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優化會計環境。一般認為，會計環境主要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等因素。不難看出，這些因素均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并構成了社會科學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些因素的發展變化無疑對會計的發展變化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這已被諸多的研究成果所證實。通過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共性，更清晰、更全面地認識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內在聯系，更準確地把握影響會計學發展深度、發展廣度、發展方向的各項外部環境因素，從而為會計學更合理、有效地適應環境的發展，更好地發揮會計學的職能作用提供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可以了解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差異，把握各自的矛盾所在，更深入了解有關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體系、方法體系等方面的特殊性，對各個會計環境因素為何作用于會計、如何作用于會計、何時作用于會計。作用于會計的程度等問題，提供更為清晰的思路，使我們更全面、深入、客觀地認識和利用會計環境，通過會計對有關環境因素的反作用，實現優化會計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

2．認識會計學本質。關于會計學的本質，主要有生產力論、生產關系論、上層建筑論、產權論等觀點。很顯然，會計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同樣，會計學作為管理類中工商管理下的二級學科，仍然沒有脫離社會科學。因此，會計學不可能具備生產力性質，而作為管理類的學科專業，又不可能僅僅是一門技術、藝術、方法，也不可能僅僅以提供財務信息為目標。從資金運動及其所體現的財務關系看，會計學具有一定的生產關系性質；從會計準則、會計制度角度考察，會計學具有一定的上層建筑性質；從會計等式及其反映和監督的內容分析，會計學又具有一定的產權性質；從會計專業的學科地位及其工作性質考慮，會計學又屬于一項管理活動。從現有這些觀點看，會計學作為系統化的會計知識體系，本質上是有關產權方面的管理活動，這是基于會計學是經濟學的組成部分、是管理類中工商管理的二級學科所得出的結論。這一結論的正確與否，雖然有待于我們理論上的進一步討論和實踐中的不斷印證，但卻是與會計學的社會科學性質密切相聯的。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也必然帶來對這一問題更科學、更合理的認識。

3．夯實會計研究基礎。會計學作為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子學科，其發展和完善有賴于其他學科、尤其是相關學科的發展和完善，并以其相關上一級學科為基礎。通常認為，會計學的理論基礎是政治經濟學，也有人認為哲學、數學同樣是會計學的理論支柱。實際上，會計學的理論基礎與一定的經濟體制有關。在計劃經濟下，會計的主要任務是反映和監督國家計劃的完成進度及其結果，企業會計作為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手段，本質上已被納入國家財政體系，形成了國家宏觀上的大財政和企業微觀上的小財政，會計工作、會計研究與財政工作、財政理論形成了緊密的關系，這時會計學的理論基礎是政治經濟學和財政學。在市場經濟下，會計學的理論基礎應是經濟學（含西方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和金融學，許多新的會計問題均源于此，比如產權會計學問題、委托會計理論、衍生金融工具會計問題外幣拆算會計問題、通貨膨脹會計問題等等。當然，與會計學理論密切相關的還有哲學、邏輯學、倫理學、社會學、行為科學等學科。不管怎樣，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是深化會計研究、強化對會計理論基礎的認識、構筑更加扎實的理論根基的需要。

4．加深會計研究深度。實踐證明，作為一門應用經濟學，會計學也是一門技術性很強的科學，為企業的經濟管理服務，因此才有技術論、工具論等觀點。但這不等于會計學沒有理論，否則也就不會產生各個會計學流派。而會計理論作為會計學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深度有賴于相關學科的深入了解及其理論的借用。例如，規范會計學派與實證會計學派的產生，源于經濟學中的規范研究、實證研究，而這些研究方法又來自于哲學中的方法論。研究會計問題，既要深入會計學內部把握其精髓，又要站在會計學之外的經濟學。管理學、哲學甚至倫理學等角度冷靜地分析會計，所謂“跳出會計看會計”、“跳出會計研究會計”的道理即在于此。惟有如此，才能增強我們研究會計的客觀性，減少和避免偏見。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為此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臺和機會。目前采用經濟學、倫理學、行為科學等視角研究會計問題，對會計學的發展所作的貢獻，就是一個典范。

5．拓寬會計研究領域。關注和加強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可以在它們的共性與個性中發現新的有用的結合點，進而拓展會計學的研究范圍，擴大會計學的研究視野，借鑒其他學科有關原理、理論豐富會計學，甚至形成新的邊緣會計學科。管理會計、產權會計、行為會計、破產會計、會計哲學、會計心理學。會計倫理學等邊緣學科的形成，都是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比較研究的典型成果，是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融合的結果。而三式簿記對物理學中的動力、摩擦等概念的引用以及現金流量表對物理學中的流量概念的引用等，是會計學與自然科學結合的結果。

6．完善會計學科體系。在現代會計學中，一方面會計學科不斷分化、細化，向縱深發展，使會計學科體系呈現出一種遞進的、專門化的趨勢，另一方面會計學科又不斷綜合，邊緣學科不斷涌現，使得會計學科體系呈現出一種橫向的、綜合化的趨勢。前者是會計學本身發展規律的結果，后者則是會計學與其他學科的比較、融合的具體體現，尤其是與其他社會科學比較的結晶。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這種既矛盾又相互促進的趨勢之所以將持續下去，是因為這是一種科學發展的必然規律。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也必然帶來會計學科體系的深刻變化甚至革命。

7．把握會計學發展方向。20世紀以前的會計學，主要是研究記賬、算賬、報賬的理論和方法，實際上是簿記理論的研究，這與當時社會生產力及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社會科學概念的形成及其突出作用的發揮，只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事。會計學中的管理會計形成于50年代。發展于60～70年代、更新于80～90年代，與同期有關社會科學的發展線路是基本吻合的。研究其他社會科學，進行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可以從中總結和發現會計學的發展方向，以增強會計學研究的主動性、自覺性和能動性，提高會計研究效率、改善會計研究成果。

8．發現會計研究中的問題。既然有關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預示著會計學的發展方向、引出新的會計學問題，那么通過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就容易發現會計研究中的問題。比如，有人將會計研究方法分為規范研究法和實證研究法兩類，但將某個問題的研究也歸結為規范研究或實證研究，并不科學。因為如果從邏輯學、哲學角度考察，規范研究中包含著實證研究，或者理論實證，或者實務實證；而實證研究中也離不開規范，實際上，實證研究中的假設條件本身就是一種規范。再如，一般認為，會計的對象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運動，而資金運動是價值運動的貨幣表現，那么財政的對象、稅收的對象又是什么？籠統的將價值運動（資金運動）作為會計的對象，必將模糊會計學與有關社會科學的界限，侵占其他有關學科的“領地”，造成學科間的混亂，因為劃分不同學科的根本界限在于不同學科的研究對象。如果不進行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則很難發現這類問題。

篇(2)

一、學科種類對比

據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數據顯示，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來源期刊共有學科種類25個(2012—2013年把語言學分為中文、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外語3類，為了便于對比，同時與2014—2015年和2017—2018年歸類相同，統一歸到語言學類)，各學科種類從表1可知，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來源期刊中經濟學、高校綜合性學報和綜合性社科期刊3個學科種類連續3期占據前三強，且期刊總和占比達36%;共有10個學科種數呈正增長，增長率最高的學科是，達75%。其次是人文、經濟地理，達71．43%，社會學、體育學、藝術學、法學、哲學、語言學、歷史學和經濟學8個學科同比增長11．11%，10%，10%，9．52%，8．33%，4．35%，3．85%和2．73%;有2個學科種數呈負增長，分別是政治學、綜合性社科期刊，分別同比下降10．25%，4%;而高校綜合性學報、教育學、管理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中國文學、新聞學與傳播學、民族學與文化學、考古學、心理學、外國文學、環境科學、統計學、宗教學13個學科種類沒有增減。由上分析可以看出，經濟學、高校綜合性學報和綜合性社科期刊3個學科期刊總和占CSSCI來源期刊總數的三分之一之強。這表明在獨立自主的大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類和綜合性期刊發展優勢明顯，且經濟類期刊呈增長態勢。同樣，學科類期刊的快速增長，說明國家把“深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首要任務”。

二、出版地對比

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來源期刊出版地具體分布情況詳見表2．從表2可知，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來源期刊出版地覆蓋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未列入統計)。三期CSSCI來源期刊出版地均集中在北京市(228種)、上海市(50種)、湖北省(29種)、江蘇省(26種)、廣東省(20種)、湖南省(17種)、吉林省(16種)、陜西省(15種)、四川省(14種);其他省、市、自治區CSSCI來源期刊從13種到1種不等(計算3期數據平均值，因是期刊種數，故四舍五入法取整數)。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三期CSSCI來源期刊中，北京市分別以42．06%(2012—2013年)、42．03%(2014—2015年)、42．42%(2017—2018年)的比例獨占來源期刊出版地鰲頭;上海市、湖北省、江蘇省、廣東省、湖南省、吉林省、陜西省和四川省則分別以9．24%，5．36%，5．10%，3．70%，3．33%，2．96%，2．77%，2．59%成為來源期刊出版地除北京之外的8大中心(計算3期數據百分比的平均值，保留小數點后兩位);北京市、上海市、江蘇省、湖南省、廣東省、吉林省、四川省均有不同比例的增長，而湖北省、陜西省則略有下降。值得關注的是，2016年經濟總量排位第四的浙江省CSSCI來源期刊收錄數量卻排在甘肅省之后，位列16名。

篇(3)

（一）概念界定發展廣告學作為一種理論概念逐漸的在廣告學研究領域傳播開來，相關研究人員對于發展廣告學的界定各抒己見，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其中，初廣志對發展廣告學賦予了兩層含義。其實是，它的立足點應該是廣告學。因此，它是不能脫離廣告的基本要素和相關規律的。其二就是它的促進作用。它不僅要研究出促進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方式，而且要對其本身也有促進作用，不能顧此失彼。而姚曦則認為，它應該從個人或者群體的自由發展角度出發，首先要研究廣告的發展，其次還要研究廣告傳播中，給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帶來的各種廣告問題。陳剛認為，它最終應該是一個學術性質的理論體系，不僅要探析中國廣告行業發展的內在特點和規律，還要提煉出影響廣告行業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對其產業的變化路徑進行解釋，對出現的各種現象做出明確的判斷，并分析出現這些現象的原因。從這些理論中可以看出，對于概念，他們基本都已經達成了共識。總之，其一，廣告學研究應該促進廣告行業的發展。其次，廣告學研究應該明確廣告產業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通過廣告產業的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理論構建、研究維度廣告學學科的建立需要理論的支持。多數人認為發展廣告學從發展研究、發展理論這兩個角度為廣告學研究提供了研究理論的框架，把發展廣告學歸入了發展學的研究框架中。然而，發展廣告學現有的理論框架并不是世界范圍內的主流理論框架，其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各種問題，可以看出，發展廣告學給廣告學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框架結構，同時還體現了研究的維度，不僅包含了廣告產業自身發展中的問題研究，還需要體現社會科學的使命，需要將廣告產業的均衡發展、廣告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人的發展等發展問題科學合理的整合在一起。

二、廣告學發展研究

現階段的中國正在從廣告大國朝著廣告強國的方向發展，中國的廣告產業也在逐漸的形成一個系統性的創新模式。而要完成廣告強國的蛻變和形成系統性的創新模式，則需要廣告學研究給予廣告學發展方向。因此，廣告學研究本身的研究方向的正確性是十分重要的。現如今，我國的廣告學研究還出在批判、找“錯誤”的階段，并不能為廣告業的發展提供明確的方向。因此，廣告學研究應該轉變形式，把這種批判整合為思想成果，通過一套專業的方法和屬于系統，對發展中面臨的問題進行專業的解釋，而不是簡單的批判等。所以，廣告學研究人員應該把眼光聚焦到宏觀，抓住典型的個別廣告現象進行切入，分析歸納出一套新的闡釋框架，從全球性的廣告發展角度，構建出適合我國廣告產業的廣告理論。當前，廣告學研究中，比較明顯的一個問題就是，學界內多數研究者的研究都是針對廣告產業中最新的進展和動態進行的追隨性的研究。當然，追隨性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這些研究結果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并沒有縱觀全局。我國的廣告學研究還是需要更多的能夠引領廣告產業發展的研究結果的，尤其是那種原創的、能夠體現整個廣告產業問題的研究成果，對于中國廣告理論體系有創新性和發展性建議的研究結果。那種追隨性的研究結果只是對于特殊環境下的廣告產業問題，只是局部問題解決的一種框架，并不能解決全局性的問題。所以，研究人員應該隨時關注廣告產業本身的變化，把握住廣告產業的根本價值，回歸廣告本體，抓住全局，進行具有創新性和發展性的研究。

三、發展廣告學研究的三個重要領域

發展廣告學與發展經濟學有共通之處，即對發展問題的發展理論進行分析研究，發展廣告學對發展中國家廣告業發展中的重要現實問題進行研究，站在廣告與社會互動的角度，對世界性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進行發展性研究，重新定位廣告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明確廣告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從而逐漸形成和完善發展廣告學的研究和理論體系。以下三大領域問題是發展廣告學需要進行重點研究的問題。

1）后發達國家廣告行業的現實和理論的發展性問題。自上個世紀70年代起，發展中國家的廣告行業突飛猛進，其中中國頗具有代表性，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傳播技術迅速革新，使發展中國家的廣告行業與發達國家站在相同的發展起點上，具有相同的發展機遇，廣告行業發展一片生機盎然，而在紛繁發展局面背后，也包含了大量轉型現實和理論問題，目前有很多學者已經開始探究這些問題，國家的“十二五”產業目錄中也納入了廣告產業，并將廣告產業定位為服務類發展產業，鼓勵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做貢獻，廣告產業的發展地位和空間也由此確立。廣告行業的現實和理論的發展性問題是發展廣告學要重點研究的問題。

2）站在廣告的角度結合社會研究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性問題。在過去的廣告學研究中，研究范圍較為狹隘，局限于研究廣告行業自身而極少站在廣告的角度研究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性問題。廣告學是社會科學之一，若在社會發展中沒有參與發言，勢必嚴重影響廣告學的社會影響力及其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因此，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應該深入探討廣告如何在全球一體化中塑造國家形象、世界性品牌拓展、社會危機管理，社會文化建構等問題，此外，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大發展問題也應納入發展廣告學的重點研究內容。

3）廣告在世界不均衡發展過程中經濟擴張和文化擴張中的影響和作用問題。隨著信息處理和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全世界范圍內已經形成敏捷的全球化信息網絡，聯系著世界每片土地，極大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營銷、傳播、文化、經濟等環境，廣告作為重要信息元素之一存在其中，全球信息化的發展有利于廣告的跨文化、區域的發展，為其全球傳播奠定了基礎，這也是后發達國家加速現代化建設的新機遇。但由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較為雄厚，媒體組織較為成熟，也就有大量廣告運作的經驗，在廣告傳播過程中，發達國家的運作與部分沒有權力的地區間存在許多矛盾，這不僅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壓力，而且可能會造成文化殖民化，這一問題需要重點研究。

四、結束語

篇(4)

幾乎沒有哪一門學科能像統計學這樣在學科性質界定上面臨著如此的分歧與沖突。統計學歸屬于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居于邊緣科學還是通用方法論科學隊列,屬于純粹的社會經濟統計還是數理統計范疇等一系列問題需要作出明確的回答。因此,從“大統計學”的思維角度厘清統計學發展中的諸多熱點問題,顯得至關重要。提出“大統計學”的關鍵點在于厘清學科歸屬問題。歸屬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領域,一直是統計學發展中的障礙性問題。統計學涉及到大量的社會經濟現象方面的觀察數據的收集和分析,也涉及到許多自然技術現象中的試驗數據收集和分析,這是否可以看作統計學分別屬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領域的標志,“大統計學”思想的提出,是對統計學研究對象既存在于自然現象也存在于社會現象的認識深化,突出了統計學作為交叉學科的性質,強調統計學的復合性與綜合性,提供了從橫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通用方法論層面,界定統計學學科屬性的全新視角。提出“大統計學”的出發點在于實現認識方法轉型。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統計學界圍繞“大統計學”學科建設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和研究,極大推動了統計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但從其提出的初衷分析,“大統計學”主要還是一種思想認識方法,是對長期存在的“小統計”思想的否定與完善。“小統計”思想以社會經濟統計為主流,認為社會經濟統計屬于經濟學的分支,數理統計學屬于數學的分支,實質就是主張社會經濟統計與數理統計分立。“大統計學”思想強調“收集和分析數據”這一統計學的共性與規律,認為統計學的各分支學科都是研究不同方面、不同應用領域的統計方法的科學,研究對象、目的和方法的不同不是也不可能成為分割統計學學科的依據。雖然“大統計學”思想還沒有將統計信息學或數量信息學納入到統計學的研究范疇,但在其認識方法上,主張統計學各分支學科互相融通又相對獨立發展的思維路徑是值得肯定的。提出“大統計學”的落腳點在于彌合發展方向差異。我國統計理論界長期存在以學科發展差異取代學科性質的慣性思維。主要表現在:

一是認為統計學是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可以分為兩類,一種社會經濟統計學,它是關于搜集、整理和分析社會經濟現象的數量資料和方法論的社會科學;另一種是實質性的社會科學,目的是要找到社會經濟現象的發展規律在具體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的具體數量表現。

二是認為統計學就是數理統計學,它以數學分支學科———概率論為理論基礎,目的在于研究隨機現象總體數量信息。

三是承襲英美學派的主要觀點,認為統計學是一門研究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的方法論的通用科學。統計學界出現對統計學學科性質定位的混亂,主要是只關注于學科發展的差異,混淆了學科性質與學科發展的問題,將學科性質的普適性與學科發展的差異性等同起來,割裂了學科認識的整體性與學科發展的變動性的對立統一關系。

因此,在統計學學科發展差異的把握上,可以允許把社會經濟統計學作為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總體數量信息的方法論科學,把數理統計學作為研究隨機現象總體數量信息的方法論科學,進而將統計學表述為研究的各種統計方法既能解決自然科學中的問題,也能解決社會經濟中的問題,屬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邊緣科學。這也是“大統計學”思想對彌合統計學發展方向差異的功能所在。綜上所述,統計學作為一級學科,不從屬于經濟學,也不從屬于數學或生物學。統計學的研究范圍廣泛存在于社會經濟現象和自然技術現象等領域。以前,我國曾照搬前蘇聯的理論,認為只有社會經濟統計學才是唯一的統計學,將數理統計學作為數學排除在統計學之外。近年來,又有一些學者照搬西方數理統計學派的觀點,欲將國民經濟核算等作為經濟學排除在統計學之外。

雖然不同的分類方法和分類結果,增加了統計學的學科歸屬的難度,但是統計學研究內容的廣延性、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研究問題的復雜性都是建立在“大統計學”研究對象特點的共性基礎之上的,統計學的本質是圍繞總體數量信息這一核心問題而展開的,它是對現有統計學研究領域的綜合和系統化。

二、我國統計學發展的新任務

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的統計學學科,是改變我國統計學弱勢學科地位的需要,更是統計學發展面臨的新任務。當務之急要從統計學研究對象的統一、學科體系的綜合、研究方法的完善等方面加大學科建設與發展的力度。

一要注重研究對象的統一。注重統計學研究對象的統一,既是遵循“大統計學”思想的需要,也是推動統計學發展的重要環節。隨著統計學在解決經濟學、數學相關問題上獨特地位的確立,它在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哲學等各個領域也嶄露頭角,贏得了一席之地。統計學正逐步成為貫穿于各學科范圍的一門橫斷學科。要不斷加強對統計學學科發展定位的認識1999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面向21世紀的中國院校高級統計人才培養及課程體系研究》提出,“統計學是以客體對象的數量信息為研究對象,是研究數量信息獲取、處理、顯示、識別和利用及其規律性的具有方法論特點的綜合性科學”。這里所提出的統計學的研究對象是“客體對象的數量信息”,它為我們整體認識統計學研究對象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要從統計學研究對象總體性入手,從研究對象中呈現的隨機性和確定性的對立統一展開,無論是數理統計學,還是社會經濟統計學,都包括由所有可能結果構成的樣本空間,以及由某次具體觀察結果的集合構成的實現總體兩個層面,研究對象的總體都是樣本空間和實現總體的統一體,這是對“大統計學”具有統一研究對象的理解與深化。

篇(5)

[摘要]：“價值無涉”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概念，但是對此學術界卻存在嚴重誤讀。本文從韋伯構建學術公共領域的角度，認為韋伯“價值無涉”的“客觀性”原則具有雙重含義，既是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論神話，也論證了價值判斷需要“科學”的論證，而經驗事實需要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獲得意義，這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韋伯闡明了他的“理想類型”是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而不是“客觀”反映，這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本文還討論了韋伯的新聞思想及其實踐與學術公共領域的關系，并提出今天重讀韋伯的意義在于構建中國的學術共同體和學術公共領域。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韋伯是個繞不過的名字。“價值無涉”已經被我們念得耳熟能詳，但是韋伯意義上的“價值無涉”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在學術界卻依然晦暗不明。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與危機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嚴重分歧，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也變得云譎波詭，有學者提出應該用“去道德”和價值“無立場”的方法來應對這樣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與“無立場”究竟在什么意義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與學術在韋伯的語境下究竟意味著什么？今年，正值韋伯逝世九十周年，韋伯的著作再次在漢語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閱讀韋伯，并借此整理中國知識界關于學術與政治、立場與價值等問題的糾葛，已經又一次成為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議題。[2]

（一）“價值無涉”的雙重含義

《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是1904年韋伯接手主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雜志時，闡釋其辦刊宗旨的綱領性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如何把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學術倫理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韋伯集中討論和總結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學術界“發現”韋伯以來，這也是被誤讀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應該是重讀韋伯最重要的方法。

韋伯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庫》的宗旨一是擴展對社會生活的事實的認識，另一是訓練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作出判斷。那么，判斷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客觀有效的真理”呢？韋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的。

韋伯反對兩種歷史觀，一是道德進化論，一是歷史相對主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韋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要批評對象，指出：通過把文化價值總體引入道德領域而在內容上規定道德領域，并由此把國民經濟學提高到“倫理”科學的地位，這其實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總體上貼了“道德”的標簽，既抹殺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沒有對理想的“客觀性”有什么貢獻。《文庫》需要從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觀點，正是：國民經濟學是從一種特殊的“經濟世界觀”得出的，并且應當由此得出價值判斷。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決不是提出約束性的規范和理想，以便從中得出實踐的處方。《文庫》需要拒斥的另一種觀點是：價值判斷因為立足于某種理想，從而具有主觀起源，就可以擺脫“科學”的討論。這正是“價值無涉”的兩重含義，不可偏廢任何一方，而目前國內學界就韋伯觀點圍繞著經濟學是否應該有道德的討論，其實都沒有抓住韋伯的關鍵。

韋伯說，《文庫》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理想和價值判斷所作的“科學”批判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科學的“技術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過程當中的代價，能夠被充分評估和權衡，也唯有在這樣的時候，最需要貫徹“價值無涉”的邏輯方法。在這之后，權衡上升為決策，就不再是“科學”的任務，決策者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觀在各種有關的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選擇，但正是“科學能夠使他意識到，一切行動，當然根據具體情況還有不行動，在其結果中都意味著吸收了某些價值，從而常常意味著――這一點目前特別容易被人忽視――放棄另一些價值。做出選擇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學的任務正是揭示并且在邏輯上闡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觀念”基礎，“對價值判斷的科學探討如今不僅要使人進一步理解和體驗所希求的目的和作為其基礎的理想，而且首先還要教人批判地‘判斷’它們。”[4]也就是說，作為“科學”本身不擔任價值評判的任務，但是它卻是價值評判的基礎。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觀存在嚴重沖突的時代，“以普遍有效的終極理想的方式創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實際公分母，這都毫無疑問既不能是我們這份雜志的任務，也絕不能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任務：這樣一種任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這決定了在方法論上的“價值無涉”作為邏輯意義的地位。

一個飽餐了知識之樹的文化時代，其命運是必須知道，無論對世界事件研究的結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從中獲知世界事件的意義，而是必須能夠自己去創造這種意義本身，世界觀決不可能是經驗知識進步的產物，因此，最強有力地推動著我們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在與其他理想的斗爭中實現的，這些其他理想對于其他人來說，正如我們的理想對于我們來說一樣，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第一個含義，正是要徹底破除所謂“普世價值”的神話，一個諸神爭斗的時代，決定了社會科學領域不可能，也不應當存在普遍有效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廉價的相對主義和樂觀的折中主義，要么在理論上無視其嚴峻，要末是在實踐上回避其結果。這些都與科學的“客觀性”沒有絲毫關系，“中間道路”絲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學真理。由此可見，作為方法論的“價值無涉”正是為了廓清“科學”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存在”的問題，而不是“有效”的問題。對“存在”的思維整理，涉及到“客觀性”問題，而“有效”與否則與價值所處的文化特性有關，必須在科學的“客觀”操作和價值判斷之間劃出界限。

因此，對這份雜志尋求科學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學作為對經驗現實進行思維整理的有效性，韋伯提出兩種重要責任：

首先，是要讓讀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識到用來度量現實，并從中推導出價值判斷的標準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類別的價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過確立的價值標準與其他價值標準，最好是與自己的價值標準相對抗，――任何有意義的評價都只能是從自己的世界觀出發的批判，而不是通過在不同的價值之間和理想的沖突之間的挪移和權衡來欺騙自己。不同的價值尺度之間需要進行反思性的對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對于別人有意義的評價都只是出自對自己“世界觀”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為根據與別人的理想作斗爭的結果。

第二， 要使得讀者、編輯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學研究者開始沉默，而作為“有意欲”的人開始說話，什么地方論證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則求助于感情。必須反對科學討論和評價性推論之間的混淆，但是“決不反對申明自己的理想”。無信念和科學的“客觀性”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近似性。這里“價值無涉”的第二個含義，就體現為作為學術雜志的《文庫》所具有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它不是從事反對政治或者社會政策派別的論爭場所，也不是招徠贊成或反對政治理想或社會政策派別的場所[7]，而是一個“學術”的公共領域。韋伯如此描述道：

雜志的特性一開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聽憑于編者們今后就也應當在于，尖銳的政治對手都可以在雜志中為了科學工作而和平共處。它迄今為止不是“社會主義的”刊物，今后也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刊物。它不會把愿意置身于科學討論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圍之外。它不能是一個“回應”、辯駁、再辯駁的游戲場地，但它也不袒護任何人，無論是它的作者還是他的編者，都應在其欄目中經受可想見的最嚴厲的客觀而又科學的批判。不能忍受這一點的人，或者不愿與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學認識領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參加它。[8]

但是，韋伯也承認，無偏見地與政治上的敵對者同處于一個中立的學術場所，在當時的德國并不容易，對那種“作為黨派狂熱的局限性和不發達的政治文化的標志，應予以無條件的反對。”在這個意義上，“價值無涉”反對的是學術的泛政治化傾向，因為這必然嚴重傷害學術的“科學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雜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為《文庫》要探討的問題與最高的、起決定作用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因而成為它的最穩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為一種受到那些價值觀念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影響的文化觀的代表。”這些作者的觀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把保護勞動群眾的身體健康以及盡可能增加勞動群眾對我們文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分享作為目標，但把國家對物質利益領域的干預與現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發展相結合作為手段。”[9]這些人無論對未來的社會秩序持什么樣的觀點，就當代而言卻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并不是因為它與更早的社會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為它在實踐上已經是不可避免，這是學術面對現實政治的態度。

《文庫》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經濟問題。作為社會經濟現象的事件，它的性質并不是自身“客觀”地具有的，而是以人們認識的“興趣”傾向為條件的。“一個現象只是就我們的興趣專注于它對于為生存而進行的物質斗爭所具有的意義而言，或者說只有在這個時候，才獲得一個‘經濟’現象的性質。”雜志的任務就是：研究人類共同生活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普遍文化意義及其歷史上的組織形式。

不是“事實”的“實在”聯系，而是問題的思想聯系，構成了各門科學的工作領域的基礎：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個新的問題并由此發現開辟新的重要觀點的真理的地方，就會出現一門新的“科學”。[10]

不同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決定論，――韋伯決不是一個文化決定論者，他強調的是經濟與文化互相制約的關系。韋伯認為：按照經濟上的受制約性和影響范圍的特殊觀點來對社會現象和文化事件進行分析，依然是一個具有創造性成果的科學原則。但是，這恰恰需要區別以下兩種傾向：人們要么把歷史現實中不能從經濟動機演繹出來的一切都當作在科學上毫無意義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經濟事務的概念擴展到不可知的領域，以致所有以某種方式與外在手段相結合的人類利益都被納入到那個概念之中。[11]這正是韋伯竭力反對的以經濟學價值來主宰社會價值和社會科學判斷的方式，這也是韋伯提出“價值無涉”所具有的現實與歷史的針對性。

（二）經驗事實、文化價值與學術倫理

在韋伯看來，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現實的科學，是要理解我們被置入其中的、包圍著我們的現實特性，即它的文化意義：它為什么在歷史上是這個樣子。而“有限的人類精神對無限的現實的思維認識就建立在這一隱匿的前提條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現實的一個有限部分構成科學理解的對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認識’的意義上是‘根本’的。”[12]韋伯明確指出，經驗事實只有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實在”的途徑。社會科學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規律性，而是建立“個別”與“價值”之間的因果聯系。規律所適用的現實是個別的，而個體并不能從規律中演繹出來。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規律，僅僅是認識現實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義的分析和整體性描述，卻是嶄新的和“獨立”的。一個文化現象形成的意義，以及形成這種意義的理由，都無法從任何規律性概念和體系出發去推導、論證或闡明，因為它們是以文化現象與價值理念的關系為前提條件的，文化概念就是價值概念。個體性的現實之所以對我們有意義，是因為它表現出對于我們來說與價值理念的聯系因而重要的關系，僅僅是因為這一點，它的個體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們認識的。也就是說，價值理念是確認研究對象的前提，卻不是結論，因為：

重要的東西自身當然不與任何規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與它自身相同。因為一個現實的成分對我們來說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當然恰恰不在于它與極其眾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關系。把現實與賦予其重要性的價值理念聯系起來，以及根據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觀點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現實成分，與根據規律對現實進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對它進行整理相比，是一個異質的、不同類的觀點。思維整理現實的兩種方式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邏輯關系。在個別的情況下，它們能夠相互一致，但是，如果這種偶爾的一致掩蓋了它們原則上的分歧的話，就會導致極具災難性的后果。[13]

這些對于經濟學來說，并不例外，事實上韋伯更多地正是針對它而來的。正因此，韋伯對于“規律”崇拜，特別是對經濟學的“市場”規律崇拜所具有的災難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別值得今天的中國學界汲取的。我們也可以從中明確地看到，韋伯的立場是歐洲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是一個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誡的正是對“普世價值”的警惕。對于韋伯這至關重要的核心觀點，我們理解得并不充分，而這卻正是韋伯強調“價值無涉”的主要出發點。

韋伯特別針對貨幣交換經濟指出：對交換的普遍本質和市場交往的“技術”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換如何歷史地獲得它今日的基本意義，歷史事實需要在文化意義里得到澄清，正是貨幣經濟的文化意義，――因為它，我們才會對交往技術感興趣。“只有在無限多樣的現象中僅有一個有限的部分是有意義的這一前提條件下，認識個體性的現象的思想才在邏輯上是有意義的。”[14]對具體的現實進行詳盡無遺的因果推演不僅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荒謬的。在涉及“個體性”的地方，“因果問題并不是一個規律的問題，而是具體的因果聯系的問題，不是什么公式把現象當作樣本加以歸類的問題：它是一個歸屬的問題。……一個‘歷史個體’――的因果說明得到考慮，對因果規律的認識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韋伯再三強調，規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們對在因果上歸屬個體性現象的貢獻就越少，從而間接地對理解文化事件的意義也就越小。就歷史現象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是內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一個類概念的有效性越廣泛，就越使得我們離開現實的豐富性，因為它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現象，就必須是盡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認識對于歷史研究而言并沒有價值。因此，把經驗還原為“普遍”或者“客觀”，對于社會科學工作并沒有意義。這并不是說“規律”不存在，而是因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等同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僅僅是我們的思維為了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種輔助手段。文化只是個別，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價值理念決定的，而任何“規律”都無法揭示這些價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從世界進程無意義的無限性產生的一個從人的觀點出發用意義和重要性來思考的有限斷面”[15]。以下韋伯的這一段話特別值得關注：

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都不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或者任何一種文化有價值，而是我們就是文化人，賦有自覺地對世界表示態度并賦予它一種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是什么東西，它都將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來判斷人類共同存在的某些現象，把它們視為重要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而表明態度。

對世界表明態度并賦予其意義的能力與意志，這其實正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韋伯對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著重的正是他們為文化和宗教共同體建構意義的“天職”。[16]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的是韋伯世界中知識分子的學術倫理與先知的宗教倫理的疊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韋伯強調學者的“個人”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沒有什么觀點是從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謂讓事實自己說話，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靈魂之鏡”，只有這樣的鏡子才能折射出現實與文化的價值和涵義：

在隨時隨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物的個別特殊方面所做的這種選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學工作那種作為時有所聞的主張――一項科學工作的“個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價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表現出“個性”――之基礎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沒有研究者的價值理念，就不會有選擇材料的原則，就不會有對個體性現實的有意義認識，就像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樣，他的個人觀念的傾向，他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值反射，規定著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學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對象與之聯系起來的那些價值，卻能夠規定整個時代的“觀點”，即是決定性的：不僅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而言，而且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意義的或者無意義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韋伯這里清理的正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確立學術倫理價值的基礎，知識分子的內在志向即對學術為世界建構意義的確認和信念，這是推動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發展的動力。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個諸神的時代里，社會科學不是尋求普遍而終極的規律或目的，而是認識、確立和創建文化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學術和知識分子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石。因為對人類文明尋求價值意義的確信，內在于文明自身，也內在于任何時代的知識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之中，它們正是知識分子應該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天命”是一種倫理的誡命，是外在使命和內在志向的結合。

（三）“理想類型”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

這里，韋伯是以對“國民經濟學”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為批評對象，展開其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討論。

國民經濟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討論國民“財富”增長的“技術”性現象，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技術的，因為它被納入到18世紀自然法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的巨大統一體中。自然科學的方法：用根據規律性聯系對經驗事實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和具有數學形式的概念體系，達到對現實的一種純“客觀”的，擺脫一切價值的，同時也是絕對理性的，也就是擺脫一切個體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論認識。在這樣的科學思維的模式中，除了發現事物的“規律”外，科學工作的其他意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規律”性才是科學本質性的東西，“個體性”的事件只有作為“典型”，即作為規律的解說才有意義，而這些事件本身則并不是“科學的”興趣。因此，在歷史領域，抽象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歷史方法處于對立之中。抽象的經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經濟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的理性行為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理想畫卷。“這一理想畫卷把歷史生活的某些聯系和事件統一成為設想出來的聯系得天衣無縫的體系。在內容上，構思具有一個通過思想上提高現實的某些要素而獲得自在烏托邦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經驗給定事實的關系僅僅在于，在那種構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類聯系，從而也就依賴于‘市場’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發現或者被猜測為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利用一個理想典型（Idealtypus）實際地說明和解釋這種聯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國內更多翻譯為“理想類型”，下文采用這種譯法）的概念是為了歸屬判斷，它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是歷史給定的現代交換經濟社會組織的“理念”。韋伯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與作為發生學概念上西方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理念，這兩者是根據“完全相同的邏輯原則展開的”。而“城市經濟”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單方面提高一個或者一些觀點，把散亂的個別的現象綜合成一個自身統一的理想畫卷而獲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類型”是從經驗事實中選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邏輯整理而言，它的確具有“客觀性”，這正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即“理想類型”作為一種邏輯的分析工具本身是“價值無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純粹性而言，這一理想畫卷不能經驗地在現實中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于歷史工作來說就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在任何具體場合都要確認現實離那個理想畫卷有多近或者多遠，某個城市的關系的經濟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是哪個被說成是‘城市經濟的’”。[19]因此，理想類型并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無條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韋伯強烈地反對把理想類型的概念圖像當成是歷史現實的“真正”內容，當成“本質”。理想類型絕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強盜普羅克拉斯特之床，歷史不應該在此被削足適履，也不應該被當成是歷史中起作用的“實在”力量，――韋伯強調特別需要警惕后一種危險。對于中國的經濟學來說，西方的以中世紀“城市經濟”為模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和解決中國的城鄉問題呢？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問和反思。

韋伯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沒有建立概念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聯系，就簡單套用西方的諸如“市場”這樣的經濟學概念來橫掃一切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正是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方法，違背了現實的“客觀性”原則。這對于我們今天形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韋伯明確地指出，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教理學”，它特別假定純粹經濟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經濟取向的影響，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理想類型”，而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更不能成為“應當”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種在此意義上“無國家”、“無道德”、“個人主義的”純粹理論，作為方法上的輔助手段是并且總是必不可少的，而極端的自由貿易學派則把它理解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現實的一種詳盡無遺的寫照，并進一步據此把它理解為一種“應當”，理解為一個在價值領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為一個可以用來經驗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類型”的功能，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科學的“手段”來發揮作用的，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類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規定概念來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歸納、衡量與對比，是以確立概念的“界限”為前提的，這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訓練：

它是一種理想畫卷，但并不是歷史現實，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現實，它也根本不適宜于把現實作為樣本歸入其中的圖式，而是指具有純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義。為了廓清現實的經驗內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們借助這一概念對現實作出衡量。把它與現實作出對比。這樣的概念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借助它們，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我們依據現實定向的、受過訓練的想象力對它們作出判斷，認為它們是適合的。[21]

但是混淆總是很容易產生，歷史相對主義者總是讓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理念”生成為理想意義上的“理念”需求，讓其變成價值判斷。因此，科學自我監控的基本義務和避免受騙的唯一手段，就是嚴格區分這兩種方式。以比較的方式把現實與邏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聯系起來，與從理想出發對現實做出評價性判斷，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這正是韋伯強調作為方法論的理想類型是“價值無涉”的，即不能用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為理想類型“是某種對評價性的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它與其他任何一種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說，在韋伯的理論中，理想類型其實是一種邏輯工具，并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這才是“價值無涉”最核心的意義，否則，就會有淪為自然主義或道德主義“目的論”的極大危險。

韋伯更進一步指出：雖然“理想類型”在形成過程當中要排除“偶然性”的東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個體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為理想類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識到的，它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現象的特性”[23]，是文化個體性的表達，因此“理想類型”絕不是普遍“規律”的體現，而是有著明確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理解，韋伯對“價值無涉”的強調，其批判的對象正是用“理想類型”來代替價值評判，這樣一種會在現實中帶來極大危險的思想混亂，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經濟學。

針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即社會科學的目的必須是將現實還原為“規律”，韋伯的批評正是針對其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相互混淆的危險。韋伯告誡道，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理想類型的發展狀況和歷史是兩件必須有效區分開來的事情，構思在這里僅僅是有計劃地將一個歷史事件有效地歸屬于根據我們認識的現狀而可能的原因范圍中的現實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這里，韋伯對馬克思，――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論對手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構思，在理論上都具有“理想類型”的特征，“凡是使用過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現實與這些理想典型進行比較，它們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啟迪意義；同樣，一旦把它們設想為經驗有效的，或者甚至設想為實在的（事實上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的‘作用力’、‘趨勢’等等，它們就具有危險性。”[25]這一評價值得重視，也值得今天作為一個重要視角來重新理解在中國的命運。

韋伯充分肯定“理想類型”的邏輯作用，但是他強調所有“理想類型”的構思都具有暫時性，“文化科學工作的結果就是不斷改造我們力圖把握現實所用的那些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嘗試在思想上整理現實，由于科學視野的擴展和更移而廢除已經獲得的思想圖像，以及在如此改變了的基礎上形成新概念之間的不斷變換。”[26]這是因為，概念的形成取決于問題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是隨著文化自身的內容發生變化的，概念與被概念化的東西之間包含著一種綜合的暫時性。因此，概念的價值正在于它們揭示了作為其基礎的觀念意義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標。“理想類型”之意義正在于它的暫時性，和無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務于建立價值聯系的目的，因此決不能混同于具體的實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為對“客觀”現實的觀念的“反映”，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現代認識論，這里的概念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系被頭足倒置了。而社會科學的偉大進步正是與實際的文化問題的變更密切相關的，并采取了對概念的形成進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韋伯宣布，《文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批判與進一步的綜合服務：

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而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受到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些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27]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正在于此，即它來自于對經驗現實的邏輯綜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確的使用邊界，因此不能據此作為“本質”或者“規律”證明特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斷現實的價值特權，因為價值尺度只能來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會科學的任務并不是不斷去追逐新的觀點和概念，而是相反，對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為之服務的終極目的。“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實與已知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東西。

在韋伯看來，價值意義是“理想類型”獲得邏輯意義的前提，否認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的價值真理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與判斷去取代科學。一旦社會科學把它的方法論原則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覺地根據最終的價值觀念來檢查和反思個別材料的認識價值，不能意識到認識價值是植根于具體的實際的文化作為最終價值，道路就會迷失，這時，就需要從文化的價值意義上進行范式突破。這時，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觀點的意義變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黃昏中。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學就武裝起來，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概念體系，從思想的高度俯視事情之流。[28]

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科學的內在邏輯，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價值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韋伯這句似乎駭世驚俗的話：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因為，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德國的文化價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學術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夠落實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它既是社會科學問題意識的來源，也是作為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后的旨歸。只有在這里，在責任倫理高于信念倫理的情況下，兩種倫理才可以尋求互相支持的契合點，我們也需要從今天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確立和理解韋伯的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來讀一點讀韋伯自己的論述：

我們最終必須竭盡全力反對的是一種并不少見的觀念，它認為通過權衡各種彼此對立的價值判斷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學“客觀性”的大道。“中間路線”不僅恰好與“最極端”的價值判斷一樣，不能以經驗學科的方法得到科學的證明，而且，在價值判斷的范圍內，它正是在“規范的”意義上最晦曖不清。它不屬于講壇，――而是屬于政治綱領，官僚機構和議會。科學，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能為政治活動家和對立的黨派提供無可估量的幫助。它告訴他們，（1），對于這個世紀問題，某些不同的“最終”立場是可以考慮的；――（2）在你就這些立場作出抉擇時，存在著這樣那樣你必須考慮的事實。[29]

韋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責任的“政治”行為應該建立在學術的“科學性”的基礎上，即有價值的政治行為必然充分估計三個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帶后果；3，由此制約的在其實踐結果中眾多可能的評價相互之間的競爭，這正是經驗科學以自己的手段能夠揭示的東西。[30]只有在此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才可以與現實中黨派利益紛爭的政治活動劃清界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絕非折中的中間路線，因為妥協和折中并不是以價值的澄明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對各種“偽”客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偽“政治”性，即建立在黨派利益紛爭基礎上的“政治”）：

認為從要求經驗地討論“價值無涉”的立場出發，價值判斷的討論就是無結果和毫無意義的觀點，是與我們完全不相干的，因為關于價值判斷意義的認識恰是所有這類討論的前提。這種討論的先決條件是理解各種原則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徑庭的最終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著“原諒一切”，單是對他人觀點本身的理解也不導致同意它們。另一方面，這至少可以使人同樣容易并且通常極其可能認識到妨礙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恰恰是真理性的認識，而“價值判斷討論”正好有助于這中認識。[31]

至此，韋伯對于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無涉”的思想已經清楚了。這里試從以上三個互相關聯的層面上做一個分梳和歸納：

首先，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是社會科學的歷史觀，它反對把歷史納入任何道德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目的論體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屬于也反對任何“宏大敘事”。其方法論上的體現是劃清“理想類型”的有效性邊界，不能把“理想類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邏輯思維的產物上升為價值判斷。任何意義上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都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歸納和總結，歸根結底是“個體性”的，因此不能把“個別”上升為“普遍”的規律，并成為“應當”如此的歷史力量。因此，韋伯反對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引申出對實踐的評價，因為這意味著把“變遷”視為目的論的，并成為對現實政策毫無反思的美化：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看出，為什么經驗科學的代言人應當感到有必要支持這種做法，使自己成為某個時候的“發展趨勢”的喝彩者，使對這些“發展趨勢”的“適應”從一個終極的、只能由具體的人在具體場合解決的、因而也只能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良知的評價問題變成一個據說由一門“科學”的權威庇護的原則。[32]

第二，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建構學術公共領域的原則，即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都具有平等準入的地位與權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最嚴格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共同體不能以某種預設的絕對價值作為規范，或者以“普世價值”來壓抑和取消歧見，這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能夠生產“有效”知識的前提。但是，作為個體的學者，卻正是以自己的立場，以及以此立場出發的知識建構進入學術公共領域，“正是‘個人’的最內在的因素，規定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價值判斷，才是某種我們感到有‘客觀’價值的東西。”[33]這個意義上，韋伯的“價值無涉”決不是取消價值立場，而是相反，不同的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以及對手的反思和挑戰，方有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種不同的、甚至歧見嚴重的觀點之間，“價值無涉”要求的是對他者觀點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經驗的方式，從概念的邏輯意義上，去考察他人的行為和動機，以發現真正的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切有意義的學術辯論的前提。這樣的以建立理解為前提的“價值無涉”的工具性，是學術對話和論辯的基礎。它可以使人從邏輯和事實的角度認識到妨礙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

人們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這種認識是一種真理認識，而且“價值討論”也就是為它服務的。與此相反，人們以這種方法肯定不能獲得――因為它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東西，是某種規范的倫理學，或者就是某種“律令”的約束力。[34]

這才是為什么“價值無涉”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在過去的韋伯研究中，我們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韋伯極力批評和反對的方法強加給韋伯自己了，對“理想類型”盲目而混亂的運用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注釋]

[1]關于此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羅衛東：《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的理性回歸：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馮鋼：《“客觀性”、“理想類型”與“偽道德中立”――評羅衛東的“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學與道德的關系。本文在此的討論，與上述兩位作者的觀點都有重大不同。另，趙汀陽提出的“無立場”分析方法以及相關討論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處發表的文稿屬于筆者《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三部分，前兩部分是：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待發。

[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中譯本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出版，譯者韓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參照這兩個譯本，具體見注釋。

[4]同上，第4頁。

[5]同上，第6頁。

[6]同上，第6頁。

[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0-11頁。

[8]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9]同上，第10頁。

[10]同上，第14-15頁。

[11]同上，第16頁。

[12]同上，第18頁。

[13]同上，第21-22頁。

[14]同上，第22頁。

[15]同上，第24頁。

[16]此部分的詳述見本人《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待發表。

[1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18]同上，第31-32頁。

[19]同上，第32頁。

[2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頁。

[21]同上，第34頁。

[22]同上，第28-29頁。

[23]同上，第40頁。

[24]同上，第41頁。

[25]同上，第42頁。

[26]同上，第43頁。

[27]同上，第47頁。

[28]同上，第49頁。

[29]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1]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32]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3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4]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35]見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和耶魯大學博士生王穎曜同學提供線索和材料。該書在2002年再版，補充了卡爾•馬克思論新聞自由的章節。

[36]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頁。

[37]同上，第182頁。但是在瑪麗安妮的《馬克思•韋伯傳》中，并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會對該項目和社會學學會的影響和干擾。見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頁。

[38]同上，第488頁。

[39]同上，第494頁。

[40]同上，第496頁。

[41]同上，第507-508頁。

[42]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頁。

[43]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見《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77-81頁。

篇(6)

從目前通用的幾種最主要學科分類目錄看，對統計學的劃分也不一致國家技術監督局制定的GB/T14745-92〈學科分類與代碼》中，統計學被作為社會科學下的一級學科。國家教育部新修訂的的大學本科專業目錄將統計學作為理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但可授經濟學學位、或理學學位)而在新修訂的研究生專業目錄中，統計學被分為若干二級學科，分別列在其他有關的一級學科之下如經濟統計專業劃歸經濟學.概率統計專業劃歸數學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專業劃歸醫學那么經濟統計學究竟是社會科學還是具有通用方法論性質的理學呢？我想就此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統計學歷經300多年的發展，事實上已成為橫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并與數學緊密結合的多科性的科學。為了便于討論，我們首先給出一個目前國內統計學界大多數人能夠接受的關于統計學的定義:“統計學是有關如何測定、收集和分析反映客觀現象總體數量的數據，以便給出正確認識的方法論科學”?這一定義實際上是按所謂“大統計學”的觀點給出的。從橫向看，各種統計學都具有上述共同點，因而能夠形成一個學科“家族”。從縱向看，統計學方法應用于各種實質性科學，同它們相結合，產生了一系列專門領域的統計學參見圖1

由此可見，統計學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抽象的數量為研究對象，研究一般收集數據分析數據方法的理論統計學另一類是以各個不同領域的具體數量為研究對象的應用統計學前一類統計學具有通用方法論的理學性質，其特點是計量不計質。后一類統計學則與各不同領域的實質性學科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是有具體對象的方法論，因而具有復合性學科和邊緣學科的性質所謂應用既包括一般統計方法的應用，更包括各自領域實質性科學理論的應用。傳統的“數理統計學派”只承認前一類統計學，否認后一類統計學的存在，是不妥當的傳統的“社會統計學派”否認理論統計學具有通用方法論的性質，將統計學全部劃歸社會科學也是不合適的。

經濟統計學是以經濟數量為對象的方法論科學。要在經濟領域應用統計方法，必須解決如何科學地測定經濟現象即如何科學地設置指標的問題，這就離不開對有關經濟現象的質的研究要對經濟問題進行統計分析，也必須以有關經濟理論為指導。因此，經濟統計學的特點是在質與量的緊密聯系中，研究事物的數量特征和數量表現不僅如此，由于社會經濟現象所具有的復雜性和特殊性，經濟統計學不僅要應用一般的統計方法，而且還需要研究自己獨特的方法，如估算的方法、核算的方法'綜合評價的方法等等。所以'從總體上看，我們認為經濟統計學屬于社會科學它既是統計學的一個分支，又是經濟學下的二級學科經濟統計學與其他統計學的區別在于:研究的具體對象不同，其所結合的實質性學科也有較大差別經濟統計學與其他經濟學的二級學科的區別在于:它并不直接研究經濟規律，而是為其他經濟學科提供專門的方法和工具。

應當指出，將經濟統計學作為經濟學下的二級學科，并不會影響該學科所具有的方法論性質舉個例子來說，經濟計量學中應用了大量數學和統計學方法，它也是方法論性質相當強的學科。經濟計量學屬于經濟學，對此，人們并無異議那么為什么一定要把經濟統計學從經濟學中分離開來呢?事實上，經濟學的進步離不開經濟統計學，已經有多位學者由于其在國民經濟核算投入產出核算、經濟計量分析和將統計方法應用于投資分析等方面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經濟統計學的發展，也不僅有賴于通用的統計方法的發明和完善，而且更有賴于經濟學提供研究的背景和新的研究課題全融合,形成統一的學科？—對經濟統計學發展方向的認識。

如前所述，現實中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統計學目前國內統計學界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認為:兩類統計學最終將完全融合，形成統一的學科因此，將統計學劃為理學“是與國際接軌的”，“可使統計學真正成為以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為基礎、多領域應用、多學科交叉的橫向學科”。對于這種觀點筆者不敢茍同。

首先，這一觀點只是與國際上的“數理統計學派”接軌，而不是真正的與國際接軌從國際統計學會新修訂的章程看，國際統計學會的宗旨是:“在廣泛意義上發展和完善統計方法，并在全世界推廣應甩”所謂“廣泛意義上”的統計方法不僅包括以概率論為基礎的數理統計方法，而且包括與概率論并無多大聯系的其他統計方法。盡管過去較長一段時期內國際統計學界，數理統計學派占據主流地位但是，社會統計學派仍然存在和發展，并且在一些國家有較大的影響。例如，1997年筆者曾赴日本進行訪問和學習據了解，當時，日本文部省資助的有關社會經濟統計研究的重點課題有兩項:一項是“微觀統計信息的開發與應用”，另一項是“亞洲長期經濟統計”。其資助金額分別為5億日元和4億5千萬日元(按當時的匯率，大約相當于人民幣4000萬元到3500萬元）在這兩項研究中，數理統計方法的應用只占一小部分，所應用的方法大量是非概率的統計方法順便提一下，同一時期的日本文部省資助的數理統計方面的課題只有兩項，資助強度每項只有300萬日元事實上，從80年代以來，國際統計學界已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不少原來從事數理統計理論方法研究的學者開始越來越關心實際的應用問題正如一份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總結報告所指出的那樣，國際上應用統計學的發展趨勢是“統計學與數學的關系越來越遠，與計算機科學的關系越來越近，與經濟學及其他實質性學科的結合越來越密切。一些國際知名的數理統計出身的統計學家甚至提出“統計學與數學離得越遠越好”的觀點。臺灣輔仁大學統計系系主任謝邦昌教授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應該淡化統計的理學院色彩，現在統計這個領域愈來愈偏向管理學院和商學院目的就是希望統計在這些領域中和其他學科互相結合。

    國際統計學會下的專業分會，70年代以前只有“國際自然科學統計協會”，后改為“貝努里數理統計和概率學會”。進入70年代，“國際調查統計協會”、“國際統計計算協會”雛成立1985年/‘國際官方統計協會”成立1990年，筆者作為中方的正式代表參加了官方統計協會在北京舉行第二屆會議，這屆會議所提交的相當一部分論文，如關于通貨膨脹率的測算總供需的平衡測算等與概率統計都沒有緊密的聯系，而是官方統計中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1987年，原中國統計學會會長、經濟學家和社會經濟統計學家李成瑞還被選為國際統計學會的副主席(任期1987-1989)從國外一些主要學科分類目錄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國際文獻聯合會分類體系、美國科研基金會科學和工程研究資助大綱、日本大學學科分類目錄、日本文部省學術國際局研究課題分類等，都將社會經濟領域的應用統計列為社會科學，而不是理子所有這些都說明，“只有數理統計才是統計”已經不再是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因此，不能認為將統計學劃歸理學就是“與國際接軌”。

其次，兩類統計學都是統計科學大家族的成員，可以相互借鑒、相互促進、相互滲透、共同發展，但兩類統計學特別是其中的社會經濟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研究對象不同，理論基礎不同，知識體系也有相當大的差異，不能互相取代，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歸并成統一的學科。

過去，我國照搬前蘇聯的理論，認為只有社會經濟統計學才是唯一的統計學，而將數理統計學排斥在外，嚴重妨礙了整個統計科學的發展，經濟統計學自身也停留在“初等的統計學方法加簡單的指標解釋”的水平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同志感到:為了推進經濟統計學的發展和進步，使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必要大力引進和吸收數理統計學的成果所謂“大統計學”的提法，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產生的并且得到了相當部分統計學家的贊成①”筆者認為，“大統計學”的提法，對于促進理論統計學與各種應用統計學的相互借鑒、相互滲遂共同繁榮、共同發展是有益的。但是，如果認為“大統計學”就是要將各類不同性質的統計學完全結合起來，建立一門統一的學科，則很可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因為，作為統一的學科必然要強調其共性，由于各種統計學橫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與其密切結合的各種實質性學科性質差異很大，其共性只能是它們所利用的具有通用性質的統計方法和作為這些統計方法理論基礎的概率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將所有的統計學都劃為理學，是上述“建立統一的統計學科”符合邏輯的結果。而如果統計學是理學，則社會經濟統計學的大部分內容如國民經濟核算等將很難被包括在“理學”的統計學內。事實上，已經有一些學者提出：國民經濟核算等不是統計學而是經濟學如果這一觀點可以成立，則連國家統計局都要改名。因為官方統計工作的大部分內容，與“理學的”統計學并無太大的關系。在這樣一種誤導下，進行統計學的學科建設，其結果很可能是名義上的“大統計”，實質上的小統計，即最終異化成“只有數理統計才是統計”。

筆者認為，我國統計學科建設的正確方向是:理論統計學與各類應用統計學繼續并存，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一方面，理論統計學要結合應用統計研究中提出的需要解決的通用方法論問題，豐富和完善其方法論內容另一方面，應用統計學不僅要吸收和利用理論統計學研究的成果，而且還要與本領域的實質性科學更加緊密結合，著重研究適合本領域的特有的統計方法各類統計學都按其自身的規律發展，最終形成較為松散的“統計學”學科群體，而不是強求一致的統一的一級學科。

就經濟統計學而言，今后一段時期需要重點研究的課題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進步充實和完善;有關地下經濟的測算的研究;關于如何準確把握我國失業狀況的研究；適合我國國情的統計調查方法體系的研究；可持續發展的統計測定;知識經濟的統計測定;統計如何為企業經營決策服務;統計在投資和決策中的應用研究;統計在保險精算中的應用等等。進行這些課題的研究，需要應用通用的統計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密切結合有關經濟理論，建立和完善以有關經濟現象為對象的特定的統計方法上述課題的相當一部分，都不是“以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為基礎的”、“理學的”統計學所能涵蓋、所能指導的。

總之，搞經濟統計的同志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東施笑顰”，更不要“邯鄲學步”，而應該理直氣壯地堅守自己的陣地，要密切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將研究適合經濟領域特有的統計方法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努力促進經濟統計學的現代化，并為整個統計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三、“大統計”還是“大經濟”?—對經濟統計學專業辦學模式的認識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我國高校原有的專業設置面過窄、專業劃分過細、所培養的人才適應面不廣等弊端曰益顯現。針對這些弊端，不少專家提出了要淡化專業，培養“寬口徑”人才。這種提法無疑是正確的。對于統計學專業來說，問題在于要培養什么樣的寬口徑人才。

對于統計專業的辦學方向有兩種模式：一是強調各類統計學所具有的共性由于統計學是橫跨不同領域具有交叉學科性質的方法論體系任何人畢其一身精力也難以成為精通統計學各領域的人才。因此，這種模式實際上將主要培養學生掌握通用的統計方法和理論它肯定統計學的“理學性質”，按照理學類學科的特點設置課程，概率論和數理統計方法等通用的統計方法論在課程中占有較大份量其培養目標是有良好的數學基礎熟練掌握統計學基本理論與各種方法，同時有一定的專門領域的知識，能夠適應各個不同領域的統計工作和統計研究的統計人才。二是強調各類統計學的個性，對于經濟統計學來說，就是強調其與經濟學其他學科的密切聯系，按照經濟類學科的特點設置課程，除統計學本身的專業課外，經濟學類的課程占相當大的份量其培養目標是所謂的“復合型人才”，即具有堅實的經濟理論基礎、既懂數理統計方法>又懂經濟統計方法，并能熟練掌握現代計算手段的經濟統計人才。這種人才既是統計人才又是經濟管理人才，不僅能勝任基層企業和政府部門的日常統計業務，而且能從事市場調查經濟預測、信息分析和其他經濟管理工作。前一種辦學模式可稱為“大統計”模式，后一種辦學模式可稱為“大經濟”模式。從國際上看，總的來說，美國的統計教育比較接近于“大統計”模式，而日本的統計教育比較接近于“大經濟”模式。

那么我國應采取何種模式呢?筆者認為，要正確回答這一問題，應根據我國的國情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柝。

篇(7)

[摘要]：“價值無涉”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概念，但是對此學術界卻存在嚴重誤讀。本文從韋伯構建學術公共領域的角度，認為韋伯“價值無涉”的“客觀性”原則具有雙重含義，既是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論神話，也論證了價值判斷需要“科學”的論證，而經驗事實需要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獲得意義，這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韋伯闡明了他的“理想類型”是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而不是“客觀”反映，這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本文還討論了韋伯的新聞思想及其實踐與學術公共領域的關系，并提出今天重讀韋伯的意義在于構建中國的學術共同體和學術公共領域。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韋伯是個繞不過的名字。“價值無涉”已經被我們念得耳熟能詳，但是韋伯意義上的“價值無涉”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在學術界卻依然晦暗不明。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與危機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嚴重分歧，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也變得云譎波詭，有學者提出應該用“去道德”和價值“無立場”的方法來應對這樣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與“無立場”究竟在什么意義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與學術在韋伯的語境下究竟意味著什么？今年，正值韋伯逝世九十周年，韋伯的著作再次在漢語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閱讀韋伯，并借此整理中國知識界關于學術與政治、立場與價值等問題的糾葛，已經又一次成為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議題。

（一）“價值無涉”的雙重含義

《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是1904年韋伯接手主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雜志時，闡釋其辦刊宗旨的綱領性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如何把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學術倫理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韋伯集中討論和總結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學術界“發現”韋伯以來，這也是被誤讀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應該是重讀韋伯最重要的方法。

韋伯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庫》的宗旨一是擴展對社會生活的事實的認識，另一是訓練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作出判斷。那么，判斷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客觀有效的真理”呢？韋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的。

韋伯反對兩種歷史觀，一是道德進化論，一是歷史相對主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韋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要批評對象，指出：通過把文化價值總體引入道德領域而在內容上規定道德領域，并由此把國民經濟學提高到“倫理”科學的地位，這其實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總體上貼了“道德”的標簽，既抹殺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沒有對理想的“客觀性”有什么貢獻。《文庫》需要從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觀點，正是：國民經濟學是從一種特殊的“經濟世界觀”得出的，并且應當由此得出價值判斷。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決不是提出約束性的規范和理想，以便從中得出實踐的處方。《文庫》需要拒斥的另一種觀點是：價值判斷因為立足于某種理想，從而具有主觀起源，就可以擺脫“科學”的討論。這正是“價值無涉”的兩重含義，不可偏廢任何一方，而目前國內學界就韋伯觀點圍繞著經濟學是否應該有道德的討論，其實都沒有抓住韋伯的關鍵。

韋伯說，《文庫》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理想和價值判斷所作的“科學”批判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科學的“技術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過程中的代價，能夠被充分評估和權衡，也唯有在這樣的時候，最需要貫徹“價值無涉”的邏輯方法。在這之后，權衡上升為決策，就不再是“科學”的任務，決策者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觀在各種有關的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選擇，但正是“科學能夠使他意識到，一切行動，當然根據具體情況還有不行動，在其結果中都意味著吸收了某些價值，從而常常意味著——這一點目前特別容易被人忽視——放棄另一些價值。做出選擇是他自己的事情。”科學的任務正是揭示并且在邏輯上闡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觀念”基礎，“對價值判斷的科學探討如今不僅要使人進一步理解和體驗所希求的目的和作為其基礎的理想，而且首先還要教人批判地‘判斷’它們。”也就是說，作為“科學”本身不擔任價值評判的任務，但是它卻是價值評判的基礎。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觀存在嚴重沖突的時代，“以普遍有效的終極理想的方式創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實際公分母，這都毫無疑問既不能是我們這份雜志的任務，也絕不能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任務：這樣一種任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 這決定了在方法論上的“價值無涉”作為邏輯意義的地位。

一個飽餐了知識之樹的文化時代，其命運是必須知道，無論對世界事件研究的結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從中獲知世界事件的意義，而是必須能夠自己去創造這種意義本身，世界觀決不可能是經驗知識進步的產物，因此，最強有力地推動著我們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在與其他理想的斗爭中實現的，這些其他理想對于其他人來說，正如我們的理想對于我們來說一樣，都是神圣的。

因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第一個含義，正是要徹底破除所謂“普世價值”的神話，一個諸神爭斗的時代，決定了社會科學領域不可能，也不應當存在普遍有效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廉價的相對主義和樂觀的折中主義，要么在理論上無視其嚴峻，要末是在實踐上回避其結果。這些都與科學的“客觀性”沒有絲毫關系，“中間道路”絲毫不具有

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都不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或者任何一種文化有價值，而是我們就是文化人，賦有自覺地對世界表示態度并賦予它一種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是什么東西，它都將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來判斷人類共同存在的某些現象，把它們視為重要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而表明態度。

對世界表明態度并賦予其意義的能力與意志，這其實正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韋伯對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著重的正是他們為文化和宗教共同體建構意義的“天職”。[16]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的是韋伯世界中知識分子的學術倫理與先知的宗教倫理的疊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韋伯強調學者的“個人”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沒有什么觀點是從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謂讓事實自己說話，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靈魂之鏡”，只有這樣的鏡子才能折射出現實與文化的價值和涵義

在隨時隨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物的個別特殊方面所做的這種選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學工作那種作為時有所聞的主張——一項科學工作的“個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價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表現出“個性”——之基礎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沒有研究者的價值理念，就不會有選擇材料的原則，就不會有對個體性現實的有意義認識，就像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樣，他的個人觀念的傾向，他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值反射，規定著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學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對象與之聯系起來的那些價值，卻能夠規定整個時代的“觀點”，即是決定性的：不僅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而言，而且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意義的或者無意義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韋伯這里清理的正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確立學術倫理價值的基礎，知識分子的內在志向即對學術為世界建構意義的確認和信念，這是推動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發展的動力。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個諸神的時代里，社會科學不是尋求普遍而終極的規律或目的，而是認識、確立和創建文化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學術和知識分子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石。因為對人類文明尋求價值意義的確信，內在于文明自身，也內在于任何時代的知識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之中，它們正是知識分子應該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天命”是一種倫理的誡命，是外在使命和內在志向的結合。

（三）“理想類型”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

這里，韋伯是以對“國民經濟學”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為批評對象，展開其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討論。

國民經濟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討論國民“財富”增長的“技術”性現象，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技術的，因為它被納入到18世紀自然法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的巨大統一體中。自然科學的方法：用根據規律性聯系對經驗事實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和具有數學形式的概念體系，達到對現實的一種純“客觀”的，擺脫一切價值的，同時也是絕對理性的，也就是擺脫一切個體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論認識。在這樣的科學思維的模式中，除了發現事物的“規律”外，科學工作的其他意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規律”性才是科學本質性的東西，“個體性”的事件只有作為“典型”，即作為規律的解說才有意義，而這些事件本身則并不是“科學的”興趣。因此，在歷史領域，抽象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歷史方法處于對立之中。抽象的經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經濟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的理性行為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理想畫卷。“這一理想畫卷把歷史生活的某些聯系和事件統一成為設想出來的聯系得天衣無縫的體系。在內容上，構思具有一個通過思想上提高現實的某些要素而獲得自在烏托邦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經驗給定事實的關系僅僅在于，在那種構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類聯系，從而也就依賴于‘市場’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發現或者被猜測為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利用一個理想典型（Idealtypus）實際地說明和解釋這種聯系的特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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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理想典型”（國內更多翻譯為“理想類型”，下文采用這種譯法）的概念是為了歸屬判斷，它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是歷史給定的現代交換經濟社會組織的“理念”。韋伯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與作為發生學概念上西方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理念，這兩者是根據“完全相同的邏輯原則展開的”。而“城市經濟”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單方面提高一個或者一些觀點，把散亂的個別的現象綜合成一個自身統一的理想畫卷而獲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類型”是從經驗事實中選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邏輯整理而言，它的確具有“客觀性”，這正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即“理想類型”作為一種邏輯的分析工具本身是“價值無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純粹性而言，這一理想畫卷不能經驗地在現實中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于歷史工作來說就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在任何具體場合都要確認現實離那個理想畫卷有多近或者多遠，某個城市的關系的經濟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是哪個被說成是‘城市經濟的’”。[19]因此，理想類型并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無條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韋伯強烈地反對把理想類型的概念圖像當成是歷史現實的“真正”內容，當成“本質”。理想類型絕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強盜普羅克拉斯特之床，歷史不應該在此被削足適履，也不應該被當成是歷史中起作用的“實在”力量，——韋伯強調特別需要警惕后一種危險。對于中國的經濟學來說，西方的以中世紀“城市經濟”為模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和解決中國的城鄉問題呢？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問和反思。

韋伯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沒有建立概念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聯系，就簡單套用西方的諸如“市場”這樣的經濟學概念來橫掃一切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正是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方法，違背了現實的“客觀性”原則。這對于我們今天形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韋伯明確地指出，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教理學”，它特別假定純粹經濟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經濟取向的影響，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理想類型”，而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更不能成為“應當”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種在此意義上“無國家”、“無道德”、“個人主義的”純粹理論，作為方法上的輔助手段是并且總是必不可少的，而極端的自由貿易學派則把它理解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現實的一種詳盡無遺的寫照，并進一步據此把它理解為一種“應當”，理解為一個在價值領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為一個可以用來經驗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類型”的功能，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科學的“手段”來發揮作用的，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類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規定概念來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歸納、衡量與對比，是以確立概念的“界限”為前提的，這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訓練

它是一種理想畫卷，但并不是歷史現實，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現實，它也根本不適宜于把現實作為樣本歸入其中的圖式，而是指具有純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義。為了廓清現實的經驗內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們借助這一概念對現實作出衡量。把它與現實作出對比。這樣的概念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借助它們，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我們依據現實定向的、受過訓練的想象力對它們作出判斷，認為它們是適合的。[21]

但是混淆總是很容易產生，歷史相對主義者總是讓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理念”生成為理想意義上的“理念”需求，讓其變成價值判斷。因此，科學自我監控的基本義務和避免受騙的唯一手段，就是嚴格區分這兩種方式。以比較的方式把現實與邏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聯系起來，與從理想出發對現實做出評價性判斷，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這正是韋伯強調作為方法論的理想類型是“價值無涉”的，即不能用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為理想類型“是某種對評價性的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它與其他任何一種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說，在韋伯的理論中，理想類型其實是一種邏輯工具，并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這才是“價值無涉”最核心的意義，否則，就會有淪為自然主義或道德主義“目的論”的極大危險。

韋伯更進一步指出：雖然“理想類型”在形成過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東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個體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為理想類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識到的，它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現象的特性”[23]，是文化個體性的表達，因此“理想類型”絕不是普遍“規律”的體現，而是有著明確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理解，韋伯對“價值無涉”的強調，其批判的對象正是用“理想類型”來代替價值評判，這樣一種會在現實中帶來極大危險的思想混亂，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經濟學。

針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即社會科學的目的必須是將現實還原為“規律”，韋伯的批評正是針對其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相互混淆的危險。韋伯告誡道，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理想類型的發展狀況和歷史是兩件必須有效區分開來的事情，構思在這里僅僅是有計劃地將一個歷史事件有效地歸屬于根據我們認識的現狀而可能的原因范圍中的現實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這里，韋伯對馬克思，——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論對手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構思，在理論上都具有“理想類型”的特征，“凡是使用過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現實與這些理想典型進行比較，它們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啟迪意義；同樣，一旦把它們設想為經驗有效的，或者甚至設想為實在的（事實上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的‘作用力’、‘趨勢’等等，它們就具有危險性。”[25]這一評價值得重視，也值得今天作為一個重要視角來重新理解在中國的命運。

韋伯充分肯定“理想類型”的邏輯作用，但是他強調所有“理想類型”的構思都具有暫時性，“文化科學工作的結果就是不斷改造我們力圖把握現實所用的那些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嘗試在思想上整理現實，由于科學視野的擴展和更移而廢除已經獲得的思想圖像，以及在如此改變了的基礎上形成新概念之間的不斷變換。”[26]這是因為，概念的形成取決于問題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是隨著文化自身的內容發生變化的，概念與被概念化的東西之間包含著一種綜合的暫時性。因此，概念的價值正在于它們揭示了作為其基礎的觀念意義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標。“理想類型”之意義正在于它的暫時性，和無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務于建立價值聯系的目的，因此決不能混同于具體的實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為對“客觀”現實的觀念的“反映”，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現代認識論，這里的概念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系被頭足倒置了。而社會科學的偉大進步正是與實際的文化問題的變更密切相關的，并采取了對概念的形成進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韋伯宣布，《文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批判與進一步的綜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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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而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受到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些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27]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正在于此，即它來自于對經驗現實的邏輯綜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確的使用邊界，因此不能據此作為“本質”或者“規律”證明特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斷現實的價值特權，因為價值尺度只能來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會科學的任務并不是不斷去追逐新的觀點和概念，而是相反，對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為之服務的終極目的。“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實與已知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東西。

在韋伯看來，價值意義是“理想類型”獲得邏輯意義的前提，否認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的價值真理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與判斷去取代科學。一旦社會科學把它的方法論原則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覺地根據最終的價值觀念來檢查和反思個別材料的認識價值，不能意識到認識價值是植根于具體的實際的文化作為最終價值，道路就會迷失，這時，就需要從文化的價值意義上進行范式突破。這時，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觀點的意義變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黃昏中。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學就武裝起來，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概念體系，從思想的高度俯視事情之流。[28]

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科學的內在邏輯，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價值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韋伯這句似乎駭世驚俗的話：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因為，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德國的文化價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學術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夠落實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它既是社會科學問題意識的來源，也是作為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后的旨歸。只有在這里，在責任倫理高于信念倫理的情況下，兩種倫理才可以尋求互相支持的契合點，我們也需要從今天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確立和理解韋伯的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來讀一點讀韋伯自己的論述

我們最終必須竭盡全力反對的是一種并不少見的觀念，它認為通過權衡各種彼此對立的價值判斷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學“客觀性”的大道。“中間路線”不僅恰好與“最極端”的價值判斷一樣，不能以經驗學科的方法得到科學的證明，而且，在價值判斷的范圍內，它正是在“規范的”意義上最晦曖不清。它不屬于講壇，——而是屬于政治綱領，官僚機構和議會。科學，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能為政治活動家和對立的黨派提供無可估量的幫助。它告訴他們，（1），對于這個世紀問題，某些不同的“最終”立場是可以考慮的；——（2）在你就這些立場作出抉擇時，存在著這樣那樣你必須考慮的事實。[29]

韋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責任的“政治”行為應該建立在學術的“科學性”的基礎上，即有價值的政治行為必然充分估計三個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帶后果；3，由此制約的在其實踐結果中眾多可能的評價相互之間的競爭，這正是經驗科學以自己的手段能夠揭示的東西。[30]只有在此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才可以與現實中黨派利益紛爭的政治活動劃清界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絕非折中的中間路線，因為妥協和折中并不是以價值的澄明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對各種“偽”客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偽“政治”性，即建立在黨派利益紛爭基礎上的“政治”）

認為從要求經驗地討論“價值無涉”的立場出發，價值判斷的討論就是無結果和毫無意義的觀點，是與我們完全不相干的，因為關于價值判斷意義的認識恰是所有這類討論的前提。這種討論的先決條件是理解各種原則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徑庭的最終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著“原諒一切”，單是對他人觀點本身的理解也不導致同意它們。另一方面，這至少可以使人同樣容易并且通常極其可能認識到妨礙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恰恰是真理性的認識，而“價值判斷討論”正好有助于這中認識。[31]

至此，韋伯對于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無涉”的思想已經清楚了。這里試從以上三個互相關聯的層面上做一個分梳和歸納

首先，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是社會科學的歷史觀，它反對把歷史納入任何道德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目的論體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屬于也反對任何“宏大敘事”。其方法論上的體現是劃清“理想類型”的有效性邊界，不能把“理想類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邏輯思維的產物上升為價值判斷。任何意義上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都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歸納和總結，歸根結底是“個體性”的，因此不能把“個別”上升為“普遍”的規律，并成為“應當”如此的歷史力量。因此，韋伯反對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引申出對實踐的評價，因為這意味著把“變遷”視為目的論的，并成為對現實政策毫無反思的美化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看出，為什么經驗科學的代言人應當感到有必要支持這種做法，使自己成為某個時候的“發展趨勢”的喝彩者，使對這些“發展趨勢”的“適應”從一個終極的、只能由具體的人在具體場合解決的、因而也只能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良知的評價問題變成一個據說由一門“科學”的權威庇護的原則。[32]

第二，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建構學術公共領域的原則，即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都具有平等準入的地位與權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最嚴格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共同體不能以某種預設的絕對價值作為規范，或者以“普世價值”來壓抑和取消歧見，這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能夠生產“有效”知識的前提。但是，作為個體的學者，卻正是以自己的立場，以及以此立場出發的知識建構進入學術公共領域，“正是‘個人’的最內在的因素，規定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價值判斷，才是某種我們感到有‘客觀’價值的東西。”[33]這個意義上，韋伯的“價值無涉”決不是取消價值立場，而是相反，不同的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以及對手的反思和挑戰，方有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種不同的、甚至歧見嚴重的觀點之間，“價值無涉”要求的是對他者觀點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經驗的方式，從概念的邏輯意義上，去考察他人的行為和動機，以發現真正的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切有意義的學術辯論的前提。這樣的以建立理解為前提的“價值無涉”的工具性，是學術對話和論辯的基礎。它可以使人從邏輯和事實的角度認識到妨礙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

人們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這種認識是一種真理認識，而且“價值討論”也就是為它服務的。與此相反，人們以這種方法肯定不能獲得——因為它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東西，是某種規范的倫理學，或者就是某種“律令”的約束力。[34]

這才是為什么“價值無涉”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在過去的韋伯研究中，我們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韋伯極力批評和反對的方法強加給韋伯自己了，對“理想類型”盲目而混亂的運用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轉貼于 [注釋]

[1]關于此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羅衛東：《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的理性回歸：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馮鋼：《“客觀性”、“理想類型”與“偽道德中立”——評羅衛東的“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學與道德的關系。本文在此的討論，與上述兩位作者的觀點都有重大不同。另，趙汀陽提出的“無立場”分析方法以及相關討論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愿。

限于篇幅，此處發表的文稿屬于筆者《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三部分，前兩部分是：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待發。

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中譯本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出版，譯者韓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參照這兩個譯本，具體見注釋。

同上。

同上，第6頁。

同上，第6頁。

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0-11頁。

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同上，第10頁。

[10]同上，第14-15頁。

[11]同上，第16頁。

[12]同上，第18頁。

[13]同上，第21-22頁。

[14]同上，第22頁。

[15]同上，第24頁。

[16]此部分的詳述見本人《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待發表。

[1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18]同上，第31-32頁。

[19]同上，第32頁。

[2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頁。

[21]同上，第34頁。

[22]同上，第28-29頁。

[23]同上，第40頁。

[24]同上，第41頁。

[25]同上，第42頁。

[26]同上，第43頁。

[27]同上，第47頁。

[28]同上，第49頁。

[29]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1]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32]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3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4]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35]見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和耶魯大學博士生王穎曜同學提供線索和材料。該書在2002年再版，補充了卡爾馬克思論新聞自由的章節。

[36]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頁。

[37]同上，第182頁。但是在瑪麗安妮的《馬克思韋伯傳》中，并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會對該項目和社會學學會的影響和干擾。見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頁。

[38]同上，第488頁。

[39]同上，第494頁。

[40]同上，第496頁。

[41]同上，第507-508頁。

[42]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頁。

[43]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見《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77-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