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企業社會責任綜述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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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上市公司社會責任；財務績效；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 F27【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6-316-1

一、國外研究現狀

目前，有關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主要有三種：①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造成了成本費用，其與財務績效呈負向關系；②企業社會責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競爭優勢和提升生產效能，進而增加公司的財務績效，呈正向關系；③兩者之間并無關系或關系呈非線性。但認為兩者之間呈正向關系的文章還是占大多數。筆者總結了國外20 世紀90年代年以來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關系的主要國外文獻：

（一）正相關

JeffFreeman(1997)研究了對企業不負社會責任和非法行為反應的實證文獻，認為股市對那些不負社會責任和違法的企業持否定態度，證明了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與企業績效的正相關關系。Simpson和Kohers(2002)對美國所有的國有銀行1993年至1994年的企業社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他們以企業社會再投資行為排序作為企業社會績效評價，用資產報酬率和貸款損失率評價財務績效，也發現二者之間有著積極的關系。HuckMepeak和NinaTooley(2008)研究了DJSJ機構公布的美國56家社會責任方面履行良好的公司。發現這些公司從2002一2007年財務業績表現出眾，股票漲幅平均在101%以上，遠遠超過了標準普爾500指數中其他公司股票66.07%的漲幅，資產回報率更是高達38%，研究結果表明了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表現有著正相關關系。

（二）不相關或負相關關系

Mcwiliams和Siegel(2000)用KLD評價企業社會績效，用企業的1991―1996年度價值的平均值評價財務績效，結果發現企業社會績效與企業財務績效并無聯系。Seifert等人(2004)以財富1000家公司作為樣本，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對慈善活動與財務表現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企業的現金流對企業從事慈善活動的意愿有顯著影響，但是企業的慈善活動并沒有影響到企業將來的財務表現。Matthew Brine，Rebecca Brown and Greg Hackett(2007)以澳大利亞300ASX指數的277家企業為樣本，企業社會責任的數據來源于澳大利亞環境與水資源部門和道德研究中心提供的資料，以資產回報率、銷售回報率作為財務績效指標，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沒有顯著關系。此外Robert W. Ingram和Katherin B. Frazier(1980)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呈負相關。Brammer等人(2006)利用企業股票回報率檢驗了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表現的關系，發現兩者存在負相關關系。

從上述研究我們發現，對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衡量標準、采用的樣本、研究方法各不相同，所得出的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關系的結論也不一致，但兩者之間存在積極關系的結果還是占大多數。

二、國內研究現狀

我國對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的研究才剛起步，實證研究不多。李正(2006)以2003年上海證券交易所521家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用內容分析法衡量社會責任，用Tobin’s Q衡量企業價值，結果表明，承擔社會責任越多的企業，其企業價值越低。徐光華和張瑞(2007)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采用內部和外部主要利益相關者的財務數據，對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表現進行了分等級評分，對財務績效的衡量采用盈利能力和成長能力指標，實證結果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正相關。潘煜雙和姚瑞紅(2008)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情況與企業財務業績之間的相關性問題進行了研究，選用2005―2007年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主要對上市公司的半年度報告進行內容分析，結果表明，財務業績越好的企業，更傾向于披露社會責任信息。

可以看出，國外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關系研究，并沒有統一的觀點，但多數文章認為二者之間為正向關系，即大部分認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可以促進企業利潤的增加。國內對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關系研究還不是很成熟，大多停留在規范論述的層面，還很缺乏實證研究。因此，企業社會責任與績效的關系研究在我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1]李正.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的相關性研究――來自滬市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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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在眾多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闡述中，較為全面的是阿爾奇.卡羅爾（Archie B.Carroll）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企業社會責任指某一特定時期社會對組織所寄托的經濟、法律、倫理、和自由決定（慈善）的期望。”從定義可以看出，最基層的是經濟責任，然后是法律責任、倫理責任、慈善責任。但并不是要履行了經濟責任，才能履行法律、倫理或慈善責任，也可以同時履行多種責任。

理論研究

企業社會責任通常有兩種方法：利益相關者方法和企業治理方法。利益相關者方法考慮企業運營會影響或受其影響的各個群體，通過各方的利益平衡來實現企業社會責任；而企業治理方法則以企業為中心，通過企業治理來實現企業社會責任。從交易成本的角度來看，前者比后者的交易成本低。前者通常使用的工具是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des of conduct，簡稱CSRC），后者通常為一份利益相關者達成的協議。

在生產全球化的背景下，發達國家企業將制造過程轉移到欠發達國家。當地的供應商的激烈競爭導致競標價格的降低，進而導致降低勞動力成本和設備成本的壓力，出現“血汗工廠”等現象。這種現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政策制定者、消費者、無政府組織者和學者對此十分關注。應對社會的呼吁，跨國企業設計了跨國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來規范供應商的行為。中國在19世紀末引入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但是十多年來效果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好，出現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的實效問題。

實證研究

陳琳（2011）對國外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現狀進行了總結，將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分為規范性研究、描述/實證性研究和對策性研究三部分，各部分的研究都比較全面。

國內已有研究多數把影響因素歸納為政府、社會和企業三個大類，試圖建立一個描述作用機制的模型，單獨對企業的微觀研究則不多，對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提供具體的建議的幫助不大。但確實企業的某些特征對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產生影響。從波士頓大學對美國200多家企業的研究報告The 2010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可以看到不同的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數得分是不同的。

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測量問題，馮天麗，井潤田（2011）對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進行述評，提出現有研究存在的問題或困難之一是至今沒有一個理論上嚴謹、方法上全面系統、具有內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統一的衡量方法。

European Commission總結了當今世界重要的企業社會責任量具覆蓋范圍，發現所有企業社會責任的量具在范圍、目的、應用到具體企業、發展階段或價值的方面不是都具有可比較性。

研究啟示和展望

現有研究多以歐美等發達國家的企業為研究對象，缺乏對發展中國家企業情境的考察，由于制度和文化環境的不同，其研究結論的適用性尚有待檢驗。因此，中國本土化的研究是有意義的。

雇員是企業主要的社會利益相關者之一，同時也是企業的內部利益相關者，雇員的行為很可能會影響到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動機，因此研究員工的作用也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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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醫藥大學翰林學院，江蘇 泰州 225300）

【摘　要】在企業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時代，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尤其重要，同時隨著全球性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興起，企業社會責任越來越成為政府、企業、媒體和公眾的關注，進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也成為學者們研究和討論的熱點。本文主要介紹了近幾年國內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和評價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對進一步的研究提出展望建議。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CSR；利益相關者

0　引言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概念最早起源于20世紀的美國，是在美國經濟蕭條期，大型企業引發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經濟民主運動日益高漲的背景下產生的。

1　國內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研究綜述

20世紀90年代，企業社會責任進入國內，國內大多數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持有肯定態度，認為企業是社會的一份子，企業應遵守權責對等的原則，企業占了社會資源，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占有的資源越多責任越大。

1.1　國內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觀點

1990年出版的袁家方主編的《企業社會責任》是國內較早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著作。書中介紹了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并圍繞企業在納稅、自然資源、能源運用行為、環境保護、基本建設行為、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責任介紹了企業在各個方面的行為規范及法律責任。

劉俊海（1999）以企業社會責任和經營績效的相關性研究為依據，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為道德上的責任和法律上的責任，他認為企業不僅以最大限度為股東盈利作為唯一存在目的，應最大限度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包含員工、消費者、中小競爭者、當地社區、環境、社會弱者及整個社會公共利益等[1]。

盧代富（2002）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謀求股東利潤最大化外所負有的維護和增進社會利益的義務，企業社會責任包含對員工、消費者、債權人、環境、當地社區、社會福利和社會公益事業的責任[2]。

曹風月（2005）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即要對股東、雇員、消費者、政府和社區負責，另外提出了企業對環境的責任是不可回避的，因此，她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有6項內容，即股東、雇員、消費者、政府、社區和環境[3]。

周祖城（2005）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應該承擔的，以利益相關者為對象，包含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內的一種綜合責任[4]。

黎友煥（2007）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在某特定的社會發展時期，企業對其利益相關者應該承擔的經濟、法規、倫理、自愿性慈善及其他相關的責任，這個概念是目前內容較完整的、較嚴謹的、動態的定義[5]。

1.2　對國內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研究的評價

從企業社會責任進入國內以來，國內學者從各自不同的學科角度把握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基本上所有學者都認同企業必須承擔社會責任的觀點，近幾年很多學者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傾向于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定義。統觀國內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發展的20年，所呈現出的現象是：一是，研究成果少而且觀點片面；二是，缺少創新型研究；三是，注重企業社會責任的應用研究，而比較忽略理論研究。

2　國內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研究

至企業社會責任進入我國以來，學者們大多認可企業須承擔社會責任的觀點，在肯定的基礎上，我國學者采用各種科學、合理的評價方法對中國企業進行了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研究，常用方法有模糊數學評價法、層次分析法、綜合分析判斷法、主成分分析法、專家打分法等。

2.1　國內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研究的主要觀點

李立清（2006）在《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理論與實證研究》以湖南省293家企業為研究對象，這些企業包括石油化工企業、建筑業、采礦業、交通運輸業等9個行業，構建的指標體系包括勞工權益、人權保障、社會責任管理、商業道德和社會公益行為五個方面，這套指標體系不僅涵蓋SA8000的主要內容，而且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商業道德和社會公益兩個要素，然后采用主觀賦權法由不同領域的社會責任研究者、管理專家等確定權數，最后發放問卷讓企業針對自己的實際情況自行打分，應用模糊評價法評價湖南省293家企業的社會責任情況[6]。

李正（2006）在《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的相關性研究》中采用內容分析法的指數法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的高低，如果企業在年度報告中描述了各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作者構建的活動體系）的某一類，則分值為1，如果還有相應的金額再加1分，最后由小類得分加總得到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比較各樣本企業的得分[7]。

梁杰、王鐵成（2007）在《上市公司社會責任評價研究》中運用回歸分析方法，通過spss軟件技術對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標與財務業績指標進行回歸分析，并以分析結果為依據建立一般評價模型。運用模型對上市公司進行個體評價時，依據上市公司實際的財務業績指標測算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理論值，再與實際值進行比較，從而得出評價結果[8]。

牛麗文、符丹等（2008）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評價指標體系研究》中通過模糊數學的評價模型評價企業社會責任，首先建立科學的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活動因素集，然后分配權重，對這些因素分別進行評價，最后用模糊矩陣對其進行綜合評價，得出評價值，將評價值和事先建立好的評價集E={1.0，0.8，0.6，0.4，0.2}={優秀，較好，一般，較差，差}對比，找出相近的數值做出評價[9]。

2.2　對國內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研究的總結

以上講述了近幾年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研究，發現目前國內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研究趨于定量分析社會責任，定性分析的文章很少，定量分析的過程是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或其他理論，比如SA8000標準、社會契約理論等，構建定量指標體系，這些定量指標中或者是財務指標體系，或者要采用社會數據的指標體系，如污水處理費用，具體的數據方法是模糊評價法、主成分分析法、層次分析法、專家打分法、綜合指數法等，通過這些方法評價社會責任的結果都不一樣，不同學者從不同的學術角度研究社會責任。

3　結語

至企業社會責任傳入我國以來，國內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對于我國的研究者，應該繼續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借鑒先進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和實踐經驗，繼續開展本土化的探索，加強規范和實證研究，及早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進而引導政府制定與社會責任的政策法規，引導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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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祖城.企業社會責任：視角、形式與內涵[J].理論學刊，2005（2）.

［5］黎友煥.企業社會責任研究[D].西北大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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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正.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的相關性研究：來自瀘市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06（2）.

［8］梁杰，王鐵成.上市公司社會責任評價研究[J].集團經濟研究，2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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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CSR）；研究現狀；不同視角

[中圖分類號]F2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4）27-0061-02

1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于20世紀初首次在美國提出，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西方國家關于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已經相對成熟，而國內方面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起步較晚，到20世紀90年代，國內一些學者才開始對其進行研究，因此對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理解和研究還沒有西方學者的成熟和完善。一般認為，國內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最早的是袁家方，他在1990年主編的《企業社會責任》這本書中提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爭取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同時，面對社會需要和各種社會問題，為維護國家、社會和人類的根本利益，必須承擔的義務；同時他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劃分為不同的幾個方面，包括對職工、社會、能源、生態環境、消費者以及國家的責任[1]。自此之后，國內學者開始逐步關注起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由于認識角度和研究視角的差異，諸專家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劉俊海博士首次把社會責任納入公司治理研究的范圍中去，并指出公司社會責任是指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贏利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這種社會利益包括自然人的人權，也包括自然人之外的法人或非法人組織所享有的權利和好處，包括債務所有人、企業消費群、企業員工、企業的競爭對象、社會環境、社會弱勢群體、當地社區以及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等[2]，這一觀點的提出有力地批判了傳統的以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企業行為。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盧代富運用邏輯學的方法對各種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進行匯總和評析，進而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謀求股東利潤最大化之外所負有的維護和增進社會公益的義務[3]。李立清則認為最簡單的意義上理解，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除經濟責任、法律責任之外的“第三種責任”，并指出這種責任是企業在社會領域內對自身行為后果的“回應義務”[4]。在他看來，企業社

會責任最本質的特征在于它的“內生性”。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在我國也逐漸得到普及，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2006年3月國家電網了我國大陸企業首份社會責任報告，成為國內相關企業學習的表率，在這份報告中，企業社會責任是這樣定義的，即企業對所有者、員工、客戶、供應商、社區等利益相關者以及自然環境承擔責任，以實現企業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協調統一。

2 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

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顧名思義就是指企業對哪些對象或主體承擔社會責任以及具體承擔哪些責任。通過梳理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國內大多數學者在定義企業社會責任時就已涵蓋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張兆國，梁志鋼等基于利益相關者的研究視角，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企業對債權人、政府、供應商、客戶、員工和社區等其他利益相關者以及環境所必盡或應盡的責任[5]。王玲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包括對雇員的責任、對消費者的責任、對債權人的責任、對環境和資源的責任、對社會福利和公益事業的責任等，并進行了詳細的闡述[6]。李培林從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并指出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對投資者、顧客、員工、債權人、政府和社會環境的責任[7]。李曉丹根據國內學者的研究情況，將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作為劃分標準，把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歸納為企業對公司股東的責任、對公司員工的責任、對消費者的責任、對債權人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8]。按照現在的理解，一般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括對股東、對員工、對消費者、對所在社區和環境以及對社會所承擔的社會責任等，再進一步可歸納為四個方面的責任，也即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公益責任、道德責任四個方面。

3 企業社會責任的不同研究視角

3.1 利益相關者理論視角

企業社會責任的產生過程中形成了眾多理論，有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公民理論、社會契約理論等，而利益相關者理論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不僅有利于人們更好地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含義，還能明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所面對的對象和主體，也就是我們上文提到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國內關于這方面的理論文獻更是層出不窮，從利益相關者理論角度，金建江探討了企業社會責任觀，并指出企業不愿意去承擔社會責任的主要原因是企業決策信息的不對稱，建議在企業治理機構中設立一個“利益相關者委員會”來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從而使得企業積極地去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9]。辛杰基于消費者響應的視角，對國內外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指出了當前研究的不足之處并分析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在未來研究所需要關注的問題[10]。趙瑾璐，張志秋等在對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發展情況進行整理總結的基礎上，以利益相關者原理為出發點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內部及外部效應進行了福利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建議來完善我國的企業社會責任制度[11]。王陽，趙祥則把研究的對象放在傳媒企業上，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對傳媒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進行分析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相應的履行對策[12]。

3.2 其他主要的研究視角

除了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外，國內大多數學者都從不同的學科領域或多或少的進行了研究，鑒于文獻數量原因，在此，主要就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進行評述。王慧，王建瓊將企業生命周期理論引入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根據企業所處的不同階段依據不同的指標進行研究和評價，構建了一個動態的社會責任評價體系[13]。孫艷從中國對外開放的背景出發，基于貿易與投資視角分析企業社會責任實施帶來的影響，并指出企業要獲得長遠發展就應該實施社會責任的必要性[14]。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環境問題，因此發展低碳經濟勢在必行。王超就立足于此表明了低碳經濟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在統一性，并指出了我國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存在的不足之處[15]。閻澤睿，趙公民則基于元分析視角，從具體行業和領域、指標體系、相關理論、實證與應用及評價方法五方面對2005―2012年間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的研究現狀進行了歸整[16]。此外，更多的學者將研究方向集中在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上。溫素彬，方苑以46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數據為依據，運用面板數據模型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已經開始關注其社會責任，大多數企業社會責任變量對當期財務績效的影響為負，但是從長期來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其財務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這一結論顯然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特征相符合，由于企業社會責任這種正向影響的滯后性，企業為了短期利益往往不愿意承擔相應的責任，加上國家懲罰機制的不完善，更是“縱容”了這一行為。唐俊峰，李立峰則以2011年和2012年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為依據，對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夠提升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

4 結 論

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文獻的整理，可以使得我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發展脈絡有個清楚的認識，同時可以看出，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運用學科交叉的方法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并將研究逐步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但是從當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來看還不盡如人意，企業的短期的狹隘目光還一時難以轉變，因此，企業社會責任真正實施起來還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這其中需要企業、政府和個人共同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袁家方.企業社會責任[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2]劉俊海.公司的社會責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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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兆國，梁志鋼，尹開國.利益相關者視角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2（2）：13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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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辛杰.基于消費者響應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綜述[J].山東社會科學，2011（5）：163-166.

[11]趙瑾璐，張志秋，王子博.基于利益相關者角度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J].經濟問題，2013（12）：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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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慧，王建瓊.基于生命周期視角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9-12.

[14]孫艷.貿易與投資視角下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J].黑龍江對外經貿，2009（1）：55-57.

篇(5)

關鍵詞：聲譽機制；企業社會責任；綜述；實用性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5-0111-02

1企業聲譽和社會責任的界定

1.1 企業聲譽的含義企業聲譽是一個相對較新的研究領域，聲譽是對行為主體各方面行為能力的綜合反映，它依附于主體又相對獨立于主體，是行為主體的一項總體性的無形資產。聲譽從來不是自生的，它是在與社會的交往中形成。企業的社會地位、產品或服務質量、管理水平、經營狀況、員工素質、對社會和環境的責任、對公益事業的參與等都會影響到企業的聲譽，因此其具有綜合性；企業聲譽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具有長期性；企業聲譽不是永遠存續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企業持這以恒地努力維持和呵護，因此具有不穩定性[1]。

1.2 社會責任的含義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目前普遍認同的理念是：企業創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社會責任，包括遵守商業道德、生產安全、職業健康、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保護環境等等。基本的企業社會責任分為生產安全、職業健康和權益保障。目前，企業的社會責任主要集中在勞動合同、勞資糾紛、加班、職業健康、生產安全、權益保障六個方面[2]。

2企業聲譽和社會責任研究現狀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會使企業贏得良好的聲譽；而良好的聲譽又將促使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是一種良性循環，對企業對社會來講，都是一種雙贏狀態。當今國內主要從企業戰略層面和企業經營者聲譽評價兩個角度研究企業聲譽和社會責任。

2.1 企業戰略層面的研究企業戰略層面研究企業聲譽和社會責任，主要有以下幾個角度的研究：

2.1.1 供應鏈角度李莉在《BSCI實現供應鏈社會責任有效管理》中提出，社會責任事關供應鏈全局，許多國外企業，尤其是許多品牌商、零售商，本身并不生產產品，而是通過全球采購來完成其整個供應過程，因此，其聲譽就不僅僅局限于其自身，而且還牽涉到整個供應鏈。然而，越是規模龐大的企業，其供應鏈就越復雜，對供應鏈的管理就越困難。由此以來，如何有效管理供應鏈中的社會責任符合狀況便成為許多企業亟需解決的問題[3]。蔣貞蕾在《供應鏈社會責任風險管理的“四部曲”》中講到，供應鏈社會責任風險管理，關系品牌的聲譽、員工的道德凝聚力和士氣，以及消費者認同，是品牌公司經營全球供應鏈不能省略的必要步驟[4]。

2.1.2 利益相關者角度在研究聲譽機制和企業社會責任領域里，利益相關者理論應用的最多。麥影的《CSR對企業競爭優勢貢獻的模型研究》中提出，由于企業聲譽源于企業利益相關者。因此，企業必須對其利益相關者負責。也就是說企業對其利益相關者履行社會責任，影響企業聲譽，從而影響企業競爭優勢。反過來說，企業擁有良好聲譽，也會促使有利于企業的社會責任反應的產生，因為企業聲譽決定了公眾對企業的態度，且產生的效應對企業更加有利[5]。石丹的《CSR現在進行時》中說，企業聲譽和企業公民行為常常影響其海外經營能力，或者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作為一個優秀企業，公民的聲譽很重要，而且企業公民的透明性和責任感能夠提升品牌的形象和商譽[6]。龔宏斌的《從“毒奶粉”事件審視企業社會責任》中說，對許多企業而言，賦予社會責任的優先地位并非總是意味著一種非生產性的成本支出或資源負擔，而是一種強化企業聲譽以及利益相關者支持與信任的一種手段，是企業賴以成功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7]。賴勝強的《從三鹿事件看企業聲譽管理》，指出企業聲譽是企業的重要無形資產，其本質是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信任。企業通過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在謀取自身的經濟利益的同時關注相關利益者的訴求，加強與相關利益群體的溝通，可以獲得他們對企業的贊譽從而提高企業的聲譽[8]。

2.1.3 財務效應角度高志強在《保險公司聲譽管理研究》中說，保險公司聲譽管理的關鍵，是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在經濟發展與社會貢獻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既為股東創造價值，又為社會作出貢獻，從而建立良好的聲譽。從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盡管聲譽管理需要一定的成本，但其產生的巨大效益遠遠超過成本[9]。李新娥、張志君的《從上市公司人氣指數看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中提到，關于企業社會責任，企業業績和良好的企業聲譽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且這種聯系足以影響公司長遠的發展[10]。姜啟軍的《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經濟績效的關系分析》提出，從長期和短期看，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經濟績效的關系是不同的，通過建立模型分析，在短期內， 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的利潤不一定超過不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的利潤。如果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的產品的價值，與不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的產品的價值不能有效地區別，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的利潤要小于不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的利潤[11]。胡俊苗的《我國構建和諧社會中的CSR研究》中講到，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并不總是和利潤減少相聯系，從長遠看，CSR與企業經濟效益是均衡的。符合社會公眾利益的行為，或者是引導顧客向著有益消費結構變化的行為，會使企業因顧客的青睞而獲得豐厚的利潤[12]。

2.1.4 聲譽激勵角度企業承擔社會在責任不僅僅只是企業的負擔，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上的投資回報是客觀的：創造并提升企業品牌、強化企業競爭優勢、吸引并保有優秀人才、提高市場評價、穩定自身發展等[13]。在這塊領域的研究也很多。孟麗彥的《恪盡社會責任，提高企業聲譽――讓企業成為社會的公民》中說，恪盡社會責任能提升企業的社會聲譽，形成企業的一項無形資本，提高企業員工凝聚力，培育企業文化[14]。姜啟軍的《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因分析》說道，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提高企業聲譽和降低風險、提高生產效率和員工滿意度、優化競爭環境，有利于提升企業的競爭力[15]。韓晶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博弈模型分析》中提出，政府對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的監察力度越大，處罰力度越強，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的成本就越高，企業就越樂于履行社會責任；企業從履行社會責任中獲得的聲譽激勵越大,激勵時間越長,企業就越樂于履行社會責任[16]。李超、方桂榮的《試論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作用及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中概括出，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有：進一步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立法與司法、企業自我約束機制、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監督[17]。

2.1.5 組織聲譽角度金康偉、王水嫩的《論企業聲譽管理》提出，企業聲譽是企業所有社會行為、商業行為的凝結。如果把企業聲譽比作企業所擁有的“人格魅力光環”，那么這個光環是由企業的所有行為及結果所折射的道德光芒所形成的。當企業的行為遵守國家的政策、法律，符合社會習慣及公眾的道德評價標準時，該行為就會為企業聲譽光環增添光彩。因此企業聲譽的培育，需要企業長期地從各個方面一點一滴地積累，踏踏實實地做好企業該做的事，自覺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18]。陳艷的《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內部營銷的新杠桿》中提到有些企業的員工常常發現自己不得不在外界面前捍衛企業的聲譽，尤其是跨國企業，他們可能要在當地公眾和媒體不歡迎甚至敵對的地區進行經營，比如說沃爾瑪公司在很多地區都遭到了大量非議，因為當地群眾將其視為威脅當地小型競爭者的零售巨鱷。這些非議很顯然會對企業造成不良影響，但是更重要的是會傷害到員工的自尊心。研究表明，企業可以通過一些CSR活動向外界人士傳遞公司的核心價值觀和道德規范，改變這些外部的負面形象[19]。鄭文哲、王水嫩的《企業聲譽的概念、特征及培育、維護》中提到，現代企業必須在自覺履行其社會責任過程中培育、積累聲譽。當面臨公關危機時，要妥善處理危機以維護企業聲譽[20]。

2.1.6 消費者感知視角黃春新的《基于消費者感知視角的企業聲譽影響因素研究綜述》中提出，企業聲譽是一個相對較新的研究領域，并沒有完全統一的定義。文章在綜述以往聲譽研究的基礎上，將消費者認知的企業聲譽單獨進行剖析[21]。盧東、李俊偉、寇燕的《企業社會責任感知與期望對企業聲譽的影響研究》一文提到，企業聲譽受消費者感知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又受到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期望的調節。文章從期望模型出發，分析不同期望條件下，消費者感知的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聲譽的影響[22]。

2.2 企業經營者聲譽評價的研究繆榮、茅寧的《公司聲譽管理模型探討》中提到，以公司公民行為為基礎的公司聲譽管理模型，公民的行為作用于媒體、顧客、投資者、雇員、合作伙伴、社區、管制當局、行動主義者，并且從每一類利益相關者處獲得支撐的承諾才能建立良好的聲譽[23]。

孟炯的《基于企業安全責任的聲譽模型》中，運用博弈論中的聲譽模型對b類廠商較好履行安全責任的動力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b類廠商履行安全責任的動力在于消費者判斷出廠商為g類的概率是否足夠大，g類廠商的良好的聲譽對b類廠商有激勵和制約作用[24]。

喻國明的《媒介的聲譽管理：構建維度與輿論尺度》指出，同類平均線尺度是比較級意義上的評判尺度，即在同類媒介、同級別(指不同行業、但在規模、影響力等方面相仿)媒介的各自表現中取中值《即平均線)作為衡量的標準尺度：高于平均線的，報以美譽；符合平均線的，判為合格；低于平均線的，則給予惡評。因此，達到平均線是輿論對于媒介責任擔當表現的最低限。這條平均線由輿論期待和社會慣例構成，媒介要做的，是尊重平均線，使自身的行動盡量高于、至少不能低于平均線標準。這是媒介履行社會責任、保持其聲譽的“底線”[25]。

任巧巧的《企業的社會責任與企業聲譽》中指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聲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聲譽體現了評價企業效率的兩個維度：經濟績效和社會責任魯行情況[26]。

周延風、肖文建、羅文恩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對消費者關于公司聲譽評價的影響》中通過實驗法對410名學生的測試，探討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消費者關于公司聲譽評價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 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對消費者公司聲譽評價有顯著影響[27]。

張自偉、孫桂平的《石油企業聲譽評價體系的構建》中，從經營業績（60%）和社會責任（40%）兩個方面構建石油企業聲譽評價體系。經營業績評價指標由四個一級指標構成：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成長；社會責任評價指標由四個一級指標組成：社會影響、人權保障、環境保護、資源耗費[28]。

謝佩洪、周祖城的《中國背景下CSR與消費者購買意向關系的實證研究》中，構建一個包含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良好公司聲譽、消費者企業認同和消費者購買意向在內的概念模型，并通過結構方程模型方法對模型進行實證檢驗，以探索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購買意向產生影響的內在機理。研究結果表明，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不僅對消費者購買意向產生直接的正向影響，還可以通過良好的公司聲譽和消費者對公司的認同感對消費者購買意向產生間接的正向影響，而且，間接作用的強度要遠遠大于直接作用：公司聲譽和消費者企業認同是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對消費者購買意向起影響作用的中介變量[29]。

3總結與展望

嵌入聲譽機制的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戰略層面的研究較多，但都只說明兩者互相促進，未能深入說明怎樣運用聲譽機制來提升企業社會責任，缺乏運行機制來推動。企業經營者聲譽評價的研究在國外研究比較成熟，國內的研究深入性不夠，一般只把社會責任作為聲譽機制評價的一個重要標準來建立模型，但實用性還待考察。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無論是企業戰略層面的研究還是聲譽評價的研究，都應更注重實用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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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財務績效；利益相關者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7）02-29 -03

一、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進展

（一）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研究

現代企I社會責任最早開始于西方國家，由于在機械化生產的條件下，勞資沖突愈來愈劇烈，企業在工人和政府部門的雙重壓力下開始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但是早期的學者們對于企業是否應當履行社會責任存在爭議。

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企業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他們要么將企業社會責任當成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一個途徑，要么不贊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哈佛大學教授Levitt（1958）堅持認為社會問題應該由當局政府解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一種越權行為，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不利于企業的成長，甚至對企業是有危害的；Friedman（1970）贊同企業應當以經濟績效為目的，而非社會績效。他認為企業負有的且唯一的責任就是充分利用其所能控制的資源，盡可能地為股東謀取利潤。

部分專家學者則贊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Sheldon在1924年最早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概念，他認為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盈利組織，應該把道德因素包含在企業社會責任之中；Bowen（1953）在《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一書中強調企業社會責任是商人以相關政策為準則，以服務社會為目標采取的具體行動；Steniner（1971）指出企業規模的擴大會使企業獲取更多的利潤，因此規模越大的企業應該對社會做更大的貢獻。這些學者都超越了以往以經濟績效為企業目的的觀點，強調企業應當回報社會，承擔社會責任應當成為企業的一種自愿行為。

學者們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進行了深入研究。Carroll（1971）整合了經濟和社會兩個側面，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與自覺責任4種，在1991年將自覺責任正式確定為慈善責任；Elkinton（1997）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分為經濟底線、社會底線和環境底線；殷格非和崔怡（2005）認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建立完善的社會責任管理體系，其二是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沈洪濤（2005）認為我國的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在特定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不僅實現自身的經濟績效，而且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

（二）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研究

利益相關者理論指出公司在治理中應該對不同利益相關者履行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理論豐富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促進了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Berle（1962）提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夠讓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產生信任，這對企業是有好處的；Ansoff（1965）在其所寫的書中提出企業要實現其目標，應該平衡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與沖突；陳宏輝，賈生華（2002）認為只有充分考慮并滿足其利益相關者的需求，才能實現企業的目標；World Business Council（2005）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做出的承諾，要和員工、員工家庭、當地社區和全社會一道，促進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并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易開剛（2009）巧妙地運用博弈論構建企業社會責任系統化的理論模型，最終得出實現企業社會責任是各個利益相關者共同博弈的結果。

二、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研究

將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分為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起積極作用、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起負面作用、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無直接關系和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相互促進四個方面，并對相關文獻進行總結。

（一）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起積極作用

大部分學者贊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可以促進財務績效。Moskowitz（1972），Preston & 0`Bannon（1997），分別以大公司的數據為樣本，驗證得出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是正相關；Simpson & Ko-hers（2002），Ahmed（2012）等通對金融企業進行研究，認為社會責任績效能夠促進企業財務績效；Oeyono，Samy & Bampton （2011）通過對印尼公司的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是有益的；唐芹和鄭少鋒（2013）通過對金融業分析得出企業對員工、股東、社區和政府履行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是正相關；Mishra & Suar（2013）發現環境責任是重要的，企業如果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關注和保護環境，對于提高財務績效是有幫助的。

（二）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起負面作用

一些學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不利于財務績效的。Ingram & Frazler（1980）通過對40家企業有關環境方面的年度報告進行研究，得出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是負相關；溫素彬和方苑（2008）通過對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構建CSR利益相關者滿意機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會降低企業的財務績效；高敏（2013）認為企業應當對利益相關者履行社會責任，通過對食品行業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企業對員工、顧客和政府的社會責任不利于財務績效；Amran（2014）對尼日利亞股票上市的68家公司的年度報告中提取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數據進行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結論。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無直接關系

由于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因素很多，企業面對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也會采取不一樣的行為，一些學者通過多因素綜合考慮，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是互不影響的。Ullman（1985）認為由于兩者關系中存在很多中介影響因素，因此很難找到一種合適的理論對兩者的關系進行解釋，所以他認為兩者之間是沒有影響的； Van der Laan（2008）指出因為利益相關者本身存在異質性，而且他們的感知反應不同，因此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企業財務績效關系是不明顯的；Ilhan-Nas，Koparan & Okan（2014）通過分析63家上市公司在土耳其境內的子公司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是不相關的。

（四）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相互促進

由于大部分學者只是單方面地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單向關系，為了更好地探索兩者之間存在的關系，一些學者通過實證分析，選取特定行業的數據對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雙向關系進行研究。

施佳（2008）選擇了制藥、化工品等幾個板塊在上海、深圳交易所掛牌交易的多家上市公司2006的年報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是雙贏的，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會提高商譽和形象，從而促進財務績效的提高，同時好的財務績效也會使企業更多地負擔起社會責任；李連華和陳鈺（2012）通過對杭州市化工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和財務績效進行分析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和其財務績效之間是互為因果；朱蘭蘭（2015）通過選取滬深兩市2012-2013年農業和食品業（包括農副食品加工業和食品制造業）的A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進行分析，認為我國農業和食品業企業積極履行當期CSR對于提升當期企業績效有一定的幫助，同時，根據實證檢驗結果可知，企業同樣必須注重CFP的提升，這對企業履行CSR也有幫助。

三、結論與研究建議

對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越來越多的企業愿意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并且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到企業的戰略規劃當中。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仍然在不斷豐富中，可能還受到文化差別、地域差異等因素的影響（David，2002；李雙龍，2005）。因此，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學者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

當前，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是學者和業界關注的熱點。部分研究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夠促進財務績效的提高，但也有不少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無直接影響，甚至對財務績效具有負面影響。近年來的研究則進一步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不一定是線性的，可能呈現一種U型關系（Barnett & Salomm，2002）。研究還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可能會出現動態影響，企業很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可以提高財務績效，同時財務績效的提高也促進了企業更加熱衷于承社會責任。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回顧與總結，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1. 通過時間序列的角度去研究兩者之間的動態關系。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相互影響并非是靜止的，需要考慮時間上的延展性。由于行為與績效的關系受到時間的影響，因此，我們不僅要研究當期的關系，更要通過多期數據去發現這種連續的滯后的關系。

2. 通過對不同行業之間或者不同性質的企業的對比來分析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關系。由于行業和企業性質的不同，企業的運營模式和盈利效果也不同，因此，如果能夠從橫向去對比企業社會責任在不同行業或不同性質企業之間的財務績效影響，這對政府部門規范和引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3. 通過考慮文化情境，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不同國家的文化和社會背景會影響企業文化和戰略制定，從而影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考慮文化因素的調節作用，通過跨國的研究更能夠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在全球的差異和共同點，這對企業進行全球化發展也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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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消費者響應視角；內在響應；外在響應

[中圖分類號]F2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37-0041-03

1引言

總體來看，對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闡述大體分三個過程：狹義的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回應—企業社會績效。一般認為英國學者Oliver Sheldon（1924）最早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概念。1953年Bowen的著作《商人的社會責任》被認為標志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開始。20世紀60年代消費者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等外部環境的變化，使企業必須對社會壓力做出反應。進而在20世紀70年代催生了企業社會回應（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的概念。企業社會回應將企業看做比較機械的“刺激—反應”系統，其重點在于對普遍性社會問題所帶來的壓力的制度化回應。它提出的本意在于避免狹義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觀性和含混性，但在實踐中它卻陷入了困境。因此，學術界不得不另外創造出一個更精確的概念——企業社會績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這一概念于20世紀80年代形成之后，迅速主導了廣義的企業社會責任的主流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利益相關者理論被認為是可用于評估企業社會責任的“最為密切相關”的理論框架，企業社會責任和利益相關者兩大理論從而出現了全面結合的趨勢。究其原因，一方面，利益相關者理論為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另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又為利益相關者理論提供了實證檢驗的方法。消費者是企業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因而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行為和態度影響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

進入21世紀，從消費者角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更聚焦在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響應關系的研究上。因此，本文試圖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對中西方學者關于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響應關系的研究進行梳理，并總結基于消費者響應視角的企業社會責任在研究中所關注的問題和現有研究的不足。

2消費者響應視角

消費者響應是消費者在確定品牌、購買率、購買數量時進行的決策，是消費者在特定的環境中，形成的忠誠程度與印象評價。Holbrook和Hirschman（1982）提出特定的環境與消費者之間存在響應系統，即認知—影響—行為。Melissa A. Martin（2002）進一步研究表明消費者對產品中只會產生響應，既包括心理上的響應，也包括行為上的響應。在此基礎上，Bhattacharya和Sen（2004）將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響應分為兩種類型：一是關于消費者對企業意識和對企業評價態度的內在響應；二是關于消費者對企業產品和服務的購買意向及購買忠誠等的外在響應（Bhattacharya&Sen，2004）。他們認為企業進行企業在社會責任活動首先會使消費者產生內在響應，然后再轉化為外在響應，雖然消費者的內在響應和外在響應都會對企業產生影響，但外在響應對企業收益的影響更為直接。這個研究框架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研究消費者是如何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做出響應的。因此，本文在這一研究框架下對中西方現有文獻進行梳理和總結。

近幾年來，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響應的研究已成為一個熱門的研究話題，連續幾年都有這方面的文章發表于頂級學術期刊上。而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響應研究的重點也從對較易觀察的外在觀察變量的研究轉向對潛在變量的研究上，這個轉變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該領域的研究已經開始走向成熟。

3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在響應

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在響應是指消費者因為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而產生的內在心理狀態的反應。它是消費者對自身心理活動的一種感知，因此并不能直接為企業帶來可預知的收益，也沒有可供直接觀察的有形結果。但這些內在響應的結果會對企業和社會事業都產生重要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內在響應過程主要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產生意識；其次，消費者對產生的意識進行歸因；最后，消費者形成對產品和公司的態度。

意識是指消費者是否感知到了企業在CSR領域的努力。這是消費者能夠對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做出響應的首要條件。也就是說當消費者對企業在社會責任領域的努力一無所知的話也就無從談起消費者會對企業產生什么心理上的感受了。早在1975年，Webster就開始研究消費者的社會意識，他認為具有社會意識的消費者愿意考慮自己消費行為的公共影響，并希望通過自己的購買行為來影響社會（Webster，1975）。基于前人對消費者社會意識的研究，Mohr，Webb和Harris提出了社會責任消費者行為（socially responsible consumer behavior， SRCB）的概念，并認為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感知水平受人口統計特征的影響（Mohr，Webb&Harris，2001）。國內學者郭紅玲（2006）也對不同人口特征（如學歷、收入水平）的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差異進行了調研，得出了與之相似的結論。

歸因是消費者如何看待企業參與這些社會責任活動的動機。歸因決定了消費者響應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程度。消費者經常會對企業參與社會責任活動的動機產生疑問。消費者認為僅僅因為企業參與了社會責任活動并不能排除該企業不是一個唯利是圖的企業，因為有時候企業參與社會責任的動因并不是出于道德或者責任感，而僅僅是為了減稅或者掩蓋其他的不良因素。因此，歸因首先受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與消費者契合度的影響。企業在從事社會責任活動時，如果希望得到消費者回報，其所從事的社會責任活動就必須與營銷的目標群體保持高度的一致，并根據消費者的特點來選擇所從事的推動社會責任的事件（Drumwright，1996），因為消費者會重視所感知到的企業社會責任與其自身的關聯（Creyer&Ross，1997）。對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歸因的研究，使企業社會責任支持（support of CSR domain，CSR support）的概念出現，進一步研究發現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支持程度不同使消費者對企業形象的感知不同，高支持的消費者更傾向于認可具有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Sen&Bhattacharya，2001；Mohr&Webb，2005）。

態度是消費者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行為的評價。通過意識和歸因，消費者會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產生態度上的響應。消費者的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態度越積極，就越會促使其將這種態度轉化為對企業的外在響應。通過研究發現，積極的企業社會責任讓消費者做出積極的產品評價，消極的企業社會責任會損害消費者對產品的評價（Brown&Dacin，1997）。并且，當企業采用不道德行為時，無論產品本身質量如何，消費者對企業的評價仍是消極的。不道德的企業行為對企業聲譽的毀壞度也遠遠大于道德的企業行為所帶來的企業聲譽的提升度（Folkes & Kamins，1999）。積極的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行為影響消費者態度還表現在對企業負面信息進行抵御，即消費者會通過愿意忽略甚至原諒企業非蓄意的偶發過失來支持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和傳播良好口碑，即將對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的良好印象告訴給他們的朋友、家人和同事們，并向他們推薦這些企業（Bhattacharya & Sen，2004）。

4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外在響應

消費者的外在響應是指消費者對涉及企業社會責任的營銷行為所作出的購買行為和品牌忠誠等的反應。目前學術界主要從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購買意向的關系和企業社會責任與顧客忠誠兩個方面對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外在響應進行研究。并且，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外在響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購買意向的關系上。而現有文獻中對企業社會責任是否能引發顧客忠誠的探討仍然比較有限。

最早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購買意向的關系是通過實驗方法完成的。Lafferty和Goldsmith利用廣告和報紙來控制代言人和企業可信任度，積極的企業可信任度通過企業在環保和慈善方面的貢獻來體現，結果顯示企業責任對消費者購買意向有顯著影響（Lafferty & Goldsmith，1999）。之后，Sen和Bhattacharya（2001）研究證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水平會對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產生直接的影響（Sen&Bhattacharya，2001）。但這種直接影響將受到一定條件的限制，比如，感知產品質量（周延風，羅文恩和肖文建，2007）、價格水平（常亞平，閻俊和方琪，2008）、公司聲譽（謝佩洪和周祖城，2009）和消費者類型（馬龍龍，2011）都會對消費者購買行為起重要調節作用。可見，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購買意向的影響過程十分復雜，環節眾多，直接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水平會對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產生直接的影響具有一定局限性。

雖然消費者購買行為的研究對企業具有重大意義，但一個品牌的成功不僅取決于購買其產品一次的消費者數量，而更重要的是那些經常購買該產品的消費者數量。進而，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對顧客忠誠的影響已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但現有文獻中對企業社會責任是否能引發顧客忠誠的探討仍然比較有限。部分研究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會間接作用于顧客忠誠（Salmons&Bosque，2005）。金立印（2006）的研究也證實了企業社會責任能有效地提升消費者對企業的信賴度和忠誠度。Marin等（2009）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有兩條路徑影響顧客忠誠：第一，通過提高顧客對公司的正面評價，使顧客有更強的購買意愿，外在則表現為更高的行為忠誠；第二，增強顧客的心理認同感，進而導致更高的態度忠誠（Marin，Rutz&Rubio，2009）。

5現有研究局限及結論

基于消費者響應的視角，國內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進一步研究，應重點關注以下幾方面的不足。

第一，現有大部分研究暗含的假設是消費者感知的企業社會責任等同于企業實際的企業社會責任，或者說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在企業和利益相關者之間是對稱的。而這一假設應該受到質疑，因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在企業和利益相關者之間不是完全對稱的，企業做得好與不好并不等同于利益相關者覺得好與不好，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解讀是一個有待研究的過程。因此，需要加強直接針對消費者的企業社會責任溝通的研究。

第二，現有的研究以探討西方國家的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響應為主體。國內學術界雖有一些論述，但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鮮見從消費者角度定量分析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的響應。在西方國家，受其社會背景、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公眾的社會責任意識相對較強。而我國社會經濟近些年雖然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中國仍屬于發展中國家，公眾社會責任意識的差異性也十分顯著。所以，針對我國的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如何認知，而這種認知又如何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的內在響應和外在響應還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

第三，現有的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確實會影響顧客購買意向，但影響機制較為復雜。比如，感知產品質量、價格水平、公司聲譽和消費者類型都會對消費者購買行為起重要調節作用。因此使直接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水平對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產生的直接影響具有一定局限性。

第四，現有研究對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響應之間的關系存在著不一致的研究結論。例如，有些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并不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的態度或購買意向，而有些則表明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對消費者認知有顯著的正性影響；有些研究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只通過間接的方式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評價，而有些研究結論則表明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可以以直接的方式影響消費者的產品評價和購買意愿。

第五，學術界對于消費者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重點多集中在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的購買意向和行為上的影響，而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對顧客忠誠的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使得對于從消費者響應視角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存在缺陷和不足。

自我國加入WTO以來，跨國公司的大量進入，使市場競爭愈演愈烈，企業越來越重視消費者的行為，并以“顧客至上”為經營理念，全面履行對消費者的責任。我國已有部分企業開始每年定期頒布社會責任報告，表明企業意識到維護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益是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盡管如此，現在無論是食品行業、紡織行業、化工行業還是釀酒行業，消費者被侵權的事件仍頻頻發生，并存在一些對法律及顧客導向意識淡薄的企業。可見，與國外的企業相比，我國企業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表現一直處于劣勢。因此，要想讓國內企業更加積極主動去承擔社會責任，就需要站在消費者響應視角上來研究國內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在和外在響應，這將有助于企業有針對性地制定營銷策略，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在我國的開展，促使企業不斷提高商品和服務質量，進一步維護消費者權益，從而最終實現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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