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傳播學研究3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傳播學研究1

一、網絡暴力的概念界定及表現形式

（一）網絡暴力的概念

隨著網絡科技的發展，網絡暴力這一社會問題日益凸顯，社會各界對網絡暴力問題愈加重視，越來越多的學者對此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見解。從國內學者提出的相關概念來看，網絡暴力是指在網絡技術發展的特定歷史時期，網民通過網絡對他人進行言語攻擊、人肉搜索、謠言傳播等違反道德和法律的行為，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對他人產生不可逆轉的傷害，對社會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二）網絡暴力的形式

從信息載體上，可將網絡暴力分為文字、圖像和視頻形式。其中，以文字為載體進行的言語攻擊是網絡暴力中普遍存在的形式。另外，針對當事人的惡意P圖、視頻剪輯的內容往往帶有暴力、血腥等成分，給人強烈的視覺沖擊。從性質上，網絡暴力可分為人肉搜索和謠言。人肉搜索主要是利用網絡技術收集他人的資料，并將其發布到網絡上。謠言是由他人捏造出來的不實言論。因謠言產生的網絡暴力，起初是由他人捏造發布虛假的信息，通過網民傳播形成輿論，進而發酵。有些網絡暴力一開始不是因謠言而起，卻因謠言使事態發展更為嚴重。在傳播過程中，網民接收到的信息不對等，易造成以訛傳訛的現象，導致謠言傳播的范圍進一步擴大；而網民輕信對當事人不利的謠言，給當事人扣上更多莫須有的罪名，致使網絡暴力進一步惡化。

二、網絡暴力典型案例及成因分析

（一）網絡暴力典型案例

案例一：女子被造謠出軌快遞小哥事件。2020年7月，杭州某便利店的店主郎某用手機偷拍了一名吳姓女子，視頻內容是該女子在自家的小區門口拿快遞的過程。緊接著，郎某與何某分別扮演了一名快遞員和一名孤身在家照顧孩子的“小富婆”，并以這兩個身份在微信上聊天，虛構了“少婦出軌快遞小哥”的故事，并發布到網絡平臺。很快，此信息在網上被大量轉載，不明真相的網民紛紛站出來指責、辱罵女子與快遞小哥。由于公眾輿論的壓力，吳姓女子被其所在公司解雇。盡管事情最后得到澄清，造謠者也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網絡暴力給吳姓女士造成的精神上的創傷及工作上的損失是無法挽回的。案例二：韓紅、王一博支援河南被質疑事件。2021年7月21日，王一博跟隨韓紅救援隊前往河南災區進行援救。7月26日，某權威官方微博稱，“一些娛樂明星團隊自帶救援車輛和船只，但操作不專業，往往一條船救援，一條船拍攝，‘像演戲似的’”。字里行間指出他們在幫倒忙，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當時參與救援且自帶救援隊的明星團隊只有王一博跟隨的韓紅救援隊。因此，網民看到文章后紛紛化身審判者，將矛頭指向韓紅、王一博。一些媒體號在網絡上發出帶有現場圖片的文章，聲稱拍到的照片中王一博身邊有攝影機，指明王一博在擺拍作秀。還有一個自稱是“藍天救援隊官方微博”的賬號發文指責韓紅的救援團隊是在給救援工作添麻煩。基于此，網民更加堅定了他們的援救行為是在作秀，不少網民更是對當事人進行指責、辱罵，甚至惡意P圖。對此，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就參與河南救災一事發表了相關聲明。隨后，相關澄清也越來越多，河南當地的多個官方微博賬號對韓紅、王一博等人表示了感謝，并指出其團隊并未帶來任何麻煩。關于媒體號所拍到的攝影機，實則是當地群眾手里拿著的拖鞋。所謂“藍天救援隊”則是他人冒充，并非真正的官方賬號，而某權威官方微博也將發布的文章刪除了。

（二）網絡暴力成因分析

1.傳播者的心理

（1）自我實現心理。傳播學的使用與滿足理論指出，受眾基于特定的需求動機來接觸媒介，從中得到滿足［1］。該理論為網民的行為動機作出了解釋：網民基于自我實現心理的需求來接觸網絡媒介，并希望通過其獲得心理上的自我滿足。馬斯洛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中，自我實現的需求是人們追求的最高目標。在日益激烈的社會競爭中，個人的價值實現變得愈發困難，而網絡的存在恰恰迎合了網民對自我實現的需求。網絡具有匿名、虛擬等特點，因此網民可以在網絡上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從中獲得認同感與成就感。在眾多網絡暴力事件中，網民通過持續關注事件發展，并且部分事件的結果獲得了大眾的認同，這極大地增強了網民的自我滿足感。但過度追求自我實現反而容易迷失自我，在網絡暴力事件中，網民往往把自己當成虛擬世界的“法官”，以道德之名評判他人，其中往往攜帶著語言攻擊、人肉搜索等網絡暴力行為，披著正義之名行罪惡之事。（2）從眾心理。從眾心理指個人受到外界人群行為的影響，而在自己的知覺、判斷、認識上表現出符合公眾輿論或多數人的行為方式［2］。網民個體對群體有強烈的依賴，渴望從群體中尋求庇護，并且擔心因發表異議而被群體孤立。這也就導致“沉默的螺旋”現象產生，即強勢意見呈循環上升狀態，不斷有網民加入其中而聲勢更加浩大，弱勢一方意見逐漸下沉直至被淹沒［3］。上文提到的“韓紅、王一博救援河南被質疑”事件就是如此，盡管部分網友對其抱著贊賞的態度，但隨著網絡媒體及其他網友質疑之聲不斷擴大，支持的言論逐漸被淹沒在罵聲之中，更多網民加入對當事人的討伐中。在此情況下，普通網民選擇相信主流輿論，失去自己內心的判斷，這就是典型的從眾心理。（3）網絡去抑制性。網絡去抑制效應是人們通過網絡進行交流時特有的現象。與真實生活中的面對面溝通不同，人們在網絡上的感受更為自由，更容易無視各種社會約束或社交禁忌。網絡具有高度的隨意性、自由性和開放性，人們可以通過網絡平臺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見解。但是，在這樣一個沒有抑制力的環境下，一些人會將現實生活中壓抑住的言行通過網絡平臺付諸實踐。他們通過網絡暴力的方式表達自己心中的不快與壓力，利用攻擊性的語言發泄自己的情緒。

2.傳播媒介存在的問題

（1）把關人角色缺失。在互聯網誕生之前，只有通過“把關人”審核的信息，才能發布在傳播媒介上，被大眾接收。而互聯網的出現，讓人們可以在沒有“把關人”的情況下，直接通過網絡發表自己的言論。也就是說，在互聯網上的網民都能參與到新聞傳播中，但并非每個人都具備職業操守且受過專業訓練，因而很難判斷他們傳播信息的真偽性。在“女子被造謠出軌快遞小哥事件”中，正是把關人角色的缺失，給造謠者傳播不實信息提供了機會，讓不明真相的網民在這些虛假信息的基礎上對當事人實施網絡暴力，致使當事人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就是網絡缺乏把關人帶來的實質性影響，嚴重損害了媒介的可信度和社會的道德風尚。（2）傳播媒介利益因素。部分新聞媒體為了自身利益，無視新聞的真實性與客觀性，通過媒介捏造、放大一些事件，以達到博得公眾關注的目的，故意引導網民對事件形成錯誤認知，引發網民對該事件進行“審判”，而“審判”極易演變為網絡暴力。在“韓紅、王一博救援河南被質疑”事件中，因拍攝畫面比較模糊，并且群眾手里拿著的黑拖鞋和攝像機有幾分相似，所以網絡媒體就把這雙拖鞋說成是攝影機，并以此圖為證據，大肆報道王一博在作秀。媒體為何針對王一博編造不實新聞？其一，王一博作為當紅明星，發布與其相關的新聞必然帶來可觀的流量；其二，明星的負面新聞往往更能吸引受眾注意。可見，這些媒體在引導輿論的過程中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焦點越是敏感，越易受到網民的關注，網絡媒體常常通過“轟動效應”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關注和點擊［4］。這些新聞媒體不惜對細節添油加醋，捕風捉影，故意制造有爭議的話題，為自己謀取利益，完全忽略了新聞的基本原則。

3.傳播環境

（1）網絡的虛擬性與匿名性。網絡的虛擬性與匿名性是導致網絡暴力產生的重要因素。大多數人都不會用自己的真名在網絡平臺上注冊賬號，他們更多使用虛擬的網名注冊。所以，在這種虛擬且匿名的環境中，網民通常不會對自己的言論進行嚴格管理，從而極大地減少了自我約束。在匿名群體中，個體的心理壓力較小，可以真實地反映出他們的心理，即使是對他人進行辱罵攻擊，也往往不會承受過多壓力。這導致近幾年網絡暴力事件頻繁發生，并且有加重的趨勢。（2）網絡道德審判。網絡道德審判指的是網民通過網絡平臺對他人的言行進行道德層面上的評判。在網絡傳播環境中，網民容易在未得到確切印證的信息中，以情緒化和煽動性的言論對當事人進行批判，更甚者施以語言暴力，這可能給事件主人公帶來難以彌補的心理傷害。每個人都擁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也有權對違反社會公序良俗的行為進行批判，但這些都必須在不違反道德與法律的原則下進行，亦不是對他人實施網絡暴力的理由。

作者:林丹 黃嘉欣單位:仰恩大學

傳播學研究2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大數據技術已經被廣泛地運用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同時互聯網企業也越來越重視對數據價值的探索，它將形成一種從用戶數據中獲取商業利益的趨勢，從而不可避免地會侵犯到用戶的個人隱私。[1]同時由于大數據“規模性、多樣性、高速性和真實性”的特點，引發了商業模式的巨大變革。[2]因此，如何在大數據時代保護個人隱私已經成了目前亟需解決的問題。本文旨在利用傳播學的視角，分析大數據時代用戶個人隱私問題以及解決策略，主要從個人隱私問題的概念、新特點、泄露方式、問題現狀以及對應的解決策略等幾個方面來闡述，以期引起全民對隱私保護的重視，從而形成隱私保護共同體，使得個人隱私保護意識成為社會共識。

一、個人隱私的相關概念

彭萬林教授在《民法學》中將隱私定義為公民個人生活中不愿為他人公開或知悉的秘密，包括日記、照相簿、儲蓄、財產狀況、通訊秘密等。[3]陳堂發教授認為隱私的實質是“私”和“隱”的組成，私是指在個人空間發生的且與社會公共利益無關的事實，而隱是指個人主觀上不愿別人獲取自己私事的心理和行為動機。[4]隱私的概念在社會科學的所有領域已被研究大概100多年，但是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既符合時代發展需求又符合實踐檢驗的定義。

二、大數據時代個人隱私的新特點

1.數據化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的典型特征就是隱私的數據化，加劇了隱私的無形化，個人隱私隱藏在數據化的個人信息中。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技術更迭，使得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變革，農業社會受空間距離以及自我意識的限制，個人隱私問題幾乎并不存在。工業社會中以數字為核心的數字技術促使個人空間隱私成了亟需解決的問題。2.商業化在大數據時代，泄露的個人信息很有可能被二次利用，或被私底下進行交易和轉讓，被不法者用來謀取不正當的經濟利益。商業化后的個人信息呈現開放性、全面性的特點，這不僅僅是信息化時代的一種動態發展趨勢，更是經濟時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3.換取個性化服務一些互聯網商家為我們提供貼心的個性服務的同時，用戶的瀏覽數據也被商家加以采集和分析，借此預測用戶的行為，從而實現精準營銷，用戶實際上是用自己的個人信息換取了商家的個性化服務。[5]在商業領域，個性化服務往往是高品質、人性化服務的體現，但在這種服務的背后，是個人隱私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從而在無形中引發了各種隱私泄露問題。

三、大數據時代個人隱私泄露的方式

1.社交平臺上的隱私泄露移動社交媒體、已成為網民們參與網絡生活的主要方式。數以億計的用戶，每天數次把自己的信息上傳到他們的社交媒體軟件中。由于信息傳播的不可控性，看似私密的朋友圈，卻存在巨大的信息安全風險，社交用戶主動暴露過多隱私也是造成隱私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刷微博、抖音、頭條等幾乎成為移動互聯網用戶每天日常習慣，而新媒體的互動性、即時性、移動性等特點，使得用戶的個人隱私信息很容易暴露在各個社交平臺。2.物聯網中的隱私泄露基于物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物聯網設備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人和物聯網之間的聯系越發緊密。5G通信時代的來臨，網絡傳輸和響應的速度變得越來越快，萬物互聯時代已不再是空談。由于物聯網設備的保護難度大或者對安全性的忽視，物聯網設備極易被攻擊者發現和利用，從而導致個人隱私信息的泄露。[6]

四、大數據時代個人隱私問題的現狀

1.大數據使個人隱私的邊界消失在大數據技術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用戶個人隱私和個人信息的權利邊界越來越模糊，使得傳統的信息保護模式喪失了基本的保護功能。例如用戶在登錄賬號后，信息會在多重交易和多平臺介入的情況下，導致用戶的個人隱私得不到充分的保護。究其原因在于企業對個人信息和個人隱私缺乏足夠的重視，將公民個人信息作為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工具，進而在行業領域形成不良效應，使公民個人信息成為數據交換、信息服務、產業服務的商品。2.數據量過大威脅安全防護系統在大數據時代下，信息數據的收集、處理及整合較為集中，能夠將多元化的、多樣化的信息數據融合在一起，以此滿足服務業和社會公眾的發展需求。然而過于集中的數據整合及處理，將使企業面臨數據信息泄露的風險。因為數據量的多少將嚴重影響到安全系統的運行質量，假如安全系統更新和升級速度沒有與信息量及數據量的增長和發展速度保持同步，將導致安全系統出現安全漏洞。3.保護個人隱私的法律體系不夠完善在大數據技術取得蓬勃發展的過程中，現有的個人隱私保護法卻相對滯后，在司法實踐層面，依舊缺乏較為完善的處罰原則和法律體系，隱私犯罪成本較低，致使侵犯隱私的問題層出不窮。因此，有必要、有需要構建隱私保護法。然而在相關法律體系建成之前，需要經歷相對漫長的立法過程，而在此期間，社會公民如何維護個人的隱私，如何用法律武器來對抗隱私犯罪，則成為個人隱私保護的主要困境。

五、大數據時代個人隱私的保護策略

在傳播中保護，即在數據隱私傳播的全動態過程中，通過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利，針對不同階段實施不同的保護手段。但由于“信息繭房”的存在，造成用戶信息在傳播中保護有一定的影響。彭蘭認為“信息繭房”是用戶角度“擬態環境”的一種表現，不利于人們更充分全面地接近真實社會的信息環境，[7]因此必須在傳播中保護個人隱私。

（一）加強企業交流，構建隱私保護網絡首先，構建“個人隱私保護”共同體。劉陶博士曾指出企業除了在經營管理中加強行業自律外，還需要借助政府部門的力量，使移動應用商、移動軟件商、分發服務商、智能終端商形成隱私保護網絡，使行業環境成為企業保護個人隱私的驅動力及指向標；其次，解構企業服務機制，使用戶個人信息的權利邊界更加清晰，即在企業為用戶提供信息或數據服務的過程中，企業應將個人信息授權選項呈現在軟件界面，使用戶有權選擇是否提供個人信息；然后，為了提升用戶的滿意度，企業必須確保為用戶提供不涉及個人信息的其它服務。此外，針對數據量和防護軟件更新速度不同步的問題，企業應從技術研發與產品升級的層面出發，提高對防護軟件的資金投入，加大技術的升級力度，以提升隱私保護力度。

（二）加強行業自律建設和技術支持1.加強思想道德建設首先，掌握用戶隱私數據的公司要承擔重要責任，把保護好用戶的個人信息作為重中之重，在利用用戶數據時，要保障合法合規；其次，要建立問責機制，對于出現的信息泄露問題要及時追查，追究到個人，并在行業內部作為反面典型，以此降低用戶信息的泄漏問題；最后，行業可以設立專門的投訴渠道。2.創新數據安全保護技術大數據技術的進步，對公民的個人隱私安全構成巨大威脅，所以，加強安全技術創新是隱私保護必不可少的方式。在當前大數據被廣泛應用的背景下，企業不顧道德，企圖通過發明新技術來模糊用戶的個人隱私信息，使得用戶信息通過各種途徑被泄露，所以，應該創新新技術來保護用戶的個人隱私。3.加強信息防范，提高隱私保護數據意識網絡技術的不斷普及，為越來越多的網絡用戶提供便捷的生活。但潛藏著巨大的隱私風險。因此，用戶不能單單依靠互聯網公司的行為約束和政府部門的立法保護，公民需要增強隱私安全保護意識和隱私泄露維權意識，防范違法犯罪分子侵犯個人隱私的手段，從源頭上杜絕侵犯隱私的事情發生。

（三）加強立法監管，保障用戶隱私安全1.完善大數據應用和隱私保護的各種條例必須正視的是，目前缺少綜合性隱私保護的專門立法，目前的隱私權保護條款都散見在民法等法律法規中。另一方面，應該把散落在民法、訴訟法、刑法中的隱私權相關法律法規集結整合，建立完善的隱私權保護政策，增強法律的震懾力，讓用戶被侵權的行為有法可依。最后，相關司法機關應規定網絡隱私權的范圍，界定侵犯網絡隱私權的行為和類型，明確網絡服務提供商和網絡用戶的義務和權利，并制定侵權人的補償措施和處罰規定。2.加強政府監管力度和治理建設政府要建立監管部門專門對大數據技術使用情況進行綜合監管和治理。明確監管和治理主體，設立相應的規章制度。同時政府應該履行自身的職責與義務，設立相關的規章制度，維護用戶的信息安全與穩定。另外，政府和其他互聯網采集主體要做好平時的平臺系統的監管維護，確保信息平臺的穩定性，保證數據的安全性。

作者:王娜娜 單位:蘭州財經大學商務傳媒學院

傳播學研究3

伴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媒介技術的迅速發展，人類進入一個全新的數字社會。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等新興概念正滲透、融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人類信息的傳播模式、特征和結構也隨之迎來新的變革。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類傳播活動轉移至互聯網空間，使得用戶生成的數字軌跡得以被記錄。多種形式的海量數據資源急需相應的算法、算力去挖掘。由此，計算傳播學應運而生。“計算傳播學作為計算社會科學的分支之一，致力于尋找傳播學可計算化的基因，以傳播網絡分析、傳播文本挖掘、數據科學等為主要分析工具，大規模地收集并分析人類傳播行為數據，挖掘人類傳播行為背后的模式和法則，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機制與基本原理。”[1]不同于傳統傳播學研究所常用的經典定量研究方法，計算與傳播的“碰撞”對傳播學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大數據時代要求傳播學學者能夠以數據思維和計算方法去重新思考和研究傳播學問題。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教授祝建華認為：“人才是實現學術創新或者形成學術新范式的重要條件，也是我國計算傳播學走向‘學術新綠洲’極其重要的一步。”為適應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新要求，多家計算傳播學實驗室（研究中心）相繼成立，融合多方資源推出人才培養新模式，為推動計算傳播學學術發展以及計算傳播學人才培養貢獻力量。本文聚焦于我國計算傳播學實驗室人才培養現狀，以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復旦大學、深圳大學計算傳播學實驗室及團隊為案例，以望了解當前計算傳播學實驗室的建設情況以及相應培養模式，為未來計算傳播學人才培養提供指導和借鑒。

計算傳播學實驗室成立情況

2008年，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建立互聯網挖掘實驗室，成為當時國際傳播學界少有的大數據實驗室之一。互聯網挖掘實驗室培養了一批批優秀的計算傳播學學者。與此同時，計算傳播學研究也吸引來國內其他志趣相投的學者加入。在計算傳播學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下，多家計算傳播學實驗室、研究中心成立，如中山大學計算傳播研究室、南京大學計算傳播學實驗中心、北京師范大學計算傳播學研究中心、深圳大學計算傳播研究實驗室、暨南大學計算傳播研究中心等。除此之外，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多所高校的新聞傳播學院也高度重視計算傳播學研究，紛紛組建研究團隊以推動計算傳播學的發展。各高校計算傳播學實驗室成員往往由多位導師、博后以及博士生和碩士生共同組成。實驗室導師專業背景以新聞傳播學為主，同時兼有計算機科學、物理學、心理學、信息管理學等學科背景。實驗室學生的專業背景同樣呈現多樣化的特點，除新聞傳播學學科外，還包括物理學、電子信息工程、計算機科學、機械工程、電氣工程、工商管理等學科。整體來看，計算傳播學實驗室成員隊伍具有很強的跨學科特色。經過多年發展，計算傳播學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充滿學術生命力的“無形學院”。計算傳播學實驗室所專研的方向各有所別。南京大學計算傳播學實驗中心主要開展關于信息擴散、注意力流動、計算敘事、在線信息傳播以及新媒介技術使用等方向的研究；北京師范大學計算傳播學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領域為社交機器人、輿情傳播、健康傳播、在線知識傳播等；中山大學計算傳播研究室聚焦于計算政治傳播，網絡輿情分析與決策建議等方向；深圳大學計算傳播研究實驗室的核心研究方向涉及計算傳播理論與社會發展研究、大數據與計算傳播方法研究以及數據價值與計算應用研究三大領域；復旦大學計算傳播學團隊則致力于計算傳播理論與方法、基于計算方法的輿論研究、智能媒體與算法社會研究等。各高校計算傳播學實驗室共同以大數據為驅動、計算科學為方法以及社會科學理論為指導，關注傳播學前沿問題，推動計算傳播研究與時俱進，多角度、多面向發展。

計算與傳播“碰撞”：人才培養新要求

“計算”與“傳播”的碰撞是大數據與傳統“小數據”的碰撞，是“方法”與“理論”的碰撞，也是文理學科的碰撞。計算傳播學的交叉性和跨學科特質對學者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將計算傳播學人才所需核心能力總結為以下三點。

（一）大數據挖掘能力。“計算傳播首先提倡的是可計算的傳播，數據、算法、算力缺一不可。”[2]因此，數據的獲取、處理、分析以及可視化能力成為計算傳播學者應有的核心能力之一。用戶在互聯網上主動或被動留下的數字蹤跡成為計算傳播學研究的數據基礎，這要求計算傳播學者能夠掌握一定的數據獲取技術，如通過代碼采集數據。對采集到的數據，學者需要進行預處理以去除噪音，并且需要運用合適的計算方法對體量龐大的數據進行分析，如自然語言處理、情感分析、社會網絡分析、機器學習等。此外，大數據分析結果的呈現形式往往區別于傳統的統計圖表，詞云、熱力圖、網絡圖譜等新形式需要一定的數據可視化技術支持。大部分新聞傳播學背景的學生由于缺乏相關專業訓練，對編程、算法或多或少存在畏難情緒，大數據挖掘能力較為薄弱，補足技術的不足是當務之急。

（二）跨學科思維能力。“作為交叉學科領域，計算傳播學的學者應該是具有‘T字形’甚至‘#字形’復合知識結構的人才。”[3]面對新的信息環境，計算傳播學者應充分發揮交叉學科的包容性和優勢。在計算傳播學的人才培養中，學生不僅要學習計算科學中的大數據分析方法，也要熟練掌握多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及統計學的數理基礎和相關知識，能夠綜合運用數學、統計學和計算機技術正確分析、推演和解決復雜問題。除此之外，計算傳播學者在筑牢傳播學理論知識基礎的同時，也要了解其他社會科學理論以豐富自身理論知識體系。將扎實的理論素養與嚴謹的研究方法相結合，保證研究設計的科學性和價值性。

（三）問題意識。“從問題出發，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意識。”[4]這種問題意識體現在學者能夠將目光聚焦于現實生活，提出理論意義與研究價值兼顧的好問題。回應社會關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作為計算社會科學分支的計算傳播研究應該“在理論或學說的指導下構建縝密的分析框架，進而讓數據為問題服務，逐漸開辟發展理論的契機。”[5]與傳統傳播學研究一致，計算傳播學所關注的仍然是人類信息傳播行為規律及其背后的社會意義，而非算法本身的精益求精。計算傳播學研究應避免過度依賴算法，通過花哨、復雜的計算方法得到眾所周知的結論，陷入“新瓶裝舊酒”的局面。而應堅守“以人為本”，對人類傳播的新現象、新問題保持較為敏銳的觀察力，讓“計算”為“理論”提供科學支撐，讓“理論”賦予“計算”社會價值。

計算與傳播“融合”：人才培養新路徑

面對計算與傳播的“碰撞”，“融合”成為應對人才培養新要求的關鍵。培養新時代復合型人才，需要實現思維、方法以及資源等多要素的大融合。本部分將以北京師范大學計算傳播學研究中心的人才培養模式為主，結合其他高校培養方式，對當前計算傳播學實驗室人才培養路徑進行歸納總結。

（一）平時積累選題，時機成熟開始孵化。選題是學術科研中重要的一環，以北京師范大學計算傳播學研究中心為例，實驗室每周至少開展兩次學術組會，其中一次為文獻閱讀分享會，閱讀的文獻不局限于傳播學的論文，而是擴展到社會學、心理學、甚至計算機科學，物理學等其他學科的論文。組會中會結合文獻閱讀和生活中的理論意義與應用價值，提出一些研究選題，選題以公共文檔的形式記錄，等待數據、方法、人手等各種時機成熟后開始孵化。在具體的孵化過程中圍繞選題為中心實行“項目制”，由高年級的同學擔任項目負責人，招募低年級組員組成科研攻關小團隊，在組員的組成上盡量是理論功底好的同學和技術方法好的同學組隊，這樣能發揮各自的優勢，也能互相學習。在每周的另外一次組會上由導師來把關項目方向的正確性以及解決項目推進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困難。“有進展說進展，沒進展說問題”是這次組會的核心思想，類似地，“學中做，做中學”“Learningbydoing”也是深圳大學、南京大學計算傳播學實驗室的行動哲學。

（二）朋輩互助為主，師輩指導為輔。因為在日常的科研生活中，朋輩之間的交流學習時間遠長于師生之間的交流，所以北京師范大學計算傳播學研究中心在每年新學生入學后會進行編程和統計等基本方法的短期速成培訓，鼓勵低年級的學生在掌握研究方法后，加入師兄師姐的項目，進行朋輩間的學習，從而積累經驗。對于高年級的學生，導師會毫無保留的把自己的學術經驗教給他們，讓他們掌握獨立的科研能力和帶領項目團隊的能力。這種導師將學術經驗和專業素養傳遞給高年級學生，再由高年級學生幫助和帶領低年級學生開展研究的“傳-幫-帶”模式可以大大提高整個團隊的運行效率。南京大學計算傳播學實驗中心也采取類似的培養模式，實驗中心教授王成軍認為：“傳-幫-帶，相互帶動，可以讓小團體有不斷前進的動力。”這種薪火相傳的模式促使實驗中心的研究者們相互學習、共同進步，提高了學生的積極主動性和自我認同感，也有助于增強實驗中心的凝聚力。
（三）跨學科合作，優勢互補。計算傳播學實驗室的導師多具有不同學科背景和科研經歷，不同專業背景的老師合作組辦計算傳播學實驗室是提供跨學科資源的一種途徑。另外，實驗室導師也可加強與院外導師的合作，如深圳大學建立“計算傳播學術碩士交叉育人平臺”，實驗室導師與計算機與軟件學院、電子信息工程學院等導師開展跨學科聯合培養模式，對學術碩士進行聯合培養，專業碩士則依托健康傳播專業平臺，由學界和業界導師聯合培養。來自不同學科的老師共同指導學生，保證實驗室成員在理論把握、數據處理技術等方面能夠得到來自專業領域的學術指導。開設跨學科領域相關課程和專業講座也是提高計算傳播學者技能的重要方式。深圳大學計算傳播研究實驗室不定期開展文本挖掘、社會網絡分析、數據統計分析等方法專題培訓；中山大學計算傳播研究室開展基于R語言的計算傳播研究方法教學；北京師范大學計算傳播學研究中心發揮實驗室成員多學科背景優勢，鼓勵組成學習互助小組，實驗室成員根據自己專業所長，開展Python、統計學小課堂。通過一系列課程教學，系統學習統計基礎、計算機編程語言和分析軟件應用，既能幫助新加入的低年級成員快速入門，同時也能夠培養團隊成員互助學習、交流合作的精神。

（四）線上線下連接，形成學術共同體。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線上線下連接開展學術交流活動，是數字時代組織學術活動的新途徑。實驗室動員學生積極參與線上的學術講座、工作坊、學術會議等，汲取計算傳播學前沿學術觀點和研究經驗。另外，也通過線上連接的方式加強各高校計算傳播學實驗室的交流聯系。例如，北京師范大學計算傳播學研究中心聯合中山大學計算傳播研究室開展“京廣珠論文分享會”。通過網絡會議的形式，定期分享討論與計算傳播學相關的論文。聯合論文分享會凝聚多方計算傳播學者形成學術共同體，在交流中碰撞思維的火花。此外，各實驗室整合學習資源，通過互聯網平臺提供給更多對計算傳播學感興趣的學者。如南京大學計算傳播學實驗中心組建蘇格拉底學園豆瓣小組、計算傳播學豆瓣小組以及第谷讀書會等，通過豆瓣、嗶哩嗶哩等平臺分享社會科學、計算社會科學、計算傳播學的最新研究、經典著作、計算方法，吸引更多志同道合者加入計算傳播學研究。

（五）產學研聯動，學界業界兩開花。計算傳播學實驗室根據國家新文科人才培養理念，不僅指引學生在學術道路上前行，也為有志于進入新聞傳播業界工作的學生提供技能學習的機會和積累經驗的平臺。北京師范大學計算傳播學研究中心與上海學習強國平臺合作，鼓勵對數據新聞感興趣的學生加入創作隊伍，在導師的指導下參與新聞選題、數據獲取、數據處理與分析、數據可視化等全流程數據新聞創作過程。此外，實驗室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類由學界、業界聯合組織的實踐活動和競賽，如中國數據新聞大賽。在比賽中，學生可以利用大數據處理技術，結合對社會現實的理解，彰顯人文關懷，做出好的新聞作品，為之后在業界開展工作積累經驗。由中國新聞史學會計算傳播學專業委員會與微熱點研究院聯合舉辦的傳播數據挖掘競賽每年也吸引著來自各高校的計算傳播學人才參與，學者們可以利用微熱點提供的寶貴數據資源探索有價值的研究議題，實現競賽與學術研究的雙贏。結語不同于工業社會專業化分工思想下的單一學科培養模式，互聯網時代的數據與計算轉向提出培養復合型人才的要求，而計算傳播學人才培養正是以此為目標。面對計算與傳播的“碰撞”，實現計算與傳播的“融合”是人才培養的關鍵，“融合”不是跨學科知識的簡單疊加，而是聯合跨學科資源，形成跨學科思維、培養跨學科研究能力，進而推動學科發展與理論創新。在碰撞與融合之下，相關實驗室建設為計算傳播學人才培養提供積極實踐，也為探索交叉學科人才培養路徑提供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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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曄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