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歷史唯物主義最早由經濟地理學者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現實主義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學者有意識的運用到研究中。兩者是從不同角度對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空間定量革命進行批判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社會批判，對方法的批判受到社會批判的限定。它認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種迷惑性的方式展現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將加強這種誤解。批判現實主義起初是一種文藝思潮和創作方法，后來被西方學者發展為一種社會科學哲學，與歷史唯物主義相似，也通過社會關系來理解人。它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將妨礙它為社會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論指導。20世紀70年代，與空間定量革命相比，歷史唯物主義沒有將空間放在優先地位，而是將其與社會關系同等考慮。激進批判的重點較少關注人們所觀察到的周邊事物的差異，而是注重解釋差異的根本原因，其結論可歸結為空間格局由社會過程所塑造。而在空間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當地約減為“距離”、“局部變化”和“特征”等。實際上，空間應是一種社會建構，而社會關系的建構卻超出了空間，這造成了空間差別。在地理政治經濟理論來源的歷史發展中，批判現實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興盛時期，這一時期可稱為“社會和空間時期”。此時，歷史唯物主義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背景或一種批判的襯托，且兩者也出現過不和諧的聲音。例如，批判現實主義不贊同歷史唯物主義過于注重階級而忽略性別、種族和階層等。早期的經濟地理學者多數有一個特別的方法經歷，即進行過空間定量的經濟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當代地理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過類似經歷。空間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當狹窄：技術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實證主義觀念也是有問題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拋棄它。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面臨的困境。尋求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方法的融合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學者們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抽象是批判現實主義的基礎，歷史唯物主義雖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贊同抽象這種方法。作為融合的結果，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帶有批判性的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主要方法論。這種轉變意義重大，主要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經濟學研究較少注重空間現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間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隱含的批判觀念在實踐中能夠產生關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平衡。縱觀地理政治經濟學萌芽與形成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我們可以發現：歷史唯物主義較先引入，持續發展，最后成為主要方法；批判現實主義較晚引入，影響漸微，處于輔助補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現實主義研究者興趣轉移的結果，實質上是科學邏輯演變與選擇的必然結果。即便如此，批判現實主義的介入仍有持久影響：“偶然性”進入到主流的詞匯，批判意識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經濟學方法。特別是它的以下兩個結論具有重要價值：一是國家和經濟是兩個獨立的社會關系，它們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連接。二是結構思想，可以被歷史唯物主義有效地利用，通過結構的重建和體制結構的新形式，資本可能緩和總是反復出現的積累障礙，而工人階級也可以發展自己的社會關系以反抗剝削。當前，地理政治經濟學理論甫成雛形，如何利用這兩種方法增強對空間經濟的解釋能力，需要從它們對關鍵性問題的解釋中尋找幫助。

二、兩種方法論對幾個關鍵性問題的解釋對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關鍵步驟是抽象。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抽象的方式有趨同之處。抽象和具體、單面與多面的統一等觀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現實主義。例如，人類首先按性別劃分，然后按階級等等。同類型的層次化也存在于歷史唯物主義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不斷穿梭于歷史無關的和歷史主義之間、一般勞動過程和特定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間、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之間等等。然而，仔細考察，兩者的差異確實存在。抽象可分為兩種形式：第一類是經驗主義的抽象，這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主要方式。第二類是實質的、本質的或系統的抽象，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方式。經驗主義的抽象是從具體或多面抽象為單面。它沿著較少的實在、更純粹的概念的方向遠離現實。當然，任何將世界劃分為對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沒有意識到，從具體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現實主義看來就是形成無內容方式的一種抽象。AndrewSayer認為批判現實主義主要是對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關系的抽象，而正確的方法應該是理性的抽象。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間的本質關系的基礎上進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們的貧困，來區分人，而要以其與他人的豐富的關系來區分，例如，作為國家、雇主或家庭的人。從某個角度來看，馬克思也運用了這種形式的抽象，例如，將中世紀以前的古代、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視為階級社會的具體形式。不過，此處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會形態由再生產過程中使用的生產方式所規定。這為理解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之間的區別，以及擴大再生產的特定歷史形式的積累過程指明了方向。馬克思訴諸經驗主義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對把資本主義簡約為歷史虛無或自然形態的做法。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因此是歷史的創造，它所產生的核心矛盾——剝削行為，絕不能被解釋為世界的法則，或某種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過程。歷史唯物主義的主導抽象方式是歷史的、系統的或本質的，是通過實踐而進行的抽象。它與實踐的社會歷史的具體形式，與現實以及更具體的、多樣的、整體的歷史階段相符合。例如，對資本抽象后發現，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地理政治經濟學中“區位”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離不開人類生活的具體社會形態。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的區位觀念，要早于資本主義初期商品貿易所依賴的區位概念。區位成為生產中重要的考慮因素，如房地產對優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產生的，也許不早于有多個區位可選擇的企業的出現。抽象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抽象層次。經驗主義抽象方式的結果是產生了不同的“水平”，它與越來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層次相符，趨向具體的層次與趨向其他方向的層次相對立。因此，可以通過整合較抽象的概念與其他概念再現具體：從頂端開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決條件。地理政治經濟學者的研究已經吸收了這種抽象層次的概念，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取決于抽象的層次以及在理論概念上與歷史特異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呈現了資本主義社會更具體的形式。歷史唯物主義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種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邏輯與歷史的一致性：本質的一個必要前提是本質。例如，國家不能獨立于使之成為國家的物質條件。生產關系在各個時期各不相同，具體的國家處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在闡明特定時期的國家形式時，要首先闡明生產關系的歷史。這意味著，國家從來都不僅是作為經驗主義抽象的國家，而是特定歷史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或任何其他具體形式。再如，要研究資本，必須首先抽象出剩余價值，然后抽象剩余價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產上能夠被占有的具體形式——租金，利息和企業利潤，而它們處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

（二）內部和外部關系

批判現實主義在抽象問題上的方法核心是一種內部和外部關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確定一種結構，在這些結構中，通過定義使對象成為由該結構所決定的運動模式的內部關系的產物。外部或偶然關系只影響運動模式的表述，而不影響模式本身。歷史唯物主義的內部關系是主體與其存在的客觀條件之間的關系：即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并被進一步看作財產關系。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形態中就被這樣理解。“勞動者把自己勞動的客觀條件看作自己的財產，這就是勞動同勞動的物質前提的天然統一。因此，勞動者不依賴勞動就擁有客觀的存在。個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現實條件的主人”。并且“個人把勞動的客觀條件簡單地看作是自己的東西，看作是自己的主體得到自我實現的無機自然。……直接要以個人作為某一公社成員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歷史地發展了的和變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為部落等等成員的自然形成的存在為媒介”。換句話說，這種財產關系，成為一些社會組織形式（例如家庭）擴大成為部落和公社的先決條件。個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擁有生產的物質條件。資本主義消除了這些關系，使個人自我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和物質的客觀條件表現為與其自身無關：不是作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為必要的決定因素被占有，這就是外部關系。物質生產的客觀條件似乎獨立于任何主觀性，而主體顯得獨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觀條件。生產手段、勞動對象和工具如今表現為資本的社會形式，作為與勞動者無關的事物，它們雇用了缺乏客觀性的勞動者（沒有與土地等相似的客觀存在的形式）。主體和客體在此被主體和客體的逆轉所分離。現在，以資本為形式的客體在實現自己的過程中雇用了主體。資本似乎成為主體而工人成為以抽象勞動力為形式的客體。如果現在以勞動對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現的客觀條件外在于個人、物化于資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們參與其中而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資關系現在表現為馬克思所說的“外在必然性”：從個人的角度來看是必然的，但從工資工作能否被找到來看是偶然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關系表現為自然的、繼承的、個人無論是作為部落成員或在奴性的關系中與生俱來的東西。在資本主義關系中，一方面，個人從被認為從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關系中解放出來，并通過勞動力市場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會關系表現出物化的、個人必須適應的東西。因此，雖然個人可以選擇他的工資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絕這種選擇。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個人的客觀條件在當代社會表現為外在于主體的外部關系。如果與主體有關，則是自給自足的、沒有必要前提條件的，因此沒有歷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經濟學的。無對象的主體和客體似乎獨立于任何主觀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觀控制的資本的邏輯而存在，因而產生了矛盾，例如，沒有買者的賣者和沒有賣者的買者、未投資的資本、無力支付的債務、沒有原材料的工廠等。簡言之，資本的限制必然產生，如果生產要繼續發展，就必須緩和這種限制。歷史唯物主義是典型的歷史主義主張：人及其存在的客觀條件之間的內部關系只有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表現為”那種沒有歷史前提的事物之間的外部關系。批判現實主義則是歷史無關的，具有自然主義（科學主義）的性質，它主張內部和外部可以直接應用而與主體和客體無關。

（三）整體性和多樣性

歷史唯物主義從整體上來認識世界，整體的組成部分憑借其與整體的關系才成其為部分。整體性就是應對處于變動中的“離心力”關系的問題，即部分和整體之間的張力不斷重復出現。因此，通過一個整體的整合的力來緩解離心力，整體以其自身具體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組成部分的形式而變化。批判現實主義對世界的看法是本質上的多元論，也可表示為分化的或多樣性的：由眾多關系的結構所組成，每種結構都反映組成它的要素之間獨特的因果特征，并且這些關系可能包括偶然關系。例如，將勞動分工視為具有因果聯系的獨立結構，并有別于資本分工。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探討整體性有兩個限定性條件。第一點，這并不意味著對世界的決定論的理解。未來仍然是開放的也是無法預測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夠以相對獨立的方式發展，但僅是“相對地”。整體化的沖動，一致的必要性，或稱之為“社會秩序”，起源于生產，一切都開始并歸結于生產，并且生產始終是社會的生產。在資本中，產生的必要性表現為積累的必要性。整體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產的條件或關系。同時，整體性不是靜態的，而總是在整體化的過程中不斷變化。發展的自主性產生了矛盾，這些矛盾又可能產生新的機會。第二點，這是一個集合的整體，不僅是與生產有關的整體性，而且是關于生產參與者的具體活動的整體性。生產的參與者帶來了整體的連貫性并重塑整體性，同時整體性又重塑了參與者。例如，人們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這種生產方式不僅應當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來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人們生產了自己的世界：不僅包括他們的生活資料和生產這些生活資料的手段，也包括他們的社會關系、文化、政治等等。將世界當作一個整體是把生產及其客觀條件、物質和社會、政治、話語權、空間等都看作是生產的瞬間，如同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條件都被視為獨立的、物化的、有著自身的邏輯，以自己的方式發展。

（四）矛盾和變化

批判現實主義認可變化的世界。沒有變化，它的系統開放性的概念，它對人性的批判，都將變得毫無意義。然而，它無法解釋變化產生的原因。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矛盾產生變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間經濟研究中也很突出。歷史唯物主義中矛盾概念的核心是對立統一：生產性的個人，或社會意義上的、不能簡化掉社會關系的個體與生產條件的對立統一。生產條件可能促進、破壞或抑制生產活動，通過生產條件（制度，技術等）的變化來緩解矛盾，使生產進一步發展，但是，新的生產障礙會不斷產生。例如，社會勞動分工的發展、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離、國家形式的出現，都是以剩余產品的生產為前提并促進了剩余的擴張。但是，社會勞動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漸產生獨立的運動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壞生產。資本主義中的直接生產者將貨幣工資作為其生產的必要條件，且是外在的條件，或“外部必然性”。這種外在性有一個歷史過程，即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形態中的“自然統一”，在那里勞動者將他的客觀條件看成屬于他的，作為他的“無機的身體”，這些關系的瓦解讓位于資本和勞動的對立統一：勞動力和生產手段被生產關系用貨幣財富聯結起來。勞動通過工資工作有效地實現了自身的再生產。然而，資本也自我驅動去再生產自身，隨后產生工資下行壓力以及機器對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產的能力被削弱。在歷史上，這是勞工運動的發展、抵抗工資削減和推動建立福利國家的原因，即矛盾的產生與緩解。與此同時，資本再生產的必要條件是勞動力。如果將勞動力逐出勞動過程，也就排除了能夠產生比成本更多的價值因而能夠產生資本家的利潤的生產條件之一。這反過來，迫使資本需要緩和由其優勢（包括其向任何空間的擴展）所造成的矛盾。“緩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為資本把每一個這樣的界限都當作限制，因而在觀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結論說，資本已在實際上克服了它，并且，因為每一個這樣的限制都是同資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是在矛盾中運動的，這些矛盾不斷地被克服，但又不斷地產生出來”。批判現實主義承認變化，但沒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論下的對立統一，如個人與社會、文化和經濟、經濟和政治等，其目標是彌合它們的差異并探索、定義、闡述它們組成二元論的兩部分之間的互相依賴關系。用批判現實主義的術語來講，就是探討它們是如何內在聯系起來的：在脫離獨立的因果力量的條件下，它們如何能夠被歸入單一的結構。“文化與經濟的辯證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對這種二元論的歷史、先決條件的考察。

（五）因果關系

歷史唯物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因果關系概念非常相似。它們反對原子論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響結果而不改變對象或結果的性質，都堅持因果關系的行為理論，即變化因人們的行為而發生。兩者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批判現實主義的因果關系中，根本的真實性和經驗世界被區分開來，它從關系結構及其運行的偶然環境中來闡明經驗現實。應該指出，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現實主義所闡釋的內部和外部關系之間的區別。歷史唯物主義也認為世界具有層次性，但不是經驗和實在之間的區別，而是形式和內容或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實在、形式和本質、表象和本質以及表現形式和隱含聯系之間的區別。雖然表象和實在可能讓人聯想到批判現實主義的經驗和實在之間的區別，但是馬克思說的卻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識形態的形式，與批判現實主義的“經驗”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導地位的、歷史的、社會的生產關系，它們是“實在”的形式，雖然有時是虛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顛倒了我們生活的世界，這僅僅是因為起作用的社會關系本身已經顛倒。例如，工資形式掩蓋了勞動者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聯系到內部和外部關系，那么，外部關系是表象，是內部關系這個實在的歷史發展結果。這種表象被理解為生產的社會條件和所有生產關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歷史軌跡，因此，正如馬克思敏銳指出的，成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這種矛盾導致人們不斷重申生產的中心性，在資本主義的情況下，就是以積累為中心。表象還包括國家、家庭、空間、文化和勞動分工等，它們通過前面提到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經驗主義的抽象得以再現。批判現實主義將低層次的抽象而產生的表象作為關系的構建物。批判現實主義對因果關系的解釋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會關系的結構為形式的實在，這種實在需要特定的因果關系性質，并且是經驗世界的必要條件；然后指出它與偶然條件的結合是如何作為觀察事物的起點。例如，DoreenMassey對企業的新的勞動空間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現之間關系的分析。換句話說，人們需要運用前面所述的經驗主義抽象方式，抽象出關系結構，以便從表象返回到實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認為，確實可能從一些經驗的形式開始，如同在批判現實主義中一樣，例如對地域發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變化的研究。但是，這必須被置于資本和它的生產關系的矛盾發展中來考慮。批判現實主義分析中被認為是偶然的條件現在表現為構成一個矛盾整體的條件，這個矛盾將要被調動起來、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積累過程中的障礙。看似偶然的條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組合成新的關系，以便能夠使單個資本或資本整體來應付它們所面臨的挑戰。

三、結語

篇(2)

（1）以人為本原則。確切地說，這里的“以人為本”是指以“勞動者為本”。眾所周知，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區別之一是立場不同。政治經濟學根本方法論是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它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強調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在階級社會，人總是從屬于一定階級的人。因此，經濟學認為，在經濟關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從屬于一定階級利益的人。政治經濟學的起點是人的勞動不斷生產和再生產出供人類消費的物質資料，終點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資料極大豐富的前提下，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勞動者在不同生產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終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動力源泉。西方經濟學則是以“經濟人”假設作為出發點形成的理論邏輯，這一理論體系的邏輯實質上就是資本發展的邏輯。所以，在西方經濟學邏輯中存在悖論：一方面把人假設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則進行理性選擇的“經濟人”，另一方面又把勞動者僅僅視為與資本、土地相同的生產要素，根本無視與其他生產要素相比，勞動者具有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這一事實本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是強調以人為本，以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為本，理應成為它的首要原則。我國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涉及多方面深層矛盾和利益關系的調整，這種調整甚至會帶來社會陣痛。我們的各項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減少陣痛、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應該成為深化改革堅守的重要理念。

（2）滿足需要原則。在政治經濟學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區別。“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發展對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客觀要求。馬克思在分析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構成時指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是由生活資料的價值表示的，而勞動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構成具有層次性，包括勞動者自己和家屬所需要的“生存資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發展資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價值來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則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場中的交換行為，只要有貨幣、有購買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從價值實現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觀“需要”，比如市場上有1萬套商品房，從客觀需要即使用價值角度來說，可以滿足1萬個家庭的需要，但也許由于房價過高，1000個家庭購買了這1萬套商品房，從市場的角度看，商品房的價值得到了實現，也就形成了市場“需求”，但顯然這些買房者不是為了“需要”，而是為了資本的價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價虛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買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積大量房源。類似的問題還存在于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其他公共產品中。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表明，我們的生產是以“滿足需要”為根本目的的。當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還要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借助價值規律來滿足需要，但這不妨礙“滿足需要”理應成為指導我們各項經濟工作的重大原則。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說，化解產能過剩，可以以“滿足需要”為原則制定相應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過剩，可以采取政府購買、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鋼鐵、水泥等過剩，可以考慮增加基礎設施尤其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產業轉型、結構升級，可以考慮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消費群體的消費能力、消費需求差異性問題；等等。

（3）共享發展原則。共享發展理念是我們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指出，“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表明共享發展已經屬于社會制度深層內容。共享是政治經濟學追求的理念，這一理念與以勞動者為本理念一脈相承。馬克思在科學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運動規律基礎上，指出了共享是未來社會的重要制度特征。我們黨從強調“共同富裕”到強調“共享發展”，在理念上是一個新發展。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強調先富帶動后富，這在一定歷史時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了新階段，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有了較好的經濟實力，強調“共享發展”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增強發展動力，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提到共享發展，人們往往想到勞動成果分配方面的問題。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共享發展包含的內容很豐富，從微觀領域看，企業層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領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資，也包括生產領域的共享，如勞動條件、勞動資料、勞動保護、勞動管理等。在宏觀領域，不僅包括基礎設施、公共資源的共享，還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的共享；在消費層次上，不僅包括生存資料的共享，還包括發展資料的共享等。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言，共享發展意味著在微觀企業領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資作為提高企業效率的口實。影響企業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術高低、生產資料的性能好壞、企業管理的先進與否、工人積極性創造性的高低等。盡管政治經濟學認為新創造的價值是V＋M，二者之間存在此消彼漲的關系，降低工資就可以提高利潤。這是一種靜態認識，馬克思這一公式揭示了勞資之間的對立關系。但利潤和工資之間的關系要復雜得多，因此不能用線性思維套用馬克思這一思想，認為降低工資就能提高利潤，即提高企業效益。

（4）公有主體原則。“公有”是指公有制，“主體”是指主體地位，即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原則。眾所周知，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有根本區別。西方經濟學是把資本主義私有制作為理論前提，認為市場經濟與私有制是孿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類社會永恒的制度，整個理論體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源配置問題。而政治經濟學則是把資本主義所有制以及由其決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認為資本主義所有制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產物。政治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方式，可以與不同所有制相結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則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資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原則，它是堅持以人為本原則、滿足需要原則和共享發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質基礎。同時，堅持公有制主體性原則，也就堅持了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篇(3)

論文摘要：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前無古人的波瀾壯闊的社會經濟實踐，于是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就成為經濟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通過梳理中國經濟學在內容、體系、方法論上的研究成果，明確中國經濟學的目標，分析中國經濟學面臨的主要困境，并結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耦合研究成果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探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1］祝茂.轉型期中國經濟問題探索——第四屆中國經濟學年會觀點綜述［J］.南開經濟研究，2005，（1）:100-103.

［2］趙凌云.中國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存在的基本問題與解決思路［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4）:6-7.

［3］嚴飛.《西方經濟學》教學方式改革與實踐探討［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3）:181.

篇(4)

有關國民經濟學論文范文一：現代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探析

摘要：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國民經濟的增長對于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現代服務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對現代服務業充分認識，并結合實際情況不斷強化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一項長期伴隨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現代服務業。

關鍵詞：現代服務業;國民經濟

前言:

在經濟全球化、全球一體化逐漸深化的過程中，國家要想在國際上占有優勢，必須通過各種途徑提升自身的經濟水平，而生產過程的同化導致服務水平的差異直接決定其產品在市場競爭中的占有份額，所以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具有不可忽視的貢獻。

一、現代服務業分析

現代服務業是在信息技術、知識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產生的新型服務業，其利用現代化新技術、新服務方式和管理理念，使傳統服務業的業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能夠向其他行業釋放較強外溢效應，是對整體經濟競爭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務行業的集合體，其需要去引導消費、向社會提供高附加值、高層次、知識型的生產及生活服務，由此可見其具有現代性、高新技術性、知識密集性、動態性、生產性等特點，其是信息化、現代化經營理念的發展成果，公共服務職能愈加突出，所以現代服務業不同于第三產業，其廣泛分布于三大產業之中[1]。

二、現代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一)現代服務業的產業波及效應

首先市場上對現代服務業產品需求量的增加，將直接推動其產品生產中所需要的相關產品行業的發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應，例如現代服務業中的物流業發展會帶動汽車生產企業的壯大，現代服務業中的房地產業發展會帶動鋼筋、水泥等企業的生產等，由此可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因消耗會波及相關產業，而相關產業的消耗又會形成現代服務業的間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動國民經濟整體的增長;其次，受消費者以此購齊消費心理的影響，現代服務業會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應，例如消費者最初購買智能手機的目的是觀看直播球賽，但其在業余時間可能會利用智能手機撥打電話、觀看付費電子小說、付費視頻，玩付費游戲等，為滿足這種配套消費需求，現代服務業的產品會自覺與相關產品形成互補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除此之外，由于現代服務業是在信息科技和現代管理理念的基礎上產生的，屬于新興產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應，例如其自身的特色決定會出現咨詢、管理等新的行業形式，會在信息傳播交流速度逐漸加快中影響人的消費觀念，以此引領居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二)現代服務業激發生產者新的投資需求

首先，隨著現代物流業、信息傳輸服務、管理咨詢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出現和發展，生產者舍去了建造倉庫、配置車隊、信息交流、尋找市場等環節的成本開支，使其生產成本相比過去得到明顯的提升，為生產者隊伍壯大和生產規模的擴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業的發展、技術服務、管理咨詢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使生產者的融資渠道擴寬，例如民間小額貸款，為中小型生產者的發展提供經濟支持，使生產者產品升級、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證，這不僅有利于生產者開拓產品相關產業，也有利于其在原有產品的基礎上結合市場需求擴大規模，以此拉動市場經濟的發展;再次，現代服務業中的市場調查服務、會展服務、媒體宣傳服務等可以使生產者及時、全面的了解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從而針對市場需求進行產品的開發和改進，為生產者提供展示自身產品、服務優勢的平臺，使其在市場中的影響力得到加強，從而為生產者創造更多的經濟利潤;除此之外，現代服務業中的調研、策劃、咨詢服務及保險業使生產者的投資風險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見現代服務業可以使生產者的生產難度降低，而生產利潤增加，由此推動生產規模的擴大，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三)現代服務業激發消費者消費需求

首先，現代服務業重視產品的研究開發，而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們對個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產者為追求經濟利潤，積極與現代服務業相關服務相結合，使其產品供應相比過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發消費者消費;其次，隨著現代服務業分期付款等服務形式的出現，使消費者的消費觀念由傳統的先賺錢后消費向先消費，后付款轉變，而且使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產、汽車行業等一次性消費成本較多的產業在消費模式發生變化后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以此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再次，隨著現代服務業中的各種保險服務的出現，使消費者對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現的風險的恐懼心理得到緩解，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發了消費者的消費熱情;最后，現代服務業中為消費者提供的多種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網上交易等，使消費過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證，也激發了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而消費需求的增加將直接推動工業生產規模的擴大，推動國名經濟增長。

(四)現代服務業的就業機制

現代服務業的顯性就業機制和隱形就業機制都非常明顯，顯性就業機制是現代服務業自身發展中創造了龐大數量的就業機會，例如淘寶行業作為現代服務業中電子商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會提供近20萬的就業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個新店鋪開張的速度持續增長，而隱形就業機制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對其相關產業就業機制的影響，其主要表現在對就業收入產生的乘數效應、因推動技術進步而創造就業機會、對供需結構的調整，從而使就業結構發生變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勞動力市場運行不穩定等，以此擴大就業的空間，在現代服務業刺激消費者需求，推動產業規模擴大，的同時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由此推動國民經濟增長。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國民經濟的增長對于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現代服務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對現代服務業充分認識，并結合實際情況不斷強化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一項長期伴隨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現代服務業。

參考文獻

1、論經濟學視角下我國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張術環;學術論壇2006-04-10

2、堅持教育創新 努力提高國民經濟學專業博士生培養質量林木西;張今聲;馬樹才;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7-05-15

有關國民經濟學論文范文二：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研究

摘要：通過研究2004-2013年黑龍江省旅游增加值與GDP的比重以及旅游產業的貢獻率等指標，分析出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直接影響，發現旅游產業在我省國民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

關鍵詞：旅游產業;國民經濟

一、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貢獻分析

(一)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發展概況

黑龍江省位于中國的東北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旅游產業作為朝陽產業迅猛發展。1996年9月，黑龍江省召開旅游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把旅游業作為全省新興經濟支柱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出將黑龍江省打造成北國風光特色旅游開發區的目標，要求充分利用黑龍江省獨具特色的自然、生態資源，整合旅游資源，把哈爾濱、五大連池、鏡泊湖、扎龍濕地、神州北極、興凱湖、小興安嶺、撫遠華夏東極、大慶溫泉、鶴崗黑龍江界江等十大旅游地作為黑龍江省旅游業發展重點，輻射全省。目前我省有旅行社613家(其中5家入選全國百強旅行社，位居東北三省之首)、星級飯店309家、家庭旅館230家、景區景點1000余個(其中包括國家A級景點175家)、中國優秀旅游城市9個、S級滑雪場29家。黑龍江省20082013年度旅游產業發展良好，旅游收入穩步增長，平均增長率達到18%左右。

(二)研究方法

采用旅游增加值進行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直接影響分析。然后，使用貢獻率指標并加以修訂，采用一元線性回歸模型研究其間接影響。

(三)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GDP的影響

1.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GDP的直接影響。以往對于黑龍江省旅游產業與國民經濟的比較，采用旅游總收入和GDP直接比較的方法。旅游總收入是一段時間內黑龍江省旅游業的全部旅游收入，而黑龍江省GDP則是這段時間的生產總值，是所有產業的增加值之和，其與旅游收入屬于不同的統計口徑，如果將兩者進行比較，會夸大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因此，本文借鑒李江帆、李美云在1999年發表的《旅游產業與旅游增加值的測算》中提出的旅游增加值概念，將旅游增加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相比較，從而得出結論。黑龍江省旅游總收入除2005年增長緩慢外，2006-2013年均穩步上升。旅游增加值也呈逐步遞增趨勢，其中，雖然2004、2005年受到非典影響、2011年全球經濟復蘇導致升幅略有下降，但總體發展情況較好，絕對數值穩步提升。旅游增加值絕對數值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說明旅游產業的發展情況，只有旅游增加值占黑龍江省GDP的比值增大才能充分說明旅游產業的發展水平。通過計算得出，旅游增加值占黑龍江省GDP的比例基本呈上升趨勢，其占第三產業GDP的比例達到支柱產業標準，說明黑龍江省旅游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貢獻較大。雖然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發展趨勢較好，但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尚有差距，這與地理位置、環境、資源等因素相關。因此在制定旅游產業發展戰略時應有針對性地進行部署規劃。除了從旅游增加值的角度研究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外，通常還需運用貢獻率指標分析旅游產業的經濟效益。貢獻率是指某產業的產出量與投入量之比，借此了解這一產業生產的產值利用中間消耗的比例。2004-2013年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的貢獻率在1.4%~11.6%之間上下浮動。受2003年非典影響，2004年黑龍江省旅游收入下降，2005年開始回升，又由于2008年全球發生經濟危機，導致2008-2011年旅游經濟再次陷入低潮，直到2012年有所好轉。這是由于旅游產業的特殊性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從而導致2004-2013年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的貢獻率有所波動。總的來說，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的貢獻率水平逐步上升，說明旅游產業發展前景廣闊。

2.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GDP的間接影響。旅游產業自身收入是對黑龍江省GDP的直接貢獻，而其通過間接消費和誘導消費又為旅游目的地做出進一步的經濟貢獻，即旅游產業對GDP的間接影響。本文采用回歸分析方法，研究旅游收入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間接影響。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y=a+bx，設黑龍江省GDP為y，歷年的旅游收入為x。回歸系數的標準誤差顯著性水平小于0.05，可以認為所建回歸方程有效。R方的值是0.993，R方的值越接近1，說明回歸方程對樣本數據點擬合得越好，表明旅游總收入與黑龍江省的GDP關系密切。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檢驗結果表明：回歸平方和為111400000，殘差平方和為799502.325，總平方和為112200000，F統計量的值為1114.759。F值檢驗目的是檢驗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是否顯著，是否可用線性模型來表示。F值越大，說明自變量造成的因變量的線性變動越大于隨機因素對因變量的影響，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越顯著。這里F值較大，說明旅游總收入造成的黑龍江省GDP的線性變動遠大于隨機因素對黑龍江省GDP的影響，二者之間的線性關系較顯著。根據回歸方程計算結果，每產生1個單位旅游收入，黑龍江省GDP增加8.326個單位，說明旅游收入對黑龍江省GDP的間接影響顯著。

二、結論

通過研究20042013年黑龍江省旅游增加值與GDP的比重以及旅游產業的貢獻率等指標，分析出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直接影響，發現旅游產業在我省國民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選用旅游增加值這一指標與全省GDP相比較，避免了用旅游收入與GDP相比較帶來的數據夸大。貢獻率彌補了旅游增加值的不足，體現了旅游產業帶來的經濟效益。運用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間接影響，得出每產生1個單位旅游收入，會使黑龍江省GDP增加8.326個單位的結果。基于上述分析結果，總體來說，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發展趨勢良好，但交通運輸業、郵電通信業、餐飲業、住宿業、零售業等旅游關聯產業的支撐能力不足。因此，必須提高旅游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程度，才能提高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此外，還應逐步完善旅游產業的統計數據，建立健全旅游業的法律法規，針對黑龍江省特點制定旅游發展戰略規劃，整合旅游資源，創新旅游商品，保持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篇(5)

正如荷馬在《伊利亞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樣：人類會厭倦睡覺、厭倦愛情、厭倦唱歌、厭倦跳舞，但對戰爭卻樂此不疲。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幾乎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整個進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避免在推行叢林法則的世界中成為獵物，各國都不遺余力地進行國防建設，然而在資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與黃油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矛盾，資源如何在國防與民用部門之間分配成為以研究資源稀缺性為己任的經濟學家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同時經濟學與國防具有統一性，經濟學家麥圭爾（McGuire，1995）曾通過列舉經濟（學）與國防四個層次的相互作用來說明兩者的依賴關系[1]。因此，國防與經濟學產生緊密的聯系是歷史的必然。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羅•馬基雅弗利（NiccolòMachiavelli，1520）在《論戰爭藝術》（Dell''''arteDellaGuerra）中曾說：誰的荷包里錢越富裕，誰就能打勝仗。國防經濟學的源頭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Smith，1776），他是最早考慮國防開支對社會的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1914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編輯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戰爭的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War），全面總結了自己對戰爭與經濟、戰爭與財政、戰爭與工業的關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經濟學創始人、經濟學大師庇古（Pigou）出版了《戰時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War，也譯為《戰爭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以一戰英國經濟為基礎，研究戰爭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嚴重沖擊，揭示戰時經濟的一般規律，以及戰爭資源籌集的問題[3]。這兩本著作促成了國防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對于現代國防經濟學的產生，以英國約克大學哈特利和美國依阿華州州立大學教授桑德勒（1995）在《國防經濟學手冊》（HandbookofDefenseEconomics）中的說法認同度最高。希奇和麥基因（Hitch，1960）的《核時代的國防經濟學》（TheDefenseandEconomicsinNuclear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軍備與不安全：戰爭起源的數學研究》（ArmsandInsecurity：amathematicalstudyofthecausesandoriginsofwar）和謝林（Schelling，1960）的《沖突的戰略》（TheStrategyofConflict）三部專著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國防經濟學的創立[4]，并成為經濟學中相對比較新的一個分支。1990年《國防與和平的經濟學》（DefenceandPeaceEconomics）雜志創刊，經過歷代經濟學家如佩克（Peck）、謝勒（Scher－er）、奧爾森（Olson）、澤克豪澤（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蓋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羅杰森（Rogerson）、沃納（Warner）、阿什（Asch）、利希騰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頓（Anderton）、麥圭爾（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羅斯曼（Grossman）、鄧恩（Dunne）、布拉登（Braddon）、豐塔內爾（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斷努力，國防經濟學逐漸成為西方影響深遠的成熟學科。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認為其研究成果對于采辦理論、2博弈論和人力計量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涵蓋國防開支需求理論、國防供給理論、軍事人力理論、低烈度的軍事活動理論、國防開支的外在影響理論、戰爭成本與損失理論六大部分。其中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軍事人力的需求與供給、軍事人力的勞動生產率、軍人的新酬結構與補償、女軍人、少數民族的數量構成，預備役的使用，軍事經驗對民事生活的利益回報、對國防人力資源管理的動態過程進行經濟學闡釋等。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一個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包括招聘、培訓、使用、開發、辭退或離崗、退休等幾個階段。如果把軍隊也看成是一個生產戰斗力的組織，其人力資源的管理過程也大致經歷了征募、訓練、維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幾個階段。在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正如學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對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多個角度研究，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一直以來是國防經濟學中軍事人力理論研究中的重點內容之一。所謂征募制度指的是一個國家運用何種方法吸納一定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軍人來滿足該國國防體系對于軍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種基本模式：義務兵役制（后文稱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稱募兵制AVF，All-VolunteerForce）。圍繞著征募制度，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并逐漸延伸擴展到整個軍事人力理論的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國防經濟學的發展。

二、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肇始與發展

征募制度和人類歷史一樣久遠，但最早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述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家是亞當•斯密（AdamSmith，1776）。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他從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來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變遷的歷史，他認為生產方式和技術進步是成本—收益結構改變的原因，而這種改變影響到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和變遷。他認為，常備軍與多元化的社會是一致的，維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斷地施以軍事訓練，使兵士的職業脫離其他職業，而確然成為一種獨立的特殊職業，這種常備軍的費用來源于國家征收的兵役稅，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時他認為民眾的尚武精神和組織民兵，是常備軍的支柱，而這個“民兵”具有現代征兵制及預備役的特點。同時他認為“兵士的人數不能超過全體居民1％，過此，即不免負擔太重，危及國家經濟”[5]。今天看來，亞當•斯密的研究無疑是粗糙的，但畢竟是征募的經濟學研究的濫觴。之后，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出現了長時間的空白。

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兵役制度的改革與發展，西方國家在推行軍隊職業化的過程中紛紛嘗試實行征募制度的轉換，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對軍事人力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研究，他們對兵員征募過程中出現的形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探討。經濟學家在美國從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轉換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一時期是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黃金時期。從二戰結束到1973年7月，美國一直實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國國防部工作的經濟學家沃爾特•維（Walter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內部報告，并在1967年連續公開發表了兩篇關于征兵制成本的論文。1966年，隨著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國內關于廢除征兵制的呼聲開始逐漸高漲，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參與進來。芝家哥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聞周刊》的專欄中寫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隊的真正耗費遠遠大于管理同樣規模的募兵制部隊，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認為參軍是最好的選擇的人構成的。后來他進一步認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與自由社會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還有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7]，漢森和薇絲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費舍爾（Fisher，1969）[10]羅伯特•巴羅（Robert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亞大學畢業生（包括經濟學家DavidJohn－son，MattLindsay，JimMiller，MarkPauly，RobertTollison，TomWillett，andJoeScolnick等人）撰寫了擁護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經濟學論文。征募制度改革的爭論在于回答反對募兵制的九條理由，包括：（1）募兵制費用過于昂貴；（2）募兵制在危機時期缺乏靈活性；（3）破壞愛國熱情，腐蝕了公民應該為國服務的道德信念；（4）威脅民主價值；（5）不具有種族代表性；（6）成為惟利是圖的部隊；（7）刺激敵對國家的軍事冒險；（8）戰斗力低下，因為只能吸引能力比較差的人服役；（9）擠占其他國防支出，侵蝕了國防的數量以及質量[12]。擁護募兵制的經濟學家認為，第一條理由是錯誤的，缺乏理論依據，其他八條理由缺乏實證基礎，因此斗爭的焦點主要是費用問題。為了專門研究這個問題，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專門機構———蓋茨委員會，該委員會包括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Friedman）羅切斯特大學校長艾倫•瓦里斯（W.AllenWallis）羅切斯特大學商學院院長威廉•麥克林（WilliamMecliling）、后來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以及其他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如DavidKass－ing，WalterOi，HarryGilman，RobertBarro，JohnWhite等），他們的努力為美國最終廢除征兵制鋪平了道路，也極大地豐富了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13]。

美國的募兵制經歷了多年的風雨，期間遇到很多困難，如何應用經濟學有效地對募兵制度進行管理成為該時期的主要任務。雖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見一直沒有停息，不少學者對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懷疑態度。李和麥肯錫（Lee＆McKenzie，1992），羅絲（Ross，1994）[14]，沃納和阿什（Warner＆Asch，1995），沃納（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總具有較低的社會成本，當部隊數量擴大的時候，部隊的工資總量就會增加，政府就必須通過增加稅收來支付。而稅收導致社會經濟的扭曲效應會造成較重的稅收成本，當這個數值達到一定范圍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選擇。布朗寧（Browning，1987）運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測算了美國稅收的邊際超額負擔，大約等于國家稅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學者仍然對于募兵制能否保證兵員質量、人力成本的高預算對軍事研究與裝備資金的擠占問題以及募兵制兵員能否代表社會各階層充滿擔心。沃納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發現目前軍事人力的成本在國民生產總值與軍事開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戰時期這個數字最多曾達到2%[16]。西蒙和沃納（2007）通過分析美國1998年到2000年兵員來源的數據結果顯示，40%的兵員來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少數民族比例也沒有明顯變化。他們同時通過假設增加100000名義務兵，計算其節約的成本，發現其節約的成本少于同等數量的募兵制兵員所節約的社會成本，戰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時由于個體戰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較少的人數維持較高的戰斗力，而節約的成本可以用于軍事研究與裝備更新[17]。經過激烈辯論，美國主流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圍繞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命題，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個問題都與兵員征募制度密切相關，從此以后，經濟學家的視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開始擴展到軍事人力經濟學的研究。綜合而言，對于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作出突出貢獻的主要有沃爾特•維（WalterY.Oi）、詹姆斯•米勒（JamesMiller）、貝絲•阿什（BethAsch）以及約翰•沃納（JohnWarner）。

三、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主要圍繞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選擇進行，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結合，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是通過經濟學研究回答征兵制與募兵制哪個制度更具有優勢，如何進行選擇。

首先在于對成本內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員更傾向于預算成本，而經濟學家則提出經濟成本的概念，該概念除了包括預算成本以外還包括其他隱性成本，如個人機會成本、兵役稅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堅持認為在做任何決定時必須考慮經濟成本而不是預算成本。[18]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據國防部的調查數據，通過選擇參軍選擇自由度比較高的群體作為樣本，克服了經典的“鑒別難題”（identifica－tionproblem），描繪出實行募兵制情況下的軍事人力供給模型。他們發現在征兵制條件下，四個變量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分別是男性人口規模、失業率、征兵力度、季節因素。通過模型推導，他們發現募兵制的預算成本會高于征兵制，但經濟成本要低得多。他們進一步增加了變量，發現軍方的支付彈性為1.18，隨著應募者人數的增加而不斷下降[19]。但是由于數據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設不足，變量太少，他們的意見并未被重視。同年，沃爾特•維（WalterY.Oi）在阿爾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征兵制的經濟成本》（TheEconomicCostofthe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經濟成本約為53.64億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圖1所表示：首先運用已有的數據計算出軍事人力供給曲線S，當實行征兵制時，軍人工資水平為G，人數為A，當征集人數增加到B，C，相應的工資總額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數從A增加到B所增加的軍方預算成本，DEB′是應募個人的機會成本損失，而HEGD是社會承擔的兵役稅，社會總成本為HE0B[20]。費舍爾（Fisher，1969）在《美國經濟評論》（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發表了《征兵制及結束征兵制的成本》（TheCostoftheDraftandtheCostofEndingtheDraft），提出了不考慮征兵制情況下的個體服役決策模型，他認為，個人是否服役決定于他在軍隊中以及民用部門之間凈收益的貼現值的比較，收益包括貨幣收益以及非貨幣收益。在短期收入變動都是單調遞增，可以不考慮貼現因素的情況下，問題就簡化為個體主要考慮不同部門收益（Wm為軍隊收益，Wc為民用部門收益）的比較。如果Wm＞Wc，個人就選擇服役。然后以征募率為因變量，以軍民部門工資比率以及修正的失業率作為自變量，構建了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模型而不僅僅是簡化的統計模型。在此基礎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條件下美國軍方的人力供給函數，并在此基礎上估算了如果廢除征兵制，美國需要增加的55億~75億美元的成本[21]。這是經濟理論模型基礎上構造軍事人力供給函數的第一次嘗試[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廢除征兵制度實行募兵制度后，解決募兵制度出現的新問題成為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關于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探討一直在持續。李和麥肯錫（1992）在《南方經濟雜志》（SouthernEconomicJournal）上發表了《重新審視征兵制與募兵制的相對效率》（ReexaminationoftheRelativeEfficiencyoftheDraftandtheAll-VolunteerArmy），第一次將稅收成本作為制度選擇考慮的因素，提出了李-麥模型。假設軍事人力邊際機會成本曲線為：MOCA=a+bn，a，b為常數，n為征募人數，N為社會適役總人數，那么在募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2，在征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N。如果國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參軍時，社會總機會成本一樣，但是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優于征兵制。如果在這個模型中加入稅收成本因素，則在募兵制條件下，軍事人力價格由市場供求均衡決定，那么征募n個軍人，軍方需要支付的工資總額為an+bn2，工資是由稅收支付的，稅收會產生超額負擔。假設每元稅收產生的差額負擔為一個正的常數β，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anβ+bn2β。在募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2/2bn2）+anβ+bn2β。征兵制條件下，假設軍方支付工資為W，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WβN。在征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1/2bnN）+Wβn。求均衡解得到nE=4［（W－α）β+1/2bN］/b（1/2+β），也就是說當征募人數n=nE時，采用哪種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樣。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較低。同時，當軍事人力供給的機會成本曲線缺乏彈性時，軍人較高的工資增長引起的稅收成本就會抵消掉募兵制的優勢[23]。以上分析把兵員征募制度的社會成本界定服役的機會成本和軍人工資引起的稅收成本之和，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其他成本（如訓練成本）沒有考慮進去，同時僅僅考慮了成本，沒有考慮社會收益。但是畢竟提供了一個理論的分析框架。

沃納和阿什（1995）在《軍事人力經濟學》（TheEconomicofMilitaryManpower）一文中對李-麥模型進行了進一步修正，考慮了訓練成本，將單期服役模型擴展為兩期服役模型，考慮了收益問題，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據沃納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軍人服役的機會成本（;2）征募和訓練成本（;3）稅收成本。對于募兵制來說，前兩項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項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當軍隊的規模超過某個點時，就可能使募兵制喪失成本上的優勢，此時政府就應該采用征兵制[24]。沃納和耐古魯薩（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礎上，在《逃避成本與征兵理論》（EvasionCostsandtheTheoryofCon－scription）一文又加進了征兵制下個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為了打擊逃避兵役行為而付出的成本，在綜合權衡兩種兵員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訓練成本、維持成本、稅收超額負擔和逃避成本的基礎上，構造了兩種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模型[25]。以上分析是建立在兩種兵員征募制度下，相同規模軍隊的潛在生產率是相同的假設前提之下的。實際上募兵制軍隊的效率要遠遠高于征兵制軍隊的效率，如果考慮到效率因素，“當一個國家需要一支大規模軍隊時，是征兵制更優還是募兵制更優，依然是一個模棱兩可的問題”[26（]2001）。

四、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以及前景

篇(6)

關鍵詞：公司法；公司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法律保障。

一、公司社會責任的起源和涵義。

公司社會責任思想最早出現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1916年芝加哥大學的克拉克（J.Maurice Clark）在《政治經濟學論文" target="_blank">經濟學刊》上發表的《改變中的經濟責任的基礎》一文中寫到“：迄今為止，大家并沒有認識到社會責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是可查實的、最早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文獻。然而，克拉克雖然最早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但是他并沒有給出公司社會責任相應的概念或定義。直至近四十年后，鮑恩（Howard R.Bowen）才首次明確了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鮑恩1953年的劃時代著作《商人的社會責任》被公認為標志著現代公司社會責任概念構建的開始，其將“商人的社會責任”定義為“商人具有按照社會的目標和價值觀去確定政策、作出決策和采取行動的義務。”

公司的營利性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并非是絕對對立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若只強調公司的營利性，則會導致公司為了營利而不擇手段，爾虞我詐，不惜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這將導致整體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和不安，最終也不利于公司的良性發展；若只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則會令公司背上嚴重的負擔，挫傷公司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最終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同時也損害了職工、消費者等與公司相關的主體的利益。因此，應當用公司“利潤最優化”取代“利潤最大化”，即公司在為股東追求利潤的同時，適當地兼顧公共利益，在滿足股東對利潤的需求時，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達到公司的營利性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兩者之間的良性相互作用。

在我國，公司的社會責任通常是指，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營利或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這些社會利益包括債權人利益、雇員（職工）利益、消費者利益、中小競爭者、當地社區利益、環境利益等內容。

二、有關公司社會責任立法的現狀。

我國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第一次以法條的形式規定了公司的社會責任“：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公司法》采取了“應為”

模式的法律規范，強調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這顯然與授權性、鼓勵性法律規范迥然不同。從約束規范上看，既有法律，又有道德；從約束主體上看，既有政府，又有社會公眾；從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性質和內容來看，這顯然應當理解為公司的一項硬任務、一項嚴格法律意義上的義務。《公司法》的新規定，說明公司已經逐步成為市場中最重要的主體和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公司的一舉一動，將影響眾多與公司利益相關的社會利益。因此《公司法》對公司的社會責任加以規定，是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現狀和世界潮流的。然而，或由于立法水平的限制，或出于對減輕公司負擔、促進公司發展的考慮，《公司法》中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缺陷和漏洞。

首先，《公司法》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過于狹窄，不夠全面。《公司法》及一些相關法規對公司職工的利益保護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然而它對于公司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如債權人、消費者、當地居民等，公司應當如何盡社會責任以及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的限度卻沒有作出相關的規定。以當地居民為例，公司對其所在地居民的責任主要體現在環境保護上，但是在當前的公司法中對這方面的規定卻是空白的。而在相關的環境保護法規中，也僅僅是對公司的排污標準和處罰標準作了相關的規定。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在發生了重大污染事件，致使當地居民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后相關部門才對肇事公司進行查處整頓。

因此如何在事前對公司進行法律規制，防患于未然，這就顯得極為重要。

其次，《公司法》沒有明確規定公司社會責任的性質，即公司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究竟是基于法律義務的要求還是道德義務的要求。我國《公司法》強調公司具有承擔社會責任的義務，卻沒有說明義務的內容，這又給人產生一種公司的社會責任僅僅是一種道德責任的感覺。這樣的一種模糊性的規定客觀上帶來了實施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分清公司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和其應盡的道德義務的關系。因此，明確公司的社會責任的性質，有利于公司社會責任的落實，杜絕公司以道德責任無強制執行力為由而逃避社會責任。

再次，《公司法》規定的公司社會責任可訴性不明確。

《公司法》盡管規定了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但是卻沒有對公司如果不承擔社會責任時應承擔何種后果、公司的利益相關者能否以及如何要求公司承擔社會責任以保護自己的利益等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因此，如果不對公司社會責任的可訴性問題作出規定的話，公司的社會責任制度將僅僅成為一種擺設，而無法落實到社會經濟生活中。

三、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與完善。

1.完善與公司社會責任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和司法的力度。

對于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和性質，應當在公司法中作出明確的說明，并且明確例舉公司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并通過《勞動法》、《消費者效益保護法》、《產品責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形成有關公司社會責任的內容體系。另一方面，勞動者和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的弱者地位決定了要切實保護勞動者權利和消費者權益就必須輔之以行政行為，加強管理論文" target="_blank">行政管理和監督。因此在執法和司法上，應當加大監管力度，防止公司濫用經濟力量，損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利益。同時，加大對損害社會利益行為的處罰力度，將成為維持和貫徹公司社會責任的最后一道屏障和最有效的防線。

2.改善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進一步完善勞動者、消費者與其他非股東利益代表在公司機構中的參與制度。 轉貼于

我國2002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第一次以專章的形式規定了利益相關者，并明確提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續發展、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應關注所在社區的福利、環境保護、公益事業等問題，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然而，仔細研讀后卻不難發現，該項規定僅具有指導作用，對于公司卻并無真正的約束。其原因在于在當前的公司治理結構下，公司中的權力機構———股東會，決策機構———董事會往往都由股東或者代表股東利益的人組成，因此在公司的運作和決策中，都是以實現股東的利益最大化為核心和出發點的。促進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維護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應當從公司的內部著手，通過健全法律法規，完善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使更多的利益相關方參與到公司的治理中來，使公司的經營真正能夠體現社會整體的利益，維護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

3.建立披露信息機制和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

在我國當前的信息披露機制下，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僅限于公司的財務和業務等信息。但是，隨著公司的壯大和發展，公司的一舉一動已經影響到越來越多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擴大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如公司的債務情況、企業內員工權益的保護狀況、商品質量及消費者投訴狀況、環境污染狀況、社區關系狀況等也應當納入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企業以追逐利益最大化為行動綱領是無可厚非的，這是企業創新的重要激勵因素，也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驅動力。因此，加強公司利益與公司社會責任的一致性，是促使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根本途徑和方向。建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能夠使公司的社會責任與營利性目標有效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企業發展的持久動力。

4.借鑒國際經驗，引導公司參與社會責任標準認證。

公司社會責任的推展離不開相關社會責任標準的認證活動。一般而言，這類認證是在政府的指導和監督下，由非政府組織出面建立獨立的第三方認證和審核機構，從社會、經濟、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各個方面，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給予客地的評估和審核，并定期公布評估結果，使之成為權威的參考依據。社會責任標準認證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約束機制，可以促使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因此政府應當引導企業參與社會責任標準的認證。以SA8000為例，SA8000是1997年8月由美國非政府組織———社會責任國際（SAI）制定的社會責任標準，是全球第一個針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認定標準，其宗旨是規范企業道德行為。它把企業的非經營性、非技術性要求如人本管理、商業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標化，使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保護人有了可衡量的具體量化標準。

5.加強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訴權保護機制。

目前我國新《公司法》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尚屬于一種倡導性的規范，缺乏訴權的保護。例如《公司法》第五條規定了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那么如果公司不履行社會責任，該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法官該如何作出判決，這些都存在一些法律適用的難題。因此，在以后《公司法》的司法解釋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規中，應該完善有關公司違反社會責任時應承擔何種法律后果的規定，賦予利益受損的利益相關者以訴權，保證他們的權益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濟，這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督促公司積極地履行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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