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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霞市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 山東 棲霞265300)
[摘要]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便逐步走上正軌,區域內主動經濟合作與政府主導推動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都在促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這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學術界已有大量研究證實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作用,本文希望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概念進行總結,論證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實際影響,并從根本上探析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實際作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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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增長;效應;組織選擇
1區域經濟一體化概念簡析
筆者對國內外區域經濟體一體化研究總結發現,其概念并沒有統一的認識,國外研究領域也稱其為世界區域一體化、國際區域一體化等等。目前現有的學術研究大多缺乏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概念的統一描述,但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發展,其概念和內涵在實際應用與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和完善,學術界較為統一的認識如下:以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國之間的商品貿易合作實現區域內的貿易自由化,由基本的國際貿易部分要素合作為基礎,實現國際生產、國際貿易的核心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進而實現、構成區域經濟聯盟,在組織內部商討、制定有利于所有成員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經濟政策。其核心要素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區域內部成員國之間的聯合,其二是基于所有成員國的相關制度進行平衡的、協調式的經濟政策安排。
為便于本次研究分析,筆者對經濟一體化的內涵進行了重新梳理和總結,如下:首先,區域經濟一體化需要界定其為國際組織形式,參與者至少應有兩個國家(一般數量上會超過兩個國家),同時組織成員共之間存在潛在、共同方向性的利益訴求;其次,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要通過討論、協商來消除內部成員共之間實現經濟交往與合作過程中已經出現或可能出現的各類制度差異、政策障礙以及歧視性與非公平性政策,通過內部協商來對成員國之間的國際貿易、財政合作、金融領域合作等進行統一的協調,在條件允許的條件下執行統一的經濟政策,甚至可以在協商通過的前提下成立組織內的、超越國家級別的機構,將成員國部分領域的國家主權讓渡給該機構,形成一種統一性的國際性制度;最后,區域經濟一體化在本質上屬于一種國際合作條件下的制度模式,是國際性經濟合作的狀態,同時也是組織內成員國之間經濟運行的標準過程。
2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增長效應
區域經濟一體化所實現的經濟增長效應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貿易均衡性,其二是投資推動性。
在貿易均衡性效應方面。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所形成的(不完全)國內范圍內的貿易自由化條件使得區域內部的經濟福利得到均衡,進而實現凈增加,其通過對稀缺資源的合理、高效配置,利用關稅同盟、自由貿區等形式完全或部分消除組織內的貿易限制,能夠實現區域內各國經濟福利的有效增加。從關稅同盟的層面來看,這一條件下的貿易轉移效應雖然可能降低國際福利水平,但其存在生產替代性的可能性有所提升,如果同盟前后的價格比率差異相對較小,那么福利削弱效應也就相對較低,由于出口供給彈性增加、進口彈性減小會為國家帶來更高獲益,因此綜合來看一般不會因關稅同盟的成立而顯著影響獲益說平。從自由貿易區的層面來看,組成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國之間如果不存在產品生產(類型數量)的差異性方面的優勢,各個國家就能夠從區域經濟體花中獲益,從而實現多方共贏的局面。
在投資推動型方面。國外學術研究普遍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夠創造投資條件,引導投資轉移,大部分研究斗爭史了國家貿易規模、國家實力的過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外國直接投資,主要表現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方向分散和總量提升。在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參與國家能夠從區域內部更為泛化的市場中獲得相對而言更加有力的準入條件,從而從中獲益,在利益追求和推動下,外埠企業對內直接投資的可能性和欲求都在增加。由于投資限制在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的削弱和消除,直接降低了外資在本國的市場開發成本,從而提升了本國對區域內其他成員國企業的吸引力,于此同時也不會擠占其他成員國外資吸引的空間,反而能夠創造雙方共贏、互為補充的投資效應。
正是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所構建的共贏框架和條件,提供了投資推動力,因而會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所有成員共經濟的共同增長與發展。
3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增長作用機制
區域經濟一體化對于組織內成員國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經濟增長渠道,為成員國間國際貿易的增長提供了推動力,同時讓成員國市場規模呈現海外部分大增的優良環境,貿易創造和貿易福利作用在組織內部形成合體增效,并讓國民收入的擴張形成了一定的傳導作用。
在要素供給來源擴充方面。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市場不存在國家間障礙,生產要素市場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國際化供給渠道。對于單個國家而言,世界上并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實現生產要素、資源的百分百自給自足,這就產生了國際性的生產要素需求供給,區域經濟一體化條件的出現使得這種需求供給更容易實現,因此會擴充生產要素的供給來源。
在國際貿易總量發展推動方面。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夠實現規模經濟效應,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其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后,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會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在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成員國內部生產企業可以獲得重大的內部與外部經濟利益,例如對外貿易的增加促成的生產規模擴大,國民經濟發展的增加帶來的內需擴大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產成本的下降。這種規模經濟效應最終會反哺市場,進一步推動國際貿易的總量增加,形成國際貿易發展與企業發展的良性互為促進與循環效應。
在市場規模擴大方面。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通過消除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形成區域性統一市場,加強了區域內商品、勞務、技術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為內部資源的合理利用和配置提供了可能,為內部廠商實現規模經濟創造了條件,增加了市場容量,擴大了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規模,推動了成員國內部貿易的發展。從本質上來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施有助于一體化組織在國際上貿易地位的提升,同時也對區外國家潛在加強了貿易壁壘,這使得組織內部個別國家原本存在的經濟力量薄弱、國際影響力較低的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通過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能夠實現快速的經濟地位提升,從而改善國家在國際范圍內的貿易地位和條件,進而擴大國家經濟市場規模。
在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福利合體增效方面。前文在分析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增長效應中提到,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夠形成貿易均衡性效應,這一效應在表面上是通過消除組織內部貿易障礙,以實現貿易均衡轉移,而這種轉移同時也彌補的需求差異問題、消除了成員國間的貿易成本,最終回味所有成員共帶來貿易創造的總體提升。
在國民收入擴張與傳導方面。經濟一體化首先實現了經濟市場擴大,帶動成員國自發性出口,提升成員國進口需求增加,貿易成熟作用使得出口國國民的收入成本增加,而這一增量在組織內部呈現為普遍現象,即出口國國民收入增加會誘發貿易國的出口增加,進而帶動貿易國國民收入的增加。這就是國民收入的擴張與傳導效應,將這一效應拆解到行業層面來看,組織內各個成員國優勢出口行業有所差異,而在消除進出口障礙和過量成本問題后,出口增加使得優勢出口行業帶動國民收入增加,一方面推動弱勢出口行業出口增加,同時也帶動貿易國出口增加,最終形成良性循環效應,在組織內部形成持續的國民收入傳導效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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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緣起;發展;缺陷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theory of regional economies and the social trend of developmen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about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analyzes the existing defects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緣起
二戰后,以美、蘇為首的超級大國的經濟領先水平令其他國家望塵莫及,世界各國紛紛開始尋求經濟發展之路。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是一定范圍內地區經濟發展的根本保證,西方國家開始對區域經濟發展進行研究以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一些發達國家之間形成了生產交換分工、要素自由流動并具有協調機制的有機整體,即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初形式。20世紀50年代,區域經濟一體化達到了第一次,學術界對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展開了大量的研究。由于研究的重點不同,學界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至今尚無公認的、明確的定義。1954年,丁伯根(Tinbergen)[1]第一個提出了經濟一體化的定義,他將經濟一體化分為消極一體化和積極一體化。他認為消除歧視和管制制度,引入經濟變量自由化是消極一體化;而運用強制的力量改造現狀,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為積極一體化。1961年,美國經濟學家巴拉薩(Balassa)[2]發展了丁伯根的定義,將一體化定義為既是一種過程,又是一種狀態,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指產品和要素的移動不受到政府的任何歧視和限制。
國際貿易是世界經濟自由化的基本形式,由于國家之間貿易壁壘大大降低,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50年,美國經濟學家雅各布維納(Jacob Viner)[3]在《關稅同盟問題》一書中首次提出了關稅同盟理論,即完全取消各參與國間的關稅,對來自非成員國或地區的進口設置統一的關稅。隨著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學術界開始將關稅同盟理論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核心理論。維納認為關稅產生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的動態效應以及規模經濟、競爭、投資等動態效應,并主要從生產的角度,運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說明貿易創造會引起一體化成員國福利的增加,而貿易轉移會引起福利的減少。由于不能滿足福利的最大化,一些學者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采用關稅同盟的形式產生了相當大的懷疑,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它都被視為次優政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另一基本理論是自由貿易區理論,英國學者羅布森(Robson)[4]對此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研究,他認為通過消除區內貿易壁壘來實現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自由化,而對外實行統一的關稅和貿易政策是貿易自由區的基本形式。1956年,斯巴克[5]根據完全競爭市場下的規模經濟理論提出了共同市場理論,它是比關稅同盟更高一個層次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集團。關稅同盟理論和自由貿易區理論假設成員國之間生產要素不自由流動,而共同市場不僅通過關稅同盟而形成的自由貿易化實現了產品市場的一體化,還克服了集團內要素自由流動的障礙,實現了要素市場的一體化。經濟學家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和德紐(JFDeniau) [6]提出的大市場理論從動態的角度發展了共同市場理論,其核心思想有兩點:一是建立大市場可以獲得規模經濟,從而實現經濟利益;二是市場擴大會使競爭激化,進而促成規模經濟利益的實現。古典經濟學派比較優勢學說可以說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家分工原理,但日本學者小島清認為比較優勢可能導致產業向某國積聚以及長期成本遞增和規模經濟報酬遞減,由此提出了協議性國際分工理論[7]。該理論認為通過協議性分工,兩國各自生產不同的產品,可以擴大市場、增加產量、降低成本,但前提是兩國工業化水平相當,要素比率差別不大。
隨著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一些學者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及模型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相關理論給予完善和發展。如引入制度經濟學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效應的分析,奧爾森和佐克豪斯(Olson and Zexhhauser)[8]1966年提出了國際貿易和貨幣同盟的制度可以被看成一個俱樂部,通過這種體制,俱樂部的成員可以發現并分享排他性的公共產品的利益。1982年,富萊希尼和帕特森(Fratianni.M andJ.pattison)[9]提出了一個俱樂部的模型,他認為每個俱樂部的成員都期待凈收益最大化,這些凈收益不同于單個收益和單個成本,俱樂部的產出在不同的國際經濟組織中是變化的。20世紀70年代初,肖分和瓦爾利(Shoven & Whalley)開始運用福利經濟學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行分析,用 CGE 模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稅收對美國和英國經濟的影響, CGE 模型被廣泛地運用于不完全競爭結構的貿易模型中對貿易自由化進行事后評估[10]。80年代以后,一些學者開始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成員國以及成員國相互之間經濟增長的關系。如Torstensson ( 1999),Brada 和 Mendez ( 1988),Landau ( 1995) ,Vanhoudt (1999) ,Brodzicki (2003) ,Waltz (1997a, 1997b, 1998) ,Matias ( 2003)通過對不同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實證分析,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地分析。Puga 和 Venables( 1998)、劉力(1999)、劉靜(2005)、趙楠(2003)等人還研究了參與不同模式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對于本國經濟增長的影響[11]。
二、主權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發展
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主要是針對國家之間的區域一體化問題,對國家之間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有重要的意義,而對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缺乏可指導性。隨著我國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探索,我國學者借鑒國內外相關研究,從更為普遍的角度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進行研究,為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礎。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內涵
孫大斌[12]認為,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在一個主權國家范圍內,具有地緣關系的省區之間、省內各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為謀取發展而在社會再生產的某些領域實行不同程度的經濟聯合調節,形成一個不受區域限制的產品、要素、勞動力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統一區域市場的動態過程。其目的是在區域內實行地區合理分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促進聯合體共同繁榮。張佑林[13]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含義可概括為:在一定區域內,通過統一基本方略、統一規劃布局、統一發展政策、進行資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調節機制,健全有效的激勵約束制度,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內部耗損,如城市建設、惡性競爭、行政壁壘,保證本區域內部各個方面運轉有序、分工科學、揚長避短和合作共贏,并能夠做到可持續發展,從而使整個區域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對外更具競爭力。孟慶民[14]將區域經濟一體化定義為:不同的空間經濟主體之間為了生產、消費、貿易等利益的獲取,產生的市場一體化的過程,包括從產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向經濟政策的統一逐步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狀態與過程、手段與目的的統一。
潘永江認為,一體化中重要的是城鄉一體化。城市和鄉村是一個整體,建立和形成城鄉之間生產要素,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由合理流動的統一的經濟體系。建立和形成城鄉經濟、社會、文化相互滲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賴、城鄉差別很小的城-鎮-鄉有機聯系的社會網絡體系,在一定社會范圍和行政區劃的城鄉一體化,并不是一樣化,不意味著變鄉為城或變城為鄉,而是強調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城鄉一體化不會自然而然形成,也不在朝夕之間完成,它是一個很長的發展建設過程,關鍵是生產力發展水平[30]。
(二)形成機制
1、市場機制。覃成林[15]認為,在宏觀層而上,一體化通過更加暢通的市場調節和一體化組織的內部協調,能夠促進區域之間更有效地開展區域專業化分工,減少相互之間的無效競爭。因此,經濟一體化區域之間建立在分工基礎上的合作是協調機制的基本內容,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的首要條件。協調機制主要分為市場協調機制和政府協調機制。王瑛[16]以區域之間的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提出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市場機制:一是商流的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二是產業轉移的“多贏”合作;三是區域分工協作的專業化生產;四是自由市場的貿易一體化。
2、政策機制。李建勇[17]認為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應建立政府協調機制,首先應該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責;其次,政府職能應規范化和法律化;建立對地方政府行為的監督機制;最后,建立跨區域的協作組織。周國華[14]等人認為政策機制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區域政策;戶籍政策及行政區劃調整。3、投資、規劃機制。周國華[18]等人采用關聯分析法對區域經濟的投資機制進行研究,得出國有經濟仍在區域經濟增長和城鎮化過程中居于主導地位,民間投資正日益成為區內經濟增長和城鎮化進程的重要動力。孫大斌[12]從產業規劃的角度分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的動力機制,認為產業組群化必然導致區域間存在區域分工;產業梯度轉移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多贏”的合作動力;產業融合化發展趨勢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產業生態化發展可以解決工業化發展帶來的負外部性,實現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夏麗萍[19]對長三角經濟圈進行分析,認為新經濟產業是區域經濟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支撐,包括高新技術產業、金融、保險、咨詢等高等級服務業以及基礎產業。
4、政府績效考核機制。在現行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體系下,各地政府都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由此產生的地方保護主義使得制度化的合作機制難以形成[20]。李建勇[17]認為利用行政手段控制利益沖突的主要途徑之一是通過樹立科學的發展觀來制定科學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政績考評制度,并總結了政府績效的評價方式和程序。
5、利益補償機制。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在一體化過程中必然影響部分地區的經濟利益。李瑞林、駱華松[21]認為對于政府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首先帶來的是利益分配的問題。如果合作后,雙方的福利大于合作前的福利水平,但一方福利水平的提高小于另一方,那么另一方往往會采取政治抵制,只有在合作雙方的福利水平共同提高的情況下,雙方才可能積極合作。經濟一體化并不是對所有地區搞平均,對于經濟利益受損或暫時由于一體化的實施而延緩了經濟發展速度的地區應該以多種形式給予利益補償。
6、立法機制。李建勇[17]探討了如何利用立法機制來平衡利益沖突,防止利益沖突的發生,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討了利用司法制度來解決區際利益沖突的可能和方法。首先建立規范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法律體系,其次利用法律約束地方政府不正當的經濟行為,包括憲法、財政管理體制的立法以及約束地方政府不正當競爭的立法。
(三)形成路徑
隨著城市功能的重構,政府職能及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產業結構及空間形態的調整,城市的功能空間已由原先的一個“點”,發展成為更大范圍、更多層次的“面”,出現了城市區域化的態勢,其空間范圍或影響范圍在客觀上構成了由中心城市及周邊城鎮相結合的都市圈,成為現代城市發展的一個新的空間單元。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都市圈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過程,在我國發展區域經濟的實踐過程中,都市圈將成為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核心載體和基本模式。都市圈是由一個或多個中心城市和與其有緊密社會、經濟聯系的臨接城鎮組成,具有一體化傾向的協調發展區域,是以中心城市為核心、以發達的聯系通道為依托,吸引輻射周邊城市與區域,并促進城市之間的相互聯系與協作,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可以實施有效管理的區域[22]。都市圈是一個以經濟聯系、社會聯系以及生態聯系為核心形成的一體化的區域,往往不是一個完整的行政地域單元。因此,推進都市圈發展和都市圈一體化進程還有賴于跨地區、跨地方政府的協調與合作。對于都市圈的形成,張偉[18]、高汝熹[23、24]、李璐、季建華[25]等人從都市圈的空間范圍、界定標準、評價指標等方面進行了論述。袁家冬、孫振杰等人[26]從空間結構上將都市圈分成核心圈、外圍圈、機會圈三個圈層。董曉峰[27]提出都市圈發展四階段劃分觀:雛形期、成長期、發育期、提升期。彭際作[28]根據大都市圈的形成與發展進程,總結了空間結構具有的四個階段性表現:中心指向型(極核型);中心-周邊雙向指向型(點軸型);水平網絡化(多核多中心型);社會經濟聯系(一體化的社會經濟實體)。
三、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的缺陷
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源于關稅同盟理論,將西方經濟學的規模經濟理論、不完全競爭理論以及國際貿易的非關稅壁壘等理論引入該模型,形成并發展了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相關理論。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大多是借鑒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從概念內涵、理論基礎、形成機制、基本模式等方面進行了總結和發展。但是,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受國際關系、社會制度、經濟體制等影響較大,關稅同盟、自由貿易區、共同市場等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理論基礎,對國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并不完全適用。
第一,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本身有待完善和發展。從1952年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成立到如今歐盟、APEC、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種表現和必經的過程,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本身還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大量學者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模式進行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遠未達到定量化和規模化的程度;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更多的是實現了局部均衡,而沒有達到一般均衡;一國參與經濟一體化組織后得到的利益或成效評估還不夠具體等問題。當前競爭激烈的國際形勢為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其理論研究除了對基本理論的補充和完善,還涉及到產業經濟、戰略經營、社會福利等更多的領域。從實證研究的角度,還需要致力于區域經濟一體化國家之間貿易協議的制定和貿易條件的改善;區域經濟一體化對一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國家地區之間的比較以及區域一體化程度測量指標的構建等方面。
第二,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研究存在局限性。目前已相對成熟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更多地是從發達國家的經濟一體化角度進行假設,即實行的是完全的市場經濟理論。而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不完全的市場經濟或者計劃經濟,其參與經濟一體化的目的、動機和模式都與發達國家不同。如歐盟是發達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成功實踐,其一體化程度和規模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而北美自由貿易區是針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的一體化模式,其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更復雜,目前還處在起步階段。國際上一些學者對有關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一體化問題進行了探索,但在實踐層面上還應進行深入的研究。如庫馬塞爾的“大國”模式理論;約翰遜等人的公共物品與公共偏好變量理論;勞爾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小島清的“雁形模型”理論;以及李斯特的發展中國家(較落后國家)“小國”模式的經濟一體化理論等[29]。
第三,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研究還不成熟。主權國家內部各地區雖然沒有關稅壁壘,但是各種非關稅壁壘或障礙嚴重影響了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再加上各國的社會制度、政治環境和經濟政策的不同,國內和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有很大的差異。就我國的情況來說,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層面都還相當薄弱,沒有形成體系。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區域經濟一體化基本概念、內涵和特征進行論述,缺乏統一的標準和共同的研究方向;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機制還不夠全面和具體,市場機制的建立、宏觀政策的調控、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還處在探索階段;區域經濟的形成路徑應該根據各區域區位因素、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政策環境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模式,對都市圈理論還應進一步完善;在研究方法方面,定性研究較多,而定量研究較少,缺乏具體全面的指標評價體系。
四、結論
不論是國家之間還是國家內部各個地區之間,由于都存在阻礙市場要素自由流動的行政因素和經濟障礙,要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必須打破現有的模式,建立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源于國際貿易的關稅同盟理論,經過不斷的研究和實踐,該理論已經成為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對地區以及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由于國際間的“一體化”理論與主權國內“一體化”理論存在重大差別,故而借鑒價值十分有限。在主權國內的不同地區之間建立區域經濟合作關系具有多樣性,國內相關研究沒有形成體系,缺乏可操作性。實踐證明,加強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研究是發展我國區域經濟的必經之路,我國應借鑒國際理論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進行“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創新已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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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自由貿易區;中國
[中圖分類號]F114.46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2095-3283(2012)07-0020-03
作者簡介:陳朝暉(1977-),男,遼寧省大連市人,渤海大學經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吉林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錦州電視臺特約評論員,研究方向:國際法學、區域經濟學。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資本實現了全球范圍內的相對自由流動,并且正在根據經濟收益和要素成本方面的考慮重新組織國際貿易與世界生產。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了新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并一直延續至今。截至2012年1月15日,GATT/WTO共收到區域貿易安排(RTAs)通知511個,其中319個已生效。
2001年5月23日,中國加入第一個區域性多邊貿易組織,正式成為《曼谷協定》成員。2006年中國商務部開始提出將FTA 提升至國家戰略,并陸續展開相關研究。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正式提出要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目前,中國大陸作為一個單獨關稅區簽署的區域貿易協定主要包括:《曼谷協定》,內地與香港、澳門CEPA,中國與智利、巴基斯坦、新西蘭、新加坡、秘魯、東盟、哥斯達黎加FTA,大陸與臺灣ECFA。目前中國正加緊與海合會、澳大利亞、挪威、冰島、瑞士和南部非洲關稅同盟的RTA談判。同時,中國與印度、韓國等雙邊自貿區以及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正處于研究階段。此外,東亞自由貿易區(含10+3,即東盟10國+中、日、韓3國,以及10+6,即東盟+中、日、韓、澳大利亞、印度、新西蘭6國兩種設想),G20自由貿易區(巴西、中國、印度等20個WTO發展中國家成員),亞太自由貿易區等概念也被政界提出并為學界熱議。還有部分學者提出“上海合作組織未來的發展方向是自由貿易區”的設想。
主席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周年高層論壇發言中指出:“我們將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更好更快發展。”中國如何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目前亟須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中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選擇
中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組織形式,雖然體現為優惠貿易安排和自由貿易區兩種較低層次的方式,并且中國已簽署的RTA沒有脫離亞太地區,地域特色明顯,簽署協議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規模不大。但是中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潛在合作伙伴眾多,而且呈現出多層次性的特點:以發展中國家為主,也有發達國家;以周邊國家和地區為主,也有南美、大洋洲國家,還在與歐洲國家進行談判。這些合作模式有些是相對獨立的,而有些又相互影響。這都為中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選擇增加了復雜性。
有學者采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對中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六個不同類型樣本綜合效應進行了比較分析,得出結論:建立“10+3”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方案對中國最為有利,將帶動中國GDP年均增長1.1%,出口年均增長9.5%,進口年均增長19.1%。次優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方案是建立中日韓自貿區,將帶動中國GDP年均增長1.0%,出口年均增長7.3%,進口年均增長14.5%。第三位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方案是中國與歐盟建立自貿區,將帶動中國GDP年均增長0.3%,出口年均增長4.5%,進口年均增長8.1%。第四位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方案是中國與東盟建立自貿區,將帶動我國GDP年均增長0.14%,出口年均增長2%,進口年均增長4%。第五位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方案是中國與澳大利亞建立自貿
區,將帶動中國GDP年均增長-0.02%,出口年均增長0.6%,進口年均增長1.2%。第六位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方案是中國與巴西建立自貿區,將帶動我國GDP年均增長-0.04%。出口年均增長0.5%,進口年均增長1%。
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確立中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攻方向和戰略目標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但在確立中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選擇和規劃時,還必須考慮以下方面:
1.區分可能性與現實性。從這個角度出發,一個無論多么理想和完美的方案,如果短期內沒有實現的條件,則只能從長計議,不能揠苗助長,急于求成,也不能作為近期工作的優先選擇。無論”10+3“(以及“10+6”)自由貿易區,還是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目前都面臨若干錯綜復雜、難以協調的利益關系,并且短期內難以達成共識。從這個角度出發,雙邊FTA的利益訴求易于協調,應當作為近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談判的戰略重點。
關鍵詞:ECFA;區域性;經濟一體化;國際經濟組織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是規范兩岸經濟貿易合作的基本協議,構建了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化平臺。作為WTO框架下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一種形式,ECFA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在WTO體制內存在和發展,同時受到WTO的約束和監督。WTO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區域”概念的解釋具有特定的含義,WTO絕大多數成員方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但特殊情況下,單獨關稅區也可成為WTO的成員方。于是,在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規定中,不論關稅同盟,還是自由貿易區,其區域均指“關稅區”,在這個意義上,不應該僅僅局限于“不同主權國家之間成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一個主權國家內部建立的經貿合作安排應視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的發展模式[1]。
一、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法律分析
從經濟學角度上講,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是指地理區域上比較接近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和地區為了謀求共同的經濟貿易發展,通過締結條約而建立起來的經濟貿易聯合的過程[2] 。而法律角度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主要是發生在某一國際區域的有一定政治、經濟聯系的多個國家或關稅領土內,兼有跨區域性的特征。其所涉及的領域具有特定性,即主要限于國際經濟領域中的一定范圍內。目前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所涉及的領域,從貨物貿易發展到服務貿易以及與貿易有關的范圍,如非關稅壁壘、知識產權保護、投資措施等。
為保證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順利進行,就需要一定的法律規則作為保障。國際條約是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法律規則的主要形式,因為條約是具有締約能力的至少兩個國際法主體意在按照國際法產生、改變或廢止相互權利義務的意思表示一致。條約的造法性和契約性的功能可以為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有效運作提供法律支持。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法律規則突出規則導向性。以規則為導向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可以較為公正、公平地分配以貨物、服務貿易及資本流動為主要內容的區域經濟利益,而且,規則為導向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往往具有可操作性、可預見性以及穩定性的功能。在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中,強調一定的強制性。強制性不僅體現在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機構設置、條約方式、法律規則的采用等方面,而且重要的是,這些形式里面貫穿一些帶有諸如爭端解決機制的強制性的機制。
除了法律規則的保障之外,一系列永久性機構的建立是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運作的重要基礎之一。這些永久性的機構包括立法、行政或執法、司法或具有司法性質等方面的職能,并且具有制度性場所、相當的穩定性和持久性的特性。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實施往往是重大、實在的國家經濟利益的實現,故需要具有立法職能的機構,有執行最高權力機關決定的機構以及處理、協調、服務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各種經常性工作的機構。
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類型的確立是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運作的具體表現。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類型在法律角度上分為四種類型,即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和完全的經濟同盟,它們的自由化程度由低到高,每一種類型在法律上各有不同的要求[3]。但不論采取哪種方式,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必須遵守WTO多邊貿易體制的相關規定。在WTO框架協議中,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規則主要規定在四個國際文件中:《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第24條、《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第5條、《對發展中國家的差別和更優惠待遇、互惠及更充分參與的決定》的“授權條款”以及《關于解釋1994年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第24條的諒解》。上述四個文件中規定了建立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必須遵循的原則和主要規則。
綜上所述,法律角度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是指一定國際區域內的諸個國家或關稅領土以協議為基礎并建立一定機構,確立一定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類型,在某些特定經濟領域有效地實施統一規則的整合過程。在此整合過程中,突出體現了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經濟性、規則性以及組織性的特征。
二、ECFA是WTO框架下特殊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
在兩岸經貿關系正常化方面,2008年5月后,海峽兩岸采取積極措施,推動兩岸經貿往來向著正常化方面發展。“海協會”與“海基會”在2008年6月以來,進行制度化協商,簽署多項協議,成果豐碩。然而,在未來兩岸貿易及人員往來日趨緊密的情況下,必會產生各類經貿問題。僅靠“海協會”及“海基會”處理兩岸經貿關系,渠道過于單一,對未來兩岸經貿的發展上,必將形成瓶頸。因此,有必要建立全面性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才能滿足貿易上快速增長所帶來的兩岸經貿事務需求。在此基礎上,中國內地和臺灣簽署了《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如果落實好協議內容,積極推動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早期收獲的實施,將進一步促進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推動兩岸經濟共同發展。
ECFA包括序言和5章16條及5個附件,內容涉及雙方合作措施、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經濟合作等程序內容。這些內容包含在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所涉及的內容之內,完全具有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經濟性的特征。在ECFA序言中指出:本著世界貿易組織(WTO)基本原則,考慮雙方的經濟條件,逐步減少或消除彼此間的貿易和投資障礙,創造公平的貿易與投資環境;通過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進一步增進雙方的貿易與投資關系,建立有利于兩岸經濟繁榮與發展的合作機制。因此,ECFA是在無損于對其他WTO成員所作的承諾前提下對兩地經貿關系所作的安排,符合WTO及GATT對區域貿易協定的內在要求,因此,ECFA屬于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制度安排,符合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規則性特征。ECFA作為WTO框架下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一種形式,受到WTO的約束和監督,并在WTO體制內存在和發展。
但是,ECFA又是一種特殊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形式。從國際公法的角度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主權國家,臺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省份,ECFA不具有國際法的屬性。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規定,條約者,謂國家間所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之國際書面協定,不論其載于一項單獨文書或兩項以上相互有關之文書內,亦不論其特定名稱為何。1986年《關于國家和國際組織間或國際組織相互間條約法的維也納公約》把國際條約從“國家間”擴展到“國家和國際組織間”或“國際組織相互間”的條約。中國內地與臺灣同屬一個主權國家,不具有“國家間”、“國家和國際組織間”或“國際組織相互間”的因素。但是內地與臺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內的兩個單獨關稅區,于2001年先后成為WTO的正式成員,ECFA的主體是WTO體制下的兩個正式成員。所以,ECFA的調整對象既不是國家間的國際經貿關系,也不是中央與地方間或地方與地方間的國內經貿關系,而是一個主權國家內不同的單獨關稅區之間的經貿關系,是WTO不同成員之間的貿易關系。
從國際民商事法律角度看,“國際”既包括主權國家,也包括一個主權國家內的不同法律區域,由中國政府和中國臺灣簽署的ECFA,是一個主權國家統轄的不同單獨關稅領土間的區際協議。也就是說,傳統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規則是調整同一區域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權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具有國際因素和“國家間”的特性,而ECFA則不具備這一特點,它調整的是一國主權之下的單獨關稅區之間的經濟關系。它所追求的經濟一體化,是指各單獨關稅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是一種WTO框架下特殊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
三、ECFA是一個弱化機構設置的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
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各方經濟利益,就會出現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可以說,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基礎,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是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載體,是在契約上把一體化的成就固定下來的組織模式。ECFA亦不例外,它既是WTO框架下特殊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又是一個特殊的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
國際經濟組織是一種主要執行經濟職能的專門性國際組織,是國家間進行經濟交流與合作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種制度性活動場所 [4]。“國際”揭示出國際經濟組織的參加者一定是兩個以上國家的政府、個人、法人或民間團體。“經濟”說明了國際經濟組織的功能和活動范圍,即它是經濟領域的組織。“組織”說明的是國際經濟組織體制上的特點。一般情形下,組織應該是一種常設機構,一種實體,它應該有自己的辦公地點、工作人員,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5]。這些是國際經濟組織的共同特征。在國際經濟組織名稱前冠以“區域性”修飾,就構成了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只不過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中的“區域”是指能夠進行多邊或雙邊經濟合作的地理范圍,這一范圍大于一個主權國家的或一個法域的地理范圍。由此,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具有以下主要特點:第一,區域性。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是由特定地域的國家或地區建立起來的國際組織,傳統上,其成員一般限定在某一個比較特定地理上相連的若干國家或地區。目前,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朝著開放性的方向發展;第二,國際性。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是一定區域范圍內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建立起來的,超過了一個主權國家或法域的地理范圍;第三,經濟性。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主要職能不像一般國際組織那樣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領域都有活動,它是為特定的經濟目的而設立的,主要致力于協調區域內各國的經濟政策,就經濟領域內的沖突進行調節,其活動范圍主要限于經濟領域;第四,組織性。如同國際經濟組織中的“組織”一樣,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中的“組織”是一種常設機構,有辦公地點和工作人員,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關鍵詞: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6-0-01
當今,隨著全球化的浪潮不斷推進,區域經濟合作已成為經濟發展合作的主要趨勢。在新一輪的區分域經濟合作發展中,東亞區域合作發展尤其迅速。在此,我們按照國際慣例,把地理位置作為區域的基礎,結合經濟、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將東亞分為東北亞和東南亞。東北亞地區主要是指中國、日本和韓國,東南亞主要指的是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包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文萊、柬埔寨、緬甸、越南、老撾10個國家。本文主要通過分析這13個國家地區經濟區域發展合作的進程,發展面臨的困境來提出相應的對策,促進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發展。
一、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伴隨著亞洲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騰飛,東亞區域經濟的合作也受到越來越多的矚目。1967年,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五國外長在曼谷召開會議,發表《曼谷宣言》,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標志著東亞地區主義的復活。特別是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嚴重影響了東南亞國家經濟的發展,對其造成重創,影響廣泛。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后,仍然不能解決其金融危機問題,同時歐美等西方國家對此采取冷漠的態度,讓東南亞國家不禁開始反思東亞經濟合作一體化的重要性,這促使東亞各國構想建立統一聯盟來尋求相互幫助。
目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經歷的主要階段有:
1.中國與東盟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改革。二戰后,在東亞地區,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成功推出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實現騰飛,在此,也給中國與東盟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經濟發展模式,提供了一種發展方向的選擇。中國與東盟國家選擇出口導向型發展方式,帶動了經濟的發展,為以后形成區域合作組織奠定了基礎。
2.日本經濟模式的轉變。日本在選擇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基礎上,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但這種發展是基于美國采取的“冷戰”策略,但當世界呈現美、日、歐三足鼎立的局面時,美國開始對日本的經濟實施干預與抑制,迫使日元升值。1991年日本爆發了經濟危機,出現嚴重的經濟泡沫,對其經濟和金融造成了致命的打擊。此時,日本開始把目光轉向東亞,利用本國先進的技術和資本,向東亞國家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并把本土不具有優勢的產業轉移到東亞其他發展中國家,從而形成以日本為領頭,帶動其他國家發展的東亞新格局。客觀上講,這樣的發展促進了東亞區域一體化的進程的發展。
3.亞太經合合作組織(APEC)的成立。1989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舉行,標志著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正式成立。1993年改名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主要成員國為東亞各國,但也有歐美國家的參與,若組織內部發生沖突,必然會引起東亞地區主義感的加強,于此同時,APEC的成立,也標志著東亞以日本發展為帶動力的東亞新經濟區域的形成,客觀上,加強了日本在東亞的經濟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發展。
4.伴隨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及良好發展,在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各國意識到相互團結的重要性,建立統一區域經濟發展的迫切性,因此,積極展開對話,逐步形成了東盟與中國、東盟與日本、東盟與韓國的“10+1”發展模式,于此同時東盟與中日韓組成了“10+3”合作模式,這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建立帶動了各國經濟、政治合作的團結性,促進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發展。
二、東亞經濟一體化面臨的主要困境
1.缺乏東亞地區意識。一個地區最終形成區域合作離不開相通的文化背景,東亞地區受到儒家文化、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文化的影響,存在相當大的具體差異。比如印尼大多數人信仰伊斯蘭教,菲律賓大多信仰基督教,日本大多信仰佛教等,具體不同國家主導文化是不同的,且文化的差異造成了人們在思想、行為上的一些不同和異質性,阻礙了統一經濟體合作體的形成和發展。
2.經濟基礎的差異性。東亞13個國家中經濟發展不平衡,存在嚴重差異。在這當中存在發達國家如日本,也存在不發達國家如緬甸、柬埔寨和老撾,這種發展水平的較大差異給地區合作帶來了一定程度的障礙,造成地區之間貿易的不平衡,經濟投資的均衡,最終導致區域合作不統一,經濟合作發展差異趨勢越來越大。難以形成統一的經濟發展政策。此外,經濟發展制度也存在較大差異,市場完全開放與半開放,開放項目不同,各國經濟體不能完全進入,經濟一體化受到限制。
3.統一制度的缺失。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雖然建立了“10+1”“10+3”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國之間的對話與問題的解決,有利于排除在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東亞國家統一的經濟發展制度并沒有形成起來,各國之間的合作也僅限于相互對話,降低關稅幅度等,這樣的發展模式沒有固定性與嚴格性,相互之間的對話也僅僅基于討論合作的基礎上,并沒有嚴格按照一體化的標準來發展和執行,導致一體化進程緩慢。
綜上所述,東亞地區一體化發展取得了一定階段性進步,但從長遠看來還存在較多問題,因此,在以后的發展中必須注重各國文化交流,增加各國之間的溝通,加強區域間經濟合作,促進經濟一體化發展,同時建立和完善統一的合作法律體制和制度,全面促進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高軍行,全毅.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與特點[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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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庭東.論東亞新地區主義[J].當代亞太,2003(01).
[4]李建民.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戰略選擇的動因分析[J].社會科學戰線,2006(01).
關鍵詞:京津冀經濟圈;區域經濟;經濟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3)-12-0135-01
一、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的可能性
(一)京津冀地區的發展現狀
京津冀三省市的國民生產總值在總量上看以河北省為最多,為242228.2億元,北京市次之,為16000.4億元,天津市最少,為11190.9億元,但是在人均方面來說卻是以天津市最多,人均可達86496元,北京市次之,人均可達80449元,河北省最少,人均才33719元。從總量上看,河北省最多,但是人均上卻是最低,僅為天津市人均的2/5。從產業組成方面來看,北京市和天津市比較相似,第一產業所占的比重比較小,但北京市第二產業所占的比重要小于天津市第二產業所占的比重,在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方面北京市要高于天津市。
(二)實現的可能性
1.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歷史基礎。北京市曾經是清朝的都城,而天津市和河北省(清朝時為直隸府)專門負責北京城的防衛。在過去的幾百年的時間里,經濟交往、文化交流特別密切,有著共同的地緣因素,有著相同的文化因素,使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了可能。在近代的中國,京津冀地區有著雄厚的工業基礎,諸如現在的京津唐重工業基地,其重工業生產總值僅次于長江三角洲及長江沿岸經濟圈,在重工業方面有獨特的發展優勢,資源豐富,技術先進,有自己固定的市場,有助于推進京津冀地區的經濟的發展。
2.京津冀區內豐富的資源優勢。京津冀地區礦產資源比較豐富,礦產種類較齊全,配套程度較好,礦產資源探明儲量大,資源潛在價值可觀,部分礦產的保有儲量在全國占有重要位置。京津冀地區有豐富的石油、煤炭、石灰石、鐵礦、稀有金屬、地熱和能源資源。錳、硼等稀有金屬不僅為國內首次發現,也為世界所罕見。
3.交通運輸便利快捷。以北京和天津為中心的鐵路、公路、航空交通網,通聯全國和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其中,鐵路樞紐不僅是貫通東北、華北、西北、華東地區的咽喉,而且已成為全國鐵路的總樞紐。區域內集中了全國第一大能源輸出港,第二大雜貨輸出港以及京唐港、黃驊港。北京機場目前是全國最大的航空港,而天津機場也是具有現代化水平的客貨兩用機場。京津塘高速公路以及連接東北、華東、西南的高速公路和國道,使京津成為全國重要的公路交通樞紐。
4.豐富的人力資本優勢。京津冀地區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其中以北京市和天津市為主,北京市有高校和科研院所150多所,天津也有30多所,河北省20多所,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的許多高校都是中國頂級的高校,其中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等眾多的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為京津冀地區經濟的發展培養所需要的大部分人才,為京津冀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人才和技術的保障。
二、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阻礙因素
(一)人們的市場經濟意識淺薄。在這個地區“商文化”色彩遠遠淡泊與“官文化”氛圍,以情感和關系為中心的社會效率遠遠超出以經濟建設和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經濟效率,但是在南方卻正好恰恰相反。整個京津冀區域內,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概念都很淡漠,由于這三個省市的地區產業結構雷同,因此圍繞著同種資源和生產要素展開的各自區域內部的利益的爭奪就成為制約區域經濟健康發展的巨大障礙。
(二)缺乏統一的管理部門和統一的協調機制。由于京津冀區域合理分工、優勢互補的區際分工體系與運行機制并不完善,區域經濟組織與區際經濟始終處于無序、混亂和松散狀態。市場分割、貿易摩擦、惡性競爭經常發生。特別是區域經濟在不受中央后區域協調組織宏觀規劃與統籌布局的控制和管理下,區域系統內部的勞動地域分工規律、整體效益規律以及協調發展規律很難對區域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失去區域系統的組織建設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目標規劃,資源配置的浪費、區域經濟發展失衡將在所難免。
(三)行政壁壘嚴重。阻礙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行政壁壘嚴重。我國對經濟的管理和調控一直以行政區為基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程度很高,加之實行以“分灶吃飯”為特征的財政體制,更從利益上刺激了地方對經濟的控制。
三、實現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有效途徑
(一)統一思想認識。在當今世界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區域經濟集團化的趨勢已經不可避免。京津冀三省市的地理位置優越,經濟聯系比較緊密,自然資源和礦產資源比較豐富,生產力布局也比較合理,有助于區域經濟集團的形成。當前只有三省市的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平民百姓都統一思想,要求得在今后的世界經濟的強者中的一席之地,就必須以合作伙伴的身份來投入到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來。
(二)建立一個有效的協調機制。有效協調機制的建立需要三省市的各級政府在統一思想認識,在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的前提下共同協商制定。三省市的各級政府應該在平等協作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一個統一的、能夠指導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順利實現的協作機制,包括三省市的產業布局、資源和能源的合理配置、資金和技術的相互支持、矛盾的有效裁決等各方面的需求。
(三)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在京津冀經濟區目前國有經濟體還是占主流,而發展潛力大的民營經濟卻在發展過程中受到阻礙,而經濟比較發達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圈和長江三角洲民營經濟的發展速度要比京津冀經濟區要快的多,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參考文獻:
[1] 王二鳳.積極探索區域經濟發展新思路[J] .河北經濟,2003,(5):5
關鍵詞:政府協同;藍黃經濟區;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山東省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和半島藍色經濟區先后成為國家級區域發展戰略,根據兩區現實目標要求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發展,山東省政府又提出實現了兩區一體化的重要戰略。實現藍黃兩大區對內、對外的對接、融合,對于實現區域一體化至關重要。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在符合國家宏觀發展戰略的前提下,區域內各行政單元通過良性競爭與緊密合作,形成分工明確、協作配套、優勢互補、整體聯動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可持續發展格局,實現區域經濟關系融洽、總體效益和長遠效益最佳的目標”[1]。在一體化戰略實施過程中,如何定位政府職能關系到了整個戰略能否科學實施和順利進行。政府在引導一體化順利實施過程當中必須采用一種新的合作方式――政府協同,即以政府為主導,“為實現和增長公共利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或公民個人)等多元合法治理主體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協同規劃、治理機制和治理方式,共同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合。”[2]
1、政府協同是一體化戰略實施過程中的客觀需要
1.1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客觀要求
“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勢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3]藍黃經濟一體化戰略的實施,是落實區山東省域經濟一體化的具體戰略。藍色經濟區和黃河三角周高效生態經濟區在規劃間存在高度“重合”:黃三角所涉及的六市19縣中,有11個縣市區同樣也被涵蓋在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中;藍色經濟區和黃三角高效生態區在發展方向和發展目的上是一致的,均突出了科學發展這一主題和高效生態經濟取向;黃三角生態區和藍色經濟區都是經濟概念。在藍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政府為了自身發展,更好的為人民服務,促進一體化發展的順利進行,就必須在兩個經濟區之間進行政府協同,通過協同,彌補自身不足,提高整體競爭力,促進一體化整體戰略的順利進行。經濟一體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府的權力與作用相對減弱,原屬政府的權利開始向企業和第三部門轉移。在一體化進程當中,原有的以政府為主體的治理結構,已經不足以應對和解決一體化過程當中的一些共性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依賴政府與企業、第三部門之間的協同合作。同時,在一體化的背景下,政府可以提升自身的公共事務治理能力和制度創新的能力。政府協同的實質是政府和其它合法治理主體之間的權力的合理分配,通過分權,調動各治理主體的積極性,提高競爭力;均衡治理主體的利益,兼顧社會的各利益集團的力量。藍黃經濟一體化戰略在其本質的另一層面上,就是對政府創新,政府治理方式的一次考驗。
1.2 利益博弈對政府協同提出了新的要求
“現代生活的性質已經使政府間關系變得越來越重要。那種管轄范圍應涇渭分明,部門間水潑不進的理論在19世紀或許還有些意義,如今顯見已過時了。不僅在經典聯邦制國家,管轄權之間的界限逐漸在模糊,政府間討論、磋商、交流的需求在增長,就是國家之內和國家之間,公共生活也表現出這種傾向,可見喚作‘多方治理’的政府間活動越來越重要了。”[4]但是,在‘多方治理’的治理過程中,政府間形成了縱向與橫向之間的利益博弈關系。同時,政府與企業以及第三部門之間在治理過程中由于利益的驅使也形成了相互之間的利益博弈關系。“利益是一定生產關系中人需要的滿足,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因和社會發展的動力。在追求利益過程中,人與人、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必然會產生矛盾”。[5]所以,利益的存在必然導致利益的博弈。藍色經濟區和黃三角生態區是作為經濟區而設立的,但是,他們同時又是許多不同利益的行政單元組成,這就必然導致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博弈。一體化戰略將兩個經濟區作為一個整體,“整體融合、優勢互補、錯位發展、合力競爭、共生共榮”,需要營建的是一個整體協同促進發展的戰略格局。但是,整體內部各子系統(各行政單元、企業和第三部門)之間由于各方面原因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利益博弈。利益博弈相當于一把“雙刃劍”,既可以推動一體化進程,也可以阻礙其進一步發展。正確處理主體之間的利益博弈,需要“多方治理”,但是并不簡單的知識政府間的相互協調,而是應該政府牽頭,實現政府、企業和第三部門之間的相互協同。只有通過政府協同知道,才能有效的實現利益合理分割。
1.3 電子政務的快速發展為政府協同提供了契機
政府是全社會中最大的信息擁有者和處理者、最大的信息技術的用戶,有效地利用信息技術,可以極大地提高政府業務的有效性和勞動生產率,建立一個更有效率和效能、更精簡和有競爭力的政府。藍黃經濟一體化,關鍵在于信息的溝通。各區域、各部門密切配合,相互協調,共同推進一體化的進程。隨著信息化社會的不斷發展,電子政務已經改變了政府的組織結構,它沖擊了層級節制的集權體系,重新調整了政府部門的邊界,增強了政府部門之間的協作,改變了政府管理主體的構成。藍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關鍵點在于政府間以及政府與非政府部門間的密切配合與信息溝通,通過電子政府互相及時溝通了解,通過電子政務和電子網絡加強政府協同,相互促進。
1.4 第三部門功能的發揮成為政府協同的需要
隨著山東省藍色經濟區和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的不斷發展與兩區經濟一體化的加深,第三部門在一體化過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第三部門是除政府機構和營利性機構之外的一切社會組織的總和,在中國發展第三部門有利于政府職能的轉變,彌補國家財政對社會公共事務投入的不足,維護社會公平競爭,增加就業機會,促進社會發展。但是由于中國第三部門的發育還不成熟,社會文化氛圍的不利影響,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運行資金不足,自身管理的不夠完善,以至于第三部門的發展出現了缺乏自治性,非營利并不明顯,志愿活動出現行政化傾向等問題,進而阻礙了第三部門的而進一步發展。第三部門的發展,直接關系到我國民主的發展以及政府職能的轉變,因此如何發展第三部門就顯得尤為重要。從第三部門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其根本在于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政府協同的力度不夠,尤其是政府協同。政府協同發展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它們的進程。在實行藍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第三部門的發展直接關系到一體化進程的有效性。只有通過政府協同來有力地解決它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才能更好地進一步推動一體化的順利實施。
1.5 “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化的理性需要
由于歷史的淵源以及計劃經濟體制和利益機制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行政區經濟”。“行政區經濟”是指“以行政區為經濟活動組織與布局基本地域單元的經濟,以及以行政性手段和運行機制為主來組織和布局的經濟”。[6]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以及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加入WTO等因素,“行政區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暴露出其自身的不足。由于“行政區經濟”以行政區范圍作為一個“獨立王國”,“不重視合理的區際分工合作,不重視甚至阻攔資源和要素在跨地區(行政區)之間的自由流動,以行政區自身的最大利益為主要目標,行政指令和行政性措施為資源配置和經濟運營的主要手段等”,[6]使得“行政區經濟”已不甚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尤其運作機制導致的地區利益沖突,更加阻礙了“經濟區經濟”的發展。“經濟區經濟”是指“以經濟區經濟活動組織與布局基本地域單元的經濟,以及以經濟規律和市場機制為主并重視宏觀調節與引導來組織與布局的經濟。”[6]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經濟區經濟”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要求要以經濟規律和市場機制為準則來經濟要素的配置以及經濟活動的組織、布局與經營,這就要求要突破行政區域的界限,建立符合經濟規律和市場機制要求的“經濟區”,并在此“經濟區”中以經濟規律和市場機制來運作。要實現這種轉化,需要各方力量的相互配合,相互協同,這將直接關系到一體化建設的成敗。
2、政府協同于山東“藍黃經濟一體化”的戰略意義
2.1 發揮相對優勢以實現利益互補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和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區在地里位置上處于兩個不同地區,藍色經濟區涵蓋山東半島較發達地區,海洋資源豐富,科學技術發達,科研人才聚集;黃三角生態經濟區生態資源豐富,其濕地生態系統是我國乃至世界上需要保護的重要濕地生態系統。一體化戰略的實施有助于促進兩區之間的進一步交流,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兩區優勢的發揮,并不是無序的,要實現優勢互補,必須統籌安排,需要個行政單元之間的協作與配合,進行政府協同。政府協同可以實現政府之間行政優勢相互促進。政府是全社會最大的信息擁有者和處理者,在政府之間進行協同,可以實現縱向與橫向之間的復雜合作與協調。同時在廣義上還可以實現兩區各政府之間的協作與配合,充分政府之間的優勢,實現跨區域優勢互補。政府與非政府之間協同,充分調集經濟區域內所有優勢資源的充分整合。企業和第三部門掌握著除政府外其他所有的資源,在兩區復雜的行政與經濟條件下,通過之間的協同,各自發揮自身優勢作用,實現優勢互推,共生共榮,推進一體化的“正增長”。
矛盾和沖突的產生,其根源在于利益分割不均以及本為主義的影響。實現兩區融合,促進“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的轉化、充分發揮第三年部門作用以及實現優勢互補在一體化過程中的作用,就必然要求協調利益矛盾,合理進行利益分割。利益沖突是一體化進程的最大阻礙,如何正確合理的協調各方利益是關系到整個一體化進程的“決定棋”。通過政府協同實現共通有無,利益共享,風險同擔,協調一致,在矛盾與風險的巨浪沖擊之下,合力化解矛盾,消除本位主義,在各主體之間可以形成一種“和諧”的氛圍,增強彼此之間的尊重與溝通,在利益的合理分配上凝聚各方的力量。
2.2 突出特色以實現錯位發展
藍黃兩區經濟一體化可以在優勢互補的基礎上,進行錯位發展,進而增強產業規模,進一步推進兩區的快速融合。錯位發展就是要求兩個經濟區根據自己的資源優勢,突出特色,避免相互惡性競爭,阻礙一體化進程。藍黃兩區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資源上都有著明顯的特色,而這些特色有可能在一體化過程中成為融合的矛盾所在。優勢互補基礎上的錯位發展可以避免惡性競爭,還可以更加充分的發揮相對優勢,實現發展的和諧。政府協同可以有效地發揮相對優勢和進行合理的利益分割,這樣可以減輕摩擦,避免惡性競爭;另一方面,政府協同可以充分地調動產業發展的積極性,為資源占有者提供更好地發展條件和發展環境。錯位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也離不開各方的相互溝通;特色經濟是地區經濟的“招牌”,是進一步吸引投資的有力“武器”。同樣,錯位發展對規模經濟和經濟的和諧發展也起著一定的促進作用。
2.3 凝聚各方力量實現區域“規模經濟”
藍黃經濟一體化,是規模經濟發展的一種具體表現。規模經濟在于集聚各方力量,降低經濟成本,實現區域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區域規模經濟的形成有利于指導一體化發展中各經濟活動的組織、布局與運營獲得區域規模效益,有利于凝聚一體化過程中各行政區所有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各方要素,形成經濟發展中的“重拳”。而規模經濟的實現則要依靠區域內各方的協調與配合,這就需要政府牽頭。市場由于自身的缺陷,無法進行有效合理的利益分割,在規模經濟中可能事與愿違。政府協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可以有效地協調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非政府部門之間各方利益,凝聚各種力量,形成規模經濟。政府是一體化中的“領頭羊”,沒有政府間的協同,就沒有藍黃經濟區一體化的政府協同。政府間的協同,要為一體化明確目標,圍繞目標共同推進。藍黃經濟一體化是實現山東省區域經濟有效發展的重要一步,是一幅宏偉藍圖,而且要實現預先目標,必須凝聚各方有利力量,考慮各方要求,必須協同好政府、企業和第三部門之間的關系,充分的調動各方力量以凝聚到一體化的重要呢戰略之中,充分實現一體化過程中的“規模效應”。
2.4 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贏
山東藍黃經濟一體化在本質上體現的是“和諧發展”。藍色經濟區和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雖然都是“經濟區”概念,但是在側重點上兩區又有不同。藍色經濟區主要強調的是經濟當頭;而黃色經濟區則主要強調以生態促經濟,更加注重的是生態的和諧。環境是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經濟的發展是環境變化的主導因素,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成功的環境保護,可使環境系統形成良性循環,可以保證資源的再生增值能力超過經濟發展對資源的需求。”[7]反過來,經濟的發展“可以將生態改變為人工環境,按照人類發展的要求建設最優化的生活環境和產業環境;還可以拿出更多的資金用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為解決環境問題提供必需的技術準備和技術支持”[7]。但是,如果兩者關系處理不當,則會起到相反的作用。環境可以阻礙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也可以破壞環境。正確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是一體化過程中的重要問題,對一體化的實現起著重大意義。
要正確處理好一體化進程中的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則兩者必須相互協調,“其根本標志則是要取得最佳的綜合社會經濟效益,實現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高度統一”[7],其根本辦法則是實現政府協同。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協同是要協同社會各方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力量,各方共同實現社會效益、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高效統一。通過政府協同,有利于處理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有利于實現一體化的“和諧發展”。
3、政府協同在兩區經濟一體化中的舉措
3.1 建立以需求為導向的資源共享和利益協調機制。政府協同就是要推動政府職能的轉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改進公共管理和服務,但是離開了政府和公眾的需求,就變成了無水之源和無本之木。因此,在藍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實施政府協同,就必須堅持“以需求為導向,以應用促發展”的方針,強調捕捉和發掘需求,通過抓應用來推動一體化進程中的政府協同。
首先,改造和整合協同原有的信息資源系統,合理進行利益分割。信息資源是政府協同的基礎資源。當前兩區的電子政務建設過程中,隨著信息資源的不斷豐富,公眾服務的水平越來越到、內容也越來越豐富,但是信息資源的整合程度還處在較低水平,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阻礙了電子政務的進一步發展。并且部門之間利益沖突不斷,進一步阻礙了信息共享程度。因此,需要協調好各部門利益關系,并進行業務梳理、協同任務的流程。
其次,建立信息資源與利益的公開、共建和共享機制。在藍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信息和利益作為政府協同的基礎資源和目標追求,在建設過程中尤為重要,其突出表現在信息資源和利益的公開、共建、共享和共擔上。一方面,要從法律的意義上確定政府信息的公開化管理,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制化即有利于公民有法可守和政府管理公共事務,還可以增加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強政府合法性;另一方面,建立利益協調機制,政府和非政府部門明確自身責任和應受利益,減少摩擦。政府協同主體之間的協同行為很難自發實現,特別實在原有的利益格局下很難形成自發動力機制。必要的外界以及自身的強大壓力將強力的促使主體之間進行協同合作。
3.2 推進以“大部門,小議會”為目標的政府體制改革。政府協同是未來政府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引領政府體制變革的創新工程。改革就必需強有力的領導和部門協調配合。要實現藍黃經濟一體化的預定目標,就必需進行政治體制的必要改革,改革的方向應朝向“大部門,小議會”方向前進,實行統一領導又兼具民主,充分發揮全社會參與積極性,為一體化進程獻計獻策。所謂“大部門,小議會”就是在政府體制改革中,進行大部制改革的同時,應在大部門中實行議會制度,即大部門之中的民主決策制度。這樣可以有效的保障各方利益,更好地表現民意。在藍黃一體化進程中,山東省政府應進行相應的政府體制改革以保障一體化的順利實施。這種體制改革,應該建立一種直接對一體化進程進行管理的行政部門,即“大部門”;但是,由于兩區的復雜背景,所以此大部門還應實行“小議會”,即部門主管人員主要應由兩區地方政府人員推薦組成,在決策中進行民主協商討論,這樣一來既可以充分反映兩區的實際情況又可以盡量減少摩擦。同時,這樣的體制改革是政府協同在一體化過程中的具體表現。“大部門,小議會”是兩區各地方政府在“大部門”中的利益主體,是在“小議會”中的民主代表,“大部門,小議會”在本質上應是政府協同的產物。通過 “大部門,小議會”為目標這樣的政府體制改來實現一體化中的政府協同,主要應該實現政府部門之間、政府與企業、第三部門之間的協同關系,加強三者之間的溝通,打破它們之間的各自為政和“條塊”分割的格局,共同為一體化的順利實現而努力。“大部門”是利益主體組成,只有出充分了解各自的需求才能在“小議會”中充分表達出利益的訴求;在“大部門”下,實行“小議會”討論,各政府、企業和第三部門民主討論,統一實施,更能發揮集中優勢,實現一體化目標。
3.3 完善并建立相關的制度體制保障
制度保障是確保政府政策實行的必備途徑。制度的建設與完善是關系到政策能否有效落實的強有效的保障,政策的執行如果沒有制度的保障,那么政府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必將蒼白無力。在藍黃兩區經濟一體化建設中實現政府協同,是一項系統而龐大的工程,它涉及到政府部門、企業和第三部門及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許多成形的關系和行為方式、工作方式都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必需建立并完善相關制度以確保一體化的順利實施。以制度來保障一體化過程中政府協同的“合法”地位。應該加強行政制度保障。在藍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實行政府協同,且要保證期其“戰略引擎”的地位,必須首先在行政體制度上進行明確規定并給與保障。行政制度上的肯定是其引擎地位的首要的合法來源,是確立其權威地位的首要保證,沒有行政制度上的保障,那么政府協同的“戰略引擎”地位便失去了其“合法性”。此外,還應該具有相應的法律法規給予政府協同建設以法律保障,沒有法律的強制保障,政府協同在行政制度上的保障力度將大打折扣。
3.4 建立和諧的政府協同文化。山東省齊魯文化的發祥地,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其核心文化在于“和”。孔子提出“和為貴”。“和”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中華文化經典概括。藍黃兩區一體化戰略是“和”的體現,政府協同是對“和”的最好詮釋。尊重是“和”的理念的重要體現。尊重就是具有不同形態文化的協同主體之間相互尊重對方的組織文化。“尊重是相互的,你想得到別人的尊重,你首先必須尊重別人及其有關的一切事物”[8]。在藍黃一體化中,雖然均處在儒家文化渲染下,但是由于協同主體的利益不同,來自不同部門,不同組織,他們具有各自特色的文化,每個組織及其組成成員都會希望自己的文化受到其他組織及其成員的尊重。而要更好的達到尊重,各組織之間就要進行有效的溝通。良好的溝通,將會增加不同組織及其文化之間的相互了解,減少沖突。通過協同文化理念的構建,使得協同主體之間增進尊重與溝通,這樣既可以增加它們之間的信任,同時還可以增進它們時間信息的溝通,協調之間的矛盾。政府協同文化的傳播與構建,是以政府協同提升藍黃經濟一體化的思想保證。
3.5 充分發揮第三部門作用。實施藍黃一體化戰略,實現政府協同,要充分調動全社會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集全社會之力共建藍黃經濟區更加美好的明天。如果不能有效的發揮第三部門的作用,不僅無法實現政府協同,藍黃經濟一體化也不可能順利實施。充分發揮第三部門的作用,是促進政府協同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舉措。實施藍黃兩區一體,建設政府協同的治理模式,第三部門作用的發揮至關重要。要完善第三部門,充分發揮第三部門作用,首先以完善制度為重點,推進第三部門管理科學化。管理的科學化要靠制度最保障,沒有制度保障,科學化只能是一句空話,政府協同也不能得到保障。其次,要以政事分開為原則,加快第三部門管理體制模式的構建。第三部門是獨立與政府和企業的又一社會組織形式,由于長期的落后的管理體制,對于第三部門管理較為松懈,第三部門作用沒能充分發揮,這就要求重新建構關于第三部門的新的,有益于充分發揮其作用的管理模式,政事分開,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協同合作,共同致力于藍黃經濟一體化的宏偉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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