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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意識形態精品(七篇)

時間:2023-07-10 16:02:56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文化的意識形態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文化的意識形態

篇(1)

【論文關鍵詞】儒家文化;伊斯蘭文化;異同點

中國不是一個宗教國家,但是又能以寬容的心態接受各種宗教乃至不同文化。在中國,儒家的正統地位,尤其是吸收佛道精髓的宋明理學,在元、明、清幾代被欽定為官方權威思想,形成為定于一體的文化語境。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并與中國傳統文化互相滲透與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內涵豐富的中國伊斯蘭文化。作為意識形態范疇的伊斯蘭倫理文化與儒家倫理文化有眾多一致,二者相互交融,在人們的宗教行為與現實生活中發揮重要影響。

一、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意識形態的不同關懷

伊斯蘭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其教義中某些部分與儒家思想和精神相通,為穆斯林在中國參與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本土化、民族化發展過程,實際上是尋求與儒家相互認同、發展、融合的過程。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意識形態的不同,具體表現在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等方面。

(一)本體論

興起于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強調嚴格的一神信仰,以安拉為本位,以人與安拉的關系為重點,強調對安拉的崇拜和順從,強調人對安拉的義務,甚至把宗教信仰和功修視作人之本性;而源于農業文明和家族社會的儒家文化的主流,重視現實人生,重視人倫道德,強調家庭親情,關注社會生活,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精神。

中國儒家一貫主張是天命就存社會人事之中,不能離開社會人事談及天命,只有搞好人事關系,才能得到上帝的贊許。近現代以來,對伊斯蘭文化基本精神的認識更加明確,著名學者馬次伯指出:“不盡人情,不合理性,不切實際,不可得而知的東西,違反了人性的需要的信仰,為回教(指伊斯蘭教)所鄙視而認為異端。其基本精神,與儒家‘至誠’、‘盡性’、‘成德’、‘立本’的主張完全符合。不過回教更進一步,很具體地指出了人類對宇宙萬能主宰的應有的態度,這就成為他宗教的本質。”

(二)認識論

就認識論而言,而伊斯蘭教認為“夫正道之原,自開辟之初,乃真主自立,敕降天仙,……代已極,闡揚至道,道立綱常,而后有教。”即認為知識是由真主創立的,是人類不能企及的。伊斯蘭倫理道德要求穆斯林愛真主所愛,惡真主所惡。然而中國儒家相信知識是人們自己創造的,它來源于社會生活。

總之,伊斯蘭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信仰,儒家文化的重心則是倫理道德。“天即吾教所謂天地人物萬有之真宰”,“天”即“真宰”,“天道”就是神道。

(三)人性論

關于人性論,伊斯蘭教認為。至善、完美是真主安拉的重要屬性,真主是“至仁至慈”、“至睿至善”、“至尊至大”的。人性的問題上,伊斯蘭教認為人性具有善惡兩重屬性,一方面,人由于稟賦了真主的本性,人是天地問最高的典型,人具有最美的形態;但同時,人又是脆弱的、易受誘惑的,人具有作惡的趨向。  人性的善惡問題上,中國儒家在歷史上有各式各樣的爭論,除了孔子以外,孟子、荀子、告子等都各有自己的觀點。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認為“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荀子性惡說卻持相反的言論,他認為人性皆惡,不以禮義矯正,則不能為善。告子論性則稱:人性易變,無分于善不善。他說;“食色性也。”求生存和求配偶是人類的本能,是天命之性。”但宋明以后,“理學家普遍主張‘人性二元論’,即把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理學家所建立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二元結構,”代表了中同古代人性論思想的最高成就。

二、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意識形態的相同之處

“如果擺脫一元化的思維方式,從多元化的文化結構與寬容的文化立場來看,每一種文化或文明體系都具某一個特定的方向而有其特色,從而也自然具有其局限”人類有著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問題或相似的社會問題,所以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必有相同之處。

儒家文化雖以人學為主,以倫理為本位,但儒家文化不絕對排斥滅道,儒家主流派不否定宗教,還把發揮宗教的社會功能和情感功能作為圣人教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儒家典籍不諱言“天”的主宰的意義。“儒家在積極關注社會人生的同時,并不否定天道。儒家雖不熱衷于宗教,但主張適當保留宗教,而且把神道看成人道的繼續和組成部分。”國家甚至把祭天作為國家宗教,極為重視。“天”字包含二義,一指形象之“天”,與地相對;一指造物之“天?,與物相對,是各教尊奉的最本根之存在。所以對于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共性解釋應該“和而不同”的觀點,一方面承認東西文化的差別,另一方面主張文化之間應該保持和諧。

三、結語

篇(2)

關鍵詞:馬克思;法蘭克福學派;意識形態

中圖分類號:B0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3-0074-02

意識形態批判是20世紀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圍繞意識形態而展開的爭論幾乎貫穿于整個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是20世紀意識形態批判的中堅力量。與之前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不同,法蘭克福學派是從文化視域進行意識形態批判。

一、意識形態理論的演化

意識形態這個詞最早是由法國觀念學家和哲學家特拉西提出的,他在1801—1815年的《意識形態原理》中,提出了一種新的觀念科學,即意識形態。他認為,這種觀念科學是其他一切科學的基礎。他和其他觀念學家當時主要是在認識論意義上使用意識形態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系統論述了意識形態理論。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的意義上談論意識形態的,他把意識形態作為批判的對象。在馬克思的理解中,意識形態不是純粹的理論形態,它具有深刻的政治內涵和階級屬性,它同階級的利益和階級統治密切相關。在馬克思看來,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觀念形態,是“虛假的意識”。馬克思進一步揭示了意識形態產生以及其虛假性的階級根源。他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作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意識形態是為特定的集團利益或特定的社會階層辯護的,它的主要功能是為現存的社會秩序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論證,而在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因而,具有辯護、欺騙、虛假和異化的本質特征。對此,恩格斯曾這樣論述:“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通過意識,但是通過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推動他的真正動力始終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則這就不是意識形態的過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虛假的或表面的動力。”[2]

對于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觀念形態這一論述,列寧進行了發展。列寧從中性的立場來認識意識形態,在列寧那里,意識形態成為一個涉及階級(包括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的中性概念。他力圖通過肯定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來培養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

盧卡奇、葛蘭西等早期西方代表人物主要是從階級革命傳統的角度來闡述意識形態理論的,他們認為無產階級革命能否成功取決于該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否成熟,只有無產階級形成成熟的意識形態或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取得領導權,無產階級革命才有望取得成功。由此看來,他們是從肯定的意義上來看待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

由上述論述可知,在法蘭克福學派之前,人們對意識形態的理解或批判,主要是在政治層面上進行的,而且主要是將意識形態與階級相聯系來進行理解的。

二、法蘭克福學派的意識形態批判

法蘭克福學派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意識形態所持的基本立場,從否定的意義上批判意識形態,但是,與馬克思在政治層面的批判理解不同,法蘭克福學派是從文化層面上對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的,因而實現了政治批判向社會文化批判的視域轉換。“社會的歷史條件使得他們的意識形態理論不是在社會革命中而是在學術價值上凸顯出來”[3]。

一方面法蘭克福學派對意識形態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指出意識形態在當代工業社會中具有進行社會操縱、社會欺騙和社會辯護的功能,認為“一切意識形態,都是其制造者們為鞏固和擴大自身階級利益而杜撰、虛構出來的,其目的是左右人們的思想,決定社會的生活”[4]。

弗洛姆在《馬克思關于人的概念》一書中對意識形態進行了批判。在弗洛姆看來,意識形態的消極功能在于它對現實的認同與文飾,遮蔽了人變革現實的可能性,使人無法認識和實現真正人的需要。他強調要用“真實的意識”代替“虛假的意識”,“正是人的自覺思維的盲目性才使人不能認識到他的真正的人的需要,才使人不能認識到植根于這些需要的理想。只有當虛假的意識被改造為真實的意識,也就是說,只有當我們認識到實在而不是認識到由于文飾和想象所造成的對實在的歪曲,我們才有可能認識到我們的實在和真正的人的需要。”[5]他也分析了現代社會中意識形態對人的行為的不知不覺的操縱。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通過現代人的單向度特征,揭示和描繪了意識形態對人的操縱和控制的功能。

另一方面,法蘭克福學派拋棄了傳統中認為意識形態與實證科學并不相容的觀點,明確地宣布科學技術本身就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這是法蘭克福學派意識形態批判的核心內容。

在《科學及其危機札記》一書中,霍克海默沖破舊的意識形態理論的桎梏,提出了“科學技術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觀點。霍克海默指出,之所以說科學是意識形態,是因為科學阻礙了人們去發現和揭示社會危機的真正原因。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全面論述了科技成為意識形態。馬爾庫塞認為,意識形態并未終結,它在生產過程中,通過技術經濟機制變成強大的無形的統治力量。在發達工業社會,科技已經成為一種全新的控制形式和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已經具有了意識形態的政治功能。在發達工業社會,掌握技術便擁有一切,技術趨向于極權主義的轉變。技術社會也漸漸地成為一個政治系統,它具有奴役、操縱、控制人的政治功能,只不過這種控制不是通過采取暴力形式來實現的,而是表現為對社會中的對立派別、對立意見在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上的無形壓制,在馬爾庫塞看來,這種技術統治是更為巧妙的統治,是一種在不合理中體現“合理性”的統治、這種統治的結果是讓被統治者感覺到“舒舒服服的不自由”。法蘭克福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哈貝馬斯則提出了科技兩重性的思想,他將傳統的意識形態與科技意識形態進行了比較分析,使科技意識形態在特征、運行機制、功能等方面與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區分開來,從而使科技意識形態的理論更加成熟和系統化。

三、視域轉換的背景分析

(一)理論所處的時代背景的推動

二戰后,技術理性的發展,使得西方世界面臨嚴峻的文化危機,技術理性成為統治人的異化力量。在這種文化背景中,更多的西方者或流派開始超越傳統的階級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視野,從文化層面切入現代人的生存困境。此外,現代人的文化——歷史困境在某種程度上比經濟政治沖突的困境更加困擾著現代思想家,因而它構成了西方人本主義的批判主題。這就為對意識形態進行技術文化批判提供了土壤。

(二)對意識形態概念理解范圍的變化,導致意識形態批判視域的轉變

馬克思、恩格斯對意識形態進行研究的基礎和前提是把意識形態作為和經濟形態相對應的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獨立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都納入意識形態的范疇。他們主要是把意識形態應用于政治領域。這樣說并不代表馬克思僅僅把意識形態限定在政治領域,并不表示他要把文化活動、科學研究、技術應用等內容納入到政治意識形態的軌道,從而使文化活動、科學研究、技術應用成為政治的附庸。在馬克思看來,文化活動、科學研究、技術應用應該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社會性的活動和內容,應該承擔起進行社會批判和文化批評的功能。

而在法蘭克福學派那里, 對意識形態概念解釋的外延更加寬廣,在他們的觀念里,意識形態不僅包括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而且還包括技術、文化、科學、心理等內容,他們把“與真理相對的一切東西”都看作是意識形態。

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論》一書中明確指出:“不僅是形而上學,而且還有它所批評的科學,皆為意識形態的東西”[6];“那種認為哲學、道德、宗教等信仰行為、科學理論、法規、文化體制都具有這種功能的主張并沒有揭示出那些始作俑者的個性,而僅僅是陳述了這些行為所起的社會作用。”[6]德國哲學家馬爾庫塞在《否定:關于批判理論的論文》中也表示:“技術理性的概念,也許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不僅對技術的運用而且技術本身就是(對自然和人的)統治——就是方法的、科學的、籌劃好了的和正在籌劃著的控制。統治的這種‘目的’是實質性的,因此它便屬于技術統治的形式本身。”由此看來,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馬爾庫塞是把科學理論、文化體制、技術理性等這些并不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形式也等同于意識形態的內容和形式。

法蘭克福學派之所以把某些社會意識的東西也歸結為意識形態的范疇,是因為在他們看來,科學理論、技術理性、大眾文化等形式,與政治法律思想、哲學、道德、文學藝術、宗教及其他社會科學一樣,也具有意識形態的功能。馬爾庫塞認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雖然具有非政治化傾向;但當它作為統治人的工具時就具有了濃厚的政治性和政治傾向,利用科學技術進行統治,就會使它成為行政機關實行暴行的合法化的修飾,在這個意義上科技就獲得了意識形態的性質。哈貝馬斯也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晚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凸現出來,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逐漸加強,這種高度的關注就使經濟問題也逐漸地成為政治問題;而當科學技術日益成為第一生產力時,政治問題漸漸也就變成了技術問題。同樣道理,大眾文化以“文化工業”為載體,通過通俗的形式如流行音樂、通俗小說、廣告藝術片等,廣泛流傳于社會大眾之中,它也具有發揮著意識形態的控制功能,其目的是通過引導大眾的虛假需求,提供維護其利益的肯定文化來操縱人民大眾的思想、心理和行為,抹殺人的個性,消磨人的批判思維,維護現存的社會秩序。因此,科學技術、大眾文化等形式與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學、道德、藝術、宗教等形式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它們共同構成了意識形態的有機整體。由于法蘭克福學派對意識形態概念范圍的延伸,因而造成批判視域的轉變。

四、對法蘭克福學派意識形態批判的評價及當代價值

(一)理論評價

1.法蘭克福學派意識形態批判理論是以20世紀文化危機為背景的特殊異化理論,它致力于揭示發達工業社會由于科技的異化而導致人的主體性的消解,是對人的存在命運的深切關注。

2.法蘭克福學派是在否定的維度上使用意識形態概念的,他們認為科技成為意識形態使統治階級對社會大眾的控制更加深刻,科技意識形態使人們漸漸喪失了批判的本性,成為單向度的人,使社會成為單向度的社會,從而把科技視為資本主義社會危機與現代性危機的根源。我們認為這樣片面地理解科技意識形態是錯誤的。科技意識形態的作用是雙方面的,既有積極的意義,也有消極的影響,不能因為它的弊端而否定它的積極作用;從的立場出發,我們認為科技異化是具有深刻的社會根源的,只進行科技批判不足以揭示其根源。

3.法蘭克福學派的科技意識形態理論側重于對科技的政治功能的分析,忽略了科技的其他功能。我們在研究科技異化、使用科技意識形態概念時,不僅要重視它的政治控制功能,同時也要發揮它的價值導向功能,這樣才是比較全面和嚴謹的分析。

(二)當代價值

法蘭克福學派關于意識形態批判的思想雖然有其缺陷和不足之處,但其對于科技意識形態作用的重視,為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從現實層面來說,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也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1.發展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現實的物質基礎的根本,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科學維度。但是,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人本尺度上講,我們必須在發展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同時把握科技發揮作用的尺度,避免人被科技產品控制。只有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正確處理科技發展和文化意識形態建設的關系,區分他們之間的明確界限,我們的建設才能朝著“和諧社會”的方向邁進。

2.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輿論宣傳的社會導向作用。現代社會西方資產階級憑借其發達的科技,越來越多地通過網絡、文化產品等工具和載體來宣傳其價值觀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逐漸滲透到全世界,對于我國的文化建設構成了挑戰和威脅,因而,我們也要充分利用共有的宣傳載體,占領輿論陣地,掌握主動權和話語權,從而鞏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導權,更好地發揮意識形態對我國革命與建設以及人民生活方式的正確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1]翁志勇.經典原著選編導讀[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89-90.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6.

[3]周宏. 西方意識形態理論的邏輯進程[J].南京社會科學,2004,(2).

[4]衣俊卿.文化哲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77.

篇(3)

[關鍵詞] 文化;意識形態;儒學;意識形態建構;啟示

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思想體系,以政治信仰為核心,是對社會經濟形態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反映。從范疇角度看,意識形態包含于傳統文化之中,它不能憑空產生,除了與當前的觀念材料結合,還具有一定的傳承性。正如馬克思所言,“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 [1](88)儒學,作為封建宗法社會的思想根基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被封建統治者捧上圣壇成為古代主流意識形態,不僅對封建社會人們生活中的各個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甚至還滲透進當今的社會生活之中。深入探討儒學的理論品性,探索儒學滲透力如此之大的原因,勢必可以為我國當代主流意識形態的構建所借鑒。

一、意識形態的文化屬性

文化是人類在長期實踐活動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和意識形態構成了理論體系中一對重要的范疇。文化和意識形態緊密相連,

且文化對意識形態的形成、發展和接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文化是意識形態形成與發展的孕體。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未對意識形態的概念作出明確的定義。但在他們看來,意識形態是由一系列具體的意識形式所構成的有機的思想體系。這些意識形式包括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法律思想、社會思想、倫理、道德、藝術、宗教、哲學等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方面,它們相互影響,相互聯系,而并非機械的累加,并且它們與經濟基礎也不是“等距”的關系。按照與經濟基礎的遠近,意識形態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社會思想、法律思想,它們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經濟基礎;第二層次是教育、倫理、藝術,它們離經濟基礎較遠,但是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影響還是非常大的;第三層次是哲學、宗教,它們是離經濟基礎最遠的意識形態形式。而文化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從文化形態學的角度,在結構上可以分為由外而內,由邊緣至核心的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物質文化層,是人類物質生產方式和產品的總和,是具有物質實體的文化事物,構成人們衣食住行的基礎;第二層次是制度文化層,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組建的各種社會行為規范;第三層是行為文化層,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約定俗成的以風俗、禮俗等形態出現的見之于動作的行為模式;第四層是心態文化層,是人類社會在實踐中形成的價值觀、審美觀、思維方式等。(這里“心態文化”大體上相當于“精神文化”、“社會意識”的概念)而“在每一種文化中,最核心、最穩定且把文化塑造成一種特定文化的部分往往是精神層面的文化,即精神文化構成了文化的靈魂。”[2](116-120)可見,意識形態的本質是文化,意識形態是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所以,人們接受文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潛移默化地接受意識形態的過程。

其次,文化對意識形態的形成起到了導向整合的作用。文化作為人類創造的包括宗教、信仰、風俗、道德、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各種制度等一系列精神財富,體現著人類歷史活動的過程,具有歷史的一致性與傳承性。因而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們往往處于一種既定的文化環境中,這些先前文化所包含的一些觀念便會對后續的人們產生“潤物細無聲”的效果。而文化正是通過這種傳承“決定了社會個體的語言、心理、思維等結構,進而決定了社會群體的社會意識、價值觀念和心理素質,并潛移默化地積淀為意識形態觀念體系的內在支撐,發揮著價值導向和精神激勵的功能。”[3](155-160) 例如產生于西方,而它正是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后才最終被廣大中國人民接受,是中國化的必然邏輯結果。可見,一種意識形態是在某種文化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產生,并時刻受其影響。

再次,文化是意識形態傳播的有效載體。這里所說的文化主要指精神,其核心要素是人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理論認為,人首先是一個實踐的主體,接著才是一個認識的主體。因此,從根本上說,意識形態和文化都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只是文化較多地指向人們的日常生活,常以一種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形態反映著社會存在,展現人們的生活,借此得以固定并留傳影響后世。因此,以文化作為載體的意識形態與常以純理論說教形式出現的意識形態相比,更容易走進人們的心里,也更容易使意識形態在傳播過程中完成從被動灌輸到主動接受的轉變。從這個意義上說,具有文化根基的意識形態更容易融入生活,也更容易被人們認同和接受。文化是意識形態有力的傳播工具。

綜上,意識形態與傳統文化相互聯系,進而決定了任何時代的意識形態建設都無法脫離對傳統的借鑒而孤立進行。文化較之意識形態有獨特的親民性與滲透力,這恰恰可以被意識形態所利用,將自身所包含的價值觀通過文化載體內化為人們的政治認同。正如列寧所言:“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并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地卻吸收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4](362)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我國古代主流意識形態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儒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何以必然

縱觀中國歷史,在王朝更替的過程中出現過許多治國學說和政治思想理論體系,但它們最終在歷史的車輪中或被解構消融,或被兼并吸收,無法逃脫曇花一現的命運。然而,儒學在百家爭鳴的較量中脫穎而出,建立起自己的官學地位,不僅成為歷代帝王統治的指導思想,更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政治規范形式滲透到廣大民眾的生活中,扎根于他們的心理,內化為他們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并最終成為整個封建宗法社會統治階級的國家意識形態。任何一種類型的政治統治,指導其運行的理論和思想都不會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要想考察儒學作為我國古代主流意識形態何以必然,其具有巨大影響力和滲透力何以可能,就必須將其拉入到中國社會的文化境遇中來。

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產生都離不開經濟的土壤。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我國古代社會的傳統經濟形態,它是一種不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形式,由于那時生產工具簡陋,生產技術差規模小,單憑個人難以完成滿足日常需求的生產任務,與之相適應而產生了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土地成了維系人們生存的主要因素,而男性由于體力優勢成為家中支柱,由此形成了人們對土地和男性家長的依賴。同時,經濟基礎又決定了上層建筑,這種小農自然經濟久而久之使人們形成了敬天尊祖、崇古崇長的心理,在這種思維邏輯的推動下,衍生出了宗法家族制度,而后者無疑投影了整個社會的宗法專制體制。再從歷史上看,宗法等級是我國古代的基本社會結構,整個奴隸社會包括后來的封建社會都是建立在以家長制為基礎而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上。這種宗法制度即原始社會父系家長制時期的血緣親屬制度,集中體現為家族本位意識,家長在家族中威望最高,特別是男性家長有著絕對的權威,這種家族觀念推廣到整個社會,就形成了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等級制度,上至皇室貴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按照倫理順從的規則處理人際關系。

儒學是一種把民間倫理上升為理論高度的學說,所反映的正是小農社會的倫理關系。儒學本只是先秦時代流行的眾多政治學說之一,它和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模式一樣,有著自身的理論體系:“禮”、“仁”、“天”,“它們像三根柱梁一樣,支撐起儒家學說的理論大廈。”[5](242),其中“禮”為社會觀,“仁”為價值觀,“天”為哲學觀。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定儒學為官學,至此樹立了儒學在整個封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歷代帝王無不看重儒學,將儒學作為自己的治國工具,貫穿于朝綱禮儀、典章制度、禮樂刑政、政治教化之中,“三綱五常”學說更是統治者治理國家,處理社會關系的基本綱領,甚至儒家思想成了官方的指定教育內容。儒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雖然也受到了外來文化的沖擊,但是,由于其產生于宗法社會這一基本社會結構,而我國古代也一直沒有脫離宗法社會的本質,一直以三綱五常為人倫,以孝悌忠義為核心,所以,儒學也一直處于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一切外來的沖擊最后反而成了“儒化”的過程,形成“匯通儒學”的結果。另外,科舉制度的建立,又使儒學成為人們走上仕途的敲門磚,由此也成了連接統治者和平民的契合點。因此,以倫理思想為本的儒學除了具有強大的滲透吸附同化異說的能力外,還擁有一定的民眾基礎,有利于統治者鞏固統治次序,所以歷代帝王都大力提倡儒家學說,對其稍加改造便可以作為治國之道。

三、儒學擁有堅實群眾基礎何以可能

毋庸置疑,儒學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悄無聲息地滲透進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深刻影響著民族精神與社會心理,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以當時社會主要階層為例,從統治者角度,把儒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并將自己的思想通過編書修史注入其中;從士階層角度,學習、認同儒學是他們走上仕途的唯一途徑;而民眾更是將儒學作為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可見,儒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擁有著堅實的階級基礎,這是它可以在學派林立的較量中脫穎而出的根本原因。

然而,一種意識形態學說被廣大群眾接受認同,只靠自身理論的演繹和統治者的刻意提倡與維護是不夠的,“回顧人類社會的政治歷史,許多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運作往往游離于客觀性的合法性資源,缺乏現實的道義正當性或統治績效的依據,其合法性辯護往往只能訴諸于某種抽象的理論推演甚至是非理性的獨斷論”。[6](24-31)因此,一種理論要想獲得群眾認同進而具備合法性,自身必須具備一定的理論品質,這樣才能形成非比尋常的影響力。如上文所述,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是反應古代宗法政治結構的宗法政治觀念的理論升華,它之所以可以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正是由于其扎根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脫胎于古代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社會結構,沉淀于民眾的心理之中。儒家思想和宗法政治的結合,全面地應對了家族社會的主要矛盾與問題,為中國的宗法農業社會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家族文化形態的政治理念、禮樂規制、道德規范和教育方式,合乎中國古代的國情。[7](164)

同時,儒學還有濃烈的親民性和世俗性,即儒學自身具備在古代社會獲得廣泛認同的可能性。民本思想使其在民間有天然的親和力,例如孔子倡導“仁政”,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更有唐太宗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認為民為國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些都體現了貴民的思想,也是歷代統治者所需要的,因為中國古代作為典型的農業社會,勞動者的安居樂業是整個社會得以發展的保障,如果以農民為主體的民眾連基本的生存條件都無法保證,即使一個王朝擁有強大的手段,也有面臨民眾“揭竿而起”,自身陷入土崩瓦解的危險境遇的可能。這是被歷史證明的,因此很多“明君”特別重視民本思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另外,儒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理論體系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它首先是為統治階級服務,被用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其宣揚的尊君、禮制、忠孝等一系列德治教化的思想對束縛人們的思想,穩定封建統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儒學在貼近人們的生活方面具有其他學說不可比擬的優勢。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讓古代人民特別重視現世的生活,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對尊老愛幼、和睦謙遜、愛家愛國等優良道德傳統的崇尚,這些道德倫理一直貫穿于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中,而儒家思想中的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倫理元素,正是對此的提煉,集中反應了愛國明志、持節自強、誠信知恥、敦親重義等民族品質,為人們提供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圣外王”之道。縱觀儒家典籍,除了記載著一些客觀史實以外,關于如何做一個有意義的人也是其重要闡述的一個方面。儒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就是生活倫理化與倫理政治化兩個過程綜合的結果。

篇(4)

(一)優秀傳統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深度融合受到挑戰

網絡文化作為一種新興文化形態,呈現出“雙刃劍”特性,有其積極的一面,顯然也存在著不利的一面,從傳統文化角度來講,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本身的發展存在著生存土壤的挑戰性影響。而目前,我國正處于傳統文化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對接性發展的關鍵時機,網絡文化的無形介入,必然使得對接性工作進展面臨著許多不確定性挑戰,比如,優秀傳統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對接過程面臨曲折性,甚至造成發展方向的偏差。

(二)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背景中的地位受到挑戰

一方面,國內多元化發展再加上呈現出的利益多元化,而這些性質在網絡環境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網民會對主流意識形態一時沒有體現出利益性而選擇冷淡,再加上網絡監督機制的缺失,很容易導致網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否定主流意識形態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網絡的虛擬特性,讓國外敵對勢力利用各種網絡渠道無形滲透到網絡文化當中來,讓我國網民在上網過程中也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如若不加制止,任其發展的話,最終會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帶來挑戰。

(三)網絡對人、事及其他方面的影響存在著放大效應

網絡本身虛擬,人對著電腦、手機就可以自由表達,這本無可厚非。但平時在現實生活沒有表達渠道而又消極的內容便在網絡中找尋生存的空間,再加上網絡社會是一個陌生社會、監督的力度不到位等等,會出現表達對主流意識形態不利的言論。在網絡中,一旦傳播出去,無形中就放大了不利言論的影響。這也行是一種網絡不道德行為,是網絡文化并不健全導致的。

二、網絡文化中主流意識形態塑造的路徑選擇

網絡文化中主流意識形態受到威脅已成為一個基本共識,應當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并從個人角度切實注意網絡中一言一行以維護網絡文化形象,更好體現主流意識形態的應有之意。除此之外,更應當制定一系列針對性措施來加強與捍衛網絡中主流意識形態的實質地位,決不能有絲毫懈怠。

(一)深度挖掘網絡平臺優勢,塑造先進性網絡文化

網絡平臺作為一個虛擬平臺,看似摸不到,卻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網絡平臺作為一個新興平臺,在傳播我國主流意識形態方面表現出了其他平臺無法比擬的優勢,體現在:一是網絡文化依托網絡媒介,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凸顯廣度和深度優勢;二是網絡文化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提供了豐富的形式和手段優勢;三是網絡文化的平等意識、民主意識豐富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容;四是網絡媒介不受時空限制、流通量大、開放度高、交互性強的特點增強了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滲透性和影響力。網絡平臺優勢,讓我們竭力塑造先進的網絡文化,發揮先進網絡文化的應有之意,讓其引領網絡風尚,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規范網絡道德行為。

(二)探究網絡文化優良品質,更好地服務于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工作

網絡文化的優良品質是網絡文化所凸顯出來與眾不同的方面,也是其寶貴的方面。隨著網絡影響的深入,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網絡表面現象的層面來看網絡文化,而應當深入挖掘與探析網絡文化的優良品質,使其更好地服務于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工作。網絡文化除了具備文化的優勢之外,還具備自身獨特的優良品質,體現在:一是網絡文化傳播的速度與被接受的公平性;二是網絡文化的大眾性與平民性;三是網絡文化的延展性與互通性。這些優勢的深度挖掘方能更好發揮其作用。

(三)加強網絡平臺監控,營造良好網絡文化氛圍

網絡環境的陌生性以及虛擬性為不良道德的網絡行為甚至是違法行為提供了新的存在土壤,在網絡環境下完全靠道德的力量,完全靠個人的自覺行為,起不到維護良好網絡文化氛圍的作用。因此,應當加強對網絡的監管。第一,應加強對網站的監管,尤其要加強對社交性網站、新聞類網站等的監管力度;第二,應當逐漸推行網絡實名制;第三,加強對聊天軟件等的監控力度,加強識別功能,攔截不道德言語,避免夸大化,甚至避免不法分子利用網絡實施網絡犯罪。

(四)加強網絡文化理論研究,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發展提供理論支撐

理論研究是為了更好地指導實踐的進行。意識形態問題既可從理論角度進行內涵塑造,也可從實踐角度將意識形態體現到具體的實踐工作當中。因此,應當加強網絡文化理論研究為主流意識形態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準備。具體路徑體現在:第一,加強網絡文化內涵性研究與建設;第二,加強網絡文化體系的建構與完善;第三,加強網絡文化與傳統文化融合的機制研究。

(五)尋求現實環境與網絡虛擬環境的結合點,使得網絡文化更好地對人起到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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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意識形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一、社會意識形態與經濟建設的關系 

意識形態是一個含義豐富的概念,意識形態同樣適用于辯證唯物主義社會觀,意識形態是隨著社會物質發展變化而變化的。意識形態能直接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成熟的思想理論體系,其主要特征就是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所謂實踐性就是指它來源于實踐,在實踐的基礎上產生,并能反過來指導實踐,為人們從事實踐活動提供科學的指導,從而引領人們的實踐活動向更高的層次發展。社會意識形態的這種實踐性反映其對經濟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時,就是它能夠直接促進經濟發展。 

經濟建設豐富和發展了社會意識形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以工業為龍頭,通過更新設備,加快技術引進、消化和創新,拓展產業鏈,發展各種特色產業,不斷提升總體競爭實力。通過實施“東北振興”,“西部開發”、“中原崛起”等經濟建設戰略,不斷增強地區經濟發展實力,提高了全國的財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平穩發展,實現了gdp數值的較快增長,但在一些經濟高速增長地區出現了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環境污染、貧富兩極嚴重分化等問題,產業結構單一,經濟發展對資源過度依賴等問題制約著發展可持續。由此可見,僅僅追求gdp的高速增長,并不能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框架下,中國經濟發展形勢和迫切需要解決可持續的問題。迫切需要社會意識形態的理論思想指導經濟發展。這就需要黨和政府創造性應用和發展馬克思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理論。由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并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方式的改變,而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深層次變革,突出的表現是從經濟開始,再逐步向社會和政治領域滲透。 

二、社會意識形態建設對經濟建設作用 

1.社會意識形態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導向作用 

引領經濟建設方向,推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是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存在的,并為全體人民共有的。因為它是人民共同擁有的認知體系,所以它有助于人民彼此達成認識上的一致與行動上的統一。而處于黨政地位的意識形態都是與對經濟制度特別是對交換關系的正義或公平的判斷聯系在一起,目的在于說服人們相信現存的經濟規則是與正義共存的。成功意識形態的制度變遷和經濟改革會促進經濟增長。社會意識形態可以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制度解釋和價值支撐,使人們從內心認可經濟建設中各種財產關系的合理性、交換關系的公平性以及分配關系的正當性,強化人們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各種規則的“認同感”,以減少體制在轉軌及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的摩擦費用,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又好又快地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意識形態是一種節約機制,這種機制是由意識形態的基本內容決定的。 

2.社會意識形態建設為經濟建設發展提供動力 

經濟建設的客觀進程與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有著密切關系。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產生、發展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社會意識形態之間是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特別是在十五規劃以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出現重大飛躍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程在本質上與社會意識形態具有目標的一致性、發展的互動性和價值的契合性。雖然國家處于全面經濟振興階段,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面臨著重重困難,迫切要求社會意識形態理論上的發展和創新。人民思想意識的更新和社會的不斷變革對社會意識形態提出了全新考驗。應對這些考驗,需要各級黨政組織從自身做起,為推進經濟建設發展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社會意識形態不斷解放思想,打破因循守舊、平凡干事的思維方式,在具體工作中敢闖、敢試、敢爭;堅持開放創新,摒棄落后的體制機制,以敢于擔當、追求卓越執政理念,以戰略思維和世界眼光審視自我、謀劃發展。并對全國總體格局進行了正確判斷和分析,提出了新的理論概括。特別是在基本認清了走新興工業化道路發展大勢,總結過去經驗,汲取歷史教訓,抓住歷史機遇,實現了社會意識形態的理論創新。 

3.社會意識形態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文化建設 

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是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建設之重點。在經濟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各國文化軟實力的競爭更趨激烈,其中的文化產業競爭又是文化軟實力競爭的重要載體。文化,是一個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源泉;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綜合競爭力的內核;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文化看似無形,但對經濟發展的引領、鼓舞、凝聚和保障作用是現實而且巨大的。 

文化發展問題事關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以解決的。大力推進文化產業發展既是社會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意識形態建設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發展都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黨的十六大、十七大以來,我國社會文化建設事業受到高度重視,文化氛圍更加融洽和諧,文化創新更加活躍,文化產品日益豐富,文化建設與政治、經濟、社會建設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已經形成,從而有力地推動著我國意識形態建設的進程。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走過了30多年發展歷程。30多年來,中國人民走出困境,夯實了發展基礎,并積蓄起了強大的發展勢能。而當前,中國經濟建設已經進入了一個跨越發展、推進全面轉型的歷史新階段。新階段更加突顯的新特征、新任務是加速發展,釋放后發優勢,在這個“經濟建設升級”跨越發展的進程中,“文化興國”應勢而生,深入挖掘我國豐厚的文化底蘊,改造或摒棄那些原有的落后文化,加快構建具有鮮明特色的現代城市文化,培育和弘揚具有先進性、時代性的“民族精神”,并使之成為引導、凝聚和激勵全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篇(6)

論文關鍵詞:廣告傳播;意識形態;民族性

中國廣告的歷史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涵蓋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科技等各個領域。廣告文化也反映社會意識形態,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面鏡子。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把意識形態稱之為“觀念的上層建筑”。在理論上,它是一個由“政治觀念、法律觀念、宗教、哲學和藝術等各種具體的意識形式構成的有機的思想體系”。

一、意識形態是構成廣告傳播時代精神意蘊的重要因素

1.政治觀念成為廣告其精神意蘊的重要因素之一。1)皇權與封建禮教觀念在廣告中的體現。禹鑄九鼎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廣告事件,這也是政治觀念成為廣告所反映的意識形態的開始。以鼎代指國運,當時產生的九牧、九州等概念都成了今天中國的代稱。除此之外,秦車和儀仗都是封建社會等級觀念的廣告宣言書。

2)民族意識、愛國主義精神在廣告中的體現。1931年10月5日,“美麗牌香煙”廣告將東北二省地圖及鐵路干線大幅畫面刊登在《申報》頭版,提醒人民注意東北形勢。廣告語為:“國人愛國,請用國貨”,“熱血同胞,不可不知萬寶山事件,愛國男兒不可不吸萬寶山香煙”,體現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吹響了時代的號角。

3)政權思想、政治路線在廣告中的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時,廣告主要反映鞏固國家政權、樹立國家形象、發展生產、支援國家建設的政治意識形態。

4)和諧思想在廣告中的體現。第一,體現環境和諧的觀念:計劃生育、環保的廣告大量出現。如2001年,在中央電視臺《廣而告之》欄目中播出的系列公益廣告——《老馬的故事》,告訴我們要愛護環境,講究社會公德,建立和諧社會。第二,體現祖國和諧的觀念,出現了很多慶祝香港、主題的廣告作品。第三,體現與世界和諧的觀念。獲全國第二屆廣告作品展一等獎的上海虹橋國際機場廣告,以一輪初升的太陽為主體畫面,跑道向外有無限延伸的寬闊感。跑道上方一架飛機在飛翔,廣告語為“上海虹橋國際機場連接世界的橋梁”。這一廣告創意生發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體現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正與世界接軌。

2.哲學觀念、宗教觀念、藝術觀念豐富了廣告傳播的精神內容。1)哲學觀念完善了廣告文化精神的內容。許多廣告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的觀念,如《文帝親嘗湯藥》、《閔損單衣奉母》、《楊香扼虎救父》、《朱壽昌棄官尋母》、《董永賣身葬父》等年畫廣告作品,以真人真事宣揚了中國的儒家文化。千島湖風景旅游管理局所做的千島湖電視廣告,字幕是:“純,淳,醇,心泊千島湖,杭州千島湖”。廣告的創意亮點正是道家思想返璞歸真,回歸大自然的反映。

此外,為無國界醫生做的公益海報《愈合戰火中的創傷》,畫面采用刨可貼將子彈貼起來,體現了無國界醫生救死扶傷、熱愛和平的精神,也傳達出墨家“兼愛非攻”的思想。

2)宗教觀念完善了廣告傳播的精神內容。魏晉南北朝時期,佛像成為人們寄托愿望的廣告載體。龍門石窟藥方洞涉及了針灸療法,以廣告的形式提醒人們按病索方,以示佛祖顯靈。

3)藝術觀念完善了廣告文化的精神內容。隨著廣告媒體的不斷變化發展,廣告中所體現的藝術觀念和意識形態也不同。

原始社會中,廣告傳媒技術低下,表現形式和種類比較單一,體現出具有萌芽性質的藝術觀,具有很濃的民族特色。在當時,商業行為一般只有“商、賈”兩種經商方式,一種通常采用物物交換的“實物廣告”,一種通常采用以聽覺的刺激達到廣告效果的“音響廣告”。

文字和印刷媒介出現后,形成了招牌、幌子廣告、對聯廣告等廣告形式,在此階段,藝術觀念傳統樸素。廣告一般采用直觀描繪的方法,如藥店就畫一個藥葫蘆,表示行業的性質0采用中國傳統社會中喜聞樂見的蝙蝠、元寶、桃、蓮、葫蘆、如意、八卦、龍、鳳、福、喜、祿、壽等大量的吉祥造型符號,反映了中國民族文化特有的心理內涵。

l9世紀上半葉,西方的廣告媒介逐漸向中國移植,出現了報紙、雜志、路牌和櫥窗陳列等新的廣告形式,還有車身廣告、小冊子廣告、樣品廣告等等,廣告媒介形式多樣化,注重藝術性。廣告開始重視創意和編排,圖形與廣告語表現得富有創新意識。如:二十年代,梁新記雙十牌牙刷采用“一毛不拔”作為廣告語,這話原出自“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本來是帶有貶義的,梁新記卻用“一毛不拔”來說明牙刷耐用、不易脫毛的特點,新穎獨特。

二、意識形態是形成廣告傳播民族個性的主要依據

按照本尼迪特克所理解的:“文化是通過某個民族的活動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一種使該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民族性是文化的第一屬性”。廣告文化的第一屬性也是民族性,其核心原因在于廣告文化反映的意識形態具有民族性,它是民族意識形態的一面鏡子。東西方國家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意識形態,反映這種民族意識形態的廣告也不同。

西方文化是一種開放型文化,在題材的選擇上也非常大膽、開放,可以將總統作為廣告調侃的對象,也可以非常坦然地展示人的欲望,利用“性”做訴求的廣告比比皆是。在第45屆戛納國際廣告節上獲金獎的一則巴西的止痛藥廣告,直接以克林頓和萊溫斯基桃色事件為背景而制作。畫面上是一臉沮喪的克林頓前額上貼著萊溫斯基笑容滿面的照片,克林頓的頭像旁邊是一瓶TY-LENOL止痛藥。廣告標題十分清楚地點明:“TY—LENOL,特效強力,醫治特別頭痛的問題。”

然而,古老的中國文化發源、發展于相對封閉、內省的心理環境,中國人在思考問題時,講究中庸,在藝術表現上追求“哀而不傷,樂而不”。古代的貞節牌坊正是以表彰死了丈夫,而獨自守寡一生的婦女,是象征此人從一而終的有力廣告。美國人追求個人享受、個人意志、自我價值的實現,中國廣告在題材選擇上與此形成鮮明反差。在中國文化崇尚的價值體系中,國家、民族、集體的利益高于一切。長虹廣告的廣告語是:“太陽最紅,長虹更新”、“長虹以產業報國,民族昌盛為己任”,完美體現了長虹以國家、民族昌盛為自己使命的民族精神。

篇(7)

大學生群體十分特殊,他們思想活躍,個性鮮明,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較強,熱愛生活,對未來充滿希望和熱情,具有較高的認知水平,正是科學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很多研究證實,大學生的政治信仰主流是積極、健康、向上的。但也應該看到,隨著時代主題的轉換,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潮水般涌入的各種文化思潮和價值觀念沖擊著大學生的思想。在中國,青年人中間大學生群體是文化水平比較高同時政治素質又比較好的群體,這個重要人群的政治素質和文化水平是中國未來走向和國家前途命運極為關切的影響因素。通過近幾年對學生政治信仰狀況的滾動調查,筆者發現有這樣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部分大學生對國家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問題的關注度不夠。當今世界是一個知識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大學生的關注中心從政治轉向了經濟和人文等方面,不再把政治放在至高無上的神圣地位。改革開放后,青年人中間價值觀念的“去中心化”現象正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很大影響。實用主義的價值觀注重個性化的發展,受此影響大學生對關系到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問題更加關心,改變了原來社會價值高于個人價值的理念,出現了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并重的現象。而此時他們還是價值觀和人生觀尚沒有定型的群體,在這種沖擊和變動中有人停滯不前,有人無所適從沒有方向感,因此引起了政治信仰缺失。再加上80、90后大學生崇尚個性特立獨行,求新求變中甚至還有點叛逆和憤世嫉俗。大學生從自身所享受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精神生活氛圍中認識到自己正享受著國家發展的成績,但是個別同學因為自己所接觸到的社會問題而對現行的社會制度有些失望和灰心,造成政治信仰的弱化。還有個別同學因為教育和就業問題,而對國家的治理方案產生懷疑。甚至有人沉迷于網絡游戲和暴力影片,對政治有排斥心理。第二,部分大學生對傳統的意識形態教育態度不積極。思政課仍然是學生政治方面知識的基礎來源。大學生認為我們有必要上思政課,但是思政課程也需要改進,老師的教學方式需要改進。在多媒體快速發展的情況下,思政課不能再一味的讀讀課本教條,這樣很難激發大學生的熱情。同時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大量宏觀和微觀方面的政治現象和信息呈現在民眾面前,大學生早期接受的很多政治教育元素與現實之間因為一些負面因素而使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信仰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沖擊。大學校園與社會環境之間也存在著一樣的距離,這使得身在校園的大學生的認知力和判斷力也會有一些偏差,這也將影響到他們的政治信仰。現象、貧富差距問題、社會風氣低俗等問題也會讓激情滿懷的大學生很難冷靜、客觀的對待社會問題,一些信仰問題也隨之而來。

二、大學生意識形態問題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中西文化的沖突,容易導致主流意識形態影響力的減弱

中國傳統文化以集體主義為取向,強調個人服從集體和國家,國家利益高于一切。西方文化以個人主義為本位,其價值取向以強調自由和競爭、張揚個性,崇尚人權等為特點。這兩種價值取向不同的文化在相互交融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文化的沖突。文化的沖突在一定程度上能共同促進雙方文化的發展,但如果一方處于劣勢或沒有做好對外來文化的積極應對,則容易導致本國主流意識形態影響力的漸弱,給意識形態安全造成威脅。

(二)多元文化意識形態傳播的網絡化,容易導致大學生意識形態的導向失控

隨著現代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和迅猛發展,網絡成為多元文化意識形態傳播的新手段、新陣地。無限網絡打破了時空界限,打破了國家的界限,使互聯網上各種文化思潮并存、激蕩。一些西方國家更是利用其在網絡技術上的優勢,將網絡作為向我國大學生滲透其意識形態的主要渠道,大肆傳播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及有害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輿論導向作用,容易造成人們意識形態選擇和價值取向的多樣和迷茫。因此,多元文化意識形態傳播的網絡化已給大學生意識形態安全帶來了新的壓力和挑戰,增加了高校輿論導向的控制難度,如果處理不當,很容易導致大學生意識形態的導向失控。

(三)在多元文化碰撞下產生的民族虛無主義,容易導致大學生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危機

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和激烈沖突之中,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在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的巨大優勢,采用各種方式對他國實施文化滲透,企圖同化、消解他國的文化傳統,從意識形態上進行。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使綜合實力處于弱勢的不發達國家產生民族虛無主義,即不加具體分析而盲目否定本民族的文化,甚至否定自己一切的態度或思想傾向。由于我國經歷了備受欺凌的近代歷史的發展階段,建國后又有“”的挫折和失誤,另外改革開放后人們在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對比中,發現原有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拉大了,人們為中國的落后而痛苦,也引起了人們對我國傳統文化空前規模的反思和批判,出現了一定程度上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民族虛無主義是基于一種錯誤的、偏激的、割裂歷史的文化反思,是對本國、本民族缺點的放大和對本民族傳統的完全拋棄,以及對西方文化不加批判、不加分析的過度美化和采納,很容易導致大學生出現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危機,進而威脅到高校乃至國家的意識形態安全。

三、大學生意識形態安全保障新路徑

(一)以多元整合的態度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我國當代的主流意識形態,當今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是我國社會精神文化的導向與靈魂。同時,當今中國文化漸趨多元,就會有多種其他意識形態成分的存在。雖然有些敵對意識形態對大學生意識形態安全造成了挑戰,但同時一些非主流的意識形態的存在也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有益補充。因此,要維護大學生意識形態安全,一方面必須要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以保證主流意識形態的科學性,把握大學生意識形態的正確方向。另一方面應該采取兼容并蓄、多元整合的文化態度對其他意識形態進行整合,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讓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高校學生群體中大放異彩。在多元文化社會里,對待非主流意識形態我們需要具有寬容和對話的精神,以強化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傳統的意識形態教育主要采取理論灌輸、政治宣傳、組織談話、領導談心等方式,注重形式,未能很好聯系高校師生的現實生活,已經不能完全滿足高校師生尤其是青年大學生的精神需求,從而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出現價值取向的迷茫和對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危機。因此,高校的意識形態教育也應與時俱進,以人為本改進高校意識形態教育,提高高校意識形態教育的實效性。具體而言,在教育內容上應做到信仰教育與情感教育相結合、社會發展需求與人的發展要求相結合;在教育溝通上,不回避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在發展中的問題,采用正面教育與反面例證相結合的方法,建立與學生的平等對話機制。這樣,大學生在對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存在差異的意識形態進行比較、分析與鑒別的基礎上,能夠自主選擇個人所應確立的正確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就能有效提升大學生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本文來自于《黑河學刊》雜志。《黑河學刊》雜志簡介詳見.)

(二)充分發揮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主渠道、主陣地作用

高校學生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傳播,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成果的宣傳和講授,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內容。思想政治理論課同時還是大學生“四觀”教育(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榮辱觀),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講解的主渠道和主陣地,大學生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課程。當前,培養一大批高素質的理論教學專職隊伍是一項迫切而又重要的任務。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首先要具有堅定的和社會主義政治信仰,具有扎實的政治理論功底和高超的教學藝術;其次具備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關注社會實踐,關心學生、認識社會,把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放在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的全過程之中;再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要有深厚的史學功底和敏銳的現實洞察力,從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實際出發,把理論成果的精髓和實質傳達到每一個理論關注者的眼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聘用要嚴格把素質和質量關、考核貫穿于上崗前和上崗后的每一個重要時期,并定期進行培訓和再教育,使其思想和業務知識跟得上時代脈搏。在現今文化多元化和價值多元化的重要轉型時期,要在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領域把握主旋律唱響主旋律,理論戰線上的每一個教育工作者都必須是精兵、是能手。

(三)強化大學生的社會實踐增強大學生社會實踐,堅定意識形態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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