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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關系淺析: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理論誤區與發展中國家道路的選擇

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理論邏輯

20世紀后半葉，以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米爾頓、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等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派興起，改變了經濟主體及其競爭原則的觀念。跨國公司和世界金融中心成了世界經濟的體系性的單位。國際經濟如同國內經濟一樣，國家也應為市場職能提供一切必要的先決條件，最大限度地取消市場管制，使私人資本向新的、更高的階段發展，保障國際資本穩定地發揮作用。[1]新自由主義尤其是主張跨國聯系的貨幣主義認為，國際經濟的聯系為所有參與者提供了機遇，使經濟體更為緊密并不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因為需要做的無非是縮小政府的活動范圍而已。這種樂觀精神充盈于貨幣主義的派生物——全球化學說中。這種學說聲稱摧毀政府對外部聯系的障礙將釋放兩種積極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運作機制（市場）從最先進的經濟區域擴展到所有的政府放棄了控制權的經濟區域；其二是隨著這種最為有效的機制的擴散，最不發達的經濟區域也會繁榮起來。

該理論認為，對外貿易和投資開放將鼓勵資本流入貧困國家。由于工業化國家通過追加資本來賺錢的最好機會已經用完，而發展中國家資本短缺，因此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回報應該比工業化國家高。如果貧困國家降低貿易和投資的門檻，那么富裕國家就會輸出部分資本。如果這種資源流入采取的是貸款或間接投資形式，就會補充國內存款，放松對本地公司追加投資的金融限制。如果是國外直接投資，會帶來國外的先進技術和技能，金融風險也較少。不管是哪一種形式，投資增加都會使貿易增加，富國從貿易中獲得的好處并不以犧牲窮國貿易伙伴的利益為代價。根據這個理論，在所有交易中，進出口雙方、借貸雙方、股東和員工雙方都可以雙贏。按照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理論邏輯，不太發達的國家的機制將愈益類似于發達國家的機制，并且隨著這種最好的運作機制的普遍傳播，欠發達世界的經濟將加速發展，與發達國家財富的差距也會越來越小。

二、發展中國家全球化的實踐悖論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理論邏輯下，只要不太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發達國家的機制，他們的經濟將加速發展，與發達國家財富的差距也會縮小。然而，無論從機制上還是繁榮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現實并沒有使世界經濟變得更為統一，發展中國家普遍遭遇與新自由主義背道而馳。[2]典型表現如下：

1.經濟增長減速。發達國家的資本確實從近幾十年的全球化趨勢中獲取了巨額利潤，但是，有很多發展中國家采用了發達國家所鼓勵的戰略，利用外國銀行貸款和跨國公司雇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發展加工制造業增加出口，結果是越來越多的生產利潤和債務利息流向富裕國家。發展中國家因為不利的貿易條件、日益激烈的競爭和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放緩而導致經濟增長下降。除少數國家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嚴重下降，有些國家還出現了負增長。

2.擴大生產失效。面對增長減速，經濟學家經常轉向以提高生產作為萬用靈丹。生產一般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動機，它被期待著能作為內在機制運行以推動這一體系的自我擴張。其機制擴張過程為：技術的提升或勞動密集程度的提高促進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節約的資本剩余用來降低價格或提高工資需求增長刺激資本擴大生產。然而在1980～2000年期間事實與理論設想相背離。從1980年開始價格沒有下降，也沒有出現工資增長。實際工資處于停滯狀態，每小時產出和每小時真實工資之間存在著鴻溝，這意味著從生產力增長中獲得的幾乎全部所得都被資本作為剩余價值剝奪了。制造業部門工人產出雖然增長了，但產品的價格并沒有降低，或者工人的工資沒有提高，從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相反，服務部門的就業不斷擴大，但從事服務業的大部分人的工資都非常低或是非臨時性的。

3.債務日益攀升。從1982年到1998年，發展中國家債務增加了3倍，從5000億增加到20000億美元，債務國利息不堪重負。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債務利息占其出口額的40%。拉美有些國家情況更加嚴重，阿根廷經濟就是因為日益攀升的債務走向凋敝的。

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理論誤區

之所以導致發展中國家普遍遭遇與新自由主義背道而馳，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理論的誤區。

1.市場并非自足。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是自發的，存在著“看不見的手”的調控，因而無須政府插手。市場的確是在人們日常的互動過程中自發形成和自行“擴展”的，它無須人們有意識地設計或統一的中央計劃就能達到協調，無需以成員間的共同利益作為前提就能運行。每個獨立的參與者在追求各自獨立利益的時候能夠自覺地形成高效配置資源的手段。然而市場充分發揮作用有許多前提條件，而這些前提條件都不是市場能自動提供的。比如說，市場的有效運行需要以人們在商品價格和品質方面形成某種共識作為前提，需要不受那些與價格無關的外部因素的干擾，需要產品及其制造環境十分穩定。同時，市場的良好運行還涉及到許多非市場因素。國內市場尚且如此，更何況無序的國際市場。國際市場只有一只“看不見的手”，窮國在拆除貿易與投資壁壘的過程中更需要政府來調控市場。

2.股票市場并非萬能。在通常情況下，股票價格上升了，工商企業可以從中獲得部分資金，用于擴大再生產和擴大經營，促進物質生產和商品流通，持股人也可以從中取出一部分用于消費，而消費的增加又可以反過來促進物質生產。但是，股票市場的動蕩卻會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就資本主義經濟史而言，股票市場與金融投機活動是一對孿生子，相伴相隨，而且股票市場越發展，投機活動也隨之進一步發展。就華爾街的股票市場而言，現在它的持股人有幾千萬，然而股市價格的漲落基本上是操縱在為數不多的大炒股戶手中，他們直接或間接地謀取暴利。也就是說，在華爾街股市興風作浪的主要是金融壟斷資本。他們的投機活動的猖獗必然破壞股票市場的正常運作，從而破壞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加重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導致市場的無序。

3.資本剩余和市場調節并不協調。新自由主義堅持認為，創建自由市場，即解除國家加給市場的所有限制將最終造福于所有國家。然而，資本剩余的利用和市場的調節機制間并 沒有那樣清晰的關系。當出現持續的停滯趨勢時，這一點會變得更加明顯。在商品生產和服務方面的投資機會減少時，越來越多的資本剩余會投向大幅擴張的金融中。信息技術的發展，使金融市場愈益成為國際性的市場，資本在全球每一個角落尋求利潤。這樣就使停滯趨勢和金融危機全球化了。此外，在資本主義體系結構中，所有地方都面臨著生產能力大量閑置和堆積如山的債務問題，但新自由主義卻束手無策。

4.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理論前提是比較優勢理論，然而比較優勢理論產生作用的一些前提卻被忽視了。新自由主義十分推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認為即使一國在每個方面的生產率都低于另一國的情況下，自由貿易對貿易雙方也都是有利的。但是，薩米爾·阿明和其他人卻證明了這一理論并不正確，因為該理論實現有一個前提，即相對劣勢產業部門的工人能順利地向相對優勢產業部門轉移。對于窮國而言，如果相對劣勢產業部門的工人不能順利地向相對優勢產業部門轉移，那么自由貿易是十分危險的。菲律賓自加入WTO后一路攀升的失業大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5.國標貿易必然促進經濟發展的論斷值得懷疑。發展中國家以出口為導向發展工業，但忽視了國內市場服務。如果太多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去搞貿易自由化，其出口產品的價格就會在國際市場上下跌，這種自由化會造成自己打敗自己的結果。東亞“四小龍”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并不鼓勵貿易。但是即使貿易增加了，也不足以證明對經濟增長有利。一些經濟學家以計量經濟數據來證明貿易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另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計量經濟學應用在經濟等其他重大而復雜的問題上從來不會有什么指導意義：要發現潛伏在表面現象背后的精確的經濟聯系并不是數據能說得清楚的。不同的變量或基期的選擇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結論。經濟學家羅德里克帶頭攻擊這種支持貿易的回歸統計研究。作為貿易自由化堅強捍衛者的著名經濟學家巴格瓦迪和斯里尼瓦森也同樣嚴厲批評這種回歸論斷。[3]

正是由于以上的理論誤區，導致了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行為。

1.新自由主義認為越少干預的政府越好，而事實上發達國家的政府干預都加強了。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無論是美國或英國，都實行不掛牌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加強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干預。國家為保護市場機制而加強在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中作用的趨勢被稱之為“向正統自由主義的妥協”或“向凱恩斯主義的妥協”。[4]發達國家在全球化中獲得了巨大的超額利潤，而發展中國家由于受到國力的限制或者受自由化思潮的影響，政府沒有或者沒有能力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全球化中受的是更多的傷害。

2.市場改善意味著壟斷受到控制，但與全球化論斷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場開放會增加了壟斷程度。由于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背景下各種壟斷勢力在不斷加強，而市場本身無法解決與控制壟斷問題。由于絕大多數壟斷勢力都是發達國家的商業企業，而發展中國家受到經濟水平的限制，沒有完善的避險機制和監管體制，無法避免發達國家的剝削，因此，全球化的結果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在金融全球化中，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他們存在產業結構和技術上的優勢。發達國家政府直接參與支持金融資本的活動，把預算開支的20%或國內生產總值的3%-5%轉移到持有國債的金融資本所有者手中，從而使金融資本成為永久性實際正利潤的受益者。這一市場壟斷了世界金融市場30%的金融資產。跨國公司是推行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它們是龐大的壟斷組織，觸角延伸到全球各個地區。但是目前世界上6萬家跨國公司中80%屬于發達國家。[5]

3.資本的重新配置并不合理。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資本充裕的經濟發達地區的資本收益率要比資本匱乏的經濟不發達地區低，因此，在開發的資本市場中，資本會從發達經濟區流向不大發達的經濟區，促進不發達地區的生產增長，最終趕上發達經濟區。但是，由于美元和發達國家貨幣的強勢地位，國際投資形成了有利于發達國家的格局。“從理論上講富國在向貧國輸出資本，但在目前的體系中，卻是窮國向富國輸出資本”[6]。“發展中國家雖然吸引了不少發達國家直接投資，但與民間或地方大量利用外資相對應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對發達國家政府債券的大量投資，中國就曾在這個意義上被國際金融市場稱為資本凈輸出國”[7]。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極不合理，它迫使除美國以外的所有國家不斷增加外匯儲備。目前世界各國中央銀行共有2萬億美元的儲備，這種外匯儲備很大部分投資于美國的短期國債，從而刺激了美國的過度消費，繁榮了美國經濟。

四、幾點啟示

1.從新自由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來看，它之所以能在西方國家以外盛行和發展，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被西方國家的政府派上了新的用場。在某些西方大國和某些國際經濟機構的策劃和支持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向發展中國家強制推行，并形成一套所謂的市場取向型經濟改革方案。這一方案的基本內容是“國有企業私有化，宏觀管理自由化，經濟發展戰略外向化”，其目的是要破壞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擾亂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秩序。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應時刻警惕全面自由主義對本國經濟改革和開放的危害，但同時又要看到，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應正視這一發展趨勢，否認或斷然拒絕都不是解決之道，只會給國家經濟造成更大的危害。針對我國目前的實際狀況，當務之急應是不斷完善本國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創造有利的條件，積極培植本國和本民族的創新能力和創新體制；培育本國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產業、企業和品牌。

2.從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淵源來看，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說經歷了一個長達幾百年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過程。一部西方經濟學說史，實質上是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兩種思潮爭論、交鋒、斗爭的歷史，而且發展到今天，兩種思潮的政策主張具有相互融合的趨勢。事實上兩種思潮的政策主張，在西方經濟的實踐中也交替出現過。這說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西方經濟學說，總是與當時的經濟環境和經濟條件相聯系的，也總是對當時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因此，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經濟學說時，一定要與其歷史環境相聯系，既不能照搬照抄，也不能一概否定。特別要與我國現實的經濟狀況和實際條件結合起來，科學地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在借鑒別人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基礎上，走自己的路子，創立自己的經濟學說。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衡量自己的現實基礎，趨利避害，制定一套符合本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戰略。

3.發展中國家應該強化國家主權意識，用經濟主權來保護本國的利益。多數發展中國家曾淪為殖民地，為了國家主權曾進行過不懈的斗爭，深知國家主權對一國的重要性。雖然以貨幣主義作為思想基礎的全球化理論聲稱，民族經濟向世界的開放使得在發達經濟區運作的機制向不太發達的經濟區傳播，并且使得世界財富在這兩個區域均衡化，但是這些變化的積極后果主要發生在發達經濟區，而全球化進程事實上擴大了發達經濟區與不發達的經濟區之間的差別。因此，發展中國家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放棄國家主權，相反應該強化國家主權意識，牢牢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保障國家的經濟安全。否則，國家利益就得不到保證，國家就有可能被他國操縱甚至淪為經濟殖民地。在同發達國家的經濟交往中，為了防范經濟全球化過程的弊端和風險，發展中國家必須制定用國家主權來保護本國利益的策略。[8]

4.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利益和統一認識。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規則中的優勢地位具有自我維護和自我加強的特點。然而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相對弱小，為了保護本國利益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發展中國家必須發展區域—體化，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團結合作，發揮總體力量，才能對一些不合理的全球規則施加更大的影響，逐步建立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真正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關系淺析: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與國際法

摘要：20世紀以來的國際關系學是一個紛繁復雜的舞臺,各種各樣的“主義”與“理論”都在其上有著精彩紛呈的表演。但就對國際關系實踐的影響力而言,自由主義、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無疑是表現最為突出的三股思潮。從本質上說,新自由主義是壟斷資本國際擴張的理論體系。雖然自由主義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對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重視,一直是自由主義陣營的一個基本共識。冷戰結束以及全球化的迅猛發展,為自由主義提供了理論創新以及擴大對實踐影響的機會,“軟權力”理論以及“自由主義國際法學”的提出及傳播即為典型。自由主義的理論創新為全球化背景下國際法的進一步發展與國際法學的進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論支持,雖然其中存在的瑕疵我們也不容忽視。

[關鍵詞]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軟權力;自由主義國際法學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體系發展的一個階段,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但迄今為止,它又一直處在國際壟斷資本的支配之下。從本質上說,新自由主義是壟斷資本國際擴張的理論。我們不拒絕參與經濟全球化,但對其背后的新自由主義和壟斷資本的國際擴張則須保持高度警惕。無論是在冷戰結束前的緊張氣氛下,還是冷戰結束后、全球化迅猛發展的今天,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始終都是自由主義規劃世界秩序的藍圖中的重要一環。①為了更好理解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視野下的國際法,我們可以從考察20世紀80年代與新現實主義展開激烈的“新-新論戰”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入手。

一、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傳統視野下的國際法——以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為例

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構成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上的“第三次論戰”,極大地推動了國際關系研究的進步。相對于新現實主義,無論是在分析層面,還是在理論與研究方法上,都決定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路徑與國際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其也為國際法的發展與國際法學的進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論支持。

(一)在分析層次上新自由主義對體系進程的關注與國際制度的地位

雖然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是一致的,即都是立足于國際體系處于無政府狀態與國家為國際關系中重要角色的假設,但由于兩者對國際體系的關注點不一而導致兩個學派視角下的國際制度乃至國際法的功能與作用的反差。

新現實主義者所提出的結構主義模型包括三點,即“無政府秩序原則”、“忽略其他差異,功能基本一致的單位即國家”以及“國家之間權力分配”。在前面兩點不變的情況下,“權力分配”成為決定國際體系結構的三個重要原則中唯一的可變因素。因此,新現實主義者的體系結構可被定義為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而且,由于新現實主義者對于權力分配的基本思考在于“集中關注作用最大的國家”,所以,權力分配就是指大國之間的以物質為基礎的實力分配。[1](p16-17)而國際制度,包括作為核心部分的國際法,也就沒有多少的存在空間以及用武之地了。與此相比,新自由主義者并沒有否認這種結構模型,認為以大國間實力分配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結構是國際關系的重要因素。不過,他們也認為,國際體系的特征并不僅僅如此。正如他們所指出的:新現實主義者所強調的權力分配當然是重要的,但僅僅強調結構是不夠的,還需要由強調國際體系的其他特征加以補充。[1](p17)

立足于此,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新現實主義者將單位之間的互動即國際體系的進程歸為單位屬性而不加考慮是一個錯誤的做法,實際上,進程與結構一樣,都是國際體系的重要特征。這時,新自由主義強調的重心就從國際體系結構轉移到國際體系進程,即影響包括國際體系中單位之間的互動方式和互動類型的“進程”的,主要包括“體系結構”和“國際制度”等兩種體系因素。在這兩種因素中,由于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是相當緩慢的,要等主要國家之間的權力關系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之后才能夠完成,因此新自由主義者就把國際體系結構假定為常數。一旦國際體系結構被假定為不變的常數,那國際制度就成為國際體系的最主要特征。[1](p17)至此,出于對體系特征的認識,從進程角度對新現實主義的批判中,理論化程度最高的新自由主義學派,提出了國際制度選擇國家行為,即與“結構選擇”針鋒相對的“制度選擇”理論。[2](p44)新自由主義者的基本問題是,在國際結構不變的情形下,國家表現出不同的行為:有時合作,有時沖突。那到底是什么樣的體系因素導致了這樣的不同行為?亦即:是什么樣的體系因素影響了國家的合作或沖突行為。對此,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是體系進程因素影響了國家的行為,而體系進程中最具意義的因素是國際制度。[2](p45)

(二)在立論與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義的定位與國際法的關系

不僅僅是由于新自由主義關注國際體系進程而決定其理論特征是國際制度,而且在立論與研究方法上的獨特視野,也決定其對于晚近國際立法,尤其是國際經濟立法的勃興的影響或解釋,也將占據獨特位置。

在立論上,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假設,崇尚“放任自由”原則,即在國內社會中如果人們能夠在自由競爭條件下充分地按照他們的偏好行事,那資源分配將最合理與最有效率,而且,這條法則不僅適用于國內社會,放到國際經濟領域,也是行得通的。同時,基歐漢自認為其主張屬于“成熟的自由主義”(sophisticated liberalism)或是“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這種自由主義介于主張自由貿易將導致和平的“商業自由主義”(commercial liberalism)和強調國際制度或規則對各國關系的管理的“管制自由主義”(regulatory liberalism)之間,是對它們的綜合與超越。另一方面,雖然新自由主義接受了新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即不僅承認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是國際關系的第一推動力,國家仍然是國際關系的最重要的角色,也承認國際關系中物質力量占據決定性的地位,其基本思路仍然屬于理性主義的范式。但是,與純粹物質主義的新現實主義不同的是,新自由主義看到了國際制度的重要性,其對國際制度的強調無疑突破了物質權力這一現實主義的內核,不僅將制度、規范等屬于社會范疇的非物質性內容引入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之中,并且使其成為一種主要的理論概念與研究變量。[3](p4)

在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義深受經濟學領域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該學科中有關交易費用理論、國家理論、法和經濟學研究等,都被新自由主義者廣泛應用,從而打上了自由經濟主義的許多烙印。具體地講,新自由主義者在理論分析中大量運用了博弈論、系統分析、結構—功能分析等方法,對國際合作、國際制度的一般理論,包括其產生、發展以及維持的可能與方法等等作出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從而增強現象解釋與結果預測的準確性,并提出避免合作失敗與增強合作成功幾率的一些策略或手段。這些,顯然為國際立法的順利進行提供了重要的談判技巧,也為東西南北等國家走出談判僵局提供了有價值的路徑選擇。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義的研究路徑中,國際制度占據了核心地位,以國際制度為研究核心的新自由主義國際機制理論,也成為該學派成就最大的一塊。當前,新自由主義國際機制理論與國際法的研究有著緊密融合的趨勢,而新近對國際機制“法制化”的探討使這種趨勢更為明顯。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國際機制學者逐漸認識到,遵守國際規則的國家履行的是一種法律責任,而且,隨著冷戰的緩解乃至結束,另一種區別于物質權力的制度權力對于國家行為的影響日益增大。當然,在國際機制學者的研究帶動下,國際法學者也很快意識到國際機制理論對于分析國際法問題,所能提供的巨大幫助,即前者為后者提供了一種有用的分析框架。如今,至少在一些領域,國際法學者正在遵循著國際機制的研究路徑來分析一些國際法現象。[4](p79)當然,國際機制學者與國際法學者開始的這種跨學科合作,無論對于何方,都有更寬廣的研究空間以及產生更豐富的研究成果的潛力。

二、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義的理論創新與國際法的發展——以“軟權力”理論為中心

在冷戰結束與全球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各個領域的國際合作廣泛開展,國際機制“法制化”成為趨勢之一,這些現象似乎驗證著自由主義者的觀點與預言。此時,以約瑟夫?奈為首的一些自由主義者及時提出了“軟權力”理論,對包括國際經濟領域的國際立法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表現在促進“國際軟法”的發展方面。

在自由主義學說中,“軟權力”一直是核心概念之一,但在冷戰結束以前,由于時局的不適宜,這個核心概念并未能“理直氣壯”地發揚光大。不過,冷戰后國家之間經濟發展之競爭,使得該學派力挺“軟權力”理論的時機成熟。這時,約瑟夫?奈宣稱,在冷戰時期,東西方對抗的軸心是包括軍事力量、核威懾等在內的硬權力,但隨著兩個超級大國全球軍事對抗的消失,權力的定義不再強調傳統上的軍事力量和武力征服,科學技術、教育文化、經濟增長等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相比之下,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則變得越來越不重要。[5](p155)換句話說,國際政治性質的轉變已使無形的權力即軟權力變得更加重要,國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和國際制度正在被賦予新的意義,權力正在變得更少轉化性、更少強制性、更趨無形性,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必須適應這種轉變,必須學會運用包括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操作相互依賴,管理與影響國際制度,共享人類文化價值,推廣民主、自由理念等在內的“軟權力”資源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5](p171)簡言之,在提倡“軟權力”的學者看來,在已進入全球信息時代的今天,盡管硬權力和軟權力都很重要,但軟權力相比過去而言更加重要。[6](p25)立足于此,約瑟夫?奈結合這兩種權力勾畫出新世紀美國對外政策的戰略思路:[7](p243)

約瑟夫?奈認為,美國的新戰略不僅要確保美國的生存與發展——當然,這是首要考慮的問題,也要考慮這種戰略給美國之外的國家與人民所帶來的適當利益,因為只有在滿足“相互利益”的基礎上,美國“霸權”的合法性才能夠得到別的國家的尊重。鑒于此,美國必須繼續承擔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重任。當然,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是無選擇性的,必須是極其重要以及美國的實力所能夠承擔的。按照此標準,約瑟夫?奈認為,美國應當優先考慮那些有關國際體系的問題。具體包括:一方面,19世紀下半葉占有主導優勢的英國所關注的三件公共物品,包括“維持歐洲主要國家之間的均勢”、“促進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對國際公共領域的開放的維護”等,都適合于美國當前的情勢:第一,維持地區均勢和尊重各國領土完整,是美國必須提供的一項公共物品。第二,推進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不僅有利于美國經濟的增長,同時也有利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要維護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美國既要抵制住國內保護主義的影響,也要支持世貿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經合組織(oecd)等國際經濟組織的運作。第三,美國在保持諸如海洋等國際公共領域對所有人開放上存有利益。另一方面,今天的國際公共領域包括了一系列新問題,如全球氣候變化、瀕危物種的保護以及外層空間和虛擬網絡空間的使用等,這些問題都關系到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人類的命運。因此,在當今世界,全球公共物品也有新的變化,美國必須對此做出反應,包括:第一,美國應該促進世界各國在貿易和環境、防止武器擴散、打擊恐怖主義等領域的國際合作機制的發展,以更好地組織這些領域的國際行動。第二,美國還應該把國際發展放到更優先的位置,它也是一件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第三,充當調解人是作為處于主導地位的強國的美國可以提供的另一項重要的公共物品。至此,約瑟夫?奈總結到,對美國而言,一個基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的大戰略應該包括如下內容:(1)維持重要地區的力量均衡;(2)促進開放的國際經濟;(3)保護國際公共領域;(4)維持國際規制與機制;(5)援助經濟發展;(6)充當聯盟召集人和爭端調解人。

無疑,約瑟夫?奈依據“軟權力”理論所提出的美國冷戰后對外戰略,不僅有對美國一些傳統外交戰略的肯定,如二戰后致力推進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也有對某些方面美國不當的外交政策的鞭策,如在全球氣候變暖等的全球公共問題上美國至今沒有起到領導作用。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它對冷戰結束后以及新世紀里美國的外交戰略提出了一個整體規劃。從冷戰后美國對外政策的實踐看,這個立足“軟權力”理論的外交戰略思想的及時提出,正是響應了冷戰后美國以“硬權力”與“軟權力”相配合的世界新秩序戰略。雖然美國冷戰后的戰略實踐并不是與約瑟夫?奈勾畫的戰略構想完全吻合,甚至有些方面是相違背的,但人們仍然可以看出其對“軟權力”的重視。按照這個戰略設計,包括維持wto等普遍性國際組織以及國際法律制度、推進全球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維持重要地區的力量平衡,甚至包括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等方面均成為戰略目標,這無疑在理論上極大地提升了國際組織與國際法的地位與作用——畢竟至今全球主要國際組織以及國際法律制度的維護與發展仍然和美國的對外戰略息息相關。

總之,“軟權力”理論旨在向世界展示與推銷美國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美國要達到此目標,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推動以“自由化”作為理念的主要國際組織的運作以及推動國際法的發展。當然,這早已運用到美國的對外關系實踐之中。且不說西方價值觀在聯合國、wto、imf、世界銀行(wb)、oecd等國際組織運作中的主導性,也不說這種價值觀在國際政治領域、人權以及社會領域的國際立法中的影響,即使是以效益為中心的國際經濟立法也如此。不僅是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雙邊航空自由化協定以及雙邊稅收合作協議中“美國范本”的橫行,甚至是在區域與多邊規則的制定中,諸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歐洲能源憲章條約》(ect),甚至是wto等國際組織或條約的許多規則,無不帶上美國國內規則的影子。而按照托依布納有關“法律全球化是在公民社會的各個部門創建了大量無中心的、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立法過程”的界定,[8](pxiii)由于“美國在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通過私營公司創制出的全球化法律就頗自然地采取全球商法美國化形式”[9](p39)。實際上,“美國商業法已變成一種全球化的普通法,明示地或默示地被吸收在各國的契約之中,并正開始被吸收到其他許多國家的判例法,甚至是制定法中”[9](p39)。無疑,以上種種現象正是美國“軟權力”對國際立法以及各國國內立法的影響輸出的鮮明寫照。

在這里,我們可以預測到的是:為達到推銷西方自由市場機制、民主理念、人權意識、文化價值觀等的目的,冷戰后新自由主義者提出的“軟權力”理論已經并且將繼續影響“自由主義”為主導的主要國際組織的運作以及國際法的發展方向與內容。

三、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義理論向國際法學的擴張——以“自由主義國際法學”為中心

冷戰結束、全球化迅猛發展以來,自由主義的理論創新不僅僅體現在“軟權力”理論的提出,也在于其向國際法學的直接擴張,表現在由美國國際法學會前任會長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教授所倡導的“自由主義國際法學”(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的崛起。事實上,無論是“自由主義國際法學”的分析起點,還是其理論假設,乃至分析方法及研究路徑,無一不是從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中引申而來的。對國際法學而言,將自由主義的理論路徑引入國際法的研究,為國際法學開辟了一條“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徑。這對于長期以來依賴“自上而下”的國際法傳統研究路徑是一個很好的補充,也為當代“跨國法”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

長期以來,國際法學的主流理論沿襲了“自上而下”或“由外至內”的分析路徑,對國內因素的研究呈現出忽視的狀態。對此,斯勞特指出:“國際法學的主流理論所提供的解釋國家行為的基本模式,很不幸地存有一個‘黑箱’(black box)或者‘撞球’(billiard ball)缺陷。在這些基本模式中,國家被認為在結構與功能上是無區別的個體,而且國際社會與國內體制之間具有不可通約性。”[10](p226)顯然,這種研究模式的弊端在于許多重要的、必須考慮的因素都被排除出去,從而導致最后得出的研究結果的準確性令人懷疑,這些重要因素包括:個人、公司、ngos、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意識形態、觀念、利益、身份以及相互依賴等等。[10](p227)為了盡快打開這個“黑箱”,斯勞特擬定了一個新的“自由主義議程”(liberal agenda)的研究規劃。[11](p185)在這個研究規劃中,斯勞特首先提出了三個最基礎的假設:第一,國際政治中最基本的角色是國內社會的成員,包括追逐個體利益以及利益相沖突的個人與公司、私人社團;第二,所有的政府只是代表國內社會的部分利益,即在國家政策中得到反映的利益;第三,最終導致國際層面的合作與沖突的國家行為反映的是國家偏好的性質與構成。[12](p228)立足于以上假設,斯勞特認為,“自由主義國際法學”需要探討的首要因素不是在國際層面,而應該集中在國內或跨國層面。要準確分析國家行為,除對國家角色與權力因素做出分析外,還必須對國家和國內與跨國社會(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society)之間的關系作出“進程”分析。體系層次的分析是把國家看成單一或相似的結構與功能,導致對“國家如何行動”的觀察存有“黑箱”。而通過這種“進程”分析,主權的“黑箱”變得透明,進而能夠看到國內政府是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代表活躍在國內與跨國社會上的個體或集團的利益而展開國際層面的活動。[12](p207)

立足于以上假設以及設定的研究任務,“自由主義國際法學”側重對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第一,國際法的概念和活躍在國際體系中的不同法律主體是如何對國際秩序作出貢獻的;第二,處于規則外圍和邊緣的國際公法的功能定位;第三,怎樣使得國際制度效率最大化等。②

(一)規制國際秩序規則的淵源以及它們的互動

傳統上,被認為對國際秩序作出獨特貢獻的國際公法被定義為“國家之間”的法律;國際社會是一個由國家組成的社會;國際公法的功能在于實現這個社會的目標和價值;對于調節國際關系,尤其是和平與穩定方面,國際公法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毋庸置疑的事實是,國際秩序是被從上而下創設的。與此相反,秉承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以個體為分析起點及國際秩序是自下而上創設的理論假設,斯勞特認為,國際法的主體應該被設定為盡可能廣泛,包括直接和間接影響國際秩序的各種行為體。換句話說,不僅應包括傳統的行為主體即國家,更應包括個人、公司、利益集團、ngos、國際機構等非國家行為體。而且,當代國際秩序的維護不僅僅意味著和平與穩定,也包括社會正義和政治正義。

一旦認定國際秩序是“自下而上”被創造的,就意味著許多以前被忽視的但對國際秩序發揮了實際效用的各種實體規則、規范、概念以及程序必須被重視。自由主義理論的分析路徑將它們帶到了規則的中心,并且提供了一種彼此聯系的理論分析框架,即自由主義理論的貢獻不僅僅是將這些不同種類和不同層次的法律放在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中,而且使這些法律在國際秩序中的優先地位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國家行為是個體或群體博弈選擇后的表現,那么創建國際秩序的關鍵就在于規制這些博弈選擇以及調整個體或群體的行為的具體規則。在這種意義上,將責任強加給國家的傳統國際條約和個體并沒有發生直接的聯系,倒是個體之間互動規則發揮出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斯勞特認為,對國際法與國際秩序的分析的先后次序應該翻轉,即從傳統的以國際條約為分析起點轉為將個體之間互動規則的分析作為起點,才符合國際法的“真實”面貌。在這里,自由主義國際法學探尋了個體與國家之間相互作用的結合之處,在這里有三個層次的法律,或者至少三種立法,反映了個體與國家之間的互動:第一,國內社會以及跨國社會中的個體和群體制定的自律規則。第二,政府制定管理國內和跨國社會中個體和群體的活動的規則。政府之間還可能在一些共同事務上相互協商制定規則協調它們的管理活動。第三,國家制定調節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規則。以上被高度概括的三個層次的法律,是可以重新解釋國家與個體之間的互動的三種經常性與標準化模式的。而個體之間的互動,要么直接通過國家機構進行,要么在國家機構的影響下進行,要么通過國家機構與國外的個體之間實現互動。

總之,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不僅提出了一種與傳統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國際秩序,它所關注的相關主體和活動層面都發生了改變,并對產生不同規則的實體之間的互動與影響進行了重新排列。每一個全球性問題都有著國內根源,而直接規制個體和群體的法律更可能觸及問題的根源,它們對于國際秩序產生了最直接的影響。除非國家將某些權力讓渡給超國家的實體,否則這些法律規則的影響力比國際公法更大。作為一種值得考慮的選擇方案,國際公法和國際制度可以明確地以個人和群體的行為或者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屬性作為今后的發展方向之一。

(二)國際公法的功能

在自由主義國際法學對塑造國際秩序的法律規制的分類里,傳統的國際公法被歸于第三等級。雖然已是最后等級,但其畢竟還是在塑造國際秩序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們有探討其功能的必要性。一般來講,國際公法的傳統功能是致力于對關聯交叉的“集體行動之困境”的調和,或者規制各國共存之需要。但是,從自由主義者的視角看,許多看起來非常“國際化”的問題都有其國內根源。包括戰爭、環境惡化、保護主義等,都源于個體和群體中優先利益的錯誤選擇或者代表某種優先利益的政府行為被扭曲等。簡單地講,全球法律規則與國內法律規則緊密相連,前者依賴于后者。因此,按照自由主義國際法學的觀點,國際公法的基本功能不僅僅在于創設一些國際性組織來實現單個個體國家無法達到的目標,更在于影響和改善國內相關機構的職能。這種功能在國際社會生活中逐漸明朗,但至今仍然被認為是特例性質的、有疑問的以及邊緣性的。

自由主義國際法學應優先對這種問題展開分析,并將此功能視為國際公法的核心功能來對待。以下領域或命題是國際公法發揮這種功能的典型表現:第一,人權法。在自由主義國際法學的視野下,人權法是國際法的核心。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建構中,人權法至少是一種可以確保最低限度的個體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的機制。第二,人道主義干涉。當許多國際法學者與政策制定者仍然以“不干涉內政”的教條反對人道主義干涉時,自由主義理論卻認為,人道主義干涉的合法性來自人權法的天然屬性。當然,這種行動必須是極端謹慎的。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由主義學說只是支持非常有限的人道主義干涉。第三,補充作用。國際法的補充作用的前提不僅需要國際社會在審判方面有足夠的能力,而且是在國內法庭確實不能或者不愿意起訴的情況下。遵守這種前提才合乎自由主義之理念,即國際法或國際機構是用來影響和提高國內機構的機能,最終目的是通過監管,或者競爭,讓國內法與國內機構自身能夠實現這些功能,國際責任在本質上畢竟還是需要通過國內行動來實現。第四,從國際管轄權到普遍性管轄權的轉化。將傳統的國家責任向個人責任的擴展,相應的國際刑法的管轄也從適用于國家擴展到同時適用于個人,即實現從國際管轄權到普遍性管轄權的轉化。第五,顯現國家責任。國家必須承擔將它們的國際責任在國內執行的義務,這種轉化讓國家脫離了與別的國家面對面的獨立責任。第六,構建遵守能力。當前出現的“新主權”并不是以前被遺棄的權利,而是國家參與數量及能力日益增長的國際機制和制度網絡的權利。然而,對于許多國家來說,遵守由這些機制或制度加于它們的責任,就必須提高它們國內遵守的能力,包括教育和規制它們的公民的能力。因此,構建遵守能力必須被滲透進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相對屬性。

(三)提高國際制度的效率

怎樣使國際制度效率最大化呢?將國際制度深嵌進國內與跨國社會以及迎合人們對之影響國內制度的期許是合理方式之一。斯勞特認為,國際制度必須融入并正在融入國內社會,最好的例子是日漸增多的國際法庭。有較大影響的國際機構往往是那些個人可以直接提起訴訟的機構,如歐洲人權法院。同樣,wto爭端解決機制中,ngos也能夠對涉案國家或爭議問題施加壓力。如果允許個體進入訴訟程序,那相關的國際法庭在國內和跨國社會中都會獲得更多的支持。當然,國際制度的能量將取決于其成員國家的組成,或者授予其權限時國際關系的狀況。

四、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所折射的學術意義

自冷戰結束、全球化迅猛發展以來,國際合作廣泛開展,國際制度的作用重新被人們重視,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日益活躍,這似乎印證了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立場與觀點,尤其是反映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國際法的態度方面。同時,國際關系學理發展史本身也似乎驗證了自由主義有關國際法的看法的合理性,即自古典現實主義將國際法的作用與地位貶到最低點之后,國際關系理論視野下的國際法以及國際組織的地位與作用呈現出逐漸提高之趨勢。至當前,國際關系理論的不同范式之間對于國際法的態度或立場已呈現出某種趨同的態勢。例如,現實主義范式中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為代表的一種發展趨勢是在對待國際法以及國際組織的問題方面與自由主義日益趨同;同時,經過自由主義者對觀念的研究以及溫特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的努力,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對待國際法的態度也呈現出趨同的態勢。雖然這種趨同只是一種努力方向或態勢,但這畢竟證明了不同范式之間在國際法的作用與地位的問題上,正努力尋找一種“最小的共識”。

而且,自由主義學者巧妙地利用全球化這一對其有利的學術與實踐環境,無論是“軟權力”理論的及時提出,還是“自由主義國際法學”的出現,都是自由主義理論繁榮與擴張,進一步強化其學術影響與地位的明證。對于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這種發展趨勢,也有學者提出了質疑。無論是“軟權力”理論,還是“自由主義國際法學”,在理論分析方面確實還有許多亟須解決或完善之處。以后者為例:一方面,自由主義理論應用于國際法研究存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該理論的研究視角定位于自由民主國家所引發的。③雖然國際法學者可能看到自由民主國家對國際法的具體承諾,可以作為國際法得到遵守的一種解釋,但問題是這并不能類推至國際法對所有國家都能夠施加的約束,這種約束真正施加時是不管這些國家的政治導向為何的。對于國際法學者來講,國際法是國際社會中的普遍性法律規范,他們的任務不僅是必須揭示自由民主國家如何遵守國際法,也必須解釋非自由民主國家對國際法的遵守問題。如果過分強調自由民主制度和非自由民主制度之間的區別,將不可避免地產生兩個不良傾向:其一是對非自由民主國家之間、自由民主國家與非自由民主國家之間開展有效的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太過悲觀;其二是對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太過樂觀。另一方面,斯勞特將歐盟法作為自由主義式的國際法律制度的典型例證的做法也存在著問題。對斯勞特來說,歐盟法成功的關鍵是歐盟成員國的法院能把歐盟法當作超國家法而接受與解釋。然而,對于國際法學者來說,歐盟法并非典型或嚴格意義上的國際法。確切地說,歐盟是依賴于一個國際條約而建構的國際組織,歐盟法卻是自從1957年《羅馬條約》簽訂后逐漸發展而來的,依賴于該條約構建的國際組織所創造的一系列法律。因為歐盟法直接對成員國產生效力并且在很多案例中直接適用于成員國國內的民眾,因此其符合自由主義理論所提倡的跨國法。然而,如果把它看成是國際法進一步發展的“范例”或方向無疑是具有誤導性的,[4](p80)到目前為止其仍然只是國際法中的一種特例。此外,自由主義國際法學的許多假設仍然經不住太多的推敲。例如,對于自由主義國際法學有關有效的國際規則的前景期望,不能再僅寄予傳統的僅僅實行“水平形式執行”的國際條約,而是必須寄予跨政府規則網絡(像巴塞爾委員會)或者由自由民主國家發起的“垂直形式執行”的國際條約或組織(像歐洲人權大會)的假設并不牢靠。雖然晚近跨國社會規則急劇膨脹,但傳統的實行水平形式執行的條約法也得到迅速發展乃至深化,至今我們還很難推斷出跨國規則的效力是否已經超過傳統的條約法規則。[13](p252)事實上,鑒于以上缺陷的存在,在西方國際法學界,跨國法的研究至今仍然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如果“自由主義國際法學”希望把自己發展成一個對國際法更具有解釋力,從而達到更接近國際法的“真實”的理論,其還有一個不斷完善與成熟的過程。同樣,“軟權力”理論的倡導者也面臨這一問題。包括“軟權力”與“硬權力”的區別所在,兩者的關系如何,外交實踐中兩者的比重或均衡,兩者的矛盾或沖突的恰當解決在內的諸多重大問題,倡導者都必須有一個更加深入的思考,否則其理論本身的自圓其說以及進一步深化,將面臨很多的困難。當然,“瑕不掩瑜”,無論是“軟權力”理論,還是“自由主義國際法學”,都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繁榮以及國際法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與影響。因此,我們可以期待的是,“軟權力”理論與“自由主義國際法學”的出現,既是對國際關系理論與國際法學發展的一種契機,也是一種挑戰。

放眼到當前的國際關系學,我們可以看到,冷戰結束后至今又是一個國際關系理論繁榮的時代。“最大現實主義”、“最小現實主義”、“地緣經濟學”、“軟權力理論”、“世界秩序理論”、“全球化理論”、“民主和平論”、“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女性主義”、“第三條道路”、“新主權理論”、“新帝國論”等理論,不僅對冷戰后的國際政治經濟局勢或前景作出了各自的分析與預測,也對國際法的地位與作用作出了自身的定位。對此,我們始終認為:“多元化”的世界總是比“單一”的世界更為精彩以及更有生命力。每一種理論對待國際法以及國際組織的觀點分歧,對于國際法進行更為全面的認識是有裨益的,它們都為人們提供了從某一個側面看待國際法的方法與機會。也許隨著現實世界的發展,人們最終會檢驗出哪一種觀點或看法更符合實際,但從學理上講它們都具有某種價值意義。

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關系淺析:淺談超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范式

一、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最明顯的特征

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最深刻而持久的動向。對經濟全球化的定義眾多，它主要指涉“貨物、資本、生產、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跨國流動加速發展的條件下，全球市場經濟進一步形成，國家和其他政治力量出現整合和重組，各國之間的聯系和相互作用大大加強。”經濟全球化加速了生產要素的全球流動，世界經濟通過貿易、資本和技術的全球運動日益相互依賴，其本質是世界經濟一體化。

經濟全球化的產生與深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基礎之上。資本的積累和對利潤無止境地追求，要求資本突破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對此，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描繪了資本在全世界開疆擴土的圖景。“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的一百多年后，在資本的驅動下世界市場真正形成。南于19世紀末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完成工業化，國內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在不斷積累，終于釀成矛盾的外溢，列強加劇對世界殖民地的爭奪，觸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間的大規模戰爭重創了資本主義經濟，并加劇了資本主義內部矛盾，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各國為應付國內危機，以鄰為壑的政策使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斷。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重心由歐洲轉向美國，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二戰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占據另一極。為了恢復和壯大資本主義體系的生命力，與蘇聯在全世界展開爭霸競賽，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與前資本主義霸主英國達成妥協，形成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該體系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后安排的教訓，形成了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三大國際經濟組織為核心的國際經濟秩序。資本主義經濟在戰爭的廢墟上迅速恢復起來，并經歷了持久的繁榮，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戰后“黃金時期”。以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主義國際經濟制度重啟了經濟一體化進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全球化呈現加速趨勢。

經濟全球化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戰后新一輪科技革命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持，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產業間和產業內部分工不斷深化，產業升級為國家間、區域間產業轉移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這些無一不加速經濟全球化。有分析將全球化的動力總結為科技革命的推動，自由市場的擴張和市場理念的普及。但究其根本，是資本的擴張本性，它對剩余價值的追求驅使資本在全球奔走。到20世紀70年代晚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經歷戰后持久繁榮后，資本積累在國內的盈利空間極其有限，國內市場無法滿足龐大的資本盈利要求，壟斷資本尤其是金融壟斷資本已蓄勢待發。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的一種發展進程，在這一進程中，企業借助商品和服務的國際貿易機制，通過資本在世界市場上運動以實現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配置。這無疑可以促進產品和各種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大大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經濟全球化不僅可以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發展，還可以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全球傳播，為不發達地區提供發展機遇。

然而我們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全球化的另一張面孔，它是一把雙刃劍，如若不洞悉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對經濟全球化無條件地擁抱可能弊大于利。從經濟全球化的重新驅動到加速發展，都可以看到國際壟斷資本的核心角色。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固然是資本逐利、經濟發展的客觀結果，但是對國際壟斷資本而言，它們從來不滿足于坐等盈利機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經濟意識形態從來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國際壟斷資本不斷壯大的同時，新自由主義終于問鼎主流經濟學寶座。可以說新自由主義是為國際壟斷資本服務的最好的催化劑。

二、新自由主義的興盛之路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理論和學術思想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末期，經過40余年的錘煉和沉浮，到了20世紀70年代才逐步取得了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范式，并最終主導英美國家的經濟意識形態。

新自由主義在產生之初，是一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想。從早期的米塞斯堅定地反社會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中堅力量哈耶克成立“朝圣山學社”、從弗里德曼貨幣主義的形成及其后盧卡斯的“理性預期革命”，他們都是作為經濟理論和經濟思想存世。新自由主義產生時是為了堅守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傳統，它以徹底的反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反積極的政府干預，主張保護私有財產和自由的市場經濟為鮮明的理論特色。關于新自由主義，喬姆斯基認為：“它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古典自由主義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他們相信市場上的自由競爭可以自動調節經濟，在以資本牟利的市場中每個人會受“看不見的手”的指引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會有效地促進社會的總體利益。古典自由主義興起于18世紀下半葉，鼎盛于19世紀。它是對重商主義經濟思想和政策的反叛，主張經濟的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對經濟尤其是國際貿易的干預。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之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潛力在英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釋放，也成就了英國19世紀的帝國霸業。然而古典自由主義并非萬能的，它不能解決社會收入不公和貧富差距加大的問題，而后起的工業國家對英國霸業的挑戰加劇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競爭。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的西方世界面臨長期蕭條和宏觀經濟不穩的經濟難題，以“凱恩斯革命”為標志，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再堅守其自由至上的信條，政府紛紛出手干預經濟，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導地位終結。

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滯漲”危機使得凱恩斯式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失效，“政府失靈”成為新自由主義批判的靶子。新自由主義以“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為口號，試圖恢復古典自由主義的榮光。它反對政府財政政策調節宏觀經濟總需求，調節經濟周期波動；主張放松市場管制，給予企業最小的干預，自由經營，特別是消除政府對壟斷企業的規制；反對高福利和大規模的社會福利開支，主張國有企業和公共服務的私有化以提高企業的效率。因此，新自由主義常常被簡化為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新自由主義者無一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主義，他們竭力反對政府干預經濟運行，主張保護私有財產、自由經營、自由貿易，并將它們作為最高的經濟目標。

隨著撒切爾夫人“別無選擇”口號響徹全球和里根政府的執政，新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最信奉自由放任的兩大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官方經濟意識形態地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理論的政策主張在英美得以實施，并開始了全球擴張歷程，其實踐的主要標志是“華盛頓共識”的形成和推廣。華盛頓共識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主持召開的關于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研討會上達成的共識，它主要包括十大政策工具，核心內容包括緊縮財政、減少政府干預，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實施貿易、投資、金融自由化等，它們皆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具體體現。作為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前所長的威廉姆遜聲稱，這十大工具不僅適用于拉美國家的經濟改革和調整，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藥方，由此新自由主義開始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向全球不遺余力地擴展。

三、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批判

新自由主義興盛之時正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跨國公司和金融壟斷資本大肆擴張的時期。經歷了長久繁榮的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積累了龐大的財富，而戰后新科技革命為資本擴張提供了優越的技術基礎。而此時美國國內對壟斷行業的種種規制讓龐大的壟斷資本在國內束手束腳，阻礙了壟斷行業的發展。而對于渴望發展經濟，尤其是缺乏資本與技術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過剩的正是他們所需，因而經濟全球化浪潮為資本在全球的擴張提供了最佳機遇，這些壟斷資本自然樂意打著“自由”的旗號向全球擴張。此時經營自由、貿易自由成為了壟斷企業的“自由”，而政府成為需要被規制的對象。新自由主義以自由為旗幟，以效率為利劍，以推進世界自由貿易與投資為己任，為經濟全球化加足了“燃料”，有力地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因此可以說戰后的經濟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式的全球化。

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的特征之一是跨國公司成為世界經濟最重要的非國家行為體。西方跨國公司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掌握著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力，處于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頂端。而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卻處于世界經濟結構的末端，亟需發達國家的資金與技術，如此雙方形成強烈的互補性。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一文中大衛?科茲指出，全球化所表現的跨國經濟活動的增強，使各國大公司一方面競爭壓力加大，另一方面又可以較自由地擺脫國內限制。由于全球競爭的加劇和國內限制的減弱，戰后資本與勞動關系的再次逆轉，勞動對于資本的依附加重，資本獲取剩余價值的空間增大。跨國公司自然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力軍，它們跨越民族國家的邊界，在能獲取最大利潤的地方扎根，生產、貿易和資本流動最大限度的自由化才符合其根本利益，它們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的堅定信奉者和先鋒實踐者。

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的另一大特征是經濟日益金融化。一方面，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國際金融體系進入利率、匯率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時代；另一方面，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致使石油價格在1973-1976年上漲4倍，石油出口國積聚了大量的資金，它們在歐洲市場尋找到出路，促成了歐洲資本市場的繁榮。世界經濟在金融化道路上一路狂飆與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是十分契合的。正如大衛?哈維寫道：“新自由主義就是將一切都金融化。對金融機構的支持和金融系統的完整性就成為新自由主義國家關心的根本議題。”經濟金融化加速了資本在全球的流動，促進了世界貿易與投資，對世界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金融的全球化與自由化同時也導致了大量的國際投機經濟，這些投機資本并不以實體經濟為本，而是游走于各個資本市場以謀取高額利潤，造成了經濟的過度虛擬化，是促成國際金融危機的禍源。

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代表哈耶克的經濟學思想是建立在“自發擴展秩序”理論基礎上的，他主張徹底的經濟自由，唯有如此才能實現“自發擴展秩序”，他主張徹底的私有制，唯有私有制才能保證個人的經濟自由甚至于政治自由。對于全球化的發展也基于上述思想，新自由主義將其看作是自由市場制度的自發產物，它的顯著特點是“超地域性”，資本本性要求不斷打破國家間的界限，實現社會空間組織方式的重組。

經濟全球化并非如新自由主義的贊歌那般完美，“事實上，全球化是一種非常不均衡的過程，傾向于再生產出新的和既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等級。”隨著技術的進步和資本的過度積累，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致使資本缺乏盈利機會。依據大衛?哈維關于資本的空間理論，通過地理擴張和空間重組可以解決資本盈利問題，而剝奪性積累就是鋒刃。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將公共資產、公共權利私有化，資本積累的金融化，國家對財產和收入的再分配等等構成了剝奪性積累的主要途徑，其結果是使財產和收入從社會大眾手里轉移至上層大資產階級，從全球落后國家轉移至少數發達國家。這種對新自由主義式的經濟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經濟等級化、不均衡化的批判是深刻的。前所未有的經濟全球化必然塑造起新的世界經濟秩序，問題是這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依據什么原則建立起來。“馬克思園地協會”主席科恩?塞阿一針見血地指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表現。在這個全球競爭秩序之中，必然有規則的制定者和規則的遵守者，以及對違規者的懲罰規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盡管在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與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它以全人類利益的代表者身份許諾的共同繁榮卻終難實現。歸根結底，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擴張，是國際壟斷資本尤其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利益在全球擴張的理論和意識形態表現。

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領頭羊的美國以新自由主義為武器實行“沒有帝國的帝國主義”，建立起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新秩序和資本的世界積累制度。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滿》一書中例證了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大量資本涌入新興市場而后撤離，導致該國貨幣貶值，造成金融市場的崩潰。它們包括1995年墨西哥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危機、2001年土耳其以及2002年阿根廷危機。而危機之后的拯救則使本國經濟雪上加霜，在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借貸國融資有嚴苛的條件，這就是以財政緊縮為核心的一攬子穩定方案，這些“結構性調整”使得危機國家經濟加重了衰退，貧富差距加大，加劇了社會的動蕩。然而，傷人終將傷己。由2007年的次貸危機釀成的金融風暴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爆發并迅速波及全球，數家金融巨頭紛紛向美國政府求援救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自由和反政府干預被置于九霄云外，新自由主義的神話不攻自破。

四、超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另一種可能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終結了新自由主義的神話，但經濟全球化的總趨勢并沒有改變。世界經濟進入危機后“常態”，經濟復蘇的步履艱難，擺在世人面前的是危機后的世界經濟應該建立怎樣的運行秩序，拋卻了新自由主義式的另一種全球化是否可能？

中國發展的實踐表明，超越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可能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同策，積極融入世界經濟。中國30多年的發展不僅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積累了深厚的物質基礎，也為世界貢獻了落后國家實現經濟騰飛、國家穩定、社會繁榮的“發展智慧”，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出現了繁復的闡釋和解讀。筆者主張通過分析中國對經濟全球化的認知、主張及其實踐，探究一種超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可能性。在對外開放，融入世界經濟的幾十年中，中國始終站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主張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舊有的世界經濟秩序已是千瘡百孔，重構世界經濟秩序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議題，其中探索超越新自由主義范式，建立起公正合理、普惠共享的經濟全球化應是重構世界經濟新秩序的核心內容。

（一）獨立自主、創新進取――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基礎

面對世界經濟最顯著而深刻的發展趨勢，中國對經濟全球化堅持了獨立的認知態度和行為范式，而非盲從新自由主義倡導了經濟全球化模式。有學者總結，“美國過去的成功是因為它并沒有在本國實施新自由主義，而是使其他國家實施新自由主義，從而導致它們的自殺。”中國不僅避免了“自殺”的命運，反而脫穎而出，從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角度看，也是因為中國沒有實施新自由主義，反而堅持了“被自由主義所竭力詬病的所謂的中國經濟體制的‘落后性’，如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強有力的政府調控以及對資本自由化的有效控制等。”這些因素是中國成功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國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實現中國經濟平穩、持久發展的有力保障。

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國家利益的界定也隨之變化，不管是利益邊界還是利益內涵都會與前全球化時代大為相同。經濟全球化表現為經濟活動的跨國化，主權國家的地位及其民族國家利益界定受到全球化的各種因素制約。這種制約主要表現為，一是民族國家讓出部分經濟主權給超國家組織機構，二是經濟全球化影響一國國內經濟結構和經濟治理。以國家匯率政策為例，一國的金融貨幣政策通常尋求三大目標：獨立的貨幣政策；維持本幣匯率的穩定以及資本的自由流動。在美元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時代，蒙代爾指出，多數國家或經濟體面臨著“三難選擇”，因為這三個目標邏輯上和操作上互相矛盾。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只能在固定匯率制、浮動匯率制以及資本管制這三種匯率制度中選擇其中的一種。可見對民族國家而言，首要的問題是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保持國家政策的獨立自主，維護國家利益，否則就會失去其獨立性，淪為主導國家的經濟附庸甚至政治附庸。

保持國家的獨立自主并非拒絕經濟全球化，更非關起門來發展。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在保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以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為重要的發展動力，實現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喬舒亞?庫珀?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識”，其內涵主要包括主動創新和試驗、積極維護國家利益和邊界，積累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與華盛頓共識相比，“北京共識”的靈魂核心在獨立與創新，而非某個政策主張的不同。在國家發展戰略上，世界上并沒有統一的發展模式，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最終只會成為教條。只有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進行不斷地改革與開放，以創新制度與技術為發展動力，實現自主式發展。主權國家仍舊是當今世界政治經濟最重要的行為主體，一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時需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捍衛國家利益，唯有此才有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深厚動力。

（二）普惠共享、可持續發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目標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當今經濟全球化推進世界經濟增長，促進國際間貿易與分工，深化參與國家的對外開放，有力地提高了世界經濟資源配置效率。然而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格局中，各國受益是嚴重不均衡，在經濟全球化體系中存在分明的等級化特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擁有經濟、政治、科技的絕對優勢，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核心區域，掌控了價值鏈的分配權。這就造成了經濟全球化體系的一端是發達國家的壟斷和支配，另一端是發展中國家的從屬和依附。這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宗旨相違背，也會嚴重損害經濟全球化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因此主張可持續發展的、共贏的經濟全球化才符合各參與國家的長遠利益。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真正聯為一體，大家同住“地球村”。各個參與主體以平等、尊重為前提，彼此和平共存，以非零和思維實現普惠共享、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經濟一體化，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長遠目標。

（三）要素自由全面流動，全球經濟平衡發展――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動力

當今的經濟全球化以生產要素的國際分工為基礎，經濟全球化突出表現為“一系列導致要素、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以及服務產品市場的經活動，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統一整體，并使跨國界價值鏈在國際循環中地位不斷上升的過程”。因此，實現資本、貿易、技術和勞動力等各類生產要素跨國自由流動是經濟全球化的根基，也是其促進資源配置效率的要旨所在。然而，以“三化”著稱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并未做到這一點，開放市場方面，發達國家使用雙重標準，對發展中國家常常以非關稅壁壘等形式保護國內市場，片面強調貿易的自由化特別資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流動卻采取了嚴格的管制措施。因此，實現全球經濟要素自由而全面的流動仍舊是經濟全球化的努力方向。

全球經濟平衡發展是實現經濟全球化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然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的世界經濟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是一個逐漸積累的結果，這突出表現在世界經濟過度金融化導致的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失衡以及國際分工和產業結構失衡。美國作為國際金融自由化的主導者，以美元霸權為支撐，形成借貸消費的巨型債務經濟，最終引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之后的2009年，美國的對外資產和負債分別是18.4萬億和21.1萬億美元。資產是GDP的1.3倍，負債是GDP的1.5倍，但對外負債凈值占GDP的19.4%。可見，金融一體化進程過度超前于經濟一體化進程，會加大經濟全球化的運行風險，因此國際社會需加強對國際金融的監管，使之適應于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經濟一體化速度，防范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擾亂經濟全球化進程。

經濟全球化失衡的另一問題是國際分工和產業結構失衡。國際分工主流形態從早期的產業間分工發展到產業內分工、產品內分工，生產要素的國際分工成為國際分工的核心，產品的各增值環節決定了其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掌握了核心技術、擁有創新理念和品牌價值，掌控營銷渠道的大型跨國公司在全球價值鏈中具有主導地位，這些大型跨國公司母國主要是發達國家，它們在全球的經濟布局造成了”服務一制造”國際分工和產業結構的失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開始艱難的全球經濟再平衡，發達國家開始重啟制造業，相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產業結構升級，提升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的問題。

總之，實現要素全面自由流動，爭取全球經濟平衡發展，才能夯實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根基，最大限度地促進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效配置，驅動世界經濟穩定、可持續發展，為實現普惠共享的經濟全球化奠定堅實基礎。

（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經濟全球化運行的制度保障

經濟全球化使得經濟活動超越一國邊界成為跨國甚至跨區域活動，由此造成了諸多的全球問題，“這突出表現在國家間在不同領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著日益增多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包含著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國際合作、國際機制、國際制度甚至國際一體化建設，逐步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采取的生存和發展方式。”這就促使了全球治理的出現。

然而在全球治理應本著怎樣的原則構建怎樣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問題上，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存在著的巨大的分歧。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由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構建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與美國國家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然而卻存在重大弊端，主要體現為全球治理中的治理霸權、治理缺失兩大難題。霸權指的是“一種特定的統治方式，其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創立的秩序在意識形態上得到廣泛的認同，秩序的運行依照普遍的原則，這些原則確保主導國和統治階級能夠繼續保持它們的無上地位，同時又給弱勢團體以一定的滿足或得到滿足的希望。”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體現出美國的經濟霸權、政治霸權和意識形態霸權。“華盛頓共識”為發展中國家的改革和發展出謀劃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先鋒，然而卻是敗績累累，成為治理霸權的最佳例證。其后有學者總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失敗原因時指出，“它們經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許多決策是關起門來制定的，發展中國家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它們未能傾聽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或者沒能對其加以反應，部分原因是它們在本質上是不民主的”。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組織的種種弊端，新興經濟體要求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進行改革的呼聲強烈。這本身是重構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重要努力。

在全球治理中，一方面表現為治理霸權，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治理缺失。“某些國家失去的，并未被其他的國家所得到。各國政府權威的流失，已經造成了―個很大的無權威空洞，這個空洞或許可以稱之為‘無治理’。（ungovernanee）”這種治理的空洞可能是治理主體的缺失或者不明確，也可能是治理主體之間因為矛盾分歧無法達成全球治理共識和行動，同時全球治理又“是由無數的，準確地說是成千上萬個具有不同歷史目標、結構和進程驅動的控制機構構成的”。在民族國家為核心主體的國際體系中，國際組織的權力來源于主權國家的讓渡，當經濟全球化要剝奪許多國家獨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財政政策時，國家被迫在經濟競爭和保護社會安全網之間做出艱難選擇，全球治理就面臨巨大的約束。因此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始終是它面臨的首要問題，構建公正合理而充分的全球治理體系以解決與日俱增的全球問題，仍任重而道遠。

在重構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進程中，首先需不遺余力地反對美國式的制度霸權主義，同時為其構建堅實的政治基礎。各國以平等互利為前提，本著責任共擔，權利共享的原則，依據各國自身的實際情況，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唯有此才可能真正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為經濟全球化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