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政治經濟學發展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窮則思變”，變革傳統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者們的共識，“思變”是形勢所需，也是正確選擇，但問題的關鍵是“怎么變”、“向何處變”。實現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建立真正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日益成為急需中國政治經濟學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困惑面對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的困境，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學界就展開了激烈的交鋒與爭論，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提出“中國改革與發展究竟是以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21的問題。就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而言，大體上人們提出了兩條思路：一是無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無限西化論者認為，政治經濟學既然已經滯后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無法解釋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對許多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也無力進行闡釋與說明，證明它已經是過時的“無用之學”，而西方經濟學卻被證明為“經邦濟世之學”，是“有用之學”，經濟學作為一門現代社會科學，就是西方經濟學，因而要無限西化，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完全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

 

有限西化論者則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滯后于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現實，是因為它是源自前蘇聯的教條主義，因此，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在此基礎上把政治經濟學和著眼于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西方經濟學從不同層面融為一體，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中，使之融合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某種新的經濟理論，實現有限度的西化，這樣，就既能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正統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合理內容，從而指導好中國的改革與發展¨1。

 

毋庸置疑，西方經濟學作為人類創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對市場經濟模式下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對我國經濟運行的有益有用之處，應該正確對待和借鑒。但無限f『ti化論的觀點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設前提下對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和解釋，“在南為橘，在北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習慣和相適的成熟制度的情況下，不是借鑒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區分地無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標不治本。其次，西方經濟學本身也存在著危機與變革H]，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客觀地評價說：“標準理論已日益數學化，雅致而又精確，同時，也Et益未能正視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現狀的憂慮，他不無失望地說：

 

“經濟學向何處去并不明朗。”

 

相比較而言，有限西化論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對路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也應該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有用之處，但中國不僅需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更重要的是鞏固、或者更確切說是恢復政治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以及結合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創新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簡單地把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管理辦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之上，拼湊出某種新的經濟理論，主次不分而缺乏內生或內省，缺乏創新與發展，“根基不穩，何以纏藤?”其結果很可能只是拼湊成“四不像”，會因為缺乏底蘊或不兼容而“死機”。

 

可見，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不能是無限西化的“拿來主義”，也不能是有限兩化的“拼湊主義”，那么，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出路到底在嚶二、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主體性和國度性在探究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要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

 

最常見的回答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以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闡明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人們常常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話——“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6J——來證明這一規定的正確性。

 

對政治經濟學作這樣的規定看似正確，實則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經濟學“研究什么”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有“誰來研究”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體問題。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提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法國重商主義者A．蒙克萊田代表的是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也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馬克思雖然在《資本論》中的那句話里只提到了研究對象，但《資本論》從頭到尾體現的都是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意識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它就將自己的立場定位于無產階級；而且從一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他就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把著眼點放在勞動上，由此展開自己的邏輯，他認為自己與舊的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就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來批判資本統治的經濟社會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不能不規定“誰來研究”，即研究主體的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本身也暗含著要全面規定“什么是政治經濟學”就有包括主體性問題的要求，因為生產關系本質上就是利益關系。由此而言，將政治經濟學規定為“特定階級對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就更為準確、全面。

 

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其主體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誰的立場上，代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因為經濟是人的經濟，經濟矛盾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由于階級利益和意識的不同，對同一個經濟矛盾因立場和主體的差別，會得出不同的理論規定。經濟問題又往往涉及諸多利益主體，不同利益主體對同一經濟問題的看法是不同的，解決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對立的，經濟矛盾就是不同經濟主體利益關系的對立統一【9 J。

 

到這里，我們可以明確，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性問題。這是一個立場問題，也是決定中國政治經濟學出路的先決條件。

 

西方經濟學有沒有主體性?西方經濟學總宣揚自己拋棄了階級性，是“純技術”、“純數理”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純粹的客觀規律”。但他們的研究總是建立在嚴酷的假設前提下，而這些假設前提的背后，隱藏的就是他們代表資本所有者利益的主體性，西方經濟學具有更強的主體性!卻不敢像馬克思公開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一樣，宣稱自己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強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還要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世界性的社會科學，但其世界性是體現于各國特殊性的政治經濟學當中。自人類社會出現階級以來，國家就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國家不僅是一個政治范疇，也是一個經濟范疇，它不僅是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單位，而且直接制約著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和部門，經濟生活也因此具有國度性，而經濟生活的國度性也就規定和制約了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的初創期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時期，乃至政治經濟學以及列寧的經濟學，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未能超脫國度性。堅持和承認國度性，是政治經濟學的必要環節【l0】。

 

中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其經濟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確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不僅因為中國有特殊的經濟矛盾，更在于我們是中國人，是從中國人的立場、利益、意識來進行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還在于應具有主體性的觀念和方法，在借鑒外國經濟學成果的同時，形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并由此而專注于對中國經濟矛盾的揭示和論證‘8l。 ，、由此，可以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中國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國的特定階級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淪規定和特定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問題，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基礎和立足點。

 

三、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思路變革與發展中國政治經濟學首先就要明確其主體性和國度性。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體，而是生活于中國經濟矛盾中并要求解決這個矛盾的中國人，是為爭取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應該是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勞動者利益的總體概括。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則要求我們要立足于中國國情，運用中國人的智慧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的經濟矛盾。

 

明確了主體性和國度性時，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思路就不能是無限西化，也不僅是有限西化，而應該是內生外化，內生為主、外化為輔，即立足中國國情，從中國勞動者的立場、利益和意識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特殊的經濟矛盾。雖然也借鑒外國經濟學的成果，但不是簡單的“嫁接”或者機械拼湊，而是以主體性的觀念與方法，內生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這是它與有限西化論的根本區別。

 

它不是“拼湊主義”，更不是“拿來主義”，而是“內生主義”，即在國度性基礎上明確主體性，以勞動社會主義為導引，運用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法規范主干概念的運動與聯系，系統地揭示與論證中國經濟矛盾，進而探討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和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的途徑哺j。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由于經濟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內容和規律的，只有經研究主體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自己及所代表的群體利益和意識進行概括，形成其主體意識，總結上升為主義，并在一般性的主義引導下，實證抽象，揭示和論證經濟矛盾，才能“主觀”地對經濟矛盾作出理論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中國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決定了導引它的主義只能是勞動社會主義，即勞動者在爭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進程中的自由發展。

 

科學的方法論是科學政治經濟學產生的基礎，深入研究和科學界定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完成政治經濟學變革的先決條件【11|。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當繼承中國傳統之內省外化系統思維，并借鑒吸收西方外在系統思維，根據現代中國勞動者的主體性，注重研究者本人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探索，形成與其主義相統一的方法論，這就是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其兩個主要環節就是“內省”或對自己價值觀和利益、意識的內在規定，以及辯證的系統思維。

 

抽象思維的特點，就是形成并運動概念，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進行比較、分類、歸納、分析、綜合、論證等一系列的思維活動。范疇是對客體、對象層次及其內容的界定，這種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礎或第一個環節，它包含著規定特定對象范圍或矛盾層次的各概念。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并不是先驗的，也不是外國政治經濟學范疇的演繹或運用，而應該是代表中國勞動者這個主體，以其勞動社會主義所要求并體現的辯證系統抽象法，對中國經濟矛盾揭示和論證的概念運動關節點，是規定經濟矛盾各層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經濟學是揭示與論證經濟矛盾的科學。經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其矛盾是現實存在的，是有意識在交往中結成一定社會關系的人，以勞動改造人類自身過程中表現的矛盾狀態。政治經濟學對經濟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個社會群體表達其經濟利益和意識，并由此來規定經濟矛盾。對中國經濟矛盾系統的揭示與論證，自然就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為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因此，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目的，應該是探討中國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實現和素質技能提高的途徑，認知障礙變革的因素和勢力，克服這些勢力，解決它們與勞動者自由發展的矛盾，這也就構成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題。

篇(2)

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篇(3)

一、加強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領域的研究的創新

技術創新理論是在對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領域的研究過程中得以提出來的，在這過程中離不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生產力的發展必須導致生產關系的變化，二者互為因果，所以相對于生產關系來講，生產力的發展具有自主性和首要性。而在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深入研究中也發現，一旦生產方式發生變革，則會推動新的生產力的開發和利用，同時也要對生產關系進行調整和改革，與之相適應。而生產方式的變革實質上就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新，是技術的創新，是一種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應用和生產。

技術創新是當前我國在經濟建設工作中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其可以使國家的綜合國力增強，提升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同時還能有效提高企業的效益。目前在全球經濟一體快快速發展下，可持續發展戰略被人們所普遍認可，這就導致技術創新的理論視角開始側重于科學技術和應用，更注重技術創新和生態保護的相互關系。而且在技術創新的目標體系中將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人的發展同時納入其中，利用生態化的技術確保了技術創新商業價值的實現，使新的技術創新觀念和理論得以實現。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步伐下，知識也在全球化得以進一步拓展，知識的全球化對技術創新了有更高的要求。任何一個企業、組織或是國家其所掌握的技術及資源都是有限的，單獨以其自身的能力去發展會受到較大的制約，無法滿足當前知識經濟時代的技術創新要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合作的模式來進行發展，創新方式以技術及資源的聯盟及合作體現出來，技術創新的理論研究重點也開始有所變化，已不僅僅對資源優化配置進行創新研究，開始向資源的合作及優勢互補方向發展，在這種過程中，企業在合作中受益，擁了進行科技創新的技術和人才，同時在合作過程中也獲取到了新的知識。企業之間也有效的形成了一定的網絡和社會關系，有效的加快了技術創新的步伐。

二、在與西方經濟學比較中進行創新

政治經濟學要實現創新，則需要從傳統的思維中走出來，充分的吸收其他經濟理論先進的思想和精髓部分，從而使自己得以完善和發展。傳統的政治經濟更應走出自我封閉的體系，但不能偏離的指導，從而積極的吸收西方經濟學中精化的部分，經彌補自身的不足，實現優勢互補。長期以來我們對于的理解過于絕對化，將其看成是絕對的真理，認為其他的東西都是錯誤的，這種思維過于片面，政治經濟學要想發展和創新，就需要研究和汲取西方政治經濟學中一個合理的理論，并為自己所用。傳統的政治學與西方政治經濟學相比，兩者在研究對象的定位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政治學研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西方政治經濟學則研究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從這其中我們不難看出，西方政治經濟學更注重在一定社會制度基礎上，通過提高生產率及對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實現增加社會財富的目的。西方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資源相對或絕對短缺的情況下，經濟效益的提升，只能依靠對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來實現，這樣可以有效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會成本，增加社會財富，確保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時也加快了社會政治學的發展。而政治學也研究市場經濟，但其研究的并不是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是市場經濟中的生產關系。

在社會發展的人類進步過程中，生產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僅能夠創造社會財富，而且作為原動力，有效的加快了社會發展的步伐。在西方經濟學中所研究的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實質上就是生產力的合理配置。而在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更注重將合理的對先進生產力進行運用，從而加快社會經濟建設的步伐，這與西方經濟學中相關的理論具有一致性，所以可以將西方經濟學與當前政治經濟學進行有效的結合，從而提出與當前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生產力發展理論。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新，不僅需要更發了的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進行堅持，同時還要對一切文明成果進行正確的吸收和借鑒，這樣才能使之更好的為現代化建設提供良好的服務。

三、結束語

追溯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這是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在無數經濟學在對政治經濟學的不斷研究過程中提出了經濟學的理論，并不斷的對其進行完善，從而使其得以不斷的發展。所以政治經濟學具有較深的底蘊，是一座知識倉庫，還需要我們在研究中不斷的深入去發掘，這樣才能有效的推動政治經濟學的創新。

參考文獻：

[1]馬艷，李韻.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基本路徑.學術月刊，2011-07-20

篇(4)

關鍵詞:民族主義;自由主義;

隨著人類經濟活動拓展到民族國家之外，經濟活動的主體從個人發展到民族國家與跨國的經濟和社會組織，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已經不再是民族國家之內的問題，而是一種國際的政治經濟現象。對這一問題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

傳統意義的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從一般的政治經濟學中發展而來，都是力求探討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和聯系，并吸納一般政治經濟學的眾多理論與研究方法。但國際政治經濟學所關注范圍更大，“盡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國際行為體(國家、全球公司、國際組織、社會運動等等)間的活動”①。國際政治經濟學又不完全拘泥于國際與國內的界限，因為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國家內部的政治和經濟活動也可能影響到國際間的政治與經濟關系，國際政治經濟活動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與經濟產生作用。但國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行為主體主要是民族國家體系內的國家等國際行為體而不是個人，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有著不同于傳統意義上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

國際政治經濟學融合了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眾多內容，但它不是兩者的簡單結合，而是在兩者基礎上的新綜合。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國際經濟學與國際政治學的交叉學科，它主要是研究國際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但其中的政治、經濟因素不同于國際政治或經濟中的純國際政治或經濟因素，還包括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自60年代末出現后，近年來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由于這一學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論來源的多樣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觀又有微觀，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最新的發展還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論分類較為多樣。但目前最為人們廣泛引用的是吉爾平的分類，即:民族主義(也稱重商主義、現實主義或國家主義)、自由主義(也稱全球主義)和①。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一部分，吉爾平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分類應該說是以國際關系理論分類為基礎的，與國際關系理論主流分類相一致②，具有相對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內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為主要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因而這一分類也有一些自己的特點。

一、民族主義理論傳統及其當代代表

1 理論淵源。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民族主義理論是諸流派中最具歷史傳統的理論。從政治經濟學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紀以來的重商主義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馬基雅維里等人確立的政治現實主義傳統(這一思想傳統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論及③，這里不再贅述)。另外，韋伯的國家社會學中的許多思想也是民族主義理論重要來源之一。重商主義傳統　古典重商主義是最早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進行研究的思潮和向當權者提供的政策建議。古典重商主義者如博丹、柯爾培、托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質正如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所歸納的那樣，是使所有經濟活動服從于當權者的國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義者吸收了如馬基雅維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認為正式的權威如果不能節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結果將是殘酷的“天然狀態”。因此，必須用公共權威來使個人利益轉化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義是順應建立現代世俗國家要求的。因而在歐洲新型民族國家初創的一百年間它得到了普遍采納。但由于它對財富認識上的缺限和在實踐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紀，受亞當·斯密等人嚴厲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貿易政策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時重商主義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紀初前后，重商主義思想又以一種經過改造的面貌出現。漢密爾頓和李斯特是代表。兩人都主要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論述貿易保護主義的必要性的。漢密爾頓把國家的經濟建設與年輕美利堅的生存和發展聯系在一起，強調經濟活動的布局與國家的生存息息相關。為此國家必須要“擁有一切必需的供應品”①。這種“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思想的雛形不久又影響了李斯特。李斯特不僅從政治還從經濟上較科學地闡述了其重商主義思想。首先他認為自由主義論點是一種靜態和短視的學說，忽視了長期的和動態的比較優勢和經濟利益。其次，李斯特認為自由主義者漠視了國家具有不同于個人這樣的經濟主體的利益特殊性，國家所處的現實環境和它的歷史發展程度決定了國家間的對外經濟政策也不可能也不應該一致②。漢密爾頓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義思想在西方學術界(主要是經濟學)并不占主導地位，但在國家的決策者中卻有著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后起的工業國。

經濟學家維納對重商主義這種帶有強烈經濟民族主義色彩的理論總結如下:財富對國家來說是實力的基礎，不論為了防衛還是為了侵略;實力是國家獲取財富并使之成為必要和有價值的手段;財富和實力是國家的兩個根本目標，從長遠看兩者是統一的，但在某些時機為了長遠的經濟繁榮，國家有必要作出某種經濟犧牲③。韋伯的國家社會學對國際政治經濟民族主義理論的影響　韋伯的國家社會學中也體現了一定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盡管韋伯不否認市場的效能和社會階級的力量，但國家在韋伯思考的政治經濟關系中處于中心地位。他認為政治與經濟存在著互動關系，在領土范圍內合法強制手段的壟斷使那些當權者具有對敵對社會力量的明顯優勢;所以，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既能支配市場又能控制社會階級，而現代國家的發展依賴于相對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市場不能脫離國家而存在，國家產生于市場，經濟過程又不能遠離社會與政治的過程，而是兩者相互關聯和相互依賴，兩者的關系是一種復雜的、歷史的具體結合④。韋伯的政治經濟思想與以往的重商主義在兩個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認為民族主義是經濟活動的推動力量，經濟國際化是民族主義情緒的強化與外化;第二，把經濟活動放入到一個社會和政治是某種限制性或決定性因素和環境中來分析的。另外，韋伯的“理性”現代官僚的概念對國家經濟利益的決定對后來的民族主義理論微觀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2 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學民族主義理論的特點和代表。

特點　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民族主義理論雖繼承了16世紀以來的重商主義傳統和政治現實主義傳統。但當今民族主義理論的根基是已經演進的并更加系統化的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他們認為國家對權力與財富的執著追求來源于人的政治動物本性(這一觀點最早來自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摩根索在其《國家間政治》中把它作為國際權力斗爭的最終決定因素)或者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哈斯是較早論證了這一點的，后來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將此作為國際政治結構理論基礎)。因此，民族主義論者強調國際關系的動力來自于這種國家的政治動物本能或國際政治的獨特結構，這也自然地反映到國家經濟關系之中。所以，他們認為國際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是政治環境和政治結構決定經濟關系，或更簡單地說是政治決定經濟。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民族主義論者是從以下三個假設來思考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第一，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主要行為者和分析對象。主權國家是其行為的最高判斷權威;其他行為者服從于主權國家，它們之間的相互交往的基礎受制于國家權威。同樣，在國際經濟關系中也服從這一法則。第二，民族國家是權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權力對國家來說既是目的又是實現其他目的手段。這是國家的政治動物本性或國際政治結構的自決定的。第三，民族國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則行事，但這種收益不是絕對收益而是相對收益。因此，由于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國家之間對權力與財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義者認為國家間的政治經濟關系是一種互為消長的“零和游戲”，具有相互沖突性①。此外，民族主義論者還認為國際權力分配格局是決定國際經濟關系形式和狀態的因素。由于民族主義論者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基礎來思考國際經濟，他們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發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觀態度的，強調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現狀維護和管理。

在民族主義理論中有兩種研究角度。一種強調國際關系權力分配格局或國際政治結構是國家對外經濟政策和國際經濟關系的基礎，它與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理論的聯系較為密切，是一種宏觀的研究;其理論核心是所謂的“霸權穩定論”②。這種研究具有濃厚的實證主義和歷史循環論的特點。另一種重視國內的官僚制度、政治體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關系對國家對外經濟關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學和行政學中的理論影響，如被稱為“官僚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受到兩方面理論的影響，一是韋伯的“理性”現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國組織理論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種研究可稱為微觀研究。這兩種研究并不是完全沒有聯系的，只是各有側重，宏觀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國內政治因素作用，微觀研究中也是以國際政治結構為前提的。宏觀理論的主要代表有吉爾平、克拉斯納等，微觀理論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觀理論多從國內政治特點來分析國家的對外經濟關系，往往帶有比較政治經濟學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觀理論中，吉爾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堪稱宏觀國際政治經濟學民族主義理論的集大成者。在此書中，吉爾平從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規則出發，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是一種動態的循環過程，國際權力政治的現實決定了國家間在國際政治經濟競爭中總是追求“相對領先”，由于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后起的經濟強國必然要利用發展起來的經濟力量要求獲得政治上相應的權力，而衰微的強國必然利用舊的制度權力竭力阻止新興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崛起，維持其原來的政治經濟特權，這種新舊勢力的較量最終可能是戰爭，結果是建立新的權力分配格局和新國際經濟體制，這種現象周而復始推動國際關系的發展④。

在微觀理論中，克岑斯坦的《權力與充裕之間》是較有影響的一本書。書中通過對6個工業化國家國內結構的解釋來試圖彌補宏觀理論過多注重國際和跨國因素而較少觸及國內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認為在面對世界經濟的共同挑戰中，民族國家的內部結構是產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離開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國際相互依存與政治戰略的關系，國際環境和國內結構共同作用決定著國家的經濟對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如霸權衰落時，國內的政治結構在決定國家的對外經濟戰略上顯得尤為突出①。

二、自由主義理論淵源與當代代表

1 理論淵源。

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講是國際政治自由主義理論的經濟解釋。它是從經濟的角度解釋國家間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論主要來源于亞當·斯密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凱恩斯的政治經濟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　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鼻祖當推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斯密從個人理性出發，認為以絕對成本差異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擾下將最終導致個人和社會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會的和諧，從而增進國家的實力和國家間的和平。因此，自由貿易是人類理性的最佳選擇，經濟不應該受政治機器的干預②。在亞當·斯密之后，李嘉圖、穆勒等人發展并改進了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李嘉圖以相對成本法則來代替絕對成本法則，這使自由貿易理論更適用于一般的條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亞當·斯密的理論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學的和整體性的，把政治經濟學放在一個道義的和歷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圖把理論注意力縮小，但使理論更具說服力，把經濟問題和政治與社會問題更明顯地分開并提出更為精煉的解釋;雖然亞當·斯密的研究主體是個體，但李嘉圖比亞當·斯密更明確地為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建立了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礎，使之可以應用于各種條件下的個體，如國內經濟中個人、集團和國際經濟中的民族國家經濟，并為后來的經濟學一直所沿用。

盡管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在其理論中用其自由經濟理論來詳細闡述國際政治經濟的關系，但從其理論的內在涵義中可以看出其國際政治經濟觀:經濟自由主義相信貿易與經濟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為分工貿易下的國家間經濟關系是一種“雙贏”的游戲，并由此產生了一種國家間相互依存的互惠權利，有助于鞏固國家間的合作關系，從而對國際間的政治和平與穩定起促進作用③。凱恩斯經濟思想的影響　凱恩斯與馬克思一樣，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存在著失衡，并且這種失衡是市場力量所不能解決的，必須依靠政治力量。這不僅在國內政治經濟中有著重要意義，對國際政治經濟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凱恩斯又一次把“純經濟學”帶回了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凱恩斯認為，優先考慮充分就業在一個開放的經濟條件下，既受國際經濟的影響又影響國際經濟。實現充分就業方法之一是擴大出口，但各國都以擴大出口來解決就業問題就又回到了重商主義的道路。如何解決競爭與國際和平這一矛盾，凱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中各國在貿易上采取“以鄰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經濟惡果后，提出了以國際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來解決這一問題。這樣，凱恩斯在國際經濟領域中從某種意義上引入了經濟宏觀管理和協調的思想，他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結構下，建立類似政府在國內經濟中所起作用的國際制度是在競爭中促進合作有效途徑。這一思想對70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特別是相互依存理論有著很大的影響。

2 當代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特點及其代表。

特點　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在思維上與國際關系中的理性主義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認國際無政府狀態，但他們更重視與這一狀態并存的還有有序的國際交往;強調國際關系中各國的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和共同規范對國際社會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帶來的和諧性。因為這是人的內在的理性本質使然，人的這種內在理性本質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則，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時發揮其固有的群體秉性①。自由主義理論正是從經濟上闡述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較優勢法則。自由主義理論按照這一法則，認為國家間的經濟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互依存關系在總體上對民族國家的“自治”有著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國家間經濟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榮俱榮、一毀俱毀”狀態可以促使各國在經濟競爭中尋求政策的協調，良化競爭，而不是回到重商主義的“以鄰為壑”的相互殘殺之中。這種協調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證和促進，如當今世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等。因此，自由主義者在國家與市場的矛盾關系問題上，更多地傾向于市場的力量，認為國際經濟交往與相互依存關系的存在可以改造傳統的權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國際政治的沖突性，發展國家間的經濟交往是實現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徑。這種經濟決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觀點是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最重要的本質。

自由主義理論也是從三個基本假設出發的。第一，個人是政治經濟學分析的主要出發點和行為角色，盡管國家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會經濟活動的目的最終要歸結到個人。第二，個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權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為個人這種功利是主觀自我滿足的最高價值水平，是“兩利相較取其重，兩弊相較取其輕”的選擇的絕對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義者的相對利益的領先。第三，個體間的這種利益機會成本間的選擇是促進彼此間合作的重要手段，因為這種條件下的經濟交往不再是一種“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戲”，而是一種“雙贏”的互利。另外，自由主義論者盡管認為國家力量在經濟生活中應越少越好，否則會干擾市場的作用和回報，但也主張國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來為維護市場的自由競爭創造必要的條件，或阻止市場失敗②。因此，自由主義論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發展是持樂觀態度。因為，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國家的利益認定不是現實主義者的權力增加，經濟交往的結果是彼此經濟和福利的增進，進而對國際關系的和諧有積極的作用。

自由主義理論內部在具體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點。一種是宏觀的自由主義觀點，強調世界經濟的發展對國際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觀理論中有極端主義的觀點，認為民族國家在世界經濟一體過程中已經讓位于市場，國家主權受到了一些巨治結構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中正在逐步過時，并將其權力轉讓給更能適應新的國際環境的跨國組織，聲稱技術和市場的發展使經濟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國際政治現實主義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論。另一種是微觀理論，它把研究的側重點放在了國際經濟關系對國內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經濟相互依存關系的發展對國家內部政治關系的作用上。這種研究也同樣具有一定的比較政治經濟研究的色彩。但與宏觀理論(應該說宏觀理論中也有對國內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點是國際政治特征)相比，影響力較小。

自由主義理論與其他兩個理論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義和理論主要以歷史—哲學的研究方法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義理論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相互依存理論。這一領域進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庫珀。他于60年代末所寫的《相互依存的經濟學:大西洋共同體的經濟政策》是依存理論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這一概念普及化。庫珀在此書中認為技術進步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經濟的條件，更重要的是，傳統的比較成本的差異似乎正在消失，貿易利益明顯地來自競爭優勢;而且全球經濟一體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場的均衡，在常規的周期內，未來的國際收支不平衡較之以往可能更加頻繁，而且規模更大，鑒于此，庫珀采納了凱恩斯的經濟合作思想，提出國際政策協調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實現各國經濟目標的途徑，重商主義既會引發失敗的競爭又為目前的國際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凱恩斯一樣，較少考量國際政治條件是否能促進還是阻礙國際協調，只是假設各國領導應從功利“理性”出發摒棄自私政策，進行政策的協調。

約瑟夫·奈和羅伯特·基歐漢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權力與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論中最具影響作品之一。他們認為當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現實已經使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現實主義解釋部分失效，應該用一種新的、更全面的理論來補充或替代現實主義理論。這一理論就是他們稱之為“復雜相互依存理論”的理論。這是帶有現實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理論，但卻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現實對國際權力政治的改造。在書中，奈和基歐漢認為現實主義理論的三大假設在相互依存的條件下已經不再絕對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條件下，傳統的一元化領導不可能有效，需要國家間多層次政策協調，使各國特別是弱國都認同國際制度的合法性③。奈與基歐漢此書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理論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對后來的相互依存理論研究起了極大的影響。但它也存在這兩個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關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國際制度的建立和維護論述不夠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歐漢所寫的《霸權之后》，就是對國際制度的建立和維護進行進一步深入論證的專著。此書是較典型地采用科學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論論證了自私者之間從理性出發也可以在競爭中的進行合作，并認為合作的程度取決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樣這一著作對南北關系也關注很少。

國際政治經濟學及其當代的研究

1 經典作家的政治經濟學觀。

以政治經濟學對國際關系進行研究一直是國際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這一研究的理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盡管當代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與經典作家在一些觀點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觀作為這一流派研究的理論指南并沒有很大的變化，而且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結論如剩余價值理論也一直是當代國際政治學研究中重要基礎。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的理論　盡管馬克思沒有對國際層面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進行過系統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成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對剩余價值的無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會政治結果是:社會再生產的不斷破壞和貧困人口的加劇。另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也是外向擴展性的，隨著商品和資本的輸出，資本主義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時也帶來了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不對稱的依賴關系和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統治，并且促進了世界性的階級聯系和發展了世界性階級對抗的政治結構，這種階級結構關系使馬克思呼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以推翻資本主義，而且這種革命的物質條件也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準備好了。

列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列寧的政治經濟學觀應該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它是在馬克思的理論基礎上并結合了當時世界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現狀建立起來的，其中吸收了羅莎·盧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的政治經濟觀。列寧的理論集中地體現在《帝國主義論》這部著作中。在的基礎上，列寧從資本主義壟斷時期的五大政治經濟特征出發論證了其對外政治經濟擴張的必然性，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各國在世界范圍內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它們在國際上或暫時進行妥協或進行爭奪經濟資源的戰爭;無產階級可以在戰爭中從最薄弱的資本主義環節奪權，進而實現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為資本主義社會這時不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還是社會生活中已經腐朽和沒落。列寧的理論在很長時期一直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研究的主導理論。

2 戰后政治經濟學研究②。

特點　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盡管與經典作家在一些問題上存在著不同見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觀點上仍然與經典作家保持著一致。如:認為資本主義創造了財富的兩極分化，并且否認個人之間的交換關系必然的導致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樣自由主義的觀點，相信資本主義體系作為一個具有內在沖突的體系應該也必然地要被社會主義所取代。因此，盡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問題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國際政治經濟學否定舊制度或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合理性，要改造這一體系，建立新體系的革命性沒有變化。從具體上講，戰后國際政治經濟學在以下幾點體現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數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仍然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在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上，占主導地位仍是經濟決定政治。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上，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本質決定了資本的擴張性和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格局，這種經濟格局又決定著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政治經濟學的主體和分析單位是階級，或者資本和勞動。中心與外圍的世界經濟結構劃分就表現了國際階級劃分色彩。第三，他們認為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階級的行為是為了本階級物質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本質決定了在世界范圍內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不可能是一種和諧的關系，而且在經濟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是“零和”的①。

戰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集中反映在三個領域:一是對第三世界的貧困和持續不發達的研究;二是對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研究;三是對不斷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工人運動命運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論”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學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觀政治經濟學學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理論和西方者的“葛蘭西學派”為代表。第三方面的內容主要是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工人的權利和對資本流動的反應與斗爭策略的研究。最后這一內容的研究不如前二個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圍的影響(所以下面不做介紹)。戰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觀為主，除“依附理論”和西方工人運動研究中有些對具體國家和地區的個案研究外，絕大多數都是側重整體研究。

代表性觀點　西方發達國家資本輸出并沒有導致不發達國家工業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論”研究的起點。1957年保羅·巴蘭在其《增長政治經濟學》中首先提出這一問題，并認為:資本從亞非拉地區榨取剩余價值后，并沒有把剩余價值用于開發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發達國家，從而造成這些地區的發展停滯③。在這位“依附論之父”的觀點基礎上，其他學者后來進一步提出各種“依附理論”④。其中現在較有影響是卡多佐的理論。70年代起，隨著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發展，針對這一現象，卡多佐認為:在一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存在所謂的“歷史結構”條件時，即外來資本、本國資本和本國的政治統治處于一種相互有利的關系狀態下，外來資本引入可能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但這種發展不同于早期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而是一種聯系性的依附發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篇(5)

在我國的普通高校中，普遍開設了《政治經濟學原理》(以下簡稱《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課程。無論在各個專業，包括工科專業和社會科學專業，作為一門政治理論課和必修課。在對這門課的教學中，除了一般的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外，還存在著一些誤差，存在一些模糊認識。特別是在工科院校，由于其學習的經濟類課程比較少，對于教學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由于其工科背景，容易造成一些認識上的誤解，從而影響了對這門課程的學習。從教學實踐中，從自己的親身體會中，認為在教學中除了一般的教學原則外，還應把握好下面一些基本原則，并注意貫穿這些基本原則，時刻保持清醒的認識，從而更好地完成教學大綱和教學目的的要求，使學生真正能夠從理論上得以提高。

一、堅持理論的方向性

高校開設《政治經濟學》這門課，主要是要求學生掌握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觀點，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把握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客觀要求的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進而全面認識資本運行和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問題，把握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以及認識在這一趨勢下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變化與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新問題，從而科學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從教學目的上，我們可以看到這門課是十分重要的，對學生的成長，對世界觀的形成，對以后的工作實踐，正確認識社會的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要講好《政治經濟學》就必須認真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學以致用。教師要針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針對大學生所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和他們的思想特點，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進行講授，引導學生學習、思考和研究。但是，存在一些現象，有一些學生，甚至包括一些老師，沒有認識到這門課的理論意義，沒有很好的堅持理論方向性。有的還提出來和西方經濟理論，一起穿插講授，且不談此建議邏輯上的對立，將兩種不同的分析經濟現象的和經濟規律的方法，怎么可能得出同樣的結論，可見是極端錯誤的。

有的在教學中，雖然沒有上述那么明顯，但往往忘記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區別，也失去了方向性。因此，我們要堅持理論的方向性，通過提高學生的經濟理論水平，培養學生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一點，我們在教學中要牢牢把握，才能達到我們的教學目的。當然，我們堅持理論的方向性，并不是進行呆板說教，要注重教學效果，提高《政治經濟學》課教學的實效性、針對性。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科學，教師應堅持歷史與邏輯、理論與現實、認識與實踐的統一，使學生生動活潑地進行學習，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只有這樣才能圓滿的達到教學要求。

二、正確認識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

正確認識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也是我們在教學中要注意堅持的問題，也是我們在教學中要注意把握的。因為在實際教學中也往往存在這種現象，表現在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認識上的偏差，甚至在教材編撰、理論研究中都有所表現，對此，我們非常有必要理清有關的認識和范疇。在對政治經濟學理論性的認識上，這種傾向表現為:政治經濟學往往被望文生義地理解為既講政治又講經濟的學科，或者是完全政治性的學科，因而政治經濟學書籍常常被作為時事教材宣傳材料或思想教育讀本，忘記了它的理論性。

事實上，政治經濟學并不是既講政治又講經濟;在經濟理論發展史上，在理論經濟學層次上，并不存在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嚴格分野。從學科的歷史發展上看，從一定意義上說，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具有相同的內涵，政治經濟學也可簡稱為經濟學。存在差別的是，不同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體系在理論框架、理論觀點上有差異性，如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與非政治經濟學(或非經濟學)的差別等。有這些錯誤觀點的人，本身其經濟理論水平就有待于提高，對經濟理論的發展過程缺乏全面的認識。因此，我們在教學中要注意課程的理論性、科學性，要注意區分二者的不同，時事報告等是現在有關的方針、政策，具有一定的時效性，會隨著時間的改變而變化，而理論是沒有改變或很少改變的，具有很嚴密的科學體系。如價值規律，只要有商品經濟就一定存在，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充分認識到這點，才能讓學生學習好這門課程，才能通過學習理論來指導他們更好的工作。

三、處理好政治經濟系與應用經濟學科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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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強調科學抽象力的學科，要求培養學生們的抽象思維能力。在大學本科的《政治經濟學》課程學習中，學生們特別是理科背景的學生面臨著較大的學習困惑和壓力。要做到促進學生對相關知識點的理解、增強學生們在學習過程的收獲感，則需要“力求說得盡量簡單和通俗”①。對此，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合理運用數理政治經濟學的相關成果，無疑是實現政治經濟學課程“簡單和通俗”，進而提升政治經濟學課程趣味性和說服力的重要途徑。實現數理政治經濟學的“研教轉化”，實現“以研促教”，重難點是在確切把握相關思想的前提下，遵循適度性、實用性的原則，通過對數理模型相關理論成果的甄選、轉化、引入和運用，明晰知識點的難易層次和教學對象的層次，構建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模型運用體系。

 

一、現有數理政治經濟學的學術體系分析

 

在數理政治經濟學方面，以吳易風、丁堡駿、白暴力、張忠任、陳恕祥、馮金華、馬艷、張銜等為代表的國內學者，在批判吸收波特凱維茨、斯威齊、森島通夫、羅默等國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積極運用各類數理模型來科學表達政治經濟學中的數量關系，不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數量分析②。其中，吳易風、張忠任、馬艷等學者以學術著作的形式，完成了數理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性學術體系的構建(見表1.1)。

 

表1.1數理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性學術體系

 

著作作者體系內容體系特點

 

《數理政治經濟學》(2006)張忠任商品、價值和貨幣;資本循環、周轉和再生產;資本運行的具體形式;國際經濟過程;幾個理論與方法的問題。以國內兩本優秀《政治經濟學》教材為參考底本，推進了從“研”到“教”的轉化工作;強調對相關理論謬誤的甄別和批判，強調數理表述對原意的遵循;內容覆蓋面廣，對國外相關理論熱點和爭鳴把握全面和準確。

 

《現代政治經濟學數理分析》(2011)馬艷價值理論模型;剩余價值理論模型;價值轉型理論模型;平均利潤率變動規律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地租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失業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再生產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國際不平等交換理論與實證分析。數理分析廣泛使用了幾何學、矩陣翻書、微積分、差分方程等現代數學工具;運用統計計量方法進行了系統的實證分析;強調對當代現實經濟活動的重新抽象，來加強政治經濟學數理分析的現代性建設。

 

《馬克思經濟學數學模型研究》(2012)吳易風商品和貨幣;資本和剩余價值;資本主義工資;資本積累及其歷史趨勢;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借貸資本和信用;資本主義地租;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突出馬克思經濟學數學模型研究，強調數學模型在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工具性和適度性;建立了較為全面的馬克思經濟學的數學體系;以主干性專題來搭建馬克思經濟學數學體系基本框架。

 

這些代表性體系的構建，無疑都是對政治經濟學數理研究的完善和發展，不僅回應了近年來西方經濟學的相關詰難，而且從數理分析出發進一步論證了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具有很強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同時，由于這些學術體系的理論性、科研性很強，具體組成內容在模型的復雜程度、數學工具的選取等方面都有所差異，使得難易程度都有所不同，其中部分難度較大的內容超出了本科階段的學習要求。另外，學術熱點與教學要點并非完全對應。一些重要的學術熱點，并非是本科《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中需充分細致講授的教學要點，比如被譽為政治經濟學“皇冠上的明珠”的轉型問題等。因此，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運用數理模型，需要我們基于數理政治經濟學的學術體系，構建本科政治經濟學教學中的數理模型體系。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模型體系構建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文字敘述與數理分析的主次關系

 

正如吳易風教授所說，數理分析有助于使得復雜問題簡單化，也能夠解決一些語言文字無法解決的經濟學問題③。比如，在地租理論中，政治經濟學教材常提到“土地的價格與地租額成正比，與利息率成反比”，這一知識點如果不結合數理分析將很難理解。

 

但是，政治經濟學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學思維方法，主要運用的是科學的抽象法。在現實中，數學方法和語言文字一樣，也不能解決所有經濟學問題，模型分析容易趨于理想化狀態而喪失科學性。而且，數理分析的過度還會使得教學目標異化，使得授課內容“為了數量化而數量化”。因此，具體到教學過程中，我們依舊要將文字敘述作為政治經濟學知識點講授的主要形式，而數理分析則是次要形式。

 

(二)數理分析內容的難易差異

 

數理分析的科研成果不斷豐富和發展，總體而言理論性和科研性都比較強。由于研究熱點本身的深度，以及構建模型和數學工具選取的難度都有所不同，使得一些難度較大的科研成果已經超出了本科階段的學習要求和范圍，難以作為教學內容轉化的來源。比如“轉形問題”，以及相關的狹義或廣義動態轉形模型等，再比如在地租理論中地租虛擬價值模型，在資本循環中的產業資本職能形式數學模型等等。

 

(三)結合文理背景的分層教學

 

對于理科出身的學生而言，《政治經濟學》容易給這些學生帶來“學不到東西”、“沒有太多收獲”等感受，使得他們學習興趣下降。如果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加入數理分析的內容，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學生們特別是理科出身學生的學習興趣。

 

而且，本著因材施教的原則，在構建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分析體系的過程中，可以嘗試分層教學操作，對數理分析內容進行劃分。比如，在地租理論中，“地租與地價”的數理分析既適合文科學生學習，又適合理科學生學習。但是級差地租、絕對地租的數量分析，難度和對數學工具掌握的要求略高，可以轉化為面向理科學生的授課內容。在此過程中，結合授課對象的文理背景，形成分層教學格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模型運用的體系構建初探

 

我們基于《政治經濟學》本科課程的總體講授框架，參考政治經濟學數理模型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別是代表性學術體系，兼顧數理模型運用應注意的問題，對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模型運用的體系構建進行如下探索。

 

(一)商品和價值。涉及交換價值的計算;勞動生產率的計算;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價值的數學表達;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的數量關系。

 

(二)貨幣與貨幣流通量。涉及四種價值形式的數學表達;價值價格的數量關系;貨幣流通的數量模型;修正的貨幣流通量公式。

 

(三)資本和剩余價值。涉及剩余價值率的分類討論;剩余價值生產中的“西尼耳謬論”和批判;剩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關系。

 

(四)資本的循環與周轉。涉及產業資本三種循環形式;預付資本的總周轉測度;總周轉公式的引申;可變資本周轉對剩余價值量的影響;保本點的計算。

 

(五)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市場實現。簡單再生產及其實現條件;擴大再生產及其實現條件;簡單再生產實現條件與擴大再生產實現條件的聯系;實現條件推導中的若干數理分析;費里德曼增長模型簡述。

 

(六)資本主義的分配。涉及資本主義工資，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的數理表達，實際工資增長悖論，工資率與剩余價值率的關系;平均利潤和平均價格，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商業資本參與分配后的平均利潤率測度;土地價格理論模型，級差地租、絕對地租理論模型。

 

(七)資本主義發展趨勢。涉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與相對過剩人口形成，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的數理分析。

 

其中，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的數量關系、剩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關系、保本點的計算、費里德曼增長模型簡述、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理論模型等內容，作為分層教學的內容，主要面向理科學生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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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響高校政治經濟學教學的主要方面

 

(一)思想意識方面

 

一方面，由于我國處在經濟轉軌時期和對外開放的形勢下, 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不可避免地呈現出多樣化, 為各種思潮乘機而入提供了空間和機會。導致大學生的社會思潮也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另一方面是來自于西方經濟學的沖突。改革開放以后, 隨著西方經濟學的涌入，目前的狀況是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二者并存。但是, 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本質上是完全對立的, 如果把兩種對立的東西硬捏在一起, 其結果必然是相互矛盾, 讓人無所適從, 教師為難, 學生困惑。

 

(二)教材方面

 

從教材方面來看：首先，政治經濟學教材內容與現實有差距。如馬克思認為只有勞動創造價值，而薩伊等人認為要素創造價值，從市場經濟中實際的價值形成與價值分配的關系來看，學生更容易接受后者的觀點。這類難以自圓其說的內容常使政經教學陷于尷尬。其次，目前國內通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大致有三類體系：一般理論與特殊理論篇，資本主義部分與社會主義部分篇以及生產—流通—生產總過程篇。這些教材時而調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時而刻意區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思想上缺乏協調一致性，勢必會混淆教學。

 

(三)教師方面

 

教師是政經教學的核心，教師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教學質量。一般而言，我們的傳統教法是從基本概念出發, 通過邏輯推理演繹出一套經濟學原理，然后圍繞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體的事例加以分析和證明。實踐表明, 這種教學的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因為首先它忽略了某些概念提出的具體背景，使得知識之間很難具有承接性，自然很難讓學生理解體系的來龍去脈，只能被動接受所灌輸的內容，很難贏得學生共鳴。其次，教師投入教學的精力與能力都是不夠的。教師常常疏于備課、一勞永逸，或是雖期望能夠結合實際去講授政經，卻又不善于把握和提煉，再加上參考資料有限，教學相關資源不足，都制約了教師對政經教學的駕馭能力。

 

(四)學生方面

 

政治經濟學課程往往開設于大一第一學期，面對的是剛從高中過渡到大學的新生。經濟學專業屬于文理統招型，每班文理考生比例接近。為數眾多的理科考生在學習政治經濟學時倍感吃力，抽象的論述更令他們感到空洞和說教，很快就對此門課程產生厭倦或畏難情緒。而文科考生在高中已經學習過部分內容，所以感到上大學后仍然在吃冷飯，于是對課堂教學漠然。另外，學生的學習方法還有待改進，大學教學授課信息量大，講課速度快，新生轉換思維方式需要一定的時間。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教學質量。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內容

 

綜上所述，提高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質量，構建師生互動型的政經教學質量保障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所謂教學質量保障體系，是指由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結合而成的、具有教學保障功能的系統。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質量保障體系，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一)教學目標體系

 

教學目標體系是指結合不同多層次的學生建立教學預期目標。具體目標又包括課堂教學目標、階段性教學目標、學期教學目標等部分。課堂教學目標主要指每次課預期學生應掌握的具體內容;階段性教學目標是指一段時間內(通常是以編為單位)預期要求學生掌握的內容;學期教學目標是指整個學期對學生的總的要求與預期目標。

 

(二)教學資源體系

 

這一部分包括教師資源建設、教研經費、教學設施(含軟環境)建設。教師資源建設主要是用于教師培訓的費用，教研經費主要指為幫助教師成為“雙師型教師”，促進教學科研化而投入的教研基金。而教學設施建設既包括教學網路平臺建設的相關費用，也包括書籍或期刊的建設費。

 

(三)教學過程管理體系

 

這一部分是整個教學保障體系的核心，包括政經教材改革、政經教法改革、課堂管理以及政經實踐教學四個部分。教材改革是力求根據教學的實際需要選擇合適政經教材或自編政經教材;課堂管理方面則是力求設計出一些新穎的教學方法，以培養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實踐教學方面則是力求把政經教學與學年論文等項目掛鉤，類似于西方經濟學，組織政治經濟學的知識競賽。

 

(四)教學監控體系

 

這一部分包括師資隊伍評價、學生評教、專家評價三個部分。通過設計問卷及網上評教等辦法建立有效的教學評價機制。教學監控部分是對整個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必要反饋。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運行機制

 

政治經濟學教學體系的構建，是在教學實踐中不斷嘗試與摸索的，為此應為師生提供廣闊的交流平臺，最大限度地促進教學質量提高。本文建議建立以下四大平臺，促進政經教學發展。

 

(一)構建教師教學發展平臺，探索教師教學能力提升的有效機制

 

為提高教師的教學質量，學院層面應為教師能力的提升搭建平臺。為此可以組織教師進行培訓，培訓的具體內容應緊扣教學方式改革、教學理念轉變等環節。另外，學校還應注重平衡教師的學科結構。政經教師對政經的相關課程與交叉課程都應有一定的了解，唯有如此，才能以相對客觀的視角，相對全面的知識結構來駕馭政治經濟學的教學。

 

(二)構建課程發展平臺，探索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改革的有效機制

 

在進行精品課程的建構中，應不斷充實教學內容，促進教學方法的改進，也應逐漸嘗試政治經濟學實踐教學等相對薄弱甚至是空白的環節，為政治經濟學教學體系化創造條件。另外，還應根據本校學生的特點，在全面把握現有教材理論體系的前提下，編寫適合本校教學發展目標和學生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再進一步把教材發展為精品教材，為教學改革積累理論成果。即便是使用既有教材，也可以考慮刪除不必要的教學內容，做到重點突出，邏輯緊湊。

 

(三)構建學生能力發展平臺，探索有效的政治經濟學學習方法

 

教師應思考如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努力使學生掌握政治經濟學的有效學習方法。筆者認為：第一，可以組織原著經典讀書小組，讓學生理解政治經濟理論的發展歷程，這樣才能理解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以及經濟學在經濟學說史上的地位，才能理解經濟學明確的階級立場與學術價值。第二，強化預習環節。比如可以通過課前測試或提問等方法來強化政治經濟學的預習環節。更可以在一些相對簡單或次要的章節安排學生講課，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勵全體學生參與預習，也能發現教學中的一些新的問題。第三，對基礎較差或學習態度不端正的同學應該給予特別關注，引導他們樹立學習政治經濟學的信心。

 

(四)構建科學有效的政治經濟學教學質量監控體系

 

教學質量監控體系是教學質量保障體系最為重要的反饋測試環節。首先要進行政經師資隊伍評價。其基本內容包括：師資隊伍的數量、結構和素質是否滿足教學的需要;是否根據教師考核和激勵機制完成對教師的考核、獎懲工作。師資隊伍評價的責任人是分管校領導，由人事處、教務處具體負責監督。其次要進行教學經費投入與使用評價。其基本內容包括：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經費的投入是否能滿足教學的需要，四項經費占學費收入的比例、生均四項經費增長的情況是否達到要求，相關部門和各學院每年的教學經費使用情況等。最后，考試環節評價。應盡可能實現期末考試環節的教考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