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全球氣候變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最近這幾年，大家覺得天氣一下子就變熱了，原本涼爽的秋天現在幾乎要到10月下旬才開始，8月份最熱的天居然達到了40度以上。這是為什么呢？原來，是人類自己惹的禍。

導致全球變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是人類在近一個世紀以來的工業化大量使用礦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CO2等多種溫室氣體。由于這些溫室氣體對來自太陽輻射的短波具有高度的透過性，而對地球反射出來的長波輻射具有高度的吸收性，也就是常說的溫室效應“，導致全球氣候變暖。

全球變暖將給地球和人類帶來復雜的潛在的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例如隨著溫度的升高，副極地地區也許將更適合人類居住；在適當的條件下，較高的二氧化碳濃度能夠促進光合作用，從而使植物具有更高的固碳速率，導致植物生長的增加，即二氧化碳的增產效應，這是全球變暖的正面影響。但是與正面影響相比，全球變暖對人類活動的負面影響將更為巨大和深遠。

主要危害有以下幾條：

(1)低地被淹：(2)海岸被沖蝕(3)地表水和地下水鹽分增加，影響城市供水（4）地下水位升高。全球變暖對人類有很大危害，我們應該采取哪些措施呢？首先是人類要樹立環保意識，在沒有這種意識的前提下做什么都是無用的。

第一，根據全球氣候變暖來看主要是臭氧層空洞所造成的，那么人類就應該減少使用破壞臭氧層的化學物品。

第二，就是多植樹造林、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讓自然的天平更加傾向大自然。

篇(2)

關鍵詞　全球氣候變化；博弈論：技術轉移

中圖分類號　X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2-2104(2009)03-0008-04

近幾十年來，全球氣溫持續上升，氣候變化問題愈受關注。盡管全球氣候變化及其帶來的影響還有大量的科學技術問題需要進一步開展研究，對各種適應氣候變化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需要進行研究和驗證，但是人類需要開始共同努力以減緩氣候變化趨勢。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國家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對溫室氣體減排規定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通過發達國家轉移低碳環境友好技術(Low-carbon Environmentally-sound Technology，EST)給發展中國家，可以促進后者提高能源效率、減少化石能源使用，可以延緩全球變暖趨勢。EST是有利于減少碳的排放，能減緩或消除全球氣候變化影響的技術。EST具有局部實施而全球受益性，即在全球任何一個國家實施該技術，全球各國均可享受到該技術所產生的環境效益。EST國際轉移成為人類社會關注的重要內容。《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將促進EST國際轉移作為重要的內容，“巴厘島路線圖”中也明確了“發達國家將以優惠的非商業性的條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所需的先進技術”的基本原則。但是由于氣候變化本身的不確定性和眾多國家對EST特性的不了解等原因，目前該類技術國際轉移仍處于困境中。本文將對此類技術轉移嘗試建立起博弈模型，分析重要影響因素并探討相關促進政策。

1　博弈模型的建立

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以價格制度為主要研究對象，滿足兩個基本假設：①市場參與者的數量足夠多，從而市場是完全競爭的；②參與人之間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EST技術轉移行為不滿足上述兩個假設：①主要參與人數量非常有限，市場競爭不完全；②基于轉移客體(技術)的特殊性，信息不對稱。因而，對于EST轉移過程中的理性有限參與人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經濟問題的研究，博弈論成為了最佳方法之一。

1.1建立完整概念模型

定義如下EST國際轉移主要參與人：①技術受讓國、轉讓國分別定義為該國所有個人、法人、合法組織的集合，具體包括政府、企業和所有公民；②政府定義為所有公民選舉出來的國家政權機構，負責制訂政策、管理國家；③公民定義為所有生活在該國的人民的集合；④企業定義為直接轉讓或者受讓技術的組織。根據各參與方關系建立完整概念模型如圖1。

1.2建立完整博弈模型

基于技術轉移雙方均為自由決策，沒有聯盟的特點，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而轉移EST的博弈為非合作博弈。

博弈模型中假定條件如下：①所有參與人都是理性人，以實現自身收益的最大化為目標；②同一國的公民與政府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互相博弈；③技術轉讓國和技術受讓國就是否支持技術轉移進行直接博弈；④技術轉讓企業和技術受讓企業之間就技術轉移(轉讓和受讓)進行直接博弈；⑤企業決策過程中不受公民的直接影響，但政府基于公民對其政策支持率大小的考慮，會接受公民訴求的影響，并將采取措施對企業間的技術轉移進行支持或者不支持，滿足公民的需求。

政府在國際技術轉移過程中采取的行動主要是針對企業行為制訂政策，其態度為{支持，不支持}中的一種；公民針對政府對企業的態度作出回應，為{擁護，不聞不問，反對中的一種；企業采取的行動為{轉移，不轉移}中的一種。因此代表各自國家的政府進行宏觀博弈，轉讓雙方企業進行微觀博弈，均為完全信息靜態博弈，見圖2。

1.3國家之間宏觀博弈分析

宏觀博弈即政府間進行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參與方就是轉讓雙方政府，分別采取支持或者不支持技術轉移的行動。轉讓國政府的支付函數為獲得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費用。受讓國政府的支付函數為獲得宏觀經濟收益和公民支持率，并付出補貼費用。

博弈戰略式分析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分析出：①不管受讓國政府是否支持技術轉移，轉讓國政府都會支持技術轉移：因為在受讓國支持的情況下，轉讓國如果支持，將獲得高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費用，收益大于不支持轉移情況下僅獲得的低公民支持率；在受讓國不支持的情況下，轉讓國如果支持，將獲得高公民支持率，收益大于其不支持情況下僅獲得的低公民支持率；②因為轉讓國政府總會采取支持態度，那EST轉移是否成功開展，僅僅取決于受讓國政府是否支持。后者若支持，將獲得高公民支持率和宏觀收益，但是得付出補貼費用；后者若不支持，將僅僅獲得低公民支持率；③因此，博弈均衡將可能在(支持，支持)和(支持，不支持)中產生，具體是哪個結果，取決于受讓國政府的收益1(=高公民支持率+宏觀收益-補貼費用)和收益2(=低公民支持率)之間的比較。

作為技術受讓方的發展中國家中，如公民的環保意識相對低一些，當政府采取一項支持EST引進的政策，帶來的公民支持率升高幅度不大，但政策實施過程中政府需要付出的補貼費用較多的時候，如果技術引進帶來的宏觀收益也不足以抵消補貼費用，政府將寧愿不出臺支持政策，結果形成了技術轉讓方政府支持轉讓、受讓方政府實際上不支持引進而技術轉移最終不發生的局面。目前，在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能源高效利用技術轉移方面就出現這樣的局面：發達國家支持本國企業轉移該類技術到發展中國家，但是后者卻沒有很大興趣引進。

但是如果出現如下情形，將可以出現(支持，支持)的結果，并最終促成環境友好技術的轉移：①技術引進國的公民環保意識水平進一步提高，引進國政府在出臺支持環境友好技術轉移政策時能獲得較高的公民支持率；②被轉移的技術本身具有很高的適用性和擴散性，技術被引進后，經過引進方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能帶來較大的技術擴散成果和宏觀經濟收益；③在支持本國企業引進技術轉移的過程中，受讓國政府提供的補貼資金大幅度增加。

1.4企業之間微觀博弈分析

微觀博弈即企業間進行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參與方是雙方企業，分別采取轉移或者不轉移技術的行動。參

與方的支付函數是在技術轉移項目中獲得微觀經濟收益，其博弈戰略式分析如表2所示，其中轉讓國企業用i表示，受讓國企業用j表示。

從表2可以分析出，只有在uj>=0且ui>：0的情況下，才出現(轉讓，引進)的均衡結果；其余情況下，出現(不轉讓，不引進)的結果。一般情況下，ui和uj有如下表達：

ui(P)=P-(ci+ci)-S(ri)?s'-ti-Gi(1)

uj(P)=B(rj)-(cj+cj)-P-tj+Dj(2)

其中，c為交易價格，ci為轉讓方在雙方確定轉移后的轉讓成本，ci為轉讓方在雙方確定轉移前的轉讓成本，s(ri)?s'為技術轉讓而減少的出口銷售額s(ri)與銷售利潤率s'的乘積，ti為轉讓方在轉移過程中繳納的稅收，Gi為轉讓方在轉移過程中繳納的管制費用；B(rj)為受讓方獲得的增量收益，cj為受讓方在雙方確定轉移后的受讓成本，cj為受讓方在雙方確定轉移前的受讓成本，乃為受讓方在轉移過程中繳納的稅收，Dj為受讓方在轉移過程中獲得的補貼資助。

因此，對于某個擬定交易價格P，只有ui(P)≥0且uj，(P)≥0，才會出現納什均衡結果(轉移，引進)。

2　重要影響因素分析

從上述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影響企業間EST國際轉移的主要因素為企業、國家和國際社會三個層面：①企業層面的項目投資回報率等；②國家層面的國家稅收、管制費用、補貼資金水平等；③國際社會層面的環境項目補貼水平等。另外，公民環保意識水平通過干預國家政策成為了重要間接影響因素。

結合博弈模型的均衡結果狀態和社會實際情況，對上述因素變動影響技術轉移均衡狀態的情形進行分析：

(1)隨著時間延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全球氣候變暖”意識都將增強，各國公民對減緩氣候變化政策的支持率將增大，發達國家政府對技術輸出的管制費用將減少，發展中國家政府對技術引進的補貼資金將增加，同時隨著技術進步，技術轉移的成本降低，技術交易量會增大。通過促進技術轉移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效果將增強。

(2)發達國家作為技術轉讓方，對本國企業輸出技術減少稅收、取消管制費用，能大大促進企業降低轉讓報價，提高交易成功、轉讓順利的機會。

(3)發展中國家作為技術受讓方，對本國企業引進技術進行項目貼息、專項補貼等財政支持，或者減少稅收，也有利于企業提高技術引進報價，提高實現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并產業化的機會。

(4)發展中國家對技術引進企業提供的補貼資金能促進交易成功的機會，但補貼比例較小時，效果不明顯，如果集中力量支持重點項目或者重點企業，效果將更顯著。

(5)國際社會的支持資金，對促進技術轉移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支持發展中國家引進技術的效果要強于支持發達國家轉讓技術。

(6)企業作為利益實體，進行涉及EST技術相關項目投資決策時，考慮到公眾“全球氣候變暖”環境意識水平將對其未來環境友好產品的市場容量、銷售價格甚至獲得利潤的影響，可適度調低預期此類項目的投資回報率要求。

(7)公眾對“全球氣候變暖”的認知和認同程度，影響著政府相關政策制定出臺，如公眾認同程度高，將大力支持有利于技術轉移政策，而反對不利政策。

(8)由國際社會提供，或者由發展中國家自籌資金，加強氣候變化相關教育培訓、媒體宣傳，能有效提高公眾的“全球氣候變暖”的認知和認同程度。

3　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將博弈論方法應用到低碳環境友好技術轉移研究中，成功建立起雙層、非合作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進行了國家間宏觀博弈和企業間微觀博弈分析。研究表明，企業層面的項目投資回報率要求，國家層面的稅收水平、項目管制或補貼資金水平，以及國際社會層面的氣候變化應對項目支持資金水平是主要直接影響因素；雙方的公民環保意識水平通過干預國家相關政策制定與實施而成為重要間接影響因素。

篇(3)

現代氣候變化問題是指由于人類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引起地球平均氣溫升高所造成的可能危害，如地球生態系統的改變、海平面上升、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頻發、生物多樣性減少等。過去150多年里，大氣中的溫室氣體隨著工業化的擴張而增加，1901年以來，世界平均氣溫上升了0.74℃。從1978年開始可以獲得的衛星數據表明，北冰洋冰層的年均厚度正以每十年近3%的速度消融，夏季減少更快，超過7%。北極冰冠的體積已不足50年前的一半。在這段時期內，北極地區的平均氣溫上升了大約7℃。面對嚴峻的形勢，如何抑制全球變暖趨勢，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一個迫切的政治議題。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治理氣候變化問題中存在“吉登斯悖論”①現象，我們稱之為“青蛙效應”，意即全球變暖帶來的危險盡管聽起來很可怕，但它們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因此許多人會袖手旁觀，不會對它們有任何實際的舉動。等到災難來臨時，人類再想應對它，為時已晚。這就是為什么對于許多公民來說，氣候變化是一個“想后”的議題，而不是一個“思前”議題的原因。有關態度調查表明，大多數公眾認可全球變暖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但只有少數人愿意為此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在精英當中，氣候變化“屈尊”成為一種姿態政治——韜略聽起來宏偉壯闊，但內容空洞。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和公民都不會采取實質性的行動來抑制全球變暖趨勢。③氣候變化風險的間接性、不可見性使得有些國家只關注于當前利益的獲取，忽視氣候變化帶給未來的風險。短視和冷漠使得有些公民、國家認可全球變暖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但卻只有少數人愿意因此而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少數國家原意承擔責任、采取措施治理氣候變化問題。短視和冷漠也加重了氣候變化帶來的環境不公。

一、“吉登斯困境”與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是指人人都應享有清潔環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環境之害的權利，也有保護和促進環境改善的義務，主張權、責、利相對稱。④它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在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方面，所有人公平地享受環境權利，公平地承擔保護環境的責任，代內之間是這樣，代際之間更應該如此；第二，在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方面，所有人在開發和利用環境資源的同時，承擔補償自然的責任，以實現利用和保護的平衡。環境公平分為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兩大類，代內公平又分為國際公平、區域公平、階層和群體公平。⑤氣候變化是實實在在的、危險的，引起氣候變化的是人類活動。隨著工業生產的擴大、經濟的發展，人類社會向大氣中排放的溫室氣體日益增多，氣候變化問題越來越嚴重。溫室氣體排放的無國界性、全球性使得氣候變化問題不斷地生產環境不公，例如溫室氣體排放國與風險受害國、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存在的環境不公問題使得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日益復雜。

（一）氣候變化的代內環境正義問題

代內環境公平是指同代人之間同等享有清潔環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環境之害的權利，也有保護和促進環境改善的義務，強調同代人之間的社會公平。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不管是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發達國家，還是正在工業化道路上前進的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向大氣中排放工業廢氣，理應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承擔相應的責任，避免“吉登斯悖論”現象的出現。然而有些溫室氣體排放國盡管已經意識到氣候變化的風險，但他們同樣不愿意采取實質性的措施，因為他們認為氣候變化的風險對于他們而言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但事實上這種行為與思想會導致全球范圍代內環境不公問題，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國家層面的代內環境不公問題。溫室氣體排放國在發展本國經濟、加快本國工業化進程中大量排放工業廢氣，成為氣候變化問題的主要加害者。溫室氣體排放過多將導致全球變暖，影響氣候變化，并且這種風險具有無國界性，也即氣候變化具有全球性，危害則由全球社會共同承擔。溫室氣體排放國正是利用氣候變化的無國界性，將氣候變化的風險分攤給全世界，這在某種程度上使得這些國家抱有僥幸心理，認為風險對于自身而言是無形的、間接的、不可見的，于是他們就以此為借口放棄采取措施治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從而出現“吉登斯悖論”現象。這種將風險分攤的現象尤以某些發達國家最為明顯，發達國家將某些排放工業廢氣嚴重的企業轉移至欠發達地區，轉移局部氣候變化風險。風險分攤的做法對其他未過多排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放溫室氣體的國家和地區而言，存在顯著的社會不公平，構成國際社會的代內環境正義問題。一國為追求本國經濟利益，在工業化進程中損害其他國家享有環境之益的權利，拒絕承擔環境之害的義務，這種以本國為中心的經濟發展觀是導致全球環境不公問題出現的重要原因，同時這種全球代內環境不公問題又成為“吉登斯悖論”現象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公民個人層面的代內環境不公問題。對于大多數公民而言，氣候變化是一個“想后”的議題，而不是一個“思前”的議題，也即關于氣候變化問題，公民關注的是氣候變化風險發生后應該如何解決，而不是在風險發生之前如何來預防，這也是為什么國際社會提出治理氣候變化問題的“預防原則”。為什么公民缺乏氣候變化的預防意識？盡管公民認識到氣候變化存在的風險，但絕大多數人并未采取實際行動來改變他們的日常習慣，以減輕這場浩劫。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行為如駕車、乘飛機、亂砍亂伐等都將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或是降低環境吸收CO2的能力。或許就因為每一個公民的這種行為對于整個地球而言微乎其微，但是每一個公民個體的行為作為社會行為的一部分，終將匯合成為影響氣候變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公民致力于關 注自身利益的滿足，將個人行為會帶來的風險轉移給整個人類承受，在每個個體看來，氣候變化的風險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因為風險很少只針對個體發生，通常受害者是一個群體。錯誤觀念的導向下公民的行為造就了某種程度的代內環境不公問題。

（二）氣候變化的代際環境正義問題

代際環境正義是指當代與后代人在利用環境資源問題上保持恰當的比例，既不能為了當代人的利益過度利用自然而使后代人無資源可用，破壞甚至毀壞他們的生存基礎，也不能為了子孫后代的需要而使當代人生活在貧困中。①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無論是作為公民的個人還是國家，在面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問題時總是更多地傾向于發展經濟，甚至通過過度地開發利用資源、排放廢氣污染物等途徑來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當代人在滿足生活需要的基礎上，忽視后代人利用資源和享受環境的權利。同時當代人在社會生產活動中大量排放工業廢氣，但卻不采取解決措施改善大氣質量，將大氣污染、氣候變化的風險轉嫁給后代人承擔，也稱為風險繼承，使后代人承擔未能獲得相應收益的社會成本，造成環境代際的不公平。氣候變化是地球上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長期累積的結果，而其影響也將是代際傳遞的，因此會產生環境不公的代際傳遞。②氣候變化的長期性使得人類在排放溫室氣體的時候很少考慮到氣候變化將給未來產生的各種風險，人類將風險留給后代人，自己享受發展的成果，將后代人置于一種不公平的狀態，正因為如此，當代人認為風險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他們總在避免承擔治理氣候變化問題的責任，不愿采取行動改善氣候狀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他們在排放溫室氣體的過程中實際上也是一個醞釀代際環境不公問題的過程。環境不公是現代社會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解決氣候問題引發的環境不公問題，必須不斷推進和深化氣候變化議題的政治化進程。

二、氣候變化議題的政治化

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克服“吉登斯悖論”，就一定要讓言語變成行動，發展出能有效治理氣候變化的政治。吉登斯認為氣候變化的政治化應該有兩個階段：目前正處于第一階段，即將該議題納入政治議程，而第二階段必須將氣候變化政治化深植于我們的制度和公民的日常關切之中。①

（一）氣候變化問題進入政治議程

氣候變化問題的政治化有一個過程。1960年代中期，美國等一些國家的科學家向政府提出報告：二氧化碳將導致全球氣候變暖，1970年代初，科學家開展一系列氣候問題研究，呼吁對未來氣候變化的威脅予以重視，這一時期主要是科學家致力于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政治議程，希望政府予以重視。1985年在奧地利的菲拉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赫（Villach）召開的“評估CO2及其他溫室氣體對氣候變化及有關影響”的國際會議，就經濟、社會和科技等方面的政策選擇進行深入研究，呼吁政府在決策上加以重視。在1988年召開的多倫多會議上，氣候問題已經正式成為一項國際政治議程，有來自48個國家的300多名科學家、政治家以及聯合國組織、其他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指出，全球變暖所造成的最終后果可能僅次于核戰爭。多倫多會議后，政治家不能不對于日益增長的公眾關注和科學上的共識作出一系列反應。這些反應包括：建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為決策者提供氣候變化科學背景和政策建議的評估報告；頻繁召開國際會議，高層政治家紛紛發表聲明，表達為控制和減緩氣候變化采取對策的政治意愿；提出限制CO2排放的目標，等等。這些努力導致了1990年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開始，并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正式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至此，氣候變化問題已經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或環境問題，而成為一個轟轟烈烈的全球性問題，一個涉及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異常錯綜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②氣候變化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逐步納入政治議程，這是氣候變化政治化的第一階段。將氣候變化納入政治議程，實際上也就是將氣候變化的風險納入政治議程、使其進入公眾視野，即隨著國際社會越來越多地關注和討論氣候變化問題，氣候變化風險將逐步地被更多的公民、組織、社會團體、國家認識和了解。風險公開化有助于人們更深切地體會到氣候變化風險帶來的恐慌，改變原有的“氣候變化風險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具體的”觀念，時刻認識到氣候變化風險的嚴重性，自覺改變日常行為習慣，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風險公開化有助于減輕環境不公，欠發達地區的公民和政府將形成利益同盟，要求溫室氣體排放者承擔起相應的責任、督促國家和個人減少導致氣候變暖的各種行為，從而維護自身利益，改變處于環境不公平的狀態；溫室氣體排放者將逐漸意識到“短視行為”和“以本國為中心”等觀念的錯誤性，在發展的同時關注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從而避免自身遭受更為嚴重的氣候變化風險。進入政治議程，氣候變化不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環境問題，還是一個國家發展中的政治和政策問題，這使得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家和廣大公民的努力。但是目前很多國際會議還僅限于提出氣候變化問題，國際社會未能就這一問題的真正解決達成一致意見。

（二）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

氣候變化的政治化要求國家和政府成為重要的活動者，因此吉登斯認為第二階段就是要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制度主要是指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應該依靠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在國家內部，為實現氣候變化的政治化，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制度，政府應注意以下兩點：第一，政府應該樹立一種長遠眼光和戰略視野，必須有某種進一步的改革和創新的“計劃”①，即制定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戰略性政策方案，將氣候變化與政治聯合并穩定于政府活動中。具備長遠眼光和戰略視野的“計劃”可以使政府宏觀把握、約束國內各行業、各地區、各社會團體等主體之間的行為，通過平衡各方利益，有節制的利用資源實現環境不公問題的解決，促進環境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第二，政府應該注意保持有關氣候變化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平衡各黨派之間、社會團體之間 以及各行業之間利益，維持政策穩定執行，打造某種類型的跨黨派框架以推進放眼長遠的政治。氣候變化的無國界性、全球性使得僅有國家內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部治理溫室氣體排放的措施還不足以解決問題，加強國際合作，制定大部分國家都認可的國際政策才能保障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成功治理。盡管目前氣候變化已經納入國際政治議程，但是國際合作存在難度大、進展慢、效率低等問題，國際社會并沒有采取實質性的措施治理全球氣候變化，2009年12月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最終以一紙不具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收場，國際合作難度大。國際合作的困難主要在于以下三點：第一，氣候變化問題涉及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各國謀求各自利益，存在國際性的環境不公問題，無法實現彼此真正的合作；第二，氣候變化對各國威脅的程度不同，對多數國家而言，氣候問題還沒有形成現實、直接、明確、迫切的威脅；第三，在責、權、利關系上也存在極大的不確定和不平衡。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中各國的責、權、利關系不確定和不平衡使得各國通常不愿主動承擔責任。環境正義要求人們在環境權益上實現責、權、利的平等，環境權益分配不公使得各國在氣候變化領域內的責、權、利關系更加的不明確，國際合作將更加的困難。

但是，合作共贏是國際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因此，國際合作更應該具備長遠眼光和戰略視野，將氣候變化融入國際事務；保持國際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統籌各國行為，避免部分國家將氣候變化的風險轉移或是將風險繼承，減少環境正義問題的出現，實現國家在平等地位上的合作，同時政策穩定有利于各國更好地適應和持續實施氣候變化政策。哥本哈根會議雖然失敗了，但它所制造的政治動能將推動建立起一套新的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全球治理制度。這是今后國際合作發展的方向：建立全球化的政策制定標桿；推進新國際制度的創建，建立起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多邊機制并賦予其一套有法律強制力的監管措施等等。②國際合作應該朝著制度化方向發展，形成國與國之間的約束力，重要的是保證治理制度的公平正義性。只有在避免環境正義問題的出現的前提下，才能實現國與國之間真正的合作。

氣候變化政治化的第二階段還要求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推出新的雙邊行動和協作形式。要想有能力減緩氣候變化，社會的所有成員必須參與進來，“吉登斯悖論”的解開也有賴于提倡、促進每個公民積極參與到改變日常不良行為習慣的行動中來，而不僅僅依靠恐懼使公民行動。建立多邊協作機制和多元治理模式，將氣候變化深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提高公民環境保護意識和維護環境權、生存權等權利意識；將治理氣候變化發展成為一種政治意識和政治文化，指導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行為習慣。如果公民能意識到全球氣候變化的風險是直接的、有形的、可見的，威脅氣候的行為總會以某種形式反過來威脅人類社會，而每一個公民終將不能避免風險的危害，“吉登斯悖論”將失去成立的前提，公民將改變自身的日常行為規范，積極主動的采取措施保護環境，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如公民可能減少每周駕駛SUV的次數，減少私家車輛的行駛路程等等，這將平衡公民之間、公民與后代人之間的權益，緩解環境正義問題。如果公民能夠意識到其他地方、其他人群的排放溫室氣體的行為將最終使風險危害自身，意識到環境正義問題的存在，自身正在承受著因他人行為而造成的環境污染的時候，公民將產生反抗傾向，形成利益群體共同維護自身的環境權、生存權等等，要求建立治理氣候變化機制，督促其他群體采取措施改善氣候狀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從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發揮公民社會的能量，動員個人行動，建立多元治理、多層治理模式是氣候變化的政治化的一個方向，也是有效治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方式。

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亟待國際社會、國家內部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行治理。盡管氣候變化風險給人類帶來可怕的后果，如印尼海嘯造成導致約25萬人喪生，很多人不會對它們采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而是袖手旁觀，以致出現“吉登斯悖論”現象。氣候變化的政治必須處理“吉登斯悖論”，促進治理行為得到真正有效的實施，將氣候變化納入政治議程，并將其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篇(4)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因此，全球要面對以 工業 污染和生態環境破壞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環境問題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復雜的局面。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是治理環境問題的有效手段，早已經成為國際共識。不過，如何有效協調各國在全球性環境問題的關系以實現對全球性環境問題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卻成為困擾國際社會的難題和人們關注的焦點。

本文以開放 經濟 條件下的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分析了國際貿易機制對一國環境及全球環境的不同影響，通過對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模型分析了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存在差異的原因，并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以及存在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差異下的國際貿易存在的沖突進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國環境問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現實狀況以及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的基礎上，對于如何調整我國外貿政策以及相關國內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議。

本文得出結論，全球公共產品的性質是全球環境區別于一國環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利己選擇的結果，行業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存在領域的差異是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國際貿易；環境成本；內部化

序言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發生了一系列環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1948年的多諾拉煙霧事件、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俁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 發展 模式所帶來的惡果，對人類健康甚至生命構成直接威脅，引起社會各界對人與環境關系的反思。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國際社會掀起了一股環保浪潮，環境問題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的視野。為有效控制、治理和預防環境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采取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措施。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兩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增加了環境問題的解決難度。全球環境問題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缺乏，環境壓力大。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粗放式經濟增長造成了對環境的巨大破壞。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以解決環境問題，對于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碩士 論文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之間的相互貿易使環境問題產生了一定差異。各國環境稟賦狀況及環境問題的差異，導致難以在全球范圍內統一推進環境成本內部化，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也不盡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國際貿易下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進行深入探討。

本文采取理論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多種研究方法，同時，注重一國環境問題與全球環境問題的差異、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差異，注意吸收國際經濟學、新公共 金融 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相關概念界定、國際貿易中的環境問題的演化、全球環境問題的治理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國際實踐、國際貿易與環境成本內部化國際差異的相互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及相關政策的調整。

第一章對環境、環境問題、環境成本等與環境成本內部化有關的重要概念進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節對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環境的經濟價值是環境問題產生的前提，本文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對商品價值和環境價值進行剖析。環境問題的癥結在于環境的外部性，環境公共產品性質導致環境產權難以清晰界定，從而產生環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場機制不能準確反映環境稀缺程度，環境價值長期被嚴重低估而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第二節分別分析了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與全球環境的影響，在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總體影響不確定的情況下，國際貿易仍然可能導致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產品性質是全球性環境問題與一國國內環境問題的根本區別，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產權難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體空位的情況下，各國在國際環境問題上的利己行為以及全球性環境問題 歷史 責任和現實責任難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環境問題解決的難度。環境成本內部化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已經達成共識，環境成本內部化理論總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提出了解決環境問題的三條思路。最后，本章分別對這三種解決思路及其國際實踐進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過一個模型分析了國際貿易下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發現出口行業和進口競爭行業的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是發生在生產領域還是消費領域對于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具有重要影響，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通過國際貿易機制對他國產生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各國比較優勢、產業競爭力以及各國商品結構和國際貿易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國情進行選擇的結果，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不盡相同，這種差異容易導致各國在貿易領域產生沖突。面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差異下的國際貿易沖突，對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的關系、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環境問題的責任分配等方面進行有效的國際協調，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章對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政策及相關國內政策調整問題進行了探討。在分析我國環境問題及環境成本內部化現狀的基礎上，在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成為趨勢的背景下，應積極 發展 以環境標準為支撐的綠色貿易戰略，并對相關國內政策進行調整，以實現 經濟 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篇(5)

關鍵字：輕量化、結構優化、高強度鋼板、CAE、新材料

中圖分類號：TB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3）38-01-01

前言

隨著時代的進步，環境污染和全球氣候變暖等環境問題已經受到了全人類的廣泛關注。并且隨著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汽車作為交通工具，為人類的生產生活提供了便利條件，但是其對能源的消耗與燃料燃燒產生的廢氣正嚴重污染著人類生存的環境。所以在汽車設計及應用領域，各汽車生產及開發企業也在竭力研發新材料、應用新技術手段。綠色環保已經和汽車的安全性、舒適性等提到同等重要的程度。

1、輕量化的手段：

在汽車設計及開發領域，能夠使用的輕量化手段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新材料及工藝的應用，如以鑄鋁材料代替鑄鐵材料，多應用于發動機和底盤零部件；以樹脂材料代替鈑金材料，車身的外覆蓋件；以高性能材料代替低性能材料，多應用于車身結構的鈑金件。

二是結構優化，應用專用的結構分析軟件，如Nastran、Abaqus、Ls-dyna、Hyperworks等對零部件及車身等復雜結構進行有限元分析，做到滿足強度、剛度、碰撞安全性等性能要求的前提下，重量最輕、結構最合理。

2、新材料的應用：

2.1、樹脂材料在整車開發中的應用：

車用樹脂材料，隨著技術的進步，應用范圍更加廣泛。2001年的統計結果表明，樹脂材料的應用占整車重量的8.2%，盡管后來沒有統計數據，初步推算，應該為10%以上。

樹脂材料為統稱，在乘用車中應用最多的為PP復合材料和玻璃纖維強化后的PA材料。PP復合材料主要用來代替鈑金結構。

在要求剛度特性的情況下，相同重量的PP復合材料和鋼板相比，剛性要高1.7倍左右。所以在相同的剛性特性下，重量可以降低到60%。達到了輕量化的目的。

另外、樹脂材料的翼子板，其變形后的復原特性、耐腐蝕性、美觀性、成形性等都優于鈑金材料制作的翼子板。

PP復合材料代替鋁合金材料，典型例子為進氣歧管。因為樹脂材料流動性好，可以使管壁更薄；內表面光滑，可以減小進氣阻力；與鋁合金相比，導熱性差，可以防止進氣溫度的上升，提高充氣效率。缸蓋的氣門室罩殼等零件也由鋁合金材料更改成PP復合材料。

2.2、鋁合金材料在整車開發中的應用

鋁合金在整車中的應用主要是發動機及底盤零件、外覆蓋件、車身結構件等。鋁合金材料在發動機方面的應用非常普遍，這里不再贅述。

鋁合金材料在底盤零件方面的應用。

簧下質量的輕量化設計，不僅在燃油消耗率、整車動力性方面有優越的性能，同時能夠降低整車的重心高度，提高整車的運動性能和操縱穩定性能。日產汽車的SKYLINE（V36）車型的前后懸零件運用了大量的鋁合金材料。

但是，根據使用部位及對承載能力的要求不同，成型工藝也不同，如上圖中的懸架的上下擺臂，對靜強度及耐久強度的要求非常高，所以通常要使用6000系的高強度合金鍛造而成，如6061-T6材料。如下圖3為日產SKYLINE車型的福車架，圖4為日產SKYLINE車型的前、后懸擺臂。

鋁合金材料在車身及外覆蓋件方面的應用：

車身的主要功能保證乘員有一個舒適、安全的空間。這就需要車身能夠滿足如下的幾個基本性能：

1） 具有足夠的尺寸，并保證一定的剛性，目的是保證舒適性、及NVH特性；

2） 能夠保證正常使用時的耐久特性，目的是保證安全，降低維修等使用費用，保證一定的使用壽命；

3） 出現碰撞等事故時對乘員的保護特性，保證乘員的安全。

圖5為奧迪TT車型的車身結構，其中鑄鋁材料的重量比為22%，鋁合金框架結構的重量比為31%，鋁合金板材的重量比為31%，鋼材的重量比為16%。

在車身活動件設計方面，鋁合金板材在機艙蓋內外板、車門外板、尾門及行李箱蓋外板等方面，也得到了極為廣泛的應用。主要性能要求為沖壓成型特性和抗凹性等。5000系（AL-Mg系）合金和6000系（AL-Mg-Si系）合金都能滿足性能要求。主要機械性能見下表。圖6為鋁合金材料在發動機艙蓋上的應用。

2.3、高強度鋼板的應用：

根據國家標準的定義，熱軋鋼板的抗拉強度在490Mpa以上、冷軋鋼板的抗拉強度在340Mpa以上的板材，都叫做高強度鋼板。如下圖中材料的應力應變曲線和SN特性曲線，高強度鋼板的靜強度及疲勞耐久強度都好于普通的材料，所以在相同的受力條件下，使用高強度鋼板的結構重量就會降低。

尤其是為了確保整車在受到強烈沖擊后能夠保證有足夠的乘員空間，要求在盡量小的變形條件下最大限度的吸收能量，車身的前保險杠、縱梁以及B柱等部位應用高強度鋼板已經成為必然。

高強度鋼板在到2005年，車身結構中高強度鋼板的應用比例已經達到50%。下圖為日本富士重工的斯巴魯IMPREZA的高強度鋼板分布圖。

3、優化設計的應用：

汽車設計過程中，所使用的優化手段以CAE分析為主。整車在設計過程中，要經過多輪的優化分析。與輕量化最密切相關的CAE分析主要有剛度分析、靜強度及耐久強度分析、碰撞安全性分析。

以車身為例，剛度分析主要為車身的彎曲剛度及扭轉剛度分析，彎曲剛度低，則影響整車的強度和NVH特性，扭轉剛度低主要會造成車身的開口變形過大，密封膠撕裂及開口部位耐久強度等特性。下圖為彎曲剛度和扭轉剛度的實例。

靜強度及耐久強度主要是以底盤零件及車身局部優化為主，主要目的是考核整車在路面狀況惡劣情況下的沖擊強度及疲勞耐久強度，如果底盤件受沖擊發生大變形或者斷裂，則可能會引起交通事故，造成人員傷亡。如果車身耐久優化不合格，則會出現局部開裂，影響正常使用。下面為底盤件及車身耐久強度優化的實例。

結構優化對整車的碰撞安全特性影響巨大，因其與人的生命安全相關，所以在整車開發過程中，安全性優化總是第一位要考慮的性能指標。除C-NCAP所要求的正面碰撞、偏置碰撞、側面碰撞等試驗內容之外，行人保護、柱碰等性能的優化也越來越多的受到關注。下圖為碰撞安全優化分析的實例。

4、結論：

全球氣候變暖和環境的惡化，要求各行業都把節能減排提高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汽車行業無論是生產還是使用過程中，能源消耗量都非常大，所以輕量化設計、降低能源消耗也成為整車開發的重要目標。轎車開發中的輕量化技術應用，樹脂材料、輕質鋁合金材料的合理應用，和國外相比，盡管還處于初級階段，但是，伴隨著CAE分析優化技術的發展，也將應用的越來越廣泛，成為整車開發企業的技術創新的突破口。

參考文獻：

篇(6)

（中國農業大學農學與生物技術學院，北京100193）

摘要：作物生產潛力的研究對提高作物產量、評價地區糧食的生產能力和人口承載能力，以及為合理進行農業生產規劃提供依據。氣候變化（包括溫度、降水、日照時數等）和極端天氣（如干旱、洪澇和暴風雨等）已經對農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綜述了目前國內外氣候變化對作物生產潛力的影響的研究方法，以及氣候變化對中國小麥、水稻、玉米等主要糧食作物的生產潛力的影響，分析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與展望，以期為提高中國主要糧食作物的生產潛力和適應氣候變化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 ：作物生產潛力；氣候變暖；研究方法；影響

中圖分類號：S3 文獻標志碼：A 論文編號：2014-0508

Summary of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rop Production Potential

Zhang Yaoyao, Liu Jiangang, Yang Meng, Chu Qingquan

(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technolog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crop production potential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increasing crop yields,evaluating food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region, as well as rational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lanning. Climate change (including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sunshine hours)and extreme weather (such as drought, floods and storms etc.)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agriculture.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limate change on crop production potential domestic andforeign, and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hina’s major grain crop (wheat, rice and maize) potentialproduction, and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 in the present studies, aiming at providing atheoretical basis to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crop production potential boost.

Key words: Crop Production Potential; Global Warming; Methods; Effects

0 引言

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公認的環境問題，氣候變化及其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是當前人類面臨的嚴峻挑戰，尤其是近10 多年來全球范圍的氣候異常給許多國家的糧食生產、資源和環境帶來了深刻影響[1-2]。農業對天氣和氣候變化是非常敏感的，包括溫度、降水、光照和極端天氣（如干旱、洪澇和暴風雨等）。有研究表明，溫度增加擴大了作物生長區域范圍[3]、延長了作物生長季[4]、縮短了作物生育期[5-6]、調整了種植結構和作物種植熟制[7]。但不同地區作物對氣候變化的響應是不同的，如冬小麥生長季內增溫1℃，其生育期在歐洲延長約10 天；在日本中部延長約8 天[8]，而在中國華北地區縮短約4 天[5]。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中國東北地區水稻種植面積明顯增加，玉米的早熟品種將逐漸被中、晚熟品種取代；西北地區負積溫減少，喜溫作物的種植面積擴大，越冬作物種植界限北移西擴；華北地區喜溫作物生育期延長，種植區域逐漸擴大[9]。這些變化為作物種植結構調整提供了機遇，可能提高單位面積作物生產能力、增加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潛力[10]，但會使原有作物發育進程加快，生育期縮短，光合作用受阻，呼吸消耗加大，導致主要糧食作物產量下降[11]。因此，氣候變化對不同地區作物生產潛力的影響不同，即使在同一地區氣候變化對不同作物的生產潛力影響差異也很大。光、熱、水資源的變化會直接影響作物的生產潛力，理論上作物生產潛力與溫度、日照時數呈正相關；與降水關系復雜，在缺水地區呈正相關，在水分充足地區降水過多可能會引起負作用。因此在諸多氣候變化產生的不利影響中，其對農業的影響被認為是最重要的[12]，尤其是在那些以農業為根本、高度依賴農業的發展中國家[13]。

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研究和探討了氣候變化對作物生育期、產量和糧食安全的影響[14-15]，也有學者分析了作物生產潛力時空間變異評價以及氣候變化對作物生產潛力、產量差的影響[16]，但關于氣候變化對作物生產潛力影響的綜述還較少。氣候變化通過改變作物生長發育進程中光、溫、水的匹配狀況，對農作物的生產潛力將會產生巨大影響。因此，整理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綜述氣候變化對中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潛力的影響，以及研究氣候變化對作物生產潛力的影響的方法、問題與展望，為進行農業結構調整、解決糧食自給問題和制定農業發展長期規劃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

1 氣候變化對作物生產潛力的影響的研究方法

關于氣候變化對農業的影響，目前國內外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模型模擬和觀測實驗影響2個方面[17]。模型模擬方法包括統計分析（回歸模型）和作物生長模型模擬。觀測實驗方法主要用于研究氣象因子變化對作物生理生態、形態結構及化學組成等方面的影響，分為田間試驗和溫室/人工氣候室實驗2種方法。

1.1 實驗室模擬方法

關于CO2濃度升高對作物生長發育的影響多采用田間試驗或頂部開放溫室，通過人為控制CO2濃度來研究其對作物的影響。Leadley[18]率先論證了開頂式氣室(OTC)在觀測試驗研究方面的可行性，徐玲等[19]利用這一裝置研究表明CO2濃度增加有利于春小麥增產。借助各種實驗模擬裝置和監測技術，可在人工模擬CO2濃度增加的大氣環境中對作物生長發育、生理生態及形態結構的動態變化進行研究，分析作物對CO2倍增的反應機理等。但在這種人工控制性試驗中溫室內的溫度、濕度等微氣候條件與自然條件差異較大，觀測到的作物對CO2濃度變化的響應結果與自然條件下作物對CO2 濃度的響應結果不盡相同[20]。因此，FACE方法和設施應運而生[21]，即在田間設置一定面積的FACE 處理圈，直接輸入高濃度CO2來進行研究。FACE方法是在自然狀態下研究作物對CO2濃度的響應的理想方法之一，其不足之處是不能同時模擬CO2引起的升溫。直接實驗模擬可以獲取許多重要數據，用來評價因果關系或檢驗假設等，是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但鑒于時空尺度變化和氣候變化對作物影響的復雜性，該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2 作物生長模型模擬方法

作物生長模擬模型理論性強、機理明確，不受時空間、品種和栽培技術差異等的限制，因而在資源生產潛力評價中應用廣泛。目前已經有至少100 種不同的模擬模型，應用較為廣泛的有DSSAT 模型、WOFOST、APSIM 模型以及EPIC 等[22]。利用作物生長模擬模型進行作物生產潛力研究，一方面可以計算不同情景下的潛力產量，如光溫生產潛力、氣候生產潛力、灌溉條件下的氣候生產潛力、光溫水肥生產潛力等；另一方面，可以通過作物模型估算環境因素（土壤、天氣）、生物因素（品種）和技術因素（耕作方式、種植密度、施肥和灌溉等）對作物生長發育和產量的影響。Verdoodt等[23]模擬南非干旱地區作物的光溫生產力、水分限制下的生產力和自然生產力，得出光照、溫度是不同生產系統的重要影響因子，但最大生產潛力往往取決于降雨量，因此干旱可能會使作物生產系統變得非常不穩定，進而影響產量。國際半干旱研究所(ICRISAT)利用Cropinfo 模型對印度尼西亞地區小麥、水稻、棉花以及油菜產量潛力及產量差進行了研究。

作物生長模擬模型的優點是能對任意地點（土壤、氣候）作物產量潛力進行預測，綜合考慮作物生長過程中的各種影響因素，缺點是需要收集大量數據進行品種特性參數校正，包括氣象數據、土壤數據及作物管理數據等。另外，作物生長模型的開發是以假設單位區域面積內環境條件在水平方向上一致為前提的[24]，因此更適用于小面積的作物生產潛力估算[25]。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氣環流模型(GCM)和作物模型相結合成為評價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影響的最基本方法，如Moriondo等[26]用區域環流模型(RCM)評估極端氣候對冬季和夏季地中海農作物的影響，得出近年來極端氣候的變化頻率和強度的增加，對作物產量、潛在產量以及整個農業生產都產生不同程度的消極影響。之后的大多數研究中，作物模擬模型開始與作物估產區劃、空間數據庫及空間信息技術相結合[27]，主要包括2個方面：一是模擬模型與GIS結合，系統的模擬結果全部可用GIS地圖來表示；二是模擬模型與INTERNET技術結合。

1.3 經驗-統計分析

這是一類建立在氣候與作物之間的非動態的經驗-統計關系基礎上的數學模型。一方面，為研究未來氣候變化對作物生長、發育和產量潛力的影響，需以當前和未來的氣候、環境及社會經濟為基準，構建未來氣候情景：第1 種方式是綜合構想，即統一假定未來增暖或降水變化趨勢，但只適用于范圍較小的區域性研究；第2 種方式為（時空間）相似構想，主要是通過歷史相似或類比法獲得；第3 種方式是大氣環流模式構想。這是目前模擬全球氣候變化過程最可信的方法，但鑒于模式有很多不確定的地方，各類模式間模擬/預測的結果差別很大，因此根據其結果所作的影響評價差別也很大，可比性較差[28]。另一方面，氣候變化對作物生長、發育和產量潛力影響具有一定的復雜性，經常需要同時分析多種變量因子與相應的數據，主要通過模型模擬來研究，包括經驗統計分析和動態模擬方法。研究氣候變化和產量的關系，通常采用回歸分析、主成分分析、判別分析、方差分析和周期分析中一種或多種組合[29]。如根據年平均溫度和降水量建立的Miami 模型和改進了的Thornthwait 模型；半經驗半理論模型，如Chikugo 模型。利用氣溫和降水變化與作物生產潛力的關系式，可對氣溫、降水變化對作物生產潛力的影響作定量評估[30-31]。

2 氣候變化對中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潛力的影響

2.1 氣候變化對冬小麥生產潛力的影響

過去40 年的氣候變化對中國南北麥區影響截然不同。北方麥區冬小麥的生長發育及產量形成經常受到低溫凍害的影響，所以氣候變暖、氣溫升高可能對這些地區的冬小麥產生有利影響；但對于南方地區，氣候變暖很可能在短時間內使氣溫超過冬小麥生長的最適范圍，冬小麥生育期縮短，影響干物質積累時間，致使潛在產量下降。有研究表明，在作物品種、耕作措施、土壤特性不變的條件下，中國南方麥區模擬的1961—2005 年冬小麥光溫潛在產量呈下降趨勢，下降幅度為54.1 kg/(hm2·10a)；北方麥區大部光溫潛在產量增加，但總體也呈略下降趨勢，下降幅度為11.1 kg/(hm2·10a)。雖然冬小麥生育期內降雨量明顯減少，但春季降雨量沒有明顯的減少趨勢，因此降雨量變化對北方冬小麥產量潛力影響不大，1952—2005 年中國北方冬小麥氣候生產潛力變化趨勢與光溫潛在產量變化趨勢基本一致[32]。由于總輻射的下降以及積溫增加使得冬小麥生長季縮短，1961—2007 年華北地區冬小麥潛在產量總體呈下降趨勢，河北下降趨勢最明顯，河南次之，山東的德州、惠民和臨沂等極少數站點呈上升趨勢，每10年下降175.0 kg/hm2[33]。還有研究表明華北地區不同年代冬小麥不同品種的光溫生產潛力均呈顯著下降趨勢，當前品種的下降幅度較高；不同年代冬小麥不同品種的雨養產量均呈不顯著增加趨勢[32]。同時，日照時數減少也會對冬小麥光溫潛在產量產生影響，全國大部分麥區日照時數縮短會對冬小麥生長發育及產量形成產生不利影響[34]。總體而言，冬小麥的潛在產量是溫度、降雨和日照時數等因子綜合作用的結果，近50年氣候變化對華東、華中和華南區域小麥總生產潛力都產生負面影響，而對東北和西南小麥總生產潛力都產生正面影響[9,35]。

2.2 氣候變化對中國水稻生產潛力的影響

溫度升高對水稻產量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溫度升高對東北、西北地區水稻生產的影響最大，其次是中南地區，再次是華東和華北地區，對西南地區的影響最小。東北地區水稻生長期內光、熱、水資源同步，且晝夜溫差較大，水稻種植面積明顯北擴[36]；雖然水稻生育期縮短，但光溫潛在產量呈增加趨勢，這是由水稻生長季內≥10℃積溫逐漸增加造成的，但這種增加趨勢主要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末以后；雖然東北地區水稻生育期內降雨量呈減少趨勢，但氣候生產潛力由于受自然降水的影響較小，仍舊呈明顯增加的趨勢[37]。在南方稻區，單季稻的產量略增，主要得益于CO2的增益效應；但華中和華南地區的雙季稻（特別是早稻）將大幅度減產，原因是溫度升高縮短了水稻生育期和光合時間、增加了呼吸消耗，同時對水稻抽穗揚花和籽粒灌漿不利，這些負效應明顯超過了CO2的增益效應[38]。石全紅等[39]研究表明，自1980 年以來南方稻區早稻光溫生產潛力均呈不同程度的增加趨勢，其中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增幅最為明顯，而湖北、湖南2 省增幅較小；氣候變化對南方稻區水稻光溫生產潛力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對一季中稻和晚稻的影響，影響的主要區域有東南部的浙江、江西、福建3 省以及西北部的湖北、河南兩省。胡清宇[40]指出，江淮地區近30 年水稻光溫生產潛力呈線性下降的趨勢，遞減速率為每年24kg/hm2。另外，極端性天氣/氣候導致長江中下游稻區（夏季極端高溫）和東北稻區（夏季極端低溫）產量波動性加大[41]，光照日數和有效輻射強度降低也是水稻減產的普遍因素[42]。

2.3 氣候變化對中國玉米生產潛力的影響

氣候變化對中國玉米生產的影響因不同產區而異。溫度升高和作物生長季延長對部分高緯度地區、高海拔地區（尤其是黑龍江省）的玉米生產總體呈有利影響，但是對其他玉米主產區的影響總體上仍以減產為主。鐘新科等[43]指出，近30 年來中國春玉米氣候生產潛力傾向率為-887~1689 kg/(hm2·5a)，東北地區西部、黃淮海地區北部及黃土高原部分地區的氣候生產潛力呈減少趨勢，黃淮海平原南部及南方大部分地區呈增加趨勢；夏玉米氣候生產潛力傾向率為-589~1768 kg/(hm2·5a)，除黃淮海平原北部呈減少趨勢外，其他地區夏玉米氣候生產潛力呈增加趨勢。陳長青等[44]報道，在氣溫不斷升高的情形下，1971—2007 年東北地區春玉米的光溫生產潛力呈增加趨勢，但由于各地區降水的差異，東北地區春玉米的氣候生產潛力在各地區間變化差異較大，相對于20 世紀70 年代，21 世紀以來南部地區氣候生產潛力降低，而中部地區增加。黑龍江省玉米光溫生產潛力伴隨著溫度的升高，表現為增加趨勢，每年增長52.675 kg/hm2；氣候生產潛力則隨著降水量的減少而呈減少趨勢，每年減少45.446 kg/hm2；氣候生產潛力的減少則主要歸因于有效降水量減少和作物需水量的增加[45]。張強等[46]研究表明，盡管整個黃土高原年平均溫度呈升高趨勢，但玉米生長期內的溫度反而有所下降，因而玉米光溫生產潛力呈下降趨勢；受降水變化的影響，除陜西省外，其余地區年代間氣候生產潛力均呈增加趨勢。黃川容等[47]以黃淮海平原氣象數據、土壤數據和作物數據為基礎，應用WOFOST作物生長模型，得出黃淮海平原夏玉米光溫潛力、氣候潛力均呈現下降趨勢。

3 未來氣候條件下作物生產潛力的變化

關于未來氣候變化對作物生產潛力的影響的研究，大多是在CO2 濃度倍增的前提下模擬進行的。IPCC 第4 次評估報告認為，在世界范圍的氣候變暖背景下，各國農業生產都將出現大幅度波動，糧食供給的不穩定性明顯增加。如果不考慮CO2的肥效作用，以中國現有的生產水平和保障條件，預計到2030 年中國種植業產量可能減少5%~10%[48]，三大主要糧食作物均以減產為主（主要原因有溫度升高、旱澇加劇、水資源短缺等）；到2071—2100 年，中國冬小麥生產潛力將下降10%~30%，玉米和水稻生產潛力也將分別下降5%~10%和10%~20%[49]。鄭國光等[50]也指出全球氣候變暖將導致中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潛力下降，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1 世紀后半期，中國小麥、水稻和玉米等主要糧食作物的年產量下降幅度最多達37%。熊偉等[51]研究表明，如果不考慮CO2的肥效作用，未來中國小麥、水稻和玉米生產均以減產為主，灌溉可以部分地減少減產幅度，如果只考慮CO2的肥效作用，3 種主要糧食作物的產量將以增產為主。

4 問題與展望

氣候變化對作物生產潛力的影響存在一定的復雜性，目前尚有許多不確定的地方。當所有其他因素，如土壤肥力、土壤水分和雜草、病蟲害能很好的控制時，天氣和氣候決定了作物的產量潛力。其影響因素不僅有溫度和CO2，太陽輻射、降水、蒸發、溫度、日較差、風等也對作物生產潛力有影響；其影響程度不僅與氣象因素變化幅度、時空間分布有關，還與所在區域原氣候條件及其農業生產水平相關。不同區域的土地利用、土壤類型和土壤特性有很大的差異，而且作物對生長條件的響應也是非線性的，因此作物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在時空間分布不同，這將取決于區域、季節和作物類型，而且不同方法和模型之間統一性差、可比性差。目前關于氣候變化對作物生產潛力的研究以站點觀測和模型模擬為主，代表性不足，缺乏大面積多年連續的能代表區域特點的相關資料、數據，這種以點代面的方法造成潛力分析結果失真，應以多面多點的田間試驗、模型模擬與宏觀區域調查研究相結合的方法研究生產潛力。同時科學家應加強在氣候變化減緩與適應方面的研究，開發極端氣候事件的防御及防災減災技術，構建適應氣候變化的技術體系，加強適應技術的集成與應用推廣。中國地域廣闊，種植類型、作物類型多種多樣，氣候變化對中國農業的影響是非常復雜的，且以負面影響為主。但作物產量的變化不僅與氣候變化有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作物田間管理。因此應充分認識各氣象因子的變化規律及其對作物生產潛力的影響，通過調整種植結構、選用適宜的品種和栽培管理等措施，趨利避害，提高作物的現實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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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所謂“低碳經濟”是以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進步。低碳經濟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的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

“低碳經濟”的提法，最早見諸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其后這個提法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2006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特恩支持作的《斯特恩報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將來每年5%-20%GDP的損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2007年美國參議院提出了《低碳經濟法案》，表明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有望成為美國未來的重要戰略選擇。2007年12月3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印尼巴厘島舉行，大會制定了世人關注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巴厘島路線圖”，該路線圖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減排25%}40%o“巴厘島路線圖”為全球進一步邁向低碳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定2008年“世界環境日”(6月5日)的主題為“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

這一切說明發展低碳經濟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我國是一個在世界上影響巨大的發展中大國，發展低碳經濟，既是責任也是中國可持續發展，轉變發展模式的難得機遇。

在全球碳排放激增，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成為全球熱點，歐美發達國家大力推進以高能效，低排放為核心的“低碳革命’，著力發展低碳技術，并對產業、能源、技術、貿易等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以搶占先機和產業制高點。低碳經濟的爭奪戰已悄然打響，這對我國是壓力也是挑戰。

中國正處在加快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步伐，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長階段，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不可能停止，長期貧窮落后的中國，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帶來了能源消費的持續增長，“高碳”特征突出的“發展排放’，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大制約，如何既確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又不重復西方發達國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謀發展的老路，是中國必須面對的難題。

中國的能源以煤為主，缺油少氣，這是國情，中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低碳能源的選擇有限。在電力中水電占20%左右，火電占77%，據計算，每燃燒一噸煤炭會產生4.12噸二氧化碳氣體，比石油和天然氣每噸多30%和70%、而據估算，未來20年中國能源部門電力投資將達1.8萬億美元，火電的大規模發展甘環境的威脅不容忽視。

中國經濟的主體是第二產業，這決定了能耗的主體是工業，而工業生產技術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國經濟的高碳特征。

作為發展中國家，整體科技水平落后，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是中國經濟從高碳向低碳轉變的最大制約。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但實際情況難于令人滿意，中國不得不主要依靠商業渠道引進技術。以2006年GDP計算，中國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年需資金250億美元，這對發展中的中國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首先，中國是一個極具影響的發展中大國。而發展低碳經濟是抵御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重挑戰的積極措施。中國有責任在發展低碳經濟中作出貢獻。

再者，中國能源相對貧乏，煤炭在能源中比例過高的國情也使我們必須選擇發展低碳經濟，否則我們的經濟發展是難以為繼的和不可持續的。

第三，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趕超發達國家，按常規發展是不可能的，發展低碳經濟是一個新生事物，是一個趕超的機遇，這也是我們必須抓住低碳經濟發展的原因。

發展低碳經濟的思考:

發展低碳經濟，我們要端正認識，提出正確的引導意見。例如在全球第一個提出低破經濟的是英國政府，它正是看到英國能源正從自給自足走向主要依靠進口的時代。按2003年的消費模式預計，2020年英國80%的能源都必須進口，與此同時，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已迫在眉睫，提出創建低碳經濟的思路應運而生，而我們的能源問題和高碳排放帶給環境的問題一點也不比英國輕松，我國政府基于這點堅定了發展低碳經濟的決策，發展低碳經濟需要政府主導，包括制定指導長遠戰略，出臺鼓勵科技創新，節能減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和減免稅收，財政補貼，政府采購，綠色信貨等措施來引領低碳經濟發展，這也需要企業認清方向，自覺跟進，采取促進低破經濟發展的集體行動，只有這樣，中國向低碳經濟轉換才有現實的基礎。

低碳經濟的理想形態是充分發展“陽光經濟”、“風能經濟”、“氫能經濟”、“生物能經濟”。但現階段太陽能發電成本是煤電、水電的5-10倍，多數地區風能發電成本高于煤電、水電，作為二次能源的氫能，目前離利用風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提取的商業化目標還很遠，以大量消耗糧食和油料作物為代價的生物燃料開發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糧食、肉類、食用油價格上漲。從世界范圍看，到2030年太陽能發電也只能達到世界電力需求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儲量將分別在今后40年，60年100年左右耗盡。在“碳素燃料文明”向“太陽能文明”時代(風能生物質能都是太陽能的轉化能形態)過渡的未來幾十年里“低破經濟”、“低破生活”的重要含義之一就是節約化石能源的消耗，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時間保障，特別從中國能源結構看，低碳意味節能，低碳經濟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

低碳經濟不僅意味著制造業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產能力，推進節能減排的科技創新，而且意味著它在引導公眾反思哪些習以為常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費能源和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從而充分發掘服務業和消費生活領域節能減排的巨大潛力。

轉向低碳經濟，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徑之一，是戒除以高耗能源為代價的便利消費嗜好。便利是現代商業營梢和消費生活中流行的價值觀。不少便利消費方式在人們不經意中浪費著巨大的能源。如我們經常使用的一次性用品，經常飲用的純凈水，無節制地使用塑料袋，不僅制造了過多的垃圾，產生了白色污染而且過多消耗了寶貴的石油能源。據計算，全國減少10%的購物袋可節省能耗1.2萬噸標準煤，減排31萬噸二氧化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