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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及其解決路徑分析: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的生態批判

[摘 要]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批判理論中，對資本主義工業的生態批判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馬克思從描述資本主義生態環境污染的表現、類型、狀況和危害，到剖析資本家的本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再到批判資本主義工業之后的未來社會的建構，分別由淺入深地對資本主義工業開展了現象批判、本質批判直至生態批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的生態批判理論，對于我國預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危機，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工業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馬克思；資本主義工業；生態批判

當我們曾經為之頂禮膜拜的工業文明的負面效應不斷顯現之時，人們開始冷靜頭腦、深入反思，法蘭克福學派、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派別都從不同角度開始了對工業文明的重新審視。然而，馬克思在資本主義工業弊端初露端倪時，就已經開始了他極具預見性的系統思索，為人類文明的生態轉向提供了最初的理論支撐，本文將就這一問題進一步研究，闡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生態批判理論的主要內容及其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生態批判的歷史背景

馬克思思想博大精深，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馬克思主義仍在哲學、政治經濟乃至生態等諸多領域發揮著重要指導作用，在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今天，馬克思思想中的生態論斷越來越顯示出重要的價值。然而，馬克思生態思想并不是憑空產生的，是和他生活的歷史年代息息相關的，是發軔于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同時，也正因為如此，才使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的生態批判比其他理論更徹底、更深刻。筆者認為，馬克思當時所處的年代與社會發生的三個本質性變化，即工業革命、社會結構、世界市場，代表著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重要轉向，同時也對馬克思生態思想的產生具有根本性的影響。

（一）工業革命的興起

從15世紀開始，西方在人類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的重大轉型中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其主要標志就是蒸汽機時代的來臨。1769年，瓦特制造出了第一臺蒸汽機，從這以后，人類的工業化進程可以說是日新月異、突飛猛進。而正是這一路高歌的工業文明，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另一層面的重大變革，這一變革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人與自然的對立。人與自然對立觀念的實質是人與自然的沖突對抗，直接表現是人類征服自然、壓榨自然、盤剝自然行為的加劇。英倫三島上首先爆發、繼而遍布全歐洲的工業革命，既宣告了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同時又開啟了另一個新的時代。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的理性為自然界立法”等豪言壯語都催生著人類應該成為世界的主人的意識。在科技高奏凱歌時，人類從自然界攫取了大量資源，嘗到了無數甜果，在控制自然的喧囂中人類堅定了自己是大自然君主的信念，人與自然分離的天人對立觀念也隨之加深，導致了人類更大規模地征服自然、掠奪自然，生態問題日益嚴重。十九世紀初，資本主義工業化萌芽已經在悄悄生長，這一階段，資本主義國家為了不斷擴大蒸汽動力的規模與效益，消耗了大量的煤炭，在滾滾黑煙中，西方主要國家先后開始了近代大工業生產體系的運行，這種生產方式產生了大量的工業廢氣、廢渣、廢液，當生產與生活垃圾堆積到一定程度之時，大自然終于毫不留情地給人類實施了報復，造成了慘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居于工業革命給人類帶來的思想觀念和生存環境的變化中，馬克思很早就開始關注資本主義工業化導致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在最早體現馬克思生態思想的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敏銳地看到了問題實質，鮮明地直接把文章焦點對準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他說：“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①既然人具有能動性，那么人與自然之間必然會發生交流與影響，也就是說人與自然有著互動性，是一種交互關系。因此，由人與人組成的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②馬克思在這里第一次對人與自然關系問題進行了研究，奠定了他后來生態批判最初的理論基礎。

（二）社會結構的變化

如果說工業革命更多地是讓馬克思認識到了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中，由于環境污染所帶來的人與自然關系思考的話，那么，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下形成的社會新型結構，則使馬克思從人與人的關系的層面，深入反思了資本主義工業帶來的生態危機。馬克思給出了精辟的論斷：“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并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舊的。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①馬克思獨具慧眼地看到了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下的社會結構變化，并給出了當時社會結構的最大特點，即對立階級簡化，矛盾加劇。我們看各個歷史時代，每一個時代都會有那個時代特有的社會結構。古羅馬的社會結構包括貴族、騎士、平民、奴隸；中世紀的社會結構包括封建主、教士、屬臣、師傅、雇工、農奴等等。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社會結構仍然復雜，但卻被馬克思統統歸入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大階級，這意味著階級之間的沖突趨于單一，涉及廣泛。單一指的是只剩下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廣泛指的是除了壓迫與被壓迫的范疇之外，已經沒有其他形式的社會存在了。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之下，馬克思看到了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和壓迫。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異化勞動條件下，一切都變得異化起來，“一方面所發生的需要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產生著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蠻化和最徹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簡單化，或者毋寧說這種精致化只是再生產相反意義上的自身。甚至對新鮮空氣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為需要了。”②工人們的勞動完全背離自己，付出勞動卻得不到收獲，他們生活的環境“光、空氣等等，甚至動物的最簡單的愛清潔習性，都不再成為人的需要了。骯臟，人的這種腐化墮落，文明的陰溝，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違反自然的荒蕪，日益腐敗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種感覺不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動物的方式存在。”③就這樣，馬克思從人與人關系異化的層面，把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環境惡化的事實全部濃縮于無產階級的生活工作環境中并揭示出來。

（三）世界市場的形成

1840年以后在歐洲迅速延伸的鐵路，讓過去的主要交通工具馬車望塵莫及，火車的出現也使得交通顯著擴大了規模，加快了速度。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提出了“世界市場”這一概念。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他所看到的就是世界市場形成過程中的歐洲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④他在《資本論》中進一步論述：“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⑤馬克思的以上論述可謂一針見血。馬克思所處年代之后的社會形態仍然符合馬克思關于世界市場的論述，只不過規模更大、范圍更廣。先是帝國主義列強圍繞著殖民地劃分市場的爭奪，挑起了兩次世界大戰。今天，世界市場的主要特征已經不僅僅是對外貿易，而是工廠的國外轉移、資本的國際流動、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等，超越了國家框架的資本主義的全球性展開。這種世界市場對于生態領域來講，就是污染由富國向窮國的轉移。馬克思當年所說的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已經通過世界市場的形成，演變深化為資本主義富國對第三世界窮國的生態剝削與壓迫，資本主義對污染從來都不是尋求“問題的解決”，而只是會絞盡腦汁實現“問題的轉移”，①可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的生態批判具有了更加深遠的意義。

二、馬克思從生態維度對資本主義工業的批判

眾所周知，在諸多社會理論中，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最能有效解析資本主義社會深層矛盾和主要弊病的思想武器，該理論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諸多領域都有極其深刻的批判。今天，馬克思的生態批判理論也隨著世界生態危機的加重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可以說，馬克思的生態批判理論是他的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的一個邏輯延伸，是從揭示人與人關系的異化到揭示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的理論延展。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的整體批判，這一理論的不同側面雖有所側重，但都直面病態的資本主義社會，最后殊途同歸，就是要以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實現全人類的解放。

（一）現象批判：對資本主義工業生產方式的反思

資本主義工業的生產方式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這種方式直接導致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使得工人的生活與工作狀況慘亂不堪，使得整個社會也深陷生態危機。

1.直擊工人生活狀況。資本主義工業生產方式使人類對自然資源過度地開發利用，并且資本家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生產成本，無視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氣、廢渣、廢液對工人生活環境的污染。在空氣污染中，煤煙當屬罪魁禍首。恩格斯提到:“曼徹斯特周圍的城市是一些純粹的工業城市……到處都彌漫著煤煙。”②在曼徹斯特的工人聚居區“總是把一切工廠的煤煙都吹到這方面來。光讓工人去吸這些煤煙!”“這里的空氣由于成打的工業煙囪冒著黑煙，本來就夠污濁沉悶的了……在這種難以想象的骯臟惡臭的環境中，在這種似乎是被故意毒化的空氣中，在這種條件下生活的人們，的確不能不降到人類的最低階段。”“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鮮空氣全被隔絕了的街道上和大雜院里……一切腐爛的肉皮菜幫之類的東西都散發著對健康絕對有害的臭氣，而這些臭氣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勢必要把空氣搞壞。”③大工業城市把污染直接引向了人類生命的源頭――水。“蒸汽機的第一需要和大工業中差不多一切生產部門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較純潔的水。但是工廠城市把一切水都變成臭氣沖天的污水。”④“在倫敦，450萬人的糞便，就沒有什么好處理的方法，只好花很多錢來污染泰晤士河。”⑤此外，就像今天一樣，富人區的垃圾堆也總是高高地壘起在貧民窟里，當時馬克思早已看到，“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區域里的工人住宅，和這個階級的一般生活條件結合起來，就成了百病叢生的根源。”①

2.直擊工人工作環境。工人在資本家壓榨下，一天中絕大多數時間是在不停地勞動，因而身處的工作環境的污染給工人的危害更直接、更嚴重。關于磨工：“由于在磨刀叉時有大量灰塵狀的、極細微的、有尖銳棱角的金屬屑飛出來，彌漫在空氣中，從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難活到三十五歲，濕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歲”，②“誰要是當了磨工，誰就逐漸成為完全絕望的人，仿佛已經把靈魂賣給魔鬼了。”③關于陶器工：“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種含有大量的鉛而且常常含有許多砷的液體里，并且要把剛剛在這種液體里浸過的制品用手拿出來……有害的東西就非常容易浸入身體。結果引起劇烈的腹痛和嚴重的腸胃病、經常的便秘、疝氣痛、肺結核、羊癜瘋和四肢麻痹等。”④關于玻璃工：“工房里的溫度高，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們的全身衰弱和疾病、發育不良、特別是眼病、胃病、支氣管炎和風濕病。”⑤關于采礦工：“由于空氣里充滿了塵土、碳酸氣和礦坑瓦斯，產生了許多痛苦而危險的肺部疾病，特別是哮喘病……黑痰病，它是由細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個部分所引起的，這種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頭痛、呼吸困難、吐黑色的濃痰。”⑥關于紡織工：“即使是真正的工廠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適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很大一部分關于產業大軍傷亡人數的戰報（見工廠年度報告）就是從這里來的。同樣，廠房擁擠，通風很差，等等。”⑦

3.直擊社會“工業黑化”。由于英國的大城市最早進入工業生產體系，因而這些城市也是環境污染最早、最嚴重的地區，環境污染的同時也引發了生態系統的嚴重破壞，“工業黑化”這一概念也因此在這里首先被提出。早在19世紀初，英國曼徹斯特第一次發現了一種黑色飛蛾，而在以前，這種飛蛾只有淺色型個體。但從那時起，直到今天，黑色型頻率穩定上升，以致于出現在所有工業地區，而且這些地區黑色型都很常見，頻率高達95%以上。伴隨著“工業黑化”現象的則是各種“環境公害”事件。“據相關資料統計，1846年,英國倫敦的耗煤量就比同年德國的煤產量（320萬噸）還要多。”⑧僅此一項,我們就可以知曉當年倫敦的工業污染嚴重到何等程度,這也決定了倫敦必然在以后的1873年、1880年和1892年屢次發生令世人震驚的煤煙污染的“環境公害”事件。恩格斯多次到“工業黑化”首發城市曼徹斯特及周邊考察，他提到:“曼徹斯特周圍的城市是一些純粹的工業城市……到處都彌漫著煤煙。”① 在曼徹斯特的工人聚居區“總是把一切工廠的煤煙都吹到這方面來。光讓工人去吸這些煤煙！”②在曼徹斯特附近的波爾頓，艾爾克河“像一切流經工業城市的河流一樣，流入城市的時候是清澈見底的，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流出的時候卻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樣的臟東西弄得污濁不堪了。”③

（二）本質批判：對資本主義環境惡化根源的揭示

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了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中人們生活狀況、工人生產環境和社會生態惡化等種種事實后，又對導致這種社會現象的本質進行了剖析。

1.詰問人類思想認識。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由于資產階級革命以來科學技術的空前發展和人們對于自然界認識能力的不足，導致人們沒有真正看清人類在大自然中所處的位置，更準確地說是沒有充分認清人與自然的關系。西方國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自然科學的興起，喚起了人們對于改善生活條件的欲望。這一時期，“技術至上”的口號響徹整個世界，隨著人們對自然探索的不斷深入，人們越來越相信人是萬物之靈，憑借科學技術可以統治世界。這種對自然界沒有絲毫敬畏的心理，終于支撐著人們把地球宰制得千瘡百孔，把大自然盤剝得支離破碎。實際上，每一次人類以地球的主人自居對大自然肆意掠奪后，總是伴隨著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地告誡人類：“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能帶來災難。”④人們在實踐過程中，“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⑤

2.挖掘資產階級本質。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成為解放全世界無產者偉大的理論武器，就在于馬克思站在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看到了資產階級的丑陋本性。資本主義工業能以其自身的運行方式，在創造大量財富的同時導致了嚴重的生態危機，歸根結底就源自于資產階級的本質。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由于資產階級唯利是圖和極端貪孌的本性決定，導致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只會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除此無他，工人階級是死是活根本不在考慮之內，只要工廠創造了豐厚的經濟效益，哪怕背后的代價是無數工人的尸體。他們只在乎眼前的高額利潤，而這是他們進行工業生產的惟一動力。而且，為了降低生產過程中的投入成本，以最大程度地追求收益，資本家極盡所能地壓榨剝削工人，從生產生活環境、到飲食、工資，無所不用其極，把工人們能干活的各種需要壓到最低標準才是他們絞盡腦汁所想。正如馬克思所說，“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一個一個的資本家所能關心的，只是他們的行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時要獲得利潤，成了惟一動力。”⑥“在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①

3.探析社會生產方式。筆者認為，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生產方式有兩種基本屬性：一是資本屬性，二是工業屬性。資本屬性體現在資本家對獲取資本的極度貪孌上，只要能擴大生產、聚集財富，勞動者和自然資源都可以無限犧牲。工業屬性體現在工業化生產的極大“反自然性”。②一方面，從資本屬性上來分析，實際上資本屬性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為了資本的無窮積累，資本家喪失良知，剝削工人，無產階級為了生存，只好犧牲勞動，受盡壓迫。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對立的性質，還把浪費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壓低工人的生存條件本身，看作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從而看作提高利潤率的手段。”③因而，從實現人與人的和諧的角度來講，必須追求公平正義，自由民主，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另一方面，從工業屬性上來分析，實際上工業屬性體現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工業生產無論能給人類帶來多大益處、享受到多少文明成果，究其根本，這種生產是建立在消耗自然資源的基礎上的，我們現在所說的GDP之所以能夠增長，無一不是以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資源為代價。而既然自然資源是有限的，工業生產又是馬不停蹄的，這樣兩者之間就形成一個永不調和的矛盾。因而，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本質是反自然的，后果只能是把地球有限的自然資源消耗殆盡，自尋滅亡。我們看，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種屬性上來剖析，資本屬性上體現出了人與人的背離，工業屬性上體現出了人與自然的背離，因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既是反人類的，又是反自然的，它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之一。馬克思從揭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弊病入手，找到了生態危機的病根，要根治這種社會病癥，就必須改變資本主義制度。

（三）生態批判：對資本主義社會生態危機的超越

實際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的生態批判就是建立在現象和本質兩方面批判的基礎之上的，所謂“不破不立”，以上兩個層面的深刻批判相當于對資本主義工業的“破”，而在這一部分，要重點探討生態批判“立”的一面。

1.理論內核：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任何一種社會批判理論都有一個不變的內核貫穿始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生態批判理論的內核就是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談到批判的生態維度，也就進入了生態學領域，這一領域有兩個概念是貫穿始終、不可避開的，就是人與自然。馬克思對人與自然辯證關系的論斷就構成了他對資本主義工業生態批判的理論內核。馬克思的人與自然辯證關系理論實際上是強調人創造環境，環境也創造人，二者是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人是主體，有其主觀能動性，但這個主體是屬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主體本身就是大自然不斷進化的結果之一，沒有自然這個客體，就不會產生人這個主體，而一旦人這個主體產生后，必然會依照人有其能動性這一本質對自然進行改造。“人需要以自然為其勞動的對象，并從自然界獲取生活資料，這種人的對外活動，對馬克思來說就是一種生產勞動。”④人與自然的關系，正是借由勞動來聯系的。而主體人通過勞動與自然發生聯系之后，自然就人化了。人與自然任何形式的溝通互動，都是自然與其本身的聯系。馬克思把人與自然看成一個統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開發自然是人的需要，過度開發就會遭到自然的報復。這種一而二、二而一的辯證關系構成了馬克思生態批判的核心內容。

2.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生態論證。馬克思以一個斗士的身份，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諸多領域的批判，得出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毀滅的結論，這是我們都十分熟悉的。然而，這背后還隱藏著另一維度的資本主義滅亡論證，即生態論證。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也就是說生產資料都被資產階級控制和擁有著，這是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資本，而無產階級只能為資產階級提供勞動，并承受著資本主義工業生產方式所帶來的環境惡化與垃圾污染。對此，馬克思論述道:“自由勞動者有雙重意義:他們既不像奴隸、農奴等等那樣，直接屬于生產資料之列，也不像自耕農等等那樣，有生產資料屬于他們，相反地，他們脫離生產資料而自由了，同生產資料分離了，失去了生產資料。……資本關系以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為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一旦站穩腳跟，它就不僅保持這種分離，而且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這種分離。因此，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①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剝削得以實現靠的就是讓工人和生產資料相分離。馬克思論證的工人階級要進行斗爭，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用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而這種論證之下隱藏的另一層面的生態論證可以理解為，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生產資料，獲得發展權利。這種生態論證在今天更具有現實意義，它時刻警示我們，不但要實現政治經濟的解放，更要實現自然解放和生態解放。

3.生態批判之后的社會建構。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工業進行生態批判后，給出了他有力的構想，這些構想成為生態文明的理論先聲。首先，通過提高科學技術水平，減少工業廢物。馬克思認為，只要工業生產得以繼續存在和發展，工業廢物就不可能絕跡，而生產廢物特別是工業廢物又是環境污染的一個主要原因。這樣我們可知，減少污染的方法既可通過減少工業廢物，也可通過再利用工業廢物來實現。關于減少工業廢物，馬克思說:“廢料的減少，部分地要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的質量。……在生產過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變為廢料，這要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和工具的質量。最后，還要取決于原料本身的質量。而原料的質量又部分地取決于生產原料的采掘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即本來意義上的文明的進步），部分地取決于原料在進入制造廠以前所經歷的過程的發達程度。”②關于利用工業廢物，馬克思認為，隨著科學特別是化學科學和化工技術的發展，人們可以發現工業廢物的有用性質或屬性，并在生產的各個部門加以利用，把本來毫無價值的廢料制成有多種用途的產品。馬克思提到的對“排泄物”的深度開發和綜合利用，以及基于此而產生的各個工業生產部門的合理配置和協調發展的問題，在今天看來尤為重要。其次，各類工廠應盡可能合理地分布，實現城市和農村的高度融合，通過合理布局來減少工業污染的密度，這樣就可以減輕環境承受污染的重負，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依靠生態系統自身的自我凈化能力和生態修復能力，達到緩解生態環境受到的壓力。最后，消除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當時大工業中的蒸汽技術是社會生產的核心技術，這種技術只是一個客觀存在，真正使其導致大規模污染環境的是資本主義對它的使用方式。因此，“要消滅這個不斷重新產生的現代工業的矛盾，只有消滅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統一的總計劃協調地安排自己的生產力的那種社會，才能允許工業按照最適合于它自己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的原則分布于全國。”①以上皆為馬克思針對生態問題所預設的解決措施。我們看到措施當中包括了認識上的轉變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應用，這些實際上都屬于技術層面的解決措施，而真正解決問題必須刨根問底，找到根源。在馬克思看來，必須鏟除資本主義制度，賦予工業生產以社會主義性質，實現健康的、無愧于人本性的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著眼于長遠利益，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前提下追求社會生產的發展。

三、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生態批判的當代價值

馬克思透過工業生產帶來的環境惡化對資本主義工業進行的生態批判，對于我們今天如何盡量避免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危機，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進而逐步實現向生態文明的轉型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對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的豐富發展

沿著馬克思思想發展的脈絡尋覓，我們可知馬克思在敏銳地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人與自然不可化解的矛盾后，仍然將批判理論的重點放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問題上，這是因為在馬克思那個年代，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比當今有限得多，工業化生產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也沒有今天嚴重。時間推移到今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繼承和發揚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抓住了馬克思在工業化初期對人與自然對立關系的關注，開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更具有時代意義的生態批判，這些內容構成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生態批判的理論延續。反觀之，相對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批判，由于馬克思的批判理論中具有深厚的政治經濟成份的現實基礎，因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的生態批判擁有更強大的生命力與現實借鑒意義。可以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的生態批判是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擴充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理論新的維度與視角。

（二）人類社會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的理論先聲

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落后的文明形態總是不斷地被先進的文明形態所取代。當人類迎來勃勃生機的工業文明之時，人們陶醉于工業文明的巨大成果之中，只看到了工廠林立，卻很少有人注意到濃濃黑煙。馬克思在資本主義工業剛剛興起，甚至還沒有稱其為一種文明之際，就已經看到了光輝之后的黑暗，并用他深邃的理論分析為我們新一輪的文明轉型――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指明了方向。馬克思關于工業文明早期的生態吶喊，為今天人類向生態文明轉型提供了最初的理論支撐。現在，我們看到了學界越來越多的對馬克思思想的生態關注，生態批判理論如雨后春筍一般在世界各地出現，并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當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給地球帶來巨大的生態災難之后，開始大力呼吁重視、解決生態問題。與此同時，還置全人類的長遠利益于不顧，置發展中國家、落后國家人民利益于不顧，向這些國家大量傾銷具有污染性的廢料，將高耗能與高污染的廢棄工業出口給這些國家，轉移生態問題，加劇了全球的環境惡化。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問題已經蔓延到全球，危及全世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批判中呼吁的人類文明轉型已經迫在眉睫。

（三）中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理論指導

我國的工業化進程起步較晚，今天，我們不得不遺憾地說，我們正在走著當年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路，而且距離他們還有很遠。可是，我們絕沒有必要步其后塵，連生態危機、環境惡化也要重蹈覆轍。在這方面，馬克思的生態批判理論為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完全有可能實現“彎道超越”，在避免生態危機的同時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工業化道路。首先，要深刻理解馬克思的科學觀，“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作準備”①、“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系，甚至科學……也表現為這個普遍有用體系的體現者”②等等，我們應樹立可持續發展理念，大力研發新能源技術。其次，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新陳代謝斷裂理論”，斷裂的事實造成了城鄉的對立，工業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發展起來了，農村土壤的肥力變成了工廠的產品，農民變成了工廠的勞動力，而城市中的含有有機肥料的垃圾，農村又利用不上，工業廢料又加重城鄉污染。從我們國家來看，應多籌劃以城市發展帶動農村發展，以農村發展促進城市發展，合理調整城鄉建設布局，理順城鄉關系，使之相互依存，共同發展。再次，馬克思闡述的異化勞動，在工業文明時期導致了工業異化，這種工業異化對勞動異化進行放大，形成了現代人類社會的一種新的侵略方式――生態侵略。我們一方面要仔細研究這種現象，進行反生態殖民主義的抗爭；另一方面，要注意這種趨勢在本國的變相存在，比如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富人把垃圾屯積在窮人區，富裕地區把城市污染轉移給窮困地區等等。

總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的生態批判理論是一座亟待開發的“富礦”，其內蘊的理論特質和現實意義對當下中國的發展極具啟示意義。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及其解決路徑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生態環境危機的內在文化價值觀根源

摘 要:如果對生態馬克思主義的關注多集中于它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理論上,就往往會忽視它對資本主義文化價值觀的整體性批判。以生態馬克思主義為視角,從自由主義文化傳統、利己主義價值觀以及消費主義價值觀三個方面闡釋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內在文化價值觀根源,可得出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生態環境危機的邏輯推論。

關鍵詞:生態環境危機;文化價值觀;反生態性

生態危機在今天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各國都極力解決的現實性難題,尋求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的途徑已經是時下理論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發展,把理論關注的焦點聚集在生態環境問題上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由此應運而生。它把理論矛頭直指當今人類發展面臨的嚴峻的生態危機,并以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全方位批判而名聲鵲起。生態馬克思主義在對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的反生態性進行批判時,也意識到了支撐這種制度的文化因素。

我們考察生態馬克思主義從社會文化價值觀維度批判資本主義反生態性,可以彌補以往人們總是注重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維度批判消費主義的不足,而顯現其文化意識形態批判的重要性。

一、自由主義文化傳統中的自然觀

自由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一貫堅持的文化傳統,它既是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也是西方利己主義價值觀的典型。馬克思批判自由主義時說道:自由主義的“任何一種所謂的人權不過是沒有超出利己的人,沒有超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即沒有超出作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與共同體分割開來的個體的人”[1]。自由主義把人的全部生活限定于脫離國家整體主義結構的原子式個體,從政治上的個人權利到文化價值觀上的自私自利成為自由主義追捧的個人全部生活的意義。

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從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開始,人們的精神貧困化就開始了。人們全部的精神生活和價值追求被單一化為建立在金錢之上的物質滿足,資本主義的文化精神在啟蒙理性運動以來就成為追求個人自由的理想的代名詞。“自由”被描述成一種人的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是獨立個人在社會經濟、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領域的基本權利。這樣,從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之初,啟蒙運動宣揚的自由、平等精神就被視為這種新社會的基本內容并一直貫穿其發展的一切階段直到今天,并形成自由主義文化傳統的歷史發展軌跡。

二元對立思維方式被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形態所倡導,人與自然便被邏輯地放在了對立的境地。西方自近代以來,尤其是自資產階級革命以來,“人”是指獨立、自由和平等的個人,與社會整體或國家相分離、相對立的個人。雖然這種意識形態中的最強音承認“人是目的”(康德)、“個人擁有權利”(諾齊克),為人們爭取政治平等、反對政治壓迫和奴役確立理論依據,具有反封建、反神學的價值,推動了人在自身社會環境(人與人的關系或生產關系)中相當程度的歷史性解放,起到了歷史性的較大進步作用。然而,如前所述,“人是目的”在資本主義邏輯演繹中仍然異化成手段,“平等”徒有軀殼,而“自由”則更只是資本家剝削勞工的自由。同時,正是在“人是目的”這一凝聚著西方思想史兩千年發展成果的命題背后,隱含著其它一切(顯然也包括自然)皆為手段的意蘊(或至少是片面理解或誤讀)。在個人“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權利”的旗幟下,在資本追求利潤的推動下,人開始了對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會環境中獲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轉化成了征服自然過程中的巨大動力,并且走過了頭,衍生出一種巨大的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力。這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的矛盾還未解決,人與自然生態的矛盾卻又隨之凸顯。所以,從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那一刻起,當追求自由的理性演變成追求自由主義的過程,就注定了人與自然關系的二元對立,也就意味著這種思維方式為人對自然進行控制和掠奪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依據。

由此,生態馬克思主義者進而指出,自由主義在人與自然關系上不僅造成認識論上人與自然的二元分離,而且在個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同時,掠奪性地對待自然,這實際上是一種人與自然不平衡關系的開始。在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恰恰是這樣一種資本主義特有的自由觀決定了其社會意識是一種個人主義。在他們看來,啟蒙理性賦予個體主體性地位的確立,同時,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推向了一種主客二分的二元對立思維境地,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導致“世界的祛魅”。人們對自然的敬畏感、審美感退隱,自然成為完全世俗的、單純的有用物。這樣,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類精神可以感受到親情的任何特性和要遵循的任何規范,被抽象為空洞的實在。當然,現代科學的祛魅法則在一定范圍與程度上是適用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一法則具有無限的普適性,而現代性中對它的過分夸大則導致了“形而上學的還原論”。還原論的認識方法將一切認識對象還原為事物最小的單位――基本粒子,而在這種基本粒子中排斥了精神的位置。這樣一種機械主義的自然觀和認識方法認為自然界是毫無感覺的外在存在,這也就是二元論哲學所強調的主客體二分法。“這種哲學為現代性肆意統治和掠奪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識形態的理由,而控制、支配、統治、征服自然的欲望正是現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

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萊斯分析了資本主義控制自然的意識形態存在著三種內在矛盾性:一是控制自然的意識形態建立在“自然”和“社會”相互分離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之上,這種觀點把社會作為唯一有意義的能夠發展的領域,而自然只不過是社會必不可少的支撐結構。但是,隨著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人的活動已經成為自然進化過程中的構成部分。二是控制自然的“實質基礎是連接科學研究、技術發明和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機構,它們威脅著現代社會一切其他的機構”[3]5,但人類目前在解決這兩方面問題時卻無能為力。三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這是萊斯的又一個重要觀點。萊斯認為,控制自然的觀念不僅造成了對自然的奴役,而且帶來了對人的奴役。他認為:“自然本身不是控制的對象,控制的各種不同含義適合于對自然的各種不同觀點。如果這個命題是正確的,那么反過來也是正確的,即控制自然不是科學本身的事業而是一項廣泛的社會任務。”“在由‘征服’自然的觀念培養起來的虛幻的希望中隱藏著現時代最致命的歷史動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不可分割的聯系。”[3]6它意味著通過科學技術對自然進行控制的同時也加強了對人類自身的控制,反過來而言,科學技術對自然的控制是為了加強對人的控制。在萊斯看來,控制自然的觀念最為重要的問題是,人的那些最關鍵的需要已經被社會持續不斷的控制所扭曲,并在這個消費主義時代愈發尖銳。控制自然的意識形態將整個自然作為滿足人類無法滿足的欲望的材料加以占有和利用,然后通過各種形式強制人們進行消費,從而使人類失去自由,并完全否定人類從外部自然的強制力量中獲得解放的努力,最終導致人類和控制自然的意識形態的自我毀滅,而這恰恰是當代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動力。

萊斯進一步指出,至關重要的不在于“生產機構無限地擴張成了它的信條”,而在于“評價它的成果對于人的價值的一切合理標準遭到破壞”[3]49。因此,萊斯得出結論:自由主義把個體自由建立在日益加深的自然控制的后果之上,因而在這種虛假的意識控制下,資本主義為了公共消費而作出的任何控制自然的行為都得到了人們奮力的堅持。

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奧康納從文化與自然的關系入手,列舉大量事實分析資本主義破壞了文化與自然之間原本統一的關系,以此證明在資本主義財富的擴張中對自由放任的生產方式的追捧導致的破壞性后果。他說:在資本主義之前,“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統一性――文化價值、技術水平、勞動方式以及‘第一自然’之間或多或少都是能夠很好地統一起來的――自從第一條鐵路在這一地區建造起來,自從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化的甜菜蔗糖和石灰生產業在這一地區出現,自從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甜菜蔗糖業被移入帕加羅山谷地區,自從‘旅游業的巨子們’把自然界舒適宜人的故事加以理性化,自從蒙特利灣地區著名的沙丁魚加工業被提升到機械化的水平上,自從這一地區與整個國家和整個世界的經濟命脈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一句話,自從資本主義化的財富取代原來的社區性和自主性的財富的時候起,上述的這種統一性就開始瓦解了”[4]。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文化成了“人力資本”和“社區資本”,生態環境成了“自然資本”,人們的自由的表現就依賴于掌控資本的程度和擴張資本的速度上。

因此,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形成、人類理性支配地位的獲得意味著人同自然關系的分離和對立,大量打著“自由”旗號的“功利主義殘忍行為”正在破壞和威脅著生物種群。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對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來說,整個星球面對的最大威脅的生物圈文化的擴張已顯得十分脆弱,因為這種文化已經構成了對地球基本生化循環的威脅”[5]。在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每一種衰落的文明無不打上“統一和標準化的趨勢”以及“差異性和多樣性喪失”的烙印,如果資本主義社會仍然以這種自由放任的方式對待自然,并受狹隘的、掠奪式的道德支配,那么,生態破壞危及人類生存時刻的到來只是個時間問題。所以,為了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就必須破除自由主義的文化傳統。

二、利己主義的價值觀

美國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曾經這樣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在經濟上采取放任主義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會的和政治的事務中采取了個人主義的形式”[6]。他的這個觀點實際上指出了自由主義的實質就是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進一步推演到社會生活方式的選擇上,就表現為一種利己主義的價值觀。

回顧美國的發展史,在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清教徒式勤儉節約的世俗禁欲主義――馬克斯?韋伯稱為“新教倫理”的精神促進了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但是,“自從禁欲主義著手塑造塵世并樹立起它的塵世的理想起,物質產品對人類的生存就開始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這力量不斷增長,且不屈不撓”。“今天,大獲全勝的資本主主義,依賴于機器的基礎,已不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7]。反之,資本主義文化精神被另一個極端的貪婪攫取的功利主義所替代。丹尼爾?貝爾就此指出,韋伯所講的資本主義精神在其萌生的階段就已經帶有這種潛伏的“病灶”,“禁欲苦行的宗教沖動力造就了資產者精打細算、兢兢業業的經營風范,貪婪攫取的經濟沖動力則養成了他們挺進邊疆、征服自然的冒險精神和勃勃雄心”[8]。這種精神反映在文化領域,就是熱衷于個性自由和自我表現的滿足。由此,個性自由和自我表現的滿足一躍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從工業社會過渡到后工業社會人們表現自由主義精神的主要方式。

如何追求個性自由和自我表現的滿足?一方面,人們通過機器和技術提高對自然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人們從利己主義原則出發,尋求各種各樣表現自我和實現自我的需要與滿足。這樣,整個社會的功利主義趨向、個人利己主義的本性在資本增值的無限發展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釋放。于是,我們就不難理解利己主義的價值原則一直以來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原則的真正緣由。

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從韋伯和貝爾那里得到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反生態的論據。他們認為,整個社會的利己主義將導致人對自然的掠奪和人對人的剝削的加速;同時,在資本的慫恿下,個人在社會生活中自然地就把利己主義的享樂生活方式變成了一種異化消費的消費主義,商品拜物教的虛假意識就此形成。對此,佩珀指出,“虛假意識是異化的核心”,在資本主義社會,“虛假意識在商品拜物教中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發展,其中人類勞動的產品轉化為商品:看起來非人性化的東西,其重要性不是來自工匠技藝或社會有用性,而主要來自交換價值。商品被具體化了。它們的真正價值(它們所體現的勞動)作為‘交換價值’被疏遠(異化)和物化”,“同樣地,他們借以產生的生產關系被隱藏了起來。它們的存在與否看上去好像是一種供應滿足需求的直接經濟‘規律’運作的功能――而在現實中,大量需求事實上是資產階級通過廣告和營銷被創造出來的,就像‘新需求、新需要’一樣――通過對其他人的勞動的占有滿足資本積累的主要目的”[9]。

生態馬克思主義高茲在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理性時也指出,經濟理性本身就是一種功利主義。資本主義在經濟理性的控制下,為了追求效率和利潤的最大化,必然會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視為簡單的金錢和利益關系,由此進一步把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視為一種工具關系,對生產與利潤的無限追求最終必然會導致生態危機。因此,在高茲看來,只有讓創造性、快樂、美感和游戲戰勝勞動中各種效率、謀利的價值選擇,才能出現“一個可能的其他社會遠景”。可見,高茲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視為是內在反生態的,這是資本主義無法克服的、內在于其中的反生態的根源。

三、消費主義的價值觀

哈貝馬斯在關于資本主義合法性問題的分析中看到了在國家干預下的有組織的社會生活中資本主義危機正在由經濟領域轉移到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由此推導出當代資本主義消費觀蘊含著反生態的價值取向。哈貝馬斯指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文化制度所提供的最主要的動力是由公民的利己主義和職業家庭的利己主義綜合而成的。”[10]66在他看來,從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來看,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系統從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那里獲得投入,具體表現為可以購買的能夠滿足集體需要的商品和服務,法律行為和管理行為,公共和社會保障等。其他兩個系統的產出危機同時也就是社會文化系統的產出失調,并轉化為合法性的喪失。前面所說的各種危機傾向只有通過社會文化系統才能爆發出來。原因在于,一個社會的社會整合依賴于這一系統的產出:直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以合法化形式給政治系統提供動機,間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向教育和就業系統輸送勞動動機”[10]66。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拋棄了傳統的合法性根據,但又沒有形成一種能為自己提供合法性辯護的意識形態,文化或意識形態嚴重透支。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危機正是根源于僵化的社會文化系統不能隨時用來滿足行政系統要求所產生的動因危機,即:“對于維持生存非常重要的傳統遭到腐蝕,普遍主義的價值系統超載。”[10]68這就意味著,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思想文化系統已不能為晚期資本主義的統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經濟與政治系統已喪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必要條件。因此,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市民社會如同其所包含的公共領域一樣,也遭到了破壞,國家權力滲透于市民社會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時,公共文化生活也不斷地商業化,出現了“文化的貧困”,導致人的精神生活的異化,規范同一性共識難以達成,進而由于普遍利益受到壓制而導致了國家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危機。

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看來,正是由于后工業社會資本主義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斷滿足人們的需要(主要是由資本家制造出來的虛假需要)的基礎上,因此,“鼓勵所有的人把消費活動置于他們日常關注的中心位置,同時在每一個已獲得消費水平上加強不滿足的體驗”成為資本家贏得更多利潤和政治家維持其政治合法性的必然選擇。商品拜物教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更為突出。

生態馬克思主義批判了現在工業社會把滿足等同于無止境的物質消費的消費主義文化生活方式。馬克思曾經指出:“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也就是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后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11]通過這樣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資本家就賺取了更多的剩余價值,實現了資本不斷增值的目的。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拜物教從一開始就成為資本家贏利的工具。后馬克思主義者鮑德里亞對這種情形也進行過尖銳的批判。在鮑德里亞看來,消費社會的興起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代的結束,它是一種與新型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特定的社會化模式;在消費社會,消費取代了生產的角色,生產是為了消費。這是對馬克思時代生產決定論的“顛覆”。一些“關于開支、享樂、非計算(‘請現在購買,以后再付款’)的主題取代了那些關于儲蓄、勞動、遺產的‘清教徒’的主題”[12]。

消費主義在消費社會中流行起來,這與其說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不如說是一種人生價值觀的選擇,它選擇了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人生。今天,消費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泛濫使得早期商品拜物教的形式發生變化,形成新的物的二重維度,即在消費社會,物質消費不僅包括“功能性維度”的消費,而且包括“符號性維度”的消費。物不僅具有原來的物質性(也可以稱之為“功能性”)作用,而且具有意義性(也可以稱之為“符號性”)作用。在消費主義者那里,物的符號性意義維度已經完全超越了其原本的功能性作用,導致異化消費的流行。在日常生活中,物的符號化意義的凸顯必然導致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以致在當今整個由消費主義控制下的社會無論物質產品還是精神文化產品都必然采取符合符號化審美意義的形式才能得以展現自己的存在。這樣,從物到符號的商品拜物教形式的變化標志著消費社會的來臨。

在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種符號化的結果使得消費越來越抽象化、虛擬化。20世紀尤其是80年代以來,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為了刺激消費而鼓勵實施自由的經濟政策給國際化股票以及債券市場的發展創造了輕松的銀根松弛的環境,這種環境促成了消費社會“不消費就衰退”的道德邏輯和及時行樂的人生價值觀。按照這樣的邏輯,資本家和消費者好像站在了一起,一方為了賺錢,另一方為了享樂,他們都需要過度消費資源。正是這樣,在發達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通過符號化消費的控制進而牢牢地控制了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人們盲目滿足符號化了的虛假需要的消費過程被視為緩解現實生活中所受壓抑的人性的手段,把滿足虛假需要的消費過程錯當作個人自由的實現,最終把符號化了的物質主義的消費與精神滿足、人生幸福等同起來,用消費在數量上的多少作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其結果是造成這種需要超出自然界承受能力的限度。在阿格爾看來,由于地球的生態系統有其自身的生態限度,因而它根本就不可能支撐人們對需要無限增長的追求,這就會導致人們無限獲得商品消費以滿足需要的期望破滅。阿格爾說這就是“期望破滅了的辯證法”,它要求人們應該重新思考自己的消費觀和幸福觀,認識到“人的滿足最終在于生產而不是消費活動”[13];消費只是達到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把人們從消費等于幸福和自由的價值觀念中解放出來,把勞動看作幸福和自由的源泉,樹立勞動、閑暇一元論,才能真正擺脫功利主義對待自然的做法。

從今天資本主義的發展來看,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支持資本主義經濟復蘇和維護政治穩定依然脫離不開其高消費的生活方式,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標榜自己富裕和制度優越的必然選擇。生態馬克思主義恰恰緊緊抓住了對資本主義異化消費的批判,它批判的不僅僅是這種生活方式的反生態性,而且指出蘊含在消費主義背后的功利主義、利己主義文化觀念的反生態本性,暴露出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價值觀的深層危機。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關鍵所在!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及其解決路徑分析:論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態文明與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的關系

[內容提要]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在實現物質文明的同時，逐步實現了生態文明。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態文明帶有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原罪”，它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代價。它們掠奪發展中國家的物質資源。換取自身的生態平衡和經濟發展；它們向發展中國家傾倒廢棄物，換取自身的生活質量和優美的自然環境：它們推行生態殖民主義，使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惡化、資源匱乏，以此換取自身的物質豐裕和愉悅生活。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在現代文明發展中尚難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關鍵詞]西方國家　生態文明　發展中國家　環境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在實現物質文明的同時，逐步實現了生態文明，西方民眾的生活質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帶有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的。它們擁有了優美的自然環境，卻使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它們擁有了健康和生活質量，卻犧牲了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質量；它們在國內開始追求經濟可持續發展，卻在國外大肆掠奪物質資源。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態文明是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為代價的。

一、西方資本主義掠奪發展中國家物質資源，換取自身的生態平衡

西方資本主義各國以剩余價值規律為其基本經濟規律，以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為驅動力。在此情形下，這個社會必然要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不斷開發新的產品，不斷擴大消費市場，不斷追求更高的利潤。在這一過程中，資本主義社會也必然要消耗極大的物質資源，這給生態環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極大的壓力，與生態文明的訴求形成明顯的矛盾。

然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們“幸運”地找到了既可不斷消耗大量物質資源、又可保護本國生態環境，既可追求生態文明、又不愁物質滿足的辦法。他們利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靠消耗發展中國家的物質資源助推本國經濟發展，進而解決了本國經濟發展與保護生態環境的矛盾；靠“巧取”發展中國家的物質資源，支持西方民眾的物質滿足，進而為他們追求生活質量和“時尚”的生態文明奠定了物質基礎。這樣做的結果是將生態環境的破壞、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生活質量的下降留給發展中國家，而換來的是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對生態文明毫無后顧之憂的追求。正如美國學者威廉?格雷德所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靠瘋狂掠奪資源的‘錯誤’使歐美國家富裕起來，‘文明’起來。”

首先，西方發達國家利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憑借自身擁有的先進科學技術，優先開發、大肆購進發展中國家的礦產資源，而保護本國的礦產資源。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所決定，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為維持其經濟的繁榮就要不斷進行經濟擴張，所需礦物的消耗量也不斷上升，這使它們加大了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掠奪”。有數據顯示，美國、歐盟、日本對發展中國家擁有的13種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賴程度分別為60％、90％和92％。1988年，發達國家進口的礦物燃料和有關材料54％來自發展中國家，其中美國和日本的比率分別為67％和85％。美國80年代主要工業原料進口對窮國的依賴程度超過70％的達10種：鍶100％，錫97.3％，鈳91.7％，石墨88，6％，鉻83，9％，銻83.9％，鋁土礦82％，石油85.3％，錳76.7％，鎢70.7％。進入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別國的“生態掠奪”有增無減，其重要的稀有礦產幾乎全靠進口(見表1)，而本國礦產資源卻被嚴格保護起來。通過消耗發展中國家的礦產資源來奠定本國的物質基礎，維持本國的經濟繁榮，這是西方國家“發達”起來的基本條件。

其次，西方發達國家利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大肆購進發展中國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級產品，以此維護本國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歐共體、日本和北美共進口了價值為1360億美元的“初級產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麥和大麥，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進口。其絕大多數都來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熱帶雨林。荷蘭從發展中國家進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積的農產品。以發展中國家的土地肥力遞減和植被不斷被破壞為代價，實現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物質滿足。

如果說發達國家大量進口谷物對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破壞力還不是十分嚴重的話，那么，木材的進口則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據統計，發展中國家每年采伐1370萬公頃森林，發展中國家每年消失極其珍貴的1290萬公頃熱帶林。雖然毀林行為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紙張都被運往工業化國家。日本森林覆蓋率為70％，被譽為世界上的“綠色王國”。但自1962年以來，日本就不曾砍過一棵樹，所需木材全部從國外進口。20世紀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熱帶木材最大的購買國。據日本農林水產省林野廳2003年統計，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約為25億雙，人均200雙左右，但日本國內一次性筷子的產量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進口，僅從中國進口的就占96％，而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只有18％。

再次，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手中的技術和金錢，大量購買發展中國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滿足其優裕的物質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許多頗有經濟價值的、稀有珍貴的野生植物。這些植物一旦被開采，便會造成對自然植被的嚴重破壞。科技十分發達的西方國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們不許人們開采本國的稀有植物，卻利用其技術優勢和金錢誘惑，大量開采發展中國家的稀有植物。中國云南生長一種植物――紅豆衫，從中可提取貴重的抗癌物質――紫杉醇。美國研制成功紫杉醇針劑后，嚴禁任何人開采美國的紅豆衫，卻將目光鎖定在中國。受利益驅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國的商人也想盡各種辦法，低價、大量收購中國的紅豆衫。中國紅豆衫的過量開采，滿足了美國對抗癌藥物的需求，卻給我國紅豆衫資源造成毀滅性的破壞。美國還從馬達加斯加熱帶雨林中發現一種名叫“長春花”的植物是治療兒童白血病的特效藥――長春堿和長春新堿的主要原料。于是，這種植物被大量開采，源源不斷地成為美國的制藥原料，而馬達加斯加的熱帶雨林則為美國醫藥行業的繁榮作出了犧牲。據統計，西方發達國家的制藥工業每年從發展中國家的植物資源中獲利300億美元，但發展中國家的植物資源則遭到過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嚴重的破壞。

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掠奪”產生了兩個截然相反的結果。

其一，西方發達國家依靠發展中國家源源不斷的、極其廉價的自然資源，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使這些國家順利進入“豐裕社會”。同時，依靠發展中國家源源不斷的自然資源，也實現了對本國自然資源的保護。連年大量進口木材的日本，國內森林覆蓋率高達70％；連年大量進口石

油的美國，國內石油儲量極其豐富，只是不予開采；淡水資源十分豐富的德國，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進口的。西方發達國家靠對窮國的“生態掠奪”換來了本國的“生態文明”，靠犧牲窮國的資源換來了自身的生活質量。

其二，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低價掠奪，使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急劇減少，可持續發展能力嚴重降低，人們的生存環境嚴重惡化。據統計，非洲開采的鉆石、黃金、鈾等礦產比例分別為世界總產量的98％、46％和21％。二戰后，南非、津巴布韋成了黃金生產國，扎伊爾成了金剛石生產國，贊比亞成了銅的生產國。這些礦產資源的出口占到國家出口總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給發達國家消費。經過半個世紀的過量開采，這些非洲國家資源日益匱乏，幾近枯竭。更為不幸的是，半個世紀以來，這些國家主要在為發達國家開采自然資源，幾乎沒有發展現代工業體系。在資源日益匱乏、幾近枯竭的今天，這些非洲國家如何發展，如何走向現代文明，實在令人堪憂。在生態環境慘遭破壞的地區，不要說可持續發展，甚至人們的生存都成了問題。

二、西方資本主義向發展中國家傾倒廢棄物，換取自身的良好環境

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必然產生大量的廢棄物。廢棄物的增多與傾倒會污染空氣，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場，污染整個人居環境，從而影響人們的健康和生活質量。當今世界，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生產能力最為強大，其所產生的各種工業垃圾或廢棄物最多。據聯合國環境署統計，工業發達國家生產的有害廢棄物占全球產量的95％。與日俱增的工業垃圾給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環境、民眾的生活質量和人的健康帶來了很大的沖擊，致使西方社會陷入兩難境地：要經濟的發達和優裕的生活，就要有強大的現代工業和現代經濟的發展，這就免不了要產生工業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環境和較高的生活質量，就要解決工業垃圾問題，而這極有可能影響經濟的發展。面對兩難，西方發達國家主要采取了兩種解決辦法：一是發展循環經濟，減少廢棄物的產生。然而在現有條件下，這對于解決強大的現代工業所產生的大量廢棄物來說，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種辦法就是將大量的工業垃圾或廢棄物傾倒到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發達國家看來，這是解決兩難問題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此種處理工業垃圾的方式既保證了本國的經濟發展，又保證了環境、健康和生活質量。可悲的是，發展中國家成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垃圾場”，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眾追求健康和生活質量的犧牲品。對此，前世界自然保護同盟主席、圭亞那前外長拉夫爾爵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富國給地球帶來的污染遠遠超過其他所有國家，他們對清除工業化過程產生的污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西方發達國家主要運用兩種方式將生態垃圾傾倒到發展中國家。

其一，將工業垃圾直接出口到發展中國家。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財富和權力、用“蠅頭小利”的利誘和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中的“權力”高壓，使發展中國家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垃圾傾卸場。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處理一噸有害廢物的平均費用約為2000美元，而將工業廢棄物扔到窮國，每噸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價格，于是，窮國成了發達國家“處理”有害廢棄物的最佳場所。對窮國而言，因為有“可觀”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壓迫”，它們只能十分無奈地“同意”充當發達國家的廢棄物堆放場。據統計，自1986年至20世紀90年代末，發達國家已向發展中國家輸送了1.63億噸有害垃圾。美國每年要向境外傾倒200萬噸左右的有毒廢料，主要傾倒到發展中國家。除美國外，歐盟每年向亞非拉68個國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蘭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傾倒垃圾500噸，不經任何處理就堆放到18處廢物場中，造成17人死亡，數十人病情嚴重。據埃及《金字塔報》估計，近幾十年來，發達國家每年約有8000萬噸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國家。僅日本一國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亞出口毒垃圾3100萬噸。

西方發達國家還將80％的電子垃圾出口到了亞洲。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統計，從1997年到2004年，有超過3.15億臺電腦報廢，而在美國西部地區回收的“電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運到了亞洲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享受了現代科技成果，卻由發展中國家承擔環境污染的惡果。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傾倒生態垃圾的過程中，中國也未能幸免。據統計，發達國家進入我國境內的廢物1990年為99萬噸，1993年為828，5萬噸，1997年為1078萬噸。從1997年到2005年，僅英國運往中國的垃圾數量就增長了8倍，2005年該國向中國運送的垃圾達到190萬噸。

實際上，西方國家的統治者們堅持的是雙重價值標準。在國內倡導生態文明的價值觀，而對待發展中國家，則堅持生態殖民主義和反生態主義的價值觀。由此可以認定，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內的“生態文明”圖景中已明顯打上了對發展中國家實施“反文明”行徑的底色。對此，美國學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當美國公司仍自由地把來自它自己國家的有毒廢物倒進貧困國家的領土時，美國人卻在責備貧困國家破壞自然，這種做法是十分偽善的。如果要改造這個世界，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必須先整理好自己混亂的內務。”。

其二，西方發達國家將破壞生態和污染環境的項目從本國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西方資本主義各國每年產生的有害廢棄物的數量是驚人的。雖然有發展中國家做“垃圾場”，但這只能解決固體廢棄物問題，廢水和廢氣是無法向別國“出口”的。為了徹底解決有害廢棄物(尤其是廢水、廢氣)問題，西方發達國家還對污染密集型產業實施戰略性的國際轉移，轉移的目的地就是發展中國家。

近幾十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借助經濟全球化及國際資本全球流動的有利時機，利用發展中國家急于發展的心理和環境保護標準的不完善，打著對外援助的旗號，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將大量的高污染產業(如塑料、橡膠、造紙等)，在本國被禁止、嚴重危害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的產業、產品、工藝和設備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這里建立生產企業或生產基地。西方發達國家的此種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鳥的“理想”效果：既在發展中國家賺取了巨額利潤，又把難以治理的工業廢水、廢氣及廢物留在了發展中國家。據統計，為了避免本國受到環境污染，日本已將60％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美國也將39％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化工部門中的外國直接投資額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門之首；在馬來西亞，跨國公司占農藥零售額的75％；在菲律賓的258家跨國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產業。在日本“最骯臟”生產部門的國外投資中，2／3－3／4是在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在將“骯臟”生產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過程中，中國也是受害者。據《中國

經濟時報》報道，1991年外商在中國設立生產企業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產業達到3353家，占企業總數的29.12％。污染密集產業在引進外資中所占比例為34％。

21世紀以來，隨著知識經濟和信息產業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又出現“去工業化”趨勢。他們為了更好地維護本國的人居環境，開始將工業生產部門逐次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樣，就可以將現代工業產生的污染和生態垃圾問題全部甩給發展中國家，而發達國家則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信息產業、技術研發產業。

西方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以及將“骯臟”的生產部門投到發展中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帶來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損害。許多國家空氣質量嚴重惡化，水污染嚴重，土地肥力銳減。有的地區傳染病橫行，有的地區民眾飲用水常年達不到衛生標準，有的地區因空氣質量影響，癌病高發。在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地區，幾乎不適合人居。美國的聯合碳化公司將高污染的化肥廠設在印度的波霸羅。1984年12月3日，該公司設在印度波霸羅的化肥廠發生甲基異氰酸脂毒氣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萬人致殘，當地環境被嚴重污染。歐洲國家將各種危險的農藥、醫藥及有害制品放在發展中國家制造和銷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資辦廠，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體受到傷害。

西方發達國家的這些“反生態主義”的做法表面上是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實質上是損害了全人類的生態環境，嚴重惡化了人類可持續生存的環境。

三、西方資本主義以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換取自身的愉悅生活

西方發達國家的現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質量、生態文明和人的自我實現。然而，與上述理念形成悖論的是：主導當今世界發展的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質量、生態文明，而是貧困、疾病和生存環境的嚴重惡化。形成這種悖論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讓國內民眾過上優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購進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時壓低價格，出口本國的高附加值產品時抬高價格，通過這種不平等交換盤剝發展中國家，以發展中國家眾多民眾陷于貧困為代價，保證了西方民眾的優裕生活。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將生態垃圾及有害廢棄物傾卸到發展中國家，將高污染的生產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逐步枯竭，環境日益惡化，可持續發展能力進一步降低。西方國家以發展中國家逐步降低可持續發展能力為代價，保證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對此，世界自然保護同盟作了正確的分析：“大多數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國家，他們生活水平從凄慘到無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資源遠遠少于按計算所應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患有貧困病。”與此相反，“少數人，大多數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國家，享受著很高的生活標準，消費與其應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礦產和其他資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與過量消費有關)。”雖然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貧窮原因復雜，但西方發達國家的“巧妙”盤剝肯定是其貧窮的重要原因。

其二，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讓國內民眾有一個良好的人居環境，把自身產生的生態垃圾和有害廢棄物傾卸到發展中國家，以發展中國家的人居環境惡化為代價換來了西方民眾良好的人居環境，以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破壞為代價，換取了西方社會的生態文明。在占人類1／4人口的西方民眾享受愉悅生活的背后，是發展中國家承載著發達國家的垃圾和工業廢棄物，承載著西方高污染企業的產業轉移，支付著西方發達國家快速發展而導致的生態環境惡化的成本，進而使發展中國家民眾陷入貧困，人的健康和生活質量狀況下降。

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披露，一半的非洲人生活極端貧困，1／3的人處于饑餓狀態。199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生活費為1美元的人口比例為49％。這些與十年前一樣，幾乎沒有發展。聯合國計劃開發署負責人布朗的話引人深思。他說：“在歐洲國家，一頭牛每天的生活標準是3美元，但與此同時，卻有40％的非洲人日均生活費不足1美元。在富裕的發達國家，恩格爾系數大多為10％－19％，而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大多為50％－59％，有些貧困地區恩格爾系數甚至高達80％－90％。”更為嚴重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眾多民眾長期挨餓，幾乎難以生存。2008年，東非至少有1400萬人處于饑餓和營養不良狀態。厄立特里亞人口營養不足率高達72％，海地46％的人營養不足。全球有22個國家處于長期高水平的饑餓狀態(30％以上的人口食物不足)。這些國家均是發展中國家。

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質量和豐富多彩的人生是美好的、與人類文明與進步同步的議題。照理說，堅持“文明”價值觀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僅應注重本國民眾的健康和生活質量，也應該關注全人類的健康和生活質量，這才是現代文明的表現。然而，西方資本主義各國的統治者和主流社會，難以擺脫資本主義制度的“窠臼”。他們在國內高調關注人的健康和生活質量，追求豐富多彩的人生，而對待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則“巧妙”盤剝。他們過度開發、消耗發展中國家的物質資源，將源源不斷的垃圾傾倒到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就是拿發展中國家民眾的健康和生活質量作“犧牲”。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在現代文明發展中所面臨的結構性沖突，也是它尚難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及其解決路徑分析:資本主義與近代以來的全球生態環境

[摘要]生態環境問題雖然古已有之，但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則是在近代以后開始產生，并逐漸顯現的。世界性的經濟體系需要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這對全球生態環境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但要害在于這一體系的資本主義性質，為資本積累而進行的生產把追求利潤放在至高的地位，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不斷擴大生產和提高生產力也就意味著消耗更多的資源，造成更嚴重的污染。資本無限積累的趨勢必然具有不顧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資源的沖動。而且不惜污染環境。過去五個世紀的世界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都證明，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是近代以來全球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資本主義　資本積累　全球生態環境　世界歷史

除了自然界本身的運動所引起的氣候變化(如歷史上的小冰期)及其對全球生態環境產生影響以外，由于人類的活動而造成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是在近代以后逐漸產生的。這是一個隨著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不斷擴張而變得愈加明顯和嚴重的問題。15、16世紀以后，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人類的許多活動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和意義，有一些活動盡管發生在局部地方，但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卻是全球性的；另一些活動發生在這一時代的初期，雖然在當時還沒有對全球生態環境產生明顯的影響，但長期的、累進的過程卻給全球的生態環境帶來嚴重的后果。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的主要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從歷史和現實來看，資本的擴張最終都要通過侵害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世界來實現，資本無限擴張的本性包含了不斷破壞生態環境的傾向，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全球生態環境出現不斷惡化的趨勢。

一、生態環境問題：從地方性到全球性

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有關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古已有之。人類長期分散地生活于一定的地域。為了生存和發展，人類利用或改造自然。同時，人口不斷繁衍，又加大了資源和環境的壓力。有人類活動的地方就會產生生態環境問題。歷史學家龐廷說：“農業的采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兩種后果――定居社會和逐漸增長的人口，對于環境施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可見，環境問題幾乎是一個與史俱來的問題。而人們對生態環境的關注也是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不過，在近代以前漫長的歷史階段，所謂生態環境問題基本上是地方性而非全球性的問題。當時，全球聯系還未建立；世界市場還沒有形成；沒有因為大生產而引起的嚴重的大氣污染；沒有大量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質；也沒有核爆炸、核污染的威脅；等等。那時的生態問題主要由人口繁衍對土地造成壓力所引起。為了解決吃飯問題，人們開墾山地、林地、荒地、灘涂，造成自然環境的改變或破壞，并導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濫等。但這些問題的影響一直局限在局部，比如砍伐森林，近代以前世界上幾乎每個地方都出現了隨人口增長而砍伐森林和開墾土地的情況，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及其后果從未影響到全球。

中世紀歐洲人對森林的砍伐就是這樣一個史例。在中世紀早期和盛期的歐洲大部分地區，主要的生態系統屬于溫帶森林。農業的發展導致部分天然林被砍伐。但歐洲的生態系統在很長時間里并沒有遭到太大的破壞，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0世紀。從10世紀開始，歐洲的人口開始迅速增長。到14世紀中葉的黑死病到來之前，從意大利開始一直到歐洲的中部和北部，人口增長了三倍。隨著人口的增長，歐洲發生了大規模的墾荒運動，森林和沼澤地都被清理出來用作耕地，這導致歐洲的森林資源大為減少。“森林起初覆蓋著西歐和中歐面積的95％左右，而到了中世紀大移居時期結束時，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20％左右”。結果，人們的生活環境也變得較為惡劣。在西歐，新的居民定居點已經出現在土壤比較貧瘠的地區；在東歐，開荒的移民一直把前沿推進到斯拉夫人生活的區域。歐洲的經歷表明，人口的增長的確對資源和環境造成了壓力，并且最終破壞了原有以溫帶森林為主的生態系統。但是，迄今為止，歷史學家并沒有發現可以表明這一經歷對全球生態系統產生災難性影響的證據。也就是說，這個持續了幾個世紀的生態破壞過程所造成的消極后果，僅限于歐洲。

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增長對環境的影響一如歐洲。森林面積的減少是人口增長的一個后果。以明、清的人口遷徙與環境變化的關系為例，可以說明前因后果。由于人口增長，明、清時期，我國出現較大規模的移民運動，“江西填湖廣”和“湖廣填四川”之說，表明了當時的人口流向。移民大量涌入，耕地便不斷地從平地向低山、中山、高山地帶拓展。結果，林地面積逐漸后退、減少，原本是豺狼虎豹出沒之地，到后來演變為“山盡開墾，物無所藏”的境地，原始生態遭到破壞。學者高壽仙認為，明代是中國歷史上生態環境呈現日趨惡化態勢中的“快速惡化期”，人力因素的影響要大于自然因素，致使“不少地區的環境急劇惡化，抗災能力急劇下降”。從目前的有關研究來看，明代是一個災異頻發的朝代。而且各地都普遍出現旱澇災害。但從災害的發生范圍來看，這些災害多為區域性或流域性的。清代生態環境的破壞比明代更嚴重，學者張研稱清代的自然“漸失豐饒”，舊的生態體系在17－19世紀結束。它的后果一如明代，其最為嚴重的后果在于對“中國社會興衰、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

以上兩個發生在歐洲和中國的生態環境遭到比較嚴重破壞的事例表明，生態環境問題的確隨著人口的增長和人類活動的擴大而變得更加嚴重。但是，近代以前，這主要是地方性、區域性的問題。由于人口增長所引起的對資源需求的增加，進而導致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從來沒有演變成全球性的問題。

近代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隨著資本主義向全世界的不斷擴張而悄然來臨，并越來越嚴重。不過，這并不是一個從以前的地方性、區域性的問題簡單地擴大到全球的問題，而是一個在破壞的方式、內容、程度和后果，并且歸根到底在性質上不同于以前的新問題。

仍以毀林來說。同樣是歐洲人砍伐森林。后果卻是全球性的。

一是歐洲人到世界各地去砍伐森林。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隨著新航路的開辟，歐洲商人和殖民者開始踏上全球所有的土地，并著手掠奪世界各地的林木資源。在美洲、東南亞和印度，到處都出現大片的原始森林被西方殖民者砍伐的情況，比較突出的事例是砍伐巴西的原始森林。在歐洲殖民者到來后的頭一個世紀，殖民者最感興趣的是巴西的紅木，這種可以用來制作紅色染料的木頭生長在熱帶叢林里，要想把它們砍倒并運出森林很不容易，殖民者便雇傭土著，砍伐樹木、清出空地，以便伐木者進入密林深處和運出紅木。在頭一百年里，大西洋森林里有6000平方公里的森林因紅木貿易而消失。東南亞的森林也遭遇到類似的破壞。19世紀，英國征服了緬甸。緬甸尚未被開發的森林對英國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誘惑。在首先被征服的德林達依省，那里的柚木森林在不到20年的時間被砍伐殆盡。低地緬甸在1852年成為英國的附屬地，使得伊洛瓦底三角洲的大片森林遭到被砍伐的命運，歐洲又是這些木材的市場。到20世紀末，那里共有約1000萬英畝的森林被毀。

二是砍伐森林的主要目的是牟利。如果說，以前的毀林主要是為了開墾土地，解決人們的吃飯問題；那么，近代以后西方人在世界各地到處伐木，主要目的則是為了牟取利益。木材成為一種商品，伐木成為一種工作，殖民者將砍倒的樹木運出林區，賣到遠方的市場而賺取利潤，如上述對巴西紅木、緬甸柚木的采伐；或者是為了在通過毀林而開墾的土地上種植別的植物，生產更有利可圖的商品。例如，當橡膠成為19世紀歐美工業化國家的重要商品時，英國人和荷蘭人就開始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清除茂密的森林，建立橡膠種植園。

三是用現代化的手段大規模地砍伐。由于市場對木材需求的擴大而大規模采伐森林，引起全球森林資源急劇減少。自18、19世紀起，隨著歐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廣泛發展，對木材的需求量大增，成片的原始森林成為西方人大肆砍伐的對象。如巴西的大西洋森林雖然很早就開始遭殖民者的侵蝕。但早期的殖民掠奪并未對它造成根本性的破壞。到1822年巴西獨立時，大西洋森林還只消失了一部分。但是，大西洋森林的消失速度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而加快，鐵路建設一方面使用大量的枕木，同時也使火車這種現代的運輸工具可以自由地進出大森林。從此，木材被源源不斷地運送到世界各地，直到森林面積越來越小。如今，大西洋森林最多只剩下8％。南美熱帶雨林的生態意義是眾所周知的，它的面積急劇縮小，物種大量消失，生物多樣性遭破壞，很多美景成為人類的記憶。

從西方人在世界范圍砍伐森林，到砍伐的目的、規模、速度、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來看，近代以來因為商品生產的需要而對森林生態的破壞與以前主要為解決吃飯問題而毀林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如果我們承認森林構成全球生態系統的重要部分，對于調節全球的氣候、凈化空氣、涵養地表水分、防止水土流失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認為地球上到處消失的大片森林，尤其是像巴西的熱帶雨林那樣的原始森林的大面積減縮，已經對全球的生態環境產生了嚴重的后果，那么，我們應當注意到，這個后果是由西方殖民者進人世界各地進行長達幾個世紀的大規模砍伐森林所造成的。所以，就森林消減這一事例來說，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是從近代以后逐漸產生，并變得越來越嚴重的。沒有這樣一個歷史的維度。我們就看不到這一問題與歷史上早已有之的地方性、區域性的生態環境問題的區別，也不能很好地理解當代全球性生態環境惡化的根源之所在。

事實上，近代以來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不僅僅表現在森林減少這一個方面。在這個歷史階段，尤其是工業革命以后，對全球生態環境起消極和破壞作用的活動還出現了新的內容和形式，后果也更加嚴重。一些經濟活動在大量消耗資源的同時，又嚴重地污染環境。比如18世紀下半葉以來，煤炭和石油作為大工業的能源先后被大規模地開采和消費，不僅過快地消耗了不可再生的礦物燃料，而且造成了大氣污染；化學工業是19世紀新興的工業，隨著這一工業的出現和發展，有毒物質被大量排放和散布到全球各地，使水體和土壤受到永久性的毒害，對人類的危害不論是顯現的還是潛在的都無法估量；在20世紀，核技術的發明和應用，更使人類生活在全球毀滅的恐慌和陰影之中。

如此這般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近代以前的人類從未遭遇過。

二、世界經濟體系與全球生態環境

近代以前不存在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因為沒有一種力量或一個因素可以使其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世界聯系建立起來，世界市場形成。這個經濟體系從15、16世紀起一直發展至今，被人們稱為“現代世界體系”。隨著這一具有世界意義的經濟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就逐漸出現了。盡管在這一經濟體系的歷史早期，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還不突出，但后來出現的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其源頭仍可追溯到這一經濟體系形成期的殖民和貿易活動。到工業化以后，這一經濟體系對世界資源環境的影響更為明顯了。

這個經濟體系由資本主義驅動，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世界性的特征。

資本主義起源于地中海周圍的地區，絕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在15世紀前后，這個地處歐亞非三大洲結合處的區域就是當時的國際貿易、長途貿易的中心，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地理大發現、新航路開辟以后，全球聯系建立起來，世界市場逐漸形成，資本主義經濟的中心便適時轉移到以北海和波羅的海為中心的西北歐地區。在那里。經濟活動具有更加明顯的全球特征。工業革命以后，這個經濟體系的世界性具有了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工業創造了交通工具和現代化的世界市場，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就是當今的“全球化”現象，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資本在世界范圍的擴張趨勢。歷史地看，所謂全球化只不過是由于資本的力量所驅使的、從15、16世紀以來就處在不斷加強過程中的世界性聯系發展到當前的一個狀態。

根據15、16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進程，我們不難發現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它在全世界的滲透和擴張之間的緊密關系。開創全球聯系的主角是資產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是資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他們還指出，“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當前我們所處的全球化時代與19世紀中葉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時代是一脈相承的，如果那個時代的資產者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到處奔走、到處創業、到處落戶，那么，全球化時代的資產者及其人們只不過是借助了比他們的先輩們更加高效、快捷的交通和聯絡方式。更加方便地奔走于全球各地而已。他們與他們19世紀的前輩有共同的志向，就是通過資本在全世界流動，實現最大的資本增殖。

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一部資本在全球的擴張史。資本主義經濟的世界性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它越是發展，就越是需要把整個世界作為它的活動場所，資本擴張的天性驅使它出現在全球任何一個有利可圖的地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全球聯系形成并越來越緊密的動力來源。

世界性的經濟體系決定了資產者們要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

在這一經濟體系的早期階段，換言之，在16、17世紀，在這一體系的核心地區，生產力還處在手工生產階段。在世界上“配置”資源的能力還有限，當時的歐洲人甚至還拿不出足夠的、可以吸引人的產品與亞洲國家進行正常的貿易交往。所謂“核心地區”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物資需求主要限于在當時被稱為“奢侈品”的絲綢、香料等物品，而大宗商品也不過是糧食、木材。所以，從生產和貿易的角度來看，這一經濟體系在當時能調動的全球資源的數量和種類還不大、不多，這種情形下的資源配置似乎還不足以對全球生態環境產生明顯的影響。

不過，破壞性的趨向從一開始就已經顯現。當時的一些經濟活動已經表現出了在世界范圍內掠奪資源的特征。從長期看，這種掠奪性的經營方式意味著生態災難，本文前已提到的森林砍伐就屬于這種情形。關于狩獵和毛皮貿易是又一個事例。狩獵是自古以來到處都存在的活動，而毛皮貿易也一直是市場

上的一項重要交易。但是，以往以生計為主的狩獵活動和毛皮交易市場的地方屬性，對生態的影響并不明顯，這種狩獵活動和毛皮交易或許可以稱之為處在“可持續發展”狀態。但是，近代以后，古老的狩獵活動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歐洲人和亞洲人對獸皮、毛皮和象牙的需求(常常取決于消費者的狂熱)給狩獵產品賦予了前殖民時代沒有的新的經濟價值”，而對野生動物制品的渴望驅使被稱為“國際經濟先驅”的商人和資本家們深入內陸，開拓邊疆，對毛皮的追逐成為歐洲人在北美大陸四處擴張的內在驅動力之一。為了組織大規模的毛皮貿易，殖民者建立了多家毛皮公司，而當地的狩獵者也被納入殖民者的毛皮貿易網絡之中。近代世界經濟中的這項貿易具有典型的掠奪性，商人和捕獵者們在一個地方盡量捕獵，直到在經濟上無利可圖為止，然后換一個地方。當19世紀的狩獵者開始使用對動物更有殺傷力的武器裝備以后，狩獵和毛皮貿易對野生動物的掠奪性就充分地暴露出來了。獵人和商人們所考慮的是“最大數量的眼前收獲，根本不去考慮怎樣保存資源”。商業性的狩獵很快使相關的動物處于滅絕或瀕危的境地。

當然，我們不能根據這個經濟體系早期出現的一些活動就認定當時全球的生態環境已經遭到破壞。事實上，在16、17世紀，全世界到處都生長著茂密的森林：與毛皮貿易有關、后來被大肆捕殺、甚至滅絕的紫貂、黑狐、海貍、海豹等動物，那時也未遭到滅頂之災。但是，如果我們從這種掠奪性的貿易活動從開始到結束的全過程去看，那么，早期的商人和殖民者，即后來的“資產階級”的先驅。他們所從事的這些活動就是導致后來全球資源遭到大肆掠奪、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整個過程的開端。

到18、19世紀，隨著工業化大生產的興起，資源“配置”完全就是全球性的了。工業化意味著生產力的大發展和生產規模的擴張，“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里呢?”

生產力大發展和生產規模的擴張對全球生態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全球資源的需求增加了。新的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作為世界經濟體系的核心地區，英國調動了全世界的資源。19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年)有一段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北美和俄羅斯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田；芝加哥和敖德薩是我們的谷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地區是我們的森林；澳大利亞相當于我們的牧場，而我們的牛群在南美：……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而我們的咖啡、糖和香料種植園全在印度。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二是環境污染前所未見。工業革命期間，煤炭成為大工業最主要的能源，生產量猛增。1800年、英國的煤炭產量達到一年1500萬噸左右。而在1560年，英國的煤炭產量才22.7萬噸。這240年間，英國的煤炭生產量增加了66倍。以英國煤炭生產量急劇擴大的趨勢，可知工業生產大發展對能源的巨大需求。

煤炭資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往的歷史研究及相關的論著多將煤炭的大量生產和消耗視為一種衡量工業生產規模的指標，從積極的意義上進行敘述，而少從環境污染方面給予足夠的考量。今天，當我們意識到世界上到處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氣溫上升，破壞了全球生態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禍害源自于人類大量消費了從地下開采的煤炭、石油這些化石燃料。有人指出，“開始于18世紀后期的集中的工業化階段，就其將污染因子釋放到大氣中的規模、濃度和種類來說，可算是一場革命”。這的確不是危言聳聽，倫敦以“霧都”聞名，空氣中飄浮的大量煤煙造成令人恐怖的霧氣是常有的事，并常常致人于死地。直到1952年12月，倫敦還發生了歷史上最惡性的煙霧事件，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造成4000多人死亡，而“家庭取暖、工廠和發電廠等燃燒煤炭時產生的二氧化硫和煙塵是導致這一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倫敦的煤煙污染不是孤例，所有在19世紀歐美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崛起的工業城市都逃不過被污染的厄運，“從歐洲大陸的魯爾和林堡地區，到英國中部的黑縣和匹茲堡附近的莫那加艾拉(Monongahela)山谷，這里有1.4萬個煙筒群向大氣中釋放煙霧”。

化學物品的污染危害更大。化學物質對人類的毒害早就發生過，比如水銀這種劇毒的物質常常是礦石冶煉所不可缺少的，所有的采礦區都會發生有毒污染。但是，在工業革命時期，化學工業竟作為一個新興的工業發展起來，新的化學品的生產和化學污染物質的排放都大大增加了。從工廠排出的有毒化學廢料，使河里的生物滅絕，并危害人類健康。化學品之所以最難容忍，在于這種物品即使少量釋放，也常常是難以消除的，并且會對人類和自然生態系統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以上情況說明，全球性的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破壞是在世界性的經濟體系形成以后逐漸出現，并變得越來越嚴重的。世界市場似乎為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準備了條件，工業革命在大規模地消耗資源的同時，也使環境的污染規模化了。

但是，經濟活動的世界性難道必然要破壞全球的生態環境嗎?世界各地互通有無式的貿易往來，以及在工業革命時代因生產力的革命性變革所帶來的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的結果，本來可以造福于人類，與全球生態環境的破壞沒有內在的邏輯關系，但它們之間竟然發生了事實上的聯系。這不是偶然的巧合，問題出在這一世界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性質上。全球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的根本原因在于這一世界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性質。

三、資本積累趨勢的生態環境后果

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理論有助于我們認識資本無限積累趨勢所隱含的生態環境后果。

資本是資本家用來生產或經營以求牟取利潤的生產資料和貨幣。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資本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不變資本，即該部門在生產上使用的全部生產資料的價值，包括機器、工具、建筑物、原料、輔助材料、半成品等等。這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并不改變自己的價值量，因此，它被稱為不變資本。另一部分資本是指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它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價值。它再生產自身的等價物和一個超過這個等價物而形成的余額，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本身是可以變化的，可大可小。這部分資本因而被稱為可變資本。資本家把他所購買的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結合在一起，就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

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獲得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并使資本增殖；途徑是盡可能地利用被雇傭者的勞動力。資本家盡量榨取雇傭勞動剩余價值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延長勞動時間，以及在一定的工作時間內增強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的做法在資本主義早期及19世紀的歐美國家都普遍采用過。

歐美工人階級在歷史上為爭取10小時、8小時工作日而進行的斗爭，表現了雇傭工人對資本家的這一剝削方式的反抗。現在，這種剝削方式在歐美國家已很少見，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還比較常見。增強勞動強度的做法是資本家在規定的工作時間里對雇傭勞動者的體能和智能的充分利用，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從而生產出更多的剩余價值。二是提高勞動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并通過商品便宜來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資本的內在的沖動和經常的趨勢。”這主要表現為革新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通過發展勞動生產力來節約勞動，目的絕不是為了縮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為了縮短生產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工人在他的勞動的生產力提高時，一小時內例如會生產出等于過去10倍的商品，從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勞動時間只是過去的1／10。這絕對不能阻止他仍舊勞動12小時，并且在12小時內生產1200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120件商品。”

我們以前對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的這兩種方式的了解，主要是為了認識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對人的殘酷剝削，而關于對人的殘酷剝削又是如何引起對物的大肆消耗、進而對生態環境所產生的破壞性影響，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其實，上述兩種剝削方式都包含著消耗越來越多的物質資料的趨勢。比如提高勞動強度，“生產上利用的自然物質，如土地、海洋、礦山、森林等等，不是資本的價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勞動力的緊張程度，不增加預付貨幣資本，就可以從外延方面或內含方面，加強對這種自然物質的利用。”提高勞動生產力也有同樣的結果，過去一個工人用手工工具只能加工比較少量的原料，現在，同一個工人用一臺機器就能加工一百倍的原料。“生產力的發展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較高的資本構成，會使數量越來越小的勞動，推動數量越來越大的生產資料。”

工廠制度下的大生產是資本主義經濟開始大規模消耗資源的集中體現。馬克思說，“一旦工廠制度達到一定的廣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別是一旦它自己的技術基礎即機器本身也用機器來生產，一旦煤和鐵的采掘、金屬加工以及交通運輸業都發生革命。總之，一旦與大工業相適應的一般生產條件形成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就獲得一種彈力，一種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銷售市場才是它的限制。”“只有原料和銷售市場才是它的限制”一句，如果我們從全球生態環境的角度去理解，大概包含兩個意思：一是資本主義經濟必將使它的活動空間最大化，創造一個原料來源和產品銷售廣及世界的市場；二是世界范圍內的資源利用最大化，乃至將可用的資源消耗殆盡。的確，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生產率也是和自然條件聯系在一起的，這些自然條件所能提供的東西往往隨著由社會條件決定的生產率的提高而相應地減少。因此，在這些不同的部門中就發生了相反的運動，有的進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們只要想一想決定大部分原料數量的季節的影響，森林、煤礦、鐵礦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

除了擴大生產規模，資本主義生產逐漸發展了對外投資的形式，將資本直接投向世界上任何一個可以給資本家帶來預期收益的地方，這種形式是19世紀后半期開始的。那時，資本積累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資本的擴張出現了輸出資本這樣一種新的形式，我們習慣上將這一時期的資本主義稱為壟斷資本主義。資本流向全球，方便了資本主義生產對全球資源的利用和消耗。馬克思在19世紀中葉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他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講到英國要在印度建鐵路網的事情時說，以前，英國的各個統治階級對印度的發展幾乎沒什么興趣。后來，工業巨頭們發現，使印度變成一個生產國對他們有很大的好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個鐵路網。鐵路建設就是一個資本輸出量很大的項目。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人在印度境內鋪設鐵路，到1910年。印度就已經擁有世界上第四大鐵路網，鐵軌的總長度占亞洲的85％。鐵路建設對印度經濟社會的發展雖然有促進作用，但修建鐵路的目的是為殖民掠奪服務，所以，對印度生態資源的破壞就不可避免。比如對森林資源的破壞，修筑鐵路對枕木的需求量猛增，木材的價格也隨之攀升。伐木的步子因而加快，并深入到內陸山區。到19世紀70年代，光是為了提供枕木，每年就得砍掉50萬棵大樹。

從19世紀后期出現壟斷資本主義，到今天的全球化，西方國家輸出資本的量在不斷擴大。在新自由主義的旗幟下，資本流動也更加方便和自由。全球化是19世紀晚期以來開始出現的資本擴張過程發展到當代的新形態，它的核心內容就是資本的運動。不過，今天的跨國資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向全球更廣大的地區進行更加深入的擴張。隨著跨國資本的廣泛流動，對生態的破壞和環境的污染也達到了更加嚴重的程度，全球化與當今發展中國家面臨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并存，不是偶然的巧合。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資本全球擴張所造成的問題。

剩余價值生產的不斷擴大、資本積累或生產規模的擴大、資本在全球的流動，從資本家個人來說，這一切當然是資本家發家致富的手段。是為了滿足資本家個人的目的和需要。不過，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層面上看，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對于任何單個的資本家來說，不斷擴大剩余價值生產和資本積累等，到后來都成為一種必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只能靠累進的積累。”

是的，資本必須積累，否則，資本家就無法在社會中競爭；生產和市場占有率必須擴大，否則，他就不能在競爭中取勝。在這里，資本家的資本的不斷增大，成為保存他的資本的條件。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特征。“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表現為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條件，而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又反過來引起資本的加速積累。因此，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隨著資本積累而發展，資本積累又隨著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發展。”

可見，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下，一方面，作為個體的資本家，他自身有絕對的致富欲，是一個“價值追逐狂”，對剩余勞動就有“狼一般的貪欲”；另一方面，資本家的這種貪欲并不完全以他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競爭是一個生死攸關、并且需要長期進行下去的事情，資本家不能以取得一次利潤為滿足，而必須無休止地去謀取利潤；資本必須不斷地和盡可能地增殖，在競爭中壯大。

因此，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限度的。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制下，生態環境問題的要害并不在于由于生產力的發展所引起的對資源必要的消耗。如果這種消耗的結果是使人們享受到更豐富的產品，有助于提高人類的物質生活水平，那么，這種消耗應該既必要，又合乎理性。但是，當無休止的謀取利潤和無限的資本積累成為經濟活動至高無上的目標，而越來越發展的生產能力也服務于這一目標時，那么，資本無限積累的趨勢就必然具有不顧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資源的沖動，而且還不惜污染環境。

四、資本擴張的腳步與被踐踏的生態環境

我們已經從理論上闡述了資本積累趨勢對生態環境的危害，下文將結合實際，敘述資本擴張的腳步

踩踏脆弱的生態環境的途徑和方式。

首先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對生態環境的公共性的侵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資產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總是力圖將一切物質形態，包括土地、森林、水等據為己有，以謀取私人利益。馬克思曾說過，“凡是自然力能被壟斷并保證使用它的產業家得到超額利潤的地方(不論是瀑布，是富饒的礦山，是盛產魚類的水域，還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對一部分土地享有權利而成為這種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會以地租形式。從執行職能的資本那里把這種超額利潤奪走”。在他們看來，只要這些自然物質可以用于創造利潤，那么，它們最終都不過是能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商品，或者是可以用來生產商品的手段。例如，森林在他們的眼里只不過是長在地里的大量木材而已，當他們獲得對土地和森林等自然物的所有權以后，他們所考慮的就是如何盡快把成才的樹木砍倒，作為商品在市場出售、變現。但是，從生態環境的角度看，森林還具有涵養水源、吸納二氧化碳和產生清新的空氣、保存生物多樣性等環保作用，它的存在有益于所有人的生活，是具有典型的公益性的生態自然資源。可是，森林的公益性不是木材的所有者最關注的事情，把森林視為生產資料的人主要關心的是如何將木材生產的利潤最大化。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公共的生態環境往往經不住資本擴張的腳步的踐踏。

誠然，資本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作為一般的人，也懂得良好的生態環境對于保證必要的生活品質的意義。但是，資本積累的最高追求決定了執行資本職能的人們對公共利益的態度。對他們來說，降低生產成本和贏利是第一位的，而公共的和社會的利益總是被放在次要的、從屬的地位。比如美國伊利諾伊州電力公司按規定必須減少污染物排放。起初，公司計劃建造一個耗資3.5億美元的洗滌塔，用以消除二氧化硫。但到20世紀90年代，由于政策允許企業買賣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公司發現購買污染許可比建造洗滌塔合算，(通過購買排污額度，公司不僅可以繼續燃燒高硫煤，而且在20年的時間里還可以節約2.5億美元的開支。結果，該公司決定廢棄洗滌塔，轉而購買排污許可證。購買排污許可證在某種程度上使企業污染環境的行為合法化了。這一事例表明，企業即使被迫承擔環保責任，也總是將減少成本、擴大利潤和積累資本放在第一位。私有制與公益性的關系由此可見。

其次，投資行為的短期性不利于生態環境的長期性保護。市場經濟講求效率，而市場行情則變化多端，風險不可把握。資本主義的理性要求投資者和經營者在最短的時限內取得投資的回報。在多數情況下。投資者或經營者必須在自己認為有把握的時間內盡快收回某一項目的投資并實現贏利。

而生態環境的保護是一項長期的事業。投資行為的短期性對生態環境的危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加快資源消耗的節奏而較少考慮長遠的保護，比如過度掠取海洋漁業資源、動植物資源，對不可再生的礦物資源的大肆開采或浪費性開采，等等。在不加約束的情況下，投資行為的短期性往往導致竭澤而漁。二是在資本無限積累的總趨勢下，一些短期的投資行為所造成的污染，經過不斷的累積，從長遠看對生態環境產生危害。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對土壤的影響。在1950年，全世界的化肥使用量為1400萬噸；到2000年，這一數字攀升至1.41億噸。由于年復一年地使用化肥，在一些國家，化肥的使用量開始接近植物吸收營養物質的生理極限，再增加化肥的使用量對于提高產量已無意義。同時，過度使用化肥，使營養物質流入河流和海洋，使藻類迅速繁殖，水中缺氧并導致水中的生物死亡。

真正意義上的生態環境保護不僅僅著眼于當前，更是為了子孫后代，這與資本追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取得回報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當然，并非所有的投資都只看重眼前利益，有的投資也追求長遠利益，甚至還產生生態效益，比如造林。不過，這種兼有經濟效益和長遠的生態效益的投資確實只占少數，而且，投資者也是在估算到有確切的回報以后，才會做這樣的投資。

第三，資本全球流動，污染全球化。這是資本謀求利潤并逃避責任追究的一個結果。在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的工業化時期。歐美國家的環境污染一如當今正在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的情形。當歐美國家的環保標準提高以后，那些污染嚴重的行業和企業就無法繼續在當地生存下去。于是，有人就鼓吹污染轉移。1992年2月8日，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以《讓他們吃下污染》為題，發表了當時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的一份備忘錄中的部分內容，薩默斯認為，世界銀行應該鼓勵更多的污染企業遷往欠發達國家。他主張向低收入國家傾倒大量有毒廢料，完全不講道德而只講經濟邏輯。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福斯特指出。薩默斯的觀點“反映了資本積累的邏輯”，他的作用是“為世界資本的積累創造適合條件”。

事實上，借著全球化的潮流，許多原先存在于西方國家的污染企業都已搬遷至發展中國家。這一行為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環境問題，我們已深有感受，這里不再贅述。但是，我們還得指出，隨著資本的全球化，污染也就不可避免地全球化了。

第四，鼓動和誘導消費，浪費性地消耗資源，并產生大量廢棄物和污染物。資本主義破壞生態環境最遭人批評的事例莫過于“消費社會”(或“消費主義”)了。的確，資本主義的積累趨勢對全球生態環境的破壞在消費社會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消費社會”并不只是就消費而言，消費是消費社會的突出現象，但這個現象的直接來源卻是生產。馬克思認為，消費是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創造出生產的動力。消費把需要再生產出來。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下，消費是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消費與生產的關系不可分割，通過擴大消費、加快消費的節奏或增加消費品的種類，進而維護和推動生產。

消費社會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所出現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我們現在身處消費社會，但消費社會的源頭在19世紀晚期。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和擴張，尤其是19和20世紀之交的科學管理與“福特主義”被廣泛接受以后，產品大量地生產出來，豐富的商品需要有人去消費。否則，生產能力過剩，生產難以為繼。與此同時，生產者和經營者又積極開發新產品或力圖將以前由少數人享用的奢侈品推向大眾。在這種情況下，建構新的市場，把大眾“培養”成為消費者，就成了極為必要的事情。于是，企業主和商人便借助于經過巧妙安排和設計的廣告和電影、電視等媒體。煽動和刺激人們的物欲，并用“時尚”來誘導人們的消費觀念，鼓動人們追求時尚，不斷將“時尚”大眾化，以擴大時尚用品市場。豐裕社會的人們就這樣被引導或誘導著去消費他們原本可能不需要或不想要的商品，即去消費在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其他商品。所以，在消費社會，人們的消費欲望是被引誘出來的，消費需求也是被資產者們創造出來的，為資本積累服務。

從保護生態環境的角度來說，消費社會其實就是一個浪費社會。消費社會的消費是炫耀性的消費，是消費者有意炫耀自己的消費行為，是展示個人經濟實力從而確定社會地位的一種手段，所消費的商品已經超越了一般的生活需要。盡管高檔的用品和奢侈品的消費從來就有，但這種消費一直限于社會中

的小部分人群。而在消費社會，很大一部分民眾出于炫耀的目的而追求奢華商品的消費，非生活必需品竟然變成日常生活用品。因為炫耀性消費而造成的不必要的資源耗費，正是資本積累的一個結果。

加快消費的節奏是消費社會中與炫耀性消費相關的另一種浪費性消費。在原本意義上，商品的耐用性是確定商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大件的、價值較高的商品通常具有耐用性。耐用性與節約相關，商品的耐用性越強，浪費就越少。所以，“在一定的范圍內，商品的耐用性應當最大化，從而使資源消耗最小化”。但是，在消費社會，商品的耐用性妨礙消費的節奏，加快產品更新換代才符合經濟增長的要求。因此，有意規定商品的使用壽命和有計劃地推出商品的新款式成為促進消費的重要方式。結果，前者使商品在規定的時間后成為廢物；后者則不斷使新款變舊款，從而使舊款折價而棄用。比如不斷推出新的汽車型號的做法，一方面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先前汽車的價值，加快老款車的淘汰進程；另一方面，推出新型號意在挑起新的購買欲望，以便賣出更多的汽車。在加快產品更新換代的過程中，更多的資源被消耗。更多的物品遭廢棄。資本加速積累的步伐以經濟增長的名義把生態環境踩在腳下。

最后，信貸消費把消費社會中的揮霍性消費推到極致。消費需要消費者具備一定的能力，即需要有足夠的財力。消費信貸不僅為一般性的消費提供支持，也為消費者炫耀性的消費融資。美國是一個典型的借錢消費的國家，信貸消費不僅有文化傳統，而且也是美國人引以自豪的生活方式。在過去的一二十年里，美國人的信貸消費幾乎達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在1979年，美國的家庭債務達到個人收入的66.8％；1998年，這個比例上升至98％；到20世紀末，這個數字更是升至102％。這種瘋狂的貸款消費最終導致今天的金融危機實在是不足為怪。同時，它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也同樣不可小視，因為這種生活方式等于透支了地球資源，也提前污染了生活環境。

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為消費社會的形成創造物質基礎，而日益增長的消費的誘惑又驅動著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互為條件、互相促進，資本在此基礎上又形成新一輪的循環和積累。而真正的受害者是脆弱的地球生態環境。

結束語

把人類當前面臨的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放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段上進行觀察，我們發現，這是一個經過了長期累積、在工業化以后日趨嚴重、到全球化時代已無法回避的問題。在近代以來的每個歷史階段，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都與資本主義有關。當然，對生態環境不利的因素還有很多，比如20世紀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長，甚至曾經發生過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對生態環境造成過嚴重的破壞。但是。放在全球生態環境的意義上來衡量，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才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經濟體系，同時，它也是最強大的資源消耗機器和最主要的污染源。

討論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當然需要全球眼光。有些具體的生態環境問題看上去只發生于局部地區，實際上卻是世界經濟體系運轉所致。甚至當今處在后工業化時代的西方國家擁有碧水藍天、森林茂密的優良環境，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仍處在工業化進程中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知道了要用10億件襯衣才能換回一架波音飛機的故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的資源消耗那么多、環境質量那么差，而美國只要賣掉一架飛機就可以讓每個美國人穿上幾件質地優良的襯衣，用很少的資源付出換得良好的生態環境。所以，越是全球化時代，我們越是需要用全球的視角、在世界經濟整體的范圍內看待一地的環境為什么污染或另一地的環境為什么優良。

資本主義為積累而生產，必然使生態環境遭殃。資本具有無限積累的趨勢，最終要與有限的地球物質資源，以及與地球對廢物和污染物有限的吸納能力產生矛盾。就此而言，資本主義不可能像以前那樣長久地發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