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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古典經濟學的核心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關鍵詞:新古典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比較
前言:經濟學研究是一門系統學問的研究,其源自于《國富論》中,且在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后形成了眾多派別。縱觀經濟學發展歷史,其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衍生與新古典經濟學始終存在著某些不同之處,針對此現象,當代經濟學專家開始對其展開了全面的研究與了解。以下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間比較的詳細闡述,望其能為相關專家學者的進一步研究提供有利的文字參考,并由此帶動新興古典經濟學考察的不斷深入。
一、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差異
(一)二者研究核心不同
從大量的研究數據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之間存在的一定的差異,而研究核心的不同即為二者間差異的主要體現。經過經濟學者的大量研究可以看出,在古典經濟學向新古典經濟學進行轉化的過程中其研究核心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將資源配置問題化為了自身研究重點。而導致研究核心發生轉變的原因主要歸咎于馬歇爾專家在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存在著數學工具較為匱乏等問題,最終導致其在開展實際研究的過程中將重點轉移到了資源配置層面。然而新興古典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重點的選擇存在著異議,進而致使其在開展實際研究的過程中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研究中的限制,并借助現代化研究工具展開了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重點研究[1]。
(二)二者分析框架不同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間的分析框架也存在著某些不同之處,即新興古典經濟學在開展實際研究的過程中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由于其自身研究重點定位的不準確導致其分析框架的設置也存在著不足之處,因而新興古典經濟學在設定分析框架過程中強調了對于純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絕對兩分限制了經濟學的解釋力,同時,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研究中利用了供求邊際分析方法對資源配置等問題展開了詳細闡述,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卻無法對經濟發展問題進行剖析。其次,新古典經濟學在實際研究過程中是利用生產函數來對廠商的生產情況進行描繪的,因而其對專業化經濟概念來說無絲毫作用。在此背景下,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的過程中必然會摒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構建符合自身研究特征的新型經濟分析框架,且通過經濟化概念的形式體現廠商生產狀況。
(三)二者的基本分析工具不同
分析工具的選擇是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間差異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其主要體現在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的過程中采用的是將最優決策中的某個變量設定為最大值或最小值的邊際分析。而新興古典經濟學揚棄了新古典經濟學分析工具,采用了超邊際分析形式,即通過對文定理的分析排除不可能的數據解釋,然后對剩下的角點解展開局部最優值求解處理,最終達到分析目的。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繼承
(一)二者都是四層次分析法
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發展的過程中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中四層次分析法。四層次分析法中的第一層次即表示經濟學家在對經濟學進行研究時通常通過數學函數來描述決策前的經濟環境,如用生產函數描述生產條件等。第二層次的決策結果取決于個人,此原因主要是由于經濟環境存在著隨時變動的特性,因而利用環境變化來描述人的自利行為必然會受到人為因素的限制。第三層次是由個人行為和人與人間相互作用兩個部分構成的,這個層次的分析結果常常處于靜態分析狀態。此外,若在對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結合時間因素對研究的影響,那么在此基礎上第二層次及第三層次均會呈現出動態決策結果。第四層析的分析是對前面分析結果的一種詮釋。新興古典經濟學在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四層次分析法繼承的同時,亦對其分析法中的不足之處進行了補充與說明[2]。
(二)分析工具是一脈相承的
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分析工具一脈相承的表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新興古典經濟學中應用的超邊際分析工具脫胎于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但是二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某些差異,即超邊際分析工具分析的結果要更為集中且精確。此外,超邊際分析應用了現代化的數理模型及工具,簡化了分析過程,同時深化了經濟學研究的深度;第二,超邊際分析內容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邊際分析工具中分析的核心與關鍵,并在此基礎上解決了新興古典經濟學中重點研究問題,即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展開了有效解決。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的重要意義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新興古典經濟學仍然處在發展中階段,因而在此背景下對其展開細致的評價具有一定深遠意義。即在新興古典經濟學興起的背景下新古典經濟學也由此迎來了新的挑戰,并為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分析框架,拓寬了其分析范圍,致使其在此基礎上必須通過整合自身核心理論達到最佳的分析狀態。此外,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對超邊際分析工具的應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代經濟學分析工具的發展,且強化了相關專家學者對分析工具的研究,最終由此提高了分析工具的應用水平。另外,新興古典經濟學也在我國經濟改革中起到了引導作用,且調動了整體經濟水平的提升[3]。
結論:綜上可知,古典經濟學在經歷了不同發展階段后實現了不同派別的分化,而新興古典經濟學作為發展中的經濟思想,其在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核心與分析工具的基礎上,也繼承了其四層次分析法,且對其分析法中存在的不足之處進行了相應補充,最終達到了精準分析的目的。此外,新興古典經濟學也繼承了古典經濟學中分析工具的分析內容,且通過對分析工具的優化解決了分工與專業化等相關問題。(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周海歐.經濟增長、交易費用與制度變遷的一個形式化分析框架――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貢獻[J].當代財經,2013,15(05):5-14.
當代中國的各大高等院校基本都開設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門專業課,但是當代大學生對這兩門專業課的認知程度不足,不能夠從正確的角度認識兩者的關系。本文主要從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聯系角度來進行分析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與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共同來源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二者從不同的角度都批判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是兩者理論的基礎,兩者之間的聯系是十分緊密的。筆者認為,當代大學生應該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持有正確的態度,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修養。
關鍵詞:
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一、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者,馬克思指出:“我所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從威廉•配第以來的一切這樣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相反,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古典政治經濟學之所以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由于要服務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能對資產階級的經濟從質上進行分析,所以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但是又區別于重商經濟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但是勞動價值論并不是完全科學的。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歷史來看,古典政治經濟學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賦稅論》最早提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根本命題。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威廉•配第曾說:“還不確定而概括地談到商品的價值是由等量勞動來計量的。”“勞動種類的差別在這里是毫無意義的——一切只取決于勞動時間。”但是威廉•配第沒有區別好商品的價值和價格,也沒有將勞動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僅僅認為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但是他沒有區別個別勞動時間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威廉•配第的勞動價值論奠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
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繼承和發展了威廉•配第的勞動價值論,亞當•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經濟學成為獨立科學的體系建立起來。亞當•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種特征,他提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他還認為商品價值有工資、地租、利潤三種收入共同決定和調節的,現在的學者將這個理論稱為“收入決定價值理論”。在亞當•斯密之后,大為•李嘉圖發展了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理論,為勞動價值論形成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正如馬克思寫到:“把商品歸結于二重形式的勞動,即把使用價值歸結于實在勞動或合乎目的的生產活動,把交換價值歸結于勞動時間或相同的社會時間,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勞動決定價值,使得以后的理論帶有非科學性,古典政治經濟學有其科學性但古典政治經濟學有其科學部分也有不科學的部分。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共同的來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共同的理論來源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主要以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為•李嘉圖為代表的,亞當•斯密和大為•李嘉圖繼承和發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不斷完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為其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繼亞當•斯密和大為•李嘉圖后,古典政治經濟學分成了兩個支流,一個支流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合理的部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主要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實質;另一個支流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它是由英國馬歇爾和凱恩斯,美國薩繆爾森和斯蒂里茨發展的經濟學,經過現代西方經濟學者的發展,成為后來的西方經濟學。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將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一棵大樹,引用:將現代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比喻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兩個樹枝。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分別從不同的層面上繼承和發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當中不同的理論,都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揚棄。
三、西方經濟學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
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來源一樣,同樣,西方經濟學也揚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理論。現代的西方經濟學是由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構成的,宏觀經濟學主要以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為核心理論的,微觀經濟學以均衡價格論為中心理論的。均衡價格論的本質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西方經濟學批判繼承了亞當•斯密“收入決定價值”理論。西方經濟學的均衡價格論是由邊際效用論和生產費用價值論等理論有機組合的產物。西方經濟學是以均衡價格理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體系。無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是來源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它們都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了批判地繼承了勞動價值論,使得它們的理論體系各有不同,但是它們的理論來源都是一樣的。
四、大學生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要樹立正確認知
首先,大學生要樹立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興趣,可以觀看相關的電影和書籍。其次,大學生要從感性和理性上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進行認識,大學要在學校課堂上認真聽課,課下要積極地查閱相關的資料。再次,大學生對兩者有了正確的認識之后,可以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起來,從實踐中再獲得認識。最后,大學生要能力將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理論回歸與實踐,要與當代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解決問題中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素養。
參考文獻:
[1](蘇)弗•謝•阿法納西耶夫.《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產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關鍵詞: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功利主義;關懷倫理;方法論啟發
中圖分類號:F061.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3-0025-05
對許多非經濟學專業的人士甚至許多經濟學家來說,經濟學這門學科好像是超越了與婦女權利運動相關的政治和社會斗爭。畢竟,經濟學總是力求成為一門客觀的科學,其模型和方法的設計保證了經濟分析的嚴密性。盡管有些經濟學家承認以往的經濟學研究和教學中可能存在一些性別歧視,但是他們認為其中大部分已經被克服。然而,受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女性主義者卻認為,現有的經濟學知識本身也折射著價值判斷和權力關系。女性主義對經濟學界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進行了全面而嚴厲的批判,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主要是由男性創建的、反映男性社會信念的學科(注: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批判, 參見參考文獻[11]。)
福利經濟學是從倫理的層面來闡述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分支。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新古典經濟學是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這一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面貌出現的,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主要包括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第二定理以及后來的社會福利函數理論、社會選擇學派福利理論等。女性主義者認為,盡管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理論有很多,但皆是以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為藍本,二者成為當代諸多國家福利政策和福利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也正是由此來批判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指出完全(競爭)市場(即信息對稱、物品具有完全分割性和可交易性、沒有外部性、沒有規模收益遞增和擁有標準性偏好的市場)會帶來產品(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因此,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主張建立市場機制,這是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家所提倡的。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社會分配狀態)都可以通過完全競爭市場機制(即價格機制)來實現,人們所應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進行某些初始的總量再分配或進行合理的總量稅調節。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思想是在女性主義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思想碰撞和交融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是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內在缺陷為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認為,每一個人一生都離不開關懷和被關懷。從作為類的人來說,如果失去人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失去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失去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人類就無法生存和延續下去。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在于它所追求的福利標準是以功利主義倫理原則為基礎的,不管是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的帕累托福利標準、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的卡爾多―希克斯虛擬補償福利標準,都是以功利主義的福利觀為基礎的。這種福利觀崇尚市場價值,把外在的功利或者是效用看作是福利的最高準則,把福利等同于效用,忽略福利的內在價值層面,貶低甚至是無視傳統上由婦女主導的家庭生產活動的價值,割斷了人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進而割斷了人與社會和自然的和諧關系),從根本上違背了女性重視關系導向、以關懷為主的倫理,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男性中心主義的價值判斷和價值觀。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以關懷倫理為基礎從福利主題和內容、模型假定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提出了批判和挑戰。
一、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挑戰
(一)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福利主題和內容的挑戰
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主題是市場,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標準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標準實質上是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效用最大化。換句話說,以效用為核心的市場價值標準構成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標準。當“效用”達到不可改善的規模時,社會成就最大,社會的幸福程度達到頂點,這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也被稱作帕累托經濟效率。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指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把效用最大化當作福利的全部內容,追求所謂的經濟效率目標,混淆了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忽略了傳統上由婦女主導的家庭活動(注:當然,進入20世紀,特別是二戰后,隨著女性加入到勞動力大軍中,這種情形有所改變,但是婦女所承擔的家庭勞動份額仍然很重,同時即便這一點不存在了,家庭勞動本身具有內在價值,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惟效用性也有很大的缺陷。)的價值,忽略了家庭也是人類福利源泉的事實,從而使福利經濟學陷入了效用主義或功利主義的死胡同。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不把由婦女完成的家庭勞動看作是生產性活動,國民經濟核算(GDP)完全不考慮家庭生產的因素,從而排斥和貶低了婦女的非市場勞動對人類社會福利所做的貢獻。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主題和內容帶有明顯的性別歧視色彩,其功利主義福利觀切斷了人的福利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切斷了人與其母體之間的關聯,違背了女性的關懷倫理福利觀。
從更高的層面來對關懷倫理加以拓展,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遠遠超出了家庭的范圍,從而包括對貧困和弱視群體的關懷,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的關懷。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缺乏對貧困和弱視群體(特別是女性)的關懷,無法解決公平問題,因為符合帕累托最優標準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以是極度不均的,因而可能會把所有的產品或資源分配給某個人或某個特定階層(男性),而女性只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居于屈從地位。并且,由于測算帕累托最優必須考慮(男性)社會成員對產品初次分配的偏好程度,因此,如果他們傾向于更偏好初次分配,那么初次分配時的(男性)富人在最終分配中至少也必須是同等富有,而窮人(包括女性)始終在貧困的邊緣上掙扎。另外,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把生態環境看作是人類經濟的一個外生變量,僅僅是從環境能夠給人帶來效用的層面來界定環境的福利影響,忽視甚至無視生態環境的內在價值,因而缺乏對生態環境的關懷。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是通過忽視婦女的家庭價值將人類所依賴的自然生態環境外部化的,這一外部化抹煞了生態環境所固有的內在價值為人類福利所做的貢獻。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主題和內容是以狹隘的功利主義福利觀為基礎,它只注重市場效率,從而把家庭、公平和生態環境等問題置于邊緣化的位置上,從而忽略了家庭生產、社會公平和生態平衡的福利內涵。
(二)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挑戰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暗含著(經濟)效率問題和(公平)分配問題可以分開解決的“可分離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方法論:如果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場來實現生產和分配的效率;而出于“公平或公正”考慮的分配目標則可以通過征收總量稅改變收入初次分配來實現。雖然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明確地把公平(分配)問題當作福利問題來解決,但是這種解決方法卻是以“惟效率標準”為目標的,把公平問題推托給稅收政策而草草了事。盡管現實中效率和公平的分離是不可能的,但是可分離性方法論在很多情況下被看作是一種恰當的研究方法框架。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家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經濟)效率問題和分配問題的可分離性主張歸根到底是一種男性本位的務實性、工具性價值判斷。也就是說,當效率問題和分配問題的可分離性 (注: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對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 給予了嚴厲的批判, 他指出總額稅的缺失和委托―問題的存在使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成為幻想。)是一個偽命題的時候,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強詞奪理地把效率和分配分離開來,說明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含有的務實性價值判斷,而這一務實性價值判斷是男性本位的,因為所謂的效率問題實際上是男性本位的市場經濟效率問題。可分離性方法論追求市場效率標準而忽視家庭內部的公平分配問題,特別是婦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反映了其男性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包括福利經濟學)所宣稱的價值無涉的客觀性是不存在的,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不僅有終極性的價值判斷,即信奉“看不見的手”(市場)的男性本位意識形態,而且還有務實性的、工具性或稱現世性的男性價值判斷,這兩種價值判斷都背離了女性的關懷倫理道德思想。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問題不在于是否存在價值判斷和道德倫理,而在于其男性中心主義的價值理念,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客觀性亟待加強。
(三)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模型假定的挑戰
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是以理性經濟人、完全競爭、信息對稱、所有的物品都具有完全分割性(divisibility)、可交易性(tradability)和不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等模型假定為基礎。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模型假定非常苛刻,根本無法解釋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的照護勞動和權利(如自立的權利、免遭歧視待遇和免遭騷擾的權利等)的內在價值的重要性。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模型假定的批判正是以這兩個主要的福利議題為基準而展開的。
1.照護勞動(caring labor Care (關照) (注:一詞有兩重意思: 一方面指照護活動(caring activities), 如換尿布或者提供“傾聽的耳朵”; 另一方面指關懷情感(caring feelings),如關心者所表現出的關愛。 從內在關系上來說,照護活動是關懷情感的體現,關懷情感是照護活動的靈魂。從廣義上來說,照護活動包括對老、幼、弱、病、殘的照護,包括對生態環境的照護等等,同樣關懷情感也包括對人與自然等的關懷。 )
女性主義經濟學的第一要務就是對家庭中照護工作和照護勞動的分析,因為照護勞動傳統上主要是由婦女完成的,它也是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包括福利經濟學)沖擊最大的領域。女性主義經濟學指出,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核心論題是市場,并把市場化作為福利經濟學研究邊界的標準,把市場活動當作福利的惟一源泉,從而忽略了主要由婦女完成的照護勞動的價值,也就否定了照護勞動作為人類福利重要源泉的價值。當然,福利經濟學的不斷發展也使經濟學家們逐漸意識到家庭生產、特別是照護勞動的重要性,試圖把照護勞動當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由政府或者其他組織來提供。但是,女性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照護勞動是一種旨在為他人創造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勞動,很多時候都是完全受到內部動機的激勵而完成的。照護勞動由受到非貨幣動機激勵的個人(如父母)提供時,它具有獨特的屬性。照護勞動的受益人(如兒童)通常情況下不具備辨別其質量的能力或不具備訂立合同而獲得這一服務的資格。所以,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根本就無法解釋照護勞動的生產、組織和質量問題。如果強調兒童獲得優質的照護勞動和社會資本(表現為誠實、信譽、市民責任、互惠、遵紀守法等)生產的關系來說,照護勞動明顯具有公共品的屬性。同時,人力資本的形成依賴于可行能力(由照護勞動創造)的培養,而可行能力的培養具有正外部性。這種正外部性不僅使受照護的個人受益,而且還為社會培養了有涵養、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提供了創新資源,從而使整個社會受益。
照護勞動的復雜性特征意味著解決公共品和外部性問題的傳統方法已經不適合關懷照護勞動的分析。為了促進照護勞動的生產,就必須培育市場對照護勞動的有效需求。需求可以來自于照護勞動的受益人、照護勞動的供給者或者說來自于整個社會。但是,許多照護勞動的直接受益人卻沒有能力對照護的價值做出估價或不夠資格來進行照護勞動供給的交易(因為他們是兒童或患有疾病)。向這些受益人或其人進行收入(資源)轉移支付有可能增加照護勞動的市場供給量和提高照護勞動的質量,但是那些急需照護勞動的群體如果沒有有效需求,那么結果就不是最優的。
2.權利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還以權利為基礎從法律的角度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觀進行了批判。權利,比如關于墮胎、訂立合同或被雇傭等獨立決策的權利或者免遭工作單位歧視和騷擾的權利,可以根據這些權利如何增強婦女獲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怎樣確保婦女享有平等的機會等可交易性層面來進行分析,也就是說它們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獲得。按照功利主義的傳統,婦女享有的墮胎、訂立合同、被雇傭等獨立決策權以及免遭工作單位歧視和騷擾的權利只是被當作獲取其它東西(增強婦女獲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確保婦女擁有平等機會)的工具。但是,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指出,權利本身是不可交易的,可以是價值的源泉,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說的“傳統功利主義只是按照權利取得理想的結果的能力來判斷權利,而沒有賦予權利的滿足以內在的重要性,因此,權利滿足本身被忽視了。”[12]
權利不僅僅是獲得其它產品的工具,權利展示的是一種社會、政治和道德身份與地位,是尊嚴和平等關系的象征。具體說來,享有免遭騷擾權利的價值與免遭騷擾本身的價值大大不同,因為享有免遭騷擾的權利隱含著社會大眾(包括雇主、男性和有職權的人)的承諾和責任。享有權利賦予個人使用國家公共權力的身份和地位:有對壞事或不道德行為的知情權和起碼揭發壞事的權利。權利本身不可分割,也不能由市場來生產和交換。
二、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方法論啟發
女性主義經濟學從福利主題和內容、模型假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提出了挑戰,這些挑戰對于正確理解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缺陷、對于福利經濟學的重新定位、對于正確理解市場活動、非市場活動和福利之間的關系及重構福利經濟學,都有非常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福利主題和內容的啟發
女性主義經濟學對人類福利、特別是女利的研究表明,非貨幣或非市場經濟是人類特別是女利的重要來源,獨立、自由、權利本身構成了人類尤其是女利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傳統上主要由婦女完成的照護勞動等家庭價值是人類福利極為重要的源泉。新古典福利經濟學不能只研究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福利,還必須研究以家庭、社會、法律、倫理等為基礎的非市場福利。女性主義經濟學指出,現代福利經濟學應該把女性主義經濟學家、1998年諾獎桂冠得主阿馬蒂亞?森可行能力(capability approach)框架作為福利標準、福利主題和內容的基礎,這一福利框架不僅囊括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家的福利主題和內容,還可以用來分析照護勞動、(性別)不平等、正義、貧窮、權力關系、婦女權利、獨立和自由等與女利息息相關的福利議題。
(二)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啟發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是以可分離性方法來解決公平和效率問題的。可分離性方法實際上是只關注效率,而把公平或公正問題簡約為簡單的收入分配問題并推脫給稅收政策來解決,這也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惟市場經濟效率的福利標準本質。女性主義經濟學對照護勞動的研究說明:當研究特定的法規政策對經濟中照護勞動供給的影響時必須完全拋棄可分離性主張。社會政策、法律或法規采用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惟效率標準是不充分的,原因不是惟經濟效率的福利標準在該領域不適用,而是以效率為標準的經濟理論本身就是失敗的。這一啟發有著廣泛的影響。現代公司治理經濟學的核心是公司治理結構的效率標準,表現為實現股東收益最大化。公司治理問題對于工作場所的組織結構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對于照護勞動的供給更有深遠的影響。照護勞動的獨特屬性意味著不能僅僅實現股東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利潤最大化),然后通過收入再分配來實現照護勞動的社會最優水平,意味著必須在同一個層面上來實現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s)利益的最大化。同樣,工作場所的規章制度――工作時日法,產假政策,最低工資制等――必須從效率標準和社會對照護勞動生產和質量的需求兩方面來估價,絕不能僅僅依賴效率標準。拋棄可分離性主張有助于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家強調和突出照護勞動的社會價值,依據照護勞動在生產寶貴的社會人力資本的作用強調和突出照護勞動的效率。可分離性主張傾向于暗示人們:通過再分配來調整市場配置資源的惟一目標是調整個人之間的財富和消費水平。對于照護勞動進行更詳細的經濟分析使社會認清產假政策和工作規章制度的公平或公正程度,而且還使人們意識到從根本上對社會有益的東西。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權利特別是婦女權利的研究表明:福利經濟學解決正義、性別不平等不公平問題也必須拋棄可分離性方法。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主張公平或公正考慮的分配目標可以通過征收總量稅來改變收入初次分配這種純經濟杠桿而不是通過立法等法律手段有很大的缺陷,利用稅收政策這種經濟杠桿僅僅實現了法律權利的工具性價值,法律權利所體現的婦女尊嚴和平等關系等內在價值被忽視了。
(三)對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福利”層次的拓展
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對照護勞動和權利兩個福利議題的研究說明,新古典福利經濟學要么忽視照護勞動和(婦女)權利等非市場產品的福利價值,要么只關注產品的工具性價值,因此,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觀是一種狹隘的“福利主義”福利觀。以可分離性主張的惟市場效率福利標準為基礎制定和實施的法律、法規、政策,僅僅實現了權利的工具性價值,權利的內在性價值(即權利作為權利所產生的價值)無法通過可分離性主張得以實現:無法通過收入再分配政策來糾正權利最終生產和分配中的市場扭曲問題。同樣,照護勞動的內在性價值(人類關愛、關懷、特別是女性的關懷倫理)也無法通過收入再分配的轉移支付等手段來實現。金錢不是萬能的。即使金錢(收入再分配)可以買到權利可以買到的東西,但是金錢買不到權利本身。新古典福利經濟學通過把平等、照護勞動等規范性的問題當作公平的事物或分配問題來解決,也就是說只通過收入轉移政策而不是立法和執法來解決,暗含著權利只有工具性的價值或者照護勞動的供給是照護勞動提供者在勞動/休閑之間做出的選擇而已。
新古典福利經濟學在某種程度上對福利問題研究做出了貢獻,但是沒有解決根本的福利問題。因為通過總量再分配或總量稅而實現的公平或公正是一種以效用或者功利為基礎的低水平公平或公正,通過轉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手段無法達到高水平的公平或公正,無法真正地使有關公正或公平的觀點和政策得以實施,也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女性主義者所關注的權利和照護勞動等問題。女性主義福利經濟學家在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標準基礎上把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幸福、自我實現、公平、自由、良好的社會關系、生態平衡等作為人類福利的終極目標,拓展了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福利層次,彌補了功利主義的缺陷,體現了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福利觀和人類的終極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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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型經濟學;研究主題;研究范式;市場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
中圖分類號:17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紀中期以來,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普遍出現了困難,經濟發展速度持續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謀求用市場經濟來代替傳統的計劃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普遍的選擇。雖然基本目標一致,但各計劃經濟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卻不盡相同,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經濟績效更有天壤之別。由此催生了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即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對經濟體制的變遷進行動態研究,轉型經濟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幾乎各個經濟學流派都對經濟轉型進行了研究,我國一些學者則力圖建立轉型經濟學獨特的理論范式。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極富價值的理論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議。但是,一種統一的、被廣為接受的轉型經濟學研究范式還沒有形成。這將不利于轉型經濟學的學科發展。
一、轉型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在轉型經濟學的發展和形成過程中,有三個重要概念,即過渡、轉軌和轉型。與之相聯系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這幾個概念,是理解轉型經濟學的前提。社會主義國家出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計劃經濟體制運行的改革措施,是轉型經濟學的源頭。國內外學者一般將改革與轉軌、轉型嚴格區分開來。如周冰(2004)認為,改革與轉型或轉軌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論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論的目標是直接指導改革實踐和政策制定,而轉型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的純理論研究,其目標是對改革和制度變遷過程作出科學的闡釋。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論規范不同,改革理論研究的母體是經濟學,而轉型經濟學從一出現就是以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世界銀行(1996)指出,轉軌涉及到社會和經濟各方面深刻、系統性的變化;當改革能夠滲透到社會最基本的游戲規則,能夠對規范行為和指導組織活動的制度加以改變時,才發生轉軌。波蘭G?W?科勒德克(2000)認為,改革的焦點是調整與完善現有制度,而轉軌是改變制度基礎的過程,是由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替代社會主義集中計劃經濟體制。
過渡、轉軌和轉型三個概念的核心內涵是一致的,都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但它們各自所突顯的重點并不相同(周冰,2007)。“過渡”一方面表明邏輯的起點在計劃經濟、終點在市場經濟這樣一個兩頭明確的狀態,而另一方面強調的是一種不穩定的變化過程。轉軌也同樣暗含了兩端明確的意思,但轉變的內容更狹窄,即經濟調節機制從“計劃軌”向“市場軌”轉化。而轉型強調的是這個變動過程的性質,屬于制度結構和體制形態的改變,是從一種體制模式到另一種體制模式的轉換,起點雖然還是計劃體制,但終點則出現了動態和不確定的特征。目前這三個關鍵詞在很大程度上還被混用著,核心的內涵還沒有很大的爭論。但從學科發展的角度看,轉型是最能準確表達這一研究領域和對象的術語。
靳濤(2005)和周冰(2007)把轉型的概念劃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體制轉型或者說是經濟轉型,指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這是最狹義的轉型,也是轉型經濟學目前關注和研究的重點。第二個層次是社會轉型或者說國家轉型,是指在經濟轉型的基礎上,加上政治制度轉型。第三個層次是文明的轉型,指社會或國家轉型再加上文化和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這是最廣義的轉型。顯然,經濟轉型是整個轉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礎,而且經濟轉型本身就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國家和中國的轉型實踐說明,對于成功的體制轉軌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條件,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協調一致的政策措施對轉軌更有積極意義(王蘊,2005)。主張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可分的觀點實際上還沒有理解經濟轉型的特有規律,將政治制度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起來的分析,可以作為第二個層次轉型理論的主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文明的轉型,顯然不能局限在經濟學領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種社會科學領域,而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
二、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幾種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式
新自由主義學派主要以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倫敦學派、弗萊堡學派、新制度學派等為代表,其中,貨幣主義和新制度學派的影響最大。貨幣主義主張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機制不過是資源配置的工具,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價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僅在于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只要產權界定清晰,允許當事人的自愿談判,不管權利初始界定如何,影響資源配置的外部性都會得到解決。他們的主張集中體現在“華盛頓共識”當中,認為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實行以“穩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為核心的激進式的“休克療法”。
在“休克療法”指導下的轉型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而中國的轉型卻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對此,他們又認為,轉型取決于各國經濟改革中的結構性因素和初始狀態,中國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義。如“休克療法”的倡導人哈佛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1994)等人認為,中國是作為一個農業國家開始改革進程的,而前蘇聯和東歐各國面臨的則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經濟結構的調整則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沖突。因此,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內部條件,或者說是“經濟落后”的產物。但是,中國的改革正面臨著產權陷阱,改革前景不容樂觀。
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所研究的基本對象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研究的是市場的運作,而不是研究市場的生成問題。而經濟轉型本質上是一個制度結構和體制形態的變化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社會性變革,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分析范式在這里都難以發揮作用。根據他們的理論,計劃經濟被打破之后,市場體系會迅速發揮作用,但實際上,新體制的建立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
2、新凱恩斯主義的范式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繼承凱恩斯關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保證市場經濟有效運轉必要條件的思想,強調轉型過程中的政府應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不能像
“華盛頓共識”那樣做一個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統地論述了“后華盛頓共識”的主張,該共識大大加強了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為使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政府必須采用多樣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貨膨脹、治理預算赤字和往來帳戶赤字、穩定產量和促進長期增長、審慎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等。在競爭政策方面,主要有促進貿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設的基礎上促進私有化、確定管理控制機制等。錢穎一(1999)認為,“后華盛頓共識由簡單的轉軌公式諸如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轉向關注制度建設,以及分析制度的影響”。文貫中(2001)進一步指出,“后華盛頓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將發展的目標定得更加廣泛和長遠,并且讓政府在經濟成長過程中起更加積極的作用”。“后華盛頓共識”把轉型與發展聯系在一起,強調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同時也強調競爭的作用,認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標。
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樣,新凱恩斯主義也不是一個關于市場生成和發展的理論。雖然它強調了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著重于闡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對市場內在缺陷的認識提出的,沒有明確區分轉型條件與市場條件下政府功能的實質性不同。德?維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報告也指出了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開出的轉型方案,即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與新凱恩斯主義的“后華盛頓共識”并不能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更不能給世界帶來繁榮。
3、演化經濟學范式
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來自于達爾文主義,其奠基者凡勃倫與現代開拓者納爾遜、溫特都把達爾文主義作為其類比和隱喻的基礎。凡勃倫是第一個將“演化經濟學”作為專業術語使用的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成為演化經濟學重要的靈感來源。經濟演化思想在奧地利學派那里被廣泛應用,經典例子是門格爾有關貨幣從物物交換經濟中有機和自發地演化出來的理論,哈耶克等人則試圖為個人自由和自發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強有力的論證。現代演化經濟學發源于美國,以1981年博爾丁出版的《演化經濟學》和1982年納爾遜、溫特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為標志,演化經濟學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從動態演化的視角理解社會經濟過程,已經成為分析和描述復雜經濟現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經濟學家們看來,為解釋持久的經濟變化過程,生產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條件,而充分條件則要來自于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前提的變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換言之,它關鍵取決于“新奇的創生”。新奇的創生是永無休止的經濟變化的原因,在演化經濟學的框架中它被處理為經濟系統內生的。演化經濟學把創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綱領上的基本區別。
2004年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發表了題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他將“北京共識”概括為:“1、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如中國的經濟特區);2、堅決捍衛國家和利益;3、循序漸進,不斷精心積聚具有不對稱能量的工具(如外匯儲備等)”。他明確表示,“北京共識”的靈魂是“創新”和“實驗”。賈根良(2006)認為,“北京共識”的精髓與演化經濟學的經濟政策觀之間存在著驚人的聯系。基于演化經濟學的視角來研究經濟轉型會發現,一項良好的經濟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統觀和過程觀,前者注重的是經濟政策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則強調的是時間的建設性作用,包括歷史的沉淀、現在的選擇、未來的不確定、新奇以及保持變遷的連續性等。在此基礎之上,經濟政策的演化觀必然要堅持最小限度打亂原理、試驗性政策學習和質量型經濟政策等基本主張。
雖然經濟演化理論對轉型過程的研究非常有啟發意義,但演化經濟學范式也并不能成為最佳范式的選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經濟學對轉型過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轉型的本質特征。演化經濟學所考察的是經濟系統的一個長程的、自發的、漸變的過程,它考察的是這種變化的動力、機制和方向。而轉型則是較短時間內整個經濟系統結構性的變化,它是急劇發生的。從歷史長程來看,這種變化只是“系統演化路徑上的分叉或者突變的那一個點”,“轉型的結束正是一般意義的制度演化的開始”(周冰,2007)。在轉型過程中,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力量對比與矛盾沖突,尤其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演化經濟學很難對這些關鍵的力量與矛盾作出細致、深入的考察。從演化范式的政策觀來看,它還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
4、制度變遷范式
制度及其結構決定了人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激勵機制,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和經濟組織演進的軌跡,歷史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就要到制度變遷中去尋找原因。根據熱若爾?羅蘭的定義,轉型是“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因此,用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理論來解釋、研究轉型過程就成為一種最常見的現象,在這方面的文獻數量也最多。制度變遷理論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經濟學“需求一供給”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轉向老制度主義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則多用演進博弈論的分析工具。雖然制度變遷理論到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還不能稱其為一個獨立的范式,但由于這一理論強調了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而且對制度變遷的研究正契合于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體制改革的理論需要。因此,制度變遷理論在轉型經濟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認為是非常有效的理論工具。樊綱(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兩種改革成本并將其用于對兩種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則基于制度變遷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認為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優改革路徑問題。舊馮濤(1996)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始終貫穿著一條利益誘導、利益補償、利益替代的戰略主線,可以總稱為“替代型”的改革戰略。楊瑞龍(1998)通過中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分析,提出了“中間擴散型”制度變遷方式的理論假說。周業安(2000)提出一個分析中國制度變遷的初步的演進論框架,并認為內部規則的逐步發育和強大的過程,是中國市場化的本質。黃少安(2000)基于對中國經濟轉型過程的研究,提出制度變遷的三個假說,豐富了制度變遷理論。劉(2004)則將轉型方式劃分為突變式制度變遷和演進式制度變遷。
在單項的制度變遷過程中,很容易確定制度變遷的主體,從而可以進一步確定制度變遷的成本、收益、動力、阻力等關鍵性概念。但是,轉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制度變遷。羅蘭所謂的“大規模的制度變遷”也并不是單項制度變遷涵蓋范圍的簡單擴大。“轉型指的是整體意義上的制度系統的結構和性質的改變,由于這種變化程度的劇烈和顯著,以至于使得改變之后
的制度在形態分類的意義上不能再歸入原來制度的同一類型,因此才稱之為體制轉型”(周冰,2007)。簡單地用單項制度變遷的理論來解釋整體性的制度結構的變遷,不僅難以得到對轉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會因遺漏轉型過程中的重要變量而得出片面的結論。
三、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前景
轉型經濟學的起點是計劃經濟,終點是市場經濟,中間是轉型過程。目前,對于轉型經濟學兩頭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資源,但對于轉型過程,也就是轉型經濟學的核心研究領域,還沒有十分恰當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這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最根本的就是還沒有對轉型的本質進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眾多的理論范式都企圖“用一個子集的特征去規定全集的特征”(陳甬軍,2000)。“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當前對過渡經濟問題的研究和分析過于依賴已有的經濟學范式。這種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觀點組成理論拼盤,對過渡經濟學分析問題做出的回答和解釋,必然導致邏輯混亂和各種觀點之間的邏輯不一致性”(張新,2005)。因此,無論從經濟轉型層次,還是從國家轉型層次,轉型理論研究急需一種統一的范式。
國外對轉型理論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凱恩斯和制度范式為主,熱若爾?羅蘭的《轉型與經濟學》是轉型經濟學的第一部綜合性著作。作者應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工具,闡明了他對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成功和失敗的理解。但該書并沒有提出轉型的一般理論,更沒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國內學者出于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困境的思考,同時也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性吸收,對于轉型經濟學抱有極大的熱情與期待,希望借此來構建我國的理論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發展作出貢獻。有的學者從我國特殊的轉型之路著手,雖然沒有提出獨立的轉型研究范式,但卻構造了自成一體的理論框架。如樊綱(1993)指出我國漸進之路的本質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從發展戰略轉變的角度來揭示我國轉型的內在邏輯;張軍(1997)從價格雙軌制人手解釋了我國改革的路徑和方式;厲以寧(1996)則在發展經濟學的框架內納入轉軌的條件,提出了轉型發展理論;周振華(1997)則以體制轉型為約束條件,研究了狹義的發展問題;胡家勇(2003)則認為,轉型的實質是政府轉型,從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轉型。
[關鍵詞] 經濟學范式 新制度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 交易費用 經濟人假定
一、經濟學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學家庫恩1968年提出的,指常規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范。它有兩層意思:(1)科學共同體的共同承諾集合;(2)科學共同體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簡化為一種約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為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共同的基本理論、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種自然觀。范式的基本原則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次表現出來。這些理論和原則對特定的科學家共同體起規范作用,協調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及其行為方式。
范式具有兩個基本特征:(1)有一套獨特的基本前提假設、概念體系、理論方法,有足夠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論家用來解釋各種理論問題。(2)能持久地吸引相當一批理論家在其基礎上進行研究。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經濟學范式就是經濟學界對如何看待研究對象的方式和視角的選擇和界定,它決定了經濟學家們如何看待對象、把對象看成什么等。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范式與經濟學流派、經濟學體系等價。它一般總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 它是從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然而,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卻有不同的理論范式,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一般范式,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關系、側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二、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及其不足
從19世紀70年代起,經濟學經歷了一場邊際革命。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邊際革命的影響,馬歇爾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其中運用邊際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給,核心是均衡價格。由馬歇爾奠定的這一流派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被稱為新古典經濟。新古典經濟學部分地繼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兩者相比,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變窄了。首先,研究對象范圍變小了,新古典經濟學將研究對象局限為經濟領域。另外,新古典經濟學家們逐漸遺忘了斯密對社會分工的洞見。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可以概括為三個假設為前提的范式。這三個假設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這種假定,經濟人“總是用敏銳的眼光,對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慮。他不僅明白自己當時面臨的選擇范圍,而且對未來的選擇余地也了如指掌。”(劉世錦,1994)。但這種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論抽象之中,實際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這三種假設均存在著不現實性:(1)完全理性不現實――現實中總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現實中往往“信息不對稱”;(3)現實中很難做到利潤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經濟學也存在不足:(1)忽視了制度,將企業看作是一只“黑箱”;(2)對經濟學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時點上,將時間看作是不變的;(3)交易成本為零。
三、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修正
1.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理性假設的修正
任何理論體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對理論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理論創新。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們曾嘲笑新古典經濟學是“黑板經濟學”,認為新古典體系的理論前提不符合實際。新制度經濟學最大的創新,是對新古典理論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經濟學以經濟人這一基本假定為前提,認為經濟人的活動,為經濟運行及發展提供了長久動力,也構造起市場經濟的堅實基礎。但是它沒有對經濟人展開具體的分析,只是將其作為一個無處不在的隱含的前提而存在。在這一點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科斯指出:“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如何在現實世界中作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他們都強調制度經濟學應該研究實際的人、制度與經濟活動以及它們間的關系。也就是說:第一,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經濟人,而是現實中的具體的經濟人;第二,經濟人在理論體系中不能只是一個隱含的前提,而應該對其展開具體的分析。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中,人們開始研究面對的是“一個存在制度與正的交易費用的真實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上的抽象世界。在這個真實世界里,經濟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堅持的有限理性觀點,即:人們只具備有限的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諾斯(2002)所說的那樣,“我們實際上只能擁有不完全信息,而且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來,首先,現實社會中的經濟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確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對環境的計算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費用理論所依賴的認知假設。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觀理性部分導出了最小化(交易費用)動機,而對認知能力有限的認識則鼓勵了對制度的研究。其次,現實社會中的經濟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現為非財富最大化動機,而非財富最大化動機往往具有集體行為偏好。人類行為動機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們追求財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人們往往要在財富與非財富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這種權衡過程實質上就是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均衡點的過程。人類歷史上制度創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這種雙重動機均衡的結果。總之,由于了完全理性和單純追求自利的行為假定,也就從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定。同時,這也把經濟人行為分析引入制度理論體系。
經濟人的有限理假設引發了新制度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第二個假定,經濟人的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威廉姆森提出來的。他認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會采用非常微妙和隱蔽的手段,會耍弄狡黠的伎倆”(1987)。這主要包括兩層含義:(1)由于現實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經濟人就會根據個人目的篩選對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對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謊等;(2)由于契約的不完備性,一旦經濟人發現有機可乘,就會不遵守或違背契約。如果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發生的他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但修正的經濟人假設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獲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獲得了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機會上義行為在現實生活中時有發生。機會主義這個概念其實是對經濟人假設的第二個原則自利原則的拓展。它把“用詭計尋求自利”這種情況包括進去了。經濟人人性假設機會主義的說法在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當中,是處處可見的。諾斯在《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設,討論了旨在減少相應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產成本的替代性契約安排的產生。
2.對新古典經濟學中零交易成本假設的修正
在新占典經濟學的理論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設,經濟人獲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費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設是不存在的。諾斯對零交易成本的現象曾譏諷:“從經濟史學家的觀點來看,這種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釋一切有趣的問題,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諧的,制度不存在,所有變化都可以通過市場的完全運行來實現。簡言之,信息費用、不確定性、交易費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業的性質》里提出來的。科斯認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現實的。在他看來,交易活動是稀缺的,發生交易活動需要成本。這就是交易費用的最初含義。這個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經濟學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設,使經濟學的假設更貼近現實了。這也是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費用的概念一提出來,立即在新制度經濟學各個理論分支,包括制度變遷理論中得到了廣泛運用。然而,對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經濟學家有不同的看法。諾斯認為交易成本“取決于對復雜的價值尺度進行測度的成本、人績效的估算成本以及執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實上,在制度變遷理論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諾斯認為,制度通過約束和懲罰給經濟中交往的人們以明確的預期,從而降低了由人類行為的機會主義傾向引起的不確定性的程度,而不確定性程度的降低則表明獲取信息成本的減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這樣通過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就為解釋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修正的意義及局限性
新制度經濟學范式確立了制度在主流經濟學中的重要地位。從以上分析我們了解到,新制度經濟學范式也提出了三個基本假設:(1)有限理性假定;(2)機會主義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該假定的基礎上,新制度學派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創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確立了新的基本理論命題,即全方位地論證了制度是經濟中的內生變量,探討了制度變遷規律及其對經濟發展和運行效率的影響,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觀點。盡管人們對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種多樣,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基本命題的看法上卻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費用、制度能夠提供激勵機制,制度還能減少機會主義和搭便車行為等。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甚至認為,制度所執行的功能具有經濟價值,每一種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經濟價值。總之,制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變量,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而人類社會之所以難以達到“帕累托最優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解決的是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問題,那么新制度經濟學就是要解決制度稀缺及其創新等問題。
但是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框架內展開的,同樣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理論局限性。例如從其理論邏輯看,在“經濟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節省交易費用”基本命題方面都存在悖論。在經濟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學派的確比新古典學派更接近現實,但他們說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財富最大化動機的經濟人,仍然不是現實中的真正的人,與現實仍有很大的距離。根本原因在于,他們舍棄了很多人的社會特征,仍然從人的一般性來分析抽象的個體。簡言之,新制度學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從人的實際來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視人的社會性;一方面改良了經濟人的非現實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現實的經濟人假定,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一大悖論。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命題也存在悖論:一方面,制度確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和提高經濟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個成本高昂的經濟變量,難以預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因此,對于制度降低交易費用,不可絕對化理解。對制度的成本或代價,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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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1、經濟學的理論范式
范式的概念和理論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系統闡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 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征, 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 瑪斯特曼對庫恩的范式觀作了系統的考察, (1987)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范式, 并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 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 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 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雖然范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庫恩的創見和獨到之處則在于范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 庫恩特別強調科學的具體性,并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 因為他認為, 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 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 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 在實際的“圖象”、“模型”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別開來。庫恩的構造范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象”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 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系, 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我們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討論和運用范式的后面兩種含義。
經濟學的范式一般總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 (張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 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 它是從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然而, 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卻有不同的理論范式, 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一般范式的范圍, 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關系、側重方面、聯結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在以經濟效率為中心這一基本觀點上, 各種經濟理論學說都是一樣的, 區別在于強調得夠與不夠, 是否能貫徹始終。
新古典理論對此十分明確, 而且一貫到底。它其所以專注于資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尋求有效配置資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為市埸是一種有效配置資源的機制; 它關于在一定條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為對一切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進行理論分析之基礎, 正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具體體現。翻開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 效率觀念和效率思想會深入到每一個讀者的腦海之中, 融化在他們的思維之內, 成為他們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
在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來的, 傳統經濟學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目的, 所依賴的正是經濟效率的不斷提高; 其所以特別強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 就是因為在它看來, 只有這樣做才能減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費, 從而獲得和保持經濟運行的效率; 傳統經濟學把創造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 也說明了這一問題。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提出“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為“貫穿全書的紅線”(1985), 是其中對經濟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傳統經濟學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觀念并不十分堅定, 也沒有貫徹到底, 當傳統經濟學致力于政策解釋、道德說教和價值判斷時, 往往就離開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都離不開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這種考察在每一種理論中都有著明顯的不同。
亞當。 斯密對之進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在《國富論》中, 斯密不僅說明了分工的好處和交換的意義,而且說明了分工和交換的關系, 所謂“分工受市埸范圍的限制”, 就意味著人的生產活動以人的交換活動為條件, 進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換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動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簡單天賦自由體制”或稱自由競爭、自動調節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個進行經濟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為一個假定的抽象概念, 無條件地、絕對地堅持它, 而是提出了種種限制和例外, 表現了對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過“簡單體制”找到了個人自由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互補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義,不僅說明了人們之間存在著和諧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著矛盾和沖突。
克思繼承和發揚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換、生產和交往、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相互關系, 恩格斯把生產和交換看作經濟曲線的縱坐標和橫坐標; 馬克思特別注重于人與人之間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的分析, 同時對“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和“全體自由人的聯合”(1972)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從而以人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的交互影響為基礎, 描繪了一幅歷史發展的圖畫。
新制度經濟學堅持和發展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不僅堅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來代替生產關系和交往方式之類的抽象概念, 以為經濟分析的基本概念, 進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 并將其納入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分析之中, 對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類的全部經濟活動作出了統一的解釋。
新古典經濟學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范式。這集中反映在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資源配置和生產費用, 考察了規模經濟和技術選擇, 還討論了市埸結構, 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狀況和經濟性。所謂稀缺資源的最優配置, 就是合理的勞動分工; 所謂規模經濟, 就是分工及其基礎之上的集中所到的節約和利益; 所謂市埸結構, 實際上就是分工結果在市埸上的表現; 而技術選擇, 實際上就是進行分工的方式; 至于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成本, 即生產費用,就是不同資源配置方式和技術選擇方案的代價, 也就是作為生產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 它沒有也不能對分工及其程度的決定和發展作出解釋。新古典經濟學不僅研究了市埸交易, 而且以此作為全部內容, 同時對自由市埸體制作了絕對的、無條件的解釋, 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動實現的均衡, 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 又是市埸交易的結果。盡管如此, 新古典經濟學對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膚淺和非常片面, 由于對交易的考察僅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對市埸交易的考察又僅僅分析產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 因而在新古典理論中,既沒有交易方式的概念, 也沒有交易費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論也考察了合作問題,但是基于對交易問題的局限性, 其對合作的考察僅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買賣關系和和諧的競爭關系, 也就是說, 在新古典理論看來, 人們之間的合作是無阻礙、無摩擦, 因而是無條件的。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 而在于這種分析的片面性, 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個方面、一個部分、一種情況, 也就是只分析了它們的物質技術聯系和物質技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