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民營企業的企業性質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調查結果分析

（一）關于企業對全面預算管理的了解和認識程度

調查結果表明，從總體上看，有88％的企業知道什么是全面預算管理，有12％的企業不知道什么是全面預算管理；從企業性質來看，國有獨資企業仍有8．33％的企業不知道什么是全面預算管理，國有控股企業仍有17．65％的企業不知道什么是全面預算管理。調查結果表明，從總體上看，有89．33％的企業認為需要實行全面預算管理，有10．67％的企業認為不需要實行全面預算管理；從企業性質來看，國有獨資企業仍有8．11％的企業認為不需要實行全面預算管理，國有控股企業仍有14．71％的企業認為不需要實行全面預算管理。

（二）關于全面預算管理在企業中的普及和應用程度

為了調查全面預算管理在樣本企業中的普及和應用程度，共設計了10個問題，調查結果如下：

1．關于全面預算管理普及情況的調查結果表明：國有獨資企業是54．05％，國有控股企業是47．06％，民營企業是50％。

2．關于是否編制財務收支預算的調查結果表明：未實行全面預算管理的國有獨資企業都編制財務收支預算，未實行全面預算管理的國有控股企業有88．89％的企業編制財務收支預算，未實行全面預算管理的民營企業只有50％的企業編制財務收支預算。

3．關于是否設置全面預算管理工作的專門機構的調查結果表明：國有獨資企業為37．84％，國有控股企業為26．47％，民營企業為零。

4．關于從哪個月份開始編制全面預算或財務收支預算的調查結果表明：從總體上看，全面預算或財務收支預算的編制起始時間一般集中在11月份（占33．33％）和12月份（亦占33．33％）。從企業性質來看，全面預算或財務收支預算的編制起始時間為11月份和12月份的，國有獨資企業均為32．43％，國有控股企業均為34．38％，民營企業均為33．33％。

5．關于編制預算程序的調查結果表明：從總體上看，對于全面預算或財務收支預算的編制程序，樣本企業采用得最多的是“先自上而下，后自下而上，上下結合”的程序（采用率為40．28％），其余依次是“自上而下”的程序（采用率為29．17％）和“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上下結合”的程序（采用率為26．39％），采用得最少的是“自下而上”的程序（采用率僅為4．17％）。從企業性質來看，國有獨資企業采用得較多的是“先自上而下，后自下而上，上下結合”和“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上下結合”這兩種程序（采用率分別為35．14％和37．84％）；國有控股企業采用得較多的是“先自上而下，后自下而上，上下結合”和“自上而下”這兩種程序（采用率分別為50％和31．25％）；而民營企業則100％地采用“自上而下”的程序。

6．關于預算方法的調查結果表明：從總體上看，全面預算或財務收支預算的編制方法，樣本企業采用得最多的是“固定預算”（采用率為52．78％），其次是“彈性預算”（采用率為47．22％），再次是“零基預算”（采用率為29．17％）；采用得最少的是“滾動預算”（采用率為13．89％），其次是“概率預算”（采用率為15．28％）。從企業性質來看，不管是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采用得較多的都是“固定預算”和“彈性預算”（比率分別為：國有獨資企業51．35％和45．95％，國有控股企業50％和46．88％，民營企業100％和66．70％）；采用得較少的是“概率預算”、“零基預算”和“滾動預算”。

7．關于全面預算或財務收支預算在執行過程中是否調整的調查結果說明：大多數的國有獨資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都對預算進行了調整（比率分別為86．49％和84．38％），而民營企業卻沒有一家對預算進行調整。

8．關于預算執行過程中的監督情況的調查結果表明：國有獨資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都大約有2／3的樣本企業對全面預算或財務收支預算的執行過程進行了嚴格監督，而民營企業則有2／3的樣本企業沒有進行嚴格監督。

9．關于年度終了后是否編制年終決算報告的調查結果表明：國有獨資企業有16．22％的樣本企業、國有控股企業有18．75％的樣本企業不編制全面預算或財務收支預算的年終決算報告，而民營企業則都編制年終決算報告。

10．關于對全面預算或財務收支預算的執行結果是否進行嚴格考核的調查結果表明：從企業性質來看，對全面預算或財務收支預算的執行結果進行嚴格考核，并將考核結果與員工薪酬密切掛鉤的樣本企業，國有獨資企業最多（占樣本企業的72．97％），國有控股企業次之（占樣本企業的65．63％），民營企業最少（僅占樣本企業的33．33％）。

（三）企業實行全面預算管理取得的主要成效

這個問題設計了“公司收入增加了”、“公司成本降低了”、“公司費用下降了”、“公司效益提高了”、“公司管理水平提升了”、“公司經營目標更明確了”、“職能部門工作目標更明確了”、“員工勞動積極性更大了”、“員工業績考核更具體了”、“員工薪酬更合理了”共10個選項。調查結果從總體上看，選擇率最高的是“公司費用下降了”（61．11％），其次是“公司成本降低了”、“公司管理水平提升了”和“公司經營目標更明確了”（三者均為55．56％），再次是“公司效益提高了”（50％）和“職能部門工作目標更明確了”（45．83％）；選擇率最低的是“員工薪酬更合理了”（23．61％），其次是“員工勞動積極性更大了”（27．78％），再次是“公司收入增加了”（29．17％）。

從企業性質來看，國有獨資企業選擇率最高的是“公司費用下降了”（64．86％），其次是“公司成本降低了”（54．05％）和“公司管理水平提升了”（51．35％）；國有控股企業選擇率最高的是“公司管理水平提升了”（65．63％），其次是“公司經營目標更明確了”（62．50％）、“公司成本降低了”（59．38％）和“公司費用下降了”（59．38％）；民營企業只選擇了“公司效益提高了”、“公司經營目標更明確了”、“職能部門工作目標更明確了”和“公司成本降低了”、“公司費用下降了”（前三項選擇率均為66．67％，后兩項選擇率均為33．33％）。

（四）企業實行全面預算管理遇到的難點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設計了“領導認識不足，不支持”、“職能部門認識不統一，不配合”、“人員素質不高，做不好”、“市場可變因素太多，預算難以準確”共4個選項。調查結果從總體上看，選擇率最高的是“市場可變因素太多，預算難以準確”（66．67％），其余依次為“職能部門認識不統一，不配合”（38．67％）、“人員素質不高，做不好”（26．67％）和“領導認識不足，不支持”（12％）。從企業性質來看，國有獨資企業選擇率最高的是“市場可變因素太多，預算難以準確”（64．86％），其次是“職能部門認識不統一，不配合”（37．84％）；國有控股企業選擇率最高的是“市場可變因素太多，預算難以準確”（67．65％），其次是“職能部門認識不統一，不配合”（35．29％）；民營企業中，“市場可變因素太多，預算難以準確”、“職能部門認識不統一，不配合”和“人員素質不高，做不好”三者的選擇率均為75％，“領導認識不足，不支持”的選擇率也有50％。

二、調查結果思考

（一）對全面預算管理的了解和認識是企業實行全面預算管理的首要前提

對全面預算管理的認識應該包括三個層次，即高層人員的認識、中層人員的認識和基層人員的認識。全面預算管理作為一種“全員、全方位、全過程”的管理活動，只有企業高層人員的重視是遠遠不夠的，它還要求企業各個職能部門的中層人員和基層人員人人都要重視、人人都要參與。在實際工作中，一些企業、一些人員往往認為全面預算管理只是財務部門和財務人員分內的工作，與其他部門和其他人員無關。這種錯誤的認識是導致全面預算管理無法在這些企業實施或實施效果不佳的最初動因。因此，提高企業內部高層管理人員、中層管理人員和基層管理人員對全面預算管理的認識，是企業實行全面預算管理的首要前提。

（二）管理難度大是企業放棄實行全面預算管理的最主要的原因

全面預算管理是一種綜合管理，是一項系統工程。它的最大特點在于“全員參與、全方位參與和全程參與”。從預算管理的范圍來看，它既涉及企業各個職能部門及其人員，又涉及企業上下各個核算單位及其人員，是一種全員的管理，需要各個職能部門、核算單位及其人員的密切配合、積極參與；從預算管理內容來看，它包括營業活動預算、投資活動預算、籌資活動預算和財務活動預算，是一種全方位的管理，需要各項經營管理活動的互相協調、綜合平衡；從預算管理環節來看，它包括預算的編制、預算的執行、預算的調整、預算的監督、預算的考核和預算的獎懲，是一種全過程的管理，需要各個管理環節的緊密相扣、層層落實。因此，全面預算管理是一種管理難度較大的管理活動，只有不斷地實踐、不斷地摸索、不斷地總結，才能管出水平、管出成效。

（三）市場可變因素太多、預算難以準確是企業實行全面預算管理遇到的最大困難

從預算的具體對象來看，全面預算包括實物量預算和價值量預算兩個方面。實物量預算包括銷售量預算、采購量預算、耗用量預算、用工量預算等，價值量預算包括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的預算（如收入預算、費用預算等）和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的預算（如現金收支預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實物量預算還是價值量預算，都會受到市場可變因素變動的直接影響。因此，如何保證預算的準確性就成了企業實行全面預算管理過程中難以解決的一道難題。我們認為，預算執行的偏差雖然不是或不完全是人為因素造成的，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實施控制。這種控制需要企業具備兩個方面的能力：一是對市場信息的獲取和利用能力，二是對企業內部經濟運行過程和預算執行過程的監控能力。只要具備了這兩方面的能力，要做到預算的相對準確也不是一件難事。

（四）編制程序和編制方法的選擇是影響全面預算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經營管理特點；不同的經營管理特點，適合采用不同的全面預算編制程序和編制方法。能否找到一種最適合企業特點的編制程序和編制方法，是影響企業全面預算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俗話說，企業只有根據自身經營管理的特點來選擇適當的全面預算編制程序和編制方法，才能有效地提高全面預算管理水平。

篇(2)

許多優秀公司,如UPS、GE等的實踐也證明,戰略人力資源管理實踐能夠提高組織績效,開發組織能力并使其最大化,進而提升組織的持續競爭優勢。因此,深入研究戰略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或實踐組合與組織績效的關系,對于我國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國外相關研究綜述

人力資源管理實踐與組織績效關系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深受人力資源管理普遍性理論的影響,主要研究內容有三方面:影響組織績效的因素研究、對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是否是影響組織績效最重要因素假設的驗證、是否存在與組織最優績效相關聯的某些或一系列最佳人力資源管理實踐。

研究表明,一些人力資源管理實踐確定與組織績效有更大相關。但是批評者認為,能為企業創造持續競爭優勢的是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而不是某些單個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因為單個實踐容易復制,系統化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具有特質化、復雜性、難以模仿和路徑依賴的特點。

不少學者也對人力資源管理實踐與組織績效關系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Leverin和Moskowitz (1993)調查了美國100家最好的企業,Lawleretal (1995)調查了《財富》雜志上的1000家企業,均發現員工參與和全面質量管理的運用導致更顯著的投資回報。當這些實踐作為一個系統來實施時,這些影響是最明確的,它將使相互補充的人力資源實踐活動聯合成為一個內部一致的系統,并直接與價值創造相關聯。

Ivhniowskietal(1997)和Berg(1999)研究了鋼鐵行業高績效工作系統中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發現更創新的實踐活動與更高的生產率相關聯。在對制造型企業研究后,Appelbaumetal (2000)發現,高績效工作系統中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運用與更高的股票市場價值以及勞動生產率相關聯。Paauwe和Richardson(1997)總結了以往實證研究的結果后提出了一個研究框架,他們認為,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會影響人力資源績效,而人力資源績效又會進一步影響企業與財務相關的績效,有些實踐還會直接影響企業的財務績效。

樣本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本文研究假設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社會變革中,形成了許多不同性質的企業類型,這些企業中除有少數業績優良的企業之外,還包括著大量業績一般或較差的企業。那么,不同性質的企業是否采取不同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組合模式從而影響組織的績效呢?

因此,本文的假設是:同一地區和時期內,企業性質相同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組合基本一致;即企業性質相同,但組織績效不同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注重程度(即實踐排序)基本一致。

樣本數據調查與處理

從2005年下半年起,筆者對四川省82家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情況進行了調查。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46家,占56%;民營企業36家,占44%。被調查企業主要涉及機械、電子、化工、煙草、食品、醫藥及房地產企業。在46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中,組織績效好的企業為12家,績效居中的企業為20家,績效差的企業為14家;在36家民營企業中,組織績效好的企業為11家,績效居中的企業為16家,績效差的企業為9家。需要說明的是,組織績效是由企業的銷售收入及其增長率、利稅總額及其增長率等財務指標來綜合衡量。

在本文所涉及的樣本企業里,所謂組織績效好是指企業的業績在近3年全省行業的排名中處于前20名,所謂組織績效差是指企業的業績在近3年全省行業的排名中處于后30名,所謂組織績效居中是指企業的業績在近3年全省行業的排名中處于上述情況的兩者之間。

在調查期間,共發放“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注重程度”問卷225份,獲得有效問卷166份。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有效問卷97份,民營企業的有效問卷69份。被調查的直接對象是企業人力資源部經理、主管以及總經理。

筆者以Pfeffer(1994)列舉的16種人力資源管理實踐,即就業安全感、招聘時的挑選、高工資、誘引薪金(激勵)、雇員所有權、信息分享、員工參與與授權、

篇(3)

一方面，研究有關民營企業的稅收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我國稅法沒有規范我國民營企業納稅的具體規定，借鑒國外成熟的民營企業稅收制度與政策，研究符合我國國情的民營企業稅收政策，有利于完善我國稅收體系，為制定合理的民營企業稅收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另一方面，研究有關民營企業的稅收政策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研究符合我國國情的民營企業稅收政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其稅收負擔，保障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持續增長。

一、當前我國民營企業稅收政策現狀分析

（一）對民營企業與稅收政策的界定

對于民營企業的準確定義，目前學界并沒有統一的說法。一般意義上，民營企業是從企業性質的性質來劃分企業類型，即相對于國有性質而言的。因此，民營企業可以指除“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外的所有企業。為保持前后一致，本文將民營企業的界定為私營企業與個體經營企業，相關數據選取也以此作為標準。稅收政策是政府財政政策的一種，指政府為了實現特定的政策目標，運用稅收手段調控宏觀經濟的方式。稅收政策也是稅收制度的一種，也體現在稅制要素的不同規定，但具有臨時性、靈活性等特點。在規范的稅收制度下，國家為了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往往在一般的稅制規定內，做出一定的調整，如縮小課稅范圍，降低稅率，延遲稅款征收等，以降低民營企業的稅收負擔。

（二）民營企業稅收政策的現狀

本文從一般性稅收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兩個方面分析陳述民營企業所得稅稅收政策的現狀。從一般性稅收政策來看，個人獨資企業與合伙企業以外的民營企業按照25%的稅率，對來源于中國境內外所有扣除一定的費用后納稅。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按照個人所得稅的生產、經營所得納稅，稅率是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從稅收優惠政策來看，一是對小微企業實施稅收優惠――對于符合規定的小微企業，企業所得稅稅率按20%征收。而且，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10萬元的小微企業，按其所得的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優惠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二是，促進民營企業融資的稅收政策。民營中小企業對于投資的吸引力不夠，我國政府為了緩解民營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出臺政策鼓勵投資企業對于特定民營企業的投資。

二、國外扶持民營企業的稅收政策

西方國家促進民用企業發展的稅收政策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美國和德國的稅收政策：

（一）美國扶持民營企業的相關政策

美國陸續頒布實施了《小企業投資法》、《納稅人免稅法》、《經濟復興稅法》等。首先，允許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選擇按個稅納稅方式繳納所得稅，避免重復征稅；其次，在企業投資方面，允許企業使用加速折扣，加速民營企業資本周轉速度；最后，利用稅收政策鼓勵企業進行科技創新。

（二）德國扶持民營企業的相關政策

德國扶持民營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很全面，深入到了企業發展的各個方面。首先，為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德國給以其所得稅低稅率的優惠政策；其次，在鼓勵企業投資上，德國政府對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投資于機器設備的部分給予附加折舊的優惠；最后，德國政府對特定地區的企業給予5年內免除特定稅費的稅收政策扶持。

（三）國外民營企業稅收政策的啟示

一是，政策目標明確。國外政府都對民營企業在本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有著充分的理解和認識，制定的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相關稅收政策目標明確，特定的稅收政策對應民營企業發展中的特定問題。為了切實保障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將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稅收政策通過立法確定下來，將民營企業的扶持政策法制化。

二是， 分類實行稅收優惠。各國對民營企業的稅收政策并非完全相同，對于不同類型的民營企業有不同的稅收優惠。各國政府稅收優惠政策對于技術創新企業都給予了區別一般企業的所得稅優惠。此外，對于落后地區的民營企業，政府也設立了特定稅收政策給予稅收優惠，如德國政府對在落后地區新建立的企業，給予5年內免征營業稅的稅收扶持。

三是，多種方式并存。各國采取了多種稅收優惠方式一同來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例如：美國的稅收優惠政策中，既有對小規模企業的稅率優惠，又有鼓勵投資的加速折扣優惠，還有對投資收益的減免稅。

三、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稅收政策的改進思路

首先，完善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稅制體系。在增值稅制度上，擴大一般納稅人的征收范圍，保證企業的公平競爭。在所得稅優惠上，可以考慮進一步降低小微型民營企業的所得稅率，根據小微企業的盈利狀況進一步細化稅收優惠措施。在營業稅方面，對于民營企業納稅人可設計起征點。

篇(4)

在求職中，一份好的簡歷往往能為自己在面試的時候加不少分。由此可見，求職不單單是你有能力，有才華就能橫行霸道的地方。往往，那些能力那么好，才華沒那么出眾，但在簡歷上下了不少功夫的人機會更大。

年 齡： 27歲 工作經驗： 4年

婚姻狀況： 未婚 現居城市： 佛山市

戶 籍： 廣東-陽江- 最高學歷： 大專

民 族： 漢 政治面貌： 黨員

自我評價

1.具有系統的面料專業知識，熟悉面料的生產工藝流程，成本核算和質量要求。

2.具有一定的數據分析能力，把握市場走向的意識。

3.能承受和釋放工作的壓力。

4.具有良好的溝通表達能力和一定的談判能力，良好的成本控制意識。

5.熟悉面料采購的組貨流程，具有一定的審美和鑒賞力。

6.三年的面料服裝銷售經驗。

職業概況/求職意向

期望工資待遇： 2000-2999 元/月(RMB)

期望工作方式： 全職

期望工作地區： 廣東省

到 崗 時 間： 隨時

期望公司性質： 不限

期望從事行業： 耐用消費品(服飾·紡織·家具)

期望職位類別： 采購員·助理

目前從事行業： 批發·零售

目前工作方式： 全職

目前工作地區： 佛山

目前企業性質： 私營·民營企業

工作經驗

******公司 2009-8 ~ 2010-4

公司性質：私營·民營企業 所屬行業：耐用消費品(服飾·紡織·家具)

擔任職位： 銷售類-銷售經理·銷售主管

工作描述： 1.協助加盟商進行商圈的考察，市場的調查，店鋪的選址。

2.協助助客戶進行店鋪的經營管理，包括店鋪形象維護，產品的陳列與組合，庫存的管理，促銷方案的策劃等。

3.市場信息的收集，并反饋。

4.維護客戶與公司的穩定關系，協助客戶提高店鋪的銷量。

離職原因：

證 明 人：

******公司 2007-1 ~ 2009-8

公司性質：私營·民營企業 所屬行業：耐用消費品(服飾·紡織·家具)

擔任職位： 銷售類-銷售代表·客戶經理

工作描述： 1、執行公司全年銷售戰略、完成公司銷售任務、季度任務、月度任務、配合費用管控的落實、開展、實施與達成工作。

2、按照企業戰略規劃，有效整合和利用部門資源，建立系統、科學、順暢、可持續發展的營銷體系;

配合各部門工作，建立有效的團隊協作。

3、負責銷售渠道的建立、客戶資源的拓展。

4、收集面料市場信息，并反饋給公司開發部門，做好新產品的研發。

離職原因：

證 明 人：

教育背景

廣東紡織學院 2004-9 ~ 2007-6 紡織工程 | 大專

學習描述：

項目經驗

培訓經歷

2009-10 ~ 2009-10 深圳市靈動咨詢有限公司 如何提升單店的銷量

語言能力

職業技能與特長

銷售 良好

描述：1.具有系統的面料專業知識，熟悉面料的生產工藝流程.

2.懂得面料價格核算和品質要求，熟悉銷售渠道。

3.具有良好的溝通表達能力和市場洞察力，一定的談判能力，良好的成本控制意識。

篇(5)

【關鍵詞】總部集聚；區位；國企；民企

一、引文

近年來，得益于因交通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而導致的交易成本的迅速降低加速了這一分離的過程，進而出現了跨國企業總部集聚的現象：著名跨國公司紛紛將處在價值鏈高端、聚合人類高端智能的總部（包括研發中心、管理中心、信息中心、運營中心、指揮中心、人才中心等）和處在價值鏈中低端的生產基地、銷售服務基地、物流配送基地等在空間上相分離，將處在價值鏈高端的部分集聚在商業氣氛濃厚的核心城市。不僅如此，本土的一些大企業也紛紛從自己的誕生之地出走，將總部遷往北京、東部沿海城市：“東方希望”、“春蘭”、“雅戈爾”、“杉杉”等將總部遷往上海，“樂百氏”，“健力寶”將總部遷往廣州，“二汽”將總部從十堰搬到了武漢，湖南長沙的“遠大”將總部移至北京。那么本土企業的總部是否在我國某些城市也出現了集聚的經濟形態，如果出現了，本土企業總部的集聚會呈現什么樣的特征，這正是本文所需研究的內容。

二、文獻回顧

關于跨國公司總部的研究，國內學者對跨國公司總部的選址因素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王悅（2003）分析了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含義及類型，并對跨國公司選擇總部或地區總部所在地區環境因素進行了深入分析。薛求知和孫蛟(2006)提出了跨國公司地區總部選址的8個影響因子，分別是：政府激勵、成本控制、商業環境、地區聯系、城市發展、協同效應、人力資源、IT及通訊實施；賀燦飛（2007）同樣對公司總部區位變遷特點和影響因素進行了系統性討論。他認為跨國公司總部區位選擇是公司與區位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一個區位能否吸引公司總部，取決于公司與區位的相互作用和區位競爭優勢，其中區位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區域市場規模和潛力、市場通達性、管理和信息處理人才等高級資源供給、專業化服務業與產業集群、區域外部機遇、政府政策與態度等方面；徐康寧和陳健(2008)研究了跨國公司價值鏈的區位選擇，并用2006年跨國公司在中國各省的區位分布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從價值鏈的角度分析了生產制造、研究開發和營運管理部門在區位選擇上的特征。近年來也有學者注意到了跨國公司總部在中國集聚這一現象。。仲崇高（2011）注意到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在我國呈現出了地區集聚(96%集中于北京、上海兩個城市)和國別集聚(73.9%集中于美日等6個國家)兩大特征。

三、本土企業在華總部集聚的現狀分析

1.從集聚地區看，一線、二線城市成為主要的集聚地

本文以中國企業500強企業和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企業為調查對象，從中剔除出去重復的企業45家，此次調查樣本共計955家本土企業。從城市的角度看，除去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這945家中國企業的總部分布于大陸地區的160個不同的城市，這160個城市中，包括首都北京，直轄市上海、重慶、天津，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廈門、汕頭、海南島，省會石家莊、太原、沈陽、長春、哈爾濱、南京、杭州、合肥、福州、南昌、濟南、鄭州、武漢、長沙、廣州、海口、成都、貴陽、昆明、西安、西寧、南寧、呼和浩特、銀川、烏魯木齊及125個地級市和縣級市。數據表明，這些企業的總部并非均勻的分布在這160個城市中，而是呈相對集聚的形態，即一些城市存在著總部“扎堆”的現象，而在另一些城市只有零星的總部分布。總部數量排在前二十名的城市有北京（89家）、上海（72家）、杭州（72家）、深圳（41家）、蘇州（29家）、無錫（27家）、南京（25家）、紹興（23）家、武漢（20家）、廣州（19家）、寧波（19家）、南通（19家）。重慶（17家）、溫州（15家）、天津（14家）、成都（14家），長沙（13家）、常州（13家）、廈門（12家）、東營（12家），可見企業偏好聚集于我國的某些一線城市及二線城市，對三、四線城市很少涉足，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前線城市具備更明顯的集聚因素，如完善的基礎設施，濃厚的商業氛圍，廣闊的市場等等；從地區的角度看，呈集聚形態的城市大多位于我國的傳統三大經濟圈內：環渤海經濟圈（北京、天津、濟南、青島等）、長三角經濟圈（上海、杭州、南京、蘇州、無錫等）及珠三角經濟圈（廣州、深圳等），位于大西南經濟圈的成都、重慶等城市近幾年總部集聚的趨勢也越發明顯，可見總部集聚的程度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經濟水平發展越高的地區往往是企業總部的集聚地，經濟快速發展的地區往往是總部集聚趨勢越發明顯的地區，二者的具體關系會在下一章具體研究。

篇(6)

國進民退現象實際上絕對不限于中國,這是世界潮流,大勢所趨。美國現在也是國進民退,比如在銀行界,美國政府對花旗銀行、摩根大通、富國銀行、高盛銀行、摩根士丹利等等,進行參股甚至控股。美國最重要的一批銀行,全部出現了國進民退現象;在保險業,AIG也是國進民退;在汽車行業,通用與克萊斯勒也是國進民退。在英國也是如此,比如蘇格蘭銀行,實際上現在變成國家控股了。在荷蘭、在比利時也是如此。所以說,這不是中國所獨有的現象。

在中國,國進民退固然有,但民進國退的例子也很多,比如美國黑石投資中國藍星,高盛投資雙匯,最近我們中科招商接連投資三家國企,一是奇瑞投資29億、大連機床投資6億、龍煤投資5億等等,也是民進國退,其他的例子有很多。

我認為造成國進民退在中國比較受關注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是有些行業產能過剩,政府就要考慮增加某些行業的集中度,只好“大吃小”,正好大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一般規模偏小。如煤炭、鋼鐵行業等,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大型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小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那今天我們看到的情景將是截然相反的。

二是中國特有的民營企業發展的“天花板”現象。當民企到了某一個階段,容易出現徘徊不前的現象,管理學上說碰到了玻璃天花板了,上不去了,在這種時候反而需要國有化,像蒙牛被中糧并購就是這樣,聯想也是。因為,在中國,民營企業規模到了某一個階段就容易缺資金,需要增加政府資源的傾斜、增加貸款等,這客觀上為所謂的國進民退現象的產生提供了便利。比如房地產領域不斷涌現的國企地王現象,關鍵是資金問題,因為現在的土地越來越貴,囤積土地需要大量的錢。這方面,國內最大的民企房地產公司的資金都不夠,而此時國企手上有的是錢,銀行也樂于把資金放給國企。

從企業數量方面談,中國國企占企業數量的5%,但是利潤占90%,從資產上看也占90%,所以不能說國企表現差。但分析國企發展背后的原因不難發現:首先,貸款大量傾斜于國企,因為銀行放款給國企放心一些,晚上睡得著覺;其次,政府的資源傾斜國企,尤其是壟斷性資源,這一點是民營企業無論如何無法比擬的;再次,政府的政策傾斜國企,這是客觀事實,最典型的是行業準入政策和貸款傾斜。

篇(7)

關鍵詞：重慶；實體經濟；走出去

中圖分類號：F752.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7－0043－02

一、重慶實體經濟“走出去”的概況

近年來，重慶市在企業“走出去”工作上取得了長足進展，涉及的項目數和資金額度都在上升，在西部地區位于前列。但就全國而言，重慶“走出去”總量較小，與東部沿海相比差距明顯。

1.出口貿易型。近幾年重慶市出口貿易量增長較快，但由于金融危機影響起伏較大。2008年，重慶外貿累計進出口總額95.2億美元，同比增長28%，其中出口57.2億美元，同比增長26.9%；2009年，由于金融危機影響進出口總值77.1億美元，同比下降19.0%，其中出口42.8億美元，同比下降25.2%，未實現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外貿出口增長10%的目標。 2010年，國際經濟危機趨于復蘇，重慶采取支持外貿出口的各項措施，出口貿易量大幅提升，外貿進出口總值124.3億美元，同比增長61.1%，其中出口74.9億美元，同比增長75.0%，重慶出口增長率比全國整體出口增長率高出43.7個百分點，在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中出口總值位居第5。

2.對外投資型。重慶境外投資規模不斷提升，但總量較小。2008年，重慶新批境外企業（機構）20個，總投資14 888.2萬美元。2009年，新批境外企業（機構）38個，總投資18 456.54萬美元，同比上升23.9%。2010 年重慶共核準境外企業（機構）46個，總投資共97 216萬美元，同比上升426.7%，新批境外企業28個，新增股本投資61 000萬美元，增資境外企業4個，增資金額36 216萬美元，變更境外企業8個，新批境外機構6個，非金融類對外投資重慶位居具全國第12名。

3.對外承包工程與勞務合作型。重慶對外承包工程項目數和營業額比重大幅上升，出境務工人員增多，但總體水平不高。截至2009年年底，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累計外出營業額3 047億美元，簽訂的合同額5 603億美元。與此對應，重慶在對外承包工程等領域規模還比較小。2010年，新簽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咨詢和設計咨詢項目48個，合同金額為81 560萬美元，同比下降23.2%；境外務工人員25 618人，同比上升21.6%。

二、重慶實體經濟“走出去”的特征

1.“走出去”區域結構上，多集中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出口貿易上，2010年重慶出口前十位市場分別為：美國、日本、德國、荷蘭、印度、香港、緬甸、阿根廷、越南、伊朗。從洲際比例看，亞洲出口市場最大，歐洲次之，拉美和非洲增長最快。在對外投資上，重慶的境外投資地主要集中在亞洲，2006年，重慶市現有經審批的85 個境外企業分布在 33 個國家及地區具體為：亞洲 60 個，歐洲 9 個，美洲 7 個，大洋洲 1 個、非洲 8 個[1]。

2.“走出去”的企業性質上，民營企業實力逐步成為“走出去”的主體。出口貿易上多以民營企業為主，2008重慶出口三十強中民營企業占八成；2009年，民營企業占53.33%，國有企業占33.33%，合資企業占10%，外資企業占3.3%；2010年民營企業就達18家之多，其數量占到了60%。民營企業在出口金額也占主體地位，2010年民營企業累計出口 43.31 億美元，占全市出口總額的 57.8%。境外投資中民營企業正逐步成為主體，2008年重慶新批境外企業（機構）20家，其中境外企業18家，境外機構2家。在以上20家企業（機構）中，民營企業16家，占80%。

3.“走出去”的產品結構上，主要集中于重工業領域。出口貿易上重工業產品占了8成以上，主要集中在機電產品上，2008―2010年機電產品出口金額分別為39.98億美元、29.33億美元和50.02美元，分別占出口總量的69.87%、68.5%和68.5%；對外投資上主要涉及能源、高速鐵路、電動汽車開發及礦產資源收購；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型，主要是承擔建筑工程。

三、重慶市實體經濟“走出去”中存在的問題

1.“走出去”總規模偏小，且“走出去”和“引進來”比例不協調。重慶作“走出去”的規模與同是直轄市上海相差甚遠。2009年，上海“走出去”總規模為1 558.5億美元，其中出口貿易型1 419.14億美元，對外投資153 644萬美元，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1 240 385萬美元；而重慶“走出去”總規模只有52.8億美元，只相當于上海的3%。同時，重慶市在對外經濟活動過程中，“走出去”和“引進來”呈現出一種不合理的狀態。在出口貿易上，2010年，重慶市外貿進出口總值124.3億美元，其中，出口74.9億美元，進口49.4億美元；在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上，2010年重慶市實際使用外資636 956萬美元，而對外投資總投資共97 216萬美元，兩者之比為1∶0.15。這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人民幣強勢的背景下，屬于一種極不合理的單向型資本流動方式，從結構上看也不利于對外開放格局的提升[2]。

2.“走出去”的區域經濟政治形勢不容樂觀，市場風險偏大。在對外貿易上，美日德三國長期居于重慶進出口市場的前三名。2008年三大市場占進出口總額的32%，2009年為34%，2010年降為23%，貿易市場比較集中，承受的風險偏大。2009年，重慶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對美歐貿易量明顯下降，出口比同期下降25.2%，出口市場的多遠化發展還有待提高。在對外投資、承包工程以及勞務合作上，非洲、中東和拉美項目逐漸增加。但由于部分地區政治經濟形勢惡化，“走出去”也受到一定影響。

3.“走出去”的企業面臨金融困難，企業競爭力不足。民營企業正逐步成為重慶“走出去”的主體，但面臨金融困難較多。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企業方面：一是，由于抵押資源有限，大額融資無法滿足；二是，因為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出口和投資市場級別低、風險大，融資門檻高，由于境外投資風險高，企業獲得境外投資貸款難度大。金融機構方面：金融產品結構單一，銀行無法為企業提供個性化、多樣化服務；金融機構為企業提供信貸和擔保不足；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不健全，服務不到位。由于金融支持力度不夠的原因，“走出去”的民營企業遠遠未達到應有的規模和質量。

4.“走出去”的企業缺乏知名品牌，市場競爭弱小，且相互形成競爭。出口貿易上重慶主打的機電產品，由于存在價格優勢在發展中國家銷售較好，但相對于發達國家的知名品牌，渝企優勢不足。對外投資上，渝企較為知名的企業像建設、嘉陵、隆鑫、力帆、宗申等摩托車企業在東南亞、西亞、非洲等地都設立工廠，這些企業產品雷同、進入區域一致，相互之間構成了潛在的競爭態勢。對外承包工程上重慶建筑類名牌企業較少，2009年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新簽合同額前50強，重慶無一上榜。

5.“走出去”的產品結構上，比例不協調，科技含量不高，競爭力不足。出口貿易上重工業產品比重高，輕工業和農產品比重很低。這一方面反映了重慶作為老工業地區在機電領域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產品結構過于單一不利于產業的協調發展。同時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較低，2008―2010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金額分別為2.30、1.77、7.95億美元，分別占出口總額的4.0%、4.1%和10.6%。對外投資上，集中于機電產品投資辦廠和海外資源并購等項目科技含量也有待提高。

四、進一步推進重慶經濟實體“走出去”的新思路

1.適應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積極拓展海外市場降低市場風險。區域的經濟波動、政治變化和貿易政策都會影響到“走出去”的水平。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證實了經濟危機的全球波動性；局部沖突和動蕩如近期埃及、利比亞、突尼斯等國的政局波動都嚴重影響我們在這些地區的投資、出口及勞務人員安全；貿易保護主義和關稅壁壘、綠色壁壘也會影響“走出去”的整體形式。故在市場選擇上應遵照具有國內市場容量大、經濟增長率高、投資回報率高、貿易開放度高、進入地區市場的潛力大、政治經濟形勢良好的標準進行市場選擇[3]。重慶應進一步鞏固美歐日等原有市場，積極開拓非洲、中東、拉美等新興市場，周邊市場上要借助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地理之便，積極融入東南亞。

2.適應國內經濟發展戰略和格局的變化，積極調整發展戰略。重慶作為內陸唯一的直轄市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突出。一是中西部的承接地，中西貨物的集散中心；二是長江上游經濟中心和經濟高地，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極集聚效益突出；三是西部的工業中心工業基礎雄厚；四是國際化程度較高、國際知名度高。2010年重慶位于全國國際化城市排名第九位[4]。重慶要抓住西部大開發、兩江新區成立和國家產業機構調整的機遇，充分利用現有的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積極擴大國內市場，縮小與東部沿海之間的差距，在國內市場的基礎上提高“走出去”的水平。

3.調整對外商品和投資結構，增加科技含量。在全國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背景下，加強科技投入改變傳統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出口貿易上要充分利用重慶的優勢產業和技術，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現有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重慶應發揮機電產品的主體優勢，推動技術革新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對外投資上要支持大企業“走出去”力度，重點支持在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切實提高科技含金量。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要改變傳統的重復性工程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提高人員素質，加強工程技術創新，學習當地的尖端技術，提升在承包工程領域的科技水平。

4.實施品牌和質量制勝戰略，打造重慶品牌。品牌是一種無形資產，在海外競爭中有著不可估量的優勢，創建“重慶品牌”戰略勢在必行。首先，要樹立品牌觀念，重視產品的質量和服務。其次，政府要整合資源，著力打造一批重慶品牌。在“走出去”的產品中樹立一批知名品牌，發揮品牌效應。同時要避免惡性競爭。在對外承包工程上，要重視工程建設質量，培養一批有實力、信譽較好的企業，繼續加大對海外投資企業的政策支持。

5.加強金融業對實體經濟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市場經濟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作為重要支撐的經濟形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和諧關系及發展的動態波動對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至關重要[5]。重慶要抓住建設內陸金融中心的契機，進一步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擴大企業信貸和擔保規模，拓展企業融資渠道，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建立和完善金融機構的海外網點布局、增加和更新金融產品種類。建立以信貸為基礎、擔保為依托、政府補貼為補充的發展機制，大力推動金融業與實體經濟對接，建立和提升企業與金融機構的戰略伙伴關系，確保“走出去”的總量和質量穩步提升。

參考文獻：

[1] 馬瑜.重慶加快對外投資發展的現狀透視與路徑選擇[J].中國商界，2010，（5）：92-93.

[2] 方彥富，劉義圣.后金融危機與福建企業“走出去”[J].亞太經濟，2010，（1）.

[3] See Moses M.Ikiar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echnolgy Transfer，and Poverty Alleviation：Africa‘s Hopesand Dilemma，2003，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