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哲學思維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確立科學的論文寫作理念

馬哲認為，矛盾既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源泉，也是事物變化發展的動力。這就啟示人們，論文寫作作為一個針對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或問題而試圖對其給出科學認識或合理解決問題的活動，無疑須將“及時發現問題、深刻揭示問題和完美解決問題”視為寫作者應該確立的寫作理念。該理念表明，論文寫作既要正視和分析問題，更應探索問題的妥善解決方式，因為任何不能在及時發現和揭示問題的基礎上去完美解決問題的論文寫作，即使它創造性地揭示了問題的本質及規律，但如果此寫作活動只是片面地追求合規律性的科技價值而不追求合目的性的人文價值，該寫作活動就會因背離了“在發現和解決問題中促進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這一寫作的真實追求，而難以成為人們普遍認可和欣賞的高質量論文。

(二)提供必要的論文寫作方法

論文寫作方法是為完成論文寫作目標所采用的方式或程序。在論文寫作中，盡管寫作者會采用一些具體的寫作方法譬如分析與綜合、想象等，但由于一些作者受形而上學思維的影響，這些方法在寫作中的運用往往呈現出單一化或固定化的傾向。而馬哲思維強調用整體、聯系、系統和變化發展的視野來對待寫作，可以為寫作者提供必要的寫作方法。

(三)指明具體的論文寫作路徑

首先，馬哲的唯實思維和辯證思維為論文寫作指明了寫作的前提和基礎──實事求是，也指明了寫作的根本方法——辯證思維方法。唯實思維提醒人們，論文寫作只有在尊重論文創作基本條件的基礎上，才能得以順利展開。辯證思維則告訴人們，論文寫作只有運用辯證思維，突破單一性，實現多樣性，突破孤立性，實現整體性，才能達到寫作目的。其次，馬哲的實踐思維為人們標識出了一條“在寫作實踐與寫作計劃辯證關系的展開中完成寫作”的路徑。論文寫作是一個“寫作實踐—寫作計劃—寫作實踐”多次反復的過程，人們只有沿著這一寫作路徑，才能逐漸接近寫作目標。

(四)激發積極的論文寫作精神

首先，馬哲的實踐思維和唯實思維，能夠讓論文寫作者在尊重實踐的基礎上擁有求真務實、實事求是的寫作精神，使寫作者避免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和臆想之中。其次，馬哲的矛盾思維能讓論文寫作者在承認、分析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擁有尋根究底、勇對困難的開拓精神，使寫作者能夠把那些人們不大追究的問題作為“問題”進行大膽的懷疑和追問，為設計新的寫作方案找到突破口。最后，馬哲的批判思維和反思思維能讓寫作者擁有對其寫作的前提、基礎、方法、過程或結論等進行批判和反思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正是寫作者以獨立思考取代人云亦云、以自主建構取代依葫蘆畫瓢所必需的。

(五)促成有獨創的論文寫作成果

馬哲本質上是一種創新哲學，其思維特征與致力于形成獨創性學術理論成果的論文寫作，在尊重實踐、注重批判及反思等方面是一致的，這使得馬哲思維一旦融入論文寫作中，就會讓寫作者在立足實踐的同時，一方面能夠展現自覺進取的意識和追求卓越的價值取向，將自己置于寫作主體的地位，另一方面能夠以實事求是、批判反思的態度去盡力發揮其作為寫作主體的創新能動性，使論文寫作目標由可能變為現實。這對于提升論文寫作者的能動性并促其形成富有獨創性的論文成果，無疑具有現實的積極影響。

大學生論文寫作中的哲學思維缺失狀況分析

為了解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的馬哲思維運用狀況，筆者經過對湖南理工學院365名大學生的論文分析及問卷調查，發現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存在“馬哲思維貧困”的現象，馬哲思維的缺失狀況令人擔憂。

(一)大學生論文寫作中馬哲思維的缺失種類較多、缺失程度較大

實踐思維、唯實思維、辯證思維、批判思維和反思思維是五種常見的馬哲思維。為測定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運用這五種思維的程度，筆者將它們被運用的程度設定為四個可參考的項，即“運用很充分”“運用比較充分”“運用不大充分”“運用毫不充分”，并分別記4、3、2、1分。按照這種方法對大學生論文進行分析，結果表明，這五種馬哲思維在論文中運用程度的平均數值分別為2.89、2.90、3.08、1.10、1.00，其均值大多處于1分至3分之間。這說明大學生論文寫作中馬哲思維的缺失種類較多，而且馬哲思維的運用程度都欠充分。

(二)大學生論文寫作中馬哲思維缺失的根本原因是缺少有效的馬哲思維教育

筆者在問卷調查中給每一個影響馬哲思維教育的因素子項列出了四個可選答的項“很認可”“比較認可”“有點認可”“不認可”，并分別記4、3、2、1分。調查結果顯示，影響馬哲思維有效教育的因素按程度大小排列，依次體現為：(1)教師因素，包括馬哲思維教育內容缺乏，馬哲思維教育方法不當，馬哲思維教育與論文寫作教育脫節等，影響均值為3.54分；(2)學生因素，包括學習馬哲思維無興趣，不用心把握馬哲思維，不主動在論文寫作中運用馬哲思維等，影響均值為3.52分；(3)學校因素，如不重視馬哲思維教育在論文寫作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影響均值為3.39分。如果各因素分值在3分以上的為影響大，4分以上的為影響很大，那么可以看出，這三大影響因素的均值都處于影響大和影響很大之間，說明教師、學生、學校都是影響馬哲思維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這就告訴我們，如果馬哲教師只是一味強化其教育的德育功能而疏忽其論文寫作的教育功能，或者大學生學習馬哲思維態度不積極，或者高校不善于處理馬哲思維教育與論文寫作教育之間的關系，那么都將極大削弱馬哲思維教育培養大學生論文寫作能力的功效。

以提升大學生論文寫作能力為導向的培養對策

上述調查結果表明，培養大學生的馬哲思維以提升其論文寫作能力，對于高校來說，已迫在眉睫。恩格斯曾經告誡人們：“哲學思維必須加以發展和鍛煉，而為了這種鍛煉，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手段。”[2]465問題是，我們在加強馬哲思維教學的同時，切忌泛泛而談，而須在培養內容和培養方法上采取切實可行的對策。

(一)有針對性地安排馬哲思維培養內容

這主要是針對一些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存在的諸如自以為是、探究問題能力不足、滿足于即時求解等問題，借助相關的馬哲思維教學，讓大學生把握論文寫作的技巧。其一，學會對論文寫作的正本清源。馬哲的唯實思維和實踐思維主張人的思維必須與客觀實際保持一致，并且強調實踐是認識產生和發展的唯一活水源頭，為人們寫作論文給出了“本”“源”問題上的答案。所以，在馬哲教學中，教師要注重揭示唯實思維和實踐思維的科學性、客觀基礎和必要性，引導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尊重客觀實際和實踐，自覺摒棄神秘主義、先驗主義和經驗主義，以確保自己的寫作活動能夠立于可靠之本、始于本來之源。其二，擅長對論文寫作對象的窮根究底，即將寫作對象所涉及的問題及其產生的根本原因或第一原因發掘出來，以促進問題的有效解決。為此，教師可以運用馬哲的辯證思維，如整體思維、聯系思維和矛盾思維啟發學生。其三，在論文寫作中展示具體理性。為了幫助大學生揭示論文寫作對象的本質和規律，教師應特別向大學生闡明馬哲在揭示自然界、人的認識、人類社會的本質和規律時是如何運用“從抽象到具體”這一辯證邏輯思維的，使大學生面對論文寫作對象時能夠從對該對象的感性認識出發，經抽象思維，形成對其某一特性的簡單理性認識，再通過拓展和深化，達到對該對象諸多特性乃至本質或規律的復雜理性認識。實踐證明，大學生只有經常接受辯證邏輯思維的訓練，其在論文寫作中才能不為細枝末節所惑，而在反復的思維訓練中求解出寫作對象的本質與規律。其四，精于對論文參考文獻的理性批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教育學生敢于對參考文獻予以理性的質疑和評判，既善于發現其不足，又要確保其合理性，使大學生自覺擺脫落后觀念的束縛，培養其運用參考文獻的能力。而為了培養大學生的這一能力，教師有必要向他們闡釋馬哲是如何運用實踐的武器對唯心主義、舊唯物主義等哲學思想進行深刻批判的，使他們在領悟馬哲的卓越批判能力之后，也能精于對參考文獻的理性批判。其五，反思。對基于批判他人文獻而形成的論文，作者要進行合規律與合目的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以進一步完善論文思想。

篇(2)

關鍵詞：形合，意合，翻譯策略

 

“就英語與漢語而言，也許在語言學上最重要的一個區別在于形合與意合的差異。論文大全，翻譯策略。”(Eugene. A. Nida 1982: 16) “就句子的結構而言，西洋語言是法治的。中國語言是人治的。”（王力，1954）“法治”和“人治”的區別，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區別。（申小龍，1996）

一、國內外對形合意合的研究

早在1936 年王力發表的《中國文法學初探》就談到了英漢的形合和意合的現象，這是形合、意合首次的提出；隨后他又解釋了形合、意合，比如：“你死了，我做和尚。”（《紅樓夢》）“在西洋語里是一種變態，在中國語里卻是一種常態。咱們不能說‘你死了’是‘如果你死了’的省略，因為在平常的語言里不用連詞的時候比用連詞的時候更多。”但是在書中王力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定式，他只是指出形合和意合復雜的句子之間的條文語義關系的翻譯途徑。

19 世紀做出卓越貢獻的德國語言學家威廉·宏包特，對漢語有過深入的研究。他沒有用意合這個詞語，但他研究指出:“任何語言的語法，總是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標記和語法規則顯示出來的，另一部分是隱藏著的，是假定不借助標記和語法規則可以設想的”，而“在漢語里，跟隱藏的語法相比，明示的語法所占的比例是極小的”。

二、形合意合的哲學文化差異

英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氣候相對惡劣的海洋環境中，這使得英美民族有很強的戰勝欲和征服欲。因此，他們把宇宙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認為世界上萬物都是對立的。論文大全，翻譯策略。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傳統哲學，主張把物質與精神、社會與自然、本質與現象對立起來。16世紀理性主義在歐洲盛行，它強調科學的實驗，注重形式論證，同時主張客體分明，因此西方民族在思維形式上具有重個體、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的鮮明特征。英美民族思維模式的特點表現在語言上，就是重形合、講形式、求結構上的嚴謹。一般認為，西方的哲學思維總體而言是分析性的，他們習慣于把考察的對象從其所在系統中分離出來，實質原因在于西方哲學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系統論傳統，它著力探究的是名與實、形式與物質之間形而上的區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類概念之間形式邏輯的推理。邏輯范疇觀使語句中各成分依約定形態按邏輯等級各處其所，進而要求每一成分自身須具有顯著外在特征以昭示它與其他成分的位次關系，從而使英語等西方語言呈現出形合的外在特征。

中國地處較為封閉的大陸型自然地理環境，較少受到來自外部大自然的壓力，因此人們習慣于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緊密聯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機體，這就促成了中國古代哲學“天人合一”的思想。漢民族的哲學思維總體而言是綜合的，它與中國古典哲學上的“天上、物我皆可合而為一”的整體觀相伴而生。中國哲學注重整體觀，體現的實質在于對事物進行系統評價和綜合把握，使漢民族在思維運用上呈現長于整合、善于提綱挈領的綜合性特征。論文大全，翻譯策略。整體思維有整合作用，使我們輕于對句子成分的細微分析，重于對語句的融會貫通，憑著經驗和上下文語境去意會和補充語句的整體內容。因此，中國人重視不同事物間的聯系，注重整體，做事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我們現代所說的“宏觀調控”、“顧全大局”、“構建和諧社會”也都體現了這一思想。在中國傳統哲學及文化的長期影響下，漢民族從總體而言表現出一種重整體、重主體意識的思維模式，體現在詞和句法上就是文、質合一，言、象合一，象、意合一，體、用合一。這一思維模式，反映在漢語這門語言中，就表現在漢語在造句、謀篇上注重內在關系，隱含關系的語言結構特點。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語形態突出外顯，思維通過形態變化等程式整合才投射為言語形式，過程一般比較復雜，而漢語則在幾千年的重意、重神的哲學和美學傳統影響下，形成了一種注重內在關系、隱含關系、模糊關系的語言結構素質，采取詞語直接對接的組合方式體現為言語形式，直接實現思定于言的特點，意念少受形式的匡馭，呈現出意念主軸的簡約性和便捷性。對于這一點，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評論道：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古典漢語具有一種驚人的高雅之美，它拋棄了一切無用的語法關系，只憑語言本身而不必憑借語法形式來充分表達純粹的思想。他認為漢語的獨特長處在于它比任何其他語言都更突出思想內容，將詞與詞的聯系幾乎完全建立在思想的序列和概念的相互關系之上。

三、形合意合的美學文化差異

《紅樓夢》中對諸多人物體貌、秉性進行描述的語言特征均體現了美學認知層面的問題。

黛玉：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迎春、探春：第一個肌膚微豐，和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采精華，見之忘俗。

這些語符組合中所蘊涵的“言外之意，韻外之致”的美學因子，本身就蘊涵著“可意會，難言傳”的人文詩性意趣。這些朦朧模糊的詩性意趣必然要求譯者在解碼和重構的過程中對個性加以張揚，從而讓譯者潛意識地體現自身的審美傾向，發揮個人的才情秉賦和語言表現力。然而，基于科學純理性主義的西方美學恐難以勝任此體認和品鑒的功能和作用。論文大全，翻譯策略。

四、翻譯策略

漢語中的大量句式都是多個小句并列組合， 很少或者沒有相應的連接詞來表明小句之間的時間邏輯關系， 漢語中的這種現象就叫“意合”；而英語中，小句之間的連接詞是不可或缺的，這種現象就叫“形合”。針對這種翻譯難題，大量使用的翻譯技巧是：增譯和減譯。論文大全，翻譯策略。

（1）從形合語到意合語 （增譯）

①為了語法上的需要

an elephant 一頭大象a pen 一支鋼筆

②為了意義上的需要

Long-stemmed models ankled through thelobby.

身材修長的模特裊裊婷婷地從廳中走過。論文大全，翻譯策略。 （增補副詞）

③為了修辭上的需要

The sky is clear blue nowthe sun has flung diamonds down on the meadows and banks and woods.

此時已是萬里藍天，太陽把顆顆光彩奪目的鉆石灑向草原，灑向河岸，灑向樹林。（增補形容詞和重復動詞）

(2) 從意合語到形合語 （減譯）

① 從語法角度進行減省

As it is late, let us go tobed! 不早啦，睡吧！ （省略連詞as和祈使結構let us）

② 從修飾角度進行減省

有些詞語在英語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漢語中卻并非如此，翻譯時如保留下來往往使譯文顯得累贅啰嗦。要使譯文表達簡潔通暢，有些詞語必須省去或精簡。例如：

To learn is not easymatter and to apply what one has learned iseven harder.學習不容易，應用更不容易。

五、結論

英漢互譯時，無論從綜合型的形合語向分析形的意合語轉換，還是從分析形的意合語向綜合型的形合語轉換，根據需要，譯文有時可以同時以形合和意合的語言來進行處理：

If you don’t let me go, I’ll miss the train.

你不讓我走，我會誤了火車。（意合）

如果你不讓我走，我就會誤火車的。（形合）

參考文獻：

[1]Nida, E.A. Translating Meaning[M]. San Dimas,

California: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1982.

篇(3)

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高校擴招帶來的學生整體素質下降,各種社會不良風氣的誤導和影響等,這是一般性原因。也有學生專業學習不到位,專業基礎不扎實,專業研究不充分等一些具體的原因。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卻容易被忽視、被遺忘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學生對學術及其相關問題的生疏乃至無知。而這一點,又和我國高校目前在學術品格、學術教育方面的普遍缺失有著直接的關系。

現代大學的功能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但體現大學傳統功能的學術意義和地位,仍然特別重要、不可或缺。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中曾談到:“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1]在《北大一九一八年開學式演說詞》中,他進一步強調:“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2]當然,的大學理念并不一定完全適合當今大學教育發展的現實情況和需要,但大學與學術之間的淵源和聯系,卻始終是不容割裂的,否則大學將不成其為大學。也就是說,學術和學問即便不是現代大學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也應該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而絕不應該成為可有可無的裝點,或者僅僅當作一種途徑和手段。

對于這一具有核心意義的基本辦學思想和理念,很多大學并沒有給予真正的重視,或者說沒有全面充分地貫徹落實到大學的教育教學活動中。特別是在當下注重實用、急功近利的總體社會環境背景下,大學課堂重知識輕方法、重技能輕學養、只要結果不做研究、只求是什么不問為什么的現象普遍存在。雖然在大學教學的各種課程和環節當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滲透了學術教育、學術研討、學術陶冶的內容,但是這些內容顯然不夠完整系統,不夠充分深入。因此學生對學術的認識和理解往往是散亂破碎的,是膚淺空泛的,有術而無學,多識而少智,仍然身處學術之外,而沒有成為學問中人。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的學術素養普遍下降,學術基礎和功底明顯薄弱,而這些問題最直接、最突出的影響和體現,就是學生畢業論文的水平和質量。

從文體性質上看,畢業論文屬于學術論文的范疇,是學術論文的一種具體形式、特殊樣式。而畢業論文工作則是學生在大學學習期間最重要的學術活動和學術任務,畢業論文不僅是對學生大學期間專業學習情況的綜合檢驗,也是對學生學術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全面考查,是學生整體學術素養和學術水平的集中體現。而學術素養和水平的提高,無疑是一個長期積累和修煉的過程,因此,忽略大學生的學術教育和學術修養,必然直接導致本科畢業論文水平和質量的明顯下降。

要扭轉這種不利局面,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筆者認為應該采取以下幾方面思路和措施:

一是進一步提高對本科生學術素養、學術能力的重視,加強學術教育,強化學術風氣。

二是進一步提升專業課程的學術含量,強化學術色彩,使學生在專業學習中得到更多的學術引導和學術訓練,獲得更多的學術陶冶和浸潤。

三是結合畢業論文指導工作,開設專門的課程或組織專題講座,培養學生的學術意識、學術思維,幫助學生掌握基本的學術研究方法。

四是通過設置名著自讀學分或開列必讀書目等形式,要求學生有選擇地研讀一些中外學術名著,增加學術文章的閱讀量,開闊學術視野,強化學術積累。

五是編寫與畢業論文相關的教材或指導手冊,對畢業論文及相應的學術研究工作進行直接的指導和規范。

六是進一步重視和加強畢業論文的指導環節,切實提高畢業論文指導工作的質量和效果。

學生學術素養的提升是一個長期學習積累、綜合培養訓練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針對學生畢業論文寫作的實際情況和具體需要,還應該幫助學生重點解決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認識學術的性質和特征

什么是學術?學術是系統的專門的學問。學術研究則是以超越功利的態度,對人類面臨的一切疑難問題進行思考和探究的科學活動。就學術和畢業論文的關系而言,畢業論文是學術研究的總結和成果,學術研究是畢業論文的必要前提和準備,不經過具體的學術研究,就無法進行真正的畢業論文寫作。很多學生在接受畢業論文任務的時候,對這些基本概念和常識并不清楚,他們的畢業論文寫作沒有一個正確的、明確的方向,盲目性很大,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寫什么、究竟在寫什么,不知道畢業論文和一般議論文、和其他文章究竟有什么區別。

因此,要引導學生全面了解關于學術的一些基本知識,幫助學生認識學術的性質和特點,特別要重點把握好三個方面。其一是學術的客觀性,學術是從客觀的立場和角度出發,研究客觀世界、客觀現象,追求客觀真理;學術研究最反對、最忌諱主觀臆斷、妄下結論,排斥主觀傾向和情感的介入。其二是學術的科學性,學術研究是一種科學研究,需要以科學的態度,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科學的探索,最終得出科學的結論。而科學性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實證,一切科學結論都是可以證明的,一切科學結論都應該得到證明,科學研究就是一個求證的過程。只有充分理解和認識學術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學生才能真正把握學術研究與畢業論文的精髓和要義,明確畢業論文寫作的根本目的和要求,朝著正確的方向努力。其三是創新性,學術研究是創造性的勞動,是人類不斷探索未知世界、不斷獲取新認識、新知識的過程,因此創新性是學術研究的生命,直接決定學術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具體地說,學術創新就是要能夠發現新的現象、提出新的問題、運用新的方法、建立新的觀點、得出新的結論,創造新的理論。當然,在本科學生畢業論文的學術創新方面,我們不宜提出過高的要求,甚至也不一定非要有創新,但至少應該讓學生明白這個道理,樹立起自覺的創新意識。

二、了解學術研究的一般規律、過程和方法

學術研究是一項復雜的高級智能活動,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要幫助和引導學生了解掌握這些規律,把學生“帶上道”“領進門”,避免走彎路、走錯路。

首先,學術研究必須有一定的積累和準備,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和過程。應該說,做畢業論文之前的所有專業學習活動,實際上都是學術研究的積累和準備過程,但是僅有這些一般性的積累和準備是遠遠不夠的,在確定了具體研究對象和內容之后,還必須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專門的研究和思考。學校為學生安排的畢業論文寫作時間,通常為半年左右,盡管這期間學生還有其他任務和事情,但是如果能夠抓緊時間、全力以赴的話,還是可以比較從容地完成畢業論文工作的。但是有些學生對此沒有充分的認識,不懂得學術研究的特點和規律,把寫畢業論文當作寫作文、搞創作,以為有個三天五天、十天半月就可以突擊出來,總是拖到最后才開始動手工作,其論文質量可想而知。

其次,學術研究必須首先有所繼承。所謂繼承,就是要學習掌握、借鑒運用前人的學術研究成果,把前人的思想認識作為形成自己觀點見解的基礎;就是先做“研究的研究”,在“接著說”之前首先了解前人都說過什么、怎么說的。因此,沒有繼承,就無法開始真正的學術研究;沒有繼承,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并且,對于本科畢業論文而言,繼承實際上遠比創新更重要。在這個問題上,很多學生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種錯誤現象和做法:一是對前人的研究成果知之甚少,乃至一無所知,完全從自己的感覺和理解出發,憑空杜撰、閉門造車;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對前人的理論研究成果完全照搬照抄、剪切拼貼,把抄襲剽竊當作借鑒繼承,投機取巧、敷衍了事。

第三,學術研究一定要充分體現專業和專攻。畢業論文在選題方向和內容上有嚴格的限定,要求學生必須在本專業學科領域范圍內,選擇相關的問題加以研究探討,不能選擇本專業以外的問題,這就是學術研究的專業性。這個問題說起來簡單,但在實際操作和處理過程中,有時候也會表現的比較復雜,特別是在專業領域的邊緣和交叉地帶,經常會出現一些游離和偏差。而所謂專攻,就是要求在本專業范圍內,選擇一個具體的研究方向,確定一個具體的問題,展開具體深入的研究探討,而不應涉及過多過寬,選題不能過大,不能太空泛。一般來說,本科學生學術研究的選題,應該是越具體越小越好,從普遍情況和經驗來看,小題目并不一定好做,題目越小,越需要深入剖析挖掘,難度往往更大,當然,理論價值也會更高。

第四,要掌握一定的學術理論研究方法。學術理論研究的方法有三個不同的層次,即一般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研究方法。

哲學是人對世界整體的、本質的把握,對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具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和作用,而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對學術研究尤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可以說,沒有哲學就沒有真正的科學理論,因此我們必須重視哲學的學習和思考,重視哲學方法的指引。

一般科學方法適用于不同的學術研究領域,也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我們在研究和思考過程中經常運用的各種思維方法(如發散思維、逆向思維、想象思維)、邏輯方法(如歸納方法、演繹方法)等都屬于一般科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也包括一些常見常用的思想理論方法,如系統論方法、信息論方法、控制論方法等。

專門研究方法是隸屬于不同學科的具體研究方法,它因學科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異。比如就中文學科而言,常見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考證方法、詮釋方法和分析方法等。此外還有針對各個不同專業的更具體的研究方法,如古文獻研究中的版本對照法,語言學研究中的替換法、分布分析法、變換分析法等。

三、明確畢業論文寫作的基本程序和規范

學術研究和畢業論文寫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的工作,在具體工作程序、寫作內容和體制形式等各個方面,都有比較嚴格的、統一的規范和要求。在進入畢業論文工作之前,必須讓學生明確并牢記這些程序和規范,做到心中有數、循規蹈矩,按部就班、有條不紊。

就程序方面來說,畢業論文寫作一般都要經過這么幾個步驟,那就是選題、開題、搜集資料、課題研究、論文撰寫、修改定稿、排版打印。其中選題就是確定研究課題,課題是學術研究的具體內容和對象,是通過研究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確定了課題,才能夠展開具體研究,有了研究成果,才能撰寫論文。因此,選題是畢業論文寫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直接決定論文的價值和論文寫作的成敗。搜集資料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工作,畢業論文寫作一般需要三方面的資料:一是原始資料,就是關于研究對象本身的資料,如作品研究中的具體文本,語言研究中的各種語料等。二是研究資料,也叫參考資料,是有關前人研究成果的資料,又分為一般性研究資料和專門性研究資料。三是相關資料,即與課題相關的理論思想、理論方法等。課題研究則是畢業論文寫作最實質性的工作,要幫助學生明確課題研究的具體思路和方法,讓學生知道從哪里入手,朝哪方面努力。

就規范方面而言,畢業論文有很多具體而嚴格的要求,必須讓學生全面了解,充分掌握,認真遵照執行。如關于引文注釋的完整信息的要求、畢業論文結構和篇幅的要求、畢業論文打印格式的要求等。

四、充分理解學術精神,自覺端正學術態度

從事學術活動、學術事業還需要具備一種特殊的精神,這就是學術的精神。學術精神似乎有些抽象甚至空洞,但它對于我們的學術研究和畢業論文工作的意義卻是非常深刻而深遠的,是無形卻又無所不在的。學術精神的核心內容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熱愛真理的精神。熱愛真理意味著要把真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不因其它任何原因而背叛真理、放棄真理。其二是獨立思考的精神。獨立思考就是不受任何干擾,不為任何力量所左右,以真正的理性去進行自由的思考。獨立思考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不因襲他人,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抄襲和剽竊。其三是懷疑一切的精神。真理是相對的、是發展的、是永遠不會終結的,因此,在學術探索的視野里沒有什么是完全確定的,是絕對正確的。一切都可以懷疑,一切都值得懷疑。正如王諾在《讀哈佛》一文中所說:“懷疑精神是獨立思想得以形成的一個主要的內在動力。”“懷疑精神的培養,不僅是學生個人思想和學識增進的必需,也是國家和民族能夠不斷反思過去、質疑現在、求新變法、充滿活力的必需。”[3]對于大學生而言,首先要對權威和定論進行大膽的懷疑,其次要對常識保持懷疑,再次就是要對老師不斷地懷疑。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懷疑老師的學生不是好學生,不懷疑老師的學習不是真正的大學學習。

從事學術活動、學術事業還需要有正確的態度,比如認真求實的態度,腳踏實地的態度,謙虛謹慎的態度,自甘寂寞的態度等。這些內容和一般的學習態度沒有很大的區別,不再贅述。

總之,強化提升學生的學術素養,培養良好的學術品格和習慣,不僅對于學生畢業論文寫作具有直接的、現實的促進作用,也可以為學生未來的進一步深造打下堅實的基礎,對學生各方面的長遠發展都具有積極的、建設性的影響和意義。

參考文獻

[1]高平叔.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華書局,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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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道家源出史官，又有楚文化背景，所以能從旁觀者角度審視西周宗教，提出 自然 天道觀和哲學本體論；但在感性層面仍有與巫術思維結合的地方，這是后來道教的起點。

    

   王逸注《楚辭章句》說:“太一，星名，天之尊神。”楚人先民自稱祝融部落，而祝融是火神，古人將星宿二稱為“大火”，人們根據它的位置來定農時。

    與孔子對昊天上帝保持一種經驗的將信將疑態度不同，老子不但否定了人格的天，還通過宏大的理論概括論證自然之天背后有一種更重要的本體運動，這就是老子的 哲學 范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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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培養具有健全人格及創新思維的個性化人才需要通識教育中國自古人文與自然各門學科的知識和智慧相互交融。中醫學要取得長足的發展，其人才培養模式不可或缺以文史哲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融入。

1.1.1“人才”應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成為人才的首要條件是健全的人性，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應具責任感、正直、合作等良好品格，才能擔當起科學與文化及社會發展的重任。而品性教育屬于以文史哲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1.1.2培養具創新思維的個性化人才應避免模式化教育盡管現今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是倡導“學術研究”和“職業技能培訓”的分流，為企業提供大量應用型高技能人才，但現今中醫學要實現現代化，對其理論的攻堅仍屬現階段的主要任務。現今對中醫學的教育，經驗傳承早已走在了理論深入研討的前面。回顧中醫學發展史，至明清時期，中醫學經驗總結早已形成了一部部的全書、類書、叢書，但中醫學理論提升卻遇到了瓶頸，難以升華，難以與近代自然科學接軌，其直接后果是導致近代中醫學出現了生存危機。故而，中醫學高等院校教育現今仍然應有別于模式化的職業技術教育，應如浙江省“兩會”上代表建議的“鼓勵學生在共同基礎上，差異性發展，個性化發展”［2］。對此，文史哲等傳統思想文化底蘊的倡導，當在學生個性化發展中舉足輕重。

1.1.3自然和社科科學各領域均需哲學精神的普照現今，社會、文化、哲學領域學術研究處于倍受冷落、令人尷尬的地位，殊不知，歷史上許多大師級的自然科學家，其輝煌成就的取得或提出有價值的預言與其哲學素養是密不可分的:如愛因斯坦曾表示他得益于哲學思索不少于他得益于自然科學訓練［3］。誠然，許多具體科學如教育學、歷史學、文學及以理論物理學、數學等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各領域，其流光溢彩均得益于哲學精神的普照。中醫學是最具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基因傳承，且能融自然與人文一體的一門學科。雖然京劇、書畫、武術、中醫為四大國粹，但只有中醫學融儒、釋、道、兵、武、藝、天文、歷法等人文與自然科學于一爐。由此，中醫學術發展及中醫學教育均不可或缺文史哲底蘊的鋪墊和源頭活水的注入。

1.2古代漢語等傳統文化功底為中醫學子成才之基礎現今中醫教育界存在著極大的困惑，即:現今中醫學科班教育培養的人才，為何還比不上民國時期一些自學成才的中醫家，如惲鐵樵。其原因現已達成共識，如潘毅教授所云:中國近代在引入西方科學時，對中國優秀本土文化采取了“浮云”化態度［1］。中醫學子既缺乏文化積淀，又欠缺中醫人應有的思維方式。現今雖有《醫古文》課程的開設，但對于高中階段古典文化底蘊只有幼稚園水平的中醫本科學子，僅靠幾十節課堂教育是打不通已接近淤阻湮塞的中醫學思想文化經脈的。現今的中醫學子，即使是本科生，其文化儲備中對“《周易》、《道德經》、《孫子兵法》、《論語》等中華文明的精神支柱”［1］也鮮有涉及，從而對“原味中醫”看不懂，故潘毅教授著書立說，著眼于中醫學子現今的知識結構、認知能力，向中醫人滲透、剖析原味中醫學理，而這一些在民國時期本是“秀才學醫，如菜作齏”，小菜一碟的。中醫碩士研究生學子雖然對陰陽五行等學理已初通，但還談不上游刃有余，研究學術亦經常會碰壁，寫作論文說理也難透徹，只好以西醫學認識作為論據。當然，西醫學研究成果未嘗不可作為一種“微觀象”來豐富中醫學術，但一般碩士生其論文并未使其真正融入中醫學乃至系統科學學理中去，拼湊的學術并不是透徹的學術，“半中半西”，并不是“和而不同”的中西醫之融通。總而言之，中醫學術研究及學術論文寫作皆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底與積淀，其深淺厚薄決定了中醫學子將來是否可成為大才。

1.3歷史與邏輯的研究方法可使中醫學研究更具“景深”歷史是一面鏡子，與人以借鑒;歷史亦是時空之長河，予人以時空的坐標。任何人或事物只有被放在歷史的坐標上，才能變得立體起來。中醫學的歷史是厚重的，任何中醫學術研究均不能脫離開歷史而投機取巧。中醫基礎理論研究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中醫臨床研究的第一步則是臨床文獻研究，如青蒿素治療瘧疾和砒霜中提取的三氧化二砷治療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即是典型的例證。而以臨床文獻為起始納入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medicine，EBM)“證據體”的構建過程，則屬邏輯研究方法。形式邏輯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所倡導的，盡管原味中醫學其礎理論最常用的是象思維方法，但作為臨床實證研究，遵循邏輯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如同潘毅教授所言:中醫是道理合一的醫學［1］。

1.4中國古典哲學成就了中醫學術及教育的智慧高度潘毅教授認為，中醫學不純粹是一門知識之學，它更接近智慧之學，它的底氣、根源或謂“深海下的海床”即是中國古典哲學文化。《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陽者，天地之道也”，“陰陽和”即是中醫科學與文化之靈魂，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和”之演示是基源于對中國文化的深徹領悟。中國古代先賢立“道”目的之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中醫學法之即是“推天道以明醫事”。中醫學的學理和技術只有在道統領下才有生機與活力。

2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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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南朝文學的形式美學傾向的成因和它導致的結果，是重新認識這一現象的關鍵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學哲學在思維上的語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趨勢中，佛經翻譯對語言與文體的探索風氣的直接影響，因而有著深刻的哲學思想變革的背景。眾所周知，東晉南朝時期，社會文化較西晉有很大的變化。從根本上說，先秦以來中國哲學在實踐中體味哲理的思維方式，在玄學哲學中發生了趨向于形而上學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使具體的社會規范與人間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和追問，世界萬物的終極性問題被凸現出來。湯用彤曾指出，從漢末到魏晉，思想和議論從“具體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進是學問演進的必然趨勢③。宇宙萬物、社會倫常等實體性問題不再是哲學家關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與終極的依據就成了核心話題，而“有”與“無”、“言”與“意”就成了思想史的關鍵性詞語。思想界形成了熱衷于探討宇宙本原等形而上問題的風氣。依照哲學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哲學思想的形而上學傾向，必然會引發人們對于表達思想的工具——語言的重新認知這一時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躍，掙脫了一尊儒學與一統帝國文化統治的十字轉換思維角度，從群體轉向個體，從共性轉向個性……生動地顯示了時人對于宇宙間物質多樣性法則的特殊注意。這種致思趨向，引發了人們對于兩漢以來掩蔽于經學羽翼，桎梏于儒學一統格局的文化各門類的全新認識，從而推動文學、藝術乃至史學進入本體獨立發展的軌道④。玄學哲學的語言策略，即玄學家通過對傳統經典的重新詮釋活動而完成對玄學哲學體系的建構。玄學家大多借助于對經典（儒家經典如《論語》、《周易》等，道家經典如《老子》、《莊子》等）的再詮釋而闡明己說。玄學在對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與調和中，發展了文士的語言邏輯思辨能力，并把語言從業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經典章句注疏）和內容（禮教）中徹底解放出來，使之成為玄學體認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龐蒂說：“只有通過語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維和自己的實存。”⑤玄學家正是借助于語言這一媒介，經過對經典語義層面的顛覆，進行對傳統哲學觀的改造。玄學清談的形而上學特征，導致哲學對語言問題的高度關注；后期玄學甚至發展到不重視談論的內容，而專注于其語言形式⑥。談者出言須“辭約而旨達”，言語特別注重簡約，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學不再是處于原創階段的思想，真誠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漸淡化，更多的是作為語言訓練式的思辨游戲和表達人生態度的文學演練。東晉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進一步本土化，使“禮教”與“性情”之爭、儒學與玄學之爭終于以彼此和解告終，推動大規模的漢譯佛經以及梵唄誦經活動。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館；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齊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譯經、說法及唱導誦贊活動⑧，上層文人如謝靈運、顏延之、沈約、王融、張融等都熱心參與。譯經文體常在不失原義的前提下，采用漢文學的形式⑨。梵唄與唱導歌贊，俱為佛法傳入以后產生的宗教詩歌，它們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據載南朝時有些唱導師在齋會上從事唱導，競能連續詠唱出一長串五、七言歌贊。他們宣唱的歌辭體制鋪張恢廓，聲音貫若連珠，往往達到使聽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⑩。這從聲韻、詞匯、語法、及文體風格等諸多方面影響及于文學文體11。玄學哲學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過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無限的世界本體。佛教本土化的關鍵也倚重于語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詮釋、談說、論辯、譯經、著述等語言活動為策略對“有無”、“形神”等命題進行邏輯推論。可見思想界的革命實際上是從語言的革命開始，又是以語言功能的分化與廓清為終結的。在這一人潮流中，以詩賦為主的文學的本體特點，從語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來越明晰的界定。文學語言沒有了載道宗經、敘事記言的種種束縛，進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探索為焦點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確立了語言形式在文學藝術中的主導地位。沈約、王融、劉勰、鐘嶸、蕭繹、簫綱等人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演變為尺度考察、評價此前及當時的文學，并建立了以形式為主要視點的文學觀，并提出了對詩賦創作的具體要求。

二形式美學觀照下的

文學觀、語言觀南朝哲學思維的語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創作中對語言潛在表現功能的進一步發掘。在先秦學術的“自家爭鳴”和秦漢以來文學創作積累的經驗的基礎上，受玄學思辨及佛經的轉譯等風氣的影響，南朝文人對語言和社會文化、思想情感的表達之關系有了充分的認識。漢語的語法特點、表現功能在和梵文的對比中更加明確。玄學講“寄言出意”，佛教也以為“非言無以暢義”。“言意”關系是重要的玄學命題。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雖認為語言只不過是表達手段，但意的表達義不得不依靠語言。所以他們雖然在理論上講“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認為“名”“言”皆非實相，但實際仍很重視語言。歐陽建、王導等主言能盡意論的一派則充分肯定語言對哲學實踐的重要性，認為是語言給了人認知世界的契機。歐陽建《言盡意論》云：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

與為二矣。這段話十分精辟地說明了語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關系：理得于心，非言不暢，二者猶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這是東晉南朝文人清談經常涉及

的論題。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語言問題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討的重要問題。僧肇曰：“斯則無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是以對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13慧遠亦云：“非言無

以暢一詣之感。”14釋僧從佛經翻譯的經驗出發，進一步深入地探討了上述問題。其《梵漢譯經同異記》云：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從語言運用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這些結論，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語言在人認識世界中“彌綸寧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語言重要性的表述啟發，南朝文學觀和語言觀的建構呈現出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首先，文學為“言之業”，語言形式的創新是文學創新的關鍵。南齊張融《海賦序》云：“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內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業也。”16張融認為，文學語言的作用，就是給情感以表現形式。作家的創作就是為所抒發的情感尋找適當的表現形式。文學為“言之業”，即語言形式為文學本體的核心要素。其次，語言形式的創新，是文體創新的關鍵。張融謂“大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正當使常有其體。”17張氏自謂“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故“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因為受玄佛語言觀之啟發、影響而善于創為新體，故其著文作詩方可“文體英絕，變而屢奇”18。

劉勰批評南朝辭人一味追求文學語言形式的創新：“自近代詞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

耳”（《文心雕龍?定勢》）。由此反觀，可見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關鍵在于語言姿態、體式的創新，即所謂顛倒文句等手段。這些手段正是佛經譯文文體的特點，受其啟發，近代辭人才在詩賦創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縮自如、句中語序的靈活性及語言的反正好奇等。劉勰對語言形式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語言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也有正面的論述：“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王元化指出：所謂“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是對于語言與思想關系問題的根本觀點。他在分析具體作品時，也同樣貫徹了這種主張。《物色篇》稱《詩經》“皎日慧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清楚地說明了語言文字是可以窮理窮形的。……從言盡意觀點出發，必然認學藝術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19

劉勰顯然也是十分重視語言形式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作用的，這也與南朝文學本體觀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觀點的來源仍然是玄學的言能盡意論。再次，詩、賦、駢文的語言形式技巧主要圍繞“駢偶”的修辭手段展開。聯語在楚辭體中即已形成，但正式從形式技巧理論的角度提出這一概念則是在南朝。沈約論詩賦格律的安排技巧說：“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20“一簡之內”“兩句之中”即指聯而言。又說：“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21“十字之文”，則是五言詩的“聯”。一聯中子句的語詞單位及組合方式十分靈活，富于彈性。除此之外，詩、賦、駢文創作中以修辭為造句中心。句中語序比較靈活，其詞序隨表達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強調節奏，追求語言本身的音樂性，以誦讀是否上口為準23。這樣在表達效果的統帥下

，形成豐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為更多地來自于創作實踐，所以南朝形式主義文學語言觀帶有濃厚經驗性和實踐色彩，常常體現在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筆法、格律、詞藻等具體規范的表述當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學那樣將文學語言技巧上升到哲學的層面，從世界觀的高度概括語言的審美本質。但這只是中國形式美學自身的特點所在。

三形式美學傾向在文學創作中的實踐

以上簡單說明了南朝士人對于文學語言形式的探索，這是文學創作凸現形式的主要基點。詩、賦、駢文等的語體模式的建構，實際上就是漢語詩性表現潛質的逐步澄清。前人認為，形式主義的弊病是大多數作品“內容的空泛病態”和“形式的堆砌浮腫”24，這是對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幾乎全力用來努力于裁對隸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創作上，尤其是在藝術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義思潮造成的詩、賦及駢文在整體上的藝術創新和境界的提升，就會發現它也不是一無是處。南朝詩歌是近體詩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是齊梁詩歌的格律化、駢偶化等形式美

學特征為近體詩之奠基。這方面已有論著專門探討26，茲不辭費。此處擬以賦為例說明在形式主義文學思潮在形式的創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實績。《文心雕龍?詮賦》對賦的文體風格進行了理論概括：“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主張賦要睹物興情，語言形式要“巧麗”。其實到劉勰的時代，賦的抒情化，與言辭形式的“巧麗”傾向已很明顯。可視為對理論探索的回應。具體說，就是賦的駢偶化、律化和詩化現象。關于前兩種傾向，前人有明確的表述。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云：“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愈上則情愈短而味愈淺……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

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為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為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賦至南朝而辭愈工，是正確的，而就此認為一定是“辭愈工則情愈短”，卻不盡然。南朝的一些賦在狀物抒情方面的細膩、深切程度明顯超過漢魏，而且在體制形式上的變革也完全不同于漢魏，日趨精致與新奇。前人不能擺脫載道宗經、諷諫美刺的文學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評價南朝文學時，對其有所指責是可以理解的。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賦》云：“夫俳賦尚辭，而失于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趣，不可以言則已”。《群書備考?賦》也說南朝賦“比偶為工，新聲競爽，詞賦之漫衍，陸、謝、江、鮑之波漸也”。這時賦的創作在用典、句法、聲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漸波及到賦的字句錘煉，謀篇布局。清王芑孫《讀賦卮言?謀篇》云：“賦最重發端。漢魏晉三朝，意思樸略，頗同軌轍，齊梁間始有標新立異者。”程廷祚《騷賦論》指出南朝賦的精于煉字說：“宋齊以下，義取其纖，詞尚其巧，奏新聲于士女雜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場。”這些近乎反面的評價，恰恰說明南朝賦在語言形式方面的竭盡才力和勇于創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望今制奇，參古定法。”27正是在這種變通的形式主義思潮的推動下，南朝賦的文學境界與藝術感染力也較漢魏時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賦大多具有“詩化”的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營造28，這都是形式主義傾向的必然產物。

在審美標準多元化的今天，文學研究也應適應時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視角。載道宗經不再是今天文學研究者必須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評標準。因此對南朝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文學的形式主義傾向，應給予重新評價。形式主義美學家英國的克萊夫?貝爾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藝術品的根本性質”。“對純形式的觀賞使我們產生了一種如癡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脫了與生活有關的一切觀念……可以假設說，使我們產生審美的感情是由創造形式的藝術家通過我們觀賞的形式傳導給我們的”29。形式是審美活動的起始點，形式本身就是審美對象。當我們面對南朝詩、賦及駢文等文學作品時，首先打動我們的正是那雕繪滿眼、音韻流利的純形式的美。形式主義美學只強調“有意味的形式”，雖然有其片面性30，但對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視藝術形式的創新、藝術本體的方面具有啟示作用。文學作品的形式，是一種寄寓著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態。古羅馬美學家普羅提諾認為，石塊與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藝術家賦予了石頭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藝術家的創造和生氣，本身就是美的顯現31。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說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對當時文士來說，因為生活體驗的相對貧弱，若從內容方面追求“新變”，不啻登天之難。因此他們把注意力和才力傾注于形式創新這相對易于達成的一途，實際上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就這一點來說，此時文士努力追求的，實際上是一個可以等同于“文學”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的文學，在當時達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說明了文學一旦擺脫了束縛之后散發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學對文體探索的影響

南朝的文學的形式美傾向的重要價值，還表現為對文體研究的影響。當時大多數重要文人都參與文體問題討論，更加細致地辨別和探索文學文體的實質問題。這種風氣的形成，除了文體自身日趨豐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經翻譯對譯經語言形式和譯經文體的理論對文人論文的影響也不可低估。首先，文體分類方面較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以代表性的著作來看，《文選》的分文體為三十七類，是在總結前人文體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要求提出來的32。《文心雕龍》則將文體分為三十五種，各種之下，子類繁多，共論及文體七十八類之多，分析十分細致33。比起此前《獨斷》、《典論?論文》、《文賦》等文體分類理論，要完備得多。這與當時文學文體與應用文體的發展狀況是相適應的。

其次，對各種文體的特征、演變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龍》五十篇，其中文體論部分占二十篇，詳論文體三十三種。以其論證之詳盡、之賅備而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可謂我國古代文體論發展的高峰。更為重要的是，此時還出現了專論某一文體的文體論專書（如《詩品》的專論詩歌即是）和專論某種文體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特征的專論（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等）。從研究的視角來看，既有對文體問題的共時性研究，以明確不同文體之間的異同；也有對同一文體的歷時性研究，探索文體演變中關鍵性因素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規律。這些論著在論文體方面都已涉及到現代文體學的許多核心內容，表現得具有相當的科學性。

再次，對文學文體的語體風格的描述更清晰，對其創作規律的總結更系統。當時文學文體主要有詩、賦及其它各體文章。對詩、賦、駢文文體語言形式特征的探討，主要集中在語言形式的“文”“質”構成方面。王運熙先生指出：文與質在中國中古時期是一對重要的文學概念，絕大多數場合指作品語言的文華與質樸和以此為基礎的作品整體風貌。南朝劉勰、鐘嶸均主張作品應以文質兼備為理想標準，其具體化則是文采與明朗剛健的風骨相結合。蕭統、蕭綱、蕭繹等人雖更重視文采，主張“詩賦欲麗”，但均以文質彬彬為批評標準34。詩賦欲麗之說，發端于曹丕，到南朝時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成為各代文學批評語境中的主流話語35。西晉以來形成的譯經文體理論探索至南朝時期走向成熟，普遍為僧眾及文士認可，佛經傳譯對譯經文體的論也主要集中在文質問題上。如鳩摩羅什談譯經即云“兩釋異音，交辯文質”36。慧皎評安世高所譯文體“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而不倦焉”37。慧遠論譯經文體亦云：“靜尋由來，以求其體，則知圣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令文質有體，義無所越。”38這些關于文質問題的深層次討論，影響到文壇上不同流派對詩歌語言形式及表現藝術的討論39。南朝梁代文壇即有趨新、守舊與折衷之別40。其差異也表現在他們對于魏晉以來形成的詩歌的“麗”的文體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質問題的看法。趨新派以蕭綱、蕭繹、徐陵、庾信等為代表，追求形式華美，講究聲律、對偶，注意篇章結構，喜歡擺脫常規，自出“新意”。守舊派以蕭衍、裴子野、劉之遴等為代表，主張詩歌創作要熔鑄經典語言，追求典雅壯麗的風格。折衷派則以劉勰為代表，主張應“資故實”、“酌新聲”，

“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括乎雅俗之際”（《文心雕龍?通變》），擷取兩派之長，避免其短，寫出既“典”且“華”的作品。“麗”本是主要偏重詩賦形式的，根據當時文人的表述來看，它具體指“文翰”、“文采”、“采藻”、“聲”、“體裁”等語言形式的特征。如劉勰說“宋代逸才，辭翰林萃”（《文心雕龍?才略》），特指文采；沈約說“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飆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宋書?謝靈運傳論》），特指語體和聲韻；蕭子顯則云“顏、謝并起，乃各擅奇；休、鮑后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齊書?文學傳論》），則指詞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雜體詩序》、裴子野的《雕蟲論》等都細致地討論了詩歌文體或語言形式方面的問題。

除此之外，形式主義思潮對文體的關注還體現在新文體的創造方面。以詩歌為例，南朝文士普遍認為“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對詩歌表現藝術的努力探索，在詩體上不斷創新：從個體風格方面說，有所謂“何遜體”、“吳均體”等；從語言形式方面，有所謂“永明體”、“宮體”，可謂新體疊出。這方面前人所論甚為詳贍，茲不贅述。

由上所述之文體分類、文學文體特征研究以及文體風格描述的細化趨勢來看，形式主義美學傾向所引發的文體探索在深度和廣度上，無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評范疇的建立南朝文學的形式主義美學傾向的影響，還表現為這一時期文學批評方面形式批評范疇的建立。換言之，就是文學批評實踐和理論從基本方法和范疇的建構方面，在不割裂形式與社會文化內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現出對文學語言形式的重視。和西方形式主義批評過分倚重文學作品語言結構的靜態、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現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整體觀。

首先，建立了釋名彰義，原始表末，敷理舉統，考鏡源流的文體研究模式。在東漢以來文體大備的情況下，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和李充的《翰林論》在分別文章體制風格的基礎上探討各體文章源流。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龍》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動機是不滿于當時“文體解散”，“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的局面，想彌補論文體“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的缺陷。從《明詩》到《書記》二十篇，通過對文體及作家的分析綜合對相關文體的發生發展的歷史進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僅如此，其批評標準主要也是在結合時代背景的前提下，側重于形式與結構。其批評方法則是《別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及《漢書?藝文志》以來形成的“考鏡源流”的方法43。鐘嶸《詩品》的著述動機，也主要是不滿于魏晉以來論文“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的情況，而要品第古今詩人的高下及其詩體風格的源流。鐘氏所用的批評方法，主要有比較批評法、歷史批評法、摘句法、本事批評法、知人論世批評法、形象喻示批評法等44。而其批評的標準，也是在重視詩歌內容的前提下，強調其形式及藝術表現手法。《詩品》品第詩家，多用“體”、“文體”、“辭”、“語”、“辭采”等范疇，就是最好的說明。這就具有相當的科學性和現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為核心的文體批評標準。以《文心雕龍》為例，如《明詩篇》云：故鋪觀列代……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至于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于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余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劉勰立足當時系統總結了此前以詩歌的句式特點為準討論詩體的理論，并用之于批評實踐，表現出重視詩歌語言的形式批評理念。《樂府篇》論音樂和歌詞的配合，指出增損歌詞、確定句法對于樂府詩的意義，認為樂府“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歌辭形式因素很重要45。《詮賦篇》探討賦的源流也十分重視賦的語言形式和結構因素。這種代表著一代風氣的形式主義，在其創作論和批評論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如《情采篇》論述文學作品構成說：“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從“文”的本義來看，“情文”、“形文”和“聲文”均側重于語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煉字》等篇，還詳細論述了文學創作中形式和結構的問題，包括語詞搭配、句法結構、調聲制韻、隸事用典結構剪裁等多方面。構建了從總結語言運用出發揭示文學創作常法的頗具現代特點的理論模式。亦以文學的語言形式和結構，即所謂形文、聲文和情文為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出發點。再次，樹立了以語言形式為標準的文學與非文學的觀念。中國古代文學與非文學的存在著交叉現象，僅憑內容很難劃分其界限。貫穿整個中古時期的“文”、“筆”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語言的有韻與否47。這個主要從語言形式為出發點探討文學與非文學界限的嘗試，既照顧到古代文學的實際，解決了文體劃分的難題，同時也表現出形式為先的文學思想，體現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民族特色。總之，形式是一切認知和審美活動的起始點，一定的內容總是會外在地表現為特定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結構就是文學作品的本體顯現。從這一角度看，南朝文學批評思想中有意凸現形式的傾向是具有科學性的。東晉南朝時期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的實質是思想、哲學的劇變所引發的對于語言功能的自覺意識，其具體表現是詩、賦、文的駢偶化、律化傾向；形式主義思潮的結果是文學的語言質素被充分地呈

現，本體得到確立。借用俄國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羅曼?雅格布遜的話說：“形式主義”“這種說法造成一種不變的、完美的教條的錯覺，這個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標簽，是那些對分析語言的詩歌功能

進行詆毀的人提出來的。”48南朝形式主義文學思想是有其自身價值的，不應否定或漠視它。

注釋：

①形式主義（formalism）這個概念，是由瑞士語言哲學家索緒爾首先提出的，受其語言哲學的影響，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在俄國形成形式主義美學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遜等人認為“文學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與語言結構，他們致力于論證這個“文學性”，以作為評價文學的標準。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迅速傳到歐洲各國，出現了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等重要的美學和批

評流派。這一流派的主張雖有偏頗，但對于文學本體論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形式主義”特指創作中過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義傾向，與西方文藝理論中的“形式主義”略

有不問。

②就筆者所見，一般的文學史著作和相關論著對此大都一筆帶過或避而不談。袁濟喜從美學角度出發提出形式美的論點，并且對其價值有明確的評價。見袁著《六朝美學》第九章“形式美理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頁。趙《西方形式美學——關于形式的美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國形式美學與‘道''''”對中國形式美學的理論形態作了簡要概括。但

因論題所限，對于南朝形式美學的成因、具體內容、重要影響等尚未作專門研究。

③參湯用彤《讀人物志》，《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遠——公元三世紀的思想轉變》，《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貝。

⑤轉引自涂紀亮《現代西方語言哲學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頁。

⑥湯用彤認為玄學的發展可以粗略分為四期：“（一）正始時期，在理論上多以《周易》、《老子》為根據，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時期，在思想上多受《莊子》學的影響，‘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時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時期‘溫和派''''的態度，而有‘新莊學''''，以向秀、郭象為代表。（四）東晉時期，亦可稱‘佛學時期''''。”見《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304頁。

⑦如《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晉陽秋》說：“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⑧參方立天《梁武帝蕭衍與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陳允吉《古典文學佛教溯緣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11參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翻譯文學與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頁；陳寅恪《四聲三問》，收《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經?本事品》說：“善知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文辭、章句。”龍樹《大智度論》云：“是若波羅蜜因語言文字章句可得其義，是故佛以般若經卷殷勤囑累阿難……語言能持義如是，

若失語言，則義不可得。”

13見《般若無知論》，《肇論吳中集解》。

14《與隱士劉遺民等書》，《廣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見《出三藏記集》卷一。

16見《南齊書》本傳，引文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記”引黃侃校記。此段文字的解釋參郁沅、張明高之說。見所編《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張融條之“附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頁。

17張融《門律自序》，見《南齊書?張融傳》，引文據中華書局點校本。

18《南齊書?張融傳》引張融語。

19見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附錄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引文據中華書局標點本。21沈約《答陸厥書》，見《南齊書?陸厥傳》。

22郭紹虞《駢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語言文字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頁。

23參啟功《漢語現象論叢》，中華書局1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頁。

2425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詳參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三聯書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龍?通變?贊》。

28參拙文《南朝賦的詩化傾向的文體學思考》，刊《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

29貝爾《藝術》，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頁。30參朱立元、張德興《西方美學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頁。

31普羅提諾《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節，見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頁。

32穆克宏《蕭統〈文選〉三題》，《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羅宗強《劉勰文體論識微》，刊《文心雕龍學刊》第6輯。

34參王運熙《文質論與中國中古文學批評》，刊《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

35參張方《說麗》，見其《中國詩學的基本觀念》，東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頁。36僧睿《大品經序》，《出三藏記集》卷八。

37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論鈔序》，《出三藏記集》卷十。

39蔣述卓指出佛經翻譯于東晉劉宋為盛，對于譯經文體的討論也有偏于質（直譯）、偏于文（意譯）、折中（文質相兼）三派之別，梁代文論三派與此有關。見其《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頁。

40周勛初《梁代文論三派述要》，載《中華文史論從》第5輯，中華書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張德興《西方美學通史?二十世紀美學》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龍》之外，劉宋傅亮的《續文章志》、邱淵之的《文章錄》、顏峻的《詩例錄》、沈約的《宋世文章志》與《文苑》、任《文章始》、張率《文衡》、姚察的《續文章志》等，均以選

文錄詩、以立范式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對文學語言形式的重視。43傅剛曾以“始”、“源”、“本”為關鍵詞，對《文心雕龍》中使用“考鏡源流”的方法探討文體的實踐進行總結，得14例，

說明“考鏡源流”是劉勰論文體的主要方法。參傅著《〈昭明文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頁。

44參曹旭《詩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頁。張伯偉《鐘嶸詩品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鐘氏批評方法為：品第高下、推尋源流、較量同異、博喻意象

、知人論世、尋章摘句六種。其中對推尋源流的方法及其對后世詩文批評的影響論述尤詳。

45參楊明師《釋〈文心雕龍?樂府〉中的幾個問題——兼談劉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學遺產》2000年第2期。

46參張法令《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第七章“文與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審美對象結構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頁。

47逯欽立《說文筆》，收其《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371頁。

篇(7)

除了基于現實邏輯的時空分割以外，這部影片的另一大看點是它對人類、對社會乃至對整個世界的哲學闡釋。影片中，由萊昂納多扮演的男主人公科布帶領他的隊伍經歷了六層世界，分別是現實世界、第一層夢境、第二層夢境、第三層夢境、第四層夢境和迷失域。他們不斷地從各個世界中穿梭，有時候就連他們自己也很難分辨出哪個是真實、哪個是夢境。比如科布的亡妻瑪爾，她習慣了夢境中的世界，回到現實后反而選擇了自殺，這是因為在她的眼里，真實只是夢境，夢境才是真實。這就涉及了一個哲學上最基本而又最難回答的問題，即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反映在電影中就是：究竟現實是夢境中的現實，還是夢境是現實中的夢境？同時，在時空轉換的同時，真實的和虛擬的人物交織在一起，使觀眾難以分辨究竟哪個是由筑夢師假想的構造出來的人，哪個才是真正的現實生活中的人。以上這兩個哲學問題伴隨影片始終，不僅增加了影片的深度，使影片更具哲理性，更構成了時空分割哲學思辨的根基，使這種分割有理有據，顯得精準而合理。影片對這兩個哲學問題的回答則與觀眾活躍的思想相互碰撞，產生絢爛的哲學花火，使其中的哲思和哲學觀點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彰顯。

一、哲學觀的植入

要明晰電影《盜夢空間》中的哲學觀，首先要對故事情節有一個總體的把握，明確導演和編劇的意圖，而后lunwen. 1KEJI AN.COMlunwen. 1KEJI AN. COM提供寫作論文和發表服務,歡迎您的光臨分辨出現實與夢境的區別所在，理清每一層世界之間的聯系，并找到影片中每一個人物的世界歸屬。也就是說，要找到影片中蘊含的哲學觀，其必要條件是要充分了解這些哲學觀的植入背景和植入過程，在此基礎上，才能準確地理解影片對“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以及“本我與他者之間的關系”這兩個哲學問題的解讀和回答。

影片一開始就以夢境和現實的多維轉換展開了對其哲學理念的論述。多姆·科布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盜夢者，他能夠在人們精神意念薄弱之時潛入人們的夢境之中，盜取有價值的信息和秘密。然而，在一次執行任務的過程中，由于其潛意識受到亡妻瑪爾的阻撓，未能成功竊取雇主需要的資料，面臨著兩天之內被殺的危險。為了自保，他的同伴將他和亞瑟出賣給曾經的盜夢對象——齋藤。齋藤提出可以帶他們回國過安逸的生活，但條件是他們要找到其競爭公司老板的兒子費舍爾，并在他的頭腦中植入遣散公司的意念，從而使自己的公司成為壟斷巨頭。出于對孩子們的迫切思念，科布很快組織起了自己的隊伍，包括“筑夢師”阿里阿德涅、“偽裝者”尤斯福和“偽裝者”埃姆斯。至此，影片將其中所蘊涵的哲學觀漸漸地展露了出來。

影片的中心部分，也就是植入意念的整個過程，可以看做是影片對其哲學觀的深入探討和解析。在費舍爾飛往洛杉磯的途中，盜夢團隊實施了這個意念植入計劃。他們有10個小時的時間來執行這個計劃，不過正如尤斯福所說，睡夢中大腦的運轉功能比平時快20倍，現實世界中的十個小時，就意味著他們在第一層夢境中有一周的時間，在第二層夢境中有六個月，在第三層則長達10年之久。這種“夢中之夢”的特點使科布一行有了足夠的時間去向費舍爾的頭腦中植入思想。在這一過程中，科布不斷受到潛意識中瑪爾的阻撓，隨時有永遠迷失在夢境之中的危險，但他憑借堅強的意志擺脫了瑪爾的迷惑，成功地完成了任務，并把齋藤從潛意識邊緣拯救出來，終于回到現實的家中與孩子們相聚。不過，該影片在結尾處設置了一個懸念，陀螺仍在旋轉，那么科布回到的究竟是現實世界呢還是僅僅是淺層次的夢境之中呢？這一切都留待觀眾去發散思維進行解讀。

其實，結果究竟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影片成功地向觀眾傳達了其獨特的哲學理念，用一種嶄新的方法、從一個嶄新的角度深刻地詮釋了“思維與存在”以及“本我與他者”的關系，使觀眾觀賞之余備受啟迪。

二、哲學觀的剖析

《盜夢空間》對其哲學觀的傳達是通過回答兩個哲學的基本問題而實現的。一方面，影片需要回答思維與存在之間是何種關系，反映到故事情節之中就是夢境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即是夢境決定現實，還是現實決定夢境的問題。另一方面，影片需要明晰本我和他者的關系，反映到情節中就是現實中的個體與夢境中的個體之間的關系，即夢境中的我是否真實地存在以及現實中的我是否只是夢境虛構的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就構成了《盜夢空間》這部電影的哲學理念。

（一）思維與存在的關系

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盜夢空間》最為主要的哲學議題，幾乎整部電影都是圍繞這個議題展開的。在影片中，夢境即思維，因為思維是夢境得以成功構建的最基本的保障，現實即存在，因為現實就是不能為人的思維所自由操控的存在。因此，影片對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的深入思考就集中體現為它對夢境與現實關系lunwen. 1KEJI AN.COMlunwen. 1KEJI AN. COM提供寫作論文和發表服務,歡迎您的光臨問題的深刻詮釋。

在夢境中，科布等“盜夢人”可以隨意構建任何物體，他們身手矯健、無所不能，很多在現實中無法達成的活動在夢境中都能夠輕易實現。故事中的人物仿佛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身”，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昏睡不醒，任憑風吹雨打也全然不知，而他們的“分身”則在各個夢境中思維敏捷、行動自如、精力充沛， 勇敢地向著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進軍。很多觀眾看罷有一種感覺，似乎電影中的夢境與現實是相互獨立、相互分離的。然而，只要將各個細節聯系在一起進行細致的分析，就會發現其實夢境與現實之間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

哲學強調：“物質先于意識而又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反映，并對物質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回歸到影片之中，其意思就可以細化為：現實是夢境的基礎，有了豐富多彩的現實才催生出各式各樣的夢境；夢境則是在現實因素的影響下逐步構建起來的，它是對現實世界的主體性反映，是對現實因素的藝術性、自主性和夸張性的再現，并且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可以反過來對現實世界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盜夢空間》中所呈現的夢境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就是如此。例如，在科布執行任務的過程中，亡妻瑪爾三番五次地闖入他的潛意識進行阻撓，并誘惑他永遠留在夢境之中伴她終老。夢境中的這些片段絕非偶然，而是對科布現實感受的夸張再現。科布曾與瑪爾在夢中幸福地生活了幾十年，而科布則認為兩人應該重返現實，于是便在瑪爾其頭腦中植入“這個世界不是真實的，必須返回到現實世界里去”的想法，并成功地說服她與他一起以“臥軌自殺”的方式回到現實世界中去。可是這個想法在瑪爾回到現實以后依然深刻心底，她便選擇自殺以再度回到“現實”中去。這件事情使科布一直深感愧疚，正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正是這種對瑪爾的極度愧疚才使她的影子不斷地縈繞在科布的夢境之中。同時，夢境中瑪爾的阻攔使科布差點無法完成現實中的任務，也差點錯失回國與孩子團聚的機會。由此可見，現實因素是夢境內容形成的原因，而夢境則對現實又有深刻的影響。而夢境與現實的關系正好也反映了影片對思維與存在關系這一哲學問題的解答，即存在決定思維，思維是存在的反映，并能動地影響存在。

（二）本我與他者的關系

《盜夢空間》探討的另一個哲學問題是本我與他者的關系問題。其實，這一問題涉及了我國古典哲學中最為著名的一個論斷，即由莊子提出的“莊周夢蝶”之說。“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這段話的意思是：莊周曾經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只蝴蝶，悠然快樂，愜意萬分，并不知道自己是莊周。然而突然醒過來以后，才發覺自己原來就是莊周。不知道是莊周在夢中變成了蝴蝶呢，還是蝴蝶在夢中變成了莊周呢？

影片為觀眾呈現的就是“夢中化蝶”的故事。科布曾經與妻子在共同設計的夢境之中生活了幾十年，他們就像莊周夢中的蝴蝶那樣，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思維中掠過什么夢境中就呈現出什么，他們甚至為自己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城市。瑪爾在夢境之中感到無比lunwen. 1KEJI AN.COMlunwen. 1KEJI AN. COM提供寫作論文和發表服務,歡迎您的光臨的享受、無比的幸福，于是漸漸地迷失了自我，分不清夢境與現實，甚至否認自己是在夢境之中，把夢境中的自我當做現實中的自我，將夢境中的“他者”與現實中的“本我”混為一談，由此才釀成了她回到現實后由于極不適應而選擇以跳樓自殺的方式回到“現實世界”的悲劇。與瑪爾相對，科布理性地區分了夢境中的“他者”和現實中的“本我”，這與莊周“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的說法是一致的。莊周與蝴蝶不可能為同一物，而必然是分隔開來的兩個獨立的個體，必須加以區分和辨別。可以說，對這一點的清醒認識拯救了懸在墜落邊緣的科布。在夢境中生活了十幾年之后，科布逐步意識到夢境中的自我其實只是由自己的思維構建出來的“他者”，僅僅是自己的一個幻象而已，而其“本我”則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一直都沉睡在現實世界之中。基于這些思考，科布才成功地擺脫了夢境的束縛，回到現實世界之中。由此可見，影片對本我與他者關系問題的詮釋就是：本我與他者是兩個相互獨立而又相互聯系的個體，一個是真實地存在于現實之中的，而另外一個則是臨摹著本我構建出來的虛假的幻影，因此人們必須學會分辨。

三、結語

《盜夢空間》是哲學思想與現代視聽元素有機結合的優秀影視作品，通過講述“盜夢人”科布一行在現實與夢境之中所經歷的一系列磨難，深刻地回答了兩個哲學界中非常重要的議題，即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以及本我與他者的關系問題，由此傳達出其獨特的哲學觀。毋庸置疑，《盜夢空間》是一部極富哲理意味與啟迪作用的影片，它對觀眾的沖擊不僅僅是視聽上的，更是心靈上的和思維上的，堪稱好萊塢電影的經典之作。

[參考文獻]

[1] 克里斯托弗·諾蘭.盜夢空間[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