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28 00:20:10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市場化進程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1.專業比較優勢首先,財政專業屬于國家控制專業。目前全國開設財政學專業的院校只有100多所,相對屬于偏少的,因而畢業生供給量與金融、會計熱門專業相比屬于相對偏少的,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緩解供需矛盾的作用。其次,財政學作為傳統專業,原先主要是為政府財稅等相關部門培養高級財稅管理人才,盡管市場化改革致使財政專業從原先專門為政府培養財政、稅務工作人員的財政學專業面臨著較大挑戰,但多年以來與財政稅務部門之間形成的密切聯系仍然能為財政學專業辦學提供了許多的便利和支撐,例如,畢業生實習崗位的提供和少量專業辦學經費。再次,學科內容具有廣泛性。教育部先后在1997年和1998年兩次調整了高校研究生和本科生專業目錄,而這其中,將管理學從經濟學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學科門類是這輪調整的重要改革成果之一。在經濟學與管理學相互分離,以及公共管理學科單列的基礎上,財政學科隨即成為了一個橫跨經濟與管理兩大學科領域的綜合性學科。實際上,按照財政學科專業內容或研究對象來看確實如此,其既包括屬于經濟學的“財政經濟學”內容模塊,也包括屬于公共管理學內容的“財政管理學”。另外,這兩大內容模塊之間并非割裂,而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從而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專業內容整體。最近,在教育部2012年新的專業調整目錄中,財政學專業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財政學類下設財政學和稅收學,并且與經濟學類、金融類、經濟與貿易類一起成為經濟學門類下的4個專業類別。雖然在教育部多次專業目錄調整中,總是將財政學歸屬經濟學門類之下,但其轉專業內容依舊是包括“財政經濟學”和“財政管理學”兩大模塊,前者屬于經濟學科性質,而后者則屬于管理學范疇。財政學科從其本質上就是一個綜合性學科,只是教育部在專業目錄調整之后更加凸顯,因此,財政學專業學科內容具有其他學科無法比擬的廣泛性和綜合性[1]。安徽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作為伴隨學校一起成長的首批專業,一是專業歷史悠久、學科底蘊深厚,積累了豐富的專業辦學經驗。二是在國內同行具有較高地學術地位,分別是中國財政學會、中國稅務學會、財政學教學研究會、稅收教育研究會理事單位。三是具有一定學科建設平臺,財政學專業先后2005年和2010年確定為安徽省教改示范專業與第三批國家級特色專業建設點,以及財政學科在2008年被評為安徽省B類重點學科。四是師資隊伍整齊,學歷、職稱和年齡結構不斷優化。財政學專業共有專職教師27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3人,12人獲得博士學位。教師隊伍中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人、校學科帶頭人1人、省教學名師1人、省教壇新秀1名、?!褒埡W者”特聘教授1名,校學術帶頭人后備人選5人。另外,還從其他高校和業務部門聘請兼職教授和實踐導師50多人。五是財政學專業畢業生形成規模影響,受到社會各界與用人單位的好評。
2.專業劣勢分析傳統財政學主要是為政府部門培養高級財稅管理人才,畢業生就業主要是面向各級財稅、海關、銀行、企事業單位以及高校與科研機構。伴隨市場化改革沖擊,高校財政學專業人才培養需要以適應市場需求變化為導向重新調整,當前財政學專業畢業生就業途徑逐漸多元化,除了繼續為政府財政、稅務部門培養財稅管理人才之外,還為海關、公檢法、人大財經委、政府辦公室、發改委以及新聞媒體與電臺等政府機關或事業單位培養財稅專門人才。當然,財政學專業畢業生就業主要是以面向市場為主:一是在稅務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師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從事財稅管理、稅收籌劃和稅務等方面的實務性工作;二是在企事業單位和金融部門從事財務核算和涉稅工作,減少單位生產成本與維護單位經濟利益[2]。與其他財經專業相比,財政學專業學生就業情況不容樂觀,僅處于中游位置。一些著名高校,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財政學專業也僅能達到供需平衡,而這其中除了名校學生確實受到就業單位的相對青睞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在統計高校學生就業時,是將考上研究生的學生也統計在內,而這些重點大學財政學專業學生考研率相對較高。然而地方性高校財政學學生因自身競爭力不強,以及考研率也不高,因而其就業與其它經濟類專業畢業生相比要差一些,特別是與會計、金融等熱門專業相比。首先,財政學專業原先主要是對口公務員系統,畢業生有穩定的就業去向,但現在政府財稅、海關與公安司法等部門對財政學專業畢業生的需求量較小,且崗位競爭壓力大。因為公務員制度改革之前,財政學專業畢業生多數都進入到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這些部門的職工隊伍得到較大的充實。雖然由于國務院各部委進行了多次機構改革,近來許多單位為了提高公務員的素質和業務能力,以及提高單位工作效率和效益,需要補充大量優秀的財政專業畢業生。與之同時,當前我國財稅制度設計與財政部門實踐工作不斷嘗試與國際接軌,例如2006年我國實行了政府收支分類改革。國家各級部門也需要補充新鮮血液,即專業的財稅人才充實公務員隊伍,因而進入政府公務員隊伍對于財政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對于一些地方性高校,例如,浙江財經大學的財政學專業畢業生每年有近一般進入公務員隊伍。然而由于財政學專業畢業生報考公務員時,可供選擇的對口職位大都是在財政局、稅務局、海關以及公檢法等等部門,主要是從事財政管理、稅收規劃和財務核算等方面的職位,由于這些單位工作穩定、收入較高,而且非常體面,因而也倍受考生青睞,幾百人競爭一個職位的場景是一種常態,上崗競爭非常激烈,可以說是千軍萬馬擠過獨木橋。另外與之同時,財政、稅務等政府部門招收公務員也并不局限于財政或稅收專業,一些職位需求被會計、金融、法律和計算機等專業肢解。其次,財政學專業理論性偏強、技能劣勢相對突出[3]。伴隨市場化進程加快,市場投資主體多元化和資金來源渠道多樣化,創業型或小型企業明顯增加,對于會計、財務管理和金融等專業人才的市場需求量大,而這其中主要是因為這些專業畢業生的知識結構具有技能性與應用性,從而也致使這些專業的學生就業率高[4]。與之相對,由于財政學專業理論性偏強,許多課程側重于基礎理論,其中一些事務性課程又主要面向政府部門,例如《政府預算與預算會計》、《國債理論與事務》等,顯然與就業市場的技能型和應用型需求存在較大較大差距。因此,多數以就業為目標的學生主要將精力置于考取各種證書上,例如會計從業資格證、理財規劃師等,以增加畢業時的就業砝碼,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導致財政學專業的學生對本專業基礎知識的掌握不夠,更不用說進行深入研讀與延伸。而這在地方性高校更為突出,因為地方性高校學生生源質量相對較差,以就業作為其最終目標的學生占比會相對較高。再次,財政學專業在國外高校并不存在與之相對應的專業設置。在國外,一般設立共公經濟學專業或政府管理等專業。因此,國內高校在財政學專業設置、專業發展與人才培養等方面無經驗可供借鑒,主要是靠自己“摸著石頭過河”,這也導致一些高校在市場化改革沖擊下,財政學專業仍然按照舊的思路進行,畢業生明顯難以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另外,正因為僅有極少數畢業生能夠進入公務員隊伍,導致財政學專業的學生在期望值過高與現實“專業不對口”的低層次企業現狀就業使在校學生產生專業迷茫。
二、市場化進程中財政學專業改革取向與人才培養目標重新定位
論文關鍵詞:金融市場化,投資回報率,面板數據模型
一、引言
資本運營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獲取利潤,因而不同的投資主體關注的焦點都在于——投資的資本回報率。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是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廣為關注的一個議題,在應用研究方面,許多學者利用一些數據分析了金融業發展指標與經濟增長指標之間的相關性。那么,金融業的市場化程度對我國的資本回報率有沒有影響呢?二者的關系如何呢?
國內外學者對于金融市場化和資本回報率等相關問題都進行了一些研究。
在金融業的市場化方面,Goldsmit(1969)在《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一書中第一次探索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開創了金融發展研究的先河,并給出了評價金融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 Mackinnon R.I.(1973)和ShawE.S.(1973)曾針對金融系統的發育狀況,將金融市場化理解為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轉變。①此后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概念內涵對金融市場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目前形成相反的兩類觀點:第一類觀點認為金融市場化增強了金融發展的動力,并最終為經濟帶來了更高的長期增長(Bandiera,2000;Andersen and Tarp,2003;Bekaert,2005;Ghosh,2006);第二類觀點認為,金融市場化導致了過度的風險介入,加劇了宏觀經濟的波動性,從而導致更加頻繁的金融危機(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1998;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②關于金融業市場化指數的測算,自2000年開始,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的學者樊綱,王小魯,張立文就出版了中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報告,其中就包含了金融業的市場化這一指標,并分別在2004年、2006年、2009年了新的報告。本文中采用的數據部分就來自于2009年的報告。
關于資本回報率的問題,白重恩、謝長泰、錢穎一(2006,2007)曾對我國資本的實際回報率進行了測算,分析了我國在高投資率的情況下,仍然保持了年總資本回報率約20%的資本回報率,并指出可能由于中國工業部門內的漸進式重組使其向資本密集型工業轉變,因此要求中國有更高的穩態投資率。
但是將中國的金融業市場化指數和資本回報率聯系起來,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以及金融市場化對投資回報率影響的文章并不多見。
本文試圖利用1999-2007年的省級面板數據,來分析一下我國的資本回報率與金融市場化之間的相關關系。本文以下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說明模型設定已經模型中相關指標的測算方法及數據選取;第三部分對1999-2007年的面板數據進行了相關檢驗并基于數據對計量模型進行估計;第四部分為結論和簡單的政策建議。
二、模型與數據
——————————
(一)模型設定
本文將著重考察資本回報率與金融市場化之間的相關關系,分析金融業的市場化進程對投資回報率的影響程度投資回報率,因而建立如下面板計量模型:
(1)
其中,i表示橫截面,即各個省市區,i=1,2,……,31;t表示時間,t=1999,2000,……,2007。為殘差。ROIC為投資的資本回報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FMI為金融業的市場化指數 (Financial Market Indices)。β為相應的彈性,表明投資的資本回報率對金融市場化程度變動的敏感程度。
(二)數據選取
本文利用中國31個?。ㄊ小⒆灾螀^)的投資的資本回報率以及金融業的市場化指數各279個數據,由于指標選取的限制,樣本區間為1999—2007年。31個?。ㄖ陛犑?,自治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1.我國投資回報率的測算
Bai 等(2006)曾經對我國資本的實際回報率進行了核算,其測算公式為:
其中,r 表示實際資本回報率,i 表示資本名義回報率,P 表示價格水平,^表示增長率,α表示資本所得在總收入中所占比重,K 表示資本存量,Y 表示總產出,δ 表示資本折舊率。理論上,式(1)一個的近乎完美核算公式。但是,由于我國統計資料的限制,如果應用其來測算我國分省區的資本回報率,在操作中還存在著一些難以克服的困難。③
如果生產要素是規模報酬不變的,且符合生產要素分配凈盡定理,及要素按照其邊際產出獲得報酬,那么資本回報率就等于資本所得份額除以資本產出比。其原理如下:
設定投入兩種生產要素資本K 和勞動L,得到產出Y。投入要素的規模報酬保持不變,則有
(2)
上式中,MPK 和MPL分別表示資本和勞動的邊際產出。將等式(2)兩邊同時除以產出Y,得到
(3)
如果投入要素分別按照邊際產出MPK 取得收入,則資本回報率r=MPK。式(3)右邊第一項為資本所得份額(記為α),則資本的回報率轉化為
(4)
產出Y以實際GDP計算,資本存量K作者借鑒Bai 等(2006)所采用的“固定資本形成”指標。而資本所得份額沒有現成的統計數據,作者將利用中國統計年鑒所公布的按照收入法核算的地區生產總值構成來計算。
資本所得應該為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余以及屬于資本所得的生產稅。因而核算公式如下:
資本所得除以GDP總量就可得到資本所得份額。這樣,將1999-2007年我國31個?。ㄊ?、自治區)代入式(4)中,就可以測算出投資的資本回報率。統計數據來源為2000—2008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以及銳思金融研究數據庫;此外,2004年各地區生產總值結構構成的統計數據缺失,作者利用插值法完成缺失數據的填充后,再行計算出了2004年各地區的資本回報率。
2.金融市場化指數
金融業的市場化指數則選用中國經濟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相對市場化進程2009年報告》中的數據。
三、金融業的市場化對投資回報率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
從選取的變量的實際數據看,都有隨著時間而增長的趨勢,為了消除虛假回歸的現象,需要對這些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由于單一的檢驗方法可能存在缺陷,本文作者使用了Levin-Lin-Chu檢驗、Im-Pesaran-Shin檢驗、Fisher-ADF檢驗和Fisher-PP檢驗四種方法來對資本回報率和金融市場化這兩個模型中的變量進行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使用的計量軟件為Eviews 6.0版本,檢驗結果見表3-1。
表1 資本回報率及金融市場化指數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變量
ROIC?
ROIC?
FMI?
FMI?
LLC值
-4.1952
-15.9634
-4.0889
-24.6921
p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IPS值
1.2876
-4.7306
2.2567
-8.2947
p值
0.9011
0.0000
0.9880
0.0000
ADF-Fisher值
49.1463
135.1460
57.5226
194.1310
p值
0.8819
0.0000
0.6375
0.0000
PP-Fisher值
46.3882
156.8131
41.0520
185.0343
p值
0.9305
0.0000
關鍵詞:利率市場化;銀行貸款利率;定位
利率市場化是在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的基礎上,并在貨幣市場利率的調整下實現市場對于銀行貸款利率確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銀行應該根據自身的資金保有量以及對于未來市場的發展預判,自主的確定貸款利率。我國處于利率市場化發展的初級階段,本文通過對于我國貸款利率市場化的進程進行分析,指出利率市場化對于我國銀行,尤其是商業銀行確定貸款利率的影響,避免帶來的消極影響,這有助于我國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進程,改善銀行的經營管理方式,提高銀行的盈利能力。
一、利率市場化的內涵
所謂利率,是對利息率的簡稱,通過百分比的形式表明在一定的時間內的利息量與本金之間的計算比率,利率對于實務部門和金融機構之間關系有著重要的調節作用,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經濟變量,是借貸資金的價格。
對于利率市場化了的理解有多種范式,從不同的角度出發理解利率市場化的含義會有所區別,現在主流的從三個角度對其進行理解。首先是從政府的角度,認為利率市場化是一種直接的行政管制的消除,在利率市場化之前,政府對于存在利率擁有行政管制的權利,在市場化的過程中,政府解除對于銀行存貸利差的管制,用市場的方式確定資金的價格。其次,是從市場的角度來看,利率市場化主要是更大程度的發]市場的作用,在市場供求關系的作用下,市場主體自主的是生成利率。最后,是從銀行的角度理解,在銀行的盈利過程中,實現由存款市場和貸款市場之間的供求關系決定利率,保證了商業銀行對于利率調節的自主性。值得關注的是在商業銀行對于利率的確定應該是在中央銀行的貸款利率浮動范圍內進行調節。
二、利率市場化背景下銀行貸款利率受到的影響
利率市場化給銀行貸款利率定位帶來了機遇和挑戰,所帶來的機遇包括:
(一)有利于銀行增加存貸比
存貸比是商業銀行貸款總額與存款總額之間的比值,這個比值能夠反映成本與收入之間的關系,當存貸比高的時候,表明在此種經濟條件下,收入增加的同時,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下降的趨勢。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對于能夠自主定價的商業銀行帶來了新的發展,雖然利率市場化會在一定程度上壓縮銀行的利差,但是對于我國的銀行來說,由于資金基礎較為豐富,能夠保證在實際的發展中不會壓縮利差。尤其是銀行在貸款業務中的定價權不會受到影響的前提下,實現銀行存貸比的增加。
(二)有利于銀行提高定價能力
利率市場化帶來的好處之一就是商業銀行可以提供更多的盈利性的貸款產品,貸款利息是銀行收入的主要來源,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由于銀行能夠對于貸款產品進行靈活的調整,會出現風險加大的問題。銀行為了避免或者是降低風險,會更自覺地建立信貸資產審核的體系,不斷完善借貸的管理制度,在實現盈利增加的同時,降低由于風險加大帶來的損失。由于我國當前的借貸市場供求之間不平衡,并且長期存在一種供小于求得局面,因此,大多數的企業需要從銀行中獲得資金支持,而在利率市場化下,銀行能夠有效的提高自身定價的能力。
(三)有利于銀行貸款利率定位的創新
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在不斷地加快,商業銀行在此種背景下,會不斷地對于自身的貸款利率定位進行調整,特別是在管理利率風險增加的影響下,銀行會不斷創新貸款產品。在過去的時代,貸款的利率較高,銀行出于壟斷地位,但是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進程發展,過去銀行的盈利通道發生了變化,刺激了銀行在傳統的存貸業務多樣化發展。
(四)利率市場化對于銀行貸款利率定位不僅是帶來了機遇,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挑戰。主要的挑戰包括:
(1)重新定價的風險
利率市場化下,對于銀行帶來的風險中最為常見的就是重新定價,或者是稱之為成熟期不相匹配的風險。這種風險之所以常見,是由于銀行的資產負債業務和表外的中間業務之間存在的時間差造成的,尤其是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利率是有市場供求決定的,不能保證利率的穩定性,一旦利率發生變化,必然會導致銀行內部重新定價的不均衡,進一步導致銀行的利差收入出現波動。尤其是在重新定價存在缺口,且缺口不為零的狀態下,市場上的利率發生變化,銀行會存在利率的風險。
(2)基準變動風險
這種風險主要來自于利率的變動,是一種銀行利率風險。利率市場化,導致現有的利率水平與市場時供求關系直接相關,一旦供求發生變化,利率水平就會隨之變動,導致銀行的盈利水平出現不確定性的因素。尤其是銀行的貸款利率重新確定的過程中,利率基準變動會增加銀行的盈利風險。
三、利率市場化下銀行貸款利率定位的建議
(一)提高銀行內部資產負債管理能力
利率市場化在給銀行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會導致銀行的信用風險增加,因此,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實現銀行對于內部資源負債管理的能力,一方面完善銀行的信用評估體系,針對于市場中的客戶行為進行考察,注意客戶財務狀況,尤其是關注其負債結構和經營成本,避免由于利率的變化造成的不可控問題。另一方面,銀行需要制定風險預警系統,利率市場化在國外的發展中已經漸趨成熟,國內的銀行亦可以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在內部設置預警系統,對于市場的變化進行監測,實現在利率出現波動時,預測可能發生的風險,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二)完善銀行貸款利率定價機制
我國長期以來,對于銀行的運行實現利率管制,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由于利率是有市場決定的,政府不能對利率進行管制,所以銀行相對來說在貸款利率定價機制方面比較欠缺。在面對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商業銀行對于利率有了更多的定價的權利,所以應該制定相應的定價原則,并在自身提供的貸款產品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產品定價,構建銀行貸款定價策略的模型,并在發展的過程中對于這個定價模型不斷完善。
(三)完善定價策略,重視傳統存貸業務
我國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與存貸利差之間存在較大的關聯,尤其是巨額的存貸利差對于我國銀行的盈利具有重要的影響,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會出現存貸利差收縮的現象,造成銀行盈利能力的下降,因此,針對定價策略完善的基礎上,也要保證銀行傳統的存貸業務的發展,在實現利率市場化進行的同時,保證銀行具有相應的盈利水平。
四、結論
利率市場化對于我國金融行業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尤其是對于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定價的影響,不僅是有著積極的一方面,還存在著巨大的風險,在這個背景下,銀行應該不斷提高自身的定價能力,降低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首先銀行在新的環境下的新發展。貸款利率市場化能夠為我國的經濟帶來新的生機,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創新,還能夠加快商業銀行業務的轉變速度,實現我國商業銀行體制的創新,為我國商業銀行定價和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參考文獻:
[1]傅曉初.利率市場化的制度供求分析[J].改革與戰略, 2012(3):17-18。
關鍵詞:信息化,發展經驗
信息化浪潮正在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經濟發展的進程,并改變著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人們也越來越迫切地意識到信息化不僅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趨勢,而且還是未來發展的制高點,它關系到科技、經濟、社會、文化、政治、軍事、國家安全的全局,其水平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經濟增長能力的重要標準。
我國的信息化建設一直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信息化道路,取得了一些成績,為實現經濟和社會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在建國六十周年之際,及時總結我國信息化發展進程的經驗對我國未來的信息化建設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信息化建設的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
從我國信息化發展歷程不難看出,我國信息化是在相對落后的生產力條件下,在推進工業化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順應世界潮流,在較高的起點向前推動的。在相對落后的基礎上發展先進的生產力是我國信息化發展最核心和最根本的特征,它是建立在我國特殊的國情基礎上的,體現了我國信息化發展的特殊性。從這個特殊性出發,就決定了我國的信息化不能走西方國家的老路――先工業化再信息化,而必須把工業化和信息化結合起來,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以信息化促進工業化,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并進,推動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信息化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可以說,工業化是信息化的物質基礎。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信息技術的研究與開發、信息產業的發展,都需要有工業化的發展作為載體和后盾。信息化技術的基礎研究、開發應用,要由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所獲得的資金積累來支持,同時,先進的制造技術和發達的制造業為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因此,高度發達的工業化是信息化發展的基礎條件和必要保證,沒有發達的工業化作基礎,信息化就缺少相應的物質基礎、產業依托和技術支撐。信息化的發展不能脫離工業化的基礎,不能盲目跨越工業化這個階段,繼續完成工業化仍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逾越的歷史任務。
2、在政府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作用
信息化是由國家主導,還是由市場主導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從發展趨勢看,以市場為主、市場與政府互補進行導向是信息化導向的基本方式,這一基本方式也可以概括成“在政府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一方面,政府通過統一規劃和基于長遠及全局利益的統籌協調來彌補市場的不足;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大力推進資金籌集、工程建設、運營管理的市場化運作。通過政府與市場的有機結合,走出一條低成本、高效益的中國信息化道路。論文大全。
首先,信息化的發展既提出了加快市場化進程的現實需求,也為加快市場化的進程提供了物質手段。市場化的發展也為信息化提供了具有支持和促進作用的活動舞臺和發展空間。因為信息化的發展取決于科技進步的腳步,而市場經濟是科技進步的土壤和水分,只有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科學技術才能沖破傳統的束縛,取得日新月異的發展,信息化才能獲得發展的動力。
其次,我們在強調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時候,也不能忽視政府的作用。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推進信息化,政府的地位有其特殊性。政府在信息化推進中的作用只能加強,不能削弱。這主要是因為:①信息化是信息技術、信息網絡普及應用和廣泛滲透的過程,但它不僅是技術本身,而是更深刻地涉及到管理制度、組織結構以至思想觀念變革。因此,信息化是一場革命,需要政府強有力的推動。特別是對于經濟基礎相對薄弱、國民教育素質較差的發展中國家,信息化的推動更需要政府高層領導卓越的政治遠見和戰略決策。② 推進信息化是覆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戰略舉措,而且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政府的組織協調工作不可缺少。
3、以應用需求為主導
信息技術、特別是網絡技術,自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逐漸成熟,已經成為當今信息化浪潮的驅動力量,但它對整個經濟社會的影響和由此引發的變革,取決于在各個領域的滲透和應用。技術是手段,應用才是目的。信息化實質上就是不斷擴大信息技術在各個領域、各個層次上的應用。
信息技術的應用改變了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方式,提高了信息資源轉化為財富的潛在能力。只有抓住應用環節,才能產生效益。信息化應用發展是由應用需求拉動和信息技術推動兩方面來驅動的。論文大全。一方面,信息技術的新發展為各種業務應用的發展提供了新機遇。另一方面,信息化應用發展又為信息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推動力和更廣闊的信息產業市場空間。信息化進程就是一個信息技術應用與信息技術、信息產業相互推動、相互依存的進程。
4、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相結合
信息化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的進步與創新。正是由于信息技術及其產業具有源源不斷的創新性,才使其成為當代最先進、最活躍的生產力。技術創新已成為推動信息技術應用的重要動力。鼓勵技術創新,首先要增加研發的投入。近年來,國家財政對科技的支持不斷增強,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研發經費年均增長速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其次,還要形成一定規模的研發力量。我國的研發力量主要由大學、科研所和企業組成,其中大學和研究所主要從事基礎類研究和技術開發類研究,企業的研究則集中在試驗發展領域,技術力量有了一定的積累。
在信息時代,技術革新的速度遠遠高于人和組織的轉變速度。信息技術的高速更新和廣泛應用,對原有結構、業務流程的變革和資源的重新整合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技術創新必須與體制創新相結合。從靜態的觀點看,現有的信息技術設定了信息化發展所可能達到的上限,但實際上能達到多少則是由制度決定的。從動態的觀點看,良好的制度能夠推動技術可能性邊界不斷擴大,而不良的制度只能造成技術進步停滯不前。
5、堅持人才隊伍建設
信息化人才是信息化發展的成功之本,對其他信息化要素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是信息化的依托和關鍵。信息化行業是技術變化快、滲透能力強和國際化特征顯著的行業,其中人才直接關系到信息化行業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被認為是信息化推進的核心和動力。論文大全。因而,積極推進信息化人才建設,在各行各業實施信息化人才戰略,是順應時展的需要,關系到信息化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核心競爭力的全面提升,不僅可以對各類人才發展起到統領作用,而且對推動整個科技創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信息化是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對我國來說,信息化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通過信息化可以實現產業優化升級、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可以為進一步改革、開放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反之,錯失信息化良機,我們將在新一輪的國際競爭中成為“邊緣化”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會越來越遠。但是我們也應看到,信息化建設是一個全新的事業,信息化也是一個漸進的歷史化發展過程,新的情況、新的問題層出不窮。不斷認真總結各個時期的經驗教訓,可以避免大的決策失誤,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以減少資源的浪費和不必要的損失,保證我國信息化建設始終沿著健康、有序的方向前進。
參考文獻:
1、懷鐵錚.信息化――中國的出路和對策[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2、游五洋、陶青.信息化與未來中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論文摘要]經過多次利率政策調整,我國利率體系改革積累了不少經驗,這在當前宏觀經濟穩定、金融市場初具規模、人們對利率波動敏感性和預期心理不斷增強的形勢下,無疑已使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向前推進了重要的一步。但是,現行利率管理體制中利率改革的基礎條件、傳導機制與外部環境尚不完備,直接影響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全面實施。
一、利率市場化的內涵
利率市場化是指利率的決定權交給市場、由市場主體自主決定利率的過程。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如果市場競爭充分,則任何單一的經濟主體都不可能成為利率的單方面制定者,而只能是利率的接受者。
利率市場化至少應該包括如下內容。
(一)金融交易主體享有利率決定權。金融活動不外乎是資金盈余部門和赤字部門之間進行的資金交易活動。金融交易主體應該有權對其資金交易的規模、價格、償還期限、擔保方式等具體條款進行討價還價,討價還價的方式可能是面談:L招標,也可能是資金供求雙方在不同客戶或者服務提供商之間反復權衡和選擇。
(二)利率的數量結構、期限結構和風險結構應由市場自發選擇。同任何商品交易一樣,金融交易同樣存在批發與零售的價格差別;與其不同的是,資金交易的價格還應該存在期限差別和風險差別。利率計劃當局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對利率的數量結構、期限結構和風險結構進行科學準確的測算。相反,金融交易的雙方應該有權就某一項交易的具體數量(或稱規模)、期限、風險及其具體利率水平達成協議,從而為整個金融市場合成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利率數量結構、期限結構和風險結構。
(三)同業拆借利率或短期國債利率將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本指針。從微觀層面上看,市場利率比計劃利率檔次更多,結構更為復雜,市場利率水平只能根據一種或幾種市場交易量大、為金融交易主體所普遍接受的利率來確定。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同業拆借利率或者長期國債利率是市場上交易量最大、信息披露最充分從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市場利率,它們將成為制定其他一切利率水平的基本標準,也是衡量市場利率水平漲跌的基本依據。
(四)政府(或中央銀行)享有間接影響金融資產利率的權力。利率市場化并不是主張放棄政府的金融調控,正如市場經濟并不排斥政府的宏觀調控一樣。但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政府(或中央銀行)對金融的調控只能依靠間接手段,例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影響資金供求格局,從而間接影響利率水平;或者通過調整基準利率影響商業銀行資金成本,從而改變市場利率水平。在金融調控機制局部失靈的情況下,可對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金融行為進行適當方式和程度的窗口指導,但這種手段不宜用得過多,以免干擾了金融市場本身的運行秩序。
二、利率市場化的動因
(一)利率市場化的最主要動因在于,它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就在于,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的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而資源的配置首先是通過資金的配置完成的。這就要求資金的價格商品化,由市場供求決定,使投融資主體根據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要求公開自由競價,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必要的利率管制。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簡單的競爭壟斷模型來分析利率在管制和市場化情況下不同的福利效應。
完全競爭的借貸市場暗含著的前提條件是:第一,構成借方的諸多借款人是完全競爭的,構成貸方的諸多貸款人是完全競爭的,資金的借貸雙方也是完全競爭的,因而,借款和貸款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左右借貸市場的價格,只能是市場價格的被動接受者。第二,借貸雙方都是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借方或貸方,任何一方影響市場價格的變動另一方立即會做出有利于其邊際效益的理性反映。第三,借貸雙方對信息的占有是充分的。
(二)由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率市場化動因。①加入WTO的需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國際化成為世界金融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也帶動了國際貿易和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國金融業應進一步創造條件逐步實現與國際金融接軌,而條件之一就是以利率和匯率為中心的金融商品價格形成市場化。②迎接網絡經濟的需要。以互聯網技術為核心的網絡經濟無疑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主流。網絡銀行是銀行業適應網絡經濟發展的一項創新。網絡銀行迅猛發展的一個原因在于它極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由此帶來服務的價格優勢。
三、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總體思路
上述這些問題的存在,決定了當前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會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根據國際經驗,結合我國目前經濟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我國利率市場化的總體思路。根據實際情況,我國推進利率市場化的總體思路可考慮為:
(一)放松對商業銀行的利率管制與培育貨幣市場并舉,提高貨幣市場上形成利率信號的導向作用,逐步形成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有管理的同業拆借利率,初步建立起以中央銀行再貸款利率為引導、以同業拆借利率為基礎的利率體系。
(二)在放松商業銀行不同貨幣利率管理中,應當先放松對外幣利率的管制,后放松人民幣利率的管制;對商業銀行的不同業務品種,應當依據不同市場主體對于利率信號的敏感程度,遵循先批發、后零售的順序,先放開貸款利率,后放開存款利率;對于存款利率,先放開大額存款利率,后放開小額存款利率。
(三)在放松貸款利率管制的進程中,及時擴大利率的浮動幅度,簡化利率種類,逐步健全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體系,并在國有銀行完全商業化的基礎上,使我國的金融業與國際接軌。
四、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政策的配合
當前,利率市場化的思路和方案已經基本明晰,當務之急是積極創造條件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程,防范和化解利率市場化進程中蘊藏的各種風險。從目前看,推進利率市場化應當有以下政策的配合。
(一)加快進行國有企業的債務重組與制度創新,硬化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特別是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企業內部的法人治理結構,形成對投資效益、資產質量、財務狀況的出資人約束機制,在此基礎上實現企業借貸行為的合理化。
(二)推進商業銀行制度建設,強化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加強其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金融監管,確保銀行體系內的有序競爭。
(三)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尤其是貨幣市場,放寬中央銀行對貨幣市場的限制,以便發現資金的市場價格,并以此作為中央銀行進行利率政策操作的參照指標,依據市場資金供求狀況靈活進行調整。
(四)加大貨幣政策的實施力度,發揮中央銀行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作用,創造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保障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順利進行。
(五)把握好利率市場化與金融業開放的關系。吸收東亞地區利率市場化的經驗教訓,在利率市場化改革時,一定要把握好金融業對外開放的節奏。
參考文獻:
[1]李鳳玲,《對利率市場化的淺析》,江西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
【論文摘要】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經驗表明,經由國債市場的發展來推進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是比較有效的改革路徑之一,從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看,真正能夠成為基準利率的是國債市場的利率。文章提出完善我國國債市場的建議與措施。
一、利率市場化需要完善的國債市場
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經驗表明,經由國債市場的發展來推進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是比較有效的改革路徑之一。十多年來的中國國債的市場化改革對利率的市場化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國債二級市場及其收益率的形成、國債一級市場引入競爭性的招標機制、國債回購利率的市場化、國債期貨交易的試驗等改革舉措,是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加快了改革的進程。近年來中央銀行開展公開市場業務引導市場利率,以及各種利率市場化改革措施的出臺,都為最后放開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準備了基礎條件。但是,隨著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利率市場化的進程逐步加快,中央銀行亟需確定一個市場基準利率來引導市場利率。
所謂市場基準利率,是在多種利率并存條件下起決定作用的利率,是金融市場上所有金融產品價格確定的重要參考依據,是人們公認的并普遍接受的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利率。目前,中國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利率實際上起著基準利率的作用。但從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看,真正能夠成為基準利率的是國債市場的利率。
首先,從國際金融市場的一般規律來看,能夠成為基準利率的必須是流動性好的金融商品的利率。國債利率具備這一特點。國債有“準貨幣”之稱,變現力極強,它的價格形成與波動能夠靈敏地反映資金市場供求的變化,因而可以成為其他金融工具定價的基礎。誠然,國債利率也會受到通貨膨脹和到期風險的影響,但由于國債到期還本付息是一個固定額,在通貨膨脹率與利率變化可以預期的條件下,國債利率就自然成了基準利率的代表。實際上,美國、日本等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市場基準利率就是國債利率,國債利率處于整個利率體系的中心環節,它的變動決定其他金融工具利率的變動。
其次,作為基準利率,必須能夠較好地反映不同期限的利率水平。國債利率也具備這一優點。在債券期限結構理論中,預期理論與市場分割理論從不同側面解釋了不同期限債券利率水平差異的原因。預期理論在債券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前提下證明了債券利率差別的原因是期限的長短,即將長期利率等于債券到期之前未來短期利率預期的平均值。市場分割理論則在市場不完全性與不同期限債券不是替代品的前提下說明了各種期限債券利率取決于各種債券市場的供求狀況。期限結構理論與流動性升水理論則綜合了上述兩種理論,將長期利率等于債券到期之前未來短期利率預期的平均值加上反映不同期限債券供求狀況的期限升水,從而比較全面地解釋了不同期限債券利率差別的原因。非國債(如企業債券)不同期限利率的決定雖然也可以用以上理論解釋,但由于存在違約風險,因而無法用來決定利率的期限結構。而國債的發行主體是政府,一般不存在違約風險,其利率結構也就不受違約風險的干擾,因而可以較好地反映不同期限利率的差別,能夠成為基準利率的最好選擇。同業拆借利率雖然也是反映市場資金供求狀況的利率,在市場交易規模、交易者數目和規范化程度上與國債市場也有可比性,但同業拆借市場畢竟只是一個短期拆借市場,同業拆借利率也只是對短期利率有參考作用。國債市場則是提供短、中、長期不同期限債券種類的市場,可以反映不同期限的利率水平。
一旦國債基準利率形成,國債市場的發展對其他金融市場將產生巨大的影響。它不僅改變金融市場規模格局,而且還影響其他市場利率水平的確定,出現明顯的利率市場化的傳遞效應,其中影響最明顯的是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和銀行存款市場。因為國債市場發展后產生的大量資金需求,首先會沖擊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和銀行存款市場,結果必然是,在國債市場發展以及國債利率市場化的影響下,銀行同業拆借市場的利率市場化機制將更加完善,銀行存款市場也將逐步放松利率管制。
二、完善我國國債市場的建議與措施
完善我國國債市場,提高國債市場流動性,推進利率市場化是充分發揮我國貨幣政策效應的必要條件。目前,完善我國國債市場應從以下方面著手。
1、完善國債發行機制
(1)進一步規范滾動發行機制。擴大基準國債期限品種范圍,進一步健全滾動發行機制,使一級市場國債發行形成更加持續的發行利率曲線,也使一級市場國債招標價格更好地發揮對國債定價與估值的參考作用。
(2)嘗試推出國債預發行機制。為建立發行前債券價格揭示機制,規范一級市場債券分銷行為,借鑒國際成熟債券市場預發行做法,在中國國債市場嘗試進行國債的預發行操作。
2、優化國債期限結構和持有者結構
優化國債期限結構和持有者結構,增強國債市場的流動性,提高國債市場的調節功能。
(1)合理設計國債的期限結構。國債期限結構的形成往往是一個復雜的不斷變化的過程。政府必須兼顧自身與應債主體這兩方面的要求和愿望,同時考慮宏觀經濟條件和清償能力等因素,對國債的期限結構做出選擇。
(2)優化國債的持有者結構。國債持有者結構單一是我國國債市場的一大痼疾。這已在相當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國債市場的規范和發展。針對這種情況,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中央銀行持有的國債規模要加大,配合貨幣政策的運用,提高公開市場操作的傳導效果。第二,取消對商業銀行購買國債的某些限制,使國債成為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促進現有養老保險基金等機構的發展并培育國債投資基金。這將有效地提高國債市場的參與程度,促進國債市場發行效率的提升。第四,允許國外投資者購買一定比例的國債。這既有利于我國利用外資政策的實施,又有利于調節國債持有者的結構。
3、大力培育機構投資者
目前市場交易主體還比較單一,現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交易主體雖然己增加到900多家,但仍然主要是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現在還很少進入這個市場,這樣就限制了這個市場的覆蓋面。在我國,商業銀行目前卻是債券市場的主要投資人。應大力發展非金融機構投資者進入國債市場,尤其是債券投資基金,由于債券投資基金具有專業投資和規模經濟的優勢,它們的投資風格更加穩健,有利于國債市場的健康平穩發展。
4、發展國債投資基金
國債基金有封閉式和開放式兩種基本形式,同一般的證券投資基金相比,國債投資基金是國家信用和非國家信用相結合的表現形式,國家信用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國債基金的絕大部分資金是投向國債的,同其他類型的投資基金相比,國債投資基金具有信譽高、風險小、收益穩定的特點。
5、大力發展國債市場中介機構
(1)擴大一級自營商范圍,完善做市商制度,活躍國債市場。第一,擴大一級自營商范圍。我國中央銀行應在嚴格要求的前提下,積極創造條件,進一步擴大一級自營商成員,盡早讓一些業績好、信譽高的證券公司和信托投資公司加入到一級自營商隊伍中來。第二,完善做市商制度,擴大做市商隊伍。我國雖已經建立做市商制度,但由于制度不完善,導致報價券種偏少,很多債券不能及時報價或沒有報價,價格信息難以及時發現和披露。
(2)大力發展國債市場經紀人。一些國家的政府為了提高國債市場的流動性,非常重視經紀人業務。經紀人作為給交易商提供中介服務的機構,是連接交易商的重要媒介,經紀人本身不參與交易,只是將市場交易進行有效的配置,提供價格發現機制,提高交易的成功率。隨著我國國債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市場參與者的增多,直接交易不利于提高市場效率。目前我國同業經紀人只有一家,缺乏競爭和效率。因此,培養一大批活躍的經紀人隊伍對發展我國場外債券市場顯得尤為迫切。
6、建立統一、規范、分層次的國債市場體系
(1)一個競爭、有序、統一、高效的國債市場是央行公開市場政策利率傳導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在國債市場的建設中,當前應集中精力建立以銀行間債券市場為核心市場。繼續拓展完善銀行間債券市場,吸收各類金融機構投資者進入,以之作為批發債券市場。
(2)我國目前的國債流通市場呈現分割的狀態,銀行間國債市場和交易所國債市場各自存在。國債市場的兩個子市場之間既獨立運作又互相溝通。但市場交易具有連續性,人為地把不同交易主體分割到不同的市場,不利于擴大市場規模,完善市場機制。而且兩個市場價格差的存在也不利于管理層更好地把握宏觀經濟情況。因此,應逐步將兩個市場統一起來,促進國債交易在更廣的范圍內開展。健全國債交易的基礎設施,構建統一的國債托管結算清算系統,是統一流通市場的關鍵。
7、積極發展國債期貨市場
目前我國債券市場沒有衍生金融工具,在現有的交易體系和交易手段下,投資者無法有效地解決利率波動帶來的巨大風險,使得機構投資者難以進行避險與對沖操作,阻礙了其對債券市場的進一步參與。市場上投資者追漲殺跌,不利于債券市場的穩定。發展國債期貨等衍生金融工具市場,可以為投資者提供規避風險的有效手段,促進市場價格發現,對于長期進行大量債券投資的商業銀行、保險公司信用社、基金等機構投資者來說,十分重要。
【參考文獻】
關鍵詞:制度變遷;經濟增長;內在關系;實證檢驗;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5―0018―09
標準的經濟增長理論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變的,所以無法認識到制度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那么,為什么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把社會和制度變革作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動因?為什么在資源、人口、技術都沒有巨大變化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里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為什么有些貧窮國家在最近的幾十年里能獲得快速的增長,而有些國家卻仍在零增長線上掙扎?制度變革與經濟增長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過對中國經濟轉軌和經濟增長內在關系的實證研究來試著說明這一問題。
一、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回顧
人們對于當今經濟增長模型批評最多的是,模型在強調人力資本、知識和技術作用的同時,卻忽視了制度要素。諾斯在評價內生增長模型時指出:“這些模型都取決于一個能驅動模型的暗含的激勵結構的存在,如果不將制度中派生出來的激勵結構作為這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研究對我來說將是一個無結果的試驗”。[1]諾斯從制度安排的]進角度,提出了經濟增長由制度“啟動”的論斷,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為解釋和比較不同制度或體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變遷理論的引入,極大地擴展了經濟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和應用空間,它揭示了制度的動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
從目前來看,關注制度與增長間關系最多的還是新制度經濟學家。正是他們的不懈努力,才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研究制度與增長間關系的必要。當然,其他一些主流學者也從相關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如Schulley的經驗研究就證明了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Jones and Keeper則用考慮有制度背景的影響模型和實證檢驗突出了這一點;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發現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是互相促進的,兩者并不能截然分開;而lener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Tomell和Eicher分別從產權制度和制度實施效率這個角度分析了內生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2][3][4][5]
除了國外學者的研究外,一些國內學者也在考慮制度與增長間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種關系。如盧荻、沈坤榮、張軍、林毅夫和雷欽禮等學者都對該問題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們認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易于在短期內被人們觀察到,而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表現不明顯或者不易衡量,這可能是許多經濟學家忽略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們還從不同的視角考慮了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有國內的一些學者通過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內生增長模型來進而揭示制度與增長的關系,如雷欽禮在其博士論文中做了一個嘗試;劉紅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澤填等青年學者也在這方面做了努力和嘗試。[10][11][12][13]但總的來看,關于制度和增長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這還是一個不清晰的問題,本文就想換一個思路,通過檢驗當代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來揭示這一問題。下面,本文就通過把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當作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來探究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二、轉型指標的設定及量化標準
把經濟體制轉型作為制度變遷的實例來研究,首先必須量化轉型指標。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編制的改革進展指數(IRP)指標體系中,包括了企業、市場與交換、金融體制和法律改革4個領域的共10項指標。在世界銀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報告中,世界銀行對經濟轉型進展與評估是分類獨立進行的。[14]世界銀行對經濟轉型的評估集中在四個領域,分四大類著手考察,它們分別是自由化、財產權和私有化、機構以及社會政策。
盧中原、胡鞍鋼選擇了投資市場化指數、價格市場化指數、生產市場化指數、商業市場化指數四個單項的市場化指標。[15]國家計委課題組是從商品市場化程度和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進程測算向市場體制轉型的程度,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按勞動力和資金市場化程度考察,勞動力程度由市場化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重決定,資金市場化程度由銀行信貸資金的市場化程度來近似反映。陳宗勝等學者通過對企業、政府、市場三個方面的考察來測度市場化進程[16]。
在構造轉型指標時必須做到科學性和可行性的結合,即所構建的轉型指標應該能夠較好地反映出轉型的實際進程和結果。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呈現的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的趨勢是同步的,這種耦合的趨勢可以很好地揭示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經濟轉型)的內在關系。在刻畫中國經濟轉型的指標方面,我們參考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17]、陳宗勝等學者的相關研究,并結合國內外其他相關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見解,我們把反映中國經濟轉型的量化指標確定為以下四個方面(見圖1):
(1)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本文用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中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來表示。公式如下:NL: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
(2)市場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國市場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們選取投資的市場化指數來表示,即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投資”三項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來表示,公式如下:ML=(外資+自籌資金+其他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
(3)對外開放程度(OL)。反映經濟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公式如下:OL=(GDP-進出口總額)/GDP。
(4)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GL)。我們以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地方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的變化程度。
參照ERBD對改革進展指數(IRP)編制所設定的權重系數和國內、外學者對上述指標重要性的排序情況,我們設定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市場化程度(ML)、對外開放程度(OL)和政府干預程度(GL)對轉型進展的刻畫重要性分別為:0.4,0.4,0.2和0.2。那么轉型進程綜合指數(TL)可以表示為(見圖2):
三、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檢驗
我們可以用圖3來表示經濟增長指數與經濟轉型進展指數之間的關系,我們發現僅從圖中很難確定二者之間內在的關系,下面我們通過對二者之間進行協整和因果關系檢驗,來進一步確定二者之間的內在關系(經濟增長指數是指把GDP以1978年設定為100計算的各年可比價格比增長指數)。
本文的實證檢驗分4個步驟完成:第一,利用單位根檢驗確定時間序列lnGDP(GDP指數數據的自然對數形式),和lnTL(經濟轉型進程指數數據的自然對數形式)的平穩性;第二,確定lnGDP和lnTL之間是否具有協整關系;第三,采用格蘭杰因果性檢驗考察lnGDP和lnTL之間的因果關系;第四通過VAR模型進一步驗證二者的內在關系。本文所有檢驗結果均使用Eviews4.0計量經濟分析軟件進行了多次回歸分析而得。
1.變量平穩性檢驗
數據選取本文采用前文計算的經濟轉型進程綜合指數和歷年經濟增長指數的變化數據作為樣本數據。lnGDP和lnTL按照有關數據計算而得,其中,以上2個變量均取自然對數,是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樣本空間確定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對中國整個經濟轉型期做一個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將利用單位根檢驗來確定lnIF和lnFDI兩個變量的平穩性,具體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為
按照AIC最小值法則選擇最佳滯后期項數(2期),見如表2。從VAR模型擬合結果也可以看出(見表3),經濟轉型確實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一種較弱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的時間較長,且不會在短時間內衰減;而經濟增長卻是經濟轉型的內在決定因素,并且這種決定因素會在較短時間內衰減。
LnGDP(經濟增長)與LnTL(經濟轉型)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與單向因果關系,這從表1和表2的檢驗結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長期均衡增長關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故GDP與TL之間也存在協整關系。由表2和表3知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即經濟增長是帶動經濟轉型的格蘭杰原因,而經濟轉型并不是引致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但二者的協整關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說明,雖然經濟轉型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但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確實能有一定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是長期的(如滯后1期與滯后2期影響系數比較接近)。
四、結論與啟示
很多人認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會起到決定作用,如中國的經濟體制轉型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現象。但我們通過二者的內在關系分析卻發現,結果恰好相反,正是經濟增長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變遷決定經濟增長。這也說明諾斯的推論是有疑問的。當然,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存在的協整關系也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長期相關關系,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卻不是決定性的。
我們再透過20世紀末期以來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轉型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知道,在經濟轉型問題上提倡“華盛頓共識”的學者認為,所有的經濟問題實際上都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而市場無疑是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過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場化的策略,轉型國家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成功走向市場體制。但事實證明“華盛頓共識”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為轉型而轉型”的狹隘目標以及忽略增長取向的實現途徑上。本文的研究也說明,經濟增長對經濟轉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同步考慮,只有在增長中來推動轉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這正是“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內在涵義。
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告訴我們,為了經濟增長而重視制度創新是必要的,但過分倚重制度創新來達到經濟增長的決策是沒有根據的。制度變遷并不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說明在推動經濟增長中僅靠制度變革是行不通的,必須通過制度變革達到提高有效勞動、資本存量和技術進步改善才能達到。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和VAR模型關系也說明,在經濟增長中制度變遷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但這種作用還是不能忽視的,并且制度因素還會通過對其他增長因素的影響來長期影響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1]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179-180.
[2]SCULLY, GERALD W.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88,(3):652-662.
[3]RODRIK, DANI. 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J].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540.
[4]ACEMOGLU, DARON and SIMON JOHNSON.Unbundling Institutions Rand [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87):68-103.
[5]GERARD ROLAND.Transition and Economics[M].Prefac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0.
[6]盧荻.變革性經濟增長:中國經濟的結構與制度分析[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7]沈坤榮.體制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增長[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8]張軍.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解釋中國經濟增長下降的長期因素[J].經濟學季刊,2002,(1).
[9]林毅夫,劉培林.經濟發展戰略對勞均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影響――基于中國經驗的實證研究[C].林毅夫發展論壇討論稿,2002.
[10]雷欽禮.制度變遷、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
[11]劉紅,唐元虎.現代經濟增長:一個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模型[J].預測,2001,(10).
[12]皮建才.制度變遷、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一個分析框架[J].公共經濟研究,2005,(5).
[13]王澤填,盧二坡.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C].廈門大學2005年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國際研討會交流論文,打印稿,2005.
[14]世界銀行.1996年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M].北京:中國財政出版社,1996.
[15]盧中原,胡鞍鋼.市場化改革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J].經濟研究,1993,(12).
[16]陳宗勝等,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7]馮舜華等.經濟轉軌的國際比較[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