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政策研究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公共政策;研究評述;中國行政管理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4-0101-03

1 問題的提出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近十多年來在中國新聞媒體、書刊雜志、政府文件上出現頻率較高的術語。公共政策作為公共行政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在社會處于變革和轉型時期所進行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往往是名詞概念出現在前,真正的研究、實踐在后。雖然“公共政策”一詞在人們口頭上和書面中已經使用了一些年,但是在中國真正的公共政策研究才剛剛起步,就連有關公共政策的學科定位和自身概念在學界還存在著模糊認識;至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這些具體的環節上,學者們的爭議則更多。

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公共政策的理論和實踐進行研究。關于“公共政策”,有哪些人在研究?都說了些什么?主要采用哪些方法進行研究?本文試圖解答這些問題從而探尋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的發展方向。

2 樣本來源及指標設計

2.1 樣本來源

本文對公共政策研究的評述選取的刊物是《中國行政管理》,選取的時間段為2004―2009年。剔除了非學術性的書評、會議綜述等文章后,最后所獲得的總樣本量為70篇。需要說明的是,樣本的選擇標準是論文具有明顯的公共政策學學科取向或問題取向,即主要從文章的具體內容來判斷是否符合樣本要求而非標題中有“公共政策”字樣。

《中國行政管理》是目前我國行政(公共)管理學科唯一大型綜合性權威學術月刊。其理論成果反映了目前我國公共政策研究的較高水平,從中我們可以對中國目前公共政策研究的現狀有比較清楚的了解。

2.2 指標設計

基于評估的需要,本次評估設計了一些具體指標,包括:

(1)年份。分析在不同的年份,研究在數量上是否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2)作者單位為了統計的方便,對于合作文章,均以第一作者為主要作者,作者單位與學術地位均采用第一作者的資料;對于有諸多頭銜的作者,我們只采用第一單位的資料。

所有未標明資金支持的都看做是無資金支持。與學術地位。分析哪些人在做公共政策的研究。我們將作者單位分為高等院校、行政學院、研究所/學會、黨校/團委、其他或未標明五類;學術地位則劃分為博士研究生、講師、副教授(副研究員)、教授(研究員)、無標明或無學術身份五個層次。

(3)資金支持。四個層次為:國家級社科或自然基金、省市級政府基金、高校或研究中心基金和無資金支持。

(4)研究主題。我們將研究主題劃分為基礎理論、具體政策分析(或政策選擇)、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過程、價值取向和其他。但這只是一個大致的分類,具體的分類標準在分析樣本時還會進一步闡明。

(5)研究方法。參照陳輝在《中國行政學研究評估:基于高校學報的分析》中的分類方法,把研究方法分為質化研究、量化研究和非經驗研究三類。

(6)研究階段。根據我國公共政策研究的實際狀況,本次評估將研究階段分為概念界定、問題描述、變量識別和變量分析四個階段。

3 樣本的分析

3.1 論文的發表年份

《中國行政管理》每年刊登的論文有近四百篇。這些文章涉及行政管理的各個方面,而核心為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從2006年的9篇到2009年的15篇,呈穩步上升的狀態。可見近年來“公共政策”的確是一個高頻詞匯,也反映出學術界開始關注公共政策,越來越多的學者從公共政策的視角來進行學術研究。

3.2 作者單位與學術地位

從圖1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研究者所處的機構部門比較集中。多達75.7%的研究人員來自高等院校,這表明高校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陣地。

圖1 作者單位

從表1中可以看出,多達32.8%的作者“未標明或無學術地位”,而研究者中教授最多,所占比例為28.6%,其次是副教授。這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具有較高學術地位的研究者是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主要貢獻者。同時,講師和博士研究生也達到了一定的比例,這說明不少年輕的研究者正把目光投向公共政策領域。

3.3 資金支持

表2顯示,多達71.4%的研究都沒有資金支持。獲國家級社科或自然基金資助的研究論文有12篇,占17.1%。獲省、市級政府基金資助的研究占8.6%。樣本中僅出現了2篇高校和研究中心資助的研究,且均見于2009年。這些都反映出資金來源單一且支持力度不夠。

3.4 研究主題

有些研究主題不是很容易區分,在此詳細地說明分類標準。基礎理論研究是指研究人的社會活動特性和利益需求結構,研究現代政府治理與政策系統的關系等。具體的政策分析是指基于具體問題(如公共物品、產權、城鎮化、NGO等)進行的研究。政策制定既包括宏觀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具體政策的制定。政策執行是指對公共政策的實施過程的研究。這里歸為政策過程這一類別的文章,其主題是寬泛地研究政策過程。研究主題涉及價值目標、公眾認同等方面的,姑且以價值取向來概括。

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到基于具體問題而進行的公共政策研究最多,占27.2%,可見現階段對公共政策的研究是帶有相當程度的問題導向性的。然后是政策過程,占17.1%。另一方面,樣本中有3篇文章的標題直接提及“中國轉型時期”,不少文章在行文中也提到,可見學者們對于公共政策的研究正在努力立足于我國國情,以期更好的發展。

3.5 研究方法

質化研究是通過觀察、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討論等方法來發現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構建研究結果或理論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是運用統計技術考察“量”的規律性,從而把握事物性質的研究方法。

如表3所示,既非質化研究又非量化研究的非經驗研究達到了81.4%。這些論文通常都按照概念界定、提出問題、分析對策這樣的三段式結構來撰寫,研究方法滯后,缺乏創新。

3.6 研究階段

表4反映出,在公共政策研究的論文中,82.9%處于問題描述階段,這說明大部分公共政策研究仍處在研究的初始階段,重復進行著低水平的研究,缺乏深度的挖掘。

4 結論與啟示

以上的分析表明,近6年來我國公共政策研究在研究者覆蓋范圍、涉及的研究領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是表面的繁榮無法掩蓋內在的危機:理論體系缺乏創新;研究內容有待豐富;研究方法亟待改進;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反映在上面針對性的統計分析中,表現為:概念化的研究停留在問題描述階段;研究方法滯后單一導致知識的積累性不強;重復型研究眾多,缺乏影響力;缺乏強有力的資金支持等。

以上種種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缺乏問題意識。公共政策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其生命力在于要回答中國政治改革和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目前,大量的研究尚停留在對西方國家的公共政策理論進行介紹的層面,還未將研究重心轉向中國的現實問題。

第二,中國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單一滯后。大多數研究者完全是埋頭做研究,采用的絕大多數是非經驗主義的方法。非經驗主義方法也不失為一種方法,但當此研究方法比重過高且流于形式時,對公共政策的研究會局限在基礎理論層面。由于缺乏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有機結合,導致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結構性失衡,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我國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存在矛盾: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專家學者重理論、輕實踐,大多進行“不出門”的研究;而公共政策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又重視實踐經驗、輕視理論的作用。這就造成我國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應用率和采納率低。

因此,首先我們要加強對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還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從研究者集中在高校而鮮少有社會組織研究足可以說明這一點。其次,研究者需要改進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公共政策的研究水平。我們需要的不是只停留在概念界定、問題描述階段的重復研究。一門學科的發展和繁榮與其研究方法息息相關,我們需要通過摸索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體系。再次,還要重視公共政策學科建設,加大研究基金的扶持力度,為公共政策研究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我們帶著面對問題的勇氣去反思已做的研究,雖然中國公共政策研究在目前的環境下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但是政策研究多元化、系統化、科學化的發展進程是大勢所趨,絕不會停止。

參考文獻:

[1] 張金馬.公共政策:學科定位和概念分析[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0(1):7.

[2] 丘昌泰.公共政策:當代政策科學理論之研究[M].臺北: 巨流圖書公司,1997:1-2,35-49.

[3] 何艷玲.“我們在做什么樣的研究”:中國行政學研究評述[J].公共管理研究,2007(5):21.

篇(2)

政策研究工作基本情況

清華大學一直有著重視戰略發展和政策研究的歷史，改革開放初期成立的教育研究所（現為教育研究院）就是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學校黨委行政根據“三講”教育中干部師生關于加強學校宏觀思考和戰略研究的建議，決定設立政策研究室，掛靠在黨辦校辦，但作為校級行政部門相對獨立運行。政研室從一開始就定位是校領導班子的研究、咨詢機構，在學校主要領導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

經過10多年發展，政研室隊伍逐漸擴大，職責日益明晰。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與高等教育相關的理論和政策、國內外教育領域的發展趨勢和動態，參與學校發展目標和規劃的研究制定，為學校決策提供理論、政策依據；二是參加或負責起草學校黨委行政重要文件和報告；三是在校內外進行調研，組織開展有關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的專題研究，為校領導和中層干部提供決策信息服務。

在工作實踐中，政研室形成了“高度忠誠、高度自覺、高度認真、高度和諧”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高度忠誠，就是忠于黨的教育事業、忠于學校、忠于領導、忠于職守，把服務領導和服務群眾高度統一；高度自覺，就是自覺學習思考，主動研究謀劃，在被動中掌握主動；高度認真，就是嚴謹、細致、深入，替學校把好文字的最后一道關；高度和諧，就是對外加強溝通合作、甘居幕后、甘當配角，內部團結友愛、互幫互助，發揮集體力量。

政策研究能力建設探索

2011年是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面向新百年的發展，學校向政研室提出了加強政策研究能力建設的要求。兩年多來，政研室圍繞政策研究能力建設這條主線進行思考和探索，在保證文稿服務、信息服務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專題研究和調查研究，不斷提高辯證思維、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能力，努力為學校戰略決策發揮思想庫智囊團作用。

1.著眼國際國內形勢，開展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的理論研究。政研室多次參與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的文件起草工作，把理論研究成果直接轉化為有關政策舉措。2011年上半年，政研室參與起草了清華百年校慶有關重要文稿。根據同志提出的堅持“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發展道路，2012年政研室在起草學校第十三次黨代會報告中，對于把世界一流、中國特色、清華風格有機統一到辦學實踐進行了全面闡述，為凝聚全校的思想共識發揮了積極作用。此外，還從歷史維度和數據挖掘的角度加強對學校發展規律的研究，注重新經驗的總結和概括，為提高學校管理科學化水平服務。

2.圍繞學校改革創新，開展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動態研究。2012年，《教育決策參考》連續幾期刊登了大規模在線開放教育的有關內容，引起了學校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此后，政研室先后就在線教育起草了相關的報告、政策研究論文等多篇，從教育、經濟、文化、社會等多視角對在線教育可能帶來的深刻影響作了分析，許多觀點被教育主管部門采納。最近，政研室正組織力量進一步開展在線教育的系統研究。同時，配合學校有關部門開展人事制度改革、教育教學改革、學生社區管理等專題研究。

3.針對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開展思想文化研究。高校是民族精神和社會道德的守護者，應積極引領社會風尚，承擔好文化傳承創新的任務。為此，前幾年政研室提出建設創新文化的建議，被學校采納。時任校長顧秉林院士在百年校慶大會上的發言就以清華精神為主題，強調面向未來大力弘揚“人文日新”精神。在陳吉寧校長的高度重視和親自主持下，政研室參與起草了校長致大一新生的公開信和研究生、本科生畢業典禮講話，所提出的“生活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獨立”“堅守良知”“懂得堅持、學會放棄”等觀點，都引起了積極的社會輿論。最近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政研室按照學校黨委領導的部署，積極開展群眾路線的時代內涵、黨群關系各種表述等專題研究，以澄員干部的一些模糊和錯誤認識。

從我們的探索來看，高校政策研究工作是結合學校實際的戰略性、前瞻性、針對性研究，既不同于教育研究院偏重理論和學術的研究，又不同于機關業務部門和院系偏重事務性的研究，而是把二者聯系起來的應用理論研究；政策研究工作既要緊緊圍繞校領導班子的決策需要，又要保持前瞻性，適度超脫于現實的具體工作；政策研究工作既要加強調查和研究，又要加強基本建設，如隊伍建設、制度建設、信息資料建設；政策研究工作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文輔政”，文稿服務是衡量政研室工作水平的基本標志。

高校政策研究工作的思考與建議

對照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要求，高校政策研究工作還有很大差距，面臨著很多困難和挑戰。

1.存在的問題

封閉性。高校的政策研究工作基本上局限在教育范疇和學校內部，經常是“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教育是社會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各項事業有著千絲萬縷的深刻聯系，教育改革發展的很多問題都涉及社會其他領域，甚至是由其他領域的矛盾決定的。高校戰略發展和具體政策也受各方面宏觀政策、社會環境、資源條件等約束。因此，就教育論教育、就學校論學校的政策研究往往無法觸及根本矛盾和關鍵問題，必須跳出教育看教育，從研究選題、機構設置、隊伍組成等方面有所突破。同時，當前我國面臨復雜國際形勢，高校智庫也需要圍繞國家戰略開展研究并作出積極回應。只有打破封閉思維，強化開放思維，高校智庫建設才有出路。

分散性。高校學科齊全、專家云集，這是地方和其他部委的政策研究工作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高校的政策研究力量由于受行政體系制約，處于分散狀態，沒有形成合力和品牌。同一學科領域，各高校基本上是各自為政、單打獨立。在同一學校內部，也是各干各的，缺乏合作。以清華大學為例，像在服務國家決策方面，就有國情中心、農村研究院、經濟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等一大批研究機構，這些機構的運行往往靠教授個人的聲譽和影響，沒有形成學校的智庫品牌；在服務學校決策方面，教育研究院等院系主要關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等工作，教師們項目多、負擔重，參與學校政策研究幾乎完全是義務勞動，缺乏利益杠桿和有效機制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只有改變一盤散沙的局面，建立合作機制、改變評價機制、完善分配機制，高校智庫建設才有強大的生命力。

滯后性。首先是歷史原因，過去一個多世紀包括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教育發展的基本思路是研究和學習西方，政策研究往往也跟在人家后面，基本沒有突破。其次是客觀原因，主要是教育的長周期性和后效性，使相關的政策研究成效不明顯，超前思考、前瞻謀劃的動力不足。最后是體制原因，我國的教育政策總體上是一刀切的，而教育部的要求通常是適合所有高校，很可能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一批沖擊世界一流的高校就是一種制約，因為創新本身是對現有政策的突破。我國已是第二大經濟體，將來還會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發展的關鍵是中國的教育和人才，再唯美國是瞻已經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盡快從跟蹤轉向超越。就像當年美國高等教育對英國、德國模式的突破一樣。只有通過前瞻性的政策研究推動建立中國特色的教育理論和政策體系，為中國夢的教育版提供政策支撐，高校智庫建設才能實現質的飛躍。

2.舉措

為此，我們建議由教育部有關部門牽頭，從以下幾方面采取相應措施：

一是加強教育系統智庫的統籌建設。在全國高校規劃、部署和建設一批新型智庫，多方籌集資源，以立項方式重點支持高校開展與國家發展全局相關的戰略性、前瞻性、針對性政策研究。

二是加強對新型智庫的專題研究。組織高校政策研究部門，深入研究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內涵、功能、體制機制等，發揮對高校智庫建設的理論指導作用。

三是加強對教育改革發展的研究。每年立項1個～ 2個國家教育科學規劃重大課題，組織高校政研部門和其他力量，針對國家教育改革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作深入研究，每年向社會一份研究報告，長期積累形成品牌效應。

篇(3)

[關鍵詞]　科學思想庫　網絡調查　內容分析法

[分類號]　C932

1　引　言

根據最新調查，全球共有5465個思想庫，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加，學術界對思想庫的關注也不斷增加。從研究流派來看，學術界研究可分為兩類：組織形式、出現和影響的研究以及政策過程研究，后者探索的重點是思想和技能在政策過程中的作用。從研究區域來看，目前關于思想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語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學術界才開始關注歐洲中東部、亞洲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思想庫。從研究對象來看，思想庫研究從對單個思想庫的分析研究，擴展到對思想庫網絡的研究，如Diane、Raymond。比較研究也是思想庫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而且大部分比較研究中都將美國思想庫作為比較對象，如Morgan等。雖然目前思想庫研究內容豐富、視角多樣，但對與科學技術政策相關的思想庫研究不太多。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對這類思想庫的調研分析其特點和趨勢。

2　研究內容與方法

2.1　研究樣本

Martin認為思想庫是一個對重大公共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的組織，而James認為思想庫是對公共政策進行研究、分析或參與其中的機構，這些機構通過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建議使決策者和公眾在更多信息的基礎上進行公共政策決策。James的定義更清晰地反映出思想庫的性質(政策研究分析)、工作內容(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并提出建議)和目的(使決策者和公眾在豐富信息的基礎上進行決策)。

思想庫有不同的劃分方法，如根據工作重點可分為政策研究型、思考建議型以及參與行動型。本文根據研究領域將思想庫分為政治類思想庫、經濟類思想庫、科學思想庫、社會問題類思想庫、軍事思想庫和外交思想庫等。這種分類也反映了思想庫所研究問題的類型。思想庫的分類并非是一種簡單、非此即彼的分類。與按工作重點進行思想庫劃分的方法相類似，思想庫可能涉及上述分類中的多個類型，稱之為綜合類思想庫。同時由于目前科學技術與社會間的密切關系，看似社會問題(如氣候變化)卻可能與科學技術政策有密切關系，以此類問題開展研究的思想庫也可以視為科學思想庫。

科學思想庫就是以科學技術問題或與之相關的政策問題為主要研究內容的思想庫，具體來說就是通過面向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建議，對科學問題及其有關科學技術政策進行研究、分析以及參與其中的機構。科學思想庫的目的是通過相關專業技術人員的知識與技能彌補決策者與公眾對科學技術問題認識的不足，它可以幫助相關決策者和公眾在更豐富信息的基礎上對相關科學問題進行決策。

James按研究領域分別對思想庫進行了排名，涉及領域包括：國際發展、衛生政策、環境、安全與國際事務、國內經濟政策、國際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環境問題與科學技術問有著密切關系，根據上文定義本研究將James調查中的環境類思想庫視為科學思想庫，研究樣本情況如表1所示：

James調查中環境類TOP10思想庫(共11個機構)構成了本文的基本研究樣本。為進一步增加樣本代表性，又增加氣候組織以及3個專門進行科技政策研究的組織，最后構成一個包括15個機構的研究樣本。

2.2　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

Morgan等認為思想庫目前面臨著各種挑戰：①需要多方資金支持；②需要招募“機智而且善于利用媒體”的人；③提出創新性思想，提供解決方案；④需要理解如何影響并引導公共政策。為此思想庫需要理解受眾、提供何種產品、成功的關鍵以及思想庫評價等問題。本文嘗試從上述幾個方面分析科學思想庫的現狀，具體包括：愿景與任務、資金與課題、組織結構與體制、產出與出版物、研究平臺與方法等。

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客觀、系統、定量地描述交流明顯內容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經廣泛地應用到新聞傳播、圖書情報、社會學等領域。也有學者將該方法用于網絡環境中的研究，如Stephen等。鑒于本文研究對象資料的可獲得性，本文將采用對機構網頁進行內容分析的方法，對上述研究內容進行定量化描述與分析。

本文數據收集時間為2009年7月―2009年9月。在數據收集過程中，除韓國科技政策研究所無法訪問外，其余機構均可訪問。后文所用到的該機構資料均來自內部報告。

3　結果分析

3.1　概要

這些機構主要來自于美國，這與目前世界思想庫的分布相似。樣本中有多個思想庫從事多領域研究，屬于綜合類思想庫，如卡內基、布魯金斯學會；有專門面向環境資源問題的研究所，如世界資源研究所、世界觀察研究所等；也有面向科技政策研究的機構，如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韓國科技政策研究所等。這些機構代表了不同類型、面向不同問題領域的科學思想庫。

3.2　科學思想庫的特點

3.2.1　愿景與任務　14個機構(不包括韓國科技政策研究所)中，除德國發展研究所外，其余機構都有愿景或任務聲明。表2是對這14個機構網頁中愿景或任務內容的關鍵詞詞頻分析：

這些機構都明確將政策研究作為愿景或任務的核心，關注科學技術發展。這與上文關于科學思想庫的定義相一致。表中“Environment”、“Climate”等詞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樣本的選擇，另一方面也說明科學思想庫在愿景或任務描述中一般都會明確地說明研究領域。“International”、“Global”以及“World”表明這些機構所關注內容的范圍，即全球，這也可能與研究樣本選擇有關(樣本中包括在世界上排名前10位的環境方面思想庫)。此外，從表2中也可發現這些機構的受眾：公眾與政府。通過對愿景任務的分析可以發現：科學思想庫都是以對某領域的研究為基礎，不僅為受眾提供信息及評價工具，而且還提供相關政策建議以及解決方案，目的就是要彌補公眾或決策者對科學技術及相關問題理解上的不足，以提高其決策的可靠性。

3.2.2　資金來源與選題　研究樣本中能從網上獲得資金信息的有11家。從對資金類型描述來看，11家機構都有基金支持，其余分別是公司、政府和個人，如圖1所示：

從具體描述內容來看，基金是這些科學思想庫最重要的資金來源。這些機構對政府資助的依賴程度和態度有很大不同。德國發展研究所認為保持機構獨立性的關鍵就是獲得政府資助。而卡托研究所卻聲明為保持機構獨立性，不接受任何政府資助，其資金主要來源是個人捐助。

未獲取資金信息的機構有四家。如果將從網頁是否可獲得該機構的資金信息視為機構資金管理透明度的表現形式之一，將機構是否入選TOP10看作為影響

力大小的表現，對這兩個變量的Fisher檢驗結果表明，具有不同影響力的思想庫在資金信息透明度上是有差別的(顯著度為0.05，伴隨概率P=0.033)。這也進一步證實了Morgan等人的觀點：歐洲思想庫落后于美國思想庫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財會制度透明度比較低。

本研究中僅獲得蘭德公司的課題信息。蘭德公司的選題取決于具體的研究單位：從事社會經濟政策研究的單位通過競爭取得政府部門和私人基金的資助；聯邦資助的研究中心會接受來自于政府部門的研究項目；除此外它還會利用慈善和公司投入研究那些因為過新或比較緊急而無法取得具體資助單位支持的問題。

3.2.3　人員和內部組織　根據員工數量信息，可以將這些科學思想庫(不包括蘇塞克斯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分為3類，如表3所示：

科學思想庫非常注重利用外部人才。如卡托研究所有75名客座研究員，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數量甚至遠超過其雇員數，高達94人。科學思想庫人力資源的突出特點是研究人員比例高、學位高且專業多樣。德國發展研究所和世界資源研究所均有2／3的人員在從事研究工作，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50多名員工中30多人具有博上學位，未來資源的大部分研究人員具有博士學位。人力資源組成r11包括了有學科背景和政策研究背景的研究人員。

本研究僅獲得了蘭德公司和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的組織結構圖。對其他機構組織特點的分析只能通過員工職位名稱和部門名稱進行。從所收集的資料來看，機構內部的組織機構可分為兩類：研究部門和研究支持部門。研究支持部門一般包括：行政管理、人力資源、外事、規劃、財務、圖書情報等。除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外，研究部門一般是按研究主題進行劃分，如蘭德公司將研究部門分為軍事研究、基礎設施安全以及環境研究、人口研究等。而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是按研究類型細分研究部門：面向理論研究、面向研究政策研究、科技預見中心、科技分析和指標研究部門。

研究支持部門的突出特點是對外關系。蘭德公司、卡內基等八個機構都有類似部門處理對外關系(包括媒體關系和政府關系)，如卡托研究所不僅設有政府事務經理，而且還設有媒體經理甚至于新媒體經理的職位。

卡內基和平基金認為國際化改變了思想庫的運作方式和結構，因此提出了新愿景計劃。新愿景將思想庫從一個聚集在一個地方的學者組織轉型為一個集成化的國際網絡。在國際化建設過程中，氣候組織也具有借鑒意義。該組織成立于2004年，總部在倫敦，美國、澳大利亞、香港和北京都有分支機構。各分支機構獨立注冊為公司或慈善機構，總部與其他地區團體間通過法律合同維持關系，內容涉及工作計劃協調以及機構名稱和商標授權等。

3.3　思想庫研究與成果推廣

3.3.1　研究類型與研究影響力　根據研究領域的相對集中情況，將環境類思想庫TOP10分為兩類，即專門研究環境問題的專門思想庫和研究領域比較豐富的綜合類思想庫。通過對比可以發現，11家機構中，專門思想庫只有4家(分別位列4、5、6、8)，僅占36％。從這些機構成立的時間來看，綜合類思想庫的平均年齡為55.4，而這4個專門思想庫的年齡為32.5。由此可見思想庫的成立時間與思想庫的影響力具有一定關系的。但4家專門思想庫中，皮尤全球氣候變化中心最值得關注，它成立的時間僅有11年。

3.3.2　研究支撐與成果評價　研究支撐包括信息資源及研究方法等內容。15個科學思想庫中有7家擁有圖書情報服務機構，主要職能是保存機構成果、收集相關研究領域信息。此外蘭德公司還有一系列的專業數據庫。本文僅獲得了3個機構關于研究方法的信息。日本科技政策所有專門的機構從事科學技術分析和指標研究，科技預見方法研究最為突出。蘭德公司除了相關數據庫和統計數據外，還公開了一些研究工具如健康調查工具等。德國發展研究所在專項研究中主要采用實證方法，特別是案例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

從評價客體來看，評價可分為成果評價和機構評價。針對成果評價，蘭德公司提出了具體的評價指標，包括一般標準和特殊標準兩部分：①一般標準，包括問題描述清晰、研究方法設計與執行良好、數據與假設可靠等；②特殊標準，包括研究綜合全面、研究具有創新性、研究具有持久性等。而對機構的評價，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主要是利用獨立于機構之外的評價委員會。

3.3.3　出版物　通過對網頁中關于出版物類型內容的分析(即出版物類型詞語的頻率分析)，可以發現論文(包括期刊、會議和學位論文)、研究手稿、報告、圖書、期刊和簡報是科學思想庫出版物的主要類型，其次是證詞、專欄、演講和情況報道，最后是廣播、指標、參考書、小冊子和數據庫。從出版周期來看，包括了不定時的簡報、科學技術發展動態的季度分析、年度報告等。

通過出版物類型分析(見圖2)可以發現，目前科學思想庫的重點受眾是決策者和科學共同體，并非愿景分析中所提到的公眾與政府。說明許多機構在針對公眾的產品設計中存在問題，但也有少數機構利用專欄、演講、廣播及小冊子等形式針對公眾傳播其研究成果與思想，如卡內基、皮尤全球氣候變化中心等。

3.3.4　公共交流與Web2.0　科學思想庫除了利用出版物傳播研究成果外，還通過各種活動和技術來進一步擴大影響。許多機構都采用網絡技術特別是Web2.0技術加強與受眾之間的聯系，特別是與媒體的聯系。在所能訪問的14個機構網站中，9個機構有機構動態欄目，5家有專門針對媒體的欄目。

圖3是14個機構(不包括韓國科技政策研究所)網站中所出現的網絡技術：

從圖3可知，目前RSS已經超過了傳統的新聞組，成為主要應用技術。其他Web2.0技術依次為博客、社交網絡和播客網站。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蘇塞克斯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未采用上述技術中的任何一種；而卡內基和卡托研究所采用了多項Web2.0技術；以世界資源研究所采用的Web2.0技術最多。這些Web2.0技術在一定程度上了彌補了公眾出版物的不足。

上述分析雖無法說明這些技術對科學思想庫影響力的作用，但反映了科學思想庫對網絡技術的重視。在這方面皮尤全球氣候變化中心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如E-mail推送，采用流行檢索詞等措施。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皮尤全球氣候變化中心成立僅11年，就能成為環境思想庫的TOP10之一。

篇(4)

英文名稱：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主管單位：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主辦單位：中國科學技術情報學會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0-0135

國內刊號：11-2257/G3

郵發代號：82-153

發行范圍：

創刊時間：2010

期刊收錄：

SA 科學文摘(英)(2009)

CBST 科學技術文獻速報(日)(2009)

Pж(AJ) 文摘雜志(俄)(2009)

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2008)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情報學報》（雙月刊）創刊于1982年，由中國科學技術情報學會、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主辦。主要發表情報科學的理論研究和實驗研究的學術論文，以及優秀的綜述評論。

篇(5)

摘要：社會力量扶貧是精準扶貧資源配置的一種補充性吸納機制。然而，“碎片化”已成為社會力量參與精準扶貧的實踐困境。這種“

>> 碎片化社會與碎片化傳播斷想 碎片化與淺學習 碎片化的省域 茶葉的“碎片化”問題 碎片化傳播的時代 碎片化的影視表達 破解社會扶貧碎片化的威海探索 應對“碎片化”與“數字化” 碎片化的信息與顯示 改變碎片化創新格局 整合建構與碎片化輸出 淺談微博的碎片化寫作 碎片化:數字出版的方向 社保制度“碎片化”的隱憂 整合“碎片化”的網絡行為 拯救碎片化的Android系統 論網絡的碎片化特征 流域碎片化治理的整合 《幕間》：現代意識的碎片化 媒體碎片化的時代已經到來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15年12月8日。③顧磊等：《“社會組織是扶貧開發中不可忽視的力量”――訪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長王名》，《人民政協報》2015年12月8日。④李周：《社會扶貧的經驗、問題與進路》，《求索》2016年第11期。⑤趙佳佳、韓廣富：《香港社會組織扶貧及其啟示》，《理論與改革》2016年第2期。⑥王春光、孫兆霞：《扶貧開發：懲防腐敗應重點關注的新領域》，《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3年第9期。⑦李浩杰：《引導社會資金參與扶貧的財稅政策研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第67頁。⑧梁土坤：《新常態下的精準扶貧：內涵闡釋、現實困境及實現路徑》，《長白學刊》2016年第5期。⑨李曉輝等：《應對經濟新常態與發展型社會政策2.0版――以社會扶貧機制創新為例》，《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⑩陳成文、黃誠：《論優化制度環境與激發社會組織活力》，《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李穎：《社會扶貧資源整合的類型及其適應性》，《探索》2015年第5期。

Abstract：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reduction is a compensatory absorbed mechanism of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owever， the fragmentation has become a practice dilemma for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fragmentation dilemma is the interacted product of formal institution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 From the point of formal institution， mainly including social mobilization， policy incentive and management service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from the poin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 mainly including values bottleneck.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practice fragmentation dilemma，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to break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scientifically arrange the institution and realize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 This requires as soon as possible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value guidance， soci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 policy incentives mechanism， information display mechanism and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Key words：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dilemma of the fragment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篇(6)

背景與過程

說起成立于1950年的美國NSB，我國科學界和科技管理部門應當并不陌生，因為它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決策機構，負有對NSF的各項活動進行監督與指導的職責。但是，其另一項同樣重要的職責則可能是我們不太熟悉的，這就是作為獨立的國家科學政策機構，向美國總統和國會對全國性的科學政策與工程政策問題提出建議和提供咨詢。NSB共有24位成員，由美國總統任命并得到國會參議院的確認，他們的當選是基于其在基礎科學、醫學、社會科學、工程、農業、教育、科技管理或公共事務方面做出的杰出貢獻。根據法律，NSF在職主任必須是其成員。由于NSB成員全部為兼職，因此，其日常工作主要由下設的一些委員會來承擔，其中包括一個執行委員會、四個常設委員會以及根據工作需要臨時設立的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主要負責安排與協調NSB及其各委員會的整體工作，而NSB常設委員會的設置則反映了其工作的重點領域——四個常設委員會分別是：審計與監察委員會、教育與人力資源委員會、資助計劃與發展規劃委員會、戰略與預算委員會，由此可以看出教育與人才政策在NSB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美國科學與工程人才政策作為NSB教育與人力資源委員會的核心任務目標之一，也一直是NSB長期關注的重要政策領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的科學技術發展迅速，并長期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豐富的科技人力資源還有力地推動了國家的經濟增長，人們耳熟能詳的“硅谷”奇跡和“新經濟”的產生都與美國科技和科技人才的貢獻密不可分。特別是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豐富的科技人才資源不僅來自國內，而且來自世界各地杰出的科學家、工程師以及源源不斷的優秀研究生和博士后隊伍，他們共同促進了美國科學技術的持續發展，保證了美國在科學與工程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

然而，在美國剛經歷了其“歷史上和平時期最長的經濟增長期”進入21世紀之際，各方面關于科技勞動力供需關系的調查、研究與分析表明，威脅經濟長期繁榮與國家安全的嚴峻的科技人才問題不可忽視。這些問題包括：（1）美國國內學生對于一些關鍵領域（如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工程與物質科學等）的興趣在減少，或選擇學習這些專業的學生數量未見增長；（2）未來20年在科學與工程領域將要退休的人員大幅增加；（3）未來十年科技領域的就業崗位將迅速增長，是所有工作崗位增長率的3倍；（4）“911”之后，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工作崗位對具有科學與工程專業技能的美國公民產生了新的需求；（5）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未來科技人才教育方面的預算面臨著很大的壓力。

與此同時，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特點既使美國一直是長期受益者，也給美國未來的發展帶來了潛在的威脅。據統計，1999年，在美國產業界工作的持有科學與工程專業博士學位的人員中有1/3是在國外出生的，在計算機科學家中則有一半的博士在國外出生，而在計算機領域的工程師中這一比例更高達一半以上；在聯邦政府的勞動力中，出生在國外的博士占其博士總數的16%；在學術界，每年向具有永久居民身份或持有臨時簽證的外國人開放的大學科學與工程專業職位數占年總職位數的20%。面對激烈的國際人才競爭局面，美國在科技領域對外國學生和專業人員依賴性較高的狀況將是一個潛在的問題。要解決或緩解這些問題，聯邦政府有義務也應該有能力發揮積極作用，但首先必須制定有效并可行的科技人才政策。

因此， NSB的教育與人力資源委員會于2000年10月，組織了一個國家科學與工程勞動力政策研究特別工作組，開展了為期近3年的美國科學與工程勞動力政策研究。其任務是，評估國家勞動力的長期趨勢與需求，分析這些趨勢與需求和聯邦現有政策的關系，提出國家解決這些需求應采取的政策取向。特別工作組成員由NSB成員、NSF工作人員以及NSB本身的政策專家與工作人員組成，主要通過數據采集與分析、組織專題研討會、委托研究課題、廣泛征詢意見等方式進行政策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研究的方式與過程將決定研究的結果，只有在詳實準確的數據基礎上，經過專家認真研究并廣泛征求公眾意見的政策研究，才能得出比較有說服力的研究結果，并提出可靠的政策建議。該特別工作組的政策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數據采集與分析階段、專家研討與文獻研究階段以及公開征詢意見階段。

第一階段是數據采集和分析階段。在數據采集之前，特別工作組首先明確了該項政策研究的對象，即科學與工程勞動力的定義。由于考慮到科技人才的流動性，因此該工作組沒有采用關于“科學與工程勞動力”最常用的定義，即，其職業劃分屬科學與工程領域之列的人員，而是將擁有科學與工程技能、具有在此領域就業能力的人員都納入到科學與工程勞動力的范圍之中。根據這一定義，持有科學、數學或工程領域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的中小學和幼兒園教師、持有科學、工程和技術領域兩年制學位和結業證書的相關領域從業人員以及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博士后研究人員都可視為科學與工程勞動力。這一定義與我國通常所稱的科技人才有相似之處，因此，以我們的觀點來看，也可將該項研究稱為美國科技人才政策研究。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在統計科學領域勞動力的數據時，將社會科學也統計在內，這一點與我國很不相同，因為我國的此類統計中僅有自然科學領域部分。

美國科技人才政策研究涉及到的數據很多，主要來自以下幾個部門和機構：（1）勞工統計局關于職業和就業方面的各種調查形成的數據庫；（2）NSF科學資源統計處關于構成NSF科學家與工程師數據系統的三類調查；（3）美國教育部的教育研究與改進辦公室關于信息技術勞動力與職業教育計劃的統計；（4）喬治城大學國際人口遷移研究所關于移入美國的科學與工程領域學生與勞動力的信息源；（5）鳳凰大學、全美研究生院理事會以及斯隆基金會關于大學的學位教育和職業教育及其如何面向市場需求的研究及相關數據。此外，特別工作組還委托喬治城大學的林德塞洛威爾博士完成了《關于國外科學技術勞動力流入美國的研究》報告，邀請提供相關數據的上述部門和機構的專家就數據問題舉行研討會，并多次開會與NSF負責科學資源統計的人員討論相關數據的問題。

第二階段是專家研討與文獻研究階段。特別工作組分別于2002年3月和6月舉辦了以美國教育體系和科技人才國際化為主題的專家研討會。3月12日的研討會主要討論教育與培訓問題，包括與國家科技人才政策相關的美國教育體系的問題，以及促進訓練有素的科技人才數量增長的實現途徑問題。其范圍覆蓋了從中小學、本科到研究生階段的教育問題、教師培養的問題、科技人才培養的多渠道問題、鼓勵科技人才多樣化問題以及科技教育的國家政策問題等，做報告的專家都是在上述問題研究中頗有影響的學術帶頭人。6月28日的研討會則主要討論高級科技人才的國際化特征與美國國家需求之間的相互影響問題，參會的專家不僅來自學術界，也有來自產業界、政府部門和專業團體的專家，討論的主要問題包括：美國政府和產業界對人才的需求、國家安全政策對科技人才的影響、影響美國國內學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諸因素、影響國外學生到美國讀研究生和從事博士后研究的政策法規等等，會議還邀請了我國學者介紹中國的相關科技人才政策。

除了專家研討之外，特別工作組還通過NSF科學資源統計處，委托在美國科技人才政策研究方面具有很強實力的國際斯坦福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開展了美國科學與工程勞動力政策研究。斯坦福研究所系統整理與研究了自1995年以來與美國、其他國家以及全球科技人才政策相關的所有重要文件、政策報告、研究報告以及相關論文等170余種文獻，于2002年8月13日提交了研究報告《國家科學與工程勞動力政策：文獻分析與建議清單》。報告還選擇了上述文獻中最為重要的50份政策報告與研究報告，分別撰寫其報告提要，并列出主要政策建議的清單。之所以認定這些報告重要，是基于這樣幾個標準：（1）文獻在國際國內科技人才政策討論中的重要性；（2）文獻的學術價值（數據與分析的原始性與高水平）；（3）資助和開展人才研究的組織具有很好的聲譽與公信力；（4）文獻反映了重要的相關各方的觀點與意見。

第三個階段是公開征詢意見階段。2003年5月22日，特別工作組的研究報告初稿經NSB討論，得以批準全文上網，公開征詢公眾（包括個人和組織）對報告的意見和建議。在2003年8月14日正式報告發表時，所有為該報告提供具體意見的組織（共40個）和個人（共47人）的名單都一并附在報告之后，作為附件公布。提出意見的組織主要是學術團體、公司、大學、研究院所、政府部門、社會團體、私人基金會等等，而個人則至少有一半來自大學。

結論與建議

該特別工作組的科技人才政策研究首先闡述了美國的科學與工程領域面臨的挑戰，其次分析了國內外形勢，特別是當前科技人才的全球競爭態勢與近年來美國國內科學與工程領域人力資源發展趨勢，最后從五個方面得出結論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報告指出，科學技術一直是而且還將繼續是促進美國經濟增長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動力，而在科學與工程領域獲得卓越發現和取得重大創新的力量，就是一支數量龐大、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隊伍。面對影響美國未來科技人才政策的主要趨勢，特別工作組做出了兩個基本判斷：（1）由于科技人才國際競爭的加劇，美國不可能僅僅依靠國際科技人才市場來滿足國家需求；（2）如果國家不采取措施鼓勵和幫助所有在科學與工程領域受教育的學生（尤其是該領域在事業上一直成功較少的群體）順利完成學業的話，該領域在美國出生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數可能會呈下降趨勢。特別工作組認為，聯邦政府在引導國家解決科技人才方面的長期需求方面負有主要職責，因此，聯邦政府及相關機構必須采取行動，以確保美國在科學與工程領域有足夠多的勞動力，而且，全社會都必須做出努力，增加美國人學習科學與工程專業并從事該領域工作的人數。 特別工作組具體的政策建議有以下五個方面：

在科學與工程領域的本科教育方面，建議聯邦政府引導對大專院校及其學生進行持續不斷的支持，以提高所有學習科學與工程專業美國大學生的畢業率。聯邦政府應當：（1）確保高質量的學生能夠得到獎學金以及其他形式的財政資助，以避免他們因為缺乏經費而不能全時上學攻讀科學與工程專業；（2）針對全國范圍內學位獲得人數不足的科學與工程專業，鼓勵大專院校擴大招生和改進其在這些領域的教學質量；（3）向社區大學提供財政支持，以提高其學生轉至四年制大學科學與工程專業學習的成功率；（4）擴大大專院校對少數族裔和女性完成科學與工程專業學業的資助計劃。

在科學與工程領域本科以上教育方面，建議聯邦對研究培訓與研究生教育的支持應當反映學生真正的經濟需求，擴展學生根據國家所需的專業技能選擇受教育機會的范圍。聯邦政府的戰略應當：（1）確保聯邦政府對研究生和博士后人員的津貼使他們自己真正受益，使他們感到做這種選擇比做其他選擇更有吸引力；（2）通過經費投入支持改進博士和碩士教育方法，使學生將來進入學術界、政府和產業界就業有很大的選擇余地；（3）為科學與工程領域（包括單學科的和跨學科的領域）高水平的博士教育計劃提供長期持續的支持。

在科學與工程勞動力信息與政策研究基礎方面，建議聯邦支持發展有效的科學與工程勞動力政策與戰略。聯邦政府必須：（1）在動態反映科學與工程勞動力國際趨勢的信息收集與研究分析工作上保證有持續的投入；（2）引導國家努力建成反映勞動力信息的基礎平臺，這些信息包括科學與工程勞動力的現狀、國家科學與工程技能的需求以及吸引高水平學生和專業人員進入科學與工程行業的戰略。

在中小學乃至幼兒園從事數學、科學與技術教學的師資方面，聯邦政府應當與其他各有關方面一道從現在起就采取行動，吸引和保持充足的高水平師資隊伍。為了使這一職業比其他職業更具競爭力，聯邦政府這方面的資源必須用于下列用途：（1）使這些教師的待遇與在其他部門就業且有類似教育背景的科學與工程專業人員的待遇具有可比性；（2）將這一職業提升為一項重要的且有價值的事業，并將從事這一職業的教師作為科學與工程專業人員中一個主要的部分；（3）支持課堂培訓，給從事教學工作之外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發放教師資格證書；（4）支持在成功地將大學工學院及理學院的課程和師資與教育學院進行整合的機構開展師范培訓計劃。為了使大學教育之前的教學更加有效，有關各方必須共同努力，支持科學與工程領域的專業人員參與到從幼兒園到中小學的教育中，以促進高水平課程標準的制定以及課堂教師知識的擴展，同時，支持研究如何提高從幼兒園到中小學的數學與科學課程設置與教育學水平。

在美國參與科學與工程領域勞動力的國際競爭方面，目前政府正在審查與科學家和工程師流動相關的簽證政策及其他政策，建議未來美國的政策應該考慮以下目標：（1）加強美國研究性大學的能力，以保持其在科學與工程領域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的領導作用；（2）大力支持美國學生和教員參與國際科學與工程教育與研究；（3）在考慮國家安全的同時，繼續保持美國對世界各國有競爭力的研究人員、大學教員和學生的吸引力。

機制與特點

國家政府部門的政策質量直接關系到國家公共利益，通過制定高質量的公共政策推動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最終促進全體國民的福祉，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應該說，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將政策的研究與制定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由于各領域的具體政策涉及到專業性很強的各類知識，因此，美國聯邦不僅在政府部門和有關專門機構內聘用了大量的專業人員和政策專家，而且與大學、專業團體、私人部門等社會各界的專業人員與政策專家有著密切的聯系和良好的合作關系。另外，考察其政策研究的機制與特點，只要回顧一下對美國戰后科技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萬尼瓦爾布什著名的科學政策報告《科學——無盡的疆界》（1945年）的形成過程就可以看到，今天的科技人才政策報告《科學與工程勞動力——實現美國的潛力》與之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二者都是以數據分析為基礎，都組織了特別工作組（或專門委員會）開展工作，都實行了專家研討的機制，都提出了具體而明確的政策建議，等等。當然，由于時隔半個多世紀，今天的政策研究也有所不同，至少在條件和環境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時公眾參與的要求也更高了。綜觀NSB這次開展的科技人才政策研究，可以將其機制與特點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重視數據分析。離開了數據分析，政策研究只能成為空泛的議論。NSB在數據的掌握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因為NSF自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專門的部門，負責收集、整理和分析與科學活動相關的數據，其主要目的就是為NSB參與制定國家科學政策提供依據。NSF長期以來積累了大量的數據與信息，還支持了許多關于數據分析的方法論研究，NSB每兩年出版一份的《科學與工程指標》就以NSF的這些工作為基礎。NSB特別工作組此次的科技人才政策研究不僅利用了NSF長期積累和掌握的數據，還涉及到多方面的數據，既有國際比較數據又有國內的歷史數據，既有教育方面的數據又有就業方面的數據。為此，特別工作組授權NSF科學資源統計處負責數據的收集、協調與研究，而該處又以委托課題的方式，組織政策專家開展外國科技人才流入美國狀況的研究，加強對所需數據的統計與分析。

第二，依靠政策專家。科技人才政策屬于科技政策的一部分，而科技政策的研究與分析在美國已是一個較為成熟的專業領域，有自己特有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也有一些公認的經典文獻，還有相對較為穩定的專業研究隊伍——他們常常參與美國聯邦科技政策的研究與制定。在這項政策研究工作的參與者中，我們可以見到一些在科技政策研究領域具有很高聲望的研究機構與著名的政策專家，如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蘭德公司、美國國家科學院下的科學、工程與公共政策委員會（COSEPUP）、達伊爾楚賓（Daryl Chubin）、保羅羅默（Paul Romer）等。特別工作組委托國際斯坦福研究所對1995年以來的重要文獻進行的研究與梳理是依靠專家的另一種方式，即，將該研究建立在該領域專家過去所做的大量工作基礎之上，甚至報告中一些插塊的內容就是過去相關研究主要觀點的摘要。

第三，廣泛參與機制。現代公共政策的一個特點就是強調民主決策和公眾參與，因為一項充分反映社會相關各方利益的政策在其執行過程中可以減少相關各方之間的沖突，調動各方的積極性，促進合作。該報告在研究過程中廣泛吸收學術界、產業界、政府部門、非營利機構人員參與討論，在報告初稿形成后又通過互聯網征求更多方面的意見，并在正式報告后附上提供意見的機構和個人名單。這一機制充分反映了政策研究的公開與透明。

第四，政策建議明確。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形式之一是政策建議，而一項有效并可行的政策建議至少應當是明確的。無論是政策實施主體還是政策的受益者，無論是政策目標的可檢驗性還是政策手段的可測度性等等，都應當是明確的。以該報告對聯邦政府在科學與工程領域的本科教育方面的政策建議為例。很顯然，政策的實施主體明確，是聯邦政府；政策的受益者明確，是大專院校（包括各類大學、學院和社區大學等）及本科學生；政策目標明確且可檢驗，是“提高所有學習科學與工程專業美國大學生的畢業率”（畢業率顯然是可檢驗的）；四項政策手段包括保證高水平的學生得到財政資助、在國家科技人才緊缺的專業擴大招生、支持社區大學提高其學生升入四年制大學的成功率、加強針對少數族裔和女性學習科學與工程專業的資助，這些也是明確的并可測度的！

篇(7)

關鍵詞:中國流動人口;政策;綜述

中圖分類號:C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2-0058-01

1 研究現狀

1.1 對流動人口政策管理過程的研究

1.1.1 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現狀分析

依據現有的流動人口政策研究文獻,學術界觀察與分析流動人口的重要視角是社會權利。戶籍制度使自發性的人口流動與現有的戶籍屬地管理體制之間產生制度性沖突,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流動人口的社會階層合理流動(傅崇輝,2008)。有學者指出,當前全國性的政策供給遠滯后于一些地方的社會實踐。跨省流動人口規模擴大,造成退保人數增加,流動人口聚集區社保制度碎片化狀況嚴重。在目前社保政策下,流動人口所在的打工地社保制度將獲益,流出地將受損,流動人口的養老權益受到極大侵害(鄭秉文,2008)。

1.1.2 關于城市流動人口社會安全性研究

有學者指出,改革開放后,隨著大面積的人口流動現象出現,公共行政部門制定了許多服務、保護和管理流動人口的政策、法規,但不少地方和部門在流動人口問題上輕視服務行政而重視政府管制,甚至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歧視性做法,流動人口對公安民警執法行為滿意度較低(徐鎮強,2008)。有學者認為進城務工的流動人口,工作異常辛苦,生存條件極差,又處于社會底層,缺乏精神生活的調劑,如果出現外界的刺激,可能使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丘銀英、沈建武,2002)。

1.1.3 關于流動人口的職業技能培訓研究以及生存狀況研究

從既有的城市外來流動人口的文化構成來看,普遍存在知識匱乏的現象,流動人口缺乏從事非體力勞動行業的能力。從而,要探索職業技術培訓的培養方式,大力開展城市外來的農村務工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統籌勞動力市場,依托市場經濟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張肖敏,2006)。有學者指出在城市建設中也忽視了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居住需求,對流動人口將長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趨勢缺乏認真考慮和系統安排(李英東、石紅溶、2005)。

1.2 學術界對未來流動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的建議

1.2.1 居住證制度及戶籍制度改革設想

學者曾凡華認為,“居住證”制度除便于政府管理外,更主要地體現了維護外來人員的合法權益,體現了政府部門對流動人員的角色定位(曾凡華,2007)。屬地化管理是當前流動人口管理的發展方向。屬地化管理要求流入地政府將流入的流動人口作為城市居民來管理與服務,而不是當“流動人口”特殊對待(羅仁朝,2004)。

1.2.2 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政策要實現科學化,人性化

政府應規定所有的企業在雇用流動人口時,必須按照規定繳納社會保障基金。對那些在城市中已經擁有比較穩定的工作和收入的流動人口,他們的社會保障可以參照城鎮職工的有關規定辦理。而對那些工作和收入都不太穩定的流動人口,在制度安排上既要考慮盡可能降低其市民化進程的風險,又要兼顧其工作和收入不穩定的特點。(樊小鋼,2004)。

1.2.3 以社區為依托,加速城市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

公共政策的設計與安排應充分體現“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想,創造一個良好的將流動人口整合于城市社區的條件和政策環境,促進城市發展和個人的自身發展。在社區層面上,加強社區建設,通過功能整合和文化整合,開展對流動人口的心理輔導和咨詢服務,不斷提高流動人口的文化素質,加強流動人口與城市居民的相互溝通與了解,促進社會融合(高春雁,2007)。

1.2.4 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就學困難,整合現行與流動人口相關的法律法規

一些學者指出我國未來人口融合政策發展的方向包括:堅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學為主的方針,把流動人口子女入學工作納入流入地義務教育總體規劃統籌安排(尹德挺、黃匡時,2008)。有學者指出,流動人口在治安安全需求、職業保障安全需求、社會適應與日常安全需求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相當嚴重。當務之急是制定全國性的《流動人口服務與管理條例》;進一步完善滿足流動人口的職業保障安全需求方面的相關政策,實現政策體系的效能優化(徐鎮強、徐向群,2008)。

2 結語

2.1 現有研究的經驗不足之處

學術界對流動人口政策的研究呈現積極活躍的上升趨勢,但仍然存在個別不足之處。如對流動人口政策執行的相關監督機制方面的研究較少,缺乏對于流動人口政策制定執行等方面具有指導性與實際推廣性的研究資料。多數學者將目光聚焦在一些社會熱點問題上,忽視了流動人口政策中一些非熱點問題的研究,導致了流動人口政策研究資料的不完善不全面。

2.2 筆者創新及建議

縱觀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現階段,學者們大多關注流動人口政策制定執行階段的研究,忽視了流動人口政策的評估和監督階段的研究。因此,筆者建議:在研究流動人口政策制定執行管理的同時,也應重視流動人口政策的評估與監督環節的研究。流動人口政策的評估研究是流動人口政策研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它是流動人口政策得以改進的動力來源。可是長久以來,流動人口的政策評估與政策監督機制的相關研究在中國并不受重視。一方面,一些針對流動人口的政策在制定以后,由于各方面原因,導致預期的政策效果沒有實現,有時甚至導致更為嚴重的政策問題。因為缺乏一個有效的流動人口政策評估機制,這些人口政策并沒有能得到很好的調整或終止,致使產生了很多的“后遺癥”。另一方面,由于流動人口政策監督部門自身的地位不高,導致監督力不足。完善流動人口政策的評估與監督機制,應該廣開思路,從流動人口政策的體制結構思考,對社會采取流動人口政策的公眾參與機制,而不應該閉門造車。

流動人口政策研究是一門交叉性學科,應該擴展視野,思考政府治理與地方配合的問題;思考非政府組織在流動人口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思考社會非贏利組織及其它慈善組織對政府流動人口管理的補助作用。綜上所述,對未來流動人口政策和管理的發展趨勢,筆者擬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深入探討實現建立非官方的流動人口自治組織,并且在實際管理過程中,逐步嘗試實現流動人口自治組織自治,地方政府監管的機制。

第二,深入研究NGO(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合作治理流動人口的現實可操作性及優越性。

第三,解析NPO(非盈利組織)評估監督流動人口政策的可行性及優越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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