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關于數字經濟發展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進入信息化高速發展的21世紀，出版業的經濟范疇不僅局限于動漫、旅游、藝術品等原有形式，而是在互聯網的帶動下，形成了一種新銳而極具個性的網絡文化產業鏈，這也是數字環境下所帶來的全新出版產業經濟形態。在數字環境下，網絡互動廣告、社交游戲、實時搜索、電子商務平臺等模式，使得出版產業形成特有的網絡文化出版，既滿足了網絡時代人們的多元化信息需求，也將信息系統源頭賦予人們，促使新一代網絡出版產業經濟的發展。伴隨圖書出版行業快速步入信息化時代，數字環境下的出版產業發展也面臨一系列新的情境。事實上，作為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必然發展趨勢，傳統意義的出版觀念在數字化時代已很難適應發展的要求，網絡也逐步成為圖書出版的重要構成平臺，而這對于出版產業經濟發展而言也必然需要一定的創新措施。因此，對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經濟的發展進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實際價值。

一、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發展概述

出版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得到初步發展，并伴隨著新世紀電子商務活動的興起而得到蓬勃發展。目前盡管國內相關研究對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發展的理念尚沒有形成統一認識，但相關研究規模卻不斷擴大，研究成果也逐步成熟。總體而言，目前關于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發展的探討基本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 聚焦于數字化出版對出版產業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諸多研究成果中，不少學者認為文字作品是否具有實體意義上的發行作為出版的標準，其與傳統意義上發行理念十分接近。我國出版管理部門規定實體性出版物是指書籍、雜志、報紙等，因此文字性作品只有借助上述實體存儲介質才能被認定為出版。而數字環境下所帶來的網絡化出版只是借助虛擬的網絡系統，因此不具有實體性，不能夠作為出版物來看待，從而不能看作出版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與方向。然而，就出版的核心價值而言，其不僅具有實體屬性，更重要的是具有傳播文化知識的精神類別屬性。因此，過于強調出版的實體性缺乏足夠科學性，從而不能看作出版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與方向。

2. 商業經濟性是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的本質屬性

在數字環境下，任何一種出版活動都具有一定商業性，即以獲得相關利益為目標。數字環境下的出版產業活動并非一種公益性活動，而對于出版效率與出版質量優劣的根本衡量標準在于對其盈利狀況進行評價[1]。盡管商業化在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成為各行業經營狀況的根本目標，但作為數字環境下的出版產業活動，其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也具有十分明顯的公益屬性，而忽視公益屬性或社會屬性的出版活動必然不具有生命力。

3. 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具有網絡出版的特性

對于網絡出版而言，構建相應的法規極為必要。我國立法機構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網絡數字出版的法律規定，并對數字出版進行了法律意義上的定義。然而，由于網絡推廣趨于大眾化，使得數字出版的法律要求界限往往不夠明確，這也影響法律規定效力的發揮，因此出版產業經濟發展有必要處理好網絡出版的規章性與合法性問題。

二、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隨著信息時代的日益發展，網絡已成為人們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數字式語言、評論、新聞、趣聞雜事等一系列出版方式屢見不鮮，形成了獨特的出版產業文化機構，但也存在以下問題：

1. 信息管理困難，制約數字環境出版產業經濟發展

在數字模式的催生下，出現了一些公民有意識構建公共信息評論或轉發的平臺，通過這樣一個平臺將一些付費文章、雜志、書籍等進行免費傳播，使出版產業的經濟發展面對盜版及違法出版的困境。另外，期刊社、出版社等也可以將文章通過數字途徑進行傳播。然而，由于數字出版的公開性和復雜性，容易出現數字出版平臺管理的漏洞，從而制約新興出版產業經濟的發展。

2. 數字環境模式下存在網絡出版文化價值取向偏離

由于網絡自身傳播的特性，使得網絡出版文化產業的內容存在許多問題。如傳播方式、傳播者身份、傳播時間地點和經營者都出現虛假性，最突出的就是不良信息和有害信息。目前看來，數字環境中存在大量抨擊社會、陰暗心理的思想內容，形成了一種特有的黑色網絡出版文化，造成人們自身價值取向畸形，影響了出版產業經濟的發展。

3. 出版產業在數字環境下容易形成泡沫產業

隨著數字出版產業的不斷發展，全國各地發展數字出版產業的熱情高漲，紛紛建設網絡出版產業基地，舉辦數字出版活動，這對推動各地數字出版產業發展、提高數字出版產業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由于建基地和辦展會比較容易見成效，因而近年形成一股基地和展會熱[2]。有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中國多數出版社都已經構建數字出版平臺，而這一數字也在不斷增長，相關的出版企業也進行了有效聯合，逐步構建數字出版產業基地。不少城市在將數字出版產業作為新經濟增長點的同時，各類數字出版形式、出版企業出現的頻率也絡繹不絕。在數字環境的影響下，不少出版企業也順利轉型為專職數字出版企業。然而，由于缺乏科學論證和規劃，出版產業內部行業的重復建設，數字出版產業的盲目發展，很容易形成數字出版產業的泡沫。

4. 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文化內容創新不足

篇(2)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

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1][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篇(3)

結緣大會 從此一起走

在簽約儀式上，魯煒指出，國家網信辦將切實抓好協議的落實，全力支持浙江在網絡安全、信息化方面的各項工作，推動浙江貫徹落實中央關于實施網絡強國戰略部署的各項生動實踐。全面總結、大力推廣浙江發展信息經濟的成功經驗，合力培養信息化人才，為浙江改革發展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推動浙江經濟社會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

李強表示，浙江將進一步加強與國家網信辦的合作，努力把世界互聯網大會這個大平臺的作用發揮好。希望國家網信辦繼續大力支持浙江推進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經濟發展，引領經濟轉型升級；指導浙江利用好互聯網技術，進一步推動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進一步提升行政管理工作水平，推進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共涉及六項合作內容。一是發揮世界互聯網大會平臺作用，提升浙江互聯網發展全球影響力。浙江將借助世界互聯網大會永久落戶浙江的優勢，圍繞推動產業發展與合作，完善工作機制，成立產業發展與合作理事會；國家網信辦支持和指導浙江依托世界互聯網大會平臺，探索市場化運作機制，舉辦產業發展與合作活動，深入參與國內外互聯網領域合作交流，并在項目推介、人才引進、宣傳培訓等方面給予支持。

二是開展互聯網基礎資源服務，建設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網絡基礎設施。浙江開展互聯網根服務器鏡像建設和互聯網基礎資源服務，包括“.cn”域名注冊，申請和運營新通用頂級域，提供域名解析整體解決方案等服務。部署IPV6的下一代互聯網，推進互聯網交換中心與國際出口通道建設，提高網絡寬帶和出口速率。

國家網信辦支持在浙江成立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浙江分中心，依托該中心建設國家域名服務節點，開展南方區域國家域名服務，協助解決浙江省在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面臨的重大問題。

三是開展互聯網創新試點示范，推進信息經濟創新發展。浙江著力培育信息經濟，打造萬億級產業，取得明顯成效，在電子商務、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互聯網金融、智慧物流中心和數字內容等領域規劃建設國際國內產業中心，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國家示范區和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創建全國信息經濟發展示范區。

國家網信辦支持指導浙江省開展全國信息經濟發展示范區和烏鎮互聯網創新發展試驗區建設，重點在體制機制創新、重大項目安排、資源要素配置、產業資源整合、交流合作和人才引進培新等方面給予支持指導。

四是推進浙江智慧城市建設，提升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水平。浙江深入推進“互聯網+”城市發展，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示范點，加強新時期的頂層設計，總結推廣示范試點經驗，為全國智慧城市建設提供有益的實踐經驗。

國家網信辦支持和指導浙江開展智慧城市示范試點和嘉興新型智慧城市建設，重點在規劃方案編制、政策措施創新和釋放推廣方面給予支持，并協助解決建設過程中的重大問題。

五是搭建信息化媒體綜合宣傳平臺，營造互聯網創新發展良好氛圍。協議明確提出雙方將做好《信息化建設》雜志改版為《信息化發展》雜志的相關工作，搭建基于互聯網的新媒體宣傳平臺，建設高水平的新型專家智庫，建立健全互聯網發展評測體系。

六是深化戰略研究，加強互聯網創新發展頂層設計。浙江搭建互聯網協同創新平臺，深化“數字浙江”建設，積極對接“數字中國”戰略，并探索開展“數字中國”示范試點，努力為“數字中國”和全國互聯網創新發展積累可推廣可復制的經驗。

國家網信辦支持和指導在浙江開展“數字中國”示范試點，重點在戰略研究、規劃編制、政策法規制訂、宣傳推廣和協調國家科研技術支撐力量等方面給予支持指導。

多項合作 助力信息經濟發展

在部省大合作的框架之下，大會期間還落實兩個落地執行合作項目，一是由浙江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對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雙方達成一項戰略合作協議，根據協議，在浙江設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浙江分中心”，建設國家域名服務節點，開展南方區域國家域名服務，協助解決浙江省在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面臨的重大問題，部署基于 IPV6 的下一代互聯網，提高網絡寬帶和出口速率等工作。

其中，以國家域名“”為基礎，推進域名與智慧城市的服務應用相結合，并將申請和運營“.浙江”、“.杭州”、“.烏鎮”等浙江省內城市域名的應用，值得期待。

篇(4)

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信息社會總指數（ISI）達到0.4712，同比增長12.4%，增速較上一年提高1.68個百分點，仍處于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加速轉型的歷史進程中。2007～2013年年均復合增長9.16%。

依據信息社會的內涵和基本特征，國家信息中心“中國信息社會測評研究”課題組重點對知識型經濟、網絡化社會、數字化生活等維度，以信息社會指數的標準評價體系考察信息社會的發展水平。

走向知識型經濟

知識型經濟發展是第一項測評指數，從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發展方式以及人力資源情況，來反映信息社會經濟方面的可持續發展潛力。

2013年，全國共有北京、上海、浙江、天津、江蘇等5個省份、以及深圳、廣州、南京、無錫、杭州、西安、濟南等20個地級以上城市（不含直轄市）20個信息社會指數超過0.6，也就是說，已經了進入信息社會初級階段。其中，青島、寧波、太原、鎮江、長沙等5個城市首次進入，北京、上海仍處于領跑地位。

從測評報告測算的指標中可以看出，使用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比重來進行綜合，將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轉換為人均收入，這個更能反映當地實際富裕狀況的測算，反而比使用GDP指標的測算結果更趨合理。

長期以來，我國政績考核注重GDP，取得了豐碩成績。但是，近年來GDP導向引發了一些問題。從理論上講，在資源性城市或國有經濟發達地區，會出現國有企業收入轉移或財政收入轉移等問題，導致GDP并不是與完全與當地富裕程度掛鉤；另外，在全球產業價值鏈可以跨越國境分解情況下，外向型程度高的城市的GDP很大部分是境外公司創造的。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GDP指標的重要性正逐步下降，甚至出現了GDP和人們富裕程度關聯度弱化現象。對此，十報告明確提出人均收入大幅提高的戰略目標。對于一國或一省而言，GDP或許意義更大，但是對于一座城市，老百姓的收入體現了實實在在的經濟發展水平。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信息社會測評研究”課題組研究員表示，“山東東營的GDP得分大幅高于濟南、青島――2010年東營人均GDP116404元，濟南、青島分別為57947、65812。如果采用人均GDP指標，東營知識型經濟指數、信息社會指數將大幅提升，信息社會指數將達到0.4800，僅次于大連0.4823，處于三省45市的第二位。但是，我們發現在其它三級指標得分上，東營并沒有表現出與第二位相符的數據。此外，還發現：東營的人均收入反而低于濟南、青島。在使用人均收入后，例如東營各項三級指標排位基本穩定，總排名也下降到第6位。”

其次，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結構適應信息社會需要的程度，決定著該地區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快慢與穩定，服務業尤其是包括信息服務業在內的大量使用信息技術的現代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高，是信息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而地區在研發、創新和能效方面的發展情況，創新能力的建設，綠色經濟的發展，也是知識性經濟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代表信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在知識型經濟領域，2013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研發投入占GDP比重達到2.09%。北京、深圳、上海、南京、廈門、東莞依靠產業結構帶動轉型的代表。

近年來，隨著區域分工合作的深入發展，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和環渤海地區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加深，東部地區信息社會發展的板塊效應開始出現。中西部地區普遍低于全國水平。2013年全國進入信息社會的23個地級以上城市（含直轄市）中有20個城市位于東部三大區域，占比約為87%。

網絡化社會和數字化生活

網絡化社會和數字化生活是報告中的兩個重要的測算領域。信息技術創新應用層出不窮，信息產品應用門檻降低，數字化生活日益豐富，是2013年信息社會的利好趨勢。2013年北京、上海、江蘇、天津、浙江、廣東的網絡化社會指數超過0.6，排在前6位。之后依次是遼寧、福建、吉林、山東、河北等省。不過，中西部地區大部分省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報告顯示，數字化生活和網絡化社會對全國信息社會指數提升的貢獻最高，貢獻率分別達到45.74%、34.88%，是信息社會發展中最活躍的領域。得到這樣的結論，一方面需要從社會的視角考察信息社會發展水平，反映信息社會發展的信息基礎設施、數字包容以及社會發展水平。另一方面，需要了解居民個人對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水平，反映信息技術在居民中的擴散和普及程度。

基礎設施是否完善、城鄉之間在信息技術應用方面的差異大小，以及社會居民的消費水平和城鎮化程度，都影響著網絡化社會的進程。

信息社會的基礎設施主要是指面向廣大社會公眾的信息化基礎建設，廣播電視和互聯網絡是信息社會重要的基礎設施，在“寬帶中國”布局下，信息基礎設施接入不斷完善；在移動互聯技術推動下不斷增強的信息產品支付能力；以及隨著信息產品應用門檻降低，不斷提升的信息產品普及率都是全國信息社會加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寬帶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了信息產品“用得上”。2013年中國網絡化社會指數達到0.5250，同比增長8.64%。2007-2013年年均復合增長8.39%。對于西部地區，2013年廣西、青海、寧夏、新疆網絡化社會指數有所上升。不過，整體來講，中西部地區大部分省份仍然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其中，全國數字包容狀況，即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在擁有和使用現代信息技術方面存在的差異情況，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篇(5)

【關鍵詞】互聯網+；數字鄉村；鄉村振興；數字鴻溝；發展路徑

數字鄉村不僅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1]。山東省在《數字山東發展規劃（2018-2022年）》和《山東省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政策文件中明確提出實施數字鄉村戰略，互聯網在鄉村的快速普及和大數據技術的應用使城市和鄉村聯系越來越緊密，城鄉聯動、融合發展在技術上成為可能，但數字鄉村建設才剛剛起步，城鄉數字鴻溝仍然存在，還有加大的趨勢，鑒于此，開展基于“互聯網+”的山東省數字鄉村發展路徑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山東省數字鄉村發展現狀

近年來，山東省數字鄉村發展迅速，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1數字基礎設施全面提升。隨著“寬帶山東”戰略的深入實施，數字基礎設施支撐能力得到穩步增強，國家超級計算濟南中心運算速度和綜合技術水平位于國內前列，全省所有城區、行政村實現了光纖全覆蓋，城鄉家庭互聯網接入能力基本達到100Mbps，鄉村數字基礎設施也不斷的得到完善，但鄉村信息基礎設施支撐能力亟需增強，農村尤其是偏遠山村，因其居住分散且基礎設施差，導致網絡建設成本很高，運營商無法收回成本，不愿意建設農村網絡，設備商提供商也不愿意花費精力進行農村網絡創新方案的研究，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等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應用還不廣泛。1.2電子政務建設深入推進。全省政務服務平臺基本實現互聯互通，各服務平臺的核心業務信息化應用加速，“一次辦好”改革全面推進，基本實現了公眾和企業網上辦事“一號登錄、一站受理、一網通辦”[2]，全省政務信息系統集成整合共享工程明顯提升了政府數字化管理和服務水平，但在農村，電子政務治理還比較薄弱，公共服務的數字化建設還需穩步加強。1.3信息惠民水平大幅提升。在數字山東的帶動下，智慧城市建設全面推進，農村寬帶建設已普及，信息進村入戶工程成效初顯。在教育、醫療、養老和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的信息惠民政策宣傳和普及、信息服務平臺的使用及惠民水平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形成了城鄉共享的優質教育文化資源，縮小了城鄉之間的差距。1.4農村數字發展環境持續優化。“互聯網+”和市縣級大數據服務平臺的建設，使農村數字化發展環境持續優化，農業信息技術成果越來越多的得到轉化和推廣應用，但是不同地區之間差距明顯。魯西南是淘寶村集聚區，菏澤市淘寶村、淘寶鎮數量位居全國前列，從地區分布來看，開展跨境電商的村主要位于沿海地區，特別是擁有外貿傳統的城市，如青島市等。同時電子政務標準及規范體系不斷完善，網絡空間法治化取得積極進展，顯著提升了網絡安全防護和處置能力[3]。

2山東省數字鄉村建設存在的問題

2.1城鄉數字化鴻溝進一步拉大。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下，城鄉“數字鴻溝”是山東省數字鄉村戰略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4]。傳統意義上的城鄉“數字鴻溝”集中體現在基礎設施配套和公共管理措施上。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缺乏網絡設備與上網條件、缺乏文化知識與上網技能兩者相互作用和影響，共同構成了制約數字鄉村建設的瓶頸[4]。由于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存在很明顯的較大差異，城鄉居民的互聯網理念和對信息知識的應用就存在著較大差異，城鄉“數字鴻溝”不斷以新的形式呈現，其更多的是體現在對信息技術的掌握、理解和使用上，阻礙了農村培養數字化生產力的進程。還有一些地區在引導搬遷、撤并村莊時忽略網絡設施和信息服務完善，促使了新的城鄉“數字鴻溝”的形成。2.2農村信息失聯、情感失聯、財富流失及空心化嚴重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速，中青年農民都選擇進城務工，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也逐漸增多。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留守兒童、老人和婦女對現代信息技術和智能設備的應用很少，導致了鄉村的信息失聯以及情感失聯。大量中青年農民的進城，使得農村土地也被大量閑置起來，無人耕種，加劇了鄉村財富的流失，鄉村空心化嚴重。這是現代化和城鎮化的必然產物。2.3農村數字化發展水平各地區不平衡。目前，我省農村數字化發展各地區很不均衡，發達地區與一些偏遠、落后的地區農業農村信息化水平差距較大，農業信息技術成果轉化和推廣應用比例差距也比較明顯。淘寶村的出現，破解了農村信息化的難題，縮小了城鄉數字鴻溝，如：濱州博興縣、菏澤曹縣和鄆城縣等、青島市即墨等淘寶村數量都位居全國前列。2.4農村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我省農村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我省移動寬帶用戶、固定寬帶家庭普及率等指標扔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種植養殖、加工、集配、運輸、倉儲、營銷、支付、消費等整個流程的數字化設施建設還比較薄弱，產地倉、冷鏈物流、信息網絡、購銷網點等方面的建設還需加強，智能電網、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農業建設任重道遠。另外農村的互聯網理念淡薄，缺乏網絡設備與上網條件、缺乏文化知識與上網技能也是影響數字鄉村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2.5缺乏專業的人才培養機制和平臺。在農村數字化建設中缺乏專業的科學技術指導和技能培訓，沒有完善的培訓機制和管理機制。雖然在農村開啟了社區教育實驗，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有些數字化學習平臺的構建還不完整，學習資源不豐富，根本無法滿足學習者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村民沒有電腦和智能手機，不會上網也限制了數字化學習平臺的使用，而且絕大部分人上網只是娛樂，對學習農業新技術不感興趣。2.6鄉村治理和公共服務數字化水平比較低。“互聯網+黨建”工作開展不到位，村干部老齡化嚴重，黨務、村務、財務不能實現網上公開，鄉村現代化治理能力進程緩慢，“互聯網+政務服務”不能實現鄉村覆蓋，缺乏“一門式辦理”“一站式服務”的綜合服務體系，鄉村治理能力和體系亟待加強。數字技術和信息化建設帶來的在線診療和在線教育等公共服務發展緩慢。因此利用互聯網技術加強鄉村綜合治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務的數字化水平，使村民真正獲得數字化帶來的便利，是數字鄉村建設的重要內容。

3山東省數字鄉村建設的發展路徑

3.1加強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建設數字鄉村首先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優化資源配置，各級政府部門應響應《數字山東2020行動方案》，積極推動“百兆鄉村”建設，統籌推進移動和固定寬帶網絡的IPv6發展，推動智慧廣電網絡建設，支持培育和引進開放的國家農業農村大數據中心和農業農村觀測網絡基礎設施和應用體系[5]。繼續加快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在整個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推廣和應用，大力發展農村數字經濟，推動農業領域的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發展進程，提升產業數字化水平，實現傳統農業向數字化農業的轉型。3.2加快建設數字政府。在基礎建設的同時還應加快建設數字型政府，加強各行政部門的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辦理，力推政務服務“一次辦好”，并進行機制和體制改革，推進線上線下政務服務一體化。地方政府做好促進農村數字經濟發展的制度供給工作，建立或者健全一套適合當地農村數字經濟發展的促進政策，特別是要制定出一套適合當地農村電子商務發展的優惠舉措，補足數字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制度體系，營造適合數字經濟發展的良好制度氛圍。同時，協調各級政府部門，為農村電子商務服務主體提供必需的物質和資金支持，以此來引導和激勵當地的數字經濟發展。3.3消除城鄉“數字鴻溝”，建設幸福鄉村。首先，加強鄉村信息化教育，培養信息化技術人才，把握好“互聯網+農業”的發展機遇，利用現代科技建設數字鄉村，使農民得到更大的收益，愿意留下來，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數字化建設的重中之重。利用數字化、現代化設備來實現智慧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其次，鼓勵農民積極接觸和參與到農村電商中去，徹底打破農民信息貧困鎖定的藩籬，為農村數字經濟的發展注入活力。不斷豐富鄉村網絡內容，構建數字鄉村新系統，不斷完善鄉村信息化建設和農村數字產業，讓更多的農民就地就業，使農民獲得幸福感，改善農村信息失聯、情感失聯及財富流失等問題，建設幸福鄉村，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真正縮小城鄉“數字鴻溝”，助力農村數字化建設的全面開展。3.4加強信息化人才隊伍培養。專業化信息人才的緊缺是數字鄉村建設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已成為制約數字農村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本土農民是建設數字鄉村的內生動力。首先，以本土農民為主，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目前由于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農村進城務工人員越來越多，農村中種地的人大量減少，大量的土地進行了流轉，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形成了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發展的趨勢，因此，在發展農村數字經濟的同時應提升農民的信息化素養，積極培育實現智慧化農業的新型職業農民。其次，加強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利用好各種培訓平臺，讓農民成為懂信息、懂數據、懂技術的新時代農民，提升鄉村信息化水平，進而推進數字鄉村建設。再次，建立健全人才培育、引進及激勵機制，為各類人才到農村創業提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發展環境。3.5構建鄉村大數據平臺。山東省大多數農村地區的數字信息服務平臺建設以及平臺的信息資源的收集、加工、傳輸、服務不健全，涉農電商的發展空間十分有限。需要政府制定相關政策、規劃發展鄉村大數據平臺，整合數據信息資源，加強鄉村信息資源的共享、兼容和公開，利用“互聯網+”模式建設具有鄉村特色優勢的大數據系統，借助大數據促進數字鄉村的快速發展。3.6數字鄉村文化建設。在加強數字化基礎建設的同時，還應加強數字文化建設，提升村民的信息化素養，尤其是鄉村傳統文化是農村數字化建設的靈魂，以無形之力推進著鄉村數字化的進程。首先，改變文化宣傳方式，除了采用傳統的公告欄外，還可采用微博、微信、網站等各種形式實現農村各項政策和事務的線上宣傳，在鄉村營造起良好的信息化氛圍。其次，在培育新型農民的各種培訓中，加入傳統文化的元素，使農民在接受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理念同時，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逐漸提高村民的數字化素養。最后，利用新聞網站、學習強國及各種媒體平臺，宣傳數字農村的建設，講好數字鄉村故事，形成全社會共建共治共享數字鄉村建設的良好氛圍。3.7建立健全數字化鄉村治理體系。在鄉村政務工作和鄉村治理中深化數字化建設。首先：利用互聯網技術加強基層組織建設，農村領導班子應改變傳統思維，改變意識，從思想上樹立農村信息化的觀念，不斷學習國家以及山東省關于農村數字化建設的相關政策和文件，并積極落實到位。其次：將農村的各類資源納入到鄉村大數據平臺，實現資源的優化整合和數字化管理，建立“一門式辦理”“一站式服務”的綜合服務體系；再次：積極開展“互聯網+黨建”工作，定期開展黨員信息化學習和培訓，鼓勵黨員帶領群眾一起發家致富，探索農民在線交流議事模式，激發農民參與決策的積極性。最后：開展“互聯網+政務服務”，真正實現黨務、村務、財務的網上公開，推動形成積極互動的農村基層自治體系，建立健全數字化鄉村治理體系。

4結語

目前我國正處在鄉村振興的關鍵時期，山東省將數據和信息融入鄉村振興全過程，統籌推動城鄉信息化融合，加快推動山東數字鄉村建設，使網絡信息化在全省農村社會的影響不斷擴大。論文在分析了山東省農村數字化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深度挖掘鄉村數字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并有針對性的提出了農村數字化發展的路徑，以期助力鄉村振興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陳靜.分四階段扎實推進數字鄉村建設[R].經濟日報,2019-5-18.

[2]叢楷力.從“碎片化”到“整體性”:地方政府數據開放治理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9.

[3]2019全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發展水平評價報告[J].新疆農業科技,2018(6).

[4]畢耕.”軟硬兼顧”解決數字鄉村發展難題[N].光明日報,2019-09-25(11).

篇(6)

關鍵詞：經濟法；大數據時代；法治本土化；法律移植；法律制度

經濟法，顧名思義，是調整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現代民主政治國家及其政府為了修正市場缺陷、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而履行各種現代經濟管理職能時與各種市場主體發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伴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社會的急劇變化改變了傳統的社會結構；科學技術的進步極大的改善了人們的生活，也沖擊了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社會經濟轉型期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對社會經濟發展和全球范圍內的經濟交流產生了較大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社會中制約違法犯罪的機制，同時也帶來了社會規范的沖突。這使得人們無所適從甚或“無法無天”，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法律的合理預期，與此改變的還有市場經濟中的各主體利益格局。面對數據和技術驅動的新經濟形態給傳統市場結構帶來的影響和沖擊，作為一個舶來品的經濟法該如何在探索在我國經濟轉型與經濟創新背景下剛柔并濟優勢地以發揮的策略并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助力呢？

不可否認的是，法律對于人們的行為和社會法律文化的形成具有指導意義，這就要求我們在借鑒和移植國外法律時，應充分考察本土資源，并進行一定的適當變通，從而使得社會主義法制體系更加高效和適用。正如哈耶克所指出，在一個傳統和慣例使人們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預期的社會中，國家的強制力可以降到最低限度。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國經濟法的發展演變歷史實際就是一個不斷回應經濟體制轉變、回應政府與市場關系變化的過程。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帶來了數字經濟，關于數字經濟的概念，目前尚未有統一的界定。OECD認為“數字經濟是一個涵蓋性術語，被用來描述聚焦于數字技術一系列市場，包括通過電子商務實現的信息產品和服務的貿易。數字經濟是以依賴分層技術通過獨立的數據傳輸和應用得以運轉的”。因此，經濟法要想在數字經濟時揮作用，就必須與中國的本土國情和實際結合起來，積極去應對數字經濟的沖擊，并靈活的做出調整和改變。

其實，無論哪一種法律制度當中，始終都存在著一個努力協調法律的確定性與滯后性之間關系的制度機制，這個機制協調著社會的變化和法律確定性的矛盾，也正是法律的適應性機制，使得法律能夠不斷滿足紛繁復雜、變動不居的社會生活需要，并成為法律生命力的源泉，經濟法作為一個重要的部門法自然也不能例外。其實，立足于中國現實來看，一些在外國得以切實有效實行的經濟法制度和一些出發點很好的法律制度在中國施行困難的原因，主要在于沒有很好的尊重中國歷史上留下的法律傳統，這就導致了中國老百姓的不適應乃至排斥，而這種抵觸，有時甚至超過了法律里面的協調機制所能達到的最大限度。因此，這就要求經濟法在社會的不斷調整和改變的過程中，立足中國實際，重視中國的法律傳統，尊重法律文化的多元化，從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汲取營養，在遼闊的中華大地的社會實踐中獲取經驗。切實重視法律本土化進程，走出一條立足于本土的道路。

就目前來看，我國的經濟法存在著相關保護范圍和力度的缺陷和不足，有關法律法規不夠完善、缺乏可執行性和缺少本土化等不足。與此同時，在大數據經濟的沖擊下，本有的市場主體、市場結構、供給與需求關系又受到了沖擊，使得原本就有缺陷的我國經濟法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實現其作用和發揮其本位價值。就我國而言，中國經濟法的本位是社會主義基本國情和人文主義、結合民本精神的文化傳統和其具有的社會性的屬性。可以說，因經濟法同時擔負著規制市場失靈和匡正政府失靈的雙重任務，有學者從經濟法的適應性角度認為，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歸根結底是法律失靈。對此，我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來應對，例如為應對大數據時代在信息與技術層面帶來的變化，我國還專門成立了有關經濟法貫徹與執行的機構，并在實際貫徹施行中強調對現代計算機技術和信息技術的應用。這些舉措雖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還是不足以應對大數據時代及與之伴隨而來的經濟轉型的挑戰，就其實際效果來看，與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法仍有一定差距。

那么，我們要從哪些方面繼續完善經濟法，做好經濟法的升級之路并有效的發揮其作用呢？在筆者看來，大數據時代，市場規制方式應更多地借助數據收集與分析得出結論，進而產生某種經濟結構，從而決定該市場主體的行為的是否應當受到規制以及如何規制更為有效，這也會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理念是一致的。結合上述數字經濟帶來的一系列變化，針對不同類型的市場缺陷，可以結合我國實踐中的具體的不同主體、不同情形、不同問題實現精準規制。而數據資源的豐富和信息成本的降低也為針對特定化規制提供了可能。具體看來：

一、通過市場與政府的結合，積極總結在中國大地上的實踐經驗，并對中國目前經濟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缺陷進行及時的調整。同時，為了應對大數據時代和國外思想文化等的沖擊并堅持社會主義關于經濟發展方面的制度的基本原則和國策，這就需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協調性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等管治作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并結合經濟法等相關法律積極調整和緩和社會矛盾。

二、在尊重中國法律傳統和法律多元化的基礎上，重視本土實踐，結合外國的既有制度和思想，對經濟法的不足進行調整。這要求我們必須正確理解和把握經濟法的基本原理，立法價值，從而可以在對外國經濟法進行同時結合中國國情和實踐經驗，走出一條適合中國的道路。

三、針對既有的漏洞，進行積極的立法實踐工作，與此同時，注重降低法治改革的“交易成本”，使其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經濟法只有在維護經濟秩序穩定的同時促進經濟活動的發展和減少司法和商事活動中的不必要交易成本才能稱得上是符合現實需求。這需要我們在維護法律的穩定性和結合中國實際國情的同時，積極借鑒國外法律制度中有關于大數據等高科技方面和經濟法施行完善等的實踐經驗并且結合一些經濟學原理，使得法律可以更為高效的施行運轉的同時減少一些不必要的司法、守法和執法的成本。

四、經濟法的完善過程中，注意保持經濟法的穩定性，注重保護民眾對于法律的合理預期。經濟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事關國家的經濟命脈，從而也事關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不可隨意或任意變更。這需要不斷地完善立法程序和審慎實行立法活動。雖然現在經濟法在面對著科學技術以及社會變遷的沖擊的同時需要通過立法實踐不斷發展和完善，但也應該注意保護人民的合理預期，配套多種宣傳普法工作以維護經濟活動和經濟制度的穩定性。

最后，借用蘇力教授在《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的序言中的一段話：“就過去的一百年來說，中國無論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科（特別是前兩個學科），都主要從外國、特別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借用了大量的知識，甚至連這些學科劃分方式本身也是進口的——盡管它現在已成為我們無法擺脫、也不想擺脫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在借鑒了這一切外來的知識之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或之后，世界也許會發問：以理論、思想和學術表現出來的對于世界的解說，什么是你——中國——的貢獻？”其實，現在我想說，我們正在路上，經濟法及其他部門法律的中國本土化正是我們給世界的中國經驗，我們正在走出一條法治建設的中國道路。雖然任重而道遠，但也希望我國法律人的努力能夠為世界看到，能為世界的法制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參考文獻：

[1]《經濟法教程》，顧功耘主編，第三版

劉懌，張梁.數字經濟興起下經濟法的變與不變.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張莉莉.后危機時代虛擬經濟與經濟法的適應性問題分析[J].現代經濟探討，2011（01）：48-51

[3]趙曄.大數據時代經濟法的完善升級路徑分析

篇(7)

【關鍵詞】數字金融；小微企業；融資；作用

1引言

目前小微企業是我國吸納就業的“主力軍”，一直以來，盡管小微企業數量多，但由于大多規模小，難以獲取銀行貸款，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是我國小微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嚴重的融資約束大幅度降低了小微企業的抗風險能力。造成小微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的主要原因是小微企業規模難以達到傳統銀行貸款的門檻，被排除在傳統金融體系之外。而近年來中國數字金融迅速發展，王馨（2015）基于安德森提出的“長尾”理論對互聯網金融解決小微企業融資的可行性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互聯網金融能夠彌補小微企業的供給缺口，減輕信貸配給程度，促進了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有助于解決小微企業融資困境。

2小微企業的發展現狀

據國家統計局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系列報告顯示，截止到2017年，中國中小微企業法人單位約2800萬家。截止到2020年3月，由銀保監會披露的、已納入市場監管總局小微企業名錄的個體工商戶約6253萬戶。根據數據顯示，我國民營小微企業貸款年額占貸款總額的40%，卻為國民經濟貢獻超過50%的稅收，對于GDP貢獻度達60%以上，貢獻了70%以上技術創新成果，同時帶動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在我國實體企業占比超過90%。小微企業在我國區域分布差異顯著，在我國東部地區，小微企業的占比為60%，中西部地區的小微企業的占比為20%。另外，小微企業在東部沿海地區的分布較為規律和集中，而西部地區則比較分散，在地理分布上非常不均勻。我國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對產能過剩進行調整，小微企業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在“互聯網+”和市場有效供給的背景下，在新興產業領域和高新技術中的發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減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等措施的實施不但使市場更具活力，而且還在小微企業的發展中發揮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在我國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尚未從根本上進行解決。

3數字金融發展現狀及趨勢

我國數字金融發展的概念是數字經濟發展日益在金融領域深入的背景下提出的，數字金融發展到現在的最大特征與優勢是數字普惠金融，數字金融擺脫了對金融實體網點的依賴，通過手機通訊、基礎設施鋪設，快速地從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向欠發達的西部地區推進，讓金融服務觸達鄉村偏遠地區，為中小微企業和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務。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服集團共同編制了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相關學者利用這套指數展開研究，并得出多方面結論。我國目前還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階段，我國數字金融發展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由此驅動著小微金融線上化、平臺化發展，銀行與金融科技公司共同探索“無接觸”貸款審批、大數據風控等流程創新，使小微企業貸款定價更合理，以智能風控來降低貸款成本，滿足監管層提出的“增量擴面”“減費讓利”政策要求。數字金融的迅速發展在我國的金融改革和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一方面，數字金融為金融服務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促進了中國傳統金融機構結構的升級轉型和體系改革，同時實現了信心商業模式的產生和企業的創新升級；另一方面，自從我國提出數字普惠金融，很多企業都開始積極創業，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用戶的增加和支付保險功能的完善，有效提高了信貸功能的實用性，因此也為創業者提供了更大的有利條件，尤其在我國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地區，促進作用更為突出。總而言之，數字金融不但促進創業創新，同時也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而隨著我國逐步深化對數字貨幣應用的探索，以及對5G、工業互聯網等領域的多場景應用研究，數字金融的各項應用將會日趨完善，在新時代也會遇到更多挑戰，只有不斷創新，數字金融才能助推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4小微企業融資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困境

4.1小微企業融資缺口較大

小微企業大多存在實力弱、資金欠缺、競爭力不夠等不足，即使有資金，在使用上也會受到更多的限制。據央行2018年披露數據顯示：我國小微企業的平均壽命為3年左右，因此小微企業信貸存在較大風險，更需要設計基于風控的特色金融產品。在發展小微企業的過程中，往往很難隨著時間的推移收回企業投入的資金，可自由支配資金的空間有限，因此，小微企業資金回收不規范，資金缺口較大。此外，傳統資本市場上的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很高，為促進小微企業的發展，出現了類似于股票市場上的增資以及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新的集資形式，但相關政策和目前的資本市場存在缺陷，不利于小微企業融資。

4.2小微企業融資支持不足

在傳統的放貸方式下，要求小微企業提供擔保或高質量的申請材料，審批程序枯燥乏味而且期限長，小微企業更傾向于依靠自有資金或民間借貸獲得資金，小微企業普遍存在經營管理不規范、缺乏現代企業制度、規模小、業績不穩定、收入門檻低等問題而且退出方便，財務信息不完善。為防范風險，小微企業的信貸狀況需要大量的人員和銀行的一次審批，審批程序煩瑣，使得銀行放款前的審批時間過長，雖然貸款規模小、期限短，但銀行貸款的審批成本巨大，風險也很大，因此許多小微企業很難在金融機構獲得支持，特別是在大規模融資方面。

4.3小微企業的地位不明確導致融資困難

小微企業經營規模小，發展項目也在探索中，未來盈利的可能性很低，同時小微企業經營風險大，信用度低，缺乏優質抵押資產。隨著中國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傳統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擔保體系不斷完善，這就需要高質量的擔保，雖然大多數擔保機構不準備為高風險、低固定化程度的小微企業提供擔保，小微企業發展有限，傳統金融機構貸款需求對成本的壓力太大。雖然我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小微企業、改善小微企業融資環境的政策和計劃，但我們也能夠幫助中小企業發展自己的貸款體系。這不利于我國小微企業未來的發展，也限制了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支持遠遠不足以改變小微企業融資的“尷尬”局面。

5數字金融推動小微企業融資的表現

5.1改善信息不對稱

后疫情時期，我國銀行業“無接觸金融”模式迅速興起，由此引發了小微金融朝向線上化、平臺化、生態化變革。破解小微企業融資難，銀行與金融科技公司共生共建，從產品創新、場景布局與增信機制、信貸技術、農村金融以及新型風控等領域，加速商業模式變革；面對現金流緊張、訂單量下滑的經營難題，眾多中小微企業加速推進產業數字化變革，并推動“云化”轉型。圍繞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組合運用，小微企業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與特色融資模式不斷創新，各類金融機構形成差異化經營戰略與競爭優勢。傳統商業銀行通過利用數字金融信息處理技術，可以將符合小微企業要求的金融模型設計和建立出來，之后再將小微企業的相關數據信息進行收集和處理，篩選出符合要求的小微企業后對其提供貸款服務。除此之外，圍繞小微企業的經營數據，商業銀行能進行用戶畫像和反欺詐管理，并通過聯合金融科技公司，共同開展風控建模，進而形成數據驅動的貸款定價。這些措施將數字金融的信息優勢和在融資市場中傳統商業銀行的優勢相結合，通過科學的授信管理，有效改善了小微企業傳統商業銀行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5.2降低金融服務成本

傳統商業銀行在數字金融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其發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降低了系統維護和成本費用、改善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簡化了售后管理流程和授信流程、提高了售后管理的效率和質量等。例如，通過大數據風控與人工智能相結合的方式，計算小微企業的違約概率和對借貸資本的風險定價，不但有利于降低風險成本和融資利率，而且有利于提高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的融資能力，在提高其在融資市場的競爭力的同時，也為小微企業的融資提供了更多的方法和渠道，有效降低了小微企業的授信成本，也提高了商業銀行的利益收入。此外，能夠將非銀行金融服務供應商納入數字金融服務體系中，這有利于不同類型供應商發揮比較優勢，促進競爭，優化服務，形成多元化的數字金融服務生態體系。疫情沖擊的緊迫性下，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得到空前重視。經濟受多重因素影響波動，融資難、融資貴依舊是困擾中小企業的關鍵問題，而針對中小企業借貸需求的供應鏈金融解決方案也面臨數字技術與商業環境的多重阻礙。此次疫情中大量非銀行金融服務供應商發揮數據優勢、客戶優勢和決策優勢，為中小微企業，特別是仍然堅持在抗疫第一線的餐飲、超市和運輸等行業的中小微企業提供了應急貸款、保險等及時有效的服務，為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功不可沒，同時也彰顯出這些機構在數字金融服務體系中的獨特價值。因此應該加強金融信息處理技術在傳統商業銀行經營和小微企業融資中的應用。

5.3提高信貸服務效率

數字金融是專門針對小微企業的一種信貸服務模式，它通過利用大數據和大數據處理算法將線上操作、數據決策和模型管理融為一體，用戶在進行貸款申請時無需任何擔保，只要通過其信用評分即可完成申請，而貸款審批也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即可完成。相比較需要不同部門和諸多步驟進行審核的傳統商業銀行，數字金融大幅度節約了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2020年疫情發生后，監管部門推動供應鏈金融在線化、平臺化發展，使供應鏈上下游的中小微企業各項數據與資產流轉情況，全部展現在線上平臺之上，銀行與金融科技公司均重點發展這項業務，從而推動大數據放貸、智能風控審批效率提升。此外，銀行可以通過與增信機構合作，將實現小微企業信貸風險共擔機制，并聯合政府部門，通過設立政府引導基金，優先授信于信譽良好、獲得政府支持的中小微企業，構建長期銀企合作關系。

6數字金融推動小微企業融資的對策

6.1建立中國特色小微企業融資平臺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數字金融和傳統金融互相滲透，在傳統金融服務中，數字金融信息化技術的重要性也越來越突出。在大數據技術背景下，通過數字金融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小微企業融資數據平臺，對小微企業的交易數據進行記錄，數據會隨著企業的業務增長而進行更新，從而對小微企業的經營狀況進行動態展示以及對企業的貸款償還能力進行反映，避免了小微企業在融資過程中財務信息不透明、無法提供優質抵押品等問題的出現。除此之外，小微企業還可以通過對金融數據平臺中同行優質小微企業的經營數據中吸取經驗，從而改進自身的經營管理，提高自身管理水平。

6.2創新風險管理模式

在小微企業的融資過程中，保障信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為減少數字金融在發展中的風險，監管部門應強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以數據驅動小微企業征信與經營云化平臺，平衡把握好創新和監管，從而確保數字金融穩定發展。除此之外，在數字金融的安全穩定發展中，完善法制也是非常重要的，相關部門應明確底線，鼓勵數字金融行業自律，引導小微企業規范誠信經營。

6.3建立統一小微企業征信系統

我國目前的征信系統還不夠完善，小微企業的信貸信息也比較缺乏。建立統一的小微企業征信系統，可以在央行征信體系中將小微企業信貸信息和數據納入其中，從而實現企業征信體系范圍的擴大。建立統一小微企業征信系統不但可以將小微企業的融資門檻降低，而且可以降低傳統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貸款的成本，從而有效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

7結語

目前，小微企業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數量最大的企業群體，小微企業群體的發展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社會穩定、民生改善、創新推動以及促進就業具有重要意義。數字金融能夠為被排除在傳統金融體系之外的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和融資渠道，能夠有效緩解小微企業的融資約束，因此應該積極推動數字金融的發展，從而更好地滿足企業多元化金融服務需求。

【參考文獻】

【1】呂鷹飛,侯雨姍.數字金融對小微企業融資的推動作用研究[J].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20(02):36-42.

【2】梁琦,林愛杰.數字金融對小微企業融資約束與杠桿率的影響研究[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60(06):191-202.

【3】馮文芳.互聯網金融背景下小微企業大數據征信體系建設探析[J].國際金融,2016(3):74-80.

【4】張晗.互聯網金融模式下我國小微企業融資問題研究[D].鄭州:河南大學,2016.

【5】張清凡,張萍香,洪小燕,等.互聯網金融模式下小微企業融資問題研究[J].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7(05):32-36.

【6】張韶峰.中小銀行小微金融業務數字化轉型的實踐思考[J].清華金融評論,2020(09):97-98.

【7】王馨.互聯網金融助解“長尾”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研究[J].金融研究,2015(09):128-139.

【8】巴曙松.大數據可解小微企業融資瓶頸[J].中國經濟報告,2013(06):29-31.

【9】洑建紅.互聯網金融服務小微企業模式淺析———基于信息和信用發展視角[J].當代經濟,2015(14):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