的經濟場域影響。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包括了不同位置間公司的權力關系,它通過各種資本(包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以及象征資本等)的聯合與競爭加以維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處于被支配地位(挑戰者),它們之間一直充滿著競爭。另外,在這一場域之外,尤其在國家層面上所發生的一切,比如某個產業政策的變化,在市場內部的競爭中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場域理論貫通了微觀實踐習性個體與宏觀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的互動以及具體的市場起著橋梁中介作用,即市場傳達了個體的實踐引起社會的變化,同時宏觀層面的政策變動通過具體營銷場域而影響場域中個體的策略抉擇。

布迪厄關于市場的最經典論述在于《經濟人類學原理》一文中的表達:“人們所說的市場是兩個互相競爭的行動者之間的交換關系的總和,正如齊美爾所說,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種‘非直接的沖突’基礎上,即依賴于通過權力關系建構起來的場域結構。該場域內的行動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強化著這種權力關系,他們往往變相使用所能運用的權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縱國家權力”(轉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強調行動者在場域中實際占有的位置、客觀關系的社會結構而進行競爭,從而不斷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布迪厄用“場域-資本-習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場中個體、企業、企業組織聯盟,以及市場甚或營銷場域之外政策層面的關系。

三、案例:上海周寧人的鋼材專業市場

人們可以對鋼材專業市場做這樣的理解:從物質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為具體的鋼材交易市場,同時從市場承載的內容與功能看又是鋼材商品流通的領域,是利益相關人的社會關系樞紐與窗口,它還連接和反映著特定文化、制度與政策的環境,并且具有“自我強化”、“自我再生產”的機能。做這樣理解的鋼材市場,恰是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概念化市場所具有的意蘊。由此,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專業市場可以理解為:它是由為獲取經濟利益而進駐的行動者——周寧人及相關利益者(企業家、商人、雇工以及與市場相關的利益者,如當地政府等)占據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來確定其社會位置的,行動者憑借各自擁有的特定資本與具有的習性,在一定的營銷場域中生活、經營與管理,同時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客觀經濟環境與社會結構變化中,不斷地創造、建構、經營和不斷再生產身處其中的市場與自身。周寧人是通過在實際情境中不斷調整其行動策略的(遵循“習性”實踐邏輯的),這種策略是構成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和行動者心態結構的基礎,是市場與市場參與的行動者雙重結構獲得不斷重塑,進行同步同質雙向互動的結果。

閩東山縣周寧人外出務工經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闖大上海的習性來自三個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歷史上遷徙文化的影響,以“走的越遠越好”的社會心理為驅動;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觀念強,在外出務工經商者的族親隱射中形成習性的“前結構”鑄模形態;第三,每年春節期間滬上老板小車鬧山城,成功人士的創業事跡給平常寧靜的山縣籠罩一層厚厚的創業商業氣氛,創業文化習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宏觀政策支持,也為周寧人到上海務工經商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四、結語

把市場當作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看待,它注重“場內”運作以及與“場外”場域的互動。應用營銷場域理論理解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市場,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場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單純價格機制問題,更應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結構。這樣理解的市場,其“場”中有鮮活的行動者、行動者之間的互動(競合)、場內行動者和場域本身文化的功能體現與意義表達,以及營銷場域與場外權力場的關聯,等等。

摘要:把營銷概念化為皮埃爾?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營銷場域就是一個市場實踐的社會空間。運用營銷場域理論,對周寧人在上海經營的鋼材市場可作這樣的分析: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機遇中,周寧人把這種境遇內化為自身習性并融合自身擁有的各種資本,形塑了一個在上海從事鋼材貿易和擁有幾十個鋼材市場的龐大群體,這是一個行動者與市場同質雙向建構的市場現象。

關鍵詞:營銷場域;場域-資本-慣習;鋼材市場

經濟社會學論文:經濟社會學金融行為研究

一、金融行為相關理論及其局限

（一）有效金融市場

在20世紀最經典的經濟命題便是有效金融市場的提出，該命題得了了很多堅實的經驗和證據的支持。金融市場指證券價格體現了獲得信息變化影響的市場。有效的金融市場以三個假定為前提：一是投資者，他們是理性的，合理評估證券的價值；而是如果某些投資者不理性，但是引文彼此隨機進行交易，非理性的行為相互抵消，不會影響證券的價格；三是特定的情況下，雖然非理性的投資者犯了錯誤，但是由于有理性的套利人，通過他們消除非理性人對價格的影響。但是作有效市場假說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為有效市場理論的前提設定，建立在假設人理性的基礎上。因而在二十世紀末，有效金融市場理論受到了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考驗。首先理論所假定的投資者完全理性便遭到了質疑，許多投資者的金融行為不是依據信息購買決定。其次一些金融學家研究得到人的金融行為是經常以同樣的方式而不是偶然地偏離理性。最后，理性的套利源于套利機制，然而現實生活中的套利充滿風險，作用局限。

（二）行為金融學

行為金融學借鑒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主要從金融人員的情感、態度等角度分析金融市場非有效性問題，修正有效市場理論的理性假設。在行為金融學理論中，金融行為直接映射經濟利益，反映行為者的認知方式、期望、收集信息和價值觀念能力。行為金融學主要研究通過建立一套模型，討論投資者如何決策和確立金融市場的實際價格。行為金融學將金融理論核心從資產定價轉向參與者的行為。但行為金融學能還不能成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因為行為金融學存在很多不足，缺乏邊界清晰和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無法整體解釋金融行為，對于有效市場的批判太極端，忽視了社會機制在非理性背后的作用。從社會學角度看，任何金融行為都應發生在社會場域中，并受到文化、思想觀念以及制度的塑造。而行為金融學的主要問題是忽視了非經濟因素對于金融行為的影響。當然，行為金融學在反省批判經典金融理論，為進一步突破金融行為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金融行為研究的經濟社會學維度

在古典時代，馬克思、齊美爾等學者便開始研究金融行為。但是一直到20世紀末，這一領域才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取得一些成果。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大關系：銀行角色、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構的關系；股票價格形成社會機制、金融投機集體行動、資本市場風險資本投資選擇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關系；社會結構以及制定對于金融公司的合并行為影響；政府角色以及資本市場管制之間的關系。由于經濟行為主要表現在金融行為上，經濟社會學研究重點便是金融行為的研究，標志著經濟社會學不斷深化。新經濟社會時代，格蘭洛維特提出經濟行動應嵌入具體的社會關系觀點。這個觀點作為核心假設，得到廣泛地運用和發展。以保羅?迪瑪吉奧和理查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社會經濟學家組織開展研究新制度主義，探討組織制度化結構、組織以及制度環境的關系等。從文化角度批判一切還原為成社會結構絕對主義傾向，將文化要素納入經濟社會學的研究。當代的金融行為研究中較為明顯的是綜合性的研究。經研究全球大型投資銀行的交易員的知識性以及關系性嵌入的問題，卡林和尤爾斯認為金融市場關注的交易行為主要涉及權利、金錢、債務以及風險等。在全球金融市場，交易活動其實是相互分離的互動秩序，主要通過交易員之間全球性的溝通以及交流完成全球性的市場交易。它具有談話方式的制度性、互動內容的經濟專一性和談話語言的全球性的特征，反映全球金融市場以知識為基礎，數字描述以及解釋著通過屏幕介質表達出的全球市場情況。這種情況是價格信息的持續變化過程，是市場細節的不斷被解釋和更新過程。因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場活動既是一種知識和關系嵌入，是金融活動嵌入到市場參與者之間的持續交換信息關系。總而言之，這種嵌入既是關系性的，同時也是建構性以及構成性的。

三、在經濟社會學中金融行為理論的擴展

從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以來，全球的金融危機、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金融體系的完善都使金融市場的政策以及交易模式發生了變化。而政治以及經濟格局的變化又使得各國的金融市場被卷入全球經濟治范疇，金融影響已經超過了其市場木身。在新經濟社會背景下金融行為和社會生活的聯系緊密相連。借助新制度理論以及社會網絡，以美國商業銀行為例研究，銀行全球化是一種組織現象，組織和決策者推動。因此金融行為其實可以看成是一個行動方式，以網絡形式散開，借助社會的網絡關系影響其他的企業。以證券股票以及期貨市場為例研究，金融行為是在社會和文化中的系統行為，其交易過程包括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等因素，是三方共同作用的成果。金融市場作為文化系統，絕不是簡簡單單地重復，他體現了相互之間的理解，促使人們選擇不同的交易，隨著時間理解也會制度化。這種制度會逐漸發展成為金融行為的依據，同時金融文化隨著金融行為在交易過程中不斷產生、變化和發展。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隨著金融市場發展速度的逐漸加快，金融系統在經濟領域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而這也使得整個經濟體系逐漸向金融化方向發展，近年來金融市場蓬勃發展，這不僅僅是突顯金融在經濟中的重要，也引起經濟體系的金融化。金融行為其實是一種將社會資源社會話轉移的形式。從規模和影響程度看，金融社會已然是當代社會的基礎。因為金融蘊含巨大的風險，每次的金融危機對于人類社會產生巨大的影負面影響，這種影響隨著全球化，破壞的威力將更大。因此金融行為必須成為經濟社會學的核心議題，通過對其研究，揭示背后的社會因素作用。金融行為的研究將金融行為作為一種經濟社會行為，積極推動了經濟、金融以及社會學的相互發展。

作者:刁月杰 單位:河南大學經濟學院

經濟社會學論文:新經濟社會學視野下中國市場的結構解讀

[摘要]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轉型。文章解讀了從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出發研究中國市場的結構特征。與西方國家的穩定市場可以被形容為自我再生產的角色結構不同，我國的市場是處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產出的位置結構。我國政府在市場創建過程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市場經濟體制還處于建構并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我國市場場域的生成是建構在社會網絡關系基礎之上的，市場場域的再生產是場域中各結構位置的再生產，而不是位于市場中的各行動者自身的再生產。筆者解析了關于我國市場結構的四個基本命題。

[關鍵詞]市場；市場結構；社會網絡；場域

1 背 景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致力于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主流經濟學很早就意識到離開制度分析，西方經濟學難以擔當起解釋中國現實的重任。在過去的20多年里，西方有大量的重要著作和論文對應用社會學的方法開展市場過程的研究進行了界定。社會學關注的重點問題是：從社會學的視角看，什么是市場？國家建構和市場建構是如何相互聯系的？（弗雷格斯坦，2008）如何對人和不確定的環境進行管理以創造市場的穩定性等。

弗雷格斯坦提出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特殊性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巨大和持續的推動作用；治理各種交易的有效的法律制度還不完善；缺少基本的政治制衡力量來確保經濟增長的收益不被那些既掌控著政府又控制著企業的人所汲取。”（弗雷格斯坦，2008）如果弗雷格斯坦的論斷是正確的，那么我國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推進改革開放釋放市場力量的政策范式后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是否說明我國有一種內生的文化模式或制衡力量在支撐著市場的穩定性的達成和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呢？我國市場內部的行動者用以創造和穩定他們居于其中的方式是什么？市場場域中的社會結構又是如何創建并實現穩定的？這些問題需要從新經濟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把社會關系、權利、意義作為解釋的核心要素對市場提出一種替代經濟學的社會學理論解釋。

弗雷格斯坦為代表的新經濟社會學組織制度學派主張用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把深入挖掘出的區域市場的政治文化特征運用到對市場理論的分析中去，他認為：“那些致力于創建市場社會的國家各不相同的經歷表明，通向發展的道路可以有多種選擇。我們現有的發展理論和歷史發展的實際路徑之間存在著某種張力。這種張力恰恰有助于我們識別不同國家之間在社會和政治發展過程方面所表現的異同之處……通往經濟發展的道路不止一條……在應對中國問題時那些由中國發明創造出來的文化模式還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系統地挖掘整理。”（弗雷格斯坦，2008）

由此，本文從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出發，對比社會網絡和制度兩種分析方法，對如何研究我國的市場過程展開探討。筆者主張運用弗雷格斯坦以場域為分析單位的制度分析方法，進一步考察我國市場的社會結構特征并解析了有關我國市場結構的四個基本命題。

2 新經濟社會學視角下我國市場的概念

20世紀80年代以來，懷特認為市場是“生產者自我再生產的角色結構”（White，1981：517）。懷特指出，只有當行動者在其行動中考慮到彼此的時候，穩定的生產市場才成為可能（White，1981）。格蘭諾維特擴展了懷特的這個觀點，認為所有的經濟互動都集中在社會關系之中，及他所說的“市場的嵌入性”（Granovetter，1985）。

弗雷格斯坦認為市場是一種場域，它不僅依賴于在位者的權力，而且依賴于社會中更為一般的使在位者的權力得以保持的規則。市場場域理論的基本思想是，某一特定市場中的價格機制（即供求平衡）往往會置市場中所有的企業于不穩定的狀態之中。這是因為，價格機制促使所有企業以低于其他企業的價格出售物品和服務，這就對企業財務的穩定性造成了威脅。市場的社會結構從根本上說是權力系統，憑借這一權力系統，在位（支配）企業采取策略和方法實現自身穩定，并再生產出他們相對于挑戰（受控）企業的地位。

弗雷格斯坦關于市場和市場結構的論述與懷特的“穩定的市場可以被形容為‘自我再生產的角色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在位企業和挑戰企業持續的再生產出他們的位置”（White，1981）的論述基本一致，在懷特關于市場概念的基礎上運用了市場場域概念使得市場作為一個建構過程的觀點更加突出。筆者認為，在中國，市場場域的建立并不依賴于在位者的權力，區別于懷特的穩定的市場可以被形容為“自我再生產的角色結構”，中國的市場是“處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產出的位置結構”。市場場域的再生產是場域中各結構位置的再生產而不是位于市場中的各行動者（在位者和挑戰者）自身的再生產。

3 我國市場的結構

3.1 關于市場制度社會建構的兩種分析模式

在涉及探討市場制度問題時，社會學界并非只是在玩有關市場概念的游戲，每個學派都致力于建立關于市場的有潛力的社會學命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研究市場制度的建構問題成為社會學研究市鑫侍獾暮誦穆厶庵一。社會學界最具典型性的研究模式，分別是以格蘭諾維特為代表的社會網絡分析模式和以弗雷格斯坦為代表的制度分析模式。

新經濟社會學關于市場制度的社會建構問題的研究有四個共性特征：一是都尋求對市場制度的社會建構的替代經濟學的社會學闡釋；二是都認為市場本身是一種社會結構；三是都認為市場制度的社會建構是能動的建構過程；四是社會學有關市場的核心議題是市場穩定化問題。

3.2 我國市場結構的四個基本命題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經歷了由計劃向市場的轉型。有的社會學家把這個轉型期描述為生產市場的過程。筆者認為從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出發，研究我國的市場結構必須首先遵從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對于市場問題分析的共性特征：把市場本身視為一種社會結構；市場是一個建構的社會過程；對于市場的結構的研究主要是對于市場如何實現穩定的研究，即生產市場與市場的再生產如何使市場自身實現穩定。

^別于懷特的穩定的市場可以被形容為“自我再生產的角色結構”，筆者認為中國的市場是“處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產出的位置結構”。中國政府在市場的創建過程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市場經濟體制還處于建構并不斷完善的過程中。中國市場場域的生成是建構在社會網絡關系基礎之上的，由于行動者在一系列社會關系中所處的位置的不同，生成了市場場域中的在位者和挑戰者。市場場域的再生產是場域中各結構位置的再生產而不是位于市場中的各行動者（在位者和挑戰者）自身的再生產。筆者提出以下四個基本命題作為研究我國市場的結構的框架。

第一，中國政府在市場的創建過程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對法律、產權及其他交易規則進行保護，對公路、學校、基礎設施等公共秩序和公共物品進行持續的投資，創造了良好的公共秩序，維持了市場的穩定性。

第二，從外部來看，各級政府持有或控制的企業客觀上形成了競爭，這些競爭使得某個地區或者某一層級的政府控制市場和進行尋租變得十分困難；從內部來看，政府有一套嚴密的社會主義管理體制制衡了核心權力的尋租行為，保障了市場的穩定性。

第三，在市場生成的過程中，市場場域中的在位企業和挑戰企業形成競爭。在位的企業要么由政府直接所有，要么由與官員有密切關系的人員持有，在位企業和挑戰企業的競爭使市場場域形成，由于場域中的行動者的結構位置被不斷地再生產出來，市場的穩定性得以達成。

第四，在中國，市場場域的建立并不依賴于在位者的權力，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四類規則――產權、交易規則、治理結構和控制觀。行動者之間的合約履行主要依靠于地方性網絡關系，其次依靠于以上四類規則，四類規則的實施同樣是以地方性網絡關系為基礎的。

正是這樣的市場結構保證了我國市場場域中的在位者和挑戰者互動并使互動的穩定性得以達成，當然，這些研究命題還需要日后大量經濟社會學者通過經驗資料加以論證才能真正豐富社會學關于我國市場問題的討論，以期獲得對我國市場制度的社會建構問題的本土闡釋。

經濟社會學論文:大學財務風險的一種經濟社會學分析

摘要：大學作為非營利組織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種組織結構，不可避免地承擔著一定的財務風險。大學財務風險有其特殊性，更具隱蔽性、破壞性、復雜性和政策性等。大學不是以盈利為目的，其資金流轉只是為了維持和發展高等學校教學、科研事業，在籌資方面有較強的政策性，在開支方面不具備補償性，在產品方面沒有盈利性，在周轉方面缺乏再生能力等。文章以系統論、委托理論、準公共產品理論為基礎，對大學財務風險進行經濟社會學分析，為大學財務風險的研究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大學財務風險;經濟分析;非營利組織

大學（本文中的“大學”特指“公辦普通高校”）作為非營利組織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種組織結構，不可避免地承擔著一定的財務風險。大學不是以盈利為目的，與企業相比大學財務風險有其特殊性，更具隱蔽性、破壞性、復雜性和政策性等。

本文以系統論、非營利組織理論、準公共產品理論為基礎，對大學財務風險進行經濟社會學分析，為大學財務風險的研究提供理論依據。

一、 大學財務風險是整個財務體系的風險――系統論

1. 系統論。路德維希?馮?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來的一般系統論，首創系統論以整體性概念為核心，認為系統中的各部分是可以產生各要素在獨立狀態下所不能產生的整體功能，“整體大于部分之和”。

系統論的主要特點是“整體性和全局性”，站在整體和全局高度考慮和研究問題，注意系統內外各部分的有機結合和聯系，使它的存在與發展符合人的需要，達到優化目標。

2. 運用系統論來分析大學財務風險問題。H Felix Kloman和Yacov Y Haimes將信息技術科學、系統論、控制論等技術運用于企業風險管理，認為企業風險管理要素的觀點是基于企業作為“系統”這一結構的。同樣，大學財務風險管理要素的觀點是基于大學作為“系統”這一結構的。大學由許多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學院（系、所、中心）、部門（直屬單位）等單位組成的，是各單位間相互作用、相互聯系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復雜的、有機運行的人造經濟系統，同時，大學受（財務）管理體制、制度、政策、市場等外部環境的影響。因此，大學財務風險是整個財務體系的風險，不僅取決于學院（系、所、中心）、部門這些相關要素之間的相互制約、相互作用，而且受外部環境的制約。要對大學財務風險實施有效的控制，必須綜合考慮各因素與環境對風險控制系統的影響以及該系統對各因素與環境的反作用，站在整個大學的整體和全局高度來定義和設計整體的控制體系。

因此，大學財務風險控制系統是指在一定條件下，由若干要素組成的一個復雜開放系統，根據外部環境，綜合考慮內部因素，對各要素的功能、結構及其制衡關系做出相應動態性的制度安排，使整體效能最大化方，具有一定財務風險防范功能的組織結構。

二、 大學是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理論

菲力浦?科特勒認為，從滿足人們需要的角度出發，社會經濟可以劃分為三大部門：企業―第一部門，政府―第二部門，非營利組織―第三部門。

1. 非營利組織理論。有三種代表性的理論，從不同的維度對非營利組織所承擔的社會角色進行了解釋：

（1）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理論。韋斯布羅德Weisbrod（1974）認為：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最終目的，企業生產公共產品和提供公共服務無法獲得利潤，是無效率的，因此，企業在生產公共產品和提供公共服務時存在“市場失靈”。雖然政府組織提供公共產品及服務時，為使每個消費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人分擔相應的成本，可以通過征稅等強制的調節手段，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和物品時，面臨諸多限制，如在公共決策方面的約束，僅能滿足中位選民的偏好，所以，在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時存在“政府失靈”。非營利組織是“政府失效”和“市場失靈”之后的替代衍生物，彌補政府和市場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不足和缺陷。

（2）合約失靈理論。漢斯曼Hansmann（1980），認為當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之間信息不對稱時，在某些領域如日托、醫療、教育等，對他們提供的公共服務的質量很難做出客觀準確的評判。由于企業的最終目標是利潤最大化，企業必然會利用其信息上的優勢地位欺騙消費者，就會發生市場（合約）失靈現象。非營利組織具有的“非分配約束”特性，所以在提供這樣的產品或服務時，非營利組織具有絕對的優勢。

（3）第三方政府理論。薩拉蒙Salamon（1981）認為：非營利組織執行著政府的目標，代為政府執行公共權力，當低效率、非專業以及非普惠性等方面的不足，社會通過第三方政府形成的組織來增加政府提供福利服務。薩拉蒙理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提出了“志愿失靈”。

2. 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界定。我國《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定義：民間非營利組織包括依照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登記的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寺院、宮觀、清真寺、教堂等，強調該組織不以營利為宗旨和目的。①

在財稅部門的文件指出非營利組織是“依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設立或登記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宗教活動場所以及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認定的其他組織”，強調公益性或非營利性。②

國務院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根據職責任務、服務對象和資源配置方式等情況，可部分由市場配置資源的承擔高等教育、非營利醫療等公益服務，屬于公益二類。③

總而言之，非營利性、正式性、公益性等是中國大學的基本特征，大學是公益性的事業單位，是非營利組織。

3. 運用非營利組織理論來分析大學財務風險問題。Tuckman和Chang（1991）提出了關于非營利性組織的財務風險的概念，并假設了資產比率、年收入的集中度、管理費用比率、經營利潤率四個財務風險指標為非營利性組織可量化指標。Janet S. Greenlee和John M. Trusse（2000-2002）運用多元邏輯（Logit）回歸的方法對1985年～1995年美國慈善組織的財務風險進行了預警分析，并建立了回歸模型。Elizabeth K. Keating，Mary Fischer等（2005）在回歸模型中引入年收入（Generate Revenues）和捐贈（Endowment Sufficiency）兩個財務風險指標。

在我國，大學作為非營利組織，不僅具有非營利組織的一般特點，而且還有著其自身獨有的一些特征。大學的財務管理隨著教育環境的變化面臨著復雜化的局面，由原來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無風險管理轉變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風險管理，大學貸款風險持續沖高、投資損失加大、資金管理風險頻發。1999年以后，由于教育投入跟不上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的進程，銀行貸款與財政撥款、學費收入并駕齊驅，成為大學經費來源的第三大渠道。2008年己迎來還款高峰，借款資金本身不能帶來收入，利息一般由事業基金來彌補，但是，由于部分高校的銀行貸款規模大大超出其財力承受能力，面臨著巨大的還本付息的壓力、償還基建欠款的壓力，導致支付能力不足，無法維持正常的教學科研的運行，此時，如果沒有充足的資金進行彌補，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收支失衡的風險。因此，我們在研究大學財務風險的相關問題時，就可以運用非營利組織的相關理論來對其進行分析。

三、 大學提供的高等教育具備準公共產品的性質――準公共產品理論

1. 準公共產品的界定。薩繆爾森Samuelson（1954）認為，公共產品是指用于滿足社會公共消費需要的物品或勞務，每個人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消費的產品，會產生巨大的外部經濟效益，具有三種特性：（1）效用的不可分割性（non-divisibility），整個社會共同享用公共產品的效用;（2）消費的非競爭性（non-rivalness），增加額外的個人消費，不會引起產品成本的任何增加;（3）享用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在技術上沒有合理的辦法，將拒絕為之付費的人排除在公共產品的享用范圍之外。公共產品的特性將引起公共產品消費的免費搭便車問題，只有依靠政府強制性的融資方式解決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私人產品是指只為購買它的消費者單獨享有利益的產品或勞務，不產生外部經濟效益，具有嚴格的排他性（Excludability）和競爭性（Rivalness），主要依靠市場調節。準公共產品是介于兩者之間的產品，具有外部性和不充分的排他性和競爭性。

2. 高等教育是準公共產品。

（1）具有一定范圍的非競爭性和可排他性。高等教育就具有一定范圍的非競爭性和可排他性。在大學可容納學生人數的邊際范圍內，教育不會因某公民的教育消費而使其他人失去教育消費的機會;但是由于受大學規模的制約，只有通過競爭才能獲得教育機會，一些人占用了高等教育資源，另一些人將不能接受高等教育;通過學費這種價格機制把一部分無力負擔學費的人群排除在外。

（2）高等教育具有正外部性。一方面受教育者獲得知識和技能后，增強了社會競爭能力，在工作中除了能夠獲得更多的個人收入，還能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更大的個人發展空間，所以，高等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但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還會產生的公共收益、經濟收益和社會效益，對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做出貢獻，增進社會福，利推進社會政治文明的進程等等。

假設MC代表邊際成本，MPB代表邊際個人收益，MEB代表邊際外部收益，MSB代表邊際社會收益。當教育投入達到P1時，則培養的人才數量為Q1，邊際成本等于邊際個人收益（MC=MPB）;當高等教育培養的學生變為人力資本后，邊際社會收益為等于邊際個人收益與邊際外部收益之和（MSB=MPB+MEB）。根據MC=MSB=MPB+MEB，培養人才的數量應該位于Q2點，則教育投入應該位于P2點。

3. 運用準公共產品理論來分析大學財務風險問題。高等教育是大學提供的產品，兼有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特性，屬于準公共產品，具有一定范圍的非競爭性和可排他性、收益正外部性。在發揮高等教育市場調節機制的同時，政府也應參與提供，尤其是在籌資方面，可以實施多元投資格局。

根據1996年～2008年期間數據統計表明（如圖2所示），財政撥款是高等教育主要的資金來源，占據半壁江山（48.54%），對財政撥款的依賴性強;學生的學雜費收入已成為財政撥款之后的第二大資金來源（29.02%）;社會捐贈辦學所占比例僅占總量的1.06%。我國高等教育雖然，初步形成了政府、學生及其家庭、高等學校、社會個人及機構共同分擔高等教育成本的格局，但是，多元化投入體制的框架還很不完善，存在著籌資風險――政府財政投入不足是資金短缺的重要根源;學雜費的提高受到了收入瓶頸約束;社會捐贈所占比例極低。

經濟社會學論文:經濟社會學視角下新型農村合作社營銷問題研究

摘 要：合作社就其初衷來講是一個弱勢群體聯合起來的自助經濟組織，自1844年羅需代爾先鋒社成立以來，各個種類的合作社便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中國當代新形勢下，新型農村合作社在市場上進行營銷是合作社經營必不可少的一環。因此，對新型農村合作社的問題及經濟社會學思想和發展的歷程進行了總結梳理，在經濟社會學視角下探究了新型農村合作社的營銷問題。

關鍵詞：經濟社會學；農村合作社；市場營銷；結構功能主義

一、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歷程

“經濟社會學，是把經濟行為和經濟體系分別看做社會行為及社會體系的一種形態或下屬部門。從這種觀點出發，使用社會學的概念工具及理論體系，說明經濟行為及經濟體系的經濟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個外延的獨立分支。”[1]經濟社會學概念最早于 1879 年由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創立，后來在社會學家韋伯的關注下發展。經濟社會學自出現以來幾經周折。在19世紀末時曾盛極一時，隨后沒落。然后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復興運動，形成了現在的新經濟社會學。

1890―1920年是古典經濟社會學時期，許多此時期的社會學家為這段輝煌的歲月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主要有馬克思、韋伯、涂爾干和齊美爾。

馬克思對經濟社會學的貢獻是他確立了經濟社會學中關于經濟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研究范圍。馬克思通過社會背景下的分析，提出了“階級利益”的概念，認為階級利益產生于階級由自在階級轉化為自為階級之后。他的這種研究方法屬于經濟學方法，他選擇用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經濟和社會現象，強調利益關系在一切社會關系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說明了經濟發展對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韋伯積極地接受奧地利學派的理論經濟學思想，他把經濟社會學添加到主流經濟學中。他在1923年所著的《經濟與社會》是經濟社會學初步建立的標志性成果。韋伯在這本書中首先從個人開始討論“經濟行為”及“行為的經濟取向”，然后探討了“經濟組織及其分類”、“經濟的形式合理性和實際合理性”，最后分析了“政治組織”、“意識形態”和各種“國家制度”對經濟發展尤其是資本主義企業經營所產生的影響[2]。齊美爾對這一方面最大的貢獻是1900年出版的《貨幣哲學》。在這部作品中，他對現代文化中的貨幣所具有的特殊意義進行了深度的分析。并且，齊美爾還創建了各種經濟類型，揭示了“揮霍者”和“守財奴”這兩種經濟類型的行為特征等。至20世紀80年代后，經濟學家開始以經濟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現象。為復興經濟社會學領域，社會學家提出社會學者應研究經濟現象。20世紀80年代中期，馬克?格蘭洛維特著名的《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一文發表，宣告新經濟社會學的正式成立。

二、營銷含義、新型農村合作社發展經營現狀

對于營銷的定義，本文采用美國營銷協會（AMA）的定義：“營銷是計劃和執行關于商品、服務和創意的觀念、定價、促銷和分銷，以創造符合個人和組織目標的交換的一種過程。”這一定義把營銷看做溝通生產與消費環節的商業活動過程，同時兼顧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從管理的過程對營銷進行定義。更進一步來說，營銷是一種觀念，主要體現在滿足顧客的需要。從營銷開始投入到商業活動中，營銷觀念便已經產生。通過調查也可以知道，對營銷的效果產生較大影響的主要是管理者的營銷觀念；此外，營銷也是一個需要管理的過程，與財務、技術管理不同，營銷較為注重分析和策劃，強調對市場的分析，并據此制定市場策略。同時，營銷也是一種心理和智商的比賽，營銷的環境不斷變化，因此它也需要不斷的創新。實質上營銷就是一個關注顧客需求，并滿足顧客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農村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農村經濟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農民專業合作社也隨之發展。我國當代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本質在于農民的自我服務與民主化經營，在并不改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情況下，緊緊圍繞著維護農民權益，符合農民自身的根本利益。家庭聯產責任制度使農民獲得土地經營權和人身的自由，正因如此，這些常年在勞動第一線的農民才可以發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帶來優惠政策的同時也出現土地分散經營和用牲畜耕地效率低的弊端。在很多對合作社社長的訪談記錄里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段相似的經歷，在20世紀90年代時，那時還是年輕人的他們已經開始意識機械化農業的重要性。于是，有能力的年輕人率先通過機械化發展致富，而后經驗積累，在2004年合作社之風開始吹進鄉村之時，他們聯手其他村內大戶能人創辦農村那樣的合作社。時至今日，隨著合作社的發展，也出現了許多問題。首先是目前合作社的數量較多，僅在吉林省就有上萬家，但規模都較小。在這些合作社中，像梨樹縣下屬的果鄉合作社那樣的早已注冊了自己的商標，但是這些合作社在營銷問題上仍存在較大限制。在2006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后，農民專業合作社有了標準的法律規范，為其發展提供了法律保護。但是由于各個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農業發展程度不同，法律只是按照全國的平均水平制定的，這一現實也就導致一些發展情況較差的農村的農民合作社無法適用相關法律法規，在對外銷售方面更是得不到保障。此外，當地政府也在合作社營銷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筆者走訪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合作社無法進行順利銷售，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相關部門“管太多”造成的，在中國農村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行政權力對經濟權利的過度侵蝕。

合作社營銷，是以合作社這種比較特殊的組織形式為平臺，進行顧客需要的研究和滿足顧客的需要的過程。通過合作社這一平臺，可以實現農村小生產者的規模生產，給其帶來更多的利益，讓其在市場上的話語權。目前，從世界范圍來看，在較多發達國家合作社營銷都占據著不可替代的優勢。

三、經濟社會學視角下合作社營銷策略探究

在經濟社會學視角下，人們主要關注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經濟社會學的四個研究途徑包括建構主義、功利主義、結構功能主義和批判結構主義，其中結構功能主義體現了經濟社會整體協調和和諧發展的觀點。結構功能主義認為，社會是具有一定結構或組織化手段的系統，社會的各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關聯，并對社會整體發揮著必要的功能[3]，整體是以平衡的狀態存在著，任何部分的變化都會趨于新的平衡。帕森斯強調，目標的獲得、對環境的適應，將社會不同部分整合為一個整體，以及對越軌行為的控制。合作社的營銷問題從本質上來講是滿足人的社會需求，促進協調發展的問題。在合作社中，對于內部結構功能的調整對于營銷來講是至關重要的。

合作社營銷的策略主要集中在商品，即合作社農產品的營銷策略中。產品在市場營銷中是最基本的因素，通過商品的交換才可以滿足生產者與消費者，實現合作社盈余的目標。在合作社營銷過程中，農產品的營銷策略是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在目前我國大多數合作社發展的初期，生產經營的產品大多是單一種類。但隨著合作社發展擴大，一般合作社會經營多種商品，來保持合作社的可持續發展和滿足社員和市場的多種需要。在發展擴展產品種類的策略時，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產品的級別上下的浮動

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合作社發展高檔產品是正確的選擇，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對內部工作人員的培訓和原有高檔產品的沖擊。

2.根據市場需求及時調整產品的生產

對于市場的需要進行及時的了解來調整產品的生產。例如，綠色農產品是中國農產品市場始終是一大空缺，部分農業合作社在自身條件適當的情況下增加生產會對合作社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市場上已經過于飽和的產品也要進行調整減少生產。

經濟社會學論文:新制度經濟學與新經濟社會學比較分析

摘 要：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為我們研究經濟行動提供了兩種視角，新制度經濟學以交易成本為分析工具，并未脫離經濟學的單一結構，而新經濟社會學從“嵌入性”概念入手，研究方法上表現為多元化特征。主要從基本假設、方法論主張等方面對上述兩種理論進行分析比較。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社會學；“嵌入性”

新經濟社會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兩者都關注經濟行動中交易組織和制度，并對此展開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蓬勃發展將交易組織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對這一領域研究在基本假設、方法論主張等方面既有相同點又有所區別。本文旨在對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一些基本觀點和主張進行簡要梳理和比較。

一、經濟學和社會學交叉研究的回顧

從學術發展史來看，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經出現，熊彼特、韋伯等人都使用了“經濟社會學”和“社會經濟學”的概念。但這一時期的學科界限還不明確，學者身份往往帶有綜合性質。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數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對認識一些經濟現象的局限，并開始對這一方法進行反思，結果是經濟學發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趨勢，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經濟學研究出現了社會學的新取向。

經濟學對社會學問題的關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貝克爾。他重新定義了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及范圍，將傳統的經濟學分析拓展到個人、家庭等范圍，使經濟學的研究突破了單一的物質生產領域，把經濟學研究的視角延伸到社會學領域。經濟學家的這種學科“入侵”，引起了社會學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會學者也嘗試用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經濟問題。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哈里森?懷特首先嘗試使用社會學觀點解釋市場的產生。他認為，社會網絡是經濟交易發生的基礎，市場是一種社會網絡，它體現了社會關系。懷特的研究極具開創性，這標志著社會學者開始關注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這種學科交叉，在經濟學領域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為代表，在社會學領域則表現為新經濟社會學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體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交易中有關經濟權利和義務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組織的規模變動和邊界確定，交易制度和結構的最優選擇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從而圍繞其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構建起整個理論體系。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分析，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闡述了對財產權利進行界定的經濟意義，從而說明了產權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論的基礎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圍繞交易成本和治理結構核心概念構建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框架（Williamson，1975）。諾斯（North，1981）的研究關注交易成本理論在制度變遷問題中的運用。這些論述都是強調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包括個體的經濟活動和制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

（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假設

通過對科斯、威廉姆森、諾斯等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理論的研究可以發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仍然繼承和發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假設，但這些假設相對于古典經濟學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設主要有以下幾個：（1）“經濟人”假設。相對于新古典經濟學家不關注制度或松散地對制度進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運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產生及變遷問題。圍繞“交易成本”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學派具體采用邊際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質上仍是“經濟人”假設下的效益最大化問題。（2）“有限理性”假設。新制度經濟學主張“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科斯認為“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做這樣的假設，即人的行為都是基于當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預判后發生的行為（Coase，1994）。（3）“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假設。與新古典經濟學中暗含的“確定性”和“簡單性”假設相對，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環境中充滿不可預期性和各種變化，因此交易雙方都力圖將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復雜性納入契約之中，契約的達成在交易過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體系

（一）嵌入性：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蘭尼提出的，他在《大轉折》一書中寫道：“人類經濟嵌入并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將非經濟的制度包括在內是極其重要的”，“經濟作為一個制度過程，是嵌入在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在《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中對波蘭尼的“嵌入性”概念進行了重新闡釋，提出了“企業的經濟行為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著名觀點（Granovetter，1985）。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性”主張，確立了經濟社會學中一種新的研究視角，新經濟社會學也因此得名。新經濟社會學是建立在對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評的基礎上的。

新經濟社會學家認為，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都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即關于個人的原子化假定，他們認為社會個體決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實并不如此，個人的社會行動和經濟行動都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其中的一個最明顯表現就是社會的網絡關系特征，因此研究社會關系網絡是十分必要的。新經濟社會學者們普遍認為，“經濟行動嵌入于社會結構”是一項更為接近實際的理論假設。新經濟社會學提出了一個新的社會學研究視角，即從社會網絡的角度關注經濟行動、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并對此進行廣泛研究。

（二）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假設

格蘭諾維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核心歸結為三個命題：即經濟行動是社會行動的一種特定類型；經濟行動具有社會性的定位；經濟制度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從新經濟社會學的上述基本命題中，我們可以看出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幾個基本假設：（1）“社會人”假設。新經濟社會學家認為經濟行動只是社會行動的一種形式，經濟行動者有多重動機。格蘭諾維特認為“盡管重要，經濟行為也僅僅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行為類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設。新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行動具有“嵌入性”，經濟行為被“嵌入在具體的、不斷變化的社會關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僅僅用個體的動機來解釋”。（3）“社會建構”假設。20世紀90年代初期，格蘭諾維特闡述了“嵌入”的兩種形式，一種是關系性嵌入，另一種是結構性嵌入，新經濟社會學的關注焦點也由關系性嵌入轉向了結構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經濟制度何以被社會建構。格蘭諾維特將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基礎歸納為兩個社會命題：經濟行為總是社會性定位的，它不可能僅僅用個人動機來解釋；社會制度不可能以某種必然的形式自動地產生，而只能通過“社會建構”來形成。

四、結論和討論

在行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有不同的假設。新制度經濟學中基于個體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則是建立在經濟行為的復雜性基礎上，特別是強調“嵌入性”，即經濟行動嵌入于特定的關系網絡和社會結構中。從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已有的研究和基礎和假設來看，我們可以粗略地看到兩種理論的不同取向，這種不同也根源于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不同方法論差異。因此，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從本質上來講仍然沒有突破經濟學的方法論的單一性局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方式方法則是多層次多方向的，不僅限于某一單一領域。一個顯著的表現在于具體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經濟學以“交易成本”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規范分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則更像一種研究視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對地忽視規范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以組織和制度分析為共同切入點，為我們重新定義經濟行動打開了新的一扇門，引領了新學科的交叉。同時，兩種理論的發展，也為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兩門重要分支學科的進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經濟社會學論文:新經濟社會學理論之比較研究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異同

內容摘要：新經濟社會學是經濟社會學的當代演進，社會網絡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也隨之興起。在基于社會學視角來研究經濟現象、管理科學的過程中，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成為了跨學科分析的主要理論工具。本文通過梳理和對比新經濟社會學中這兩大理論的核心觀點，總結了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異同，并認為二者是和諧統一的一對概念。

關鍵詞：新經濟社會學 社會網絡 社會資本

引言

經濟社會學創立于19世紀末，先后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分別是20世紀初的形成階段、20世紀60年代的傳統階段以及20世紀80年代后的復興階段（劉少杰，2009）。新經濟社會學（New Economic Sociology）即經濟社會學的當代演進，是一門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經濟行為及經濟體系的科學（曹德駿、左世翔，2012）。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價值在于對古典、新古典經濟學思想所提出的反駁。新古典經濟學中對于完全理性經濟人和完全自由競爭市場的假設在Granovetter等學者看來是某種錯誤的觀點。他們認為，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忽視了人的能力，沒有看到社會網絡及其規范對于經濟活動的影響，其研究必然與現實情況不符。因此，新經濟社會學理論是對傳統經濟、管理理論的補充和糾正，值得我們借鑒并加以豐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Granovetter（1985）所作的《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有關嵌入性問題》一文的發表，他開創了經濟社會學的全新時代，由此也奠定了運用社會網絡視角來研究經濟行為的恰當理論基礎（汪和建，2006）。隨后，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引起了眾多學者（Ports，1998;Powell，1990;Baker，2006）的關注，漸漸成為了研究經濟管理類各種問題的關鍵方法和重要視角（耿新，2010）。

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社會網絡研究、市場研究、企業研究、性別研究和文化研究。本文將通過理論梳理的方式比較研究其中的社會網絡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

理論綜述

新經濟社會學是一門運用社會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經濟現象的學科。這一理論建立在三大基礎性假設之上（Granovetter，1992）。第一，經濟行動鑲嵌于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第二，經濟行動將追尋經濟與非經濟的目標;第三，經濟體制是社會學的構建。由此，該理論的核心觀點在于社會結構表現為網絡的形態，而經濟現象嵌入在社會結構這一網絡之中，一切經濟行動都是對社會結構的投資活動。

（一）社會網絡理論（Social Network Theory）

1940年，英國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會網絡”的概念，后來Bott（1971）進一步研究了“社會網絡”在家庭中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對于社會網絡的研究并沒有多大進展。直到1988年，Wellman才將社會網絡明確定義為由某些個體間的社會關系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系統，第一次將社會人（actor）、社會聯系（social ties）、社會關系（social relations）及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的概念組合在了一起。目前，在社會網絡理論體系中，弱關系理論、強關系理論及結構洞理論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弱關系理論（The Theory of Weak Ties）。Granovetter的主要貢獻在于：發展和深化了嵌入的概念;提出了弱關系及其“橋”作用的理論。聯結是社會網絡的節點，按照聯結的強度可以將社會網絡中的關系劃分為強關系和弱關系。

從概念上講，弱關系是一種社會關系而非經濟關系（劉少杰，2009）。Granovetter（1973）定義了四個判定維度來衡量關系強度，即互動頻率（Comb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Time）、感情深度（Emotional Intensity）、親密程度（Intimacy）和互惠程度（Reciprocal Services）。互動頻率越高、感情深度越深、關系越密切及互惠程度越高的社會關系屬于強關系，反之則屬于弱關系。他進一步指出，強關系中的個體往往在性別、年齡、教育、身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弱關系中的個體間存在較大的異質性（朱曉霞，2011）。由于社會群體當中具有相似性的個體成員通常擁有類似的信息和資源，因而強關系網絡具有大量的冗余信息;與此截然相反的是，在弱關系網絡中，個體成員的差異帶來了異質性的信息和資源，具有更大的潛在效用。

事實上，社會網絡中的不同團體，往往就是通過一兩個團體成員之間的個人聯系而形成聯結。既然是兩個不同團體，那么這種關系必然是弱關系。對于這一發現，Granovetter提出了“橋”（Bridge）的概念，認為弱關系在不同社會團體之間充當了傳遞信息的橋的作用。后來，一些學者繼續對弱關系的信息橋作用展開研究，研究結果與理論的出入迫使Granovetter進一步修正了他對弱關系理論的表述，即并非所有弱關系都能發揮信息橋的作用，但信息橋一般都是弱關系（Granovetter，1985）。另外，Granovetter還認為弱關系是聯結社會微觀與宏觀結構的中介（劉少杰，2009）。在他看來，由于小規模網絡正是通過弱關系而彼此聯系，而宏觀網絡則是大量小規模網絡的集合。因此，通過分析小規模互動網絡中的個體關系，有助于理解宏觀社會結構的運行規律。

簡言之，弱關系理論的提出是新經濟社會學興起的前兆。Granovetter等學者論證了社會網絡對于獲取信息和資源的實際價值，也提出了創造價值的網絡結構原則（李校生，吳波，2009）。更為重要的是，信息橋的概念為后來Burt提出結構洞理論奠定了基礎。

強關系理論（The Theory of Strong Ties）。按照Granovetter的界定，強關系是維系社會團體內部關系的紐帶。強關系帶來了信息和資源在社會團體內部的重復傳遞，導致了團體成員間信息和資源的重復冗余（羅家德，2010）。因而在他看來，強關系的價值是低于弱關系的。然而，后來的學者（Bian，1997;Burt，1992）通過不斷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Bian（1997）在承認弱關系具有信息傳遞作用的同時，提出建立在信任與義務基礎之上的強關系在經濟活動中更具優勢。Burt（1992）的研究也發現，具有冗余信息和資源的不相聯結的網絡成員間的結構洞才是建立信息橋的前提，在這一點上弱關系和強關系并無本質區別。與此同時，在對于中國經濟現象的研究中，強關系的重要性尤為突出（Bian，1997）。強關系以信任為基礎，以“人情”為媒介，讓不同成員在社會網絡之中結成了穩定的小圈子，從而使行動者更好地獲取了信息和資源（朱曉霞，2011）。

結構洞理論（Structural Hole Theory）。Burt于1992年發表了著名的《結構洞》一文，提出了結構洞的概念。所謂結構洞，即是兩個行動者之間關系缺失所形成的一種網絡狀態（劉少杰，2009）。在社會網絡結構中存在著這樣一種縫隙，即某個行動者和有些行動者之間彼此聯系，但又與其他行動者不發生直接聯系，這就在網絡中形成了不直接聯系的“洞”的形狀。這種縫隙的消除必須依賴于第三方行動者的中介作用，因而在結構洞中，第三方行動者占據著核心位置。弱關系理論和強關系理論都只是討論了關系雙方的好處，而沒有探討第三方的優勢，而結構洞理論則看到了第三方從網絡結構位置中獲取的“洞效應”（Hole Effects）。當然，一旦不直接聯結的雙方在經濟社會活動過程中逐漸取得了聯系，那么結構洞也就會隨之消失（Burt，1992）。Burt（1992）認為，社會關系的缺失形成了結構洞，而結構洞正好“橋接”了兩個原本沒有關系的社會團體，這正是處于結構洞位置的行動者所具備的競爭優勢。具體來講，首先，行動者擁有結構洞可以獲得信息上的優勢。結構洞將不同社會團體中的冗余信息進行交換傳遞，帶來了信息量的增加和擴散。第二，行動者通過結構洞取得了控制優勢。面對不同種類的信息需求與供給，掌握結構洞的行動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控制信息的傳遞過程，甚至成為專門經營關系網絡的網絡企業家。第三，結構洞上的行動者更具創新優勢。這類行動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資源，從而也獲得了更高的創新能力（劉少杰，2009）。總之，掌握結構洞越多的網絡成員，更能為自己和相應團體帶來好處，這種特殊的位置優勢蘊含著有價值的社會資本，完全可以轉化為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

綜上，結構洞理論是對Granovetter的弱關系理論的發展。與Coleman的封閉網絡理論不同，Burt的結構洞理論是一種開放網絡理論。他看到了重復信息對于封閉網絡之外成員的價值，并將這一價值上升為了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這一理論更加確切地描述了社會關系對于獲取有價值的信息和資源的作用，這也為豐富傳統競爭優勢理論提供了一條思路。

（二）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

社會資本的理論涵蓋面很廣，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社會學、組織理論以及政治學等多個學科都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在新經濟社會學中，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網絡中的個人因占據特殊位置而能夠獲取利益的能力，即社會關系的價值創造力。縱觀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脈絡，Coleman從社會規范角度闡述了社會資本;Bourdieu從社會資源的角度探討了社會資本;Portes等從能力角度分析了社會資本。第一，社會資本概念的形成經歷了復雜的探索歷程。從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脈絡看，最早提出社會資本這一概念的學者是Bourdieu。他首先提出了社會關系的“場域”和“資本”的概念。場域是有社會關系組成的社會場合或領域，即一張社會網絡;資本一般包含了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三類。Bourdieu認為三種資本在場域中實現相互轉換，并認為社會資本是通過關系網絡而獲取的實際資源或潛在資源的總量（Bourdieu，1986）。Bourdieu的資本三分法和場域轉換觀點，實質上是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了工具性的社會網絡，即社會網絡就是社會資本。隨后，Coleman（1994）對社會資本在社會結構中的功能性展開了研究，認為社會網絡中不同行動者的基于自身利益的各種交換形成了持續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即是社會資源、社會資本。Portes（1998）也提出社會資本是依附于社會關系之中的特殊聯系，是一種能力的表現。Burt（2000）認為結構洞就是社會資本，是企業等經濟活動主體的最終競爭優勢。最終Lin Nan（2001）對于社會資本的論述代表了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一般共識。在他看來，社會資本就是嵌入社會網關系中的可以帶來回報的資源投資。由此，這一定義也解釋了社會資本的三項基本特征（劉少杰，2009）。一為，社會資本與社會關系網絡相聯系，互為表里不可分割;二為，社會資本具有一般經濟資本的增值功能，能夠為擁有者帶來更大的回報;三為，社會資本本身是一項投資活動。第二，社會資本理論的分析框架闡釋了社會資本的三項重要價值。其一，社會資本包含了一條因果鏈條（李校生、吳波，2009），即因為特殊的社會結構優勢，便利了行動者對稀缺資源的獲取。這一觀點包含了社會資本研究的兩個重要概念：網絡嵌入和網絡資源。其二，社會資本具有一定的情景性（Alder & Kwon，2000）。不同的行動者對于不同商業目標的追尋，使得社會資本的作用因人、因事而大相徑庭。簡言之，在不同的場景中，社會資本具有極強的權變性。其三，社會資本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概念。由于Granovetter的弱關系和Burt的結構洞都是一種不穩定的網絡結構，所以網絡中的行動者始終處于活躍的競爭與合作之中。同時，變化著的內外部環境更加劇了網絡的變化。因此，社會資本會隨著網絡結構的調整而變化。

第三，社會資本理論已被廣泛應用于企業研究。在企業研究領域，企業社會資本被認為是企業內部和外部各種具有規范、價值和偏好等特性的社會網絡的集合（Westlund，2003）。對于企業社會資本的作用，范鈞（2011）將其概括為四個“有利于”，即有利于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企業的核心能力、有利于企業獲取內外部知識、資源以及有利于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可以說，企業社會資本增加了企業間的信息流動，提高了來自企業合作伙伴的利益回報，開拓了企業創新的來源，是現代企業獲得成長的重要資源。

嵌入性觀點與資本概念的和諧統一

嵌入性是社會網絡理論的核心觀點，資本是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概念，深挖二者的思想根源，可以發現許多相似的內容。

（一）社會網絡的嵌入性觀點

嵌入觀點的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這一概念最早由Karl Polanyi（1944）提出。在Polanyi（1968）看來，經濟活動通常具有三種形式，即互惠交換、市場交換和再分配。經濟活動的開展受到社會制度、規范、習慣等因素的制約，是以社會關系為基礎而發生的。因而經濟活動是“嵌入或糾纏”于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中的。后來，Granovetter等借用Bolanyi的嵌入思想，進一步探討了嵌入性。

Granovetter（1985）進一步明確了社會關系對于經濟行動的影響，認為“弱嵌入性”的現象更為普遍。事實上，一方面，在傳統經濟社會學領域，帕森斯等人的觀點過度夸大了社會系統對于經濟現象、經濟活動的作用，把行動者視為文化價值規范的偶人（劉少杰，2009），因而是一種“過度社會化”的觀點;另一方面，在古典、新古典經濟學領域，經濟學家將經濟活動中的行動者視為完全理性個人，忽視了人的絕大部分社會化屬性，因而是一種“零嵌入性”的“原子化”觀點。面對這兩種極端的觀點，Granovetter既反對傳統經濟社會學的過度嵌入性觀點，更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零嵌入性觀點，而折中地認為經濟行動的嵌入性是間接受制于關系網絡的一種“弱嵌入性”。

Granovetter認為經濟行動是嵌入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這種嵌入關系不僅包含了社會網絡規范、文化、政治及宗教等因素，還考慮到了經濟行動的經濟和非經濟動機（劉少杰，2009）。這一表述第一次明確了經濟行動在內容、目標及過程方面對于非經濟行動或制度的依賴程度，由此也奠定了嵌入性理論在新經濟社會學中的核心地位。

嵌入觀點的意義。弱嵌入性觀點的發展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并漸漸成為了從社會學視角分析經濟現象的重要理論工具（邊燕杰、邱海雄，2002）。

嵌入性觀點創新了學術界對于一些重要經濟現象的解釋，使得后來的研究者在市場定價、經濟績效及制度創新等方面做出了新的研究。具體來說，第一，社會關系網絡的嵌入性解釋了市場中的產品定價過程。經濟學理論原本認為市場競爭決定了產品的價格，但買賣雙方對于社會網絡的嵌入常常使得產品的真實價格背離競爭性均衡價格。第二，社會關系網絡的嵌入性能夠促進生產力和經濟績效的提升。人與人的關系決定了生產過程中的分工、合作、激勵、監督，這些都與生產效率有著密切關聯。第三，社會關系網絡的嵌入性影響了經濟組織和制度的形成。產業中關鍵人物的社會網絡構建過程，是對既存經濟組織或制度的重建，新的組織或制度進一步提升了產業的技術經濟效益（劉少杰，2009）。

隨后，嵌入的觀點便活躍于網絡與組織（Nohria & Eccles，1992）、經濟社會學（Lie，1997）、聯盟網絡理論（Gulati，1998）、社會資本（Ports，1998）及組織與戰略等眾多研究領域，并得到了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

嵌入性的類型。對于嵌入的分類，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給出了答案，主要包括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垂直嵌入與水平嵌入、認知嵌入與文化嵌入等類型（張榮祥，2009）。

首先，Granovetter（1985）將嵌入性分為兩類，一類稱為關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動者是嵌入人與人互動形成的關系之中的;另一類稱為結構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動者所在的社會網絡又是與其他社會網絡相聯系的。關系性嵌入強調行動者在所嵌入的社會網絡中受到的來自社會關系的影響，如各種規則性期望、相互贊同的渴望及互惠性原則等（陳欽約，2010），關注以信任為基礎的對偶交換行為;而結構性嵌入強調行動者在所嵌入的社會網絡中受到的來自社會結構的影響，如來自社會結構的文化、價值等因素（朱曉霞，2011），重視網絡整體中群體關系的影響作用。Andersson、Forsgren和Holm（2001）也把嵌入劃分為關系性和結構性，但他們認為關系性嵌入說明了社會網絡的親密程度和動態變化，而結構性嵌入反映了行動者在網絡內對不確定性的處理，具有相對靜態性。

其次，Schweizer（1997）等學者將嵌入劃分為垂直嵌入和水平嵌入兩類。垂直嵌入指行動者所在的當地階層與他所處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階層性連結;水平嵌入是指行動者所處網絡在社會性和文化性范圍的滲透（張榮祥，2009）。Halinen和Tornroos（1998）則認為垂直嵌入是指社會網絡中不同層次間的聯系;而水平嵌入是指特定網絡層次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具體的劃分標準可按照地理范圍、網絡結構以及公司內部層級的不同作出劃分。

最后，Zukin和DiMaggio（1990）等學者認為，嵌入性應劃分為認知性嵌入和文化性嵌入。認知性嵌入是指行動者決策對原有思維意識的嵌入，即行動者對于周圍環境的不同認知決定了他們的具體行為。這類原有認知包括了倫理、道德、情感及審美等因素，它們共同構成制約行動者決策的理性規范。與之相對應的是文化性嵌入，即行動者的行為還要受到來自外部社會網絡的集體理解力的影響。這類影響主要包括組織共同價值、正式規范等文化因素。

總之，不論嵌入概念應當如何分類，經濟行動鑲嵌于社會網絡之中的共識早已形成。

（二）社會資本的共識與分歧

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從分歧到共識，再從共識到分歧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在二十世紀，盡管對于社會資本的概念尚存一定分歧，但還是達成了基本共識，即社會資本是鑲嵌于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具有回報性的資源投資（Nan Lin，2001）。然而，在這一共識的背后，圍繞社會資本理論發展歷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更為深刻的爭論愈發激烈。究竟社會資本是關系還是資源、是集體還是個體、是結構還是行動？對于這三對矛盾的解答是當代經濟社會學領域的討論熱點（劉少杰，2009）。

社會資本：資源還是關系。社會資本究竟是社會關系還是社會資源呢，學術界對此爭論已久。科爾曼（1999）曾指出，社會資本的形成依賴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改變。社會資本不同于有形的物質資本，是一種表現為人與人關系的無形資本。并且，社會資本具有很強的功能性，即具有生產性。獲取社會資本有助于人或組織對于特定目標的實現，因而社會資本是一種關系。然而，這樣的觀點受到了大量學者（Burt，1992;Ports，1998）的批評。他們認為社會資本就是一種社會結構中的資源，這種特殊的資源源自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Burt（1992）更將社會資本強調為一種從他人身上獲取好處的機會和資源。當然，還有一些學者運用折中的思路來看待社會資本，比如Foley & Edward（1999）認為社會資本即是“網絡加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單獨的資源和單獨的社會網絡都不是社會資本。由于沒有加入行動者的動態因素，靜態的資源與網絡并不能為行動者帶來實際的效用。而在耿新（2010）等學者看來，作為社會資本載體的人、作為社會資本運轉渠道的社會網絡以及作為社會資本內容的潛在資源，這三者的動態組合共同詮釋了社會資本的內涵。因此，只有依托于人的行動而活躍起來的社會網絡及其潛在資源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集體還是個人。目前，社會資本的集體論被廣泛接受，而個體論只適用于對企業家社會資本等特定問題的研究。社會資本的集體觀點始于Bourdieu的研究，在他看來，社會資本是某個團體為了維持團體的團結和控制而進行的投資。集體社會資本往往具有明確的界限，體現了強烈的排外特征。然而，社會資本集體論的缺陷在于過分強調了社會資本的密集性和緊密性（林南，2001;劉少杰，2009）。集體的邊界和內部的團結僅僅解釋了社會資本的部分特征，社會資本還可以通過開放網絡間的聯結實現流動和增值。即網絡完全有能力將不同團體的內部社會資本進行連接。針對網絡間的溝通，Granovetter、Burt等學者都做了大量論證。

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個人與集體，其實是嵌入社會情境的兩個層次。個人是嵌入集體之中的，集體又是嵌入更大的社會網絡之中的。一方面，如果片面強調社會資本的集體觀點，就很容易忽略社會資本的行動主體―人。尤其在對企業社會資本的研究中，企業家個人的社會資本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過分看重個人社會資本，從而忽視了社會資本集合的整體效應，也是對社會資本理解的一種偏誤（王鳳彬、李奇會，2007）。

社會資本：結構還是行動。既然社會資本是嵌入社會網絡的投資，那么對于這一概念的分析究竟應該強調網絡結構的作用還是行動者個體行為的影響呢，傳統社會學理論并未達成共識。林南（2001）的研究只是盡可能折中了這一分歧。

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被稱為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劉少杰，2009）。他認為存在兩個核心問題，即個體如何在社會關系中投資與個體如何從社會關系中獲利。傳統社會資本研究強調了社會結構視角，而林南卻創新地加入了個體的選擇行為這一因素，從而統一了結構與行動的觀點，也更為真實地反映了社會資本的作用。正如他在《社會資本》一書中提到的，人的選擇行為存在于社會關系之中，而社會關系就是社會結構。因此，對于社會資本的研究，必須堅持在結構與行動的互動關系中層層展開。

結論

經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Granovetter的社會網絡理論及其嵌入思想強調了行動者通過社會互動所構建的社會關系網絡，以及這一網絡對行動者行為的影響。動態的行動者行動與靜態的網絡結構，二者共同揭示經濟社會現象的實質。另一方面，林南等人的社會資本理論，以資源、結構和行動為核心。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資源是一切投資活動的目標，社會結構是投資活動的場所，而行動者及其行動是投資活動的參與者。因此，社會資本是一個包含了社會關系網絡結構與功能的動態變化的投資過程。正如劉少杰（2009）所說，社會資本不僅僅是一種客觀對象，更是一種實踐活動。換言之，社會網絡理論解釋了行動者如何通過社會關系中的聯結實現信息、資源的獲取以及能力的提升，這本就是一種結構與行動的結合。而社會資本的三個要點表明：第一，社會資本嵌入于社會網絡;第二，社會資本可以獲取增值資源;第三，社會資本也是一項投資活動（劉少杰，2009）。即社會資本是資本視角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反映了社會資源對于經濟體系的重要意義（陸德梅、朱國宏，2003）。

綜上所述，在本文看來，社會網絡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既有區別，又有聯系，二者對立統一，相輔相成。但中心點都是圍繞人與人的關系及其互動而展開的。因此，本文的觀點認為，社會資本就是基于信任的、依附于社會關系網絡的、可以為行為人帶來經濟資源的合作關系集合。換言之，社會資本最終將表現為能夠獲取的社會網絡及其資源，因而社會資本就是動態的社會網絡。

經濟社會學論文: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中國貧困大學生教育救助

摘 要：在中國高等教育迅速發展的過程中，仍有部分學生因為貧困而在豐富的大學生活中步履艱辛，如果能夠很好的對貧困大學生進行教育救助，那么對于他們或者是整個社會都會有著重大的意義。本文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視角對我國的貧困大學生教育救助方式等進行分析，提出一些完善性建議。

關鍵詞：貧困大學生；教育救助；經濟社會學

一、經濟社會學的定義及其研究的重點

（一）經濟社會學的定義

經濟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觀點和方法，把經濟看作是社會的一個子系統，研究經濟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的社會學分支科學。

（二）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重點

斯梅爾瑟認為，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重點是研究經濟行為本身，即這些經濟行為如何與不同的角色和集體結合在一起，何種價值觀念使這些經濟行為得以合法化，何種規范和制約手段使這些經濟行為得以調節、管理。第二個重點是研究經濟背景的社會學變項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會引出更大的經濟社會學研究課題，如公共政策、勞資沖突、經濟階級之間的關系等。

二、中國的貧困大學生教育救助方式

（一）我國當前貧困大學生教育救助體系概覽

（1）注冊入學的教育救助方式：對于家庭經濟特別困難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學生，可以向就讀學校申請綠色通道救助，以解決臨時無力支付學費但必須要注冊入學的問題。

（2）關于支付學費的救助方式：①國家助學貸款；②獎學金的救助；③學費減免救助。

（3）解決基本生活保障問題的救助方式：①助學金救助；②勤工助學救助③困難補助。

（4）社會資助方式。家庭經濟困難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學生可依據各社團組織的規定、教育部關于認真做好2006年高等學校新生入學“綠色通道”等有關工作的通知向社團組織申請社會資助。

（二）我國針對貧困大學生實施教育救助的情況

從近幾年的實踐看 ，各項資助政策和措施對保證考入公辦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的貧困大學生順利入學并完成學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有很多貧困生得不到應有的救助，并且在實施的過程中還產生了一些其他的問題：

（1）貧困學生的認定問題：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標準，而“標準”又是一個動態概念。在實際的操作中，學校很難對學生日常的實際消費水平進行累計，也就很難以此為標準對學生進行貧困的判定。

（2）受救助的不平等性。①校際間的差別當前救助資源的配額，不同的學校間差別很大，學校綜合實力和知名度對于獲得救助資源的多少有著巨大影響，名牌大學擁有絕對優勢，綜合實力較弱的學校得到的捐助相比之下較少。②各項救助偏向成績好的學生，成績差的學生很難得到救助。高校在“困難補助、減免學費、社會資助、勤工儉學”等諸種資助中，幾乎每項都與學業成績掛鉤。成績不同，資助程度也就不同。

（3）重視物質救助，忽視“精神資助”。高校在部署貧困生救助工作時，視線主要放在學生的經濟困難上，而對影響學生健康發展的心理問題和意志薄弱問題考慮較少，而學生最需要的恰恰是必要的心理疏導和意志扶持。

（4）救助主體較為單一。在實施對高校貧困生的救助中，其發揮主要作用還是政府，民間救助、社會救助、企業救助都還沒有成為主要力量。這樣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也減少了被救助的學生數量。

三、經濟社會學對于中國貧困大學生的教育救助分析及建議

（一）建立合理的貧困學生的認定制度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將制度定義為“制度是為約束在謀求財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個人行為而制定的一組規章、依循程序和倫理道德行為準則”。在貧困大學生建檔時，如果制度不完善或者是本身存有缺憾，那么就會導致資源的浪費使用。所以要建立的制度包括軟制度與硬制度，一方面要靠法律、各種規章制度來規范貧困生的認定過程，另一方面要加強道德意識層面上的宣傳教育，軟硬兼施。

（二）明確教育救助真正的價值目標

價值目標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經過艱苦的、長期的探索而形成的一種價值追求，一經確立就具有相對穩定性。價值取向則是人們圍繞如何實現價值目標而進行的一系列認識和實踐活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價值取向主要表現為主體牢牢把握自己的認識和實踐活動方向，使之既要從現實的具體情況出發，把價值目標與現實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尋找到實現價值目標的最佳途徑；又不能使這種“尋找”運用或“結合”離開價值目標或者背離價值目標。對貧困大學生實施教育救助的價值目標本應該是幫助他們順利的完成學業，但是對于現在的情況而言，應該是從本質上幫助他們脫貧，這種本質是指貧困生獲得自我發展、獨立的能力，真正的從心理或是生理上脫貧。

（三）網絡嵌入性：獲取豐富社會資源

將嵌入性引入到網絡的社會結構中給我們帶來一個重要的啟示：社會網絡的主體之間存在著關系的嵌入，同時，網絡又是社會資源的載體，資源嵌入在社會網絡結構中，社會主體之間通過關系的嵌入傳遞著社會資源。貧困大學生進入學校之后，處于這樣的社會網絡之中，可以向學校申請教育救助，利用自己所處的社會網絡來獲得更多的資源，如可利用學校安排的實習，或者是由學校提供的消息可以申請校外的教育救助，當然，除了學生自己，校方也可利用自己的社會網絡來聯系企業、社會團體，為貧困生的救助聯系多方贊助，以獲得更多的資源。

（四）提高貧困生自我的社會資本

持社會資本能力觀的學者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他們更加注重社會資本的擁有者如何利用已經建立的社會資本獲取資源。如波茨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身份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資源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個人固有的，而是個人與他人關系中包含著的一種資產，社會資本是嵌入的結果。

貧困生進入到大學之后，應該審時度勢，多參加社會實踐，在實踐中不斷的擴大自己的社會網絡，在這種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自己想要的資源，不斷提升自己這種獲取資源的能力，只有把自己的這種社會資本不斷提升，貧困大學生也才能更快更好的脫貧。

經濟社會學論文:經濟社會學視覺下的民俗旅游

摘 要 本文通過運用經濟社會學的理性選擇理論角度來分析民俗旅游這熱點。筆者試圖用理性選擇理論來分析熱點中經濟與非經濟因素、理性與非理性因素的社會行為。通過兩個角度中的行為與互動來看待民俗旅游中的參與主體、主體間的互動與主體理性行為的內在價值。

關鍵詞 理性選擇 經濟社會學 民俗旅游

1問題的提出

何為民俗旅游？指的是消費者離開常住環境到有地方民俗文化的當地消費的行程。而民俗文化的范圍又涵蓋物質民俗文化、社會民俗文化和精神民俗文化三大方面。

民俗旅游屬于高層次文化旅游之一，能讓游客獲得“新體驗、獲樂趣”的心理需求，同時也成為政府部門發展經濟、吸引外資的重要文化資源。民俗旅游已成為眼下人們娛樂休閑、擺脫生活壓抑的一種方式，同時被政府運用權力資本引導為能夠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文化資本。

2新經濟社會學解釋

民俗旅游大熱是各參與主體理性選擇的結果。造成這樣的熱潮行為選擇的各種因素除了是有個體原因之外，還有就是個體之間互動關系的因素。

2.1造成民俗旅游大熱的幾個重要因素框架

參與主體、環境以及參與主體與環境之間的依存關系。理性選擇角度來看得出民俗旅游不僅是參與民俗旅游眾多主體的個體行為，還是主體之間的互動行為，從而實現眾多參與主體之間利益的相對均衡。那么，參與主體、選擇行為和關系互動就構成了理性選擇中民俗旅游的主要研究對象。

2.2參與主體

可以分成旅游消費者、經營管理者、政府及當地有關人員。行為：對于民俗旅游中關于民俗傳承以及保護開發的問題一直是重點研究對象，也是困擾民俗旅游發展中的一個矛盾問題。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參與主體追求個體的最優行為；一方面是參與主體的行為受到其它條件限制而無法做到絕對客觀理性引發的矛盾。互動行為：當中的參與主體多是根據自己所需所得來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決策和行動，但是根據自己利益所得進行選擇的時候往往容易導致結果并非是當初所設想的那般理想狀態，很多時候是一參與主體獲利另一個參與主體受損。不過因此，各參與主體之間行為就會相互牽制，導致不能單單一個參與主體獲得最大利益而隨意采取行動。但通過改變組合間關系，平衡各參與主體的最大利益，還是能得到最大利益化的。通過兩個方面來幫助：一是參與的主通過體價值理性行動而產生社會價值的內在優勢；二是各主體之間實現理想互動。

2.2.1社會價值理性行動的內在優勢

民俗旅游是需要通過對民俗內在價值了解而提出新價值倫理的一個體系活動，實現民俗文化與經濟的結合，才會更長遠的發展。民俗旅游倫理體系中，人是主體，資源是客體；民俗旅游景區是各參與主體的共同客體，而各參與主體之間互相為客體。為此，體現出經濟效益、民俗效益、社會環境效益。

（1）經濟效益。從本質上說，開發民俗旅游就是利用民俗資源從而創造不同以往的享受來滿足游客們的獵奇心理從而獲得經濟收入的旅游。對消費者來說最重要的利益就是要能有一個高質量的經歷保證，這也是民俗旅游吸引人的地方；對上層管理者而言，也要考慮到管理者的經濟效益，否則很難利用更多投資開發更具特色的民俗資源。因此，參與民俗旅游的所有主體者都只有互相包容、遵守經濟規律才是得以讓民俗旅游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

（2）民俗效益。民俗效益是民俗旅游最為關注的重點對象。沒有民俗資源談不上民俗旅游，更不可能吸引旅游者們前往消費。民俗資源多依靠景區當地的自然環境或者先天事物，通過當地學者、民間藝人的發掘打造，加上當地政府的投資宣傳的互相配合才能逐步建成一個具有消費價值的民俗旅游景區。但想持續地享有效益就必須學會平衡民俗資源，既適當打造開放又不能過度發掘甚至造假，否則易造成儀式化誤區，降低消費者前往的欲望和口碑。

（3）社會環境效益。民俗旅游可謂是當今最受推崇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形勢，對各個參與主體都會有效益。但總體來說對社會環境效益最為有益，有利于發展當地民俗地區經濟。通過民俗旅游對當地餐飲業、住宿、交通等裙帶關系方面都有經濟推動作用；同時宣傳當地社會經濟環境進行招商引資；利于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延續發展。民俗旅游自然重點在于民俗，民俗資源的吸引力就是刺激旅游者們消費的經濟爆點，當地政府和旅游管理者可以通過開發獨特的民俗資源，不但繼承且宣傳民俗文化同時激勵消費者們愿意花費投資進行保護，又可以促進不同地區民族的文化交流，增進團結，增強凝聚力。

2.2.2各主體之間的理想互動

民俗旅游中三個效益都會對各個參與主體的行為產生較大影響。各個參與主體與民俗旅游的資源景區互為聯系，相互帶動，構成一個個互動網絡環節，來以此達到理想平臺。

3 結束語

綜上所述，民俗旅游這樣一個具有復雜因素的旅游互動，在運用理性選擇理論研究時候，就不可只從微觀層面來審視民俗旅游中的各個參與主體行為的規范與否，還應當從宏觀層面來看待參與主體之間的互動性和他們遵守經濟神話規范所帶來的各種效益，如此一來，將給民俗旅游帶來更廣闊的研究景象！

經濟社會學論文:經濟社會學理論在環境法發展中的作用

【摘要】經濟社會學作為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交叉學科，以其對于經濟規律與社會現象之間內在聯系的把握，對于環境資源法的研究有著巨大的借鑒意義。對于經濟社會學的學習可以為環境法研究提供思路和范式，更給予思路上的啟發。

【關鍵詞】經濟社會學 研究范式 經濟規律

一、經濟社會學理論簡述

經濟社會學定義。經濟社會學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以社會學家介入經濟學研究領域為特點，反思和挑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經濟社會作為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交叉學科，至今在國際學術界尚未有統一的名稱和定義，

第一次給經濟社會學下定義的是，1976年的，斯梅爾瑟，他認為：經濟社會學就是運用社會學的基本框架，變項和解釋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務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有關的復雜行為。其核心內容包括兩個部分：研究經濟背后中的社會學變量同非經濟背景中的社會學變量之間的關系。換言之，研究經濟與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包括經濟與文化，經濟與政治，經濟與社會群體，經濟與社會分層，第二個部分：研究經濟行為本身，經濟行為是如何把不同的角色和集體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對經濟過程進行社會學分析，研究包括地位體系，權威關系，權利系統等對經濟行為的影響。

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歷程。新經濟社會學一詞同樣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必須獲得對經濟社會學這門特定學科的新發展； 二是所建構的理論必須是一種可競爭的一般性理論。新發展意味著對舊經濟社會學的繼承和拓展。經濟社會學創立至今， 經歷了從古典到現代的演化階段。以馬克思、杜爾凱姆和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經濟社會學已為該學科確立了研究經濟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的基本理念和學術空間， 然而， 他們之間卻未能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至20世紀50年代， 以帕森斯和斯梅爾瑟為代表的現代經濟社會學家， 以其理論整合的方式， 在古典經濟社會學確立的研究范圍內， 建立了一個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強的綜合的經濟社會學理論， 即功能結構主義經濟社會學。然而， 由于其概念和框架太過抽象和機械， 加之其忽視了宏觀系統分析的微觀基礎， 而被認為于研究經驗事實無補。力求理論綜合而漠視經驗分析的傾向， 不僅在70-80年代以后的美國而且在各發展中國家也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了。因此， 作為經濟社會學第三階段的新發展從其發展的脈絡來看應當是一種既突破舊經濟社會學的理論限制， 又能充分包容舊經濟社會學的成就， 也就是說， 新經濟社會學是沿著舊經濟社會學傳統的一種創造性轉化， 而并非是對傳統的反叛或是一種研究上的背道而馳。

我國的經濟社會學發展現狀。我國的經濟社會學界1985年在天津召開了第一次經濟社會學研討會，并形成了中國學者的經濟社會學定義，：“經濟社會學以經濟和社會現象的互動關系為研究對象”經濟社會學應該運用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把經濟現象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中進行研究，既要研究經濟政策也要影響經濟發展的各種社會因素。隨著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經濟社會學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在社會學領域發表和諸多的著作，并且以對西方經濟社會學研究的介紹—經濟社會學對于我國的市場轉型的指導意義，以及我國的自身的經濟社會學學術發展的角度去推動了我國經濟社會學的從產生到發展。

二、經濟社會學研究方法及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經濟社會學研究方法。理性選擇理論：最大化的實現私利是決策者行為選擇的標準，純粹的理性在于人是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實現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平衡。

交易成本理論：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成本和時候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合同而發生的成本

談判理論：以傳統的價格理論為基礎，認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項資源從股價低的主體轉移到股價高的注意中，從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雙方的福利水平。這三種都是典型的經濟社會學研究方法，其他諸多的小范圍理論，本文暫不贅述。

對于環境法的借鑒意義：①揭示了環境資源法律制度的經濟本質。環境被視為可以提供一系列服務的復合性的資產，他提供了維持他們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統，如同其他資產一樣，我們要力圖避免對這項資產不恰當地過低估值。環境為經濟提供了可以通過生產過程轉化為消費品的原材料以及使這種轉化得以順利運行的能量。最終，這些原材料和能量以廢料的形式又返回給了環境。環境的資產這一經濟屬性根本特征是能量和物質的稀缺性。也就是可利用的極限性。也就是能量和物質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這條定律意味著從環境流向經濟系統的大量能量被積累起來或者以廢棄物的形式返回給環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通過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對于環境資源的分配和能量運轉達成最大化的平衡。②揭示了環境資源法的效率價值。正如波斯納所說的，正義的第二種含義---是效益。對于善法和惡法的概念，應當引入經濟社會學中的關于效率的定義，所謂善法，不僅要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順應現實經濟發展的規律。富有效率，能夠促進和增加社會福利和公共利益。這樣，效率也是我們的一個要追求的目標。而我們在將資源分配給不同主體的時候，應該實現資源的配置功能，基于不同的權利給資源帶來的不同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其其后所產生的效率效應。

經濟學可以摒棄過去的法學的，以正義和公平作為衡量目標，可以從制度安排的經濟績效進行成本分析，能夠指出哪種法律制度的規定更能實現機會均等。促進經濟的效益。這種法的經濟效率價值分析的經濟實質，在于揭示法所反應的物質生活條件的規律也就是經濟規律。而規律作為符合事務的本質的法則，類似于“自然法”和“正義法”。③揭示環境資源法改革的均衡目標。均衡分析時理性選擇理論分析決策人之間關系的基本方法，使得單個決策者能夠按照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的標準選擇最佳行為方案，僅是實現了個體在目標和手段之間的均衡。個人不再有激勵選擇其他的行動方案。所謂的法律均衡是法律供給適應法律需求。不存在過剩，也不存短缺。通過將經濟社會學引入到環境法的研究中，可以實現環境法資源分配以及代際分配之間的均衡以及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均衡。

經濟社會學論文:經濟社會學理論在經濟法研究中的作用

摘 要：經濟社會學是以社會學的視角觀察、闡釋經濟現象與經濟制度的一門交叉學科，雖然他和經濟掛鉤，但是經濟社會學內在的理論進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會學模式，它不會將經濟現象獨立于社會結構去看待。它的主要研究方法與理論，對于經濟法的研究來說大有助益，主要體現在為經濟法研究提供多種視角選擇，有助于揭示經濟法社會性本質與實現經濟法之經濟目的方面。

關鍵詞：經濟社會學；經濟法；社會性

一、什么是經濟社會學

經濟社會學是一門以社會學的視角觀察、闡釋經濟現象與經濟制度的交叉學科，需要明確的是，雖然他和經濟掛鉤，但是經濟社會學內在的理論進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會學模式，它不會將經濟現象獨立于社會結構去看待。這門學科特色在于，它是社會學家以社會研究的視角對經濟學領域進行的介入，而這種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可以說經濟社會學的出現，是對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種反思和挑戰。熊彼特被認為是最早倡導“經濟社會學”的人物之一，在《經濟分析史》中他提出了“經濟社會學”概念，并將其定義為研究“經濟制度”的科學。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導的“經濟社會學”更多著眼于“經濟”，這就與現今我們所言的經濟社會學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是最早對經濟社會學學科地位的認定作出貢獻的人，在其著作《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中，他對社會學進行了三大類的劃分，分別是一般社會學、社會形態學和社會生理學，經濟社會學就被他劃分在了社會生理學之下，成為了社會生理學的一個分支。誠如前文所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會學式的，重點關注經濟過程中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經濟學則偏重于研究這一過程中的經濟因素。經濟社會學的理論體系尚無定論，一般認為經濟社會學的主要理論包括：經濟行動論、社會經濟結構論、社會經濟變遷論、社會經濟戰略論等。經濟社會學對消費的研究主要沿著三個方向展開，一是側重于研究消費者內在的購買行為以及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對于消費行為的影響；二是側重于分析消費行為方式發生所依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環境；三是對于消費文化的關注側重于研究符號的意義、消費文化的形成以及行為感受過程。一些經濟學家也開始把社會學的分析方法納入消費經濟問題的研究過程中。較早時期對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建設作出貢獻的學者就有韋伯、涂爾干、凡勃倫等，當代較有影響的經濟社會學家則有帕森斯、斯梅爾塞、熊彼特、杜森貝利、西美爾、布迪厄、理斯曼和鮑德里亞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與理論

作為一門以社會學的視角觀察和闡釋經濟現象與經濟制度的交叉學科，經濟社會學的本身理論體系其實還尚無定論。有的學者將其理論體系概括為經濟行動論、社會經濟結構論、社會經濟變遷論、社會經濟戰略論幾大組成部分。其中的經濟行動是社會人一系列行為所產生的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作用的結果，并且這些行動的目的也并非僅僅著眼于最大利潤的獲得，而是一種對多層次需求的滿足。社會經濟結構論就主張作為社會系統子系統之一的經濟系統需要同其他社會內部的子系統達到互助的滿足效用，從而使經濟發展水平同社會結構相適應。社會經濟變遷論是當代經濟社會學關注的重點，它主要研究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變遷所具備的心理特質、發展的指標體系、發展中的協調與失調等問題。而社會經濟發展戰略論則是社會經濟變遷論的理論延伸，主要是運用長遠的目光去分析一國經濟發展應有的道路，以便在聯系本國實際的基礎上，為經濟發展出謀獻策。

從具體內容來看，各國關于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其實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據其內在共性，可將其大致分為五個研究方面：（1）社會群體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一般認為社會群體對經濟活動起著決定作用，不同的群體結構、活動會對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造成差異很大的作用。（2）經濟發展的各種影響因素及發生這些影響的諸多社會條件，具體就是社會當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與經濟發展的密切聯系。（3）經濟行為與社會行為。主要研究支配人們開展一定經濟行為的社會因素。（4）經濟過程的社會學分析，包括對經濟活動各環節的社會學分析，還會分析不同經濟集團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效益。（5）研究經濟政策的實施，主要是著眼于實施經濟政策的社會依據和社會條件。

經濟社會學的主要基礎理論有如下幾種：（1）理性選擇理論，即認為最大化的實現私利是決策者行為選擇的標準，純粹的理性在于人是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實現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論，認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成本和時候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合同而發生的成本。（3）談判理論，以傳統的價格理論為基礎，認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項資源從股價低的主體轉移到股價高的注意中，從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雙方的福利水平。

三、對經濟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經濟法的社會性本質

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管理關系，它的首要價值目標是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而非個人或某一團體的利益。這種社會性是對普遍而非特殊的強調，也是對全局而非局部的強調，它突出的是一種大眾性而非個體性。可以說社會性在經濟法領域的凸顯，既回應了現實經濟生活的實際需要，又滿足了法律本身不斷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為一門以社會學視角研究經濟現象和經濟制度的交叉性質學科，經濟社會學主張經濟法研究中運用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對于經濟法社會性本質有著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為經濟法研究提供多種科學視角

經濟社會學主要依托的還是社會學視角，這種實證的學科手段對于經濟法的研究無疑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選擇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等，都為經濟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種不同于一般法學研究的視角與方法，可以說這些經濟社會學基礎理論為經濟法研究積累了不少的理論基礎與創新方法。

3、有助于經濟法之經濟目的的體現

經濟法始終調整經濟關系，調整的目的就是使社會的整體經濟能持續、穩定的發展，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而且其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是縱向經濟關系，但對橫向經濟關系會產生明顯的影響；采取的手段既有懲罰性的，也有補償性的，既有鼓勵類的，也有禁止、限制類的，體現了明顯的綜合調整的特征。對于以研究經濟現象為目的的經濟社會學來說，在經濟法研究過程中加以運用其理論與方法，對于經濟法其本身經濟目的的實現，是有著很大的助推作用的。

經濟社會學論文:經濟社會學中的市場與政府關系

摘 要：從西方經濟史來看，經濟繁榮需要發展貿易。健康的市場環境是貿易的保證。需要政府明晰和保護產權。市場離不開政府的保護，而政府又不能過度干預市場。因此，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一直非常微妙。蘇聯的經濟史證明專制體制對經濟產生巨大的破壞作用。經濟繁榮不能無視政治體制的影響，民主政體對于發展經濟是必須的。但是民主政體形成的眾多分利集團會損害經濟發展。因此共容利益是民主與經濟間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市場；政府；體制；共榮利益

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在經濟學中一直非常微妙。亞當斯密強調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市場中，資源可以達到最優配置。但是經常會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于是政府進行干預。然而政府過多地干預會擾亂甚至扭曲市場。關于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如果我們僅僅研究這兩個概念本身，遠遠無法認清這種關系的本質。無論市場還是政府，都有各自的邏輯，各自受到其他某些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各自影響著其他一些因素。

本文試圖引入更多的概念，從更大的背景中理解市場和政府的關系，理出一條邏輯鏈。并討論經濟繁榮、利益集團、民主之間的關系，從中得出如下結論：經濟繁榮不能無視政治體制的影響，民主政體對于發展經濟是必須的。共容利益是民主與經濟間的關鍵因素。

事實上，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強調的完全競爭的市場，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它只是一個理想類型。戈蘭諾維特（1985）認為經濟行為是內嵌于社會結構中的，經濟行為背后體現的是交易者的社會關系。而且，是社會關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在經濟生活中創造了信任。這里尚沒有必要過早得出如下結論：社會關系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因此我們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應該提倡甚至強調社會關系。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成熟，交易行為存在很多違規操作，強調社會關系會進一步形成利益群體。奧爾森（2007）指出，分利集團為本集團爭取盡可能多的利益，并不關心社會總體的經濟和福利，它們只關注狹隘利益。而且，分利集團只做短期的打算和投資，而不會進行長期的資本投入。所以分利集團阻礙經濟發展。在一個并不規范的市場中，存在大量違規操作，如果分利集團再利用違規操作、彼此共謀、攫取利益，從短期看，必然損害中國經濟發展，這種損害的后續效應尚且無法估量；從長期看，擾亂市場秩序、危害市場規范，甚至破壞法律，對于經濟的影響就是災難性的。如果要從這種失序中恢復過來則需要更長的時間。

諾斯（2009）通過考察歐洲中世紀的幾個國家的成功或者失敗的案例，表明貿易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在面臨馬爾薩斯循環的時候，英國和荷蘭通過發展商業和貿易，并且在此過程中發展了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成功發展經濟，擺脫馬爾薩斯循環；而西班牙法國通過其他方式最終以失敗告終。

交易需要在市場中進行。因為市場大大減少了交易費用，包括搜尋費用、談判費用和實施費用。一個大市場可以保證產品和銷售條件的專門化。設立了永久性的交易所。從日常進行的大量的交易中逐漸形成了標準化的交易方式。因為這些標準的交易方式降低了談判費用（諾斯，2009）。

貿易得以成功實施，必須法律制度作為保障：明晰產權的界定，并且可以強制保障合同的執行。登姆塞茨（1994）認為，產權是一種社會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實上他們能幫助一個人形成他與其他人進行交易時的合理預期。這些預期通過社會的法律、習俗和道德得到表達。明晰的產權制度可以形成一種激勵和對未來的有效預期，激勵資本向有更高收益的區域流動。基于產權而形成的契約，也必須有制度作為保證。如果沒有凌駕于一切之上的權威，合同無法被有力地執行，理性個人會通過不履行合同來獲取利益，機會主義將會盛行。

由于市場是不完全的，所以不論在何處，制度總是摻雜著一些降低成本或者提高成本的部分。總體的市場是一個各種制度的混合物，有些能提高效率，有些則降低效率（諾斯：2008）。制度的存在，（1）可以通過增加成本的方式防止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2）大大降低了交易費用。（3）激勵創新。（4）使得交易行為可以預期，從而激勵長期的資本投入。制度在社會中具有更為基礎性的作用，它們是決定長期經濟績效的根本因素。奧爾森（2005）也認為：“沒有適當的制度環境，一國將被迫局限于從事自我是實行交易。”

制度被有效執行，而不是形同虛設，關鍵在于政府的權威和執行能力。首先，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凌駕于一切之上的權力，來保障制度可以成功有效地運行。而且這種權力必須具有強制性。在無法正常執行合同時，通過談判和協商來解決必然產生巨大的交易費用，而且理性的個人具有通過違反合約獲利的機會和激勵，所以只有當交易費用上升到超越他通過違反合同所獲得的利益時，他才不會違反合約。任何理性的個人都可以這么做。而且，大規模的集體無法達成一致意見：誰都不在交易過程中放棄違反合同獲利的機會主義行為。奧爾森（1995）指出了這種大規模的集體行動是不可能實現的，除非運用強制力或者選擇性激勵。如果沒有強制力，如果交稅這樣的集體行動完全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強制性的、凌駕于一切的權力和權威只能交托給政府，因為只有政府具有使用強制力甚至暴力的合法性。奧爾森認為導致經濟繁榮的一個條件就是有可靠的、界定清晰的個人產權，而且由政府來保障個人產權。

我們需要怎樣的政府？允許政府干預市場到什么程度？什么樣的政府和市場的配置才是最優的？

奧爾森（2005）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專制體制失敗的必然性，任何私人領域的激勵機制都站在破壞法律的一邊，龐雜臃腫的官僚制度必然產生腐敗和無效。他提倡市場型政府。政府有足夠的權利去創造和保護個人的財產權利、并且能夠強制執行各種契約。為避免政府走向專制，它還必須受到權力的約束。因此需要民主政體，至少是代議制。在這些民主體制中，質度的設計使得權威機構的決策最大可能地服從于廣泛的利益。

通過引入產權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和奧爾森理論，從更廣闊的視野中重新考察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發現它們之間其實還牽涉到其他因素，單獨理解它們是片面的。邏輯關系鏈條其實很清楚了：

經濟繁榮貿易交易市場環境制度保障執行權力政府限制權力民主

可見，經濟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它牽涉到社會的其他方面。經濟行為也是社會行為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把市場與政府看成經濟與政治各自的代表，那么顯然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在實質上是隱藏其背后的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從這條邏輯鏈來看，處于中間的關鍵位置的是制度。從這一系列的邏輯關系來做整體把握，就能更好地理解諾斯（2008）的核心觀點：制度是理解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以及這種相互關系對經濟成長（或停滯、衰退）之影響的關鍵。如果單純討論經濟領域的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和資源的自動達到最優配置，而不考慮政治體制的影響作用，那么一切努力必然是片面的，最終也一定是徒勞的。

民主政體意味著權力的分割、制約和監督。未經分割的權力集中在一人或者一個集團中，結果必然是專職獨裁體制。一個集團的專制雖然相比個人獨裁有更多的權力分散，但是集團利益是一種共容性利益，使得集團成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質性，有共同的利益追求，所以很難期待利益集團內部的權力制衡。利益集團往往追求自身的狹隘利益，而損害整體上的經濟發展。或許其危害甚至不止于此。

關于經濟和民主的關系，仍然有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個問題來自于奧爾森對于分利集團的作用的闡述（奧爾森，2005、2007），在書中似乎隱藏著這樣一個矛盾：權力一旦分割必然導致利益集團的產生，因為權力總是伴隨著有利可圖的機會。從利益的激勵來看，這些分利集團會繼續尋求權力以期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且隨著權力結合的利益的計劃時間變得很短，它也不會考慮到社會利益。但是分利集團之間的行動至少可以對于權力形成制衡。分利集團一方面追求狹隘利益和短期利益、阻礙經濟發展，一方面分利集團的存在是從專制走向民主不可缺少的“群眾基礎”。那么是否意味著經濟繁育與民主政治之間有著內在矛盾？

看上去，利益集團的存在似乎成為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的矛盾體。然而，這種矛盾并非全然無法調和。奧爾森在《權力與繁榮》中提出共容性利益的概念，雖然他還沒有成熟發展這個概念前就去世了，但是至少給我們解決這個矛盾關系提供一條道路。

當分利集團越來越多地牽涉到共容利益，那么它們會更多地從整體上并且長期地考慮公共利益，愿意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稅收至少是一個共容利益，稅收制度的改革為挖掘這一共容利益提供很大空間，并且稅收在多大程度上作為公共物品被提供出來使得更多的社會成員從中獲益，顯得非常關鍵。雖然在奧爾森的理論中我們只能找到這樣只言片語的觀點，但是這是一個值得更加深入探討的話題，試圖更大規模地擴大利益集團的規模并且挖掘更多的共容利益是我們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中國當前的利益集團本身為數不少，但是這些利益集團涉及到的獲益的社會成員卻并不多，所以本質上利益集團的規模還是沒有大到足以代表社會中的多數人并且成為一個代表共容利益的團體。所以，一方面我們需要發展涉及更多人利益的團體，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是挖掘共容利益。

經濟社會學論文:職業體育競爭平衡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摘要：競爭平衡作為團體職業運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一直被認為是職業體育良性運行與否的重要標準。運用經濟社會學研究思路，采用歷史與比較分析法，將職業體育競爭平衡放在特定社會過程和社會結構網絡中進行分析。認為：職業體育競爭平衡緣起于職業體育全球化前的經驗性總結，帶有明顯的單一聯賽考察視角和片面的經濟性目標追求，并依托其考察對象的高水平，成為西方職業體育運行的重要理論基礎，而當今職業體育全球化（信息化）發展、競賽結構的拓展以及收入來源變化，對該理論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此外，作為先發強勢職業體育經驗積累產物的競爭平衡理論對后發職業體育運行模式的適用差。因此，結合我國職業體育實際狀況，應強化我國職業體育的發展性，提倡非均衡發展戰略以謀求超越發展。

關鍵詞：職業體育；競爭平衡；缺陷；非均衡發展

從人類知識發展歷程來看，經濟學旨在促進人類社會發展，含有經世濟民的的本源性理念。在主流經濟學的論斷中，資源稀缺是基本理論前提，誠如羅賓斯（2000）[1]指出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達到既定目的所引發的行為”。換句話說，在謀求推進人類發展的前提下，經濟學需要借助或依賴于資源稀缺的理性手段，回答在現有條件下如何實現最終目標的問題。即經濟學更多是關注如何達到經濟目標的過程，研究稀缺手段在市場互相競爭與合作之間的配置問題。正是在這種理論導向下，以研探社會經濟運行的目標及其實現過程的福利經濟學走上歷史舞臺。在福利經濟學研究視線中，有關競爭平衡的研究首推福利經濟學的第一定理，即競爭均衡的經濟是帕累托有效的。這一定理向人們提供了對于競爭性市場經濟保持信念的智力基礎[2]。職業體育作為一種競技體育的市場運行模式，其包含歸屬市場體制的本質內涵。按照C·E·林德布魯姆（2002）[3]的市場體制概念，職業體育則具有按照市場配置資源，協調職業體育相關群體利益的制度體系的內涵。按照市場方式運作，則要保障市場在競爭中實現效用最大化，一方面市場要充分挖掘競爭手段在稀缺資源配置中的價值，發揮市場價格、利潤等媒介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協調相關利益制度安排上，又要兼顧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和效率性。正是在這種理念指引下，職業體育的競爭平衡理論得以產生，并成為競爭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運行表征上，職業體育競爭平衡就要力圖維持職業體育聯盟內資源配置的平衡化，保證各球隊實力的均衡，特別是球星的分布平衡。

回到現實，作為團體職業運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競爭平衡一直被認為是職業體育良性運行與否的重要標準。不過，近年來北美職業體育聯盟卻呈現顛覆過往傳統，球星分布更加集中的特征。如美國職業籃球聯盟（NBA），就顯現出凱爾特人“三巨頭”的巨大成功，到熱火隊“新三巨頭”的炙手可熱，結果2010—2011賽季全明星賽的東部陣容中7名球員來自這兩支球隊，無疑考驗著聯盟傳統運行理論根基。而當前的歐洲足球職業聯賽中，也往往呈現一兩支球隊集中過多優秀球星的強勢格局，如西甲的巴塞羅那和皇家馬德里，德甲聯賽的拜仁慕尼黑，意甲的國際米蘭等。2010年第南非世界杯足球賽中，以巴塞羅那和皇家馬德里兩隊為班底（主力陣容中擁有10名兩隊球員）的西班牙隊一舉奪魁，擁有多名拜仁慕尼黑球員（5名主力球員）的德國隊也取得佳績。上述現象揭示的特征顯然有違職業體育競爭平衡。作為后發的我國職業體育也出現了相類似的狀況，特別是恒大集團的介入更將問題進一步激發。繼強勢出擊職業女子排球聯賽，又高調打造廣東恒大足球隊，該隊沖超成功后的重金引援，購買了數名國腳級球員，打破了原有中國足球聯賽的競爭平衡，使得反腐打黑后的我國職業足球再次成為全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面對現實挑戰，有必要重新檢研職業體育競爭平衡理論。本研究力圖運用經濟社會學研究思路①，將職業體育競爭平衡放在特定社會過程和社會結構網絡中進行分析。在探究職業體育競爭平衡的理論淵源的基礎上，采用歷史與比較分析法，探究其存在的理論背景和現實缺陷，并結合我國職業體育發展實際，考察我國職業體育的競爭平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